克林顿政府与中美关系的演变

一、克林顿政府与中美关系的演变（论文文献综述）

刘波^[1]（2021）在《冷战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演变研究》文中提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台军售政策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之中。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政策性工具,30多年来,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被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并且在不同政府时期不断调整、丰富其内容。本文采用文献归纳和数据分析等方法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演变和趋势作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在历史纵向上呈现出渐进式的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是数量上表现为对台军售数额越来越多,冷战结束导致的国际格局调整和对华战略变化使得美国重新聚焦对台军售。老布什政府开启大规模对台军售的先河,对华有着意识形态偏见并且处于经济困境的克林顿政府在老布什基础上提升了对台军售额度,其任期内的军售频次也为冷战结束至今之最。刚上台的小布什将中国大陆看作是“战略竞争者”,其背后现实主义作风强硬的美国政府将对台军售用作同中国大陆进行战略竞争的重要手段,小布什政府任期内对台军售额度又较此前克林顿政府更上一层。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稳定阶段,奥巴马政府虽然在对台军售上有所克制,且努力不让台湾问题影响到中美关系,但是出于前面历届政府在对台军售上的巨大成本投入,奥巴马政府也因政策惯性也进行3次对台军售,并且维持在相当高的额度。到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两国进入全面战略竞争状态,特朗普政府频繁在台湾问题上做小动作,对台军售也是其中一方面,特别是到任期结束前一年,不断提交军售议案,对中国大陆进行挑衅,其任期内军售总额达到历史最高值。其次是质量上表现为美国对台军售项目内容质量越来越高。鉴于中美建交后签订的公报限制和中美关系敏感性。在冷战结束前,美国对台军售通常出售的是美国军队及其盟军使用老旧的硬件武器,同时伴有一定的零件、后勤服务。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违反《八·一七公报》内容和精神,不断地扩大对台军售项目内容。除硬件武器之外,美国还开始对台出售软件以及军售相关配套服务,使得美国对台军售在待遇上向美国的“盟友”看齐。军售项目内容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在美国对台军售项目清单中见到越来越多的先进性武器。从老布什政府的爱国者导弹、F-16飞机到克林顿政府的一系列软件和鱼叉导弹,小布什政府的反潜飞机、驱逐舰、直升机到特朗普政府后期一系列此前美国不对外出售的先进武器。最后是美国对台军售时机选择上企图通过频繁军售来实现常态化。美国对台军售,尤其是出售数额较大,项目较为敏感的军售时,会选择较为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历任总统上台后的第一次对台军售会引起众多关注,克林顿、小布什、和特朗普在上台后半年之内就开启了对台军售,这背后折射的是美国政府对台湾战略意义上的重视。其次是在中美关系陷入困境的时候,如老布什政府时期中国政治风波后、1996年台海危机后、2001年南海撞机以及特朗普政府时期挑起对华贸易战后,对台军售在频次上相对较为频繁,反映的是美国政府将对台军售作为政策性工具用以制衡中国大陆。最后是在中美关系比较好的时期,美国会毫无征兆性的进行对台军售,并且是大批次、大额度的军售,以奥巴马政府为代表。但是在特朗普后期,美国政府正在频繁提及一个词“对台军售常态化”,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笔者将对台军售常态化理解为一个过程。首先是在数量上,在频次和数量上逐步增加,即使是在中美关系较好的时期也要维持对台军售就是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战术企图让中国大陆被动习惯,在质量上也不断提升,企图造成《八·一七公报》的破窗效应,最后是时机选择上也不再表面上顾及中国大陆的感受。总的来说就是,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对台军售政策演变是在逐步突破《八·一七公报》以达到对台军售常态化,使得美国能够长期利用美国对台政策工具阻碍中国统一,干扰中国大陆发展进程、维持美国在东亚、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以达到“以台制华”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

唐姝颜^[2]（2020）在《从中美教育交流看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文中研究说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的美国传教士来华,历史十分之悠久,发展轨迹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受其思想传统、外交经验的影响,美国对华文化外交呈现出别具特色的美式价值观。研究美国对华文化外交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美国文化外交,也有助于中国制定出更适合的文化外交政策。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此时两极格局坍塌,全球化趋势加强,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愈发凸显,美国对华文化外交不光要继续承担服务于两种政治制度的工作需要,还要应对新形势下中国带来的挑战。这一阶段,美国历经了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和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两任总统的领导,国内、国际局势纷杂多变,对中国的态度也受国际环境、意识形态、经济形势等方面的影响,两任总统的总体战略思维不同,对华文化外交的实践也并不相同,而教育交流作为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不同的时期受不同原因的影响,其表现趋势都大不相同,在某种意义上,冷战结束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可看作是某一时期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晴雨表,方便我们看出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转变。本文从20世纪90年代的教育交流入手,尝试归纳出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特点,为了文章的完整性,文章首先将对美国对华文化外交进行简要概述,包括其思想来源、实施路径以及历史轨迹,接着从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教育交流分析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最后分析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影响因素、作用以及对我国的启示。20世纪90年代离我们并不遥远,很多历史事件的影响到现在仍可体会到,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战略意图,为我国对美文化战略调整实施提供依据。

邹雨佳^[3]（2020）在《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美阶段的“复关入世”谈判以及中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谈判,旨在探索出中美经贸谈判中美方谈判策略与美国国内“受众成本”的关系。文章第一章主要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前辈对于相关问题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深化并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第二章阐述了中美关系发展的两条主线,也同样是贯穿文章的两条主要脉络,即:中美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发展。通过描述各个时期中美经贸发展与该时期内中美政治局势的规律,总结出双边关系的特点,并从中提炼出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政治对经济如何发挥作用的逻辑线索。第三章是全文的主体部分,进一步细化了第二章的结论。首先,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美国国内政治,并按照不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和在整个政治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借以普特南的“双层博弈”框架,来说明在国际谈判中,美国国内政治机制对谈判策略的影响。其次,将通过对美国国内政治机制的考量,结合詹姆斯·费伦的“受众成本”理论分析得出“美国受众”在美国对外政策立场的影响。最后,通过中美经贸谈判的事实案例加以结合,得出“美国受众”如何决定了美国对外经贸谈判的谈判策略。文章选取的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两场几乎同时进行但谈判策略却截然不同的中美经贸谈判。通过比较“复关入世”谈判中,美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强硬立场,从将之与最惠国待遇资格“挂钩”到“脱钩”的过程和双方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谈判,美方立场的软化同意、中方与之达成“假让步”的非实质性协议,能清楚完整地展示“美国受众”在美国对外经贸谈判策略方面的影响力。

游启明^[4]（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于红丽^[5]（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认为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田崇永^[6]（2020）在《从“接触”到“竞争” ——试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转变》文中提出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以往历届政府国安报告不同的是,这份报告把美国的战略中心转移到了“大国竞争”上面,而中国则属于大国竞争的主要对手,此后一系列报告也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加以看待,美国对华战略发生改变,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以往以“接触”战略为主的“竞争”战略。由于对美外交是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重中之重,美国转变对华战略必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国内外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等。第二章主要针对冷战后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形成及其演变进行梳理,从而为特朗普上台后转变对华战略奠定基础。第三章主要论述特朗普政府对冷战后美国延续至今的“接触”战略的转变、包括经贸、机制、安全、科技、人文等各个战略层面,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美国转变对华战略、实施对华竞争的特点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第四章主要以层次分析法视角剖析美国转变对华战略的原因。这一部分以国内政治服务于国际政治为基本立足点,在此基础上探讨国际体系环境变化对领导者个人和国内社会的影响,从而推动领导者个人、国内社会与国际体系等因素共同作用于国家外交政策,为正确认识当前美国转变对华战略奠定基础。最后一章在总结前文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和自身建设两方面提出应对措施、管控两国分歧。同时,基于中美权力位置趋近、中国无意推翻当今国际秩序的现实,本文还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做出预测——虽然中美未来发展走向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彼此之间不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竞争将成为中美未来关系发展的常态。本文结论认为,美国必定会继续对“竞争”战略的内容进行充实和对“竞争”策略的手段进行细化。

丁敏潇^[7]（2020）在《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美经贸合作的全面展开,经贸摩擦也相伴而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2018年3月,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宣布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制裁措施。随后,双方先后进行了四轮加征关税的较量,波及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商品,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除此之外,中美贸易战还伴随着激烈的科技竞争和制度竞争,美国通过“实体清单”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限制中国企业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针对中国设置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障碍,意图重构国际贸易体系排斥中国。回顾上个世纪日美经贸摩擦的发展,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摩擦全面升级为经贸冲突,双方在科技、专利、情报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博弈,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战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随着经贸冲突的加剧,经贸摩擦不再是单纯由贸易失衡引起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乎国家相对优势的实力竞争。需要注意的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并非完全相同。虽然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是汽车、半导体、超级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个别领域的贸易摩擦仍然是由日本对美出口激增导致的,日美两国也始终坚持在经济框架内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经贸争端。然而,中美贸易战期间加征关税的商品几乎覆盖中国对美出口的所有商品,摩擦激烈的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等领域并不存在贸易失衡,“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也并未涉及个别领域。不同于日美经贸摩擦的以威胁促协商,中美经贸摩擦明显表现出以打击促遏制。这是因为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美国对于中国的安全顾虑远甚于日本,所以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主张同中国展开全面竞争。换而言之,激烈的经贸冲突不仅包含经济利益的竞争,还可能包含安全利益的冲突,中美贸易战更加激烈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和安全顾虑。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贸易合作与摩擦是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相互依存降低了国家间使用军事力量相互打击的可能性,也赋予了国家使用软实力影响对手的能力,经贸政策也能够发挥威胁、遏制或战略的作用维护国家安全。全面、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战,不仅需要分析经贸摩擦的经济因素,更要考虑经贸摩擦的非经济因素。文章从经济、战略和安全三个视角出发,梳理日美经贸摩擦不同时期的特征,归纳中美经贸摩擦不同阶段的表现,对比分析日美经贸摩擦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异同,从而说明日美经贸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本质区别在于美国不同的战略和安全考虑。文章指出,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和当前的中美贸易战都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经济贸易问题被美国当作遏制对手的工具。换而言之,经济贸易摩擦实则是美国应对日本经济复兴和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是大国竞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表现形式。同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相比,没有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也不似日美以安全同盟关系作为战略互信的基础,中美贸易战势必会更加激烈。美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大国”,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在于中国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的发展,更在于中国凭借自身经济技术实力谋求地区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更替,所以经贸冲突还伴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制度话语权冲突。由于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导致其他外交手段缓解中美经贸摩擦的作用有限,所以美国坚持运用经济外交工具对中国施加压力,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经贸冲突的烈度。随着中美竞争的继续,未来中美经贸摩擦仍有加剧的可能,中国应该从战略和安全的高度做好应对准备。

冯帆^[8]（2020）在《从属与独立 ——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与对华战略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修正主义者”,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此同时,美国对台政策也经历着较大调整。国内学界普遍解读为美国在打“台湾牌”,利用台湾的战略价值作为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或是以此遏制中国崛起,继续“以台制华”。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从属于美国对华战略的。但是,国外学界多有不同声音,不认为美国对台政策只是对华战略的从属,反对将台湾视为中美之间可交易的筹码或是遏制中国的工具。本文认为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基本从属于对华战略,但也存在一定的独立性,用“从属”、“以台制华”等说法来概括美国整体对台政策失之简单。本文通过对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与对华战略的历史回顾,发现美国对台政策基本从属于对华战略,但也存在不从属于对华战略的案例。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中美关系、美台关系、美国政治、台湾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基本从属于对华战略,但也存在一定独立性的原因。应该认识到美国对台政策的复杂性,不能简单认为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就是因为对华战略的变化,需要更加重视美台关系、美国政治与台湾政治的复杂作用。

冲佩璇^[9]（2020）在《智库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克林顿政府作为后冷战时期美国真正意义上的首届政府,其形成的对华外交政策奠定了整个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总基调。纵观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形成过程,可以发现美国各类智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智库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制定这个角度出发,进行中美关系研究,可以重视智库在中美交往中的作用,从新视角厘清美国对华政策脉络、掌握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精髓。智库能够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制定,是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所促成的。以白宫和国会斗争为主形成的去中心化、各自为政的政治体制,以及政党组织体系松散和动员大众能力的下降造成的宽松政治环境,为美国智库提供了进行政策建议的真空地带。同时,经过保守主义运动之后,美国智库开始带有党派色彩,他们积极为自己归属的党派提供政策建议来进行党派斗争,自此加大了智库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程度。伴随着智库“中国学”研究的深入,以克林顿政府时期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为契机,美国智库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产生的影响开始凸显。奉行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且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智库和奉行自由主义外交理念且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智库,以及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无党派色彩的中立智库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三大派别的智库在各自外交理念指导下分别提出对华“威慑接触”、“弹性接触”和“遏制并接触”政策,三种形式迥异但目的都是以美国利益至上的政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克林顿政府官方对华政策倾向的形成。三大派别智库依据各自的政策倾向,在对华经贸问题、涉台问题和如何应对中国能源、环境发展问题,中国军力发展问题、民主人权问题上提出意见建议。总的来说,保守主义智库政策建议表现出遏制成份多于接触成份的特点,自由主义智库政策建议表现出接触成份多于遏制成份的特点,中立智库政策建议是视中国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是否在美国接受范围内,来决定对华采取遏制为主、接触为辅还是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政策。不管三大派别智库在各自信奉思想、理念指导下总体政策倾向和具体政策建议如何,其最终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使美国在美中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三大派智库作为可以影响美国政策成型的权力二层,他们通过“旋转门”机制、充当候选总统政策设计师和政策营销手段,动员权力内层和权力外层来共同影响政府决策,通过各种政策营销方式促成克林顿政府对华“遏制+接触”政策的形成。

岳圣淞^[10]（2019）在《政治修辞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1993-2018）：决策视角下的话语研究》文中提出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受到国内政治、双边关系和国际政治等因素影响。此外,决策方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作为决策主体,决策方在认知和界定情势方面掌握主动权,无论是何种可能影响政策最终走向的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方主观认知的判断、筛选、认知和过滤,才能最终以特定的形式在政策中被呈现出来。政策的本质是话语,为了在政策中体现主观认知和偏好,进而影响政策的走向,决策方需要以特定的方式操纵政策话语,精心设计和选择叙述的框架,综合运用话语资源,对政治受众采取有针对性、系统性的政治说服,以阐释其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才能实现最终的政策成功。这种话语层面的战略就是政治修辞。以往的政策研究大多采取理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关注客观因素对政策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行为体特别是决策方主观因素对政策产生的可能影响。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政治修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修辞性政治分析的理论框架,提出以政治修辞为路径的对外政策话语分析模式,选取1993年至2018年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作为案例,从话语角度解读了其调整转型过程及其背后动因:决策方根据对情势的主观认知和界定,在话语层面上综合运用设定议题、框定主体、建构情境、组织叙述等手段,从构建对华政策的情境入手,塑造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感知、建构中国的身份、确立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再以此为支点,逐步扩展对华政策的话语体系,最后与相关的政策建议整合,形成完整的对华政策合法化逻辑。具体来说,在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中,作为话语战略实施的政治修辞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情境塑造。作为政策制定的起点,决策者需要结合其个人认知,对所面临的客观情势进行综合研判,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叙述,目的是让特定的受众群体感知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为接下来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做铺垫;第二,身份标签。基于情境塑造,决策者需要具体指出造成这一情境的施动者,即政策将要实施的对象。通过提出一个具象化的身份表达,决策者在这一阶段需要完成对“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定位,并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即“他者”如何造成了当前的紧张局势,对“自我”利益产生了何种影响;第三,政策解释。在这一阶段,决策者需要进一步说明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对当前情势予以应对才是合理合法的,也就是具体政策的阐释。至此,决策者通过对话语的操纵和主观化的表达,完成了整个政策逻辑的阐释,并将其输出给特定的受众群体。政治修辞反映出决策方在特定情势下的决策逻辑和思维方式,是其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手段,也是影响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在对外政策分析中引入政治修辞的分析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理论方面,以政治修辞为核心的话语研究主张从决策者主观出发,探知主观因素对政策产生的影响,有助于弥补当前理性主义主导的政策分析方式的不足,更有助于加深对特定政策本质的理解。现实意义上,以全新的路径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深层次动机,为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参考;同时,对外政策领域的政治修辞研究也可以促进中国对如何采取一定的话语战略提升对外政策的制定水平、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的思考。

二、克林顿政府与中美关系的演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克林顿政府与中美关系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1）冷战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从中美教育交流看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对华文化外交（论文提纲范文）

（3）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论文提纲范文）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从“接触”到“竞争” ——试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7）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从属与独立 ——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与对华战略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智库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政治修辞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1993-2018）：决策视角下的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克林顿政府与中美关系的演变（论文参考文献）

• [1]冷战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演变研究[D]. 刘波. 国际关系学院, 2021(08)
• [2]从中美教育交流看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对华文化外交[D]. 唐姝颜.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3]中美经贸谈判：从“受众成本”视角分析美方谈判策略差异（1989-2000）[D]. 邹雨佳. 外交学院, 2020(08)
•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5]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6]从“接触”到“竞争” ——试析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转变[D]. 田崇永. 吉林大学, 2020(08)
• [7]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D]. 丁敏潇. 南京大学, 2020(07)
• [8]从属与独立 ——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与对华战略的关系研究[D]. 冯帆. 国际关系学院, 2020(12)
• [9]智库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冲佩璇.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10]政治修辞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1993-2018）：决策视角下的话语研究[D]. 岳圣淞. 外交学院, 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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