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日本舰船的名称

一、甲午海战中的日本舰只名称（论文文献综述）

周春水^[1]（2020）在《甲午沉舰遗址水下考古调查》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九十年代,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战争,这场改变两国命运的战争导致北洋海军在短暂辉煌之后又迅速覆灭,并在我国境内的黄海北部、威海湾沉没了多艘北洋战舰。近几年来,随着水下考古调查工作的开展,逐步确认了"致远舰"与"经远舰"的位置,并对其残存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开启了近现代钢铁沉船遗址的调查与研究工作。近期又在威海刘公岛附近基本锁定了北洋旗舰"定远舰"的准确位置。一系列甲午沉舰遗址的水下考古成果,为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海军发展史、世界海战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曹金稳^[2]（2019）在《北洋舰队官兵视角下的黄海海战》文中研究指明北洋舰队官兵在黄海海战前对中日两国海军真实实力的不同认知以及在黄海海战中的战场表现和对黄海海战后的反思,从另一个视角再现不同于传统的黄海海战叙事。中日矛盾激化后,北洋舰队基层官兵求战欲望强烈。出于对建功立业和高额报酬的追求以及囿于自己的知识和服役多年的自信,他们对海战前景持乐观态度。方伯谦虚报战果更使得他们坚信日本海军不堪一击;中高层海军将领要承受来自统治者的压力、清流派的责难和舆论的指责,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中日海军之间的差距有一定的认知,对中日海战前景持悲观态度。护航牙山却与日本海军的主力不期而遇,开战之前的北洋舰队官兵们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在舰上服役的多名洋员均记录下斗志昂扬的官兵们渴望与日本决战,以报丰岛海战之仇。中高层军官却因己方军舰性能、燃煤质量差、火炮射速慢等因素显得忧虑。开战后北洋舰队利用舰炮射程优势一度取得局部优势,但中日两国军舰性能的代差使得北洋舰队很快陷入困境。虽在丁汝昌和管带们的统帅下浴血奋战,北洋舰队还是处于下风,众官兵们士气高昂,冒着弹雨坚守在战斗岗位上。在“致远”被击沉后,“济远”和“广甲”逃离使北洋舰队士气低落,鏖战五个多小时后日本军舰首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四艘军舰被击沉、一艘搁浅,官兵们死伤颇多。海战前后北洋舰队官兵们的心态变化,反映了他们随着黄海海战的进行对于中日战争和他们的对手逐渐的认知。对于方伯谦案的争议也体现了北洋舰队官兵们真实看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北洋舰队的官兵们都认为黄海海战是一次小捷,他们认为日本海军和他们一样受损严重,短时间内无法再次远洋作战,可事实却打破他们的臆想:不断在中国临海游弋的日本军舰,接连响起的警报都使得清廷高层胆战心惊,不断向他们发出出海作战的指令。这时海战小捷所带来的胜利喜悦尽数被忧虑和恐惧所取代。

张岩鑫^[3]（2019）在《晚清海战岸防图解析及其军事败因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所谓海战,指海军兵力在海洋进行的战役和战斗;海防,指在国家领海,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本文中的海防作战,可等同于岸防作战,或者反登陆作战。这是因为清政府忽视海权和领海防御的重要性,故一般直到外敌侵入海岸,方才着手组织抵抗。先是外国舰队入侵中国,后来发展为列强在中国海面为瓜分中国而战。反映在海战绘画上,就是中国人绘制的多是海防画,外国人绘制的多是进攻海战画。在没有摄影术的时代和摄影术发明还没有广泛应用的时代,西方商船和战舰都有画家随行远航;在中英、中法海战中,西方舰队都配有专门的测绘船、绘图师和随军画家,以图像和绘画的形式记录战事现况。这些图像和绘画作品是当年西方媒体极为重要的战事报道依据,也为列强侵华提供了第一手地理、军事和文化情报资料,本文运用历史文献整体梳理了晚清海战岸防的历程基础上,搜集、复制了大量相关的国内外珍藏的绘画图像资料,直观地再现了晚清海战岸防的历史,晚清以前中国对外海战与海防。中国的水师和海军,在中外一系列海上战争和登陆/反登陆战争中,曾多次征讨外敌、抵制入侵与收复故土。唐、元时期中国水师东征朝鲜、日本,目的是确立中国在东亚地位;明末出师朝鲜,是为了协助朝鲜抗击日本侵略;而郑成功水军攻打台湾,则是从荷兰侵略者手里夺回故土。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由于中国沿海的倭寇之患,促进明朝重视加强海防建设,岸防的强化,中国沿海倭乱逐渐平息。在抵抗外寇的过程中,中国沿海岸防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十五至十八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等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中国沿海,展开早期殖民侵略活动,古老而封闭的中国,成为欧洲殖民者扩张、攫取利益的目标。中国的岸防体系、海上力量、海疆危机,乃至整个国家安全,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晚清中国海防建设与对外海战与岸防。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海路门户,频繁侵犯中国领海。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水师不堪一击,难以招架各国海军的进攻。清政府有鉴于此,通过购买外舰、自造军舰,从北洋水师船队到铁甲舰队,建立起数支近代化舰队。如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外舰船交锋,中法甲申海战,中日甲午海战中的丰岛海战、大东沟海战;晚清中国对外岸防作战: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华南、东南沿海防务与岸防作战,清军连连损兵折将,英军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大沽口防务与岸防作战,广州几乎为不设防城市;三次大沽口之战,除第二次可称之为完全的胜利外,均遭失败,英法列强得以长驱直入杀入京师,强迫清政府签署不平等条约;中法战争期间台湾、镇海防务与岸防作战,基隆防卫作战,镇海防卫作战,澎湖防卫作战,除了澎湖沦入法军手中外,占据基隆为担保品、占领镇海军港和消灭南洋三舰均未能实现。中法战争中的几次胜利,胜在守备,却没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旅顺、威海卫防务与岸防作战,日军分别在花园口、荣成湾登陆,最终攻下旅顺、威海卫两座军港,将北洋舰队逼入绝境。纵观晚清政府组织的历次岸防作战,基本上都失败了。对外海战与岸防双双失利,除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原因外,从军事角度,即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军事制度、作战思想三个层面,是晚清海战岸防失败的重要原因:败因之一:军事器物层面的差距。武器装备性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的因素之一,晚清中国无论是武器质量、武器配备还是武器研发制造,均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理念,一些先进中国人零星、自发的开始从事枪械、战船、水雷、大炮等武器的研发与制造。虽然在总体的落后中也有局部的领先,如中法战争中基隆、镇海战役清军武器配备就曾占据优势,但是面对英法日等海军强国,无论是岸防作战、还是海上作战,中国水师无力接敌,不敢与其正面交锋,无法抗击优势强敌,只能将制海权拱手相让。何时开战、在何地开战,战争主动权完全为列强所操控。败因之二:军事制度层面的缺失。一是战争准备、动员机制缺失,近代中国对外战争中,统治者既不重视战争准备,上下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又出于防范民众的考虑,不敢放手发动民众一同抵御侵略,战争动员能力严重匮乏。战前疏忽大意、对敌情缺乏了解;临战游移不定、疏于战备,是近代中国对外战争准备不足的两大集中表现;二是战役指挥、调度体系不灵。近代海军作为中国军队的一个新军种,理所当然应成立一个统一的指挥和调度机构。然而,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几支舰队,全都具有私属性和地域性,各支舰队互不统属。晚清政府自始至终都没能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海军指挥机关,几支海军各自为政;三是官兵缺乏训练,腐败气息浓重。晚清时期,中国军队腐化堕落,训练无常,官兵的战斗素养缺乏,战斗意识低下。军队编制不合理,驻防地域广大,分布松散,指挥混乱,兵种单一。军事制度的落后,很难与初步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外国侵略军队相抗衡。败因之三:军事思想层面的落后。晚清中国之所以“败在海上”,思想意识根源在于西方国家拥有先进的海权思想,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控制整个世界的最高战略层面。而晚清统治者则固守“口岸防守”的消极观念,致使海洋成为中国国防藩篱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由于清政府海权意识淡薄、海防战略的滞后,宏观方面既无科学的国防战略规划与近代海权观念的指导;又无具体完整的海防作战方针、目标计划、以及战争实施的措施。微观方面,军队缺乏战役战术布置、战斗意识培养;战术保守落后、海陆协同作战不足,岸防作战战术呆板单一。作战意志方面,士兵缺乏家国意识,不知为谁而战;将领各怀私心,临战难以用命。综上因素,一遇海上战事,固守“重陆轻海”的观念,忽视海洋权利的维护,导致海战、岸防常常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非但不主动出击,制敌于海上,反而将制海权拱手让与敌人,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刘韶军^[4]（2018）在《李鸿章与何如璋的“球案”三策》文中研究说明光绪初年,清政府与日本围绕琉球国运（"球案"）展开斗争。一开始,清政府对琉球事务漠不关心,致使日本步步推进吞并计划。在事态公开化之后,面对极为不利的被动状态,清政府也未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来解决争端。在驻日公使何如璋提出解决琉球国运的上、中、下三策中,李鸿章认为日本已有铁甲舰而中国尚没有与之相当的海军实力而采用其中的下策,即只进行言语交涉而不采取切实行动,导致琉球被日本吞并。"球案"是晚清中日外交与发展的分水岭。日本通过此案摸准清政府处理外交问题的脉搏,遂制造朝鲜问题等以扩张实力,而清政府虽然实现建设强大海军目的,拥有"遍地球一等铁甲船",终因其他方面建设不能与海军装备的建设同步而在甲午海战中战败。

万祥春^[5]（2018）在《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落后挨打,饱受列强的反复侵略,其中绝大多数侵略都来自于海洋。中国人民对这些海洋侵略深恶疼绝,对海洋安全的渴求十分强烈,无数仁人志士在反对海洋侵略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提出了各种海洋安全观,但这些探索受到种种制约,最后都失败了。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布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海洋争端,要实现海洋安全,就必须用海洋安全观来指导海洋安全实践,并在海洋安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更好地促进海洋安全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海洋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实践、发展和完善,不仅有利于实现国家海洋安全,更有利于促进国家总体安全。本论文的研究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概念部分,为论文的研究奠定了概念基础,由第一章构成。安全是指主观和客观上没有威胁、事物保持平稳发展的状态。安全观是指安全主体对自身所面临的客观安全状况和环境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关于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海洋安全观,是海岛国家和沿海国家对自身所面临的海洋安全状况和环境的理性认识,是涉海人们关于海洋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以海洋共同安全观为核心,由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和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五个子体系构成。第二部分是理论部分,由第二章构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了西方列强的弱肉强食的海洋争霸安全思想,强调其他国家要获得海洋安全,就必须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海洋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主张中国的海洋安全观以反对西方海洋霸权为主要任务,倡导建立新的海洋安全观。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本研究的理论指南。第三部分是外延体系部分,由第三、四、五、六章和第七章构成。第三章论述了中国积极倡导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愿意同世界有关海洋国家一起提供海洋公共安全产品,共同担负起维护世界海洋安全的共同责任,并把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的海洋政治大国。第四章阐述了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是指,在海洋经济贸易活动中,中国把既坚决维护我国的海洋经济利益,又能促进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各地区海洋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观念。第五章阐释了奉行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是指在海洋军事安全竞争合作力求双赢,在海洋军事竞争中努力谋求合作;在海洋军事合作中也不完全放弃竞争,通过有限度的海洋军事竞争促进本国海军的健康发展。第六章论述了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是指在海洋世纪,中华民族既宣传弘扬民族传统海洋文化,同时,也要不断学习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海洋文化,推动海洋文化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和融合创新,努力促进世界各国各地海洋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第七章论述了全球海洋是一个大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一处地方遭到破坏,必然会影响到全世界其他地方。所以,建设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就是全世界国家和人民要团结一致,认识到海洋生态系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蓝色家园,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家庭一样,共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把海洋建设成为人类共同的美丽家园。地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球,各国共有一个海洋。本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运用多学科研究的方法,对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世界海洋安全注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提倡“中国海洋安全方案”,同世界各国共享海洋安全,具有一定的现实理论和指导意义。

刘思萌^[6]（2016）在《论注释在历史类纪实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以《珍珠港事件—日本的致命错误》汉译为例》文中认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有很多包含外国文化、风土人情、语言特征等方面的内容,原文中存在一些译入语读者不能理解的文化差异导致的不能理解的地方,这会造成内容的缺省和读者理解的困难,因此,就需要通过必要的注释来翻译文中出现的问题,减少读者的理解难度,增加可读性,使原文中出现的一些包含文化内涵的内容通过注释的手段展现给读者,对缺省进行补偿。本次的翻译出自加拿大作家哈利·阿尔布莱特（Harry Albright）的纪实性文学作品Pearl Harbor—Japan’s fatal blunder的前三章,文中涉及很多历史事件、地点、舰艇名、人名需要进行查证,因为对于不是具有很多历史和军事常识的读者来说理解这些有一定难度,因此需要通过注释来进行背景知识的补充。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何时加注。本文综合了中国学者对于注释的研究,将不同学者对于注释的观点进行分类,并结合本文的特点,进行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根据袁可嘉提出的十四类加注的原则,综合本文的特点,总结出适合本文类型的加注原则。笔者针对历史类纪实文学以注释内容为标准总结出的注释分类,共分为6类,即：1)地理位置；2)重要人物；3)历史事件；4)军事术语；5)组织机构名；6)民族文化特征。

马军^[7]（2015）在《事迹与文献:甲午黄海海战北洋水师中的洋员》文中研究表明参加甲午黄海海战的北洋水师8名洋员,在作战中或受伤或阵亡,他们分别是德员汉纳根、哈富门、哈卜们、阿璧成,英员戴乐尔、尼格路士、余锡尔和美员马吉芬。他们的事迹和相关文献,在成为研究甲午战争重要史料的同时,也存有一些争议。虽然他们不是在为本国而战,也不一定是英雄或勇士,但他们的职业精神是值得赞佩的。对于"洋员群体",过于拔高或过于贬低的做法都不符合历史事实。他们实质上是一群谋职者,重要的不在于他们是否热爱中国,而在于是否忠于了职守、信守了合同。

庞志伟^[8]（2015）在《甲午中日战争黄海海战败因简析》文中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甲午之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日本则乘势而上,跻身强国之列。按说,在光绪亲政前的30年中,中国也经历了与世界同步的上升之路,史称"同治中兴";洋务运动也推行了近三十年,所建成的北洋海军一度领先于亚洲。但为何在甲午之战中,中国会惨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本文试就黄海海战——这场对战争局势有重大影响的海战,从军事方面做出对比,探析中国战败的原因。

徐达^[9]（2014）在《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研究（1840-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政府迫于当时的社会情状,在清末新政的氛围中开始变法修律,对当时的监狱进行了逐步的狱政改良,具体措施如改良狱制、制定《大清监狱律草案》、培养狱政管理人才等,尽管某些措施最终由于清王朝的被推翻而未能实现,但却为后来的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因此在近代中国监狱的转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本文选取这个史学界问鼎尚鲜的课题进行研究,也是为了证实这段近代监狱转型的关键链环的客观存在。本文从狱政管理的角度,选取了从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狱政管理和相应的改良举措,从历史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剖析,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古今对比,为今天我们现代化和谐监狱的建设服务,用传统的智慧解决现代的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做到“古为今用”。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的国家,从可以考证的史料记载,夏朝的监狱是中国监狱发展史上最早的国家监狱。夏朝的监狱有多种称谓,除“圜土”外,还称为“夏台”或“钧台”。商朝的狱名同夏朝一样称作圜土,此外,古籍文献中还把商朝的监狱称作里,也就是“羑里”。西周的监狱称为“囹圄”,汉朝至元朝的监狱称为“狱”,明朝监狱称为“监”,这是中国古代监狱名称的一次重大变化。从清朝开始,将“监”与“狱”连在一起,合称“监狱”。也就是从此以后,监狱便成为一个固定名词,一直沿用到今天。这不光是从名称上清朝监狱成为各个朝代的集大成者,而且其狱政管理制度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这样,物极必反。清朝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狱制在这里即将画上一个句号,经过两千多年的累积,到清朝封建狱制管理已经相当成熟,但同时狱制的黑暗、腐朽、残暴也达到顶峰,在清末变法维新的历史大潮中,监狱改良首当其冲,被推倒风口浪尖之上。这是由当时的内因与外因同时作用的结果。“狱政管理是指我国监狱管理机关在依法执行刑罚过程中,对监狱在押服刑人员实施惩罚和改造过程中进行的有关司法行政管理工作。[1]”本文就是从狱政管理的角度,从清末监狱改良直至当时狱政管理改良,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狱政管理改良,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狱政管理改良,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再结合国外西方国家监狱狱政管理的先进理念,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后达到“为我所用”。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监狱服务。清末的监狱改良刚刚落在实处,《大清监狱律草案》未及颁行,清政府就被推翻,但其“改革监狱管理机构,培养监狱管理人才”、“筹建模范监狱”、“设立罪犯习艺所”、“设立待质所”等理念和举措,毕竟是近代监狱改良的发轫。“各地对监狱改良’奉行不力’,而且仍保持旧制,但就其条文制度而言,与封建的狱制相比,是进了一大步,是对封建狱制的一次大冲击。如贵贱异狱不复存在,对囚犯野蛮的刑罚和苦辱有所收敛,苦役性质的劳作及囚犯待遇有所改善等,这些表明中国监狱发展史进入了封建狱制开始解体、近代狱制萌芽的时期。少数新监的兴建在监狱构造、组织及设备管理制度方面都较旧监狱进步,为以后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府所沿用。[2]”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大清监狱律草案》的制定,在中国监狱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和划时代的意义,“1910年完成的《大清监狱律草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监狱法典草案,也是中国近代监狱改革的第一张蓝图。[3],,除此之外,监狱法典的编纂也有着时代延续性,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监狱改良可以说是清末监狱改良的继续和深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相互之间的衔接、过度、继承、深化和发展的关系,“北洋军阀政府的监狱改良,实际上是清末监狱改良的继续和实施,其中有一部分新式监狱清末就已经开始筹建,只是到了北洋政府时期才最后建成并投入使用。[4]”只有在这一时期清末的监狱改良才真正的付诸实施,人道主义的监狱行刑理念才真正的得到切实执行。现代监狱的实际施行,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的监狱改良在某种意义上是北洋政府监狱改良的具体和细化,虽然有着自己独到的地方,但本质上还是一脉相承的。“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曾通过决议,一应法律,在未制定之前,凡从前实行之各种法律和法令,除与中国国民党党纲或主义,或与国民政府法令抵触各条外,一律暂准援用。[5]”我们抛开意识形态层面的观点,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比北洋政府在狱政管理上还是有进步意义的。除了本身的承继关系外,还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如教育教悔制度、军人监狱、反省院、集中营、管收所管理制度等等。狱政管理同样也是这样有着相互继承关系的,也是不断进步、发展的。现代的“狱政管理”是指,监狱在依法执行刑罚的整个过程中,为惩罚和改造服刑罪犯,实施的有关计划、组织、协调、指挥、监督与控制等一系列职能活动。监狱业务或行业中,狱政管理主要包括有关对服刑罪犯的收监和释放、教育管理、劳动管理、日常生活管理、医疗卫生管理、考核奖惩、分级处遇等行刑事务管理[6]。清末上海提篮桥监狱、《庚辛提牢笔记》里都记在了当时在上海西方人设置的监狱的情况。《庚辛提牢笔记》记载的是八国联军对当时北京监狱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说是一部屈辱史,是列强对我们的横加干涉和对国家主权的肆意践踏。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华民族今天终于站起来了,今天我们是怀着学习、借鉴的心情学习西方狱政管理方面先进的理念和经验,这也是我们监狱管理者和监狱学研究者值得庆幸的事情。清代的监狱制度改良,可以说是中国监狱史上两种监狱制度的“分水岭”。监狱的发展是有延续性的,我们研究过去的监狱,是为了今天的监狱建设加以借鉴和发展。“把握现代监狱行刑的真谛,应该是研究监狱学者,最初而且是最后的目标。而要把握现代监狱行刑的真谛,要由监狱演进的历史去追寻,知道行刑思想演变的由来,监狱怎样发生?怎样发展?由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而后知其所应然。[7]”,监狱作为国家统治工具也必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史鉴使人明智’,在历史的流变中,监狱的今天与它的昨天、前天有着无法割弃的联系,因此对监狱法制建设等现实课题的探讨,仍然需要认清自己背靠着什么,是处在什么历史链条环节上,即便是对传统的否定、革新,也必须从全面反省历史开始[8]”。监狱的功能,就是刑罚权的运用,“国家在动用刑罚权的时候,应当极为谨慎。用之得当,可以实现保护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用之不当,刑罚应有的积极功能难以实现,还有可能造成更多犯罪,进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甚至影响国家的安危。[9]”监狱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从清末《大清监狱律草案》到1994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颁布,再到今天,从时间跨度上正好是一百年,中国监狱正好走过了“百年风云”,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以史为鉴”,一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俱进的监狱法呼之欲出,我们中国监狱管理者和中国监狱研究者将翘首企盼、拭目以待。“但愿南监长满草,从此狱中无囚人”,这是我们监狱管理者的美好愿望,也是我们对于和谐社会的突出贡献,更是我们不懈的人生追求。

贾自昶^[10]（2014）在《海权与近代中国的国家领土主权构建 ——以晚清海洋国防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中华文明一直包含着海洋因素，由于大陆文明固有的海洋缺陷和封建统治者的腐朽落寞，海洋因素始终不足以承载一个古老国度向近代中国的转型。西方列强的入侵，其主导的海洋秩序直接导致了传统中国由华夷秩序向海洋秩序艰难的转型。这一转型始终伴随着中国人对于海洋的思考，也为近代中国的领土主权构建添加了新的因素——海权。近代中国对于海权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主要是围绕以海军建设为核心的海洋国防和由此引发的海洋思辨来展现的。由于受历史和当时现实条件的束缚，近代中国海权思想的产生和海权思想的实践是一个缓慢且被动的反应，没有成为救良济世的一剂猛药，也没有衍变为一场全民族的海权觉醒运动。这和我们的近邻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以海洋国防为主要实践形式的近代中国海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也为今日中国海权的伸张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本文正文第一部分简单介绍古代中国文明中的海洋因素，古代中华海洋文明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郑和下西洋达到顶峰后，为什么走向了衰落？带着这种困惑，最后一个王朝不情愿的走向了近代；第二部分从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洋务运动到甲午中日战争，从甲午战争后到清朝灭亡前，整个近代中国国家领土主权构建中海权因素的发展过程。主要围绕近代中国对于海洋权利逐渐加深的认识过程和与之相对应的以近代海军为中心的海洋国防的建设过程展开；第三部分，着重探讨造成近代中国领土主权构建过程中海洋因素缺失的原因是什么。最后得出一点认识：振兴今日中国之海权除要有强大综合国力和开拓进取的海洋意识外，更应振兴民族精神之海权。

二、甲午海战中的日本舰只名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甲午海战中的日本舰只名称（论文提纲范文）

（1）甲午沉舰遗址水下考古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2）北洋舰队官兵视角下的黄海海战（论文提纲范文）

（3）晚清海战岸防图解析及其军事败因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4）李鸿章与何如璋的“球案”三策（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注释在历史类纪实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以《珍珠港事件—日本的致命错误》汉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甲午中日战争黄海海战败因简析（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10）海权与近代中国的国家领土主权构建 ——以晚清海洋国防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甲午海战中的日本舰只名称（论文参考文献）

• [1]甲午沉舰遗址水下考古调查[J]. 周春水. 中国港口, 2020(S1)
• [2]北洋舰队官兵视角下的黄海海战[D]. 曹金稳.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1)
• [3]晚清海战岸防图解析及其军事败因探讨[D]. 张岩鑫. 吉林大学, 2019(10)
• [4]李鸿章与何如璋的“球案”三策[J]. 刘韶军. 南都学坛, 2018(05)
• [5]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D]. 万祥春.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6]论注释在历史类纪实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以《珍珠港事件—日本的致命错误》汉译为例[D]. 刘思萌.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03)
• [7]事迹与文献:甲午黄海海战北洋水师中的洋员[J]. 马军. 军事历史研究, 2015(04)
• [8]甲午中日战争黄海海战败因简析[J]. 庞志伟. 现代交际, 2015(03)
• [9]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研究（1840-1949）[D]. 徐达.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5)
• [10]海权与近代中国的国家领土主权构建 ——以晚清海洋国防为视角[D]. 贾自昶. 新疆大学, 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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