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民报——王康年

一、晚清民间新式报人——汪康年（论文文献综述）

程河清^[1]（2021）在《清末新式官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政治改革重要一环,官方媒介是改革时期涌现的新兴事物。新政前后创办的新式官报,构筑了清廷官方信息传播系统,起到舆论宣传、开通风气的作用。新式官报创办始末、内容取舍、权力博弈以及传播网络搭建等实际运作情况,既反映出媒介与政治相互影响、彼此纠缠的过程,又体现了新政改革面临的新旧兼容、半新半旧的制度性困境。晚清官报思想形成深受内外、新旧多重理念影响。古代中国传播制度为新式官报思想形成提供内在基础。西方新闻纸传入后打破了官方信息垄断,形塑着新的舆论环境。受此影响,统治者同意开设官报,将信息公之于众。官方的办报理念在实践中不断成型,并借鉴了日本官报经验。以《官书局报》为代表的第一批官报办于戊戌前后,受政治斗争影响,这些官报效果甚微。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改革上谕后,以《北洋官报》《南洋官报》为代表的地方官报成为样板,在全国各地推广。1906年“预备立宪”前后,各地新式官报从数量到种类增多,迎来地方官报“高峰期”。1907年中央官报《政治官报》创办后,成为中央政府第一份面向大众发行的官方报纸。1910年内阁成立后,改《政治官报》为《内阁官报》。新式官报成为公布法律命令机关,开始具备行政属性。新式官报内容、人事与传播各方面交织着新旧势力、思想以及管理方式的种种博弈。官报舆论传播的最大特征是在新旧观念中摇摆。报纸对当时热议的教育改革、改良风气以及“预备立宪”等议题多有涉及,宣传了先进思想、理念,试图深入推动改革。但,标榜灌输新思想、新智识的官报在本质上贯彻了“中学为体”的思想理念,多用“比附”的方式将西学约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意在以新思想服务旧体制。官报局人事结构受到报局内部机构、督抚——中央权力以及民间团体三股力量约束。报局内部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主笔总纂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主导内容取向。地方官报凭借督抚行政资源创办,督抚本人可以决定报局人事变动、内容题材等事项,报纸即为督抚喉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试图掌控官方媒介,并将官报性质由媒介改为行政机关,减少督抚对报纸的干预与控制。然而,当官报局开始涉足印刷业后,逐渐抢占了民营印刷业的生产空间,引发民间工商业主反对。各派新旧势力对媒介的利用与争夺贯穿新式官报发展始末,体现出政治改革复杂性与多面性。直到1911年,中国各省皆建立起完备的官报宣传体系,实现了从空间到内容上全方位覆盖。这一成果与派销制度大有关系,订购官报成为各地、各级官员政治任务。辅之以邮政系统助力,新式官报在短短十年间实现了“在地化”。地方政府通过宣讲、阅报以及创办白话官报等新型宣传方式不断拓宽官报的传播范围,将其引入民间。但是,这些推广措施忽视了基层财政、人力物力奇缺等现实情况,导致官报局面临报费拉锯、经费不足的困难。官报派销发行过程中,官报局既与基层政府、官员摩擦不断,又与新式邮局屡有冲突,时有出现互相推诿现象,导致报纸推广过程中存在诸多积弊。新式官报发展始末彰显了新政改革中“新”“旧”冲突的困境。在改革政策支持下,新式官报能够以崭新的媒介形态迅速、大量发行与传播,但是官僚体制本身的惰性拖累了报纸后续发展,引发一系列财政、发行危机。夹在新旧之间的矛盾不仅出现于新式官报的生命历程,更体现在新政改革各个面相,反映出新旧交接时代下官方政府渴望改革又难以破釜沉舟的复杂处境。

郑欣^[2]（2020）在《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文中认为晚清以降,西方各国不断扩大对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亦跟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传播至中华各地。由于来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以及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干涉,中国各地教案与人民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张之洞在晚清长期担任地方督抚,与近代来华基督教的接触可谓非常频繁,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涉教思想与实践。通过分析张之洞地方督抚任上与基督教的交涉实践,本文将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的应变之策总结为:第一,协调保护各国官商民教。镇压会匪与反洋教运动;严禁匿名揭帖,打击谣言,捉拿造谣生事匪徒;保护商民教士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第二,审慎、持平地办理教案。查核案情,破除民教畛域之见,讯明严办民教交涉案件;秉公妥结教案,合理赔偿,理据兼备地拒绝外国领事和传教士、教民的无理索求;惩办保教不力的官员,严惩滋事民众;查阅教堂,筹办育婴,防止发生教案。第三,加强对基督教势力的合作与管理。一方面限制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特权。禁止传教士借教案干涉中国内政,限制传教士在内地买地置业和设堂传教;拒绝传教士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利用传教士的人脉和知识兴办洋务事业和举办新政。总而言之,张之洞对待基督教的思想认识以及应变政策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与时俱进、讲求实际的特点,发展趋势是由批判走向建设,忠君卫道的思想贯彻始终。透过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不仅可以了解张之洞在不同时期应对基督教这一外来事物的思想与实践的转变与特点,而且可以对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个人形象与影响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代表的晚清上层人士、近代官绅面对外洋事物的思想转变和社会变革的心路历程,也可更好地认知张之洞与晚清政治、外交的关系。

刘炎飞^[3]（2020）在《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幻莫测的时局、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催生了媒体的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发展,新的政治体制及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媒介环境相对宽松,报纸结构比例开始发生变化,民营报纸逐渐超越官报和政党报纸,所占比例为三分之二,民营报业和民营报人成为此时中国新闻业的主力军。黄远生、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林白水、胡政之、史量才、汪汉溪、黄天鹏、周孝庵为其代表人物。他们大都留学于欧美或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熏陶,也目睹了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反观中国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于是,他们为改造中国社会和发展中国新闻事业,殚精竭虑、筚路蓝缕,在新闻实践、新闻学研究、培养新闻人才等方面开启艰难的探索,撰写了中国第一批新闻学专着,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新闻学专刊,开启了中国的新闻教育,为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民营报人作为北洋政府时期新闻战线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中,十分注重对新闻学的探讨和总结,在理论新闻学、实务新闻学和历史新闻学诸方面都创造了突出的成果,提出了新的思想见解,为中国新闻思想的宝库做出了新的贡献。民营报人们首次提出报纸是社会的公共机关,应以服务公众为目的,强调报纸以供给新闻为天职,全面客观代表公众意见,在社会普遍教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基础理论方面,民营报人最早构建了新闻学体系,提出了以事实为本源,读者为中心的新闻观,建立了新闻价值的判定标准,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原则遵循。为保证报纸的“客观性”,民营报人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道德规范,强调了记者道德修养和品性培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言论自由是报纸生存外在条件,独立自尊是记者的核心价值观,客观公正是记者恪守的报道原则。民营报人全面阐述了报纸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在业务活动中的操作原理与方法。提出了倒金字塔式的新闻写作方式,以读者为本位的编辑宗旨,事实与意见分离的新闻范式,以事实为基础、力求客观公正代表民意的评论写作要求等经典业务理论。报刊经营方面,他们提倡经济独立,主张在广告和印刷等经营活动中,不能唯利是图,而要义利兼顾。民营报人关于新闻基础理论的阐释、新闻业务操作规范的建立、新闻伦理道德的构想,以及报刊经营的思考,体现了公共性、客观性的新闻理念,折射出民营报人对新闻业职业化、专业化的追求。这些思想是民营报人在北洋政府时期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基于自身的角色立场,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与中国新闻业实践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使中国关于新闻“有学”还是“无学”之争,第一次得到正面肯定的回答,推动了中国新闻业的现代化、职业化转型,创建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对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超^[4]（2019）在《张元济交游研究 ——以近代文化传播为视角的考察》文中提出人物交游活动触及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它将个人的社会属性具体到群体活动中,并通过群体的有序构建形成多元共同体。共同体有认同意识、促进思维、归属观念的功能,可以将多个一元概念融合从而组成一个新的多元架构。研究人物的交游活动既能够还原一个社会个体乃至共同体的历史经历,又能够反映现实政治及其文化背景。从近代文化传播的视角来考察共同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塑造,对人物以及时代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张元济是一个跨时代的历史人物,从晚清到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交过众多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通过诗文、书信、集会等交游方式在政治、商业、教育、藏书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张元济的交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选取在学界、政界、文化出版界的代表性人物,诸如严复、沈雁冰、王云五、毛泽东、傅增湘等不同领域的社会人进行群体研究,来分析张元济在交游中创建个人关系网络、构建文化共同体的思想情怀与实践活动,试图从近代文化传播的视角总结出以张元济为中心的人物交游特点以及对个人和近代文化产生的作用影响。张元济通过学缘、业缘、地缘、亲缘等关系构建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的人际关系网,形成了新型的文化共同体。本文编制了《张元济交游活动简表》,列出张元济与一百三十多名重要人物的交游概况,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张元济交游活动的整体面貌。在交游活动中,张元济不断丰富完善自身思想内容,并通过共同体的活动引进新思想、传播科学文化、弘扬传统文化,承担起启发世人的精神使命与社会责任,进而推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袁羿雯^[5]（2019）在《1897年《申报》舆论引导的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时期,中国的近代报业兴起,社会话语体系日益多元化,近代舆论也逐渐兴起。1897年《申报》的言论和它所发挥的舆论引导功能都有助于晚清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大众传播媒介能针对特定的舆情,在一定的价值取向之下通过议程设置来进行舆论引导的实践活动。报纸是最早的大众传播媒介,它可以影响公众的思考内容以及思考方式。创立于1872年的《申报》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者。在大时代的背景之下,1897年《申报》进行舆论引导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式是值得研究的。1897年的中国,正经受甲午战败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处于百日维新的前夜。1897年《申报》对于变法图强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具有引导作用。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向西方学习和寻求变革是它进行舆论引导的价值取向。在中外交往与冲突方面,《申报》着重对教案冲突、胶州湾事件进行了报道与评论。在军政方面,革除弊政和军务改革是《申报》的重要议题。《申报》重视商业的发展,反思商业社会乱象,要求清政府不与民争利;在公共教育的问题上,《申报》有兴办新式学校、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的相关建议。1897年《申报》凭借特定的议程设置、相应的引导策略和与读者接受度的配合来引导舆论。在设置议程方面,《申报》紧跟国内外时事的变化,并着重迎合受众的阅读需求。在引导策略方面,《申报》凭借中外比较所形成的落差来激发公众寻求奋发图强。《申报》也注意情感上的共鸣,宣扬是非正义感和爱国主义情感。《申报》还注重配合读者的接受度,用折中主义来缓和中外比较所带来的焦虑感和失落感,用具有深厚共识基础的传统文化来为近代的社会变化辩护。为了避免引起来自官方和民间的非议,《申报》是反对激进主义的,在温和与稳重的基调下进行舆论引导。1897年《申报》的言论主张,大体能从公共利益出发。它对向西方学习和寻求变革的支持是符合近代化趋势的。它在舆论引导上的努力也有助于公众形成有益于近代生活的观念、情感、行为意向等。总之,《申报》的舆论引导是晚清民办报纸促进社会近代化转型的有益尝试。

王梅竹^[6]（2019）在《《刍言报》研究》文中提出《刍言报》,是由民间新式报人汪康年创办的一份特殊的报纸。直至1911年汪康年去世,《刍言报》才最终停刊。作为汪康年生前创办的最后一份报刊,这份报纸在报刊宗旨、报刊特色以及报刊思想方面不同于之前创办的报刊。其不把登载新闻当作报刊职责,更关注报刊的言论功能。相较于同时期的报刊来说,它扮演的更像是一个监督舆论的角色。新闻是报纸的主体,但是《刍言报》的新闻特点并不明显,其报刊文章多为旧闻,在提供新闻资料的同时又提供观点,发表评论。文章内容多涉及变法、立宪、外交等社会现实问题,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为了保持言论独立,该报坚持独资经营,不依附于任何政治派系,是一份迥异于同时代的政论报纸和商业报纸的特殊报刊。《刍言报》无论在编辑特征、舆论思想还是伦理思想上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刍言报》自创办以来便将办报目标描述为“匡救政府,警觉社会,料正舆论”。它自始至终都在追求新闻的客观公正与真实准确,坚守为社会大众服务的理念,对于重大的社会事件往往能够保持客观冷静的分析。《刍言报》一直保持准确的定位,持续关注社会问题,有效开展舆论监督工作。《刍言报》还积极开展“监督舆论”工作,它批判了当时报刊只凭风传,不辨真伪便登报的做法,反对“有闻必录”。其主张报刊工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具备爱国的立场。《刍言报》在倡导言论自由的同时,还积极地倡导言论自律。它认为报刊的舆论应受到一定的制约,不仅受到政府和民众的监督,更要学会自我约束。报刊作为传播先进知识的载体,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承担起教化大众的责任。《刍言报》无论是在舆论监督方面还是在媒介批评方面对当时的报刊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对维护当时报刊界的声誉及赢得社会大众的信任具有积极意义。《刍言报》关于报刊权利与边界的讨论对于当代新闻行业自我约束,时刻保持自律也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杨清华^[7]（2019）在《戊戌至五四中国报刊思想启蒙递嬗研究 ——以《时务报》、《新民丛报》与《新青年》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胡适先生曾在1923年于友人信中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三份报刊”代表“三个时代”,其语境更多的是从思想启蒙角度切入的。近代中国报刊参与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理性建构,反映着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轨迹。以三份报刊为主要研究中心,透过戊戌到五四时期近代中国报人思想启蒙的递嬗逻辑,体知近代知识分子借报刊之力进行思想启蒙的路径。从而厘清启蒙在中国现代化中的逻辑演进,冷静洞察近代中国的启蒙内蕴,给我国当下公民意识提升、实现民族复兴以现实参考。戊戌至五四,是一段中国近代报刊思想启蒙由萌芽走向高潮的光辉历史。就启蒙者而言,从《时务报》、《新民丛报》再到《新青年》,启蒙群体的知识结构由新旧杂糅走向学贯中西;群体集结由人际关系的短视走向群体聚合的自觉;社会理想由“求变”、“新民”到“人”的共同发现,最终实现了由开明士绅向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丕变”。就启蒙对象而言,由最初的“读者有所指”的官员士绅到新旧学堂学子、留日学生、士绅名流,再扩至进步青年以及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读者群体不断扩大。可启蒙空间也不断扩大,由守常图新的艰难,到变渡的纠结,再到迎接新生的激情,启蒙的推进产生了一种链式反应,新知识分子的数量开始呈几何级增长。就启蒙内容而言,《时务报》、《新民丛报》、《新青年》为主体的中国近代报刊始终致力于在“破”与“立”中促进与重建中国现代化。于“破”,从力脱传统桎梏到有限的破坏,再到向“一切”传统宣战,以“破”求“立”实现了启蒙的承继与超越;于“立”,从追求政治自由转向个人自由,从民权走向人权,从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到倡导科学精神,最终推进人的主体性构建,推进人的现代化。就启蒙效果而言,中国近代报刊思想启蒙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互动互应,使部分中国人经历了一次现代的“灵魂转向”,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西方现代的文化因子被吸纳进来,人的现代性得以提升;同时,近代报刊历次思想启蒙,都为下一个阶段锻冶了一批杰出的启蒙者,启蒙之功伟哉!

邢路路^[8]（2019）在《清末天津地区西学书籍流通研究（1895——1911）》文中提出甲午战后,中国社会对西学的需求增多,西学传播速度加快,作为西学主要传播媒介的西学书籍随之更广泛地流通和被阅读。天津是推行洋务事业和新政事业的中心地区,西学书籍在天津地区的流通、编译和出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甲午战争之后,天津发售西学书籍的书肆明显增加,除了本地设立者外,外地书店也在天津设立分号,书业呈现出繁荣之势。以直隶官书局、西学官书局为代表的官方西书发售系统,和以文美斋、商务印书馆、大公报馆为代表的民间西书发售系统,是天津市场上西书流通的两类主要机构。甲午战后最初以官方的西书发售机构为主,庚子后则以民间书店为主。除了书店的书籍售卖,天津的近代图书馆、新式学堂图书馆、天津青年会等机构也有西学书籍的收藏。西学书籍的流通意味着西学新知的传播。这一时期天津市场上西学书籍内容十分丰富,大体分为三类:自然科学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时务书籍以及教科书籍。各类自然科学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都十分常见,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西学新知以书籍为媒介体系化、系统化地传入天津。西学传播过程中国人应对时局变化撰写的政论、游记等书籍作为时务书籍出现。新式学堂的兴办及其西学课程的设置,使得西学书籍以学堂教科书的形式出现并在天津各级学堂流通,这也是这一时期西书流通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此外,晚清的科举制改革使得西学的生存空间扩大,一些西学书籍成为科考的参考书,社会上一些帮助士子应试的书籍也包含西学内容。西学书籍流通的背后,不仅是清末天津图书市场变化的反应,也体现着天津社会知识风气的变化。士人、官员、新式学堂师生以及其他对新学有兴趣的社会人士成为西书的主要阅读者和新知识的主要接受者,他们在应对时局变化中自觉不自觉地接触西学新知、阅读西学书籍,由此带来了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变化,其中许多人如严修、徐世昌、王襄、宋则久等,不仅是天津地区西书阅读人群的代表,也通过西学书籍的阅读逐渐开始了社会变革的实践。

韩振鹏^[9]（2019）在《汪康年：由士人至报人身份嬗变考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汪康年,初名灏年,字梁卿,后改名康年,字穰卿,号毅伯,晚年又号恢伯,生于1860年,浙江钱塘（杭州）人。作为进士出身的汪康年不但与张之洞等官员关系密切,更有着汪大燮这样的家族成员在朝为官,但汪康年却对仕途并不热心,从1896年创办《时务报》开始,到1911年汪康年离世,他在自己后半生的办报生涯中接连创办了《时务报》、《昌言报》、《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等报刊,这些报刊也串联起了汪康年从1896年-1911年的16年岁月。在这16年的办报生涯当中,汪康年展现了他领先于时代的新闻经营理念,并以十数年不缀笔的办报实践最终完成了一名“传统精英的转身”。在1911年汪康年去世时,英文《上海日报》在为其刊发的悼文中写道“昨见时事新报广告,知汪康年氏已作古。甚为中国报界惜之。……当时务报、昌言报、中外日报时代。君真可谓报界之权威。……要之,汪氏之投身报界。以文学之光明与优美提倡新政,虽称之为中国现代先觉者,亦无不可。”汪康年在当时报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在整个新闻史的巨幕上,汪康年虽然并不显眼,并且随着后世中梁启超等人的影响日益扩大,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汪康年的成就。但是,他却是少有的可以从士人身份脱离出来转而以报人身份立足世间的晚清人士之一。在清末民初那个社会转型,士人分流的年代,汪康年从四民之首的“士”转身成为当时社会地位并不算高的报人,其背后存在着时代与其个人的双重选择。不过,由于汪康年的报业活动较为分散,其关系网又错综复杂,所存史料较少,难以形成明晰的活动轨迹,在新闻史上更像是一位坐在角落里的配角,鲜少有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本文以汪康年的办报活动以及社交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汪康年思想以及身份变化的表现及原因,并希望可以通过研究汪康年的身份嬗变,勾勒出汪康年——这位“报王”的人生轨迹,更希望可以通过考论汪康年的身份嬗变过程来一窥那些身处时代变革之中的晚清士人们的身份嬗变路径。

李华^[10]（2019）在《从“康门小徒”到“报业巨子” ——清末民初的报刊业对梁启超名声的构建》文中提出在学者眼中,梁启超是报人更是政治家。从业报馆的27年里,梁启超频繁参与各类政治活动,对于政治的热情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报业,但总体来看,梁启超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力主要还是通过报刊实现。本文从媒介的角度揭示报刊的媒介机制如何逐步建立起梁启超的报人名声,重新审视梁启超择业、成名以及给社会带来的种种影响。文章从中国近代报刊业切入,梳理了传教士报刊逐步发展为民族报刊的过程,伴随着民族报刊业的兴起,置身其中的报人群体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报业的成熟不仅为梁启超创造了职业选择的条件,也让梁启超看到了报刊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巨大潜力,促成了梁启超由传统士人向报人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文章以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新民丛报》、《清议报》等为例,重点关注了报刊独有的媒介特点,如传播快、辐射范围广、定时发行等,分析清末民初的报刊业如何影响梁启超的职业选择并助推梁启超成为一代“报业巨匠”,从不同层面揭示梁启超的崛起对于个人、行业以及社会的影响,由此认识媒介在社会变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二、晚清民间新式报人——汪康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晚清民间新式报人——汪康年（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新式官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论文提纲范文）

（3）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张元济交游研究 ——以近代文化传播为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1897年《申报》舆论引导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刍言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戊戌至五四中国报刊思想启蒙递嬗研究 ——以《时务报》、《新民丛报》与《新青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清末天津地区西学书籍流通研究（1895——1911）（论文提纲范文）

（9）汪康年：由士人至报人身份嬗变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10）从“康门小徒”到“报业巨子” ——清末民初的报刊业对梁启超名声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四、晚清民间新式报人——汪康年（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新式官报研究[D]. 程河清.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D]. 郑欣. 暨南大学, 2020(04)
• [3]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D]. 刘炎飞.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张元济交游研究 ——以近代文化传播为视角的考察[D]. 张超.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5]1897年《申报》舆论引导的实践研究[D]. 袁羿雯.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6]《刍言报》研究[D]. 王梅竹. 河南大学, 2019(01)
• [7]戊戌至五四中国报刊思想启蒙递嬗研究 ——以《时务报》、《新民丛报》与《新青年》为中心[D]. 杨清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1)
• [8]清末天津地区西学书籍流通研究（1895——1911）[D]. 邢路路.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1)
• [9]汪康年：由士人至报人身份嬗变考论[D]. 韩振鹏. 河北大学, 2019(08)
• [10]从“康门小徒”到“报业巨子” ——清末民初的报刊业对梁启超名声的构建[D]. 李华.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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