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的封建性（论文文献综述）
高世伟[1]（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张春辉[2]（2020）在《民国时期黔系军阀研究（1912-1935）》文中认为贵州地处西南,历史上游离于中央政治之外。民国以降,军阀割据,南北对峙,双方均想将西南军阀拉入己方阵营。西南军阀中滇、川系实力最强,黔系实力较弱,南北双方企图从黔系入手在西南地区打开一个缺口,贵州遂成为南北争斗的一个缩影。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挑拨黔系军阀最终以剿匪为名入主贵州。本文力图从军事角度入手,论述黔系军阀产生的原因以及各军事将领之间的争斗,进而分析其对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贵州军阀形成原因纷繁复杂,清末举办团练导致地方势力膨胀;编练新军促使贵州军事集团初步形成;科举制的废除使传统社会进阶之路堵塞,原处于政治边缘的军人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人民生存环境的恶化推动了从军热潮,种种因素都在客观上推动了贵州军阀的形成。民国时期各军事将领之间的斗争反映出南北势力在贵州地区的角逐,贵州军阀的向心积淀与离心倾向是由于军阀自身的封建性以及心中的民族主义所驱使的矛盾运动。军阀统治下的贵州各军事将领利用民主政体谋夺军政大权,造成地方主义猖撅,严重阻碍贵州政治现代化进程;巨额税收均被用于扩充军队以及个人享用,从而无法转化为社会财富以供经济建设;军队缺乏纪律,兵匪不分、兵匪勾结,成为危害贵州社会的一个“毒瘤”;在全国现代化浪潮裹挟下,黔系军阀不得不顺势作出有利于贵州教育、交通通讯等事业发展的行为,但是其积极建设毕竟是有限的。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探讨黔军与贵州社会的关系,了解军阀体制下贵州现代化历程的曲折发展。
李娇[3]（2020）在《《河北月刊》研究（1933-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河北月刊》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北省政府河北月刊社发行的政治综合性期刊。由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创办,瞿宣颖担任总编辑。1933年1月创刊于天津,是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河北省期刊之一。1935年6月,受日本发动“河北事件”的影响,河北月刊社跟随省政府由天津迁至保定,迁址后继续编辑出版刊物,中途未曾停刊,1937年5月终刊,共出版53期。论文以《河北月刊》期刊资料为主,对该刊的创办、内容和发展进行梳理与分析。第一部分介绍《河北月刊》创办前后国内外社会动荡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围绕该刊的编辑与作者、受众对象、版面编排以及广告进行概括,由此可知《河北月刊》作为政府刊物,其编辑与作者、受众对象大多以官员、学者为主,刊登的广告既有商业类又有文化类;第三部分挑选《河北月刊》上登载的地方自治、社会救济和禁烟禁毒三方面的政令为研究对象,分析国民党执政下的河北省政府在地方民生建设事业上所作出的努力与存在的不足;第四部分通过梳理编修方志的互动、地方色彩故事和地方碑刻的题词,得出《河北月刊》促进了河北地方区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探讨《河北月刊》的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论文基于这样的框架,依托原始文本,并与历史环境相结合,对期刊的内容作详细的论述,揭示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河北月刊》在地方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通过《河北月刊》可以看出国民党对河北地区的施政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但设想的政令与最终的成效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人民的生活因此更加艰难。同时对《河北月刊》的整理可为河北省民国时期的新闻史、地方史研究提供参考。
孙延青[4]（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王大涛[5]（2019）在《民国时期陕西保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保甲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长期推行的一项基层统治制度,它的“管教养卫”四项基本职能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统治发挥过重要作用。陕西省在民国时期从1933年正式在全省推行保甲制度,至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败退,共计16年,可以将陕西省推行保甲分为初步全面推行保甲,再到整理保甲,最后完善保甲的三个阶段,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推行,陕西省所推行的保甲制度相较于全国其他省份所推行的保甲制度是相对完善的,基本上也达到了国民政府推行保甲的目的。本文以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陕西推行保甲制度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了陕西省推行保甲制度的历史过程,陕西保甲的主要内容,陕西保甲制度运行中存在管理问题和保甲制度所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不足等几个方面的内容。陕西省根据国民政府的政令推行保甲,又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法令去推行保甲制度,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办理和整理保甲,陕西省办理保甲在许多方面基本上达到了办理保甲的预期效果,如在编组保甲组织,清查户口,设立保学教育等方面,对于提高民众的凝聚力,知识文化水平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陕西省保甲制度在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地方保甲人员基本上被本地土豪劣绅所控制,地方保甲机构成为压制民众的工具,陕西省政府也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试图通过考核,奖惩等手段去解决问题,但是结果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也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这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失去人心,败退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新年[6]（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朱妍[7]（2016）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地区乡村秩序的变迁 ——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研究样本》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近代中国在1840年被迫启动现代化,自此传统的封建王朝国家难以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统治和治理,此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而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如何将"构建现代政府"与"培育现代国民"结合起来,如何在内忧外患的历史大背景中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以更加有效地整合社会、组织和动员各种资源来应对内忧外患的各种危机,成为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构建现代国家的突出特征是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双重化建构过程的非均衡性。但直至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直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主要任务。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社会的乡村秩序也伴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曲折历程而不断变迁。因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首先是实现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然后再是进行民主—国家的建构,实现向民主政治转型。在现代国家建构的曲折历程中,这两者都对中国乡村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轴,现代国家建构是中国乡村秩序变迁的一个外来主导力量,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秩序的变迁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使然。本文选题通过探寻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恩施地区传统的内部差异如何影响其乡村社会秩序在这一时期的演化,发现自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后,恩施地区与内陆其他地区相比,乡村社会的秩序演变和发展还具有独特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使其作为研究样本独具特色。全文以晚清以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为大背景,把国家政权与恩施地区乡村内生秩序互动关系作为研究主线,对晚清政府、国民政府、乡村社会的民间秩序、共产党政权在恩施地区乡村秩序中的行为与作用,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如何对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秩序施加影响,以及它们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详尽的论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因素的介入,国家政权逐步向恩施地区乡村社会下延。清末"新政"标志着政治权力向基层渗透的开始,这对基层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家向恩施地区乡村社会渗透的过程自此一直延续下来。1953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展开,意味着国家政权完全下延到乡村基层,尽管此后新的国家政权对乡村秩序控制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仍有所变化和发展,但乡村秩序总的格局已经确立,这无碍国家对基层政治的控制与管理。在这期间,尽管各种政权变换频繁,但各中央政权及地方割据政权对恩施地区乡村秩序渗透的过程并未中断,各种政治势力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不断加大对恩施地区乡村秩序渗透的力度。民国时期作为现代国家政权形式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不断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恩施地区乡村秩序进行变革,以期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纳入整个国家控制的政治体系当中。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基本完成以后,国家政权开始全面向地方基层渗透。由此,国家政权也日益将其触角深人到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内部,企图打破恩施地区乡村内生秩序独占农村社会的格局,可结果却出现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受到打击而国家行政嵌人又无力维持秩序的局面。总的来讲,在20世纪上半期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政权在向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嵌入的过程中,是与恩施地区乡村内生秩序形成了博弈状态,其结果是改变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一直由村庄内生秩序和地方权威维系的局面;但由于国家行政嵌人对乡村内生力量的替代并不成功,所以最终导致乡村秩序的全面崩溃。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渗透进一步加深,乡村的内生秩序力量全面萎缩,形成了国家行政力量全面控制乡村社会的局面,新政权对乡村秩序的重构经过了 "破"与"立"两个环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首先在乡村完成了旧秩序的摧毁和新秩序的重建任务,对传统社会乡村秩序进行了彻底的打破与重塑,最后在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使命的同时,在全国包括恩施地区在内的广大乡村社会的范围内也建立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建国初,新生中国共产党政权对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秩序的建构带来了恩施地区传统乡村的生活模式、社会结构、乡村文化和信仰体系等的结构性变动,其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入、变动之深刻,在恩施地区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它消灭了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封闭与停滞性的旧制度,使被压迫被剥削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真正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种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促进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建国初期恩施地区各项建设事业的进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社会保障,也初步解决了建构现代国家中在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问题。通过本文的研究试图展现出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类似的民族地区乡村秩序演变的真实面貌,为展示中国农村社会的广袤与复杂,对当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如何进一步推进有所贡献。
张志强[8]（2016）在《云南省龙云卢汉时期县自治研究》文中提出南京国民政府以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地方自治开始施行法》等主要着述称为总理遗嘱并将之当作施政方针,其所制定的县自治法规自然会受其影响。然而,孙中山县自治思想理想色彩过浓,且多与国民党所面临的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相抵牾。此种问题与主义间的矛盾表现在县自治立法上便是立法经常在重申县自治一些原则的同时,用一些保守规定以迁就现实。此外,因徘徊于问题与主义间,国民党县自治立法在具体规定上多有徘徊。龙卢时期几乎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相始终,该时期云南地方之政制均“悉遵国府规定”,至于在设立县参议会一事上,云南曾两次筹设县参议会,县参议会设立时间和设立数目均名列全国前茅。揆诸史实,则因两次筹备所依据的法律不同,所呈现问题亦有差异。1934年的筹备,按规定女子有选举权,但囿于当时社会文化观念,实践中为女子行使选举权设置了人为障碍；因不熟悉选举细节,分配议员数以及划分选区等出现了不少纰漏；又因为施行的直接选举制,因此,云南山多、住户分散等也为公民行使选举权带来不便。四十年代的县自治筹备则“中国式选举”的色彩强烈,导致选举结果民意性不足以及部分乡镇有兴趣竞选者无资格,有资格者无兴趣的局面。尽管县自治筹备中问题迭出,但二次筹备都基本坚持了公务员不得担任县参议员的原则,国民党基层组织未参与竞选活动,使得参议会成为独立于党派与政府的力量,为其积极、公正地行使监督政府职能创造了可能。考察龙卢时期的县自治运作实践,发现三十年代的县参议会受到了较多压制,同时,因为半自治的“四局”仍存在,故唐继尧时期的“居民自治”与“团体自治”两种自治观的冲突与消解现象当仍存在。而四十年代成立的县参议会其议案无所不包,修筑碉堡、发行纸币等军事、金融事项也在其列,因县参议会经常本着地方利益讨论政令,常被指摘为“不明政令”、“干扰政令”。从县参议会的议案可看出,四十年代的县参议会表现出县自治行政与国家行政融合与冲突的特点。云南作为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县自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之考察不可或缺。设治较早的部分县份,推行县自治已无窒碍,但部分设未久或未能设治之地方,推行县自治制度有不少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系由于地理、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国家权力未能深入这些区域。总结云南省县自治实践历程,其具有县自治实践进程不一、云南省政府在县自治实践中起着主导作用、县自治始终为县精英所把控等特点,影响因素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
刘峰[9]（2015）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复兴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和现代化道路及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对社会矛盾和时代挑战进行积极回应的产物。早在20年代后期,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已把目光投向农村,自觉地进行建设农村和复兴农村的活动,进入3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破产和民族危机加剧,农村复兴思潮日益凸显而成为主流思潮。倡导和参与农村复兴的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体制内改良,复兴农业,促兴工业,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本文试图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下,以现代化为主线,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方法,全面考察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条件,系统梳理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脉络,总体述评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具体剖析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的农村复兴思想,详细解读着名媒体复兴农村的观点,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知识分子复兴农村的论争进行评述,总结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和历史作用,揭示这一思潮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鸦片战争后,我国农村开始走向衰落。尤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自然灾害的频仍,中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农村经济破产,政治纷乱,社会失序,乡村教育衰落,30年代民族危机加剧,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危机的程度。面对民族危机和农村危机,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有人从中国传统农本文化中寻找复兴农村的资源,提出“以农立国”的主张;有人对中国乡约进行研究整理,汲取乡约中的合理成分,通过补充和改造乡约,从传统乡约中寻找建设农村的合理因素;有人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奉为建设农村的指导思想;还有人借鉴西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乡村教育进行改造。可以说,农村复兴理论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了近代西方文化,是多种文化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清末以来地方自治的推行,引起20年代后期村治思潮的兴起,乡村教育危机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改造的思考并出现乡村教育思潮,这一时期是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期。30年代前中期,农村经济破产,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成为潮流,农村复兴思潮向前发展,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民族复兴思潮兴起,进一步推动农村复兴思潮走向高涨,此为农村复兴思潮的第二个时期即发展高涨期。第三个时期为转型衰落期,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主要任务,乡村建设向农村联合阵线转型,农村复兴运动向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农村复兴思潮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思潮代替。复兴农村的团体机关众多,农村复兴运动也有多种叫法,或叫村治运动,或叫乡村教育运动,或叫农村合作运动,或叫农业推广运动等。各种机关团体复兴农村的事业主要包括实行农村自治、改造农村教育、组织农村合作、实施农业推广、活跃农村金融、发展乡村工业等内容。由于农村复兴团体建设农村的入手方法和侧重点不同,乡村建设领袖的学养和理论依据有别,形成不同的农村复兴理论。在农村复兴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许仕廉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的、有价值的农村复兴思想。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失调问题。他主张建立乡农学校,依靠知识分子下乡和农民打成一片,运用教育和合作的方法,走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复兴农村,创造新文化,在中国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晏阳初针对中国农村存在着“愚穷弱私”四大病症,采取“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复兴农村,为民族复兴奠基。高践四主张开展民众教育,培养民众团体,挽救农村经济衰落。方显廷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由政府推动进行乡村建设,实现农村现代化。许仕廉主张复兴农村应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从地方自然经济区域入手,运用计划的、科学的方法,通过复兴农村,以谋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梁漱溟等人的农村复兴思想多角度地展示农村复兴思潮的全貌。农村经济破产,引起媒体的关注,报刊杂志纷纷刊发救济农村的文章,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独立评论》对农村破产现状有着深刻的认知,详细剖析农村破产的原因,对农村复兴方案进行多元设计。《中国经济》概括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具体表现,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剥削是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并对复兴农村提出标本兼治的办法。《大公报》以媒体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派记者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报道农村破产现状,分析破产原因;创办《乡村建设》副刊,广发复兴农村言论;并身体力行组织赈灾募捐活动,救济受灾农村。《东方杂志》设置农村议题,凸显农村地位重要,利用媒体功能,传播农村复兴思潮,督促政府实施复兴农村的各种措施。正是由于报刊杂志的宣传和鼓吹,农村复兴运动由少数人的主张变为一种社会思潮,由涓涓细流,汇合成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来自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提出不同的救济农村主张,在复兴农村方法和路线上产生分歧和论争。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关于救济农村是实行“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改良的论争。实际上,论争双方已超越了农村复兴这一具体问题,体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国民经济建设重心问题和国家前途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成为农村复兴思潮的一条主线。从价值目标上看,复兴农村最终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农村复兴运动的实质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致力于乡村人的现代化的运动;从农村复兴的手段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运用改良的手段,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复兴运动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加强了对一盘散沙乡村社会的整合,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农村复兴思潮是时代的产物,是由爱国知识分子倡导与推动,虽然农村复兴运动具有改良性质,但在挽救中国的进程中,革命与改良并行不悖,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村复兴运动促进中国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作用值得肯定。
刘魁[10]（2014）在《民国时期湖北保甲制度与乡村社会（1932-1949）》文中提出本文以社会控制理论为核心,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全面考察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湖北实施的历史发展过程,探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弄清国家权力扩张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鉴于内忧外患,为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国民政府乃重拾保甲制。1932年,湖北省政府正式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保甲制度。国民政府试图以保甲的编排方式,将社会各类人口强制纳入保甲组织之中。与此同时,政府借助保甲规约与保甲公约,约束民众的行为。“剿匪”时期与新县制时期,相继设置联保办公处与保办公处,以使国家权力直达基层。从“四位二人一体制”到“三位一体制”,再到“四位一体制”,国家一直在加强保甲制的功能,保甲人员的基层行政权力亦越来越扩大。湖北省政府对保甲长的人选极为重视。从制度层面看,保甲长应由民选产生,但这会使政府失去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故而,实际运行中,保甲长多由上层政权委任。由于民众视保甲为“贱役”,士绅不肯“纡尊降贵”,普通民众也“懒”得担任,致使保甲人员素质普遍低落,年龄结构也呈现出年轻化趋势。政府虽加强保甲长训练,但收效甚微。维护地方治安是国民政府重建保甲制的重要目的。联保连坐系处理纷乱社会的一种权变办法,可在落实上颇有难度。为掌握地方流动人口和社会详情,国民政府推行了户口异动登记和国民身份证制度,户口管理由单纯的以户为单位的静态管理转为以人为单位的动态管理,从而提高了人口管理的效率。民国时期的保甲与清代不同,已超出一般“联保”的功能,带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无论是地方基层行政开支,还是地方武装力量的维持,都必须有稳定而持续的大量经费支撑。然而,湖北省政府始终未能解决好保甲经费来源问题,摊派成为地方政府筹措经费的重要方式。政府为增加税收,着力推行土地陈报,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疏离与对立。为复兴农村,改善民众生活,国民政府倡导合作运动和实施减租政策。合作贷款在给农民带来有限救济的同时,也增加了贫民的负担。因保甲人员的贫富差异,不同阶层的保甲长在减租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实行“新县制”后,国民党力图融保甲于自治之中,建立保民大会。作为最基层的民意机关,既分行政之职权,又予行政以束缚。县乡政府从局部利益出发,对保民大会运作加以行政控制,自治机构蜕变成准政权组织。在借助保甲延伸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乡村宗教受到一定的冲击。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保甲长承担了乡村社会大多数纠纷的调处职能,但由于个人威望与地位的局限,处理民间纠纷事务时存在先天的缺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治理严重依赖基层政权。为使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得以延续,政府赋予保甲长越来越多的行政职能。由于国民党政权对民间资源的过度汲取,保甲人员的“半官方”身份,以及有的保甲长本身素质不高,导致官民矛盾激化,极大的损害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合法地位。自国民政府重建保甲制度以来,国家权力一直试图伸入社会基层。由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和农民的“实用理性”特征,保甲人员有时会抵制或阻止国家权力的下延,起了疏离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作用,给国家整合乡村社会造成困难。国家权力借助保甲制,介入乡村社会内部的过程并不十分顺利,政府无法达到对地方保甲的绝对控制。国民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带有明显的地区上的不平衡性和时间上的周期性。事实证明,保甲制度并未成为国民政府控制乡村社会的有力工具,其中不仅有制度本身的问题,同时也折射了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二、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的封建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的封建性（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材料 |
| 五、理论方法 |
| 六、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豫北地理与治理关系格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历史地理 |
| 第三节 经济地理 |
| 第四节 人文地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豫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认同培育—现实需求与文化建造 |
| 一、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二、《圣谕广训》与清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
| 三、祭祀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 四、祭祀、表彰与伦理道德思想的构建 |
| 五、国家认同的瓦解与重塑 |
| 第二节 礼法并重—礼法与社会秩序体系的构建 |
| 一、“礼法”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 二、教育教化引导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剿抚兼施—军事功能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威慑镇压的治理策略 |
| 二、军事信息渠道的构建 |
| 第四节 保障民生—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税收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
| 二、黄河的治理与民生 |
| 三、社会救助及民生 |
| 第五节 信仰引导—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一、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 |
| 二、邪教信仰的社会治理 |
| 三、传教士问题治理思想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落实—县级政府领导下的豫北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牢筑根基—县级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 |
| 一、县官的铨选及职能 |
| 二、县级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
| 第二节 建设格局—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
| 一、水利治理实践 |
| 二、仓储制度与灾荒防治 |
| 三、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社会治安与赋税征收 |
| 一、保甲制度与权力渗透 |
| 二、赋税征收与民间社会 |
| 第四节 崇德重礼—教化体系与治理实践 |
| 一、学校教化机制 |
| 二、社会教化机制 |
| 第五节 敬天为民—官员祭祀与官民关系 |
| 一、地方官员祭祀 |
| 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
| 三、传教士与豫北社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自治—豫北民间社会中的自治机制 |
| 第一节 自治主体—基层社会的自治效能 |
| 一、士绅权威与基层社会 |
|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
| 三、会首的社会治理作用 |
| 四、乡村乡约自治 |
| 第二节 以农为本—乡村经济的发展 |
| 一、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
| 二、乡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惯习—民间教化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社会教化机制 |
| 二、民间信仰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民国时期黔系军阀研究（1912-193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动态分析 |
| (一) 民国时期贵州军阀研究相关史料分析 |
| (二) 报刊资料 |
| (三) 专着类作品分析 |
| (四) 地方性资料分析 |
| (五) 相关论文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重难点 |
| (三) 创新点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贵州军阀形成原因 |
| 一、兵权下移:贵州地方势力膨胀 |
| (一) 兴办团练 |
| (二) 刘氏崛起 |
| 二、清末新军:军事集团初步形成 |
| (一) 贵州新军编练概况 |
| (二) 军事团体初形成 |
| 三、社会动乱:军人群体急速膨胀 |
| (一) 人口急剧膨胀,人均耕地减少 |
| (二) 土地兼并严重,失业人口剧增 |
| (三) 城市工业落后,就业岗位稀缺 |
| 四、科举废除:军人社会地位提高 |
| (一) 废除科举制度,社会进阶之路被堵 |
| (二) 军人角色转变,政治经济地位提高 |
| 小结 |
| 第二章 贵州军阀产生发展过程 |
| 一、偶得必失:贵州大汉军政府成立 |
| (一) 军政府组建过程 |
| (二) 军政府瓦解原因 |
| (三) 唐继尧代理黔省 |
| 二、南北博弈:少壮派与元老派之争 |
| (一) 护国战争:拥袁与反袁 |
| (二) 柳渝铁路借款案:元少公开斗争 |
| (三) 少壮派与元老派正式交锋 |
| 三、王文华亡:贵州政局乱象纷呈 |
| (一) 王文华被刺案始末 |
| (二) 五旅纷争与袁祖铭定黔 |
| 四、响应北伐:贵州军事集团被瓦解 |
| (一) 黔军被迫响应北伐 |
| (二) 蒋介石分化瓦解 |
| 小结 |
| 第三章 军阀统治对贵州社会的影响 |
| 一、军人干政与贵州政治 |
| (一) 军阀对民主政体的利用与破坏 |
| (二) 地方主义日趋严重 |
| 二、军费开支与贵州经济 |
| (一) 军费开支在黔财政开支中的地位 |
| (二) 军费征收对贵州经济的影响 |
| 三、军人素质与社会治安 |
| (一) 匪患严重 |
| (二) 匪患与兵患之关系 |
| 四、军阀统治下有限的社会建设 |
| (一) 艰难前行的贵州教育 |
| (二) 交通通讯事业近代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河北月刊》研究（1933-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主要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河北月刊》的创刊情况 |
| (一)创办背景 |
| (二)创刊与特色 |
| 二、《河北月刊》的编辑、运营与出版发行 |
| (一)编辑与作者的基本情况分析 |
| (二)发行对象、受众对象及反馈 |
| (三)版面编排与设计 |
| (四)广告 |
| 三、《河北月刊》与河北地方民生建设 |
| (一)地方自治 |
| (二)社会救济 |
| (三)禁烟禁毒 |
| 四、《河北月刊》与河北地方文化建设 |
| (一)有关编修方志的往来互动 |
| (二)有关地方色彩故事的转载 |
| (三)有关地方碑刻的题词 |
| 五、《河北月刊》的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 |
| (一)加快了政令的布置与传达 |
| (二)促进了河北地方区域文化的研究 |
| (三)有助于推动地方建设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民国时期陕西保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创新之处 |
| 四、主要文献介绍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的兴起 |
| 一、中国传统保甲制度的兴衰 |
| 二、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的兴起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陕西的推行 |
| 一、陕西保甲的兴起 |
| 二、民国时期陕西保甲制度的推行与实施 |
| (一) 陕西省初步推行保甲制度时期 |
| (二) 陕西省整理完善保甲制度时期 |
| (三) 新县制实行后的陕西保甲 |
| 三、陕西保甲的主要内容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陕西保甲制度运行的管理问题 |
| 一、保甲长的产生、保甲人员的构成,选拔及其职责 |
| 二、保甲人员的训练、考核、奖惩、抚恤、罢免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陕西保甲制度的成效和不足 |
| 一、陕西推行保甲制度的成效 |
| 二、陕西推行保甲制度存在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地区乡村秩序的变迁 ——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研究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研究的价值 |
| 三、选题的研究现状 |
| 四、选题研究的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晚清以来现代国家的建构与乡村秩序的变动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秩序格局 |
| 一、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秩序 |
| 二、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经济秩序 |
| 三、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秩序 |
| 第二节 晚清王朝统治的危机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
| 一、社会总体性危机下封建皇权的统治危机 |
| 二、现代国家观念的兴起 |
| 三、晚清以来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
| 第三节 晚清以来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乡村社会政治秩序的变化 |
| 一、晚清以来乡村社会传统精英阶层的变动 |
| 二、土豪劣绅的出现,乡村社会政治权威的变动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乡村社会经济秩序的变化 |
| 一、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 |
| 二、乡村社会农民贫困化 |
| 三、乡村社会经济状况恶化,农民离村 |
| 第五节 近代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传统乡村的社会秩序的变化 |
| 一、传统乡村社会秩序中的宗法文化的没落 |
| 二、新式教育事业在乡村社会中的推进,乡村社会出现教育危机 |
| 三、乡村社会匪患猖獗 |
| 第六节 晚清以来的革命对传统乡村秩序的冲击和影响 |
| 一、辛亥革命对传统乡村秩序有限的重塑与整合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传统乡村秩序的"破"与"立" |
| 第二章 晚清时期湖北恩施地区的乡村秩序 |
| 第一节 恩施地区的地形地貌与政区沿革 |
| 一、恩施地区的地形与地貌概况 |
| 二、恩施地区的政区沿革 |
| 第二节 晚清时期恩施地区乡村社会村落布局与人口分布 |
| 一、晚清时期恩施地区乡村社会村落的布局 |
| 二、晚清时期恩施地区的人口分布概况 |
| 第三节 晚清以前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地方行政制度 |
| 一、羁糜郡县制度 |
| 二、土司制度 |
| 第四节 晚清时期恩施地区乡村政治秩序 |
| 一、晚清时期的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保甲制度 |
| 二、晚清时期国家政权的弱化与地方势力的崛起 |
| 三、晚清时期恩施地区的秘密社会组织的兴起 |
| 第五节 晚清时期恩施地区乡村经济秩序 |
| 一、晚清时期恩施地区土地所有制的关系 |
| 二、晚清时期恩施地区的赋税形式 |
| 三、晚清时期恩施地区的乡村社会经济秩序的新变化 |
| 第六节 晚清时期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秩序 |
| 一、新教育的推广与新式学堂的出现 |
| 二、西方宗教的传入与教案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恩施地区地方政权的扩张与乡村秩序的变动 |
| 第一节 民国初期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状况及基层行政组织结构 |
| 一、民国初期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状况 |
| 二、恩施地区乡基层行政组织建制的建立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恩施地区县政改革与政府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 |
| 一、新县制在恩施地区的推行 |
| 二、保甲制度在"新县制"中的作用 |
| 三、"新县制"在恩施地区运行的得失的透析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政府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实态 |
| 一、民国时期政府在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土地改革 |
| 二、民国时期政府在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税课之权 |
| 三、民国时期政府在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户政制度 |
| 四、民国时期政府在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兵役制度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恩施地区乡村社会民间秩序的多元角色与行为 |
| 第一节 宗族在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秩序中的角色与行为 |
| 一、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宗族存在的形态 |
| 二、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宗族对地方秩序控制 |
| 第二节 神兵在恩施地区乡村秩序中的角色与行为 |
| 一、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神兵的主要流派 |
| 二、恩施地区神兵的存在形态 |
| 三、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神兵的活动及其特点 |
| 四、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神兵对地方秩序的控制 |
| 五、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神兵与政府 |
| 第三节 土匪在恩施地区乡村持续中的角色和行为 |
| 一、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土匪活动的兴起 |
| 二、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土匪群体的基本特征 |
| 三、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土匪活动及其特点 |
| 四、恩施地区乡村社会土匪活动与地方秩序的互动模式 |
| 五、恩施地区土匪活动与政府的互动模式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恩施的活动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活动 |
| 一、恩施地区党组织的创建与早期活动 |
| 二、大革命时期恩施地区的乡村社会农民运动的发展 |
| 第二节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恩施地区对乡村新秩序的建设 |
| 一、以恩施地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成立 |
| 二、湘鄂西根据地内恩施地区苏维埃政权建设 |
| 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
| 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
| 五、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内恩施地区的乡村文化教育建设 |
| 六、革命根据地内的中国共产党与神兵 |
| 第六章 新中国建立初期恩施地区新政权与新秩序的建立 |
| 第一节 新中国政权对恩施地区乡村政治秩序的重构与整合 |
| 一、乡村基层政权的建立 |
| 二、乡村社会中的清匪反霸运动 |
| 三、建国初期的神兵暴动与镇反运动下的神兵问题 |
| 第二节 新中国政权对恩施地区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乡村经济秩序的重构 |
| 一、新中国政权在恩施地区的土地革命 |
| 二、土地革命带来的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经济格局的影响 |
| 第三节 新中国政权对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 |
| 一、建国初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文化事业的兴办 |
| 二、建国初恩施地区乡村社会的扫盲运动 |
| 三、禁烟禁毒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云南省龙云卢汉时期县自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价值 |
| 二、关键概念界说 |
| 三、学界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联省自治时期的云南省县自治实践 |
| 第一节 县自治之筹备 |
| 第二节 两种自治观的并存与消解：县自治实践之考察 |
|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的县自治立法 |
| 第一节 孙中山的县自治构想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立法中的县自治制度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县自治的筹备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第一次筹备 |
| 第三节 临时参议会的设立及第二次筹备 |
| 第四章 实践中的云南省县自治：以县参议会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县参议会之日常运作 |
| 第二节 县参议会对县政的监督 |
| 第三节 县参议会对县预决算的审议 |
| 第五章 少数民族地区县自治实践 |
| 第一节 自治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障碍 |
| 第二节 国家权力未能深入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之原因 |
| 第六章 龙卢时期云南县自治实践历程评析 |
| 第一节 县自治实践之特点 |
| 第二节 影响县自治实践的几个因素 |
| 结语 |
| 附录 |
| 云南省各县(市)临时参议会暂行组织规程 |
| 云南省各县编制县地方预算暂行办法 |
| 个旧县参议会第一届第三次常会及临时会会议记录 |
| 六顺县参议会第一届第四次常会决议 |
| 云南省保荐县长暂行条例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思路、本文结构及创新 |
| 第2章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 |
| 2.1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1.1 农村经济破产 |
| 2.1.2 国内政治变动 |
| 2.1.3 乡村教育衰落 |
| 2.1.4 民族危机加剧 |
| 2.2 农村复兴思潮的思想文化来源 |
| 2.2.1“以农立国”的农本思想 |
| 2.2.2 传统乡约制度 |
| 2.2.3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 |
| 2.2.4 西方实验主义教育哲学 |
| 第3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变 |
| 3.1 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 |
| 3.1.1 从地方自治到村治思潮 |
| 3.1.2 从乡村教育危机到乡村教育思潮 |
| 3.2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与高涨 |
| 3.2.1 从农村经济破产到农村复兴思潮 |
| 3.2.2 农村复兴思潮发展与高涨的表现 |
| 3.3 农村复兴思潮的转型 |
| 3.3.1 从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乡村运动联合战线 |
| 3.3.2 从乡村建设实验区沦陷到乡村救亡运动兴起 |
| 第4章 农村复兴思潮总体考察 |
| 4.1 农村复兴运动的基本观念 |
| 4.2 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 |
| 4.2.1 实行农村自治 |
| 4.2.2 改造农村教育 |
| 4.2.3 组织农村合作 |
| 4.2.4 实施农业推广 |
| 4.2.5 活跃农村金融 |
| 4.2.6 发展乡村工业 |
| 4.3 复兴农村的几种理论 |
| 第5章 农村复兴思潮个案分析 |
| 5.1 梁漱溟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1.1 建立乡村组织 |
| 5.1.2 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 |
| 5.1.3 推行教育与合作 |
| 5.1.4 由农业引发工业 |
| 5.1.5 建立理想的新社会 |
| 5.2 晏阳初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2.1 推行农村“四大教育” |
| 5.2.2 研究实验、训练人才、表证推广 |
| 5.2.3 实行政教合一 |
| 5.2.4 进行民族再造 |
| 5.3 高践四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3.1 实施民众教育 |
| 5.3.2 培养民众团体 |
| 5.3.3 挽救农村经济衰落 |
| 5.4 方显廷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4.1 分析农村复兴的诸多不利因素 |
| 5.4.2 发展乡村工业 |
| 5.4.3 建立农村合作组织 |
| 5.4.4 由政府推动，进行农村整个建设 |
| 5.4.5 追求农村之现代化 |
| 5.5 许仕廉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5.1 以整个社会为复兴农村工作对象 |
| 5.5.2 以地方自然经济区域为乡村建设最低单位 |
| 5.5.3 计划的、科学的方法 |
| 5.5.4 谋民族生存与发展、创作新民 |
| 第6章 报刊杂志中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 《独立评论》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1 认识农村破产现状 |
| 6.1.2 剖析农村破产原因 |
| 6.1.3 设计农村复兴方案 |
| 6.2 《中国经济》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2.1 《中国经济》对中国农村破产的概括 |
| 6.2.2 《中国经济》对农村破产原因的分析 |
| 6.2.3 《中国经济》复兴农村的主张 |
| 6.3 《大公报》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3.1 向政府提出复兴农村建议 |
| 6.3.2 广发农村复兴言论 |
| 6.3.3 救济受灾农村 |
| 6.4 《东方杂志》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4.1 强调农村地位重要 |
| 6.4.2 传播农村复兴思潮 |
| 6.4.3 监督政府复兴农村行为 |
| 第7章 知识界关于农村复兴问题的论争 |
| 7.1 “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 |
| 7.1.1 论争缘起 |
| 7.1.2 论争内容 |
| 7.1.3 对两种救济农村观的评议 |
| 7.2 “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1 “从农业引发工业” |
| 7.2.2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3 对“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反驳 |
| 7.2.4 对两种复兴农村观的评析 |
| 7.3 改良还是革命 |
| 7.3.1 要不要推翻帝国主义 |
| 7.3.2 要不要推翻封建主义 |
| 7.3.3 对论争的评议 |
| 第8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与影响 |
| 8.1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 |
| 8.1.1 民族复兴的目标追求 |
| 8.1.2 现代性的价值取向 |
| 8.1.3 改良性的方法选择 |
| 8.2 农村复兴思潮的影响 |
| 8.2.1 有利于推动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 |
| 8.2.2 有助于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
| 8.2.3 对中国现代化进行有益的探索 |
| 8.2.4 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10）民国时期湖北保甲制度与乡村社会（193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回顾 |
| (一) 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研究概况 |
| (二) 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思考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 章节安排与创新追求 |
| 第一章 保甲制度在湖北的重建 |
| 第一节 国民党重拾保甲制度的动因 |
| 第二节 “剿共”时期湖北保甲制的建立 |
| 第三节 新县制时期湖北保甲制的发展 |
| 第二章 保甲组织及其嬗变 |
| 第一节 编组保甲 |
| 一 挨户编组与十进制 |
| 二 特编保与特编甲 |
| 三 保甲的缩编与回归 |
| 第二节 保甲规约 |
| 一 保甲规约的出台 |
| 二 保甲公约的酝酿 |
| 第三节 保办公处 |
| 一 “剿匪”时期的联保办公处 |
| 二 新县制时期的保办公处 |
| 第三章 保甲人员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 |
| 第一节 保甲长的产生 |
| 第二节 年龄结构 |
| 第三节 文化程度与履历统计 |
| 第四节 地位与待遇 |
| 第五节 保甲长的素质与训练 |
| 第四章 保甲与地方治安 |
| 第一节 实施联保连坐切结 |
| 一 联保连坐的悄然恢复 |
| 二 抗战时期联保连坐的演变 |
| 三 战后连坐的加强 |
| 四 禁政 |
| 第二节 保甲与户口管理 |
| 一 户口异动登记 |
| 二 防谍肃奸 |
| 三 管理自新户 |
| 第三节 保甲与国民身份证制度 |
| 一 国民身份证的由来 |
| 二 身份证制发概况及其阻力 |
| 三 身份证实施效用及中共应对举措 |
| 第四节 保甲与地方武装 |
| 一 保甲与保安队 |
| 二 保甲壮丁队与铲共义勇队 |
| 三 保甲与自卫队 |
| 四 盘查哨、守望哨与递步哨 |
| 第五章 保甲经费与经济职能 |
| 第一节 保甲经费 |
| 一 按户摊派 |
| 二 统筹统支 |
| 三 回归摊派 |
| 第二节 保甲与农村合作社 |
| 一 早期合作社与保甲的关系 |
| 二 保合作社 |
| 第三节 参与土地陈报 |
| 一 土地陈报的背景与程序 |
| 二 保甲长与土地陈报 |
| 第四节 农业减租中的保甲角色 |
| 一 抗日战争时期的“二五减租” |
| 二 抗战胜利后的“二五减租” |
| 第六章 保甲组织与地方自治 |
| 第一节 保民大会 |
| 一 保民大会的发端 |
| 二 成立概况 |
| 第二节 保国民学校 |
| 一 国民教育沿革 |
| 二 政教合一或教育独立 |
| 三 庙产兴学与庙产纠纷 |
| 第三节 保甲与民事调解 |
| 一 “剿匪”时期的民事调解 |
| 二 新县制时期的民事调解 |
| 第七章 保甲长与地方社会的紧张关系 |
| 第一节 民众控告保甲长案的发生 |
| 第二节 从控告到越级上访 |
| 第三节 政府应对举措及其效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的封建性（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2]民国时期黔系军阀研究（1912-1935）[D]. 张春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河北月刊》研究（1933-1937）[D]. 李娇.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5]民国时期陕西保甲制度研究[D]. 王大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6]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7]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地区乡村秩序的变迁 ——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研究样本[D]. 朱妍. 武汉大学, 2016(08)
- [8]云南省龙云卢汉时期县自治研究[D]. 张志强. 云南大学, 2016(04)
- [9]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D]. 刘峰. 湖南大学, 2015(12)
- [10]民国时期湖北保甲制度与乡村社会（1932-1949）[D]. 刘魁.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