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最赚钱的职业

一、中国21世纪最赚钱的职业（论文文献综述）

侯宪利^[1]（2020）在《“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哲学变革。在人类社会这场数字化变革的进程中,互联网实现了由最初作为“工具型应用”的“+互联网”到作为“构成社会基本生产组织要素”的“互联网+”的跃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重构了以共享经济为特色的网络时代新型生产关系,拓展了人类生存和交往的新时空,形成了“开放、创新、普惠、共享、自由、平等、包容”的互联网核心价值理念,有力地推动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人类社会这场全面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互联网重构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与自我的关系,变革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互联网+”所体现的哲学理念是对传统工业社会价值理念的批判,重构了信息社会重要的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尤其是“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有必要进行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互联网转向”:把“镜头”对准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诸如思维与存在、现实与虚拟、技术与人文、自由与必然、主客体的融合重构、人类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现实的哲学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人向人的本质的全面回归”,推动“人类解放”。“互联网+”首先是一种新型生产工具,由劳动者和“互联网+”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网络生产方式,是人类有史以来第四代生产方式,其最大特点是劳动者与机器分离的“分离生产方式”。这种“分离生产方式”是一场全新的颠覆性革命,将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当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史无前例的影响。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和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升级,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泛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综合利用,互联网已逐步由最初作为一项技术的“信息沟通工具”上升为全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生态平台”,已经由消费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和文化生态领域。“互联网+”多维度地推动了互联网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生态互联网”和“价值互联网”的跃升,“互联网+”由此逐步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传递方式,重构了新的生产力要素和网络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使信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数字化转型,催生了互联网哲学理念,促进人类社会由“传统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社会向“现代科技智慧型生产”的信息智能社会转变。“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变革既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本文通过对“互联网+”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变革的考察和研究,探寻“批判的互联网”对传统工业社会现代性的批判价值,并通过对“互联网的批判”研究,剖析互联网哲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内核,规避互联网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倡导东西方文明在互联网时代的交融互鉴,以互联网生态化的多维思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构网络时代“开放、共享、包容”的全球人类核心价值观,力图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借鉴。

张津津^[2]（2020）在《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文中提出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家之一,创作了体裁众多、数量丰富的文学作品,尤其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格林是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小说中以编年史家的姿态书写,留下了关于人类罪恶与苦难的深刻印记,启示了在荒诞的世界中获得救赎的可能,他富于严肃哲理性和通俗趣味性、带有生动想象力和深厚历史感的小说对英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荒诞是20世纪西方文学总的特征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法、德存在主义理论及其衍生的文学作品,对于英国文学中的荒诞谈论不多。荒诞作为格林小说的重要主题在他的小说中反复重现,是解读格林小说的重要路径,通过对格林小说的研究也可以深化对荒诞的认知和理解。本论文即试图从“荒诞”这一角度透视格林及其作品,对格林的生平和作品的意义作出恰当的阐释。全文共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绪论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国内外格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对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分类综述,继而阐述研究的意义和应用的方法。研究意义在于既可以丰富国内格林研究的维度,又能加深对西方现代文学,特别是荒诞文学的认识。研究方法以文本细读法为主,以荒诞的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发生学、阐释学等方法为辅。在第一章中,厘清了荒诞的概念,从历史文化背景和荒诞性生命体验两方面阐述格林小说荒诞意识的基础。首先,通过追溯起源和用法,梳理内涵流变,分析荒诞所包含的深刻意蕴,界定本文所要论述的是生存意义层面上的荒诞。其次,说明格林所处时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两次世界大战,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混乱,让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荒诞境遇,作家们如何对这个荒诞世界作出回应。再次,格林早年经历导致自我心灵分裂,造成成年后不忠的信仰和辩证的思想,在多维的身份间逃避,格林无法跳脱时代共性,成为书写荒诞的作家,这些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笔下的人物。第二章围绕格林小说创作的荒诞性主题阐述其形成原因和具体呈现。首先,分析主题的成因。一是植根于文学传统,通过改写和重述与经典形成互文关系。二是受到国际政局影响,紧密结合政治事件,用宗教视角反观人类行为。三是源于私人阅读兴趣,继承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遗产,双方参与了主题的塑造。其次,论述主题的呈现。一是潜意识层面,描绘人物的童年和梦境,以折射西方文明的致病情境,从中寻找荒诞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二是信仰层面,有罪的圣徒试图用信仰克服荒诞,使存在变得有意义,但又不可能得出确定的意义。三是文明层面,借助非西方的“他者”来审视西方的“自我”,发现“自我”是失落的,“他者”是凋敝的。第三章以荒诞为中心,从人物、环境、主题三个方面阐述格林小说的艺术特色。一是人物方面,格林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处于悖谬状态的边缘人,表现为孤独无助的失父者,由于对某种信念的信仰,在极限境遇中会转变为主动承担责任的反英雄。二是环境方面,“格林之原”是一个堕落而绝望的空间,具体表现为艾略特式的“荒原城市”和康拉德式的“边缘世界”,身处其中的人孤独而矛盾。三是主题方面,格林式荒诞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悖谬,寓于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中,呈现出矛盾对立统一的样态,同时思想上宗教与荒诞之间相互消解,形式上严肃与通俗之间完美平衡,也有助于这一主题的呈现。第四章从严肃与通俗、政治与审美、现实与梦境三个维度阐述格林小说创作中荒诞的独特性,并从文学史叙事的角度指出格林小说创作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格林的小说创作兼顾严肃主题和通俗结构,坚持政治书写,也不放弃对审美意蕴的追求,通过展现现实和梦境、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交汇融通,深层次挖掘人物心理,并预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格林从荒诞文学的脉络中,积极汲取不同风格和流派的长处,既有参考和借鉴,也有突破和创新,这种融入了自己生命体验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因而决定了格林小说在具有文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同时,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格林的荒诞文学书写的特殊性在于,格林本人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的小说是他生平经历的映射,由多种复杂元素形成的有机融合。格林提出的超克荒诞的办法带有空想色彩,但是他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张德彭^[3]（2020）在《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转移人口既是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三农”问题突破的关键。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指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其职业转换和生活、工作地域发生转变过程中,在内外驱力的作用下,放弃在农村原有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重新确立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所需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的过程。该问题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推进,既关乎到对成人发展相关理论的内涵再认识与实践验证,也关乎到城市化的进程与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的发展。因此,以成人教育研究“直面社会运行与发展的实际需要,给予成年群体在劳动、生存与生活等终身发展需要的真切关怀”的特定使命为引领,将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历程以叙事的方式展现出来,便成了对“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的研究范式指向。农业转移人口的再社会化主要包括:内在维度再社会化（价值观念、生活认知）、外在维度再社会化（生存方式、社会规范）、个性再社会化（社会角色、个性心理）。通过对江宁（到城市谋生的过客）、周鑫（在城市创业的农村人）、余华（于郊区解放的农村人）三位研究合作者的再社会化历程进行叙事与现状解析,有如下结论:（一）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的特征:1.价值观念:从单一、感性、封闭走向多元、理性、开放;2.生活认知:从生存型目标走向发展型、享受型、实现型目标;3.生存方式:从体力型、模仿型式的生存走向技能型、创造型的生存;4.社会规范:从被动式、生活化、跟随式走向主动式、市场化、自主式的模式;5.社会角色:从显性农村人转为“城市-农村人”;6.个性心理:从物质心理、经验思维走向双重心理、创造思维。（二）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的影响因素: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变迁、家庭、大众传媒;个体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心理资本、学习方式;中介因素,主要指社会实践、社会互动。（三）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的发生机制:一个“三元交互作用”理论模型的现实写照,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体行为、个性自我、发展环境皆是个体行为、社会环境、个体内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总之,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问题既是社会阶层流动背景下人的价值转变问题,也是社会矛盾与危机之下人的发展的理论问题。一方面,该问题的实践推进应当把握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阶层形成的总目标,遵循以人为本、循序渐进、系统协同三个主要原则,为其营造良好的再社会化环境,搭建再社会化平台,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形成适宜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规范行为,同时农业转移人口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再社会化;另一方面,其理论问题的研究应当以“直面社会运行的成人发展研究、扩展的再社会化研究、现代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研究”为主要轮廓,在自然情境下深入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与工作中进行。

车志远^[4]（2020）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文中认为“中国工人”是一个复数概念,其本身包含着中国经济社会构建与转型的特定指向:一类是东南沿海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产生的“新工人”,一类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转型下的“老工人”。20世纪90年代,几千万的国企“老工人”下岗和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城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始终都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多年来,文学研究者们往往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等词语来命名“新工人”题材的文学创作,但这种称谓却失去了与“老工人”对照中应有的历史意识,消解了为“新工人”争取劳工权益、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文化政治意味。如何通过文学实践来表现“新工人”的真实诉求、建构新型的社会文化、想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公平的未来是本文的切入点和主题。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他们都始终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一种历史意识来追溯梳理“新工人”的“前生今世”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有“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要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底层话语”三个视角来发现这一群体是如何纳入“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些复杂的形象是如何被呈现的。如果我们要从整体上观察新世纪文学,那么,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及其讨论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关注对象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事件。从《那儿》到《问苍茫》勾连出“底层话语”与“左翼话语”,并以反思“纯文学”,恢复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文学由“怎么写”转变为“写什么”与“为谁写”和“谁来写”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新世纪“新工人”书写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写作趋向。在《那儿》之后,讲述“新工人”已经由“应不应该讲述”向“如何讲述新工人”转向。在讲述方式上,以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现实主义重新介入转型期社会语境之中,现实主义成为讲述“新工人”的重要方式;在讲述主体上,一方面是从“代言者”以观看“他人”之痛方式聚焦“新工人”,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主体不断下移,“新工人”也开始表达自身;在讲述空间上,讲述“新工人”离不开城乡关系书写,城与乡不仅是作为有关“新工人”空间想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本论文选取了“新工人”诗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以及“新工人”影像表达作为切入点,来进一步探求其艺术形式的意义、局限及可能性,以期为新世纪文学增添新的文化想象与表现形式,最后我们既要能看到其意义和价值,也要看到其限度和可能,以期“新工人”书写能够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基点。“新工人”书写不只是特定群体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回应现代危机的文学表达。对“新工人”的建构与想象既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有关“人的可能性问题”。在搜集整理分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本文结合社会历史现状探索使用了文化研究等方法,并在行文中有所归纳。

刘尹^[5]（2020）在《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试图解决以下问题:作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海顿所处时代究竟对其音乐创作产生何种影响?海顿的音乐在不同身份下产生了何种变化?作为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海顿的社会身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同时代作曲家中是否具有代表性?造成这种社会身份转变的最根本最深层次原因为何?本论文旨在研究海顿社会身份,全文围绕海顿两个身份:规定性社会身份及自致性社会身份展开,分别论述海顿双重社会身份在其音乐、职业中的体现。需要明确的是,身份仅仅作为影响作曲家风格创作的一个因素存在,对整体风格产生一定修饰作用。质言之,本文试图阐明海顿两种身份对其音乐创作的影响,其次阐明海顿身份转变的社会缘由。本论文绪论部分对所选择论题从研究缘由、选题意义、国内外就此论题展开的相关研究的已有成果作出评价。随后的章节基于分总的逻辑展开,第一章对文内出现的三个主要概念进行阐述;第二章为海顿的规定性社会身份扮演,聚焦于海顿作为乐正的职业身份,从雇主的要求与迎合雇主两个方面展现海顿这一身份下的音乐创作;第三章为海顿的自致性社会身份的扮演,此段将抽象的自致性社会身份分为三个角色:作为乐正时的自致表现及商人、贵族身份,笔者分别选取了与之对应的三个阶段音乐创作进行论述:代表自主创作的《告别》、迎合公众创作的“伦敦风格”及象征个人意识表达的《创世纪》;第四章从宏观整体对海顿所处的古典时代进行审思,剖析海顿身份转变所反映的较为典型的时代缘由以及通过与莫扎特、贝多芬的对比阐述其具有个性化特征的非典型缘由。

王晴^[6]（2020）在《五年制高职学生的劳动观念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职业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使命,劳教结合寄托了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社会期望,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五年制高职作为中职与高职教育衔接链,五年制高职学生是高素质劳动者储备人才,其劳动观念、劳动精神、创造性劳动行为等基本素养密切连着社会人才整体素质。五年制高职学生年龄跨度为15岁至20岁之间,学生处于人生观念形成的“十字路口”,正确的劳动观念不仅能帮助学生端正劳动态度,坚定劳动精神,提升专业技能,而且影响学生未来职业生涯中的奉献力度,甚至影响整个社会劳动观念的走向。因此,五年制高职学生劳动观念的培养必要且重要。然而,五年制高职院校劳动观念教育存在宣传不到位、挖掘不充分、体系不完整等问题,加之学生家长“重智轻劳”,社会不良风气渲染,学生劳动观念不容乐观。目前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基础教育各阶段的劳动教育”与“大学生劳动观念”,五年制高职学生劳动观念的研究较为空白。摸清学生劳动观念的现状,利于职校对症下药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本文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将劳动观念分为“崇尚劳动”的劳动价值观、“勇担义务”的劳动分工观、“实干兴邦”的劳动实践观三个层面,其中职业观归属于劳动实践观层面,并以学生社会劳动关系认知作为其观念的补充,采用定量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江苏省505名五年制高职学生的劳动观念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发现:（1）学生的劳动观念及受教育意愿整体上呈现积极性、学生的劳动观念与现实行动存在一定的相斥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劳动观念两难性”;（2）在劳动观念的培养上,劳动实践利于加深劳动认知,学生劳动观念可塑性强,利于学校等各方实施劳动观念教育;（3）劳动观念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学校、家庭、社会和学生个人四大层面,通过观念宣传与教育、学生劳动实践和学生主观调节等方式起作用,为职校开展劳动观念教育提供借鉴基础。根据已有发现,五年制高职院校应借助多方平台,充分发挥产学融合、校企合作的优势,通过“内深挖、外开源”,完善劳动教育体系;大力宣传劳动,营造校园劳动文化氛围;增加学生实践机会,巩固劳动观念;灵活考核方式,强化学生“劳动实用”的认同感,承担培养学生劳动观念的主要责任。此外,五年制高职院校还应联合家、社、生,形成以学校为主阵地,家庭为重要基地,社会为拓展场域,学生主动端正观念的“四方联动”的劳动观念培养模式,促进学生成为“爱国家、爱职业、爱劳动、爱创造”的高素质复合型劳动人才。

郭舒婧^[7]（2020）在《已婚已育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及其福利性政策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就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日益显现。工作-家庭冲突问题由来已久,而已婚已育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更是难以解决且影响深远。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分工制度的影响,家庭劳动和子女照料活动呈现出女性化的特点,女性较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同时女性又面临着就业性别歧视的问题,因此已婚已育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更为凸显。伴随着2015年二胎生育政策的出台,女性“工作-家庭”冲突问题更加亟待解决。同时,女性的家庭福利性需求日益增加,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福利性政策。本研究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半结构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三种研究方法,调查了267位已婚已育职业女性个人基本情况、工作情况、家庭情况、“工作-家庭”冲突情况以及社会支持情况,运用SPSS26.0统计分析软件对已婚已育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基本情况以及社会福利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分析得出:（1）当前我国已婚已育职业女性面临较大的“工作-家庭”冲突,尤其是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在“工作-家庭”冲突的三个维度中,时间冲突的程度最大,是已婚已育职业女性面临的最大冲突。同时,不同年龄、教育程度、单位性质、职位级别、年收入、子女数和最小子女状况的已婚已育职业女性面临的冲突表现和冲突程度存在一定差异;（2）本文分析了社会福利因素对已婚已育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得出我国家庭养老和儿童家庭照料的政策取向、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能力、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社会性规制和社会福利政策宣传、实施监管情况都对已婚已育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具有重要影响;（3）当前,我国针对女性的福利性政策发展较薄弱,本文力图通过社会性别视角构建我国职业女性的福利性政策,具体思路为建立老人和儿童的社会照顾体系、提高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的能力、建立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加强社会福利政策的宣传和监管。根据分析结果,并在借鉴国外缓解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相关福利性政策的基础上,尝试在社会性别理论视角下构建完善我国职业女性的福利性政策体系。

任晖宇^[8]（2019）在《“亲和性”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文中指出“亲和性”概念是韦伯在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时所使用的特殊名词。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概念尚未被学界重视,前人的相关研究不仅严重欠缺,其中也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争论。然而,这一看似不起眼的概念却折射着韦伯对历史文化现象的基本立场和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考量。有些学者没有意识到“亲和”概念的独特性,仅仅把它处理为“相关性”来理解。而“相关”作为一种强因果关系推断的预判,是不被韦伯认为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从而,之前的学者对韦伯思想产生了一定误解,由此也衍生出了种种争论。本文通过追溯“亲和”概念的来源和发展,提炼出了它的两个特点:一方面,具有亲和性的实体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亲和关系同时蕴含着偶然性与必然性。可见,“亲和关系”与“因果关系”在逻辑结构上本质是不同的。在韦伯的视角中,作为文化现象的历史个体具有各自发展的独立性,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的演进各有其自身的目标。只是由于历史机缘的巧合,衍生于宗教领域的资本主义精神为经济生产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从而引爆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而这是一个十分偶然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历史唯物论”还是“新教改革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都是韦伯要反对的观点。在韦伯眼中,历史文化现象是纷繁复杂的,表面看似自明的因果关系并不能帮助我们认识到社会现象的真实逻辑,况且,事实的真相常常是反“因果直觉”的。透过“亲和关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历史进程中种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从而补充了“因果”视角对于认识复杂文化现象的不足。

刘赛雄^[9]（2018）在《H.G.威尔斯社会小说的失范主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是英国爱德华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仅产量高,而且内容涵盖广,涉及科学、文学、政治、历史、生物、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威尔斯依靠亦幻亦实的科学幻想作品,让他获得“科幻界的莎士比亚”的美誉,凭借对社会现实予以讽刺表达的社会小说,让他赢得“狄更斯继承人”的美称,加上晚期对世界范围内的前瞻性创作,更是被郭沫若评为“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威尔斯的社会小说继承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优秀传统,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从1900年前后起创作了一系列社会讽刺小说,描绘了英国转型期的社会状况,记述了许多小人物既令人心酸又令人发笑的坎坷历程。本文以社会学理论中的“失范”为切入口,采用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从生态失范、经济失范、教育失范和道德失范等四个方面入手,深入探讨威尔斯《爱情与路维宪先生》、《吉普斯》、《托诺-邦盖》和《波里先生传》等四部社会小说,展示了作家对工业文明转型时期英国社会失范状况的书写,并从时代影响、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三个方面分析失范主题的书写缘由,进一步考察作家对良序社会的探索途径。威尔斯出身于“经济困顿”的中下层资产阶级家庭,在机缘巧合和自身努力下接受了一段有限的初等教育。十四岁的时候,迫于生活的压力离开学校,走上了药店学徒和布店学徒的谋生之路。十八岁的时候,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开始学习科学知识。毕业留校任教后,开始尝试写作,从此走上了专职作家的道路。这一艰难的成长历程不仅锤炼了他的品格,磨砺了他的意志,还为他今后各类作品,尤其是社会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原始素材。在威尔斯笔下,几乎所有社会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缺少教育机会的受害者”,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中下层资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作为在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世界强国,英国从君主立宪制确立的时候开始,不断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充分发展了国内的自由资本主义,但同时也加剧了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的贫困问题,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威尔斯继承现实主义小说的优良传统,深刻地思考着英国转型时期社会失范的问题,具有令人深思的哲理性和批判性。威尔斯的四部社会小说对转型社会中失范主题的书写,主要体现在生态、经济、教育和道德等四个方面。在生态方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正处于工业文明迅猛发展的时期,自然环境的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威尔斯从失谐的乡村、失衡的城镇和失序的都市等三方面描绘了生态失范的景象。在经济方面,工业文明给英国带来了繁荣昌盛,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在此社会背景下,经济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和功利化,威尔斯从欺诈式的生产、悖论性的流通和炫富性的消费等三个方面揭露了经济失范的状况。在教育方面,1870年英国《初等教育法》颁布后,政府开始广设公立学校,逐步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然而在威尔斯的笔下折射出不成熟的自我教育、氛围缺失的家庭教育和职能缺位的国民教育等失范状况。在道德方面,受重商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出现滑坡,情感关系出现异化。威尔斯通过小说人物冷漠的亲情、功利的爱情和虚伪的友情等三个方面,展示当时社会背景下道德失范的现状。可以说,威尔斯社会小说对社会失范问题的书写,既反映了英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状况,又预示着英国旧的社会结构面临着解体的风险。威尔斯社会小说创作于爱德华时代,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整个社会的规范体系和价值体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社会结构呈现失范的状态。如何实现良序社会的转型发展,这是威尔斯毕生不断探索和努力追求的问题。威尔斯个人成长经历、小说人物思想无不体现了其探索良序社会的愿望和过程,具体表现在对科学教育的反思、费边社会主义的探索及道德认同与社会规范整合愿景等三个方面。在科学教育的反思上,威尔斯是努力走出宗教束缚的“离经叛道者”,成为一名接受科学教育的底层“幸运儿”,并最终成为反思科学进步的“科幻小说家”。在费边社会主义的探索上,威尔斯曾加入费边社,作家从路维宪的幻想、马斯特曼的挣扎到尤尔特的妥协等情节,向读者展示出当时费边社会主义者只希望在政治上妥协,没有在经济、社会变革、未来筹划等方面显示出自己的决心与努力,呈现出一种政治上的空想,他的政治构序之路也只能就此作罢。在道德认同与社会规范整合愿景上,威尔斯通过路维宪的抉择、吉普斯的回归、乔治的省悟及波里的救赎等小说人物的不同结局,最终转向了对道德规范的探寻之路,从而实现自我的认识,最终回归德性的精神发展。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小说中,威尔斯以充满调侃的口吻介绍了英国世纪之交的社会失范状况,也婉转地表达了他自己历经时代裂变后的忧思隐衷。他创造性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揭露出时代的黑暗面,批判社会各领域中的失范现实,与同时代作家一道书写那个时代的“焦虑”。威尔斯并不追求“詹姆斯式”的语言表达上的精致美感,而是忠实于社会现实,“指出个体遭遇的变幻莫测与随机性”,传达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写实旨趣。他的最大贡献并非为社会失范的英国开出救世良方,而是为“爱德华盛世”号准了脉搏。威尔斯煞费苦心所精心构筑的失范结构,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和中国转型时代的文化建设而言,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李佳雯^[10]（2018）在《深圳新移民的媒介形象研究 ——以《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南方日报》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的新常态,传统模式下以廉价劳力为主的人才需求向创新型人才需求转化,随着近年来人力资源的供给侧改革进程不断加快,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劳动力层次结构的转变使城市新移民群体逐步进入公众视野。然而,通过梳理新闻传播学领域有关我国城市移民的理论文献,研究者发现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移民群体,例如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但对于大学生、创业者、“海归”等在内的城市新移民的媒介形象以及该群体的自我形象认知等研究角度却少有问津。深圳作为我国典型的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开放包容的移民文化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科技等领域的迅速发展。深圳这座城市如何看待来自海内外的移民群体,也成为了社会各界长期关注的议题。作为由专业采编力量经一定程序精心打造而成的纸质媒体,尤其是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各级党委机关报纸,代表着执政党和政府的态度,也是带有国情特色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报纸媒体在新闻报道文本中塑造的新移民形象,直接反映着深圳这座城市对于新移民的包容和重视程度,是新移民群体城市生活最直接的体现。在此背景下,笔者以深圳新移民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深圳本地主要报纸媒体报道文本中的城市新移民形象,分析其针对该群体进行报道时所采用的新闻框架;与此同时,将该群体的媒介形象与该群体自我形象建构和身份认同进行对比,分析二者的异同及产生原因。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一方面,弥补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对于城市新移民群体,尤其是知识型城市新移民群体的研究空白;另一方面,为城市主流媒体针对城市新移民群体的相关报道及媒介形象建构,提供若干真实素材、全面分析和有益借鉴,助力营造更为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氛围和舆论环境。本文选取了 1990年至2017年间深圳市公开发行的《南方日报》、《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三份报纸里涉及城市新移民的相关报道,对其进行内容分析,试图找出以报纸为代表的深圳主流媒体对该城市新移民群体的报道情况、考察其建构新移民的媒介形象的新闻框架。同时,本研究还采用了质化研究中的非结构性访谈法,按照来深的不同时间段及社会阶层,选取了深圳市的18位城市新移民进行访谈,考察他们对自身及其所在群体的形象建构。通过研究发现,一方面,以报纸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报道新移民时的新闻框架呈客观、中立的特点,其中包括深圳城市社会发展,也涵盖了新移民的价值需求。媒介形象在被社会公众接受的过程中,也将成为形象主体的社会关系和价值尺度的参照坐标。新移民群体参与了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更愿意认同自己为城市的一分子。新移民群体参考报道文本中的媒介形象,作为自身行动的标准和生活的样例,调整自己的行动和心态。在可能的情况下,新移民群体为进一步改善自身的媒介形象,还会抓住契机,主动参与到媒介形象的重构中。但在媒介形象塑造过程中,新移民也面临着身份焦虑与消费压力下的现实生活困境,影响了其深圳的生活体验和自我实现的动力。以报纸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应当减少新移民群体在生活困境方面的报道和关注。另一方面,媒体应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扮演好自身在社会大系统中的角色,给予新移民群体的城市生活更多关注,为促进该群体的社会认同与融入塑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最终助力该群体的自我价值实现。

二、中国21世纪最赚钱的职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21世纪最赚钱的职业（论文提纲范文）

（1）“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2）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3）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论文提纲范文）

（5）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五年制高职学生的劳动观念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已婚已育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及其福利性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亲和性”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文提纲范文）

（9）H.G.威尔斯社会小说的失范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深圳新移民的媒介形象研究 ——以《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南方日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21世纪最赚钱的职业（论文参考文献）

• [1]“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D]. 侯宪利.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2]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D]. 张津津.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农业转移人口再社会化叙事研究[D]. 张德彭.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4]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D]. 车志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5]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D]. 刘尹.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6]五年制高职学生的劳动观念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 王晴.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已婚已育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及其福利性政策研究[D]. 郭舒婧.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8]“亲和性”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D]. 任晖宇. 上海大学, 2019(02)
• [9]H.G.威尔斯社会小说的失范主题研究[D]. 刘赛雄. 湘潭大学, 2018(12)
• [10]深圳新移民的媒介形象研究 ——以《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南方日报》为例[D]. 李佳雯. 武汉大学, 2018(02)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社会化平台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