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

一、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小说（论文文献综述）

李杨^[1]（2021）在《“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之辨》文中研究指明"新历史小说"的命名尚未受学界广泛认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提法便涌现出来。随着理论界对"新历史主义"的探讨风头渐起,支持"新历史小说"的研究者试图通过对"新历史主义小说"概念本身的质疑,扞卫"新历史小说"的"合法性"。事实上,论争的焦点一开始即发生了偏移。从本质上说,"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都是话语建构的产物,故而问题的关键并非"新历史小说"是否曾受"新历史主义"的影响,而是能否借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来读解"新历史小说"。然而,研究者在言说"新历史小说"时,除却"新历史主义"理论,还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加以对比,并将"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和"寻根文学"纳入参照体系,进一步扩大了阐释空间,这就为"新历史小说"的命名赢得了相对合理性。就此而言,统一使用"新历史小说"的命名,是研究规范化的必然要求。不过,鉴于"新历史小说"概念本身的模糊与含糊,批评者需要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对其讨论对象作出限定,以避免因概念混乱而影响研究的开展。

张欢^[2]（2020）在《新历史主义对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大潮中起起伏伏,包括夹杂其中的新历史主义,对其处于一种盲目试探的状态,进入90年代后,中国当代学界（包括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两个层面）逐步进入反思与创新的阶段,对新历史主义展开一系列本土化实践。文化诗学与新历史小说便是两个不容忽视的新历史主义本土化实践的成果。针对以往新历史主义对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研究欠缺系统性,总括性,本文将以新历史主义为基本线索,对新历史主义影响下的文化诗学与新历史小说创作溯源追踪。经过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引用,其“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在中国理论界得到延伸与超越,促成了中国文化诗学理论的构建,形成以童庆炳和蒋述卓为核心的两个研究群体,主张文学的创作者和接受者带有回归历史语境,放大性别、身份、权力、种族等社会标识,恢复被主流文化遮蔽的声音,丰富了中国文论,为其他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研究树立了典型。文学创作方面,苏童、莫言、格非、叶兆言等人完成了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的延异走向新历史小说,瓦解了革命宏大叙事,开拓了历史题材创作的新思路。尽管新历史主义对当代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历史文学”的批评和实践提供一个参照与新思路,但其本身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含混的自我定性及其对逸闻主义的过分推崇,使得历史真相迷失在碎片化记忆中,无从把握。综上所述,本文在梳理新历史主义本身的源流发展的基础上,具体考察了该理论是如何被中国理论界及其新历史小说创作群体所接受,解答其跨语境适用性,最终评价该理论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局限。

柴文娇^[3]（2020）在《新历史小说中的自然书写》文中研究表明新历史小说以消解传统大历史观念的姿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试图剔除政治话语,还原多元的、民间的、本质的历史,使当代历史叙事与以往绝对权力观念的宏大叙事割裂。而其中大量关于自然的书写内容丰富而蕴藉宽阔,与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中单薄、平面的、意象化的自然书写截然不同,且与其新历史小说特有的历史观表达和整体的叙述特征相辅相成。本文以陈忠实、莫言、苏童、刘震云几位作家的新历史小说作品为主要分析材料,从新历史小说中自然书写的具体形态、自然书写的叙述特征和自然书写所折射的作家的历史观三个方面,探讨在新历史小说的自然观与其历史观在呈现形态与内涵之间的联系。第一章是从土地、植物、动物、自然危机四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把握自然书写的具体形态和作家隐秘的自然观。土地叙述指出:新历史小说对土地的书写符合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中华民族对土地的依恋;对于故土的难离和对于土地的作物粮食的病态渴望的书写也是新历史作家剖析人性、还原人在历史中之本真状态的利刃;同时,将土地看作人物精神力量的源泉,也体现出作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植物叙述选取了文本中最突出的“罂粟”和“高粱”两个意象。挖掘植物的多重的象征意蕴对历史小说在情节、人物性格和整体风格的点染效果。动物叙述主要从还原动物野性、动物的原型崇拜、人与动物的对峙或平等的关系以及人与兽边界模糊的叙述展开。动物在新历史小说中不再是“他者”,以动物的参照角度介入人类社会历史叙述,充分体现出部分新历史作家的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想。第二章从象征、荒诞和对叙述角度的补充三方面分析自然书写的叙述特征及其对新历史小说整体的叙述风格的辅助贡献。首先,作家通过接连不断的对自然的象征意象,使新历史小说“历史寓言化”的主题在循序渐进中得到彰显。反复出现的意象也在风格上形成一种回环往复、相互映衬的艺术效果。其次,新历史作家在自然书写时大量采用的荒诞手法有助于小说整体叙述风格的形成。这些荒诞的自然书写造成无序和错乱的阅读感,有益于新历史作家的历史“偶然化”叙述。再次,一些新历史作品中的动物视角,以“更边缘化”、“非人类主体性”加权了新历史边缘化叙述的风格,也是对其所强调的主流之外的历史叙事角度的补充。第三章分析自然书写与新历史作家的自然观、历史观内涵的关系。首先,新历史小说家用自然代替人类社会作为叙述背景和人物成长的空间,并将以往历史小说崇尚的线性时间打碎了糅进其中。可感的自然空间描述使新历史小说意图凸显的人性本真和“小历史”的真实。这样,自然也就被新历史作家写进了历史进程,有时甚至成为影响历史发展的重大因素。其次,通过对自然的对照书写,考察新历史小说对传统历史观（人类文明正当性和社会历史进步论）的反思与质疑。新历史小说家不止一次地质疑人类较与动物的优越性,质疑通过暴力手段获取文明成果导致“异化”的所谓“社会进化论”。总之,新历史小说中的自然书写,可以外化事物对其历史观和叙述风格的整体营造,其话语解构和思想颠覆性在文学史内部和社会文化背景而言都是必然的,也具有文学乃至史学价值。然而随着消费文化日益侵蚀各个领域,文学中的历史被戏谑、被商品化现象层出不穷。自然书写,如同其他关于历史风情、民俗器物等书写一样,在迎合市场的新历史叙事中难免有被沦为仿古符号与被消费了的背景工具之倾向。一旦自然书写被当成附庸风雅、使作品看上去更具“历史感”和“沧桑感”的工具,则值得警惕。

张鹤^[4]（2020）在《历史祛魅与人性探微 ——论1990年代中国抗战小说的非英雄化书写》文中研究说明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贯彻,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价值观念面临瓦解,历史叙事也随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抗战题材作为中国历史小说中最为重大且庄严的题材,它见证了这一时期作家历史观的转型。本文从历史观变革的视角切入,立足于新历史主义理论对1990年代中国抗战题材小说作品进行整合和分析,探究其在人物塑造方面呈现出的非英雄化特征。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回顾中国抗战小说的发展历程以及介绍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转型,并引入本篇论文所依托的一个文学概念——新历史主义,在新历史主义概念的支持下对非英雄化书写的缘由及特征进行阐释。第二部分主要对1990年代抗战题材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抗战者形象进行列举和汇总,主要从多元化的抗战主体、各色的民间小人物、知识分子抗战者以及一些特殊的边缘化抗战群体入手进行梳理。第三部分通过分析和整合这些具有一定创新性和时代性的抗战者形象,来体现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抗战小说对于英雄形象与民间小人物的颠覆与重塑。最后一部分从艺术反思的角度探讨这种非英雄化的人物描写方式对于抗战史书写的特殊意义以及它的不足之处。总的来说,抗战史书写和其他历史题材的叙事一样需要不断创新,并且向纵深处挖掘一些事件表面之下的历史规律和生命意义。1990年代的抗战小说接受了很多中西方先进思潮的影响,但其题材自身的特殊性质与一部分新历史小说过分追求个人化和偶然性的历史记忆的诉求在结合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弊端,因此我们应该批判的看待,给抗战史书写更大的空间。

曾文丽^[5]（2019）在《格非小说的现代历史叙事研究》文中提出格非作为当代先锋文学与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先锋时期侧重于对形式技巧的探索,而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则成了格非创作重要的试验田;20世纪90年代及新世纪小说中的历史依然是他传达创作理念的重要素材,并将人性、欲望、乌托邦、存在及现实等问题融入其中。结合其创作文本分析,虽然他的历史叙事不能脱离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主义的视域来讨论,但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共同作用下,格非从个人经验出发,摆脱了传统历史小说中意识形态束缚,以新的历史观念和叙事方式重新描绘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现代历史图景。“现代”无论从时间还是意义上探究都是一个多重且含混的概念,现代历史是一个急剧变动的时期,格非小说专注于现代历史不仅是一个独特现象,而且他在借鉴中西方文学资源和结合自身创作观念的基础上,从文化语境、历史图景以及叙事艺术等方面对传统革命历史叙事进行全面重构,并在创作的悖论性处境中确立其独特的现代历史叙事。本论文将从以下几个部分进行分析论证:绪论部分首先从中国的史传传统出发,梳理出文史互动在中国文学中的沿革;其次对“现代史”和“现代历史叙事”等现象进行深入探讨,进而引出格非小说的现代历史叙事;最后从目前有关格非小说历史叙事研究中确立本论文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第一章主要把西方新历史主义和国内新时期小说中的历史建构作为格非现代历史叙事的文化语境,尤其国内新历史小说的不同于传统历史叙事的历史观念对格非的现代历史意识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第二章主要从反史诗性的现代革命史、民间立场的村落史和家族史以及欲望化的个人命运史等方面确立格非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独具一格的现代历史图景,不同程度地解构了传统历史叙事,尤其是参照“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展现了多元历史的种种风貌。第三章则从历史视域去分析格非小说独特的叙事艺术,一方面格非的先锋历史叙事的形式探索强调历史的荒诞化、宿命论及不确定性的审美追求;另一方面格非在20世纪90年代及新世纪的历史小说具有回归传统的倾向,历史变得具有抒情意味和真实的感觉;叙述视角的转变突出了格非的历史书写是个人化记忆的诗学。第四章则从辩证的角度深刻反思格非的现代历史叙事的意义及局限。

于波^[6]（2018）在《延安时期以来抗战题材文学叙事的演变 ——从革命史观到新历史主义》文中研究说明文史互动是一个常见之相,形成了“真实观”的概念交叉,且与意识形态之间也建立了互文式的内在关联。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总会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伦理观念等等具体语境构成的鲜明烙印。文学真实反映历史真实,对历史真实而言,文学真实抵达的是它的精神事实,文学真实以其对主客观的高度结合,来探知历史事件的真相和人类心灵的秘密,它对于现在人们的最大意义,在于提供行事的借鉴。作为文学与历史形态兼具的历史小说,将历史形态赋予小说形式,包含着历史、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多重特性,有着更加复杂的面相。其中,意识形态便是历史小说一个极为重要的本体性特征,无论是作为历史小说文本内部的文体特征,还是作为文本外部的影响因素,意识形态都是历史小说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意识形态对于小说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对小说本体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往往成为小说叙事的旨归;其次是对小说的被接受度的影响,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接受情况;再次是对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甚至对作者进行思想意识的改造;还有就是对小说以及其他文学形式的影响,综合起来会形成一种新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在现当代文学中,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叙事主要呈现出来两种迥然不同的风貌,一种是革命历史小说,一种是新历史小说,反映出两个时代的不同意识形态对于小说书写方式的影响。本文立足于打通历史学科与文学学科的界限,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抗战题材（抗战史）内容为贯穿主线,以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故事模式和史观建构为参照,侧重于从小说的话语形成过程、作者的写作资源取向、时代变革的影响等外在方面,以及作者的历史观念认知、小说叙事与历史史实之间的互文关系等内在方面,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分析,解读小说文本背后隐藏的历史真实、文学呈现和意识形态意涵之间的复杂关联性,既有历史之于文学的同步“共振”,又有文学对于意识形态的表意实践。本文采取具体文学作品分析与文化理论解读的结合方式,通过对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全方位系统对比,在比较视野下揭示出新历史小说对于革命历史小说的解构和嬗变,展示新历史小说对于新时期文学脱离意识形态束缚的重要开拓意义,进而从新历史小说的叙事内容和表现手法中去阐述时代的变革意蕴。对于文学叙事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平衡关系,本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又要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革命历史小说主要是指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创作的关于中共建党至建国其间的历史题材小说。革命历史小说作者通过描绘特定的历史场景,宣扬革命精神和理想主义,肯定革命历史自身的正确性以及其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使作品具有了极强的鼓舞人心的力量。作品当中所表达的历史观念是注重文学的工具性功用,将文学视为达成特定目的的方式与途径,承担起了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重任。它不仅仅是展现工农兵“历史主体”的丰功伟绩,它更深刻层次上的叙事动机,是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来证明革命政权及意识形态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革命历史小说以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革命史观作为理论支撑,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革命至上的创作理念与英雄主义的人物塑造原则,在作品中通过再现“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反抗,塑造“革命圣者”的英雄塑造模式,旗帜鲜明地表现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体现出“必然性”的进化观念、“革命至上”的历史本质化叙述。受到意识形态的规训,革命历史小说必然影响了作者自我主体意识的确立,作者会对革命历史进行“削足适履”式的描写,牺牲了历史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存在着思想艺术的诸多局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处于改革发展的纵深转变时期,意识形态及文化气候发生巨大变化。作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出现的一次充满变革色彩的重要流派——新历史小说,不再亦步亦趋遵循政治意识形态规范,具有历史反思精神和艺术化叙事方式,昭示了一种多元化历史观的调整。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和作品的影响,也受到市场化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其史观理解之“新”表现在:解构一元与关注生存,拆解了“二元对立”革命史观,以复线化的历史形式来消解一元化、整体性的历史,以个体的声音来代替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通过关注个体的生存体验建立属于“人”本身的话语空间;其创作手法之“变”表现在:一是新历史小说对历史认知观念的改变,从关注历史的必然性、合法性,转向到关注历史的立体性、偶然性;二是新历史小说突破了宏大叙事的桎梏,去崇高化,反英雄化,确立了民间话语与民间叙事立场:三是新历史小说以虚构性、非史料撰写还原历史叙事,表达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四是新历史小说突破了以往“革命圣者”的英雄形象塑造,也突破了党史中的题材禁区,挖掘出历史的另一面真实。但是新历史小说存在着“当代性缺席”的问题,存在着对于历史的随意编排问题,还与市场化权力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新历史小说暗含着有关80年代的诸多深切反思,折射出这一时期文化界思想脉络的演进和历史观的转向,它在精神上、艺术上的探索解放了新时期以来作者的历史观和创造性,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开拓意义。新历史小说对于革命历史小说的冲击和嬗变表现在:一是主题转变方面,体现在从描写革命斗争转向描写个体生存;二是在叙事转变方面,体现为从“大历史”的庄严叙述到“小历史”的随意改写;三是在史观转变方面,体现为从历史一元性到历史多元性;四是从功用转变方面,体现为从“文以载道”的教化功能转换为“托物言志”的讽喻功能,来描写被遮蔽的边缘文化与人性欲望。从而有力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规训,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对照意义。对于文学与历史、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本文的观点是:文学和历史都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感是最好的选择。40年代以来至文革时期的文学,与意识形态距离过近,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甚至处于附庸位置,在创作过程中和作品传播的过程中受到其管制和约束。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管制有所松动,多元文化的格局逐渐形成,作者们得以相对自由的写作,新历史小说对历史负有着某种特殊责任,自觉抵制了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但是与意识形态距离过远,对当下社会生活较少关注,失去了介入生活的力量。新历史小说既应该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必要的距离,也应该和意识形态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消除非此即彼的范式壁垒,力求给时代思想带来审美化的提升。

刘霞云^[7]（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石廷廷^[8]（2016）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女性新历史小说》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末,“新历史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在同中国当时语境的激荡中,发生了嬗变。在“新历史主义”理论和国内文化思潮的双重影响下,中国文坛产生了一种新的小说类型:新历史小说。其中,女性新历史小说显示出不同于男性新历史小说的审美特征和历史观念。这类作品中潜藏着独特的“小历史”意识和“女性佚文史”,反映了当代中国女性作家的群体性精神诉求和深层文化心理,值得关注和研究。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新历史主义理论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和理论特征。论文以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塑型”观和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理论为例,介绍国外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发展,进而总结国外理论的强烈颠覆性和斗争性等特征。在对国内理论译介状况进行梳理之后,论文分析国内新历史主义的重艺术创作指导,轻理论总结等本土化特点。同时,论文简述了中国女性新历史小说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轨迹。我们从概念界定、研究现状、发展阶段和题材分类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女性新历史小说进行整体透析。第二部分是核心内容。中国女性新历史小说主要表现为以下美学特征:“小历史”意识和解构叙述对“大历史”意识的颠覆;互文性“女性佚文史”的呈现;日益走向中心和本位的女性意识;对隐喻、反讽、交叉文化蒙太奇等小说艺术手法的探索。第三部分论析中国女性新历史小说的意义和发展困境。一方面,中国女性新历史小说,改变了中国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实录”传统,恢复了小说的主体地位。并且,女性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拓宽了文学创作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因为外部环境的影响和自身理论不足,女性新历史小说创作呈现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小说创作数量下滑,女性地位迷失,使女性新历史小说陷入发展困境。论文最后初步探索女性新历史小说走出困境的方法:重新审视男女关系,挖掘新的创作资源等。

陈娇华^[9]（2015）在《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的关联性辨析》文中指出新历史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传入国内,对新历史小说的创作与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新历史小说对新历史主义也进行了同化与变异,形成本土化的新历史主义艺术奇观。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既耦合又悖离,运用新历史主义研究新历史小说需要审慎对待。

王玮琼^[10]（2012）在《当代“新历史小说”的历史书写》文中研究说明“新历史小说”是中国二十世纪后二十年文坛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随着八十年代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格局的大转变，宽松的社会环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先后出现了诸如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具有革新意义的文学流派，他们在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有益的探索，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定的局限性。随着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西方文艺理论的引入并在创作中的日趋成熟，中国文坛的一些小说家自觉地将目光聚焦到对史实的文学书写上。在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当代“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书写呈现出了一种与以往传统历史题材小说不同的、全新的历史观念和独特的叙事方式，给文坛带来了新的生机，并产生了一大批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成为了读者喜闻乐见的小说题材，并带动了历史题材影视改编的发展。本文共分三章对“新历史小说”的历史书写进行分析和研究。第一章：对“新历史小说”概念的形成和范围界定进行梳理，并从当代文学内部和后现代语境两个方面分析其产生的影响因素。第二章：结合后现代和新历史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在与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的对比中，阐释“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叙事。质疑历史客观真实、进行主观化的虚构，以历史循环论消解进步论、以偶然性消解历史必然性，以边缘和民间代替中心，以此来颠覆和解构既往历史观；利用后现代游戏性的叙事技巧如反讽、戏仿、碎片的拼贴等对历史进行戏谑和嘲讽。第三章：分析“新历史小说”在创作上面临的困境：专注于“小历史”的书写但又无法实现对“大历史”的超越，使自身陷入了价值相对主义；追崇偶然性，忽视历史客观规律走向了历史不可知论；迷恋于边缘和媚俗成为世俗性“主流文化”的牺牲品。“新历史小说”的历史书写在当代文坛上有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和社会价值，但是其面临的创作困境制约了它进一步的发展。

二、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小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1）“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之辨（论文提纲范文）

（2）新历史主义对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历史小说中的自然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4）历史祛魅与人性探微 ——论1990年代中国抗战小说的非英雄化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5）格非小说的现代历史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延安时期以来抗战题材文学叙事的演变 ——从革命史观到新历史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8）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女性新历史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9）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的关联性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新历史小说”的历史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小说（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之辨[J]. 李杨. 广西社会科学, 2021(08)
• [2]新历史主义对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研究[D]. 张欢.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3]新历史小说中的自然书写[D]. 柴文娇.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0(07)
• [4]历史祛魅与人性探微 ——论1990年代中国抗战小说的非英雄化书写[D]. 张鹤.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格非小说的现代历史叙事研究[D]. 曾文丽.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6]延安时期以来抗战题材文学叙事的演变 ——从革命史观到新历史主义[D]. 于波. 山东大学, 2018(12)
• [7]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8]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女性新历史小说[D]. 石廷廷.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2)
• [9]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的关联性辨析[J]. 陈娇华.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5)
• [10]当代“新历史小说”的历史书写[D]. 王玮琼. 齐齐哈尔大学,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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