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突厥丧葬风俗汉化问题述论（论文文献综述）
冉令江[1]（2021）在《民族融合视域下的北朝艺术风格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曹磊[2]（2021）在《吐谷浑历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吐谷浑是西晋至北宋时期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的一员,源于慕容鲜卑,属于东胡系统。吐谷浑在历史上活动长达7个世纪之久,不仅本族历史内容丰富多彩,而且也与周边政权及民族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和交融,深度参与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古代多民族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之一。研究吐谷浑历史,对于更为全面地了解西晋至北宋时期的北方民族有着不可或缺的学术意义。研究吐谷浑历史的学术成果颇丰,以往的研究成果基本理清了吐谷浑历史的发展脉络。若要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入,就要对古今中外学者关于吐谷浑的史料、族名、政治制度、经济类型、文化习俗、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作系统梳理与评析,以求对今后的研究贡献一点力量。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对汉文文献中的吐谷浑基本史料进行比较和辨析略有不足,这是必须重视的基础工作。可以认为,《宋书》《南齐书》《梁书》《周书》《隋书》《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等正史中的吐谷浑专传,属于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吐谷浑史的一手史料。今本《魏书·吐谷浑传》与《北史·吐谷浑传》的异文保留了《魏书》散佚前的部分原貌,是今本《魏书·吐谷浑传》中最具价值的内容。《宋书·吐谷浑传》在整个吐谷浑历史文献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后世史家在介绍吐谷浑早期历史时,大多据之增删或改写。《晋书·吐谷浑传》的形成时间虽较晚,但却是现存吐谷浑专传和专条中史源较为原始的吐谷浑专传之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汉语音韵学、民族史语文学等方法,对“吐谷浑”“退浑”“吐浑”“吐谷”“浑”等名号的读音进行了考释,构拟这些名号的读音,对“阿柴虏”“赀虏”“河南”“阿赀虏”“野虏”“va-zha（A-za）”等名号的含义进行研究,或对族称认识有所裨益。实际上,“退浑”“吐浑”“浑”“吐谷”皆为“吐谷浑”的急读和简称,“阿赀”与古藏文A-za（也转写作va-zha,汉译为“阿夏”）皆属于对“阿柴”名号的同音异译。“阿柴虏”“赀虏”“阿赀虏”“野虏”为一些入居河西的鲜卑人的姓氏,也用来作为对吐谷浑的贬称,但对“吐谷浑”这一名号含义的释读要持谨慎的态度,在没有明确的直接的释义记载的情况下,不宜轻率下结论。吐谷浑作为汉化程度较高的慕容鲜卑的后裔,形成了以父死子继为主的汗位世袭制,并先后仿照西晋及北魏制度建立一整套多元官制。具体而言,在伏连筹之前,吐谷浑仿照西晋的王国属官制度设立了以长史、司马为元辅的中央官制,地方政治体制则属于部族制,呈现出胡汉杂糅的特点。伏连筹继位后,其政治制度有了一个大的变革,仿照孝文帝改革后的北魏官制设立了以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为中枢的中央官制,地方政治体制亦由部族制转变为封建制,并且还制定了简单的刑律。吐谷浑的经济类型具有以游牧经济为主,狩猎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多种经济并存的特点。其中,游牧业为吐谷浑人提供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始终是吐谷浑最主要的经济类型,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狩猎业在吐谷浑人的生产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除补充衣食之需外,还具有娱乐和军事训练的功能。手工业是游牧业的辅助行业,为吐谷浑人提供了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军事装备。农业亦是吐谷浑的经济类型之一,但并不是吐谷浑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商业在吐谷浑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使其游牧经济呈现出了浓重的商业化色彩。在鲜卑文化、汉文化、羌氐文化、西域文化的影响下,吐谷浑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适应自身社会发展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习俗,创造了颇具特色的文明成果。形成了以肉酪为主、杂以其他食物的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典型的鲜卑特色的服饰文化,以窃婚为主的婚姻习俗、以土葬为主的丧葬习俗和以原始萨满教、佛教、狮子崇拜等为主要类别的宗教信仰。吐谷浑的自我政治定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着的区别,从“正统”王朝的藩属到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游牧汗国,再到唐朝的藩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其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也随着其自我政治定位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整体上来看,与南朝政权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在北魏统一北方后,吐谷浑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臣属于北魏,但是在政治认同上其并不认同北魏。在伏连筹可汗之后,吐谷浑的自我政治定位发生了变化,其君主不再以中原正统王朝的藩王自居,而是以游牧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可汗”自居。这种思想反映在对周边各族和政权的交往中表现为利益先行和左右逢源,运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巧妙地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以求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被唐朝灭国重建后,吐谷浑的自我政治定位再次发生了变化,一直以唐朝藩属自居,展现出了浓厚的属国色彩。
王石雨[3]（2021）在《高车历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车是中国古代活跃于北方和西北的一个游牧民族,因其族人擅长制造并使用“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车子而得名。公元4世纪中后期起,活跃在大漠以北的高车各部开始多见于历史记载。北魏灭亡后,“高车”这一称谓逐渐消失在正史之中。较早记载高车历史的《魏书》不仅为高车设立专传,同时也开创了高车文献史的先河。原本《魏书·高车传》散佚后,《北史·高车传》成为了现存最早、记载最全面的研究高车历史文化的传记。《北史·高车传》等专传与《通典·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等专条共同构成了研究高车历史的基本史料,后出史书对前出史书也多有继承。除基本史料外,还有一些重要的高车历史情况散见于《晋书》《魏书》《北史》《北齐书》《资治通鉴》各卷之中。它们既可对基本史料进行补充,也可以起到修正、勘误之用。依据高车基本史料及主要散见史料,大致可以勾勒出北朝时期高车历史文化的粗略框架。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期,迁徙至蒙古高原的丁零人同留居当地的匈奴余部交往、杂居,形成了一个以丁零人为主,融合了部分匈奴人的民族。该族自称为敕勒,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又称其为高车。简单的认为高车来源于丁零或匈奴均不够准确。高车社会中,有包括“六种十二姓”在内的诸多氏族、部落。这些氏族、部落大多分布于漠北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或色楞格河以西至阿尔泰山一带。他们的形成、发展与北方各族之间的征伐、交流、融合密切相关。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漠北高车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部落制发展阶段,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大联盟,而是各氏族、部落分别由其首领统辖管理,文献中也记载了一些高车首领的称谓。太和十一年（487）副伏罗部西迁建立高车国后,社会形态向前发展,出现了新的首领称号。在高车的首领称号中,“莫弗”原有“勇猛”之意,本出自东胡系民族,与“莫何去汾”一同自柔然传至高车;“候娄匐勒”是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的军事首领。“候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首领,它们均为高车国所创;“部帅”“渠帅”“大人”则是中原史官对于高车部落首领的称谓。在探寻这些称号来历、含义、职掌的过程中,也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继承及相互影响。军事方面,高车人不仅借鉴了匈奴的军事制度,还以作战勇猛、善于骑射着称,号为“天下名骑”。无论北魏还是柔然军中,均有一定数量的高车骑兵效力。高车人的经济类型主要包括畜牧业、狩猎业、手工业等,副伏罗部建立的高车国则通过朝贡方式与北魏政权进行物品交换。尽管文献中对于高车文化习俗的记载较为零散,但仍可以对高车的原始信仰、语言文字、婚姻、丧葬、音乐舞蹈等有所认识,这些内容也有助于全面了解高车人的日常生活。通过梳理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车的民族关系,可知高车与北魏政权、柔然、西域诸国接触频繁。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稳定发展,高车一方面与上述诸民族或政权进行战争,另一方面通过贸易、和亲、出使等方式不断吸纳先进的文化及生产技术。经过长时期的努力,高车各部实力持续渐强,成为了这一时期大漠南北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张重洲[4]（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王新琪[5]（2021）在《唐代后期“排胡”现象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唐代后期“排胡”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论文共分为五章。首先,对唐代胡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进行简要探究。唐代开放的民族政策和李唐皇室的胡人血统是唐代胡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唐代的胡化风气主要体现在唐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唐代社会存在胡化的现象,“排胡”现象的出现实际是唐代胡化过程中两种文化碰撞与摩擦的结果。然后,从朝廷对胡人态度的转变这一研究视角展开探讨。胡人入朝为官,在一定程度上侵占了汉人士大夫的政治活动空间。加之其中部分人对胡人一直抱有“非我族类”的主观印象,对胡人官员表现出猜忌与怀疑。安史之乱后,手握重兵的蕃将成为统治者猜忌与排挤的对象。神策军建立后,大批蕃将进入军中任职,但他们实际上已无法成为这支军队的实际领导者。唐代社会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排胡”现象。胡商因其拥有的巨额财富与异域特质成为当时人排挤的对象。胡僧所代表的佛教文化,受到本土道教徒的抵制,双方进行了激烈论辩,在部分道教小说中,胡僧被塑造成奸邪狡猾的无能之辈,在佛道斗法中处于下风。胡兵因其与战争的特殊联系,在安史之乱刚刚结束的一段时间深受唐人排斥,他们好战滥杀的行为给唐人带来了深重的心理阴影。在许多唐代的文学作品中,都存在对胡人这一群体的丑化现象。唐人对胡族文化也存在警惕之心,这种心理一般存在于唐代的士大夫群体中。安史之乱导致唐人的华夷观念发生变化,胡服、胡乐、胡舞成为他们的警惕对象,认为正是这类胡族文化的流行导致了祸乱的发生。最后,分析唐代后期“排胡”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受安史之乱的冲击、唐人华夷观念的变化、佛道之争等几方面的影响。其中又以安史之乱与华夷观念变化为最重要的原因。
高赟[6]（2020）在《北周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北周文学为研究对象,旨在整体、系统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文学,还原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北周文学,呈现一个清晰的北周文坛,显示北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学价值,改变人们对北周文学的认识。北周文学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快速、密切大融合的成果,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北周文学因时代、地域、民族、文学演进规律呈现独特的阶段性文学特点。全文除绪论、结论、附录外,分上下编,共八章。上编五章整体、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文学成果、文学特点,展现它的枢纽作用。下编三章重点研究北周文学独特的、最重要的作家。上编第一章宏观整体鸟瞰北周文学,从北周文学家、北周文学作品、北周文学活动三个方面论证北周文学的繁荣。第二章重点研究对当时和后世影响较大的周文帝宇文泰发起的西魏文体文风改革,论述西魏时期文学作品和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第三章从北周时期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和北周文学的关系论述北周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与北周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起着促进作用。北周文、明、武三帝收集和整理中原典籍对华夏文化的绵延不断作出重大贡献。第四章通过北周时期两个文坛和民间文学的文学作品全面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南北文学融合的文学成果、文学特色。第五章从出土西魏北周墓志视角考察这段时期墓志的演进和文学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北周文学的文学水平。下编第一章整体论述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充分展现北周宇文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第二章综合研究王褒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王褒生年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卒年是周武帝建德五年（576）。梁宫体诗是一种新体诗,诗人运用这种诗体可以创作任何题材的诗歌。王褒是梁宫体诗的代表诗人。王褒北朝大部分五言诗歌反映他因羁旅异国的现实而引发内心深处的亡国之悲、羁旅之痛、思乡之切、生命之短的各种复杂的沉重心情,呈现“悲”“沉郁”的特色和风格。王褒以边塞乐府诗为代表的诗歌带有“建安风骨”的气息,但与“建安风骨”不同。王褒在创作乐府诗时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创作宫体诗艺术技巧的影响。王褒五言八句、四句诗创作对唐律诗、绝句的形成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王褒入北文章是中国南北朝后期南北文学相融合的成果。第三章综合研究庾信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庾信在北周任司水下大夫、弘农郡守、司宪中大夫、洛州刺史、司宗中大夫的任期和北周部分交游。庾信入北前十年心态复杂,最终由排斥到感恩、接受,再到主动亲和北周朝廷。庾信在入北前十年,或者说在入北的二十八年中,对故国的悲伤、对故国故土的思归和思念从没有停止过,贯穿始终。这种乡关之思以公元557年十月陈代梁为界显示出细微区别。之前是他对梁朝故国的思归与思念,之后是他对南方故土的思归与思念。《哀江南赋》作于公元557年十二月,主旨是哀梁朝。《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枯树赋》《小园赋》《伤心赋》《竹杖赋》《邛竹杖赋》展现庾信入北初期的生活经历和心态,极具文学价值。五言组诗《拟咏怀二十七首》《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展现庾信诗歌的文学魅力。庾信在北周创作的宫体艳情诗是他在梁朝创作的宫体艳情诗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显出新特点。《燕歌行》在王褒、庾信、高适手中继承并改变,最终使乐府旧题《燕歌行》的传统内容真正变成以边塞为内容的边塞乐府诗。《杨柳歌》是乐府诗,作于庾信入北初期,主旨是自悲身世。庾信创作的宫廷雅乐歌辞反映北周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崇拜。《道士步虚词十首》是庾信对道教步虚词的改造,文人步虚词成为表达个人情感的乐府诗体裁。庾信五言八句、四句诗歌创作对唐律诗和绝句的形成作出很大贡献,他创作出一首五言绝句。庾信入北前期部分诗赋文创作呈现“建安风骨”的风貌。《拟连珠》最大可能作于公元557年十月至十二月间,主旨是念王室、悲身世,它的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庾信墓碑传文、墓志铭传文、墓碑志铭辞都各具文学特色。庾信丧母是在西魏,丧母守孝时间是公元555至557年。庾信在北朝真正的隐居时期是公元554至563年。《移虏留使文》非庾信作品。
张裕涵[7]（2020）在《唐代百戏演艺研究》文中指出百戏历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数千年变迁,及至唐时,由分化走向繁荣,演出内容不断增修扩充,举凡俳优、俗乐乐舞、杂技幻术皆被划归其范畴之内,在唐代的文艺娱乐活动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对唐人的影响跨越阶层,是中国演剧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然而,唐代百戏作为一种“俗”的文艺样式而存在,相关资料并未被系统地辑录梳理,而是散落于两唐书、《全唐诗》《全唐文》、敦煌文书、各类笔记小说以及敦煌壁画、墓葬乐俑等百戏文物之中,这些散见史料是百戏在唐代发展的重要史证。因此,通过对散见文献、文物资料的系统梳理整合,还原唐代百戏演出的整体情貌是本文的研究重心。唐代,是百戏疾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此间百戏在多重外力与内因互相作用下迈向巅峰。本文首先论述唐代百戏繁荣的外部因素,唐代百戏的繁盛并非“忽如一夜春风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先秦至隋代多朝的繁衍积淀过程。唐时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对百戏的发展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三种因素看似老生常谈,空洞宽泛,实则不然。唐时的社会大背景与它朝相较,在诸多共性之下又极具迥异的时代特色,统治者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市坊制崩溃导致商品经济的兴起、频繁的对外交往——胡乐入华等,皆对百戏的发展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推动它向前迈进。继而采用文物与文献相互结合印证的方式,将涉及到唐代百戏内容的近百件墓葬文物（百戏乐俑或壁画）悉数辑录,并结合文献史料将其分门别类为歌舞戏、俳优杂戏类、乐舞类、幻术杂技类等四种类型,并对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物进行述评。百戏文物非常具象地还原了唐时踏摇娘、参军戏、乐舞杂技等百戏演出的生动场景,让我们对唐代百戏的演出形态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与了解,如此甚多的百戏文物也印证了唐代百戏演出的繁盛。唐代百戏的社会大环境与演出类型交代清楚之后,再从管理机构、民俗、宗教、观演关系的视角对唐代百戏演出生态进行全面多方位的剖析。百戏诸伎作为唐代游艺活动的中流砥柱,除去外部大环境的影响,还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内部构建,官方力量的介入将百戏纳入职能部门的管辖之下,为其提供了相对系统规范的指导,为百戏的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民俗视域下中的婚丧嫁娶、生诞节日以及宗教信仰视域下的迎神赛社、宗教祭祀等与百戏存在着深广交错的因缘,这些绵长悠久的世俗活动共同建构起唐代百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生态,是推进唐代百戏葆有生命力和活力的重要内在动因,唐代百戏与民俗宗教文化熔于一炉的紧密连缀,为后学打开了一扇透视唐代百戏的精神文化之窗。唐代多重繁兴的百戏演出空间与百戏的生产、消费对百戏艺术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也折射出唐代百戏由“贵族化”向“平民化”下移的发展轨迹。总之,上述各个要素皆是勾勒串联起唐代百戏整体向前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试图从多角度切入,辑录整理相关资料,以期探究唐代百戏在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并厘清其发展脉络。
姜子强[8]（2020）在《金朝陵寝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陵寝制度是帝制时代伴随着皇帝制度的确立,而衍生出的历代皇帝的丧葬和祭祀制度,在推崇皇权和维护等级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朝是由中国古代女真族建立的北方王朝,在金朝发展的过程中,女真统治者显现出不断向中原王朝和辽朝在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礼仪典章等方面学习、借鉴和交流的姿态。陵寝制度作为礼仪典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纳入到金朝礼制建设之中。金朝皇帝死后大多建陵置寝,岁时奉祀。皇后除特殊原因单独营建园陵外,大多祔葬于帝陵,此外一些宗室诸王亦有陪葬帝陵者。由于金朝曾先后以上京（今哈尔滨市）、中都（今北京市）和汴京（今开封市）为都城,因此相应地遗有三大陵域。分别为上京胡凯山陵区、中都大房山陵区和汴京陵区。三大陵区中,以大房山陵区制度最为完备。在大房山陵园布局和建置上,既承袭有汉、唐、宋等中原王朝的陵寝制度,又受到辽陵陵园的影响,同时出现诸多新因素,对后世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金朝帝王丧葬制度仍有些许北方民族原始丧葬习俗的孑遗,但更多的是继承汲取自中原王朝的丧葬礼制,杂糅蕃俗与汉礼,从而形成了一种多民族的、多元的丧葬文化。金朝陵寝祭祀基本承袭自唐辽宋以来的祭祀之礼,但并非一味照搬,而是结合女真族俗加以改造。在陵寝管理制度上,为守护管理陵寝,金朝效仿中原王朝制定陵寝防护制度,还首创陵山封祀之制。金朝陵寝作为施行丧葬祭祀礼仪的中心,对于维护王朝统治,体现皇家权威等方面有着显着的作用。通过探讨金朝陵寝制度的发展与演变,考察金朝陵寝之于中华传统礼制文明的内在联系,可以为深化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格局提供一份可靠的个案例证。
马晓丽,穆琛[9]（2019）在《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汉化”、“胡化”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自"汉化"、"胡化"概念出现后,学术界对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汉化"、"胡化"问题予以广泛关注。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不但对秦汉至明清时期整个封建社会"汉化"、"胡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已初步构建起"汉化"、"胡化"问题的研究体系,而且在史料应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也取得较大进展甚至一定程度的突破。但是,以往成果也存在着理论研究有所欠缺、研究不够均衡和思想深度略显不足等三大薄弱环节。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汉化"与"胡化"问题研究,应在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不断拓展研究视野及增强理论深度等三个方面下功夫。
么振华[10]（2018）在《安金藏事迹及其溯源——粟特人华化历程的个案考察》文中认为两《唐书·忠义传》所载安金藏的忠孝之举,包括剖腹以保皇嗣李旦、丧母后躬造石坟石塔二事。因其孝行,中宗时其家得以旌表门闾;因其忠心护主,玄宗时官至右骁卫将军,并泽被其后裔。但安金藏的忠孝之举与中国本土的忠孝行为存在差异与背离之处,通过对正史和墓志中安金藏家族事迹的研读,提出安金藏剖腹并非因其会祆教法术,亦非因其本人为医匠,而是纯粹之忠心护主。安金藏的安国粟特人出身之所以为正史有意掩饰,源于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廷对安姓为主的粟特人产生感情上的憎恶造成的。安金藏家族的华化程度是入华粟特人中相对较高的,安金藏的忠孝之举与中国本土忠孝行为的背离与差异说明粟特人的中国化道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步适应与融入的。
二、突厥丧葬风俗汉化问题述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突厥丧葬风俗汉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2）吐谷浑历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三、研究现状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吐谷浑基本史料辨析 |
| 第一节 南北朝史籍中的吐谷浑基本史料 |
| 一、《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
| 二、《南齐书·河南传》 |
| 三、《魏书·吐谷浑传》 |
| 第二节 唐修正史中的吐谷浑基本史料 |
| 一、《梁书·河南传》 |
| 三、《北史·吐谷浑传》 |
| 四、《周书·吐谷浑传》 |
| 五、《隋书·吐谷浑传》 |
| 六、《晋书·吐谷浑传》 |
| 第三节 五代及宋修正史中的吐谷浑基本史料 |
| 一、《旧唐书·吐谷浑传》 |
| 二、《新唐书·吐谷浑传》 |
| 三、《新五代史·吐浑传》 |
| 第二章 吐谷浑名号考 |
| 第一节“吐谷浑”的读音及其含义 |
| 第二节 退浑、吐浑、浑与吐谷 |
| 第三节 河南 |
| 第四节 阿柴虏、赀虏、野虏与va-zha(A-za) |
| 第三章 吐谷浑的政治制度 |
| 第一节 以父死子继为主的汗位世袭制度 |
| 第二节 早期仿西晋王国属官制与部族制 |
| 第三节 伏连筹改革之后的仿北魏官制与封建制 |
| 第四节 简单的刑律制度 |
| 第四章 吐谷浑的经济文化面貌 |
| 第一节 吐谷浑的经济类型 |
| 第二节 吐谷浑的生活习俗 |
| 第三节 吐谷浑的宗教信仰 |
| 第五章 吐谷浑与南北朝及隋唐政权的关系 |
| 第一节 吐谷浑与南朝政权的关系 |
| 一、吐谷浑正统王朝藩属的自我政治定位 |
| 二、维护南北交往和贸易通畅 |
| 第二节 吐谷浑与北朝政权的关系 |
| 一、与北魏先“战”后“和” |
| 二、与东魏、北齐以和平交往为主 |
| 三、与西魏、北周以战争为主 |
| 第三节 吐谷浑与隋唐政权的关系 |
| 一、隋对吐谷浑“战”“和”政策的转变 |
| 二、唐对吐谷浑“战”“和”政策的转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历史文献与资料汇编 |
| 二、相关研究着作 |
| 三、相关研究论文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3）高车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及学术创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一)中国古代史家对高车历史的探究 |
| (二)20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对高车历史的研究 |
| (三)国外史学家对高车历史的研究 |
| 第一章 高车的文献史料 |
| 第一节 高车基本史料辨析 |
| 一、《魏书·高车传》 |
| 二、《北史·高车传》 |
| 三、《通典·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 |
| 四、《太平御览·四夷部二十二·高车》 |
| 五、《太平寰宇记·四夷二十三·北狄六·高车》 |
| 六、《册府元龟·外臣部·种族·高车》 |
| 七、《文献通考·四裔考十九·高车》 |
| 八、《通志·四夷传七·北国下·高车》 |
| 第二节 高车重要散见史料评介 |
| 一、《晋书》中的高车史料 |
| 二、《魏书》《北史》中的散见高车史料 |
| 三、《北齐书》中的高车史料 |
| 四、《资治通鉴》中的高车史料 |
| 第二章 高车的族名与来源 |
| 第一节 高车族名探析 |
| 一、“敕勒”为族自称,也是漠北各族对敕勒族的称谓 |
| 二、“高车”为族他称,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对敕勒族的称谓 |
| 三、“丁零”是两晋十六国以前的中原政权及南朝对敕勒族的称谓 |
| 第二节 高车来源述论 |
| 一、高车来源诸说 |
| 二、高车来源考察 |
| 第三章 高车的氏族、部落 |
| 第一节 高车“六种”与“十二姓” |
| 一、高车“六种” |
| 二、高车“十二姓” |
| 三、高车“六种”与“十二姓”关系探析 |
| 第二节 高车“六种十二姓”以外的氏族、部落 |
| 一、叱列氏(叱利氏、叱李氏、乜列氏) |
| 二、叱罗氏 |
| 三、豆陈氏 |
| 四、他莫孤氏 |
| 五、屋引氏 |
| 六、蛭氏 |
| 七、解拔氏(斛拔氏、贺拔氏) |
| 八、斛斯氏(斛薛氏) |
| 九、渴侯氏 |
| 十、高车氏、敕勒(力)氏 |
| 第四章 高车的社会、首领称号与军事特点 |
| 第一节 高车的社会状况 |
| 第二节 高车的首领称号 |
| 一、“莫弗”“莫何去汾”是高车人借用东胡系民族语词对其首领的称谓 |
| 二、“候娄匐勒”“候倍”是高车人自身所创的首领称号 |
| 三、“部帅”“渠帅”“大人”是中原史官对高车首领的称谓 |
| 第三节 高车的军事特点 |
| 一、借鉴匈奴的军事制度 |
| 二、号为天下名骑 |
| 三、作战勇猛且团结一心 |
| 第五章 高车的经济类型与文化习俗 |
| 第一节 高车的经济类型 |
| 一、畜牧业是主业 |
| 二、狩猎业是重要的辅助与补充 |
| 三、手工业附属于畜牧、狩猎业 |
| 四、交换贸易以朝贡为主 |
| 第二节 高车的文化习俗 |
| 一、原始信仰 |
| 二、语言文字 |
| 三、婚姻习俗 |
| 四、丧葬习俗 |
| 五、音乐及舞蹈 |
| 第六章 高车与北魏政权、柔然及西域诸国的关系 |
| 第一节 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一、道武帝时期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二、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三、宣武帝及其以后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第二节 高车与柔然的关系 |
| 一、漠北高车各部与柔然的关系 |
| 二、高车国与柔然的关系 |
| 第三节 高车与西域诸国的关系 |
| 一、高车与高昌的关系 |
| 二、高车与鄯善、焉耆、车师的关系 |
| 三、高车与嚈哒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历史文献 |
| 二、相关研究着作 |
| 三、相关研究论文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4）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高昌国佛教及寺院经济的结构 |
| 第一节 高昌建国前后对佛教的政策 |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佛教地理 |
|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概念及与其他宗教 |
| 小结 |
| 第二章 高昌国佛教寺院的经营模式及财务收支 |
| 第一节 高昌国寺院的基本经济模式 |
| 第二节 寺院日常收入 |
| 第三节 寺院日常支出——对《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解斗帐历》再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高昌国的僧官、僧众和寺户 |
| 第一节 僧官阶层的执掌及管理 |
| 第二节 国家政权对僧众的管理及其赋税劳役 |
| 第三节 寺户制度及依附人口 |
| 小结 |
| 第四章 高昌国僧尼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僧尼个人的私有经济 |
| 第二节 释门群体与豪门望族间的往来 |
| 第三节 佛教僧尼的宗教活动与社会角色 |
| 小结 |
| 第五章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和衰落 |
| 第一节 多维视野下的寺院经济与高昌社会 |
| 第二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 |
| 第三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衰落再探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唐代后期“排胡”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概述 |
| 三 关于“胡”与“排胡”的概念界定 |
| 四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唐代的胡化风气 |
| 第一节 唐代胡化现象的出现 |
| 第二节 唐代胡化现象的主要表现 |
| 第二章 朝廷对胡人态度的转变 |
| 第一节 朝廷用人政策的转变 |
| 一 位列宰相、三公三师者 |
| 二 任职于中书省、鸿胪寺的译语人 |
| 第二节 蕃将地位的转变 |
| 一 安史之乱前的唐代蕃将 |
| 二 安史之乱后突厥蕃将地位变化 |
| 三 安史之乱后有功蕃将受到猜忌——以仆固怀恩为例 |
| 第三章 唐代社会的“排胡”现象 |
| 第一节 对不同胡人群体的排斥 |
| 一 从事商业活动的胡人 |
| 二 胡兵好战滥杀形象的塑造 |
| 三 无能胡僧形象的塑造 |
| 第二节 胡人形象的丑化 |
| 一 容貌与举止 |
| 二 性格与习俗 |
| 三 道德品质 |
| 四 胡人的污名化 |
| 第四章 唐人对胡风胡俗的警惕 |
| 第一节 胡乐与胡舞 |
| 第二节 胡服与胡帽 |
| 第五章 唐代“排胡”现象出现的原因 |
| 第一节 安史之乱带来的心理创伤 |
| 第二节 唐人华夷观念的转变 |
| 一 唐以前的华夷观念的演变 |
| 二 唐人夷夏观念的变化 |
| 第三节 佛教与道教之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北周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北周文学时段界定 |
| 二 北周文学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 论文框架、内容、方法和解决的问题 |
| 上编 |
| 第一章 北周文学概况 |
| 第一节 北周文学家 |
| 一、北周文学家的构成 |
| 二、北周文学家的特点 |
| 第二节 北周文学作品 |
| 一、北周文学家文集的存佚 |
| 二、北周单篇文学作品的存佚 |
| 第三节 北周文学活动 |
| 一、北周文学活动的方式 |
| 二、北周文学活动的成果 |
| 第二章 北周文学的艰难发展——西魏时期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西魏时期社会状况 |
| 一、周文帝宇文泰西魏改革 |
| 二、西魏时期社会思潮 |
| 第二节 西魏时期文学政策——西魏文体文风改革 |
| 一、文体文风革新的倡导者 |
| 二、时代背景和改革起因 |
| 三、改革内容和终止原因 |
| 四、改革影响与评价 |
| 五、西魏文体文风改革与北周文学 |
| 第三节 西魏时期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实用的文章创作 |
| 二、托物言志的抒情小赋 |
| 第四节 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 |
| 一、西魏为北周文学奠定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二、西魏实际掌权者周文帝宇文泰培养爱好文学的北周接班人 |
| 三、西魏时期文学特色影响北周文学 |
| 第三章 北周文学的发展空间——政治、文化、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政治环境 |
| 一、北周前期政治特点:主相斗争 |
| 二、北周政治环境 |
| 三、北周政治环境与北周文学 |
| 第二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文化环境 |
| 一、古籍整理 |
| 二、露门学 |
| 三、通道观 |
| 第三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社会环境 |
| 一、北周统治思想儒教与北周文学 |
| 二、北周佛教的坎坷经历与北周文学 |
| 三、北周道教的兴盛与北周文学 |
| 第四章 繁荣的北周文坛——长安、江陵文坛 |
| 第一节 北周文学中心:长安文坛 |
| 一、北周本土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二、北周南朝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三、北周邺下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二节 北周江陵后梁文坛 |
| 一、北周时期后梁萧氏政权 |
| 二、北周江陵后梁萧氏文学集团 |
| 第三节 北周民间文学研究 |
| 一、谣谚及其特点、价值 |
| 二、北周谣谚 |
| 第五章 西魏北周出土文献——墓志“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出土西魏北周墓志概况 |
| 第二节 出土西魏墓志及其文学研究 |
| 第三节 出土北周墓志及其文学研究 |
| 下编 |
| 第一章 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北周帝王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孝闵帝宇文觉 |
| 二、明帝宇文毓 |
| 三、武帝宇文邕 |
| 四、宣帝宇文赟 |
| 第二节 北周宇文皇族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周诸王 |
| 二、宇文护 |
| 第二章 王褒及其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王褒生平和仕历 |
| 一、王褒生卒年考 |
| 二、王褒生平和仕历 |
| 第二节 王褒诗歌研究 |
| 一、王褒五言诗 |
| 二、王褒乐府诗 |
| 三、王褒对唐律诗和绝句的贡献 |
| 第三节 王褒文研究 |
| 一、书 |
| 二、碑 |
| 三、其他文章 |
| 第三章 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庾信平生最萧瑟——庾信生平和仕历研究 |
| 一、庾信梁朝重要仕历和事件 |
| 二、庾信北朝仕历 |
| 三、庾信北周交游考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庾信北朝前期心态研究——入北前十年 |
| 一、第一阶段:公元 554 年 —— 平和、担忧、悲伤、思归、隐逸、旷达 |
| 二、第二阶段:公元 555 年至 557 年八月 —— 悲伤、自责、排斥、思归、隐逸、期待 |
| 三、第三阶段:公元 557 年九月至 560 年 —— 感恩、悲伤、反思、思归、隐逸 |
| 四、第四阶段:公元 561 年至 563 年 —— 接受、主动、悲伤、思归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北朝诗赋研究 |
| 一、庾信北朝赋 |
| 二、庾信北朝诗歌 |
| 三、庾信入北前期诗赋“建安风骨”的再现 |
| 第四节 庾信北朝文研究 |
| 一、连珠 |
| 二、碑志 |
| 第五节 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相关问题考辨 |
| 一、庾信丧母守孝考 |
| 二、庾信北朝隐逸考 |
| 三、庾信部分诗文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西魏北周史事、北周文学编年 |
| 附录二 北周文学作品编年简表 |
| 附录三 北周文学体裁与作品简表 |
| 附录四 出土西魏北周墓志文献简表 |
| 附录五 庾信部分五言诗平仄韵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7）唐代百戏演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一、涉及唐代百戏的综合性研究 |
| 二、对唐代百戏的专题研究 |
| 三、对唐代百戏特定形态或分支的研究 |
| 四、对唐代百戏的考古图像学研究 |
| 五、对唐代百戏演出场所的研究 |
| 六、对唐代百戏演出主体及相关管理机构的研究 |
| 第一章 百戏的沿革与繁荣背景 |
| 第一节 百戏溯源 |
| 一、先秦:百戏的发端期 |
| 二、秦汉:百戏的发展期 |
| 三、魏晋南北朝:百戏的铺垫期 |
| 四、隋朝:百戏的过渡期 |
| 第二节 唐代百戏繁盛背景 |
| 一、政治开明:百戏兴盛之源泉 |
| 二、经济繁荣:百戏发展之基石 |
| 三、文化交流:百戏兴盛之助力 |
| 第二章 唐代百戏演出类型 |
| 第一节 歌舞戏类 |
| 一、踏摇娘 |
| 二、大面 |
| 三、傀儡戏 |
| 第二节 俳优杂戏类 |
| 一、参军戏的演出形态 |
| 二、参军戏的社会功能 |
| 第三节 乐舞类百戏 |
| 一、唐代乐舞类型 |
| 二、乐舞文物展现的演出情态 |
| 第四节 幻术杂技类 |
| 一、幻术 |
| 二、杂技 |
| 第五节 个案研究:韩休墓乐舞壁画演出类型考辩 |
| 一、韩休墓乐舞壁画演出类型诸说 |
| 二、韩休墓乐舞壁画演出类型探析 |
| 第三章 唐代百戏管理机构 |
| 第一节 初盛唐时期百戏管理机构——太常寺 |
| 一、太常寺管理百戏之沿革 |
| 二、太常寺对百戏的管理 |
| 第二节 中晚唐时期百戏管理机构——教坊 |
| 一、教坊的设立背景 |
| 二、教坊的建制与构成 |
| 第三节 教坊的演出形态与演出场合 |
| 一、教坊四部乐及新制乐舞 |
| 二、教坊百戏演出场合的迁移 |
| 第四节 梨园 |
| 一、梨园的设立与构成 |
| 二、梨园的演出盛景与衰落 |
| 第四章 礼俗活动与百戏演出 |
| 第一节 丧葬仪式与百戏演出 |
| 一、丧葬用乐制度与官方演出情况 |
| 二、官方丧仪用乐 |
| 三、民间丧仪中的百戏演出与禁断 |
| 四、丧葬百戏的演出功能 |
| 第二节 婚嫁寿诞中的百戏演出 |
| 一、婚嫁与百戏 |
| 二、寿诞与百戏 |
| 第三节 岁时节日民俗中的百戏演出 |
| 一、唐代岁时节日 |
| 二、岁时节日之百戏观演 |
| 第五章 宗教信仰活动下的百戏演出 |
| 第一节 混合型宗教信仰与百戏 |
| 一、唐代混合型宗教信仰的特征 |
| 二、混合型宗教信仰中的百戏活动 |
| 第二节 制度型宗教信仰与百戏 |
| 一、佛教影响之下的百戏活动 |
| 二、道教、祆教影响之下的百戏活动 |
| 三、制度型宗教信仰对百戏的构建与影响 |
| 第六章 观演关系 |
| 第一节 百戏演出场所流变 |
| 第二节 百戏观演空间 |
| 一、宗教活动观演空间 |
| 二、城市商业观演空间 |
| 三、皇家殿庭及水上观演空间 |
| 四、军营观演空间 |
| 第三节 百戏观演活动之运作 |
| 一、宫廷百戏观演 |
| 二、营利性的民间百戏演出 |
| 第四节 百戏观演商业化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文献 |
| 二、今人着作 |
| 三、学位论文 |
| 四、期刊论文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 |
| 致谢 |
（8）金朝陵寝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二、金朝陵寝概貌 |
| (一)皇帝陵寝 |
| (二)皇后园陵 |
| (三)诸王兆域 |
| 三、陵园布局与建置 |
| (一)陵园布局特点 |
| (二)陵园建置 |
| (三)影响因素 |
| 四、金朝帝王丧葬制度 |
| (一)金建国前丧葬习俗 |
| (二)金朝皇家丧葬礼制 |
| (三)金朝帝王埋葬制度 |
| 五、陵寝祭祀制度 |
| (一)金朝上陵之礼的来源 |
| (二)祭祀人选:皇帝亲祭与遣使致祭 |
| (三)祭祀时间:岁时奉祀与因事致祭 |
| (四)祭祀地点:本陵位祭与磐宁宫望祭 |
| 六、陵寝管理与作用 |
| (一)陵寝管理制度 |
| (二)金朝陵寝的作用 |
| 七、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汉化”、“胡化”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汉化”、“胡化”概念及其内涵 |
| (一) “汉化”内涵的解读 |
| 1.对“汉化”内涵的拓展 |
| 2.“新清史”学派对“汉化”解读的偏离 |
| (二) “胡化”概念的厘清 |
| 1.“胡化”与“夷化” |
| 2.“胡化”与“汉化” |
| 二、“汉化”、“胡化”的历史进程及表现 |
| (一) 政权视角下的“汉化”、“胡化”及其表现 |
| 1.东晋十六国时期 |
| 2.南北朝时期 |
| 3.隋唐五代时期 |
| 4.宋辽夏金元时期 |
| 5.明清时期 |
| (二) 地域视角下的“汉化”、“胡化”及其表现 |
| 三、“汉化”、“胡化”及其影响因素 |
| 四、关于进一步深化“汉化”、“胡化”研究的思考 |
四、突厥丧葬风俗汉化问题述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民族融合视域下的北朝艺术风格演变研究[D]. 冉令江. 东南大学, 2021
- [2]吐谷浑历史问题研究[D]. 曹磊.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3]高车历史研究[D]. 王石雨.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4]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5]唐代后期“排胡”现象研究[D]. 王新琪.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6]北周文学研究[D]. 高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7]唐代百戏演艺研究[D]. 张裕涵.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8]金朝陵寝制度研究[D]. 姜子强.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9]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汉化”、“胡化”研究述评[J]. 马晓丽,穆琛.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2)
- [10]安金藏事迹及其溯源——粟特人华化历程的个案考察[J]. 么振华. 兰州学刊,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