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寺观藏书史略（论文文献综述）
张黎[1]（2021）在《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研究》文中认为五代十国介于唐宋之间,拥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动荡中孕育着变革,变革中隐含着新生。目前学界关于藏书事业的研究多集中于宋代及其后诸朝,而五代十国作为文化昌盛之宋代的前奏,针对该时期藏书活动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本文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及寺观藏书这四大藏书系统着手,全面分析五代十国时期的藏书业发展。论文主要包括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介绍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开展的社会背景,主要探讨该时期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当时中原五代战乱频仍,南方诸国虽然分裂,社会环境较之北方却相对稳定,全国经济在曲折中发展,南北贸易虽未中断,但发展重心已经南移。文化领域,五代延续了唐朝科举取士的传统,十国之中部分政权也曾开设科考,士人读书以求取功名之途未曾断绝;从后唐开始,国子监将印刷术从民间引入,用于儒家经典的刊印发行,为广大士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刺激了藏书业的发展。第二部分从藏书的流通或利用角度,对该时期的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及寺观藏书分别展开论述。官府藏书分为书籍的搜访与贮藏两个方面,史馆编撰实录或修史工作的开展,带动了官府藏书的发展,鼓励民间献书、派专人求购或通过战争获书是官府藏书得以增加的三个渠道。于中原王朝而言,此时期秘书省职能延续了中晚唐的弱化趋势,三馆尤其史馆成为官府书籍的主要存储地,南方诸国虽未三馆齐备,但个别政权亦设有专门的官藏处所,如西蜀与南唐。私家藏书则从典籍的搜集与管理两个角度加以论述,藏书家通过购买、抄录、接受赐赠等途径获得藏书,在此基础上对其藏书加以保存与利用。他们或建造书楼、学舍将藏书共享,或隐居山林而藏书自娱,或为校勘书籍而孜孜不倦,足见私藏事业的兴盛。书院及寺观藏书作为藏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也有新的发展,尤其书院在聚徒讲学的同时,藏书数量也相应有所增加,影响波及宋代及其后诸朝。第三部分将五代藏书事业置于我国古代历史长河中考查其独特性,分层次总结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其历史贡献。五代十国的藏书活动完成了自己接力棒式的历史使命,促进了书籍的流通与保存,为宋代官方藏书目录或史书的编撰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分析五代十国时期的藏书活动,可管窥当时战乱或分裂背景下士风的转变,有助于丰富此时期以至古代藏书史、学术史与文化史的研究,同时也可为乱世之中收藏与保护书籍、传承文化提供借鉴。
刘勇[2]（2020）在《明代抄本研究》文中指出明代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辉煌时期,但是抄书的活动依然兴盛。明代生产的抄本经过时间的积淀,在版本学上被称之为明抄本。学界对于明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版本目录学研究、出版史研究、藏书史研究以及抄本个案研究几个方面。本文是从整体上对明抄本进行的一次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从整体上对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进行探究,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是明抄本的版式特征,包括行格、版心等;第二是明抄本的字体风格,通过对明抄本字体风格的总结,划分出洪武至成化、弘治至隆庆、万历至崇祯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字体风格进行了具体的总结。第三是探究明代抄本的鉴定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探究明抄本抄写时间、抄写者、批点者、抄本来源、作者的规律,进而探究如何区分明抄本与明稿本、宋元抄本、清抄本。第四是明抄本的文献价值,主要从对书目信息的补正和补正刻本之缺误两个方面来探讨。按照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外圈是书籍的生命周期。第二章至第五章所研究的正是明代抄本的生命周期,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对明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等环节进行探究。第二章探讨了明代抄本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从宫廷抄写书籍的类型、明代抄本的不同类别。第三章是对明代抄本生产方式与过程的探讨,首先厘清了誊写与缮写、影抄与临摹等抄写方式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述了抄写与刊刻之间的关系。一部分明抄本的讹误历来为学者所诟病,本章第二节从抄书态度、学识水平、外部环境等方面探究了明抄本讹误产生的原因,并且以《永乐大典》的抄写为例,论述了明代抄书者是如何预防讹误产生的。第三节分别从抄写者、抄写的场所、抄本生产的品牌来探究明代抄本的生产。第四章探讨了抄本生产与流通中的经济因素,重点探究了明人抄书的经济动机、抄写的效率以及抄本的成本与价格等。第五章研究了明代抄本的流通方式,主要从读者与市场、书贩与书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明代抄本的读者与市场部分主要探讨了哪些人是抄本的读者,以及抄本在书籍市场中的份额如何。抄本的读者可以分为抄本的生产者和非抄本生产者,抄本的市场问题主要分为抄本交易与市场份额、市场中的稀见抄本、读者的选择、市场中的抄本与印本以及科举对抄本市场的影响。书贩兜售与书店经营是抄本销售的两个重要渠道。对书贩兜售的探讨,主要包括书贩身份与销售地点、兜售种类与经营方式、具体的销售策略与案例分析;关于书店的经营,则主要探讨了书店的位置和经营,并通过祁承（?）、谢肇淛、祁彪佳、冯梦祯等学者的购书记录来分析抄本在书店中的经营状况。第六章研究了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环节,抄写是实现阅读的重要媒介,明人抄写书籍的范围、不同类型的抄本为考察明代的阅读风气和阅读群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利用抄本来进行教育是这一部分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学者通过家庭中的抄写活动来教育子弟,这种方式在私塾中也同样流行。明代学者阅读抄本的方式主要有朗读和默读,而抄写又可以作为记忆的一种辅助手段。学者在抄本上会留下批注,遇到谬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订正。最后,讨论了摘抄、编纂与抄本生产、阅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摘抄的目的与方法、摘抄与阅读的关系、编纂与阅读的关系,以及编纂与着述之间的关系。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内圈是书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是从抄本与学术、政治以及抄本的社会史特征来展开的。第七章探讨的是抄本与明代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之间的关系。从抄本与明代藏书的关系来看,抄本对增加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抄本与丛书的编纂来看,明代的抄本促进了丛书的编纂与刊刻,进而通过对明抄本丛书的考察对丛书概念加以重新审视。从抄本与禁书的关系来看,抄本书由于其特殊的流通渠道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躲过明代的书籍审查。这里主要探究了明代的实录、天文类书籍、妖书等几种特殊类型的书籍,它们在明代大多以抄本形式流传。第八章是对抄本的社会史特征进行的探讨,首先关注的是抄工这一特殊的群体,描绘了抄工在明代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出身、收入以及与学者、抄本之间的关系。抄工主要包括职业抄写者,除此之外,生员、士人、童仆、官吏都可以扮演抄工的角色。其次关注的是抄写者的人际网络和交往模式,探讨抄写者是如何通过构建人际网络来进行抄书活动的。明代刊刻出版中写工的组织形态以及他们与学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也与明代的抄写活动有关,但属于刊刻出版的流程,与明抄本的研究主题有所冲突,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附录。总之,本文通过对明抄本的系统研究,揭示明代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过程,以及与抄本有关的人群和社会网络,希望能够深化对于明代的抄本、抄书活动、抄本与刻本之间关系以及明代书籍文化的认识。
陈为[3]（2020）在《明清时期福州三山风景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三山”是福州自建城以来,一直与福州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三座山体:乌石山（今称“乌山”）、九仙山（今称“于山”）、越王山（今称“屏山”）的总称,三者是福州古城内体量最大的山体,也是福州最具代表性的古代公共园林。在福州三山历史风貌区建设进入全新阶段,而相关的学术研究匮乏的背景下,本文试图填补福州人居环境历史研究中三山部分的研究空白,为三山历史风貌区建设提供史料和理论支撑。本文以明清时期的福州三山为研究对象,以明清福州府城及其所在的福州盆地为研究范围,从区域、城市、山体三个视角出发,以历代文献、历史图像为基础,结合现场调研、现代GIS技术和归纳分析方法展开研究如下:区域视角下,本文概述了福州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为下文研究提供了研究背景支撑。城市视角下,本文着眼于福州城市的山城关系,通过梳理水陆变迁中的福州城市发展史及三山在其中的历史沿革,结合对福州盆地“三个圈层、二分水系、一条主脉”山水格局的分析,论证了福州城立于三山之中这一选址的优越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明清福州府城与三山高度耦合的功能布置与空间结构。山体视角下,本文以明清府城与三山的耦合关系为突破口,从环境基底、构景要素、风景布局和风景营造四个层面论述了三山各自和整体的风景体系:分为山体—山麓—城市三层次的环境基底;包含自然风景点、人文风景点与院落的构景要素;在基底上分层组团式分布的要素,与横纵两条轴线共同构成的风景布局;以及前人因山借势的造景思路与多途径的风景营造手段。
徐长生[4]（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张旭[5]（2019）在《编目与造藏 ——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文中指出藏经为佛教典籍之总汇,包括经律论三藏等汉译佛典与本土僧俗撰写的佛教撰述文献。从两晋南北朝时期,便有经藏之建立,执掌经藏的律僧随之而撰写经录,以纪译经之人代,甄别疑伪,勘定单本与重翻。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此时期有三大时代背景。一、隋唐时期,决定经典入藏的权力逐渐由僧人收归统治阶层,王权在经藏的建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整理经藏的同时诞生了许多敕撰经录。在此背景下,入藏录开始被创造出来,中国撰述文献的入藏成为经录学家们关心的问题。二、唐代中后期,历经安史之乱、会昌灭佛与黄巢之乱,政局之动荡对此时期之佛教典籍打击重大。三、从藏经的角度来看,唐宋之际是书籍形态从写本向刊本过渡的关键时期,佛教藏经也经历了这一变化。以往的研究专注于唐AI写作本藏经和宋代刊本藏经,而对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宋AI写作本藏经关注不足。本论文首章着眼于写本藏经向刊本藏经转化的过程,关注产生于江南地区的宋AI写作本藏经和该地区的南方系刊本藏经之间的联系,提出写本藏经经历了从唐AI写作本藏经每纸28行的行款到宋代江南地区写本藏经每纸30行的变化,并揭示出江南地区的写本藏经可能影响到在湖州刊刻的《思溪藏》行款。第二章主要关注中晚唐之际的动乱对佛教典籍的影响,以《贞元录》的文本演变为引子,探讨会昌灭佛以后,宣宗和懿宗时期西明寺僧人重整经藏的举措。中晚唐的动乱时局还导致经典之异本间出,文本的讹脱衍倒问题严重,僧人校勘经典、比勘异本的必要性逐渐凸显,在此情况下中晚唐时期的品次录逐渐创立,诞生了《经源录》和《开元释教录广品历章》两大经录。第三章主要探讨唐代前期,经典入藏的权力收归上层以后,僧人拟定入藏标准的过程中对中国撰述文献的态度。从早期经录到隋唐时期的入藏录、综合目录,撰述文献的收录方式与类目不断演进,最终智昇在《开元释教录》中为撰述文献开设《贤圣集》一目,虽然收录的经典尚少,但相对前人的经录,为一重大突破。
赵水静[6]（2019）在《五代十国文化研究》文中提出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作为连接唐、宋文化的纽带,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有独特地位,具备明显的过渡性特点。学术界对于五代十国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前、后蜀、南唐和吴越等国,对同时代北方地区的文化关注则相对较少。将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视为有机整体,并对南、北文化进行深入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认知五代十国文化,亦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各文化领域的发展变化根源于经济发展状况与社会结构的变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经济呈现周期破坏与缓慢发展交替的情况,南方地区在局部统一后则发展相对迅速。除此之外,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阶层变动异常剧烈,南北经济格局变迁与阶层流动均促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出现若干新特点。五代十国时期的各文化领域与唐代相比出现了不小变化,某些领域呈现新的发展趋势。教育领域出现官学教育萎缩,私学教育有较大发展的情况。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书院、学馆、私塾,尤以南方地区成就突出,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在科举方面,中原王朝与南方诸国均深化建立相关制度,竞相举行考试,录取人数有较大提升,进而刺激了文化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史学成果颇为可观,官方编撰了一大批典籍,其成就超过我国历史上其他分裂时期。就文学领域而言,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停滞不前,而南方各地则发展迅速。词的创作日趋繁荣,诗歌创作逐渐萎缩。小说数量虽少,但不乏精品。俗文学的发展开启了宋代市民文学的先声。散文创作颓势虽难以遏制,但王闽与吴越地区仍有可称之处。在绘画与书法领域,创作题材及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释道人物画渐趋衰落,山水花鸟画数量则大为增加。绘画材质从画壁称雄转变为以卷轴画为主,这种变化与作品的商品化趋势有密切关系。五代十国时期书法艺术成就颇高,开启了宋人书法尚意风格之先河。五代十国时期的乐舞与唐代相比衰落严重,但其承前启后的作用仍不容忽视。这一时期的区域文化呈现较大发展,主要呈现在江浙地区、川蜀地区、闽广地区及两湖地区,反映出我国文化版图的巨大变迁。南方各区域中,文化发展体现出不平衡态势。江浙与西蜀两地发展最快,两湖地区次之,闽地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两湖地区,南汉所在的岭南地区发展仍相对滞后。五代十国时期伴随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各地经济与文化迅猛发展,导致文化重心进一步加速南移。自此时起,南方地区在文化上的全面优势地位就此奠定,其后基本未发生改变,并积极引领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我国古代文化重心的转移始于五代十国时期,两宋时期南方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建立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坚实发展基础上的。这一时期文化发展表现出了与其他历史时期不同的特点与新趋势。其基本特点是:（一）南北文化的差异是政治上的分裂在文化上的体现。（二）五代十国文化体现了汉地文化的特色。（三）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四）佛教文化的色彩愈来愈淡。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是:（一）词的发展方兴未艾。（二）绘画艺术的新趋势对后世影响极大。（三）私学教育发展趋势影响了宋代教育的基本格局。（四）尚意书法影响了宋代及后世书法的审美趋向。（五）五宗的理论与思想对宋代理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黄毓芸[7]（2019）在《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志约8200种,占现存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但学界现有的研究重新志而轻旧志,重地理、历史研究而轻文献学研究,早期方志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魏晋隋唐方志是方志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的方志,对方志文献学的理论建设,中国方志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建立,第三(6方志的编纂工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方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方志仅指地方性的综合志,广义的方志还包括全国性总志及记述某方面特定内容的专志。论文主要研究狭义方志,着重研究了以下问题。第一,界定魏晋隋唐方志具体范围。历代学者对方志名实、方志起源、方志内涵与外延的看法差别很大。一代有一代之方志。魏晋隋唐方志既具备历代方志共性,也有其时代特徵。论文基於文献用例归纳“方志”的语义发展、“方志”的内涵、特点及其核心要素;从代表性方志学着作、方志整理着作、着录方志的目录着作所举方志归纳方志外延。并据此从广、狭两方面提出能够整合前人观点的方志定义,为魏晋隋唐方志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1佚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归纳魏晋隋唐方志总特点。从方志地名沿革、地域分布、体例分类、撰人分布等方面分阶段考察魏晋隋唐方志各自特徵。第三,考察方志着录轨迹的历史演变。梳理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志在历代目录及其子目中的分布及沿革以求“考镜源流”;考证了官、私、史目录学着作着录魏晋隋唐方志的误录、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卷数异、撰人异等情况。第四,整理魏晋隋唐方志文本和考证魏晋隋唐方志1本。分析总结魏晋隋唐方志1佚成果现状,补充已有1本漏1方志佚文、新1方志佚书,校勘佚志佚文及现存方志文本;从版本学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现存和1本方志进行考察,梳理已有的方志版本研究成果并做了专题研究。第五,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整理与考证。方言材料包括语音（音韵）、文字、词汇、训诂、语法等不同类别,论文主要研究其中的词汇材料,并从文献学角度考证了其中的异文、名物、风俗、地理及历时与共时的演变,旨在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1录及数字化工程”的研究提供资料;又是一次从中国古典文献学角度对语言文字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钱成[8]（2019）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法国着名学者布岱尔曾指出,“地理环境是最核心的历史知识,也是最深入的内层历史。”（1）对于文化地理而言,每一个地名,实际上都是一个文化符号,标志或隐含着某种地域文化特征。（2）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重叠、生成和代表的关系,地域文化必然成为家族文学与艺术研究的重要维度。基于此,研究家族文学和艺术,就不可能绕开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必须要立足于一定时空背景下的地域人文环境中。与明清时期经史、诗文、小说、书画、园林等文艺形态发展相一致,明清戏曲文化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的鲜明度和覆盖面,均远较前代突出。因此,地域文化视阈下群体性曲家的研究,被视为新时期的学术增长点。而从地域性的视野背景中去分析、研究明清时期地域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就必然要以本土文化家族为分析对象,分析其相关戏曲文化活动和文化传承,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地域性文化史、戏曲史的形成与流变。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3）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文化家族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大多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积淀深厚。同时,家族文化与该家族所在地域的区域文化存在着共生共荣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近年来,在探究区域文化和文学的盛衰嬗递的规律时,许多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聚焦于该地域的文化家族。因此,关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学术界公认新的学术生长点。与此同时,在地域性戏曲文化研究方面,学术界对以诸如北京、苏州、南京、扬州等为对象的地域戏曲史研究,取得了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区域性戏曲活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海陵地区”有着人文蔚焕的历史,其上善若水、兼容并蓄、厚文重教、经世致用、安泰祥和、崇儒尚实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苏中地域乃至江淮文化板块、江苏地域文化,以及目前学术界正全力打造的江南文化体系中特色鲜明。自明中期迄于近代,“海陵地区”的戏曲创作、批评与表演始终保持相当的活跃程度,成果丰硕。众所周知,世家望族的兴衰存废,其得以维系的命脉,正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其中地域性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一方人铸就一方文。一个地域的区域文化还与该地的文化家族具有先天的同构关系。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中,往往有着延续数代的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纵观明嘉靖以来的“海陵地区”,先后涌现了总数超过二十,从明中后期一直延续至民国,有着浓郁、鲜明戏曲文化特征的文化家族。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主要分布于明中后期、清前期、清中期和清末期四个阶段,参与家族可分为地方望族、艺文世家和演艺家族三种类型。其中,最具有明清时代特色和“海陵地域”文化特色的家族戏曲活动,是清前期和中期该地区文化世家中家族文人所进行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巨大的戏曲活动。这些家族文人极为重视本家族的艺术文化建设,除热衷于诗文、经史、书画、园林等文化形态外,还致力于戏曲创作、戏曲表演和戏曲批评。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因多种因素的促成,他们所置办的戏曲表演团体（家班、家乐）,其规模、数量和表演水平在同时期的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因对戏曲有着执着的爱好,这些家族文人在戏曲文本创作、理论批评、曲本刊刻、班社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纵观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形式多样、成果各异、影响巨大的戏曲文化活动,可见家族文化和戏曲繁盛的发展轨迹,是“海陵地区”地理优势、文化精神驱动力与时代机运共同影响的结果,是地域文化史、家族史和戏曲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存在,也诠释了地理元素与家族文化、戏剧审美三者之间协调共存、互相催生、共同繁荣的关系。因此,本文以明嘉靖朝至清宣统朝为时间截取点,以地处长江以北,扬州以东、南通以西、盐城以南的“海陵地区”为空间对象,以阐明什么是“海陵文化圈”与“家族文化”作为研究背景,以该地域内文化家族与戏曲的关系为切入点,以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为分析重点,以点带面,重点突出,在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戏剧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全面深入考察分析明清“海陵地区”具有家族性质,包括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演出、戏曲批评和戏曲文献刊藏、戏曲教育以及通过戏曲实现的交游等在内的各类戏曲活动,归纳本地区家族戏曲活动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所取得的戏曲文化成就在明清戏曲史和地域文化史的地位给予恰当评价。同时,本文立足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探讨,论述本地区文化家族的类型、所处时代和地域分布,重点分析其与戏曲的关系;同时选取明清“海陵地区”多个文化家族为个案分析对象,根据现存家谱、家族文人诗文作品和家族文人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家班表演和指导,剧作观演和评阅,曲本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在行文过程中,从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活动及特点、戏曲表演活动及特点、戏曲批评活动及特点三个角度,予以总结和提炼。同时,立足时代与地域背景,在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独特原因所在。此外,本文还以明清戏曲史为经、以地域文化史为纬,概述“海陵文化家族”灿烂辉煌戏曲活动的深远影响。除理论层面的分析外,本文还在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相关史料方面多有发现。如对于海陵文化家族中的宗周、宗臣、宗元鼎家族,陈完、陈尧家族,范增应、范驹、范日觐家族,季寓庸、季振宜、季式祖家族,宫伟镠、宫鸿历、宫敬轩、宫国苞家族,沈默、沈成垣家族,高凤翥、高岱瞻家族,李宗孔家族,徐观政和徐珠家族,陆舜和张幼学、张一侪、张符骧家族,徐信和徐鹤孙家族,夏兰、夏荃和夏嘉谷家族等相关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活动,前人基本从未提及,或尽管有所涉猎,却存在较多明显错误。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对学术界关于泰州俞氏、如皋冒氏、泰兴季氏等文人家班的部分谬误予以辨析;对泰州宫伟镠、泰州俞锦泉、泰州俞梅、泰州宫云翥、泰州宫敬轩、泰州宫国苞、泰州俞国鉴、泰州储梦熊、泰州李宸、泰州夏嘉谷、兴化沈鲸、海安张符骧、兴化顾麟瑞、如皋范驹、如皋徐珠等部分曲家等首次进行深入考证;对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如仲振奎、仲振履兄弟等佚失、新见剧作的考证,相关寄寓文人如丁耀亢、孔尚任、张蠡秋在本地区戏曲活动的考证,部分海陵家族文人因戏曲产生的重要交游活动等进行考证等。首次稽考出泰州宫氏、海安张氏、如皋范氏等多个前人未见之文人家班,特别是关于泰州宫氏家族文人剧作《海岳圆传奇》和海安徐氏家族文人剧作《遗臭政绩碑传奇》及作者徐信家世、生平,《秣陵秋传奇》作者徐鹤孙生平与其他着述,以及泰州沈默父子对“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评阅,泰州高氏家族“三世藏曲、校曲”等方面的相关考证,均为学界新见,有裨于明清戏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综上所言,就家族文化与文学史、地域文化史和戏曲史而言,本文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数点管窥之见:如提出对明清时期长江以北的“海陵地区”蔚为大观的文化家族,及其所取得家族文化成就应给予新评价;对该地区文化家族所主导、参与的为数甚多的各类戏曲活动,和所创造的辉煌的戏曲文化应给予新定位;对长期以来湮没无存的家族戏曲文化史料,特别是诸多的文人曲家、曲作和家班家乐,应视作戏曲史研究的新发现,对其价值给予新认识;对借助上述史料新发现,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力争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活动进行新考证,对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对江苏和江南文脉,对明清戏曲史等领域的研究作出新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重点通过历史概念、地域空间和文化特征,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及经济学等角度,对“海陵地区”地域空间的历史演变与地域文化的代表特征进行宏观论述,在此基础上,对本论文所提出的“海陵文化圈”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通过对明清海陵文化家族地域与时代分布、文化类型与特质进行分析后,明确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区文化家族主要的戏曲活动、戏曲对文化家族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家族戏曲文化传承之目的等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说明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特征的成因与影响。第六章至第十三章,选取明清“海陵地区”迄今尚未见专着或专文考述的13个具有时代和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家族作为个案分析对象,具体考证和论述这些文化家族在戏曲创作与改编、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文献、戏曲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具体分为八章,包括泰州宫氏家族、泰州俞氏家族、泰州沈氏家族、泰州仲氏家族、泰州高氏家族、兴化顾氏家族、海安徐氏家族、兴化宗氏家族、如皋陈氏家族、靖江朱氏家族、如皋徐氏家族、如皋范氏家族等13个有着绵延数代戏曲文化传承的海陵望族的个案研究,侧重于家族文人所进行的戏曲创作和改编、表演或指导、观演和评阅、刊刻与收藏等戏曲活动的深入分析,以期进一步拓宽明清“海陵地区”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深学界对“海陵地区”文化家族在戏曲领域所作贡献的认知。综上所言,本文力求通过对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文化多重关系的考证分析,详细说明本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表演性和欣赏性、实践性和理论性、商业性和自娱性、宗族性和祭祀性、学术性和通俗性等方面的相关特征,探究“海陵地区”地域文化对本地区家族和戏曲文化发展的熏陶,以及家族文化和戏曲文化发展对地域文化繁荣的双向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文化家族与戏曲关系的多个拓展性专题研究,进一步说明“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文化特征,改变传统戏曲史研究只重江南曲艺世家的定势思维,也期补上长期以来研究苏中地域戏曲史只论扬州剧坛,而忽略泰州、南通地区之短板,适应了苏中地域文化圈和“江南文化板块”再构建、再认识的迫切需求,有助于当下对明清家族文化史和戏曲史、泰州和苏中地域文化史、江苏和江南文脉研究等领域的深入。
李琼[9]（2019）在《金代平阳府研究》文中认为金代平阳府大致位于今山西省西南部,其政区包括直辖的十个县以及隰州、吉州两个支郡,金统治期间各县县治及名称各有兴废省并。平阳府为金代河东南路的路治,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可圈可点,在河东路的重要程度仅次于太原府。金代平阳府及其州、县有很多优秀的官员,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入仕,其中以科举入仕者居多,从官员的迁转情况可以了解到平阳府在金代有着重要的政治地位。平阳府经济发展良好,自然环境好,人口较多,土地利用率高,在发生灾害后能够积极实施救灾措施。金代政府也很重视水利建设,平阳府的水利灌溉系统完善,河渠众多,加之气候温暖,故平阳府粮食产量高。此外还有一些当地的特产,如隰州绿卷子布等,因平阳府布匹质量好,金代曾在平阳府设置绫锦院掌织造。平阳府的刻书业也很发达,官私作坊林立,平阳一带的平水刻本很有名气,平阳府发达的刻书业带动了河东南路的刻书业发展。平阳府有着名的平阳窑、霍州窑,在冶铁方面也有所发展。金代平阳府文化繁荣,藏书之风盛行,有很多文人着作和诗文流传。平阳府重视教育,兴建学校,学风浓厚,进士及第者颇多,涌现出一些进士家族。由于平阳府独特的战略地位,金末成为金蒙争夺的重要地区,平阳府军民积极抗蒙,涌现出很多抗蒙人才。金代平阳府的宗教以佛教和道教为主,寺观林立,各个时期的佛、道人物为平阳府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努力。除佛道二教之外,金代平阳府还有对自然山水神灵以及祖先帝王神灵等的民间信仰,信众比佛道二教更为广泛。
姜露洁[10]（2019）在《江西传统书院园林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书院是我国教育体制下催生的特殊产物,伊始为文学家私人藏书、学习或学子们集聚探讨学术问题的场所。江西地区虽远离中原政治中心,但自唐宋以来利用地域优势,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江西书院园林发展繁盛。本文通过收集文史资料,运用文献归纳、实地调研、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结合书院发展的时代背景,梳理江西书院园林的发展脉络,归纳其园林类型特点,从相地选址、造园技艺、要素及意境营造等方面总结江西传统书院园林特色。江西传统书院园林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1）唐代为书院园林萌芽期。书院多为家族书院,出现时间早,数量多。江西书院园林选址偏向于风景优美的自然环境,书院具有藏书、教学功能。（2）两宋时期为书院园林的发展期。书院作为思想传播的载体,办学活动兴盛、造园技艺发展快速,书院选址在背山面水环境优美之处,建筑布局遵循礼制,庭院内凿池种荷,园林意境深远。（3）元代为书院园林的成熟期。书院办学得到统治者支持,出现官化现象,书院选址由风景优美的自然山水中逐渐往城郊移动。叠山理水技巧趋于成熟,空间布局遵循礼制,新增泮池、礼圣殿等祭祀建筑,书院内新增骑射空间。（4）明清时期为书院园林的成熟后期。书院官化严重,书院选址由城外迁往城市内。书院园林中建筑布局、植物种植、叠山理水等造园手法愈加成熟,园林艺术达到顶峰,园林更加精致,空间多样而富有变化。园林内新增祭祀文昌阁、魁星阁等建筑,出现兼容并蓄、雅俗共赏的审美意趣。江西传统书院园林作为文化发展的载体,分布广泛,数量众多。书院园林选址由依山傍水向城市内移动。书院园林布局多遵循礼制,有明显的等级制度,造园艺术愈加成熟,利用自然山水格局营造丰富的园林环境。书院园林意境深远,有素雅之美、隐逸之美的审美意趣。
二、山西寺观藏书史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西寺观藏书史略（论文提纲范文）
（1）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选题意义及价值 |
| 第一章 五代十国时期藏书的社会背景 |
| 一、经济重心南移 |
| 二、科举取士延续 |
| 三、印刷术的发展 |
| 第二章 五代十国时期的官府藏书活动 |
| 一、官府藏书的搜访 |
| (一)鼓励民间献书 |
| (二)派使者求购 |
| (三)通过战争获得 |
| 二、官府藏书的贮藏 |
| 第三章 五代十国时期的私家藏书活动 |
| 一、私家藏书的搜集 |
| (一)出资购买 |
| (二)亲自抄录 |
| (三)获得赐赠 |
| 二、私家藏书的管理 |
| (一)私家藏书的保存 |
| (二)私家藏书的利用 |
| 第四章 五代十国时期书院及寺观藏书活动 |
| 一、书院藏书活动 |
| 二、寺观藏书活动 |
| (一)寺院藏书 |
| (二)道观藏书 |
| 第五章 五代十国时期的藏书活动的特征及其历史贡献 |
| 一、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的特征 |
| (一)藏书业重心南移趋势明显 |
| (二)注重藏书淑世利群的功能 |
| 二、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的历史贡献 |
| (一)促进书籍流通,保存古籍文献 |
| (二)推动学术发展,助力文化延续 |
| (三)为后世书籍保护提供经验或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明代抄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 |
| 第一节 明抄本的行格及用纸 |
| 一 行格 |
| 二 版心 |
| 三 各家抄本版式特征总结 |
| 四 明抄本的纸张类型 |
| 第二节 明抄本字体研究 |
| 一 明抄本字体的风格特点 |
| 二 特殊的抄本:明内府抄本与佛经抄本 |
| 三 明代抄本字体的分期 |
| 第三节 明抄本之鉴定 |
| 一 抄写时间 |
| 二 抄写者 |
| 三 批点者 |
| 四 抄本来源 |
| 五 作者考证 |
| 六 明抄本与明稿本之鉴别 |
| 七 明抄本与宋元抄本、清抄本之鉴别 |
| 第四节 明抄本的文献价值 |
| 一 对于书目信息的补正 |
| 二 补正刻本之缺误 |
| 第二章 明抄本的内容 |
| 第一节 从宫廷到民间:抄写稀见的书籍 |
| 一 抄写的地点和方式 |
| 二 抄录书籍的种类 |
| 三 抄录书籍的特点 |
| 第二节 抄本的类别 |
| 一 从抄本的内容与形式划分 |
| 二 从抄本的来源划分 |
| 第三章 明抄本的生产 |
| 第一节 抄写的方式 |
| 一 抄写方式的分类 |
| 二 誊写与缮写 |
| 三 影抄与临摹 |
| 四 影抄与影刻 |
| 第二节 抄本讹误的产生与预防 |
| 一 造成讹误的原因 |
| 二 《永乐大典》对于抄写讹误的预防 |
| 第三节 抄写者与抄写场所 |
| 一 抄写者 |
| 二 抄写的场所 |
| 三 抄本生产的品牌 |
| 第四章 明抄本的经济学特征 |
| 第一节 抄书的经济动机 |
| 一 抄书事迹举例 |
| 二 抄书事迹分析 |
| 第二节 抄写的效率 |
| 第三节 抄本的成本与价格 |
| 一 抄本的成本 |
| 二 抄本的价格 |
| 第五章 明抄本的流通 |
| 第一节 读者与市场 |
| 一 读者 |
| 二 市场 |
| 第二节 书贩与书肆 |
| 一 书贩兜售 |
| 二 书店经营 |
| 第六章 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 |
| 第一节 抄写与阅读风气 |
| 一 明人抄写与阅读的范围 |
| 二 不同的阅读群体 |
| 第二节 抄书与教育 |
| 一 明代抄书与教育概况 |
| 二 抄书的方式 |
| 三 教育抄本的种类、性质和特征 |
| 第三节 记忆与批注 |
| 一 朗读与默读 |
| 二 作为记忆辅助的抄写 |
| 三 批注与订误 |
| 第四节 摘抄与编纂 |
| 一 摘抄 |
| 二 编纂 |
| 第七章 明抄本与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 |
| 第一节 抄本与藏书 |
| 一 官方藏书 |
| 二 私人藏书 |
| 第二节 抄本与丛书之编纂 |
| 一 抄本与丛书刊刻 |
| 二 现存明抄本丛书考察 |
| 三 对丛书概念的重新审视 |
| 第三节 抄本与禁书 |
| 一 政治类书籍 |
| 二 数术、宗教类书籍 |
| 三 妖书与淫书 |
| 第八章 明抄本的社会史特征 |
| 第一节 抄工与学者 |
| 一 职业抄工的身份 |
| 二 抄工的收入 |
| 三 抄工与学者 |
| 四 抄工与抄本 |
| 第二节 抄书者的人际网络与交往模式 |
| 一 民间藏书家之间的借抄 |
| 二 对稀见书的寻访 |
| 三 相互借抄的群体与抄书的协定 |
| 四 借书之难与借书之痴 |
| 五 抄本作为交往的礼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明代的写工 |
| 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明清时期福州三山风景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范围 |
| 1.2.3 概念辨析 |
| 1.3 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中国古代公共园林的相关研究 |
| 1.3.2 中国古代城市山水格局的相关研究 |
| 1.3.3 福州古代人居环境历史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和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2 区域视角下福州盆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 2.1 福州自然地理环境 |
| 2.1.1 自然地理区位 |
| 2.1.2 自然环境 |
| 2.2 福州人文社会环境 |
| 2.2.1 政治区位 |
| 2.2.2 社会经济 |
| 2.2.3 地域文化 |
| 2.3 小结 |
| 3 城市视角下福州古城的山城关系 |
| 3.1 福州城市历史与海退陆进 |
| 3.1.1 城市历史概述 |
| 3.1.2 水陆变迁中的城市发展与三山 |
| 3.2 福州城市选址落位与区域山水形势的契合 |
| 3.2.1 风水格局 |
| 3.2.2 自然演化 |
| 3.2.3 自然演化与风水格局的关系 |
| 3.2.4 三山在区域山形水势中的定位 |
| 3.3 福州城市空间布局与三山的耦合 |
| 3.3.1 布局形成的影响因素 |
| 3.3.2 功能布置 |
| 3.3.3 空间结构 |
| 3.4 小结 |
| 4 山体视角下明清时期福州三山的风景体系 |
| 4.1 三山风景体系的定义与具体构成 |
| 4.1.1 详细定义 |
| 4.1.2 具体构成 |
| 4.2 三山各自的风景体系 |
| 4.2.1 乌石山 |
| 4.2.2 九仙山 |
| 4.2.3 越王山 |
| 4.3 三山整体的风景体系 |
| 4.3.1 环境基底 |
| 4.3.2 构景要素 |
| 4.3.3 风景布局 |
| 4.3.4 风景营造 |
| 4.4 小结 |
| 5 结论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明清福州府城的山城关系 |
| 5.1.2 明清时期福州三山的风景体系 |
| 5.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5.2.1 研究不足 |
| 5.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明清福州府城古代、近代地图 |
| 附录B 三山区域地质照片 |
| 附录C 三山区域现状高程 |
| 附录D 三山区域构景要素名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4）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福建官刻的源流 |
| 第一节 宋元明时期的福建官刻 |
| 一、宋代福建官刻的勃兴 |
| 二、元代福建官刻的沉寂 |
| 三、明代福建官刻的繁荣 |
| 第二节 清代福建官刻的兴盛与式微 |
| 一、清初福建官刻的停滞 |
| 二、清中期福建官刻的恢复与兴盛 |
| 三、清末福建官刻的式微 |
| 第二章 清代福建道以上各级官刻 |
| 第一节 总督、巡抚、学政等刻书 |
| 一、镇闽将军 |
| 二、闽浙总督 |
| 三、福建巡抚 |
| 四、福建督学道、提督学院 |
| 五、福建布政使司 |
| 六、提督东营副总兵 |
| 七、福建按察使司 |
| 第二节 各道刻书 |
| 一、福建盐法道 |
| 二、分巡巡海兴泉永道 |
| 三、分巡巡海汀漳龙道 |
| 四、分巡延建邵道 |
| 五、分巡台厦(湾)道 |
| 第三节 晚清新设衙门刻书 |
| 一、福建官书局 |
| 二、福建通商总局 |
| 三、总理船政事务衙门 |
| 第三章 清代福建各府(州)、县官刻 |
| 第一节 闽东地区 |
| 一、福州府 |
| 二、兴化府 |
| 三、福宁府 |
| 第二节 闽南地区 |
| 一、泉州府 |
| 二、漳州府 |
| 三、永春州 |
| 第三节 闽北地区 |
| 一、延平府 |
| 二、建宁府 |
| 三、邵武府 |
| 第四节 闽西地区 |
| 一、汀州府 |
| 二、龙岩州 |
| 第五节 台湾地区 |
| 一、南明郑氏时期(1661-1683) |
| 二、台湾府时期(1683-1888) |
| 三、附台湾行省时期(1888-1894) |
| 第四章 清代福建官办书院与新式学校刻书 |
| 第一节 书院的性质、功能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一、书院的性质和功能 |
| 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第二节 福州四大书院刻书 |
| 一、鳌峰书院 |
| 二、凤池书院 |
| 三、正谊书院 |
| 四、致用书院 |
| 第三节 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 |
| 一、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情况 |
| 二、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举例 |
| 第四节 新式学校的出现及其刻书 |
| 一、新式学校的出现 |
| 二、新式学校的刻书 |
| 第五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 |
| 第一节 版本和内容特征 |
| 一、版本特征 |
| 二、内容特征 |
| 第二节 编纂、校对和刊刻 |
| 一、官刻本的编纂 |
| 二、官刻本的校勘 |
| 三、官刻本的刊刻 |
| 第三节 刻书者的类别 |
| 一、各级官员 |
| 二、各级衙署 |
| 三、专门的刻书机构 |
| 四、书院山长等 |
| 第四节 资金的来源与使用 |
| 一、官员刻书的资金来源 |
| 二、方志刻的资金来源 |
| 三、书院刻的资金来源 |
| 四、官刻资金的使用 |
| 第五节 刻工及其特点 |
| 一、福建的刻工 |
| 二、福建刻工的特点 |
| 三、刻字费 |
| 第六节 书板的贮藏与管理 |
| 一、关于藏板的争议 |
| 二、书板的贮藏 |
| 三、藏板所有权的变更 |
| 四、不许买卖 |
| 五、官刻书板的命运 |
| 第七节 活字及其优缺点 |
| 一、福建的活字 |
| 二、活字的优缺点 |
| 第八节 官刻与家刻、坊刻之间的关系 |
| 一、官刻与家刻的关系 |
| 二、官刻与坊刻的关系 |
| 第六章 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统治者对刻书业的管理 |
| 一、管制之书 |
| 二、违碍之书 |
| 三、党禁之书 |
| 第二节 官刻本的传播渠道 |
| 一、官方渠道 |
| 二、非官方渠道 |
| 第三节 官刻本的传播对象 |
| 一、上层精英 |
| 二、科举士子 |
| 三、下层群众 |
| 第七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巩固统治 |
| 第二节 弘扬正学 |
| 第三节 促进教育 |
| 第四节 保存文献 |
| 第五节 工艺传承 |
| 第八章 结论 |
| 附录1 知见清代福建官刻名录 |
| 附表2 清代福建建置沿革表 |
| 附表3 知见清代福建各级官员与衙署刻书统计表 |
| 附表4 知见清代福建刻工名讳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图书 |
| 二、学位论文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在线数据 |
| 索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编目与造藏 ——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具体内容 |
| 第一章 “刊本时代”的写本藏经 |
| 引言 |
| 第一节 宋AI写作本藏经概况 |
| 一、金粟寺之历史与《金粟山藏经》 |
| 二、《法喜寺藏经》 |
| 三、《海惠院藏经》 |
| 四、《崇明寺藏经》 |
| 五、《景德寺藏经》 |
| 六、其他宋AI写作本藏经 |
| 第二节 宋AI写作本藏经的写造时间和卷数 |
| 一、唐藏抑或宋藏 |
| 二、“写造非一时” |
| 三、“起首写造”与藏经的写造时间 |
| 四、《金粟山藏经》与宋AI写作本藏经之卷数 |
| 第三节 宋AI写作本藏经与刊本藏经三系说 |
| 一、行款 |
| 二、千字文帙号 |
| 第四节 写经题记与宋代造藏人员的分工 |
| 第五节 宋AI写作本藏经之流传 |
| 一、《秘殿珠林》与清宫所藏宋AI写作本藏经 |
| 二、叶恭绰与上海图书馆藏《金粟山藏经》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出文献与佛教经录藏经的研究 |
| 引言 |
| 第一节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考辨 |
| 一、《贞元录》的版本与流传 |
| 二、增窜与删改——从古写经到刊本藏经 |
| 三、《贞元录》的增补与晚唐五代时期经藏的整理 |
| 第二节 品次录的生成与流变 |
| 一、品次录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敦煌文献中的品次录与《大集经》的异本 |
| 三、《高丽藏》初雕本《一切经源品次录》 |
| 小结 |
| 第三节 俄藏黑水城TK326号写本考辨 |
| 一、刊本藏经在西夏的流传情况 |
| 二、TK326号写本与《契丹藏》密切相关 |
| 三、《护净经》诸版本关系的再考察 |
| 四、从唐代中原写经到《契丹藏》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撰述类文献在经录中的演变 |
| 引言 |
| 第一节 何为“中国撰述文献” |
| 一、概念的界定 |
| 二、《阅藏知津》与撰述文献的分类 |
| 第二节 中国撰述文献之兴起 |
| 一、经典之传译 |
| 二、经藏之建立 |
| 三、着述之风潮 |
| 第三节 早期目录中的中国撰述文献 |
| 一、道安《综理众经目录》 |
| 二、僧佑《出三藏记集》 |
| 三、《梁世众经目录》《魏世众经目录》《齐世众经目录》 |
| 四、《众经别录》 |
| 五、法经《众经目录》 |
| 第四节 入藏录与中国撰述文献 |
| 一、费长房《历代三宝纪》 |
| 二、彦琮《众经目录》 |
| 三、静泰《众经目录》 |
| 四、道宣《大唐内典录》 |
| 五、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 |
| 六、智昇《开元释教录》 |
| 第五节 《西明寺录》与道宣的杂藏 |
| 一、《西明寺录》的结构 |
| 二、唐代前期的皇家官藏与《西明寺录》入藏录的复原 |
| 三、《西明寺录》与《大唐内典录·入藏录》 |
| 四、道宣与西明寺的“杂藏”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秘殿珠林续编》所载宋AI写作本藏经 |
| 附录2: 现存宋AI写作本藏经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6）五代十国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概念与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关于“文化”的定义 |
| 2、“文化重心”与“文化中心”概念辨析 |
| 3、“五代十国”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研究方法 |
| 2、主要内容与拟解决问题 |
| 3、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化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南北方的经济格局 |
| 一、北方经济的破坏与缓慢恢复 |
| 二、南方经济的恢复与迅速发展 |
| 第二节 社会阶层的剧烈变动 |
| 一、统治阶层的变动 |
| 二、农民阶层的新特点 |
| 三、商人阶层的壮大 |
| 四、市民阶层的作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教育与科举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官学与私学教育 |
| 一、官学教育的衰落 |
| 二、南方私学教育的兴盛 |
| 第二节 科举制度的变化 |
| 一、中原诸朝科举 |
| 二、南方诸国科举 |
| 小结 |
| 第三章 史学传统的延续与发展 |
| 第一节 史馆制度的延续 |
| 一、五代史馆设置状况 |
| 二、十国史馆设置状况 |
| 第二节 史馆的组织与管理 |
| 一、监修国史 |
| 二、史馆修撰 |
| 三、直史馆 |
| 第三节 修撰史书活动与成就 |
| 一、官方修史的成就 |
| 二、私家修撰的兴盛 |
| 小结 |
| 第四章 文学与艺术的发展 |
| 第一节 文学的地域差异 |
| 一、文学发展状况及特点 |
| 二、南北文学的差异 |
| 第二节 艺术的发展状况 |
| 一、绘画艺术的变化与影响 |
| 二、书法创作的新动向 |
| 三、乐舞艺术的成就 |
| 小结 |
| 第五章 五代十国时期文化重心的转移及原因 |
| 第一节 文化版图与分布格局的特点 |
| 一、晚唐的文化格局 |
| 二、五代时期的文化格局 |
| 三、南方区域文化的发展 |
| 第二节 区域文化中心形成的原因 |
| 一、唐后期以来自然环境的变迁 |
| 二、南方统治者的文化政策 |
| 三、人口的迁移与分布 |
| 四、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重心转移的标准及历史影响 |
| 一、文化重心转移的标准 |
| 二、文化重心转移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五代十国文化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范围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魏晋隋唐方志概述 |
| 第一节 “方志”界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魏晋隋唐方志着录与考证 |
| 第一节 魏晋隋唐方志的着录、分布与沿革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着录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魏晋隋唐方志辑佚 |
| 第一节 佚书与辑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辑佚述略 |
| 第三节 魏晋隋唐方志补辑与考证 |
| 第四节 魏晋隋唐佚志佚文校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魏晋隋唐方志版本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华阳国志》的版本 |
| 第二节 唐颜真卿《吴兴地记》(《石柱记》)版本 |
| 第三节 唐樊绰《蛮书》的版本 |
| 第四节 唐陆广微《吴地记》的版本 |
| 第五节 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的版本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魏晋隋唐方志校勘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华阳国志》校勘研究 |
| 第二节 《吴兴地记》(《石柱记》)校勘 |
| 第三节 《桂林风土记》校勘集补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辑考 |
| 第一节 方言文献及方志方言材料的价值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搜集与判定 |
| 第三节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词考证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魏晋隋唐方志整理与研究成果汇总表 |
| 附录二:魏晋隋唐方志总目 |
| 附录三:魏晋隋唐方志同书异名、同名异书表 |
| 附录四:魏晋隋唐方志辑本简表 |
| 附录五:魏晋隋唐方志佚文整理总谱 |
| 附录六:魏晋隋唐方志方言词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本论文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概况——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海陵地区”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特征 |
| 第一节 “海陵地区”的历史概念 |
| 第二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空间 |
| 第三节 “海陵地区”的地域文化 |
| 第四节 “海陵文化”的戏曲特征 |
| 第二章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中国家族文化 |
| 第二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家族文化 |
| 第三节 明清“海陵地区”的文化家族 |
| 第四节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艺文传统 |
| 第三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的戏曲活动 |
| 第一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创作 |
| 第二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批评 |
| 第三节 海陵文化家族的戏曲表演 |
| 第四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文化繁荣的原因 |
| 第一节 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 |
| 第二节 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 |
| 第三节 教育科举文化的影响 |
| 第四节 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
| 第五节 家族婚姻关系的影响 |
| 第六节 家族文人交游的影响 |
| 第五章 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戏曲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戏曲创作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戏曲表演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戏曲传播的影响 |
| 第六章 “望族之首曲乐传”——泰州宫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宫氏世系 |
| 第二节 宫氏家族文人与戏曲 |
| 第三节 宫敬轩与《海岳圆传奇》 |
| 第七章 “俞家声伎甲江南”——泰州俞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俞氏家族世系与民族属性 |
| 第二节 清代泰州俞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俞氏家班的演剧与文人题咏 |
| 第八章 “寒儒子弟作佳剧”——兴化顾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顾氏世系与戏曲家顾麟瑞 |
| 第二节 顾麟瑞的交游与着述 |
| 第三节 顾麟瑞的戏曲创作 |
| 第九章 “兄弟曲家竞风流”——泰州仲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仲氏家族世系与文人群 |
| 第二节 仲振奎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三节 仲振履生平与戏曲创作 |
| 第十章 “父子接力刻巨着”——泰州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泰州沈氏与“海陵本”《桃花扇》的刊刻 |
| 第二节 沈默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三节 沈氏家族文人刊刻评阅《桃花扇》的原因 |
| 第十一章 “三代藏曲留后世”——泰州高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高岱瞻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二节 高氏家族的藏曲与校曲 |
| 第三节 高氏家族的三峰园演剧 |
| 第十二章 “叔侄分别谱传奇”——海安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一节 海安徐氏世系与徐信、徐昫生平 |
| 第二节 海安徐氏家族文人群 |
| 第三节 徐信与《遗臭碑政绩传奇》 |
| 第四节 徐鹤孙与《秣陵秋传奇》 |
| 第十三章 “海陵世家演氍毹”——其他文化世家与戏曲 |
| 第一节 兴化宗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二节 如皋陈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三节 靖江朱氏家族与戏曲 |
| 第四节 如皋徐氏家族与戏曲 |
| 第五节 如皋范氏家族与戏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金代平阳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第一章 金代平阳府行政区划 |
| 一、金代以前平阳府的政区 |
| 二、金代平阳府的政区 |
| (一)政区概况 |
| (二)政区沿革 |
| 第二章 金代平阳府主官选任及其活动 |
| 一、平阳府府级主官选任 |
| (一)府级主官的任职时间及籍贯 |
| (二)府级主官的入仕途径 |
| (三)府级主官的迁转 |
| 二、平阳府州级主官选任 |
| (一)州级主官的任职时间及籍贯 |
| (二)州级主官的入仕途径 |
| (三)州级主官的迁转 |
| 三、平阳府县级主官选任 |
| (一)县级主官的任职时间及籍贯 |
| (二)县级主官的入仕途径 |
| (三)县级主官的迁转 |
| 四、平阳府主官活动钩沉 |
| (一)维治安评诉讼 |
| (二)建学校修古迹 |
| (三)领军民御外辱 |
| 第三章 金代平阳府的经济 |
| 一、农业与人口 |
| (一)农业生产 |
| (二)人口状况 |
| 二、水利建设 |
| 三、自然灾害 |
| 四、刻书业 |
| (一)刻书业的繁荣 |
| (二)刻书业繁荣的原因 |
| 五、陶瓷业 |
| 六、冶铁业 |
| 第四章 金代平阳府的文教 |
| 一、平阳府的文人及其成就 |
| 二、平阳府的教育 |
| (一)平阳府的学校 |
| (二)平阳府的科举进士 |
| (三)平阳府的进士家族 |
| 第五章 金代平阳府民众的宗教信仰 |
| 一、平阳府的佛教 |
| (一)佛教寺院 |
| (二)佛教人物 |
| 二、平阳府的道教 |
| (一)道教宫观 |
| (二)道教人物 |
| 三、平阳府的民间信仰 |
| (一)对自然山水神灵的信仰 |
| (二)对祖先帝王神灵的信仰 |
| 第六章 金蒙在平阳府的战争 |
| 一、蒙古对平阳府的进攻 |
| 二、平阳府军民的抗蒙斗争 |
| (一)官方的抗蒙斗争 |
| (二)各地堡寨的抗蒙斗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江西传统书院园林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概念界定及研究范围 |
| 1.2.1 相关概念界定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国内相关领域研究动态 |
| 1.3.2 国外相关领域研究动态 |
| 1.3.3 小结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江西传统书院园林发展环境 |
| 2.1 江西地域概况 |
| 2.1.1 江西历史沿革 |
| 2.1.2 优越的山水格局 |
| 2.1.3 湿润的气候条件 |
| 2.2 政治经济人文环境 |
| 2.2.1 经济条件 |
| 2.2.2 政治因素 |
| 2.2.3 人文因素 |
| 2.3 江西书院园林的发展概述 |
| 2.3.1 江西书院园林类型 |
| 2.3.2 江西书院园林的发展阶段 |
| 2.3.3 江西书院园林发展的影响因素 |
| 3 文风开放,书院缘起—隋唐五代江西书院园林 |
| 3.1 时代背景与书院园林发展概述 |
| 3.1.1 简化行政划分,出现江西名称 |
| 3.1.2 人口南迁,带动江西文化发展 |
| 3.1.3 儒、释、道三足鼎立,文化蓬勃发展 |
| 3.2 江西书院的起源 |
| 3.3 主要书院园林 |
| 3.3.1 宜春市书院园林 |
| 3.3.2 九江市书院园林 |
| 3.3.3 吉安市书院园林 |
| 3.4 小结 |
| 4 理学盛行,书院发展兴盛—两宋江西书院园林 |
| 4.1 时代背景与书院园林发展概述 |
| 4.1.1 行政划分明确,江西分属二路统治 |
| 4.1.2 社会稳定,江西经济发展蓬勃 |
| 4.1.3 文化思想发展快速,江西形成三大着名学派 |
| 4.2 主要书院园林 |
| 4.2.1 鹰潭市书院园林 |
| 4.2.2 吉安市书院园林 |
| 4.2.3 南昌市书院园林 |
| 4.2.4 宜春市书院园林 |
| 4.2.5 抚州市书院园林 |
| 4.2.6 萍乡市书院园林 |
| 4.2.7 上饶市书院园林 |
| 4.2.8 九江市书院园林 |
| 4.2.9 赣州市书院园林 |
| 4.3 小结 |
| 5 尊孔崇儒,书院发展繁盛—元代江西书院园林 |
| 5.1 时代背景与书院园林发展概述 |
| 5.1.1 种植业、手工业快速发展,印刷技术运用广泛,促进书院发展 |
| 5.1.2 文化发展蓬勃,官学、私学并重 |
| 5.2 主要书院园林 |
| 5.2.1 鹰潭市书院园林 |
| 5.2.2 宜春市书院园林 |
| 5.2.3 抚州书院园林 |
| 5.2.4 新余书院园林 |
| 5.2.5 景德镇书院园林 |
| 5.3 小结 |
| 6 心学崛起,江右儒林繁盛—明代江西书院园林 |
| 6.1 时代背景与书院园林发展概述 |
| 6.1.1 赋税沉重,人口流动频繁 |
| 6.1.2 王守仁破山贼,带动赣南书院园林发展 |
| 6.1.3 艺术繁荣发展,文化思想活跃,促进书院园林发展 |
| 6.2 主要书院园林 |
| 6.2.1 吉安市书院园林 |
| 6.2.2 宜春市书院园林 |
| 6.2.3 上饶市书院园林 |
| 6.2.4 南昌市书院园林 |
| 6.2.5 新余市书院园林 |
| 6.2.6 萍乡市书院园林 |
| 6.2.7 九江市书院园林 |
| 6.2.8 抚州市书院园林 |
| 6.3 小结 |
| 7 由盛到衰,书院退出历史—清代江西书院园林 |
| 7.1 时代背景与书院园林发展概述 |
| 7.1.1 城镇经济发展繁荣,带动书院的发展 |
| 7.1.2 八股取士,心学文化发展受限,书院由盛转衰 |
| 7.2 主要书院园林 |
| 7.2.1 吉安市书院园林 |
| 7.2.2 上饶市书院园林 |
| 7.2.3 宜春市书院园林 |
| 7.2.4 南昌市书院园林 |
| 7.2.5 新余市书院园林 |
| 7.2.6 萍乡市书院园林 |
| 7.2.7 九江市书院园林 |
| 7.2.8 赣州市书院园林 |
| 7.2.9 抚州市书院园林 |
| 7.3 小结 |
| 8 江西书院园林艺术总特征 |
| 8.1 相地选址 |
| 8.1.1 相地影响因素 |
| 8.1.2 相地类型 |
| 8.2 总体空间布局 |
| 8.2.1 书院园林的空间类型 |
| 8.2.2 书院园林的平面布局类型 |
| 8.2.3 书院园林的空间处理手法 |
| 8.3 建筑景观分析 |
| 8.3.1 书院建筑景观 |
| 8.3.2 园林建筑景观 |
| 8.4 水景 |
| 8.4.1 池塘之景 |
| 8.4.2 泮池之景 |
| 8.4.3 墨池之景 |
| 8.5 山石景观分析 |
| 8.5.1 借自然山石之景 |
| 8.5.2 碑石 |
| 8.5.3 摩崖石刻 |
| 8.6 植物造景 |
| 8.6.1 君子比德类植物造景 |
| 8.6.2 芳香类植物造景 |
| 8.7 意境分析 |
| 8.7.1 多方胜景,咫尺山林 |
| 8.7.2 楹联牌匾,点景传情 |
| 8.8 文化内涵分析 |
| 8.8.1 和谐自然观 |
| 8.8.2 礼乐相成的思想 |
| 8.9 审美意趣 |
| 8.9.1 素雅之美 |
| 8.9.2 隐逸之美 |
| 8.9.3 雅俗共赏 |
| 8.9.4 兼容并蓄 |
| 8.10 文人活动影响 |
| 9 结论 |
| 9.1 结论与启示 |
| 9.1.1 研究结论 |
| 9.1.2 启示 |
| 9.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四、山西寺观藏书史略（论文参考文献）
- [1]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研究[D]. 张黎. 沈阳师范大学, 2021(02)
- [2]明代抄本研究[D]. 刘勇. 山东大学, 2020(01)
- [3]明清时期福州三山风景体系研究[D]. 陈为.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3)
- [4]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编目与造藏 ——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D]. 张旭. 浙江大学, 2019(07)
- [6]五代十国文化研究[D]. 赵水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7]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D]. 黄毓芸.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8]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研究[D]. 钱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1)
- [9]金代平阳府研究[D]. 李琼.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10]江西传统书院园林调查研究[D]. 姜露洁. 江西农业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