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靶向治疗在复发的非小细胞肺癌中的临床应用（论文文献综述）
罗培[1]（2021）在《安罗替尼后线治疗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回顾性分析安罗替尼后线治疗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及不良反应,同时进一步探讨影响安罗替尼治疗疗效的因素,旨在为临床决策提供证据。方法:回顾性收集自2017年01月至2020年12月于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的采用安罗替尼靶向治疗与非靶向治疗的134例小细胞肺癌患者后线治疗的临床资料。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生存曲线间差异比较应用Log-rank检验,多因素预后分析采用Cox回归分析,以95%为置信区间,定义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共134例小细胞肺癌患者纳入该研究,安罗替尼组患者68例,对照组患者66例。生存分析提示安罗替尼组与对照组m PFS为4.4个月VS 2.9个月（HR=4.61,95%CI:4.06-5.14,P<0.05）。安罗替尼组与对照组m OS为7.1个月VS 5.3个月（HR=6.32,95%CI:6.27-7.53,P<0.05）。安罗替尼组ORR为35.29%,DCR为72.05%;对照组ORR为22.73%,DCR为50.0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安全性方面安罗替尼组发生3级高血压为5例,3级蛋白尿1例,3级手足综合征2例,全部纳入患者中未出现4级以上不良反应以及与不良反应相关的死亡事件。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小细胞肺癌预后不良的因素可能有年龄、吸烟史、一线化疗效果、治疗线数、有无脑转移瘤（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影响小细胞肺癌治疗疗效的独立预测因素包括年龄、吸烟史、治疗线数、有无脑转移瘤（P<0.05）。结论:本研究提示安罗替尼用于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后线治疗有明确的疗效并且不良反应可耐受。
李小丰[2]（2021）在《PRM1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生物学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目前,肺恶性肿瘤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最大敌人之一,中国癌症发病和死亡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肺癌的新发病例数为78.7万,死亡人数为63.1万,均列癌症首位。根据临床和病理特点的不同,肺癌分为小细胞肺癌（占13%）和非小细胞肺癌（占87%）,其5年总生存率仅为18.2%。传统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化疗、放疗等,但对于晚期肺癌患者均疗效不佳。近年来,随着分子靶向治疗的兴起,非小细胞肺癌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都得到了显着改善。具有敏感基因突变的肺癌患者,分子靶向治疗是最有效的治疗方式之一,而对于没有敏感突变或在靶向治疗过程中发生靶基因耐药突变的患者而言,发现新的肿瘤生物学标志物和新的治疗靶点显得尤为重要。鱼精蛋白-1（PRM1）是肿瘤-睾丸抗原（CTA）的一种,CTA在正常情况下只在睾丸组织中表达,而其它组织不表达或极低表达,但当机体出现肿瘤时则可以在某些肿瘤组织中高表达,肿瘤-睾丸抗原也因此得名。既往对于PRM1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男性生殖领域。近年来,随着CTA在肿瘤领域研究的深入,关于PRM1在恶性肿瘤中的作用也逐渐被重视,研究发现PRM1是结肠癌相关的肿瘤-睾丸抗原基因,利用RT-PCR技术分析PRM1在结肠癌和癌旁组织的表达水平,发现肠癌组织中PRM1-m RNA水平明显高于癌旁和正常组织。也有研究发现PRM1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中高表达,PRM1也被认为是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CTA基因。另有研究表明,PRM1在恶性肿瘤中的异常表达,可能与肿瘤的生长侵袭相关。在动物实验中,给裸鼠皮下注射PRM1蛋白可明显提高小鼠肠道肿瘤的发生率。目前为止,尚无关于PRM1在非小细胞肺癌中表达情况的报道,课题组的前期工作已证实,与正常组织比较,PRM1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升高。同时,PRM1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具有促进增殖作用。本研究中,我们检测了PRM1在非小细胞肺癌肿瘤组织和外周血中的表达情况,分析了PRM1蛋白水平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并评估了PRM1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诊断价值;通过过表达和敲低PRM1基因观察其对细胞增殖、凋亡及周期的影响;建立非小细胞肺癌裸鼠转移瘤模型,检测转移瘤裸鼠外周血PRM1蛋白的表达水平,观察外源性PRM1重组蛋白和PRM1抗体对裸鼠转移瘤生长的影响。旨在评估PRM1作为新的生物学标志物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价值,研究PRM1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促增殖作用,并对其机制作初步探讨。方法:1、收集110例非小细胞肺癌肿瘤组织、配对正常组织、术前血清和健康者血清标本,应用RT-PCR法、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和ELISA法检测其中PRM1基因和蛋白水平,应用卡方检验统计分析患者肿瘤组织和外周血中PRM1蛋白水平与临床特点的相关性。2、评估PRM1的诊断价值,应用SPSS软件统计分析外周血中PRM1蛋白水平对非小细胞肺癌及其亚组肺腺癌、肺鳞癌的诊断价值,并与临床常用的肿瘤标志物CEA、SCC和CYFRA21-1进行比较,评估PRM1诊断价值的优劣性。3、观察细胞内PRM1表达水平对细胞增殖的影响,通过质粒构建技术及si RNA转染技术,过表达和敲低A549、NCI-H460细胞的PRM1基因,应用RTPCR和ELISA法检测细胞PRM1基因和蛋白表达水平,应用CCK8法和Ed U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情况。4、观察外源性PRM1重组蛋白和抗体对细胞增殖的影响,将人源重组PRM1蛋白和PRM1抗体加入到A549、NCI-H460细胞培养液中,应用CCK8法和Ed U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5、观察细胞在不同营养状态下PRM1的表达情况,将A549、NCI-H460细胞培养于含不同浓度血清的培养液中,应用RT-PCR法和ELISA法检测细胞的PRM1基因及蛋白水平。6、观察外源性PRM1重组蛋白和抗体对动物转移瘤生长的影响,制备裸鼠转移瘤模型,将非小细胞肺癌细胞A549皮下注射到裸鼠背部偏右侧,肿瘤形成后,（1）应用ELISA法检测转移瘤裸鼠和健康裸鼠外周血PRM1蛋白水平,并分析其差异性;（2）分别经尾静脉注射人源重组PRM1蛋白、PRM1抗体及两者混合剂,每3日测量并计算肿瘤体积,绘制肿瘤生长曲线。（3）第33天于麻醉下处死裸鼠,取出肿瘤组织,测量重量并计算肿瘤体积,分析外源性PRM1重组蛋白和PRM1抗体对裸鼠转移瘤生长的影响。结果:1、非小细胞肺癌肿瘤组织中PRM1的m RNA和蛋白水平较配对正常组织明显升高。统计分析显示:随着肿瘤组织中PRM1蛋白水平的增加,肿瘤T分期越晚,淋巴结转移阳性率越高,而与病理类型、年龄、性别、脉管及神经浸润无相关性;2、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外周血中PRM1蛋白水平较健康者显着升高。统计分析显示,淋巴结转移阳性和临床分期较晚的患者外周血中的PRM1蛋白水平更高,而与病理类型、年龄、性别、脉管及神经浸润不相关。3、PPM1对于非小细胞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SPSS软件统计分析显示:（1）外周血中PRM1蛋白水平在非小细胞肺癌及其亚组肺腺癌、肺鳞癌中均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2）在肺腺癌中,PRM1的诊断价值高于CEA;在肺鳞癌中,PRM1的诊断价值明显强于SCC且与CYFRA21-1相当;（3）含有PRM1的肿瘤标志物组合的诊断价值明显高于传统组合;（4）在早期的肺腺癌中,PRM1的诊断价值高于CEA;在早期肺鳞癌中,PRM1诊断价值高于SCC且不劣于CYFRA21-1。提示PRM1具有较高的非小细胞肺癌诊断价值。4、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A549和NCI-H460的PRM1 m RNA水平较人正常肺上皮细胞株BEAS-2B明显升高;同样,A549、NCI-H460细胞内和培养液中的PRM1蛋白水平较BEAS-2B细胞均显着升高。5、成功构建PRM1过表达和敲低的A549、NCI-H460细胞株模型,与对照组比较,过表达PRM1促进A549和NCI-H460细胞的增殖,而敲低PRM1则抑制细胞的增殖。6、外源性PRM1重组蛋白能够促进非小细胞肺癌A549和NCI-H460细胞的增殖,而PRM1抗体则抑制细胞增殖。7、不同营养状态下PRM1的表达存在差异。实验结果显示,随着细胞培养液中血清浓度的降低,A549和NCI-H460细胞PRM1表达水平显着增加。8、细胞周期检测结果提示,过表达PRM1使细胞周期中G0/G1期比例降低,S期细胞比例增加,肿瘤细胞增殖活跃;而敲低PRM1则使细胞周期发生G0-G1期阻滞,S期细胞比例降低,肿瘤细胞增殖受抑;细胞凋亡结果显示,敲低PRM1对A549和NCI-H460细胞的凋亡水平无显着影响。9、动物实验结果:（1）与健康对照组比较,转移瘤裸鼠外周血中PRM1蛋白水平明显升高,也证实了动物实验和体外细胞实验结果与人体组织实验结果一致。（2）外源性PRM1重组蛋白具有促进裸鼠转移瘤生长的作用,而PRM1抗体则抑制转移瘤生长。实验结果提示,与对照组比较,经尾静脉给予外源性PRM1重组蛋白的裸鼠肿瘤生长速度快,肿瘤体积大,而给予PRM1抗体的裸鼠肿瘤生长速度较慢,且肿瘤体积较小。结论:1、PRM1在非小细胞肺癌肿瘤组织和外周血中的特异性高表达,及其对非小细胞肺癌特别是早期患者的诊断价值,使其具备了成为非小细胞肺癌血清学肿瘤标志物的潜质。2、过表达和敲低PRM1基因双向验证了其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A549和NCI-H460的促增殖作用,这种作用与增加细胞周期中S期细胞比例相关,而非抑制细胞的凋亡。3、细胞内外PRM1蛋白水平的增加均可促进细胞的增殖,提示PRM1促增殖作用可能存在多条途径,为进一步研究PRM1的作用机制提供线索。4、营养供应差时细胞PRM1的表达水平反而增加,这种负反馈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非小细胞肺癌在血供不良的情况下仍快速生长的原因。5、外源性PRM1重组蛋白和抗体对裸鼠转移瘤生长的影响,进一步在生物体内验证了PRM1促进肿瘤生长的作用,同时,PRM1抗体的抑瘤作用也为其成为肿瘤治疗靶点提供直接的理论支持。
魏金婴[3]（2021）在《miR-326调控SIRT1/HIF1α/VEGFA轴改善非小细胞肺癌化疗耐药的分子机制》文中研究说明背景:肺癌是世界上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的肿瘤之一,是导致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全世界有近200万人死于肺癌。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占肺癌的80%。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的进展,以及环境的改变,社会及生活心理压力的剧增,肺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逐年提升,且有年轻化的趋势。目前临床上已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比如手术治疗,放疗、化疗,包括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等方法。肺癌在基因层面的研究,已挖掘很多靶点,但是仍有很大空间未被发掘。化疗仍是肺癌治疗的基石。近年的研究表明,miRNAs在肺癌的治疗中显示了潜在的效用,在表观遗传学研究方面发现,miRNAs可能通过调控组蛋白从而影响和参与到肺癌的发生和发展中。SIRT1是一种III类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是一种可调节许多涉及染色质结构、凋亡、自噬和线粒体转录调控的蛋白质。深度参与基因调控、基因组稳定性维持、凋亡、自噬、增殖、衰老和肿瘤发生,在癌症耐药性的多个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有研究报道,靶向SIRT1活性或基因表达可能是肺癌治疗的新策略之一。HIF1α（缺氧诱导因子1α）已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抗癌药物靶点,HIF1α在肿瘤转移、血管生成、患者预后差以及肿瘤耐药治疗方面有很强的相关性;VEGFA（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驱动的肿瘤血管生成的高度冗余和复杂性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肿瘤通常会对靶向VEGFA信号转导的抗血管生成治疗产生耐药性。VEGFA由体内大多数细胞产生,但在缺氧时上调。研究方法:生物信息学分析:通过挖掘GEO数据库（https://www.ncbi.nlm.nih.gov/geo/）检索获得肺癌microRNA相关表达芯片GSE51853,采用R语言“limma”包,设置|logFC|>1,p value<0.05为阈值,进行差异分析。利用Star Base数据库（http://starbase.sysu.edu.cn/）、RNAInter数据库（http://www.rna-society.org/rnainter/）和miRanda数据库（http://www.microrna.org/microrna/home.do）对micro RNA的靶向调控基因进行预测,三个网站使用不同的算法进行预测,取三个预测结果的交集增加预测结果的可信度。通过miRNA.org数据库预测miRNA靶向基因;通过UCSC（http://genome.ucsc.edu/）和JASPAR（http://jaspar.genereg.net/）两个网站分析得出HIF1α蛋白在VEGFA启动子有可能的结合位点,提出理论假设。细胞学实验:细胞培养:人肺癌细胞系H460和人胚肾细胞系HEK293购自中国科学院（中国上海）的典型培养物保藏委员会细胞库。H460细胞使用RPMI-1640+10%FBS培养基,HEK293在DMEM+10%FBS的培养基中培养,均置于37℃,5%CO2的培养箱中。化学抗性细胞H460-R由亲本细胞系H460开发,通过将化学疗法药物DDP（顺铂）浓度从0.05μg/ml增加至2μg/ml梯度暴露细胞约12个月,以获得化学抵抗性。质粒和si RNAs转染:MiR-326 mimic、MiR-326 inhibitor、过表达SIRT1（eo-SIRT1）、抗HIF1α（HIF1αsi RNA）的小干扰RNA（si RNA）、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si RNA和阴性对照（NCs）由Gene Chem有限公司（上海,中国）合成。将细胞接种于6孔板中过夜,将2μg质粒与X-treme GENE HP DNA转染试剂（Roche Applied Science,Basel,Switzerland）混合。根据制造商说明,使用Lipofectamine TM RNAi MAX转染试剂（Thermo Fisher Scientific,Waltham,MA,USA）用上述质粒转染细胞。转染48小时后收集细胞用于后续实验。qRT-PCR实验检测miR-326和SIRT1在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系H460及其耐药细胞H460-R中的表达情况;采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试验和RIP试验验证和检测miR-326与SIRT1的结合及调控关系,以及SIRT1通过去乙酰化抑制HIF1α降解;ChIP实验及qRT-PCR从多角度验证了SIRT1与HIF1α的调控关系;ChIP实验及双荧光素酶截短实验检测转录因子HIF1α与VEGFA启动子位点的结合情况;MTS法和流式细胞仪分别检测细胞活力和凋亡情况,判断H460-R细胞的耐药改善;Western blot分析细胞中SIRT1、HIF1α、VEGFA、c-PARP1、c-Caspase-3和γ-H2AX的蛋白表达,荧光素酶检测γ-H2AX的阳性表达,MTS及流式细胞术监测耐药细胞的生存及凋亡情况。动物实验:以裸鼠肿瘤形成为指标,BALB/c裸鼠（Nu/Nu,雌性,4-6周,n=8只/组）,转染物皮下注射:NC agomir组,miR-326 agomir组,NC agomir+DDP组,miR-326 agomir+DDP组,所有小鼠在无病原体条件下维持生命活动;一周后,每3d用DDP（3.0mg/kg体重）处理小鼠,肿瘤体积检测持续4周。评价其成瘤能力评估耐药改善。实验结果:1、miR-326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差异表达;miR-326与SIRT1的3’UTR区结合,负调控SRIT1,改善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化疗耐药;2、miR-326改善细胞耐药,SIRT1促进细胞耐药;3、SIRT1通过去乙酰化作用调节转录因子HIF1α;沉默SIRT1通过抑制其去乙酰化作用来促进HIF1α的蛋白酶体降解;HIF1α降解改善NSCLC化疗耐药。沉默SIRT1的表达促进转录因子HIF1α的降解来改善NSCLC细胞的化疗耐药;4、HIF1α在VEGFA启动子上结合,SIRT1通过HIF1α促进VEGFA的表达;SIRT1促进VEGFA的表达;沉默VEGFA改善NSCLC化疗耐药;SIRT1通过转录因子HIF1α促进VEGFA的表达,调控化疗耐药;5、过表达miR-326在体内改善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化学耐药性。结论:化疗仍是NSCLC治疗的基石。本文通过生物信息学预测结合实验证实研究是合理且高效的研究方法。大量查阅文献发现,miRNAs已作为肿瘤发生发展机制中的重要调节因子得到广泛研究,技术方法成熟,并且在表观遗传学方面也得到了大量研究。miR-326在肿瘤化疗耐药方法虽然已有研究,但并未进行机制的研究和探讨;SIRT1、HIF1α、VEGFA均有报道作为参与NSCLC的发生发展以及耐药过程,但他们直接是否有明确联系未见报道;因此本文从这一点入手进行探讨。本文通过生物信息学预测,文献检索,实验验证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机制,研究发现一条新的通路miR-326→SIRT1/HIF1α/VEGFA→NSCLC。然而miRNA与基因并不是一对一关系,单一通路研究不是唯一通路;细胞层面的研究较为局限,动物实验相对较少,在未来的研究中可结合临床标本做进一步研究增加可信度。miR-326通过介导SIRT1/HIF1α/VEGFA轴的表达,改善非小细胞肺癌的化疗耐药。这些结果表明miR-326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肺癌治疗新靶点。
李沛瑾[4]（2021）在《315例Ⅳ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回顾性队列研究及生存分析》文中指出研究目的:通过收集Ⅳ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及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的相关资料,分析影响Ⅳ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筛选出独立的危险因子和保护因子,并将中医药治疗作为暴露因素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为后续建立中西医结合治疗Ⅳ期NSCLC的有效方案及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收集2017年01月0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Ⅳ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临床信息,并通过门诊及电话进行随访获取最终生存状态,随访截止至2020年12月31日。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1）回顾性队列研究:将中医药治疗作为暴露因素,按照暴露程度分为高暴露组（平均每年中医药治疗时间≥ 6个月）、低暴露组（平均每年中医药治疗时间≥ 3个月且<6个月）和无暴露组（平均每年中医药治疗时间<3个月）三个队列,主要研究指标为OS和PFS;（2）生存分析:主要分析变量包括: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吸烟史,家族史,分期（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ung Cancer,IASLC 第 8 版）,确诊时转移部位,原发肺癌位置,病理类型,基因突变,接受的治疗方式包括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及中医药治疗等。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单因素生存分析,差异经Log-rank检验和Breslow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再根据单因素分析的结果,经Cox多因素回归分析得到与预后相关的有显着意义的因素变量,筛选出独立的危险因子及保护因子。结果:1.共纳入315例Ⅳ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例。截止至随访结束共计死亡230例,生存85 例。平均 OS 为 30.521±1.032 个月,中位 OS 为 29.7（95%CI:26.068,33.332）个月。1年累积生存率为81.0%,2年累积生存率为56.8%,3年累积生存率为39.4%,4年累积生存率为5.1%。截止到随访结束,共计进展311例,无进展4例。中位PFS为10.1（95%CI:8.572,11.628）个月。其中1年累积无进展生存率为45.4%,2年累积无进展生存率为14.6%,3年累积无进展生存率为4.4%。2.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按中医药暴露程度划分为3组:高暴露组（94例）、低暴露组（73例）和无暴露组（148例）,三组基线一致。经Log-rank检验和Breslow检验后认为,中医药高暴露组能明显延长OS和PFS,与低暴露组和无暴露组间均存在显着差异（P<0.05）,而低暴露组与无暴露组间无显着差异（P>0.05）。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初始骨转移、初始肝转移及初始肾上腺转移、基因突变、肺部手术、靶向治疗、中医药治疗、辨证汤剂治疗、中医药联合靶向治疗对Ⅳ期NSCLC的OS和PFS均产生影响;性别、吸烟史、病理类型、原发位置、免疫治疗、中医药联合化疗、中医药联合化疗和靶向治疗仅影响Ⅳ期NSCLC的生存期;化疗仅影响Ⅳ期NSCLC的无进展生存期。4.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影响Ⅳ期非小细胞肺癌OS的独立因素有:IVC期[HR=1.605（95%CI:1.092,2.359）,P=0.016],吸烟史[HR=1.626（95%CI:1.153,2.293）,P=0.006],靶向治疗[HR=0.468（95%CI:0.345,0.634）,P=0.000],辨证汤剂治疗3-6 个月[HR=0.510（95%CI:0.350,0.743）,P=0.000],辨证汤剂治疗 ≥ 6 个月[HR=0.263（95%CI:0.173,0.399）,P=0.0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影响Ⅳ期非小细胞肺癌PFS的独立因素有:肺部手术[HR=0.517（95%CI:0.365,0.730）,P=0.000],初始肝转移[HR=1.973（95%CI:1.322,2.945）,P=0.001],靶向治疗[HR=0.593（95%CI:0.434,0.809）,P=0.001],辨证汤剂治疗3-6 个月[HR=0.358（95%CI:0.249,0.498）,P=0.000],辨证汤剂治疗 ≥ 6 个月[HR=0.352（95%CI:0.365,0.730）,P=0.000]。结论:本研究认为高暴露中医药治疗对改善Ⅳ期非小细胞肺癌的OS和PFS具有一定作用,辨证汤剂治疗联合靶向治疗改善预后的效果更加显着。
贾梦[5]（2021）在《肺腺癌中O-GlcNAc糖基化水平变化调控YAP促进肿瘤侵袭和转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及目的】非小细胞肺癌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癌症之一,尽管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非小细胞肺癌的预后,但多数患者尤其是中晚期患者预后仍较差。肺腺癌是非小细胞肺癌中发病率最高的病理学类型,且发病率逐年升高。研究肺腺癌的发生发展机制,寻找新的治疗靶点对改善患者的生存时间及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O-型β-N-乙酰葡萄糖胺（O-linked-β-N-acetylglucosamine,O-Glc NAc）糖基化修饰是重要的蛋白质翻译后修饰方式。O-Glc NAc修饰基团的添加和移除分别由糖基转移酶（O-Glc NAc transferase,OGT）和糖苷酶（O-Glc NAcase,OGA/MGEA5）完成。细胞内的多种蛋白质可受O-Glc NAc糖基化作用的调控,其修饰广泛存在于蛋白质的丝氨酸/苏氨酸位点上,并且和磷酸化修饰的位点高度重叠,在影响蛋白质核质分布、蛋白稳定性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多种人类实体肿瘤及细胞系中,存在着O-Glc NAc糖基化水平的升高或OGT/OGA的异常表达;高O-Glc NAc糖基化与肿瘤进展相关,可通过多种作用机制促进肿瘤的恶性表型。Hippo信号通路在多种肿瘤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Yes相关蛋白（Yes-associated protein,YAP）是Hippo通路的靶因子,YAP作为转录共激活因子,活性主要受上游激酶磷酸化的调控。Hippo通路开启时,YAP在127位丝氨酸位点被磷酸化后促使其与细胞质中的14-3-3蛋白结合并滞留于细胞质,此时YAP不能入核发挥转录共激活作用,下游靶基因转录活性被抑制;当Hippo通路关闭时,YAP被转运至细胞核内,与多种转录因子结合,在不同的肿瘤中发挥促癌或抑癌的双向作用。既往研究发现,非小细胞肺癌中存在着O-Glc NAc糖基化水平的升高及YAP蛋白的高表达,并且,YAP的细胞核/细胞浆定位对患者预后具有不同的意义。最近,在部分肿瘤和非肿瘤细胞系中发现O-Glc NAc糖基化修饰可直接或间接调控YAP的活性,但研究的数量较少,且主要着眼于体外细胞实验及动物实验,缺少详细的临床病理学分析。在肺癌中,尚没有关于O-Glc NAc糖基化与YAP相关性的研究。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在线数据库分析、临床病理标本及体外细胞实验,探索肺腺癌中O-Glc NAc糖基化与Hippo通路关键分子YAP间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O-Glc NAc糖基化水平变化对YAP表达及核定位的调控,以及对细胞功能的影响,为以OGT或YAP为靶向治疗肺腺癌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本研究应用了UALCAN及GEPIA在线分析网站对癌症基因组图谱数据库中肺腺癌的m RNA数据进行分析。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了肺腺癌组织学样本中YAP及O-Glc NAc糖基化相关蛋白的表达情况,分析这些蛋白表达与患者的临床病理学特征间的相关性,以及对预后的预测意义,同时分析了YAP与糖基化相关蛋白表达间的相关性。另外,在体外细胞实验中,应用siRNA技术、Western Blot蛋白免疫印迹法、CCK8实验、划痕实验及Transwell实验等,通过改变细胞糖基化水平观察YAP的表达及入核情况,及其对细胞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的影响。【结果】1.应用UALCAN在线分析网站分析YAP、OGT及OGA在肺腺癌中的m RNA表达对生存期的预测意义发现,YAP m RNA高表达的患者具有更短的生存期,而OGT及OGA的m RNA表达与患者预后间无明显相关性。2.应用GEPIA在线分析网站对YAP、OGT及OGA在肺腺癌中m RNA表达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OGT与OGA、YAP与OGT、YAP与OGA之间m RNA表达量均呈正相关。3.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对148例肺腺癌组织学样本及32例癌旁正常肺组织进行YAP、OGT、OGA及O-Glc NAc的染色后发现,肺腺癌中YAP、OGT、OGA及O-Glc NAc的表达均显着高于正常肺组织。4.在148例肺腺癌中,84例（56.8%）呈细胞核YAP高表达,68例（45.9%）呈细胞浆YAP高表达。临床病理学分析发现:YAP细胞核高表达的肿瘤直径更大,分期更晚,出现复发或转移的概率更高;YAP细胞浆低表达的肿瘤出现淋巴管浸润、肿瘤坏死及伴有实性型成分的概率更高。5.在148例肺腺癌中,25例（16.9%）呈OGT高表达,55例（37.2%）呈OGA高表达,55例（37.2%）呈O-Glc NAc高表达。临床病理学分析发现:OGT高表达的肿瘤中女性患者更多,肿瘤出现坏死的概率更低而伴有贴壁型成分的概率更高;OGA高表达的肿瘤伴有实性型成分的概率更高;O-Glc NAc高表达的肿瘤出现坏死及伴有实性型成分的概率更高。6.生存分析发现,单因素分析中:YAP细胞核高表达及O-Glc NAc高表达与患者无进展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的缩短有关,但二者与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之间未见明显相关性;其余蛋白表达情况与DFS和OS之间均未见明显关联。多因素分析发现YAP、OGT、OGA及O-Glc NAc的蛋白表达情况均不是影响DFS的独立危险因素。7.YAP细胞核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表达评分与OGT、OGA及O-Glc NAc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表达评分均呈正相关;YAP细胞浆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表达评分与OGA及O-Glc NAc的表达评分均呈负相关。同时,OGT、OGA及O-Glc NAc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表达评分互呈正相关。8.应用OGA抑制剂PUGNAc处理A549细胞后可显着增加其O-Glc NAc糖基化水平。同时,O-Glc NAc糖基化水平升高后,YAP总蛋白表达量有所升高,磷酸化（Ser127）YAP所占总YAP的比例有所下降。提取细胞核蛋白分析发现,O-Glc NAc糖基化水平升高后,YAP入核显着增加。9.应用PUGNAc处理A549细胞对其增殖能力无明显影响,但能显着增加其迁移及侵袭能力。10.应用PUGNAc处理A549细胞可上调其Vimentin的表达。11.应用siRNA敲低H1299细胞的OGT表达可显着降低其O-Glc NAc糖基化水平。同时,O-Glc NAc糖基化水平降低后,YAP总蛋白表达量有所下降,磷酸化（Ser127）YAP所占总YAP的比例显着提升。提取细胞核蛋白分析发现,O-Glc NAc糖基化水平降低后,YAP入核显着减少。12.应用siRNA敲低H1299细胞的OGT表达可显着抑制其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13.应用siRNA敲低H1299细胞的OGT表达可下调其Vimentin的表达。14.应用siRNA敲低A549细胞的YAP表达后,A549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均显着下降,应用PUGNAc提高细胞糖基化水平不能逆转迁移及侵袭作用的下降。【结论】1.在肺腺癌组织学标本中,O-Glc NAc糖基化水平升高及YAP蛋白细胞核高表达均与提示预后不良的临床病理学参数及患者无进展生存期缩短相关,YAP细胞核高表达与患者肿瘤复发及转移呈正相关。2.在肺腺癌组织学标本中,YAP细胞核蛋白表达水平与O-Glc NAc糖基化水平间存在正相关。3.在A549细胞中,提高O-Glc NAc糖基化水平能够促进细胞迁移和侵袭;在H1299细胞中,降低O-Glc NAc糖基化水平能够抑制细胞增殖、迁移及侵袭。4.O-Glc NAc糖基化水平变化能够影响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5.在A549及H1299细胞中,O-Glc NAc糖基化水平的变化对YAP具有调控作用。O-Glc NAc糖基化水平升高能够促进YAP的表达及入核,反之,糖基化水平降低抑制了YAP的表达及入核,并促进了YAP磷酸化。6.O-Glc NAc糖基化水平的变化能够通过调控YAP影响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
李万超[6]（2021）在《青海地区125例青年肺癌不同病理类型的临床特征及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生存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探讨青年肺癌患者（年龄≤45岁）的临床特征、病理类型和青年广泛期小细胞肺癌预后情况,进一步了解青年人肺癌特点。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20年10月收治的符合本研究入排标准的青年肺癌患者125例（7例土族、撒拉族、蒙古族、满族、大细胞癌以及类癌患者由于病例数太少未入组分析）。回顾性分析入组病人的性别、年龄、吸烟史、民族、肿瘤家族史、首发症状、肿瘤部位、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125,CA125）、病理类型、TNM分期、治疗方式等,比较青年肺癌的临床特征,同时分析资料完整的28例广泛期青年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SCLC）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结果本研究收集青年肺癌患者的年龄在25岁-45岁之间,36-45岁为主要人群。青年肺腺癌、鳞癌、小细胞肺癌三者在吸烟状况上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732）;腺癌在汉族、藏族、回族中所占比例较大,鳞癌、小细胞癌占比较小,统计学无明显差异（P=0.193）;青年肺癌的不同病理类型的首发就诊症状存在差异且有统计学意义（P=0.016）;青年肺腺癌患者确诊时血清CEA>5ng/ml、CA125>35U/ml所占比例较鳞癌、小细胞癌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广泛期青年小细胞肺癌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3.9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化疗周期数与无进展生存期有相关性,性别、吸烟史、东部协作肿瘤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评分、治疗方式、化疗方案、确诊时CEA水平、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 specific endase,NSE）水平与无进展生存期无关,化疗周期数是影响青年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无进展生存期的独立因素（P=0.000）。结论青海地区青年肺癌中以男性多见;首发症状以咳嗽、咳痰最多见。病理类型以腺癌多见;确诊时多为晚期。青年肺癌以脑转移多见;大部分患者治疗以单纯化疗为主。化疗周期数是影响青年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无进展生存期的独立因素。
王莹莹[7]（2021）在《抗血管生成联合免疫治疗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说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是临床面临的一大难题,临床药物治疗方案包括单一药物治疗和不同机制药物联合治疗,药物联合治疗方案包括不同化疗药物的联合,以及化疗药物与血管生成抑制剂、靶向、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药物的联合治疗,但仍未达到理想的临床疗效。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对多种实体肿瘤的治疗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疗效,使部分患者的生存获益。研究显示:血管生成抑制剂具有逆转和改善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抑制状态,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在抗肿瘤治疗中具有协同效应。在肝癌、胃癌、肾癌、黑色素瘤等恶性肿瘤的临床研究中,无论是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单抗类药物,还是联合抗血管生成小分子TKI药物,均能使晚期患者在包括客观反应率、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上获益,同时联合用药的耐受性尚可,有望突破晚期肺癌治疗的生存瓶颈。因其两种药物的良好协同增效机制,针对晚期肺癌的联合治疗研究也在进一步进行中,旨在找到更适合的联合用药组合、适宜人群等。据此,本文就抗肿瘤血管生成治疗、免疫检测点抑制剂治疗、以及两者的联合治疗的理论依据以及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临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刘武胜[8]（2021）在《羟基红花黄色素A对非小细胞肺癌增殖和迁移的作用及其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我国的癌症患者病死率较高,中国在全球的癌症死亡率中占比达54%左右。其中肺癌是最常见且恶性程度极高的一种疾病。肺癌在65岁以后发病率迅速增加,且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增加。根据患者肺癌组织细胞在镜下的形态特点,预后和治疗意义,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肺癌初步分为小细胞肺癌（Small-cell lung cancer,SCLC）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这两种类型。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大细胞癌、腺癌和鳞状细胞癌。近些年来随着我们对疾病生物学和肿瘤进展机制的了解,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在临床实践临床前实验中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NSCLC肺癌的早期,手术切除治疗是临床医生常采用的方法之一。但NSCLC即使在实施手术完全切除后,许多患者仍有肺癌复发和发生远处转移的风险,且有不少切除肿瘤的NSCLC患者,死于复发性NSCLC,这表明这些患者在手术切除时就有到一定比例的微小转移灶。由于肺癌早期缺乏特异性的诊断的症状患者不易察觉,并且肿瘤生长快速,早期检测发现NSCLC具有极大的挑战,大多数肺癌患者在诊断时已经为晚期疾病。为了提高NSCLC的生存率,许多研究证明了化疗对NSCLC的益处,化疗方案虽对非小细胞肺癌具有一定疗效,但毒副作用反应大。目前临床上对于中晚期NSCLC的治疗主要以分子靶向、免疫治疗以及化疗药物为主,虽然新药不断被研发上市,但是中晚期NSCLC的整体治愈率仍然低下。因此,寻找新的治疗方案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一个全新的策略。中草药已广泛应用于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医治,但其疗效和安全性仍存在争议。最近,人们把研究重点放在数百年来一直在临床应用的传统药物上。临床中有不少用于治疗癌症的药物来自于天然产物或者改良后的天然产物。然而,目前对天然药物尤其是中药这个巨大的宝藏还没有充分的利用起来,中药的治疗还仅仅停留在治疗,具体的机制尚需要进一步探索。从各种药用植物、水果和蔬菜中提取的一些新的化学单体具有巨大的抗癌潜力。此外,这些从植物中获得的单体或者中药有效成分调控多种分子信号通路,包括炎症、凋亡和抗凋亡蛋白、和蛋白激酶活性的调控。因此,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是值得传统医学吸收和借鉴的。同样,传统医学中的使用药物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从传统药物中发现药物的作用可以大大减少药物的研发周期,减低研发成本,从而降低病患的医疗费用。两者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这样对于疾病的治疗以及中医药的现代化也有益处。红花黄色素类成分为醌式查尔酮类化合物,是多种水溶性成分的混合物。存在于菊科植物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的干燥花瓣中。它已经作为药材在民间广泛的使用。红花黄色素类化合物最具代表性的是具有羟基官能团水溶性较好的羟基红花黄色素A（hydroxysafflor yellow A,HSYA）.从发现HSYA以后,人们对它的科学应用价值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多地研究发现了它的健康功效。既往研究发现,HSYA能显着性抑制促进血管新生的标志物的表达如CD105、VEGF-A蛋白。从而能够使肿瘤的新生血管生成作用减弱而发挥抗肿瘤作用。然而,它在肺癌中的作用以及机制目前研究较少。因此,基于以上研究,本实验继续拟以人非小细胞肺癌H1299和A549为研究对象,初步探讨HSYA对肺癌细胞株增殖和迁移的作用和可能机制,为丰富临床非小细胞肺癌的化疗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第一部分:HSYA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目的:探究HSYA对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系A549及H1299增殖活性的作用,并通过计算IC50值来衡量药物对细胞的毒性。方法:1、细胞培养:A549及H1299细胞分别加入含1%双抗（青霉素和链霉素）和10%胎牛血清的DMEM完全培养基,然后将其置于37℃、5%CO2的细胞培养箱中培养至细胞融合到瓶底80%左右传代一次。2、CCK-8法检测不同浓度下HSYA对A549及H1299细胞增殖的影响:将对数生长期细胞消化后重悬制成单细胞悬液,然后接种于96孔培养板,细胞密度为6×103个/孔,实验分为两组,其中向实验组的细胞加入不同浓度梯度的HSYA（0μM、10μM、20μM、30μM、40μM、50μM、100μM）,在培养箱中共孵育48h,另外一组加入不含药物的DMEM培养基作为对照组,加入CCK-8试剂,避光条件下测定各孔的OD值,计算各浓度组的细胞增殖抑制率和半数抑制浓度IC50。3、CCK-8法检测HSYA对A549及H1299细胞处理不同时间下细胞增殖的影响:0.25%胰酶消化处于对数生长期细胞后,用完全培养基重悬细胞,制成单细胞悬液,接种于96孔培养板,细胞的密度为6×103个,待细胞贴壁后去培养液并加入特定浓度的HSYA分别与A549及H1299细胞共孵育,每组设5个复孔,分别培养24h、48h、72h,同时设置对照组。根据测得的吸光度（OD）值,计算不同时间作用下HSYA对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4、免疫荧光法检测HSYA处理A549及H1299后对细胞增殖标志性蛋白Ki67表达的影响:将细胞爬片用镊子小心放入六孔板中,将细胞接种到六孔板,待细胞贴壁后实验分为两组,一个给20μM HSYA处理48h,另一组加入PBS作为对照,之后将培养基弃掉,加入多聚甲醛固定15min后封闭,孵育Ki67一抗,之后加入相对应的二抗。正置荧光显微镜拍照。结果:1、CCK-8结果显示:HSYA在不同浓度下（10μM、20μM、30μM、40μM、50μM、100μM）均能抑制A549及H1299细胞的增殖,并且这种抑制作用随着浓度的增加抑制作用显着增强,HSYA对A549的IC50值:25.44±3.89μM HSYA对H1299的IC50值:15.14±1.17μM。2、CCK8结果显示:HSYA在20μM时候随着作用时间的延长对A549及H1299的抑制作用也随之增加（24h,48h,72h）。HSYA（20μM）作用于A549的细胞24h后的细胞增殖抑制率为:19.42±1.23%作用48h后,增殖率抑制率为:52.47±3.32%,不同时间作用下HSYA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作用72h后,增殖抑制率为:59.61±2.23%。为了方便后续的实验,我们选取与IC50值较为接近的即20μM HSYA作用48h。同样,HSYA作用于H1299细胞结果与上述一致。3、免疫荧光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HSYA（20μM）处理过的A549及H1299中荧光的强度显着下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不同浓度的HSYA对A549和H1299细胞的体外增殖均有抑制作用,在一定范围浓度内HSYA对两株细胞的增殖抑制率具有浓度依赖性。随着HSYA作用时间的延长,对非小细胞肺癌株的增殖抑制率也随之增加。第二部分:HSYA通过调控EGF诱导的FAK,AKT通路抑制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增殖目的:探讨HSYA通过调控EGF诱导的FAK,AKT通路抑制肺癌细胞的增殖。方法:1、HSYA对A549及H1299细胞FAK,AKT蛋白的表达和活化水平的测定:用30μM HSYA处理细胞0、2、4、6、8、10h后,在冰上提取细胞蛋白,检测A549及H1299这两株细胞在不同时间的HSYA处理下FAK,AKT蛋白的表达差异。2、检测HSYA对EGF诱导FAK,AKT磷酸化水平的影响:实验分为四组,第一组为30μM HSYA单独处理A549和H1299细胞,24h后提取蛋白;第二组为EGF单独作用组,第三组为EGF和HSYA同时处理细胞组,第四组为对照组。所有组在处理细胞24h后提取蛋白并检测FAK,AKT的表达。FAK抑制剂PF-562271对A549及H1299细胞中FAK,AKT磷酸化水平的分组同上。3.CCK-8检测HSYA通过调控EGF诱导的FAK,AKT通路抑制肺癌细胞的增殖:分别用HSYA或10μM PF-562271预处理A549及H1299细胞60min,然后再用1ng/ml的EGF和预处理过的细胞共孵育48h后,CCK8检测细胞的增殖。结果:1.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A549细胞在HSYA处理8h和10h后,p-FAK和p-Akt蛋白表达水平显着降低（P<0.05）;其中p-Akt在HSYA处理后的4h后即显着下降,10h后下降更明显。而p-FAK在HSYA处理后的8h才发生显着变化。同样,H1299在HSYA处理6h后,p-FAK和p-Akt蛋白表达水平显着降低（P<0.05）而且,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p-FAK和p-Akt蛋白表达水平的降低趋势更加显着。2.在A549细胞株中,与对照组相比,EGF能够明显增加p-FAK和p-Akt的表达。HSYA可以逆转EGF导致的p-FAK和p-Akt的表达水平的改变。同样,FAK抑制剂PF-562271也可以逆转EGF导致的p-FAK和p-Akt的表达水平的改变。在H1299细胞株中,Western blot结果与A549细胞中的结果一致。3.EGF可以促进非小细胞肺癌A549和H1299细胞增殖。使用HSYA与EGF同时处理这两株细胞则可抑制细胞的增殖,与此同时FAK特异性抑制剂和EGF同时处理也可抑制细胞的增殖。结论:HSYA抑制EGF引起的A549和H1299细胞的增殖能力,这种抑制作用与调控FAK,AKT信号通路的相关。第三部分:HSYA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迁移的影响目的:探讨HSYA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迁移的影响以及可能的相关分子机制。方法:1、不同浓度的HSYA对肺癌细胞迁移的影响:取对数生长期细胞,分别用浓度为0,20和30μM的HSYA处理A549和H1299细胞,分别在24h,48h置于倒置显微镜拍照观察。2.荧光定量PCR实验检测不同浓度的HSYA作用A549和H1299细胞,48h后,对两种细胞内VEGF,MMP-2 mRNA和MMP-9 mRNA表达水平的影响。以了解HSYA对肺癌细胞转移的机制。结果:1、与对照组相比,H1299在20μM和30μM的HSYA处理24h和48h后细胞迁移的能力较弱,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549细胞在20μM的HSYA处理细胞48h后,细胞的迁移能力显着减弱,而在20μM的HSYA处理细胞24h后,细胞的迁移变化不明显,无统计学差异。两株细胞在30μM处理细胞后显着抑制细胞迁移的能力结果一致。2、不同浓度HSYA（20μmol/L、30μmol/L）作用于A549和H1299细胞,培养24h和48h后,与对照组相比,20μM和30μM的HSYA处理后的细胞中的VEGF,MMP-2 mRNA和MMP-9 mRNA表达水平显着下降。HSYA组较空白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HSYA作用于A549和H1299细胞,可以抑制细胞的迁移,也可以通过下调肿瘤迁移相关的MMP-2、MMP-9、VEGF mRNA的表达,这可能是HSYA抑制肿瘤细胞迁移的部分分子机制。
郭煜颍[9]（2021）在《盐酸安罗替尼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晚期NSCLC的回顾性分析》文中指出背景肺癌（Lung Cancer）是中国乃至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晚期肺癌的复发转移仍然是癌症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安罗替尼是一种被批准用于三线治疗晚期NSCLC的多靶点抗血管生成药物。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特别是靶向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及其配体（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抑制剂的出现,为NSCLC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但部分患者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原发性和继发性耐药使单药ICI使用受限。随着对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的深入研究,认为抗血管生成药物与免疫治疗联合具有协同抗肿瘤作用,目前已有相关抗血管生成联合免疫治疗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但是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去化疗方案安罗替尼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研究尚缺少更多的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目的通过回顾性分析,观察盐酸安罗替尼单药、盐酸安罗替尼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两种治疗方法在晚期NSCLC治疗的近期疗效及安全性,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方法收集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2018年11月至2021年1月期间接受安罗替尼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或单用安罗替尼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这些患者至少使用过2个周期的安罗替尼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或单用安罗替尼治疗。观察药物使用后的临床疗效以及发生的不良反应。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ECOG评分、吸烟状态、病理类型、远处转移器官、治疗方案及用药线数等。治疗2周期后评估疗效（按照RECIST1.1标准）,同时对患者在用药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毒副反应进行评价（按照CTCAE4.0标准）。主要观察指标:无进展生存期（PFS）;次要指标: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不良反应（AEs）的变化。结果1.随访至2021年1月31日,根据纳入排除条件共计纳入患者68例,安罗替尼单药组40例,ORR 7.5%,DCR 85%,安罗替尼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组28例,ORR 28.6%,DCR 89.3%。≤2线用药25例,单药组13例,ORR 7.7%,DCR 84.6%,联合组12例,ORR 50.0%,DCR 83.3%。3线用药27例,单药组18例,ORR 5.6%,DCR 77.8%,联合组9例,ORR 44.4%,DCR 100%。>3线用药16例,单药组9例,ORR 0%,DCR 100%,联合组7例,ORR 0%,DCR 85.7%。经分析,所有病例中单药组、联合用药组及≤3线用药中ORR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治疗组DCR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单因素分析比较两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结果显示用药方案、ECOG评分对PFS有影响;单药组、联合用药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3.0个月、4.1个月（P=0.018）,ECOG 0分、ECOG 1-2分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分别为为4.5个月、3.5个月（P=0.031）。3.单因素分析不同用药线数、剔除基因突变两组的无进展生存期,结果显示≤2线用药患者中单药组m PFS为3.5个月,联合组m PFS为4.9个月（P<0.05）。3线用药患者中单药组m PFS为3.0个月,联合组m PFS为4.7个月（P<0.05）。>3线用药患者中单药组m PFS为3.9个月,联合组m PFS为3.3个月（P>0.05）。剔除基因突变患者后基因突变及未检测基因突变状况患者中单药组m PFS为3.4个月,联合组m PFS为4.6个月（P<0.05）。4.将单因素分析中P<0.05以及临床上认为与预后相关的因素进行Cox多因素分析显示病理类型（HR=4.623,95%CI:1.847～11.572,P=0.001）、吸烟史（HR=0.276,95%CI:0.105～0.721,P=0.009）、ECOG评分（HR=0.344,95%CI:0.162～0.728,P=0.005）、基因突变（HR=0.393,95%CI:0.171～0.903,P=0.028）对患者的中位PFS有影响。5.两组不良反应均具有可控性,其中单药组发生3-4级不良反应的有5例（12.5%）,联合用药组有4例（14.3%）,没有与药物不良反应引起的死亡事件发生。结论1.盐酸安罗替尼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在≤3线用药的患者中有更长的PFS、更高的ORR,且联合用药不良反应安全可控;而3线以上的患者,联合组与单药组的疗效没有统计学差异。2.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盐酸安罗替尼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应尽早开始应用。
秦樱[10]（2021）在《苏北医院肺癌驱动基因检测规范性调查分析》文中认为目的:以国内外肺癌基因检测相关指南为准则,通过调查分析苏北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住院经病理确诊为肺癌的患者行基因检测的送检率、送检标本类型、送检标本比例、送检标本阳性率、送检公司类型、送检公司比例等,来评估苏北人民医院肺癌基因检测规范性,进一步反映真实世界中肺癌基因检测现状,为规范临床肺癌基因检测提供一定的参考。方法:选取2018年1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扬州市苏北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住院部初诊肺癌患者共428名,收集其一般资料（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吸烟史、病理类型、PS评分、肿瘤分期、基因检测情况等）,运用相关统计学方法对428名初诊肺癌患者进行分析,将不同病理类型肺癌患者行基因检测的送检率、送检标本比例与国内外肺癌基因检测相关指南（美国NCCN指南等）进行对比分析,对不同送检标本、不同送检公司的优劣势进行相关研究。结果:1.428名初诊肺癌患者共有9中不同病理类型:小细胞肺癌、腺癌、鳞癌、低分化癌、粘液表皮样癌、肉瘤样癌、类癌、鳞癌合并小细胞癌、鳞癌合并粘液表皮样癌,各病理类型所占比例分别为15.42%、51.87%、28.27%、2.57%、0.47%、0.47%、0.23%、0.47%、0.23%。2.428名肺癌患者送检率为50.23%,阳性率为53.95%。其中,小细胞肺癌送检率为0.00%;腺癌送检率为79.73%,阳性率为59.32%,其中Ⅰ-Ⅱ期腺癌送检率为57.89%,Ⅲ-Ⅳ期腺癌送检率为81.77%;鳞癌送检率为23.97%,阳性率为24.14%,Ⅰ-Ⅱ期鳞癌送检率为11.11%,Ⅲ-Ⅳ期鳞癌送检率为25.00%;低分化癌送检率为54.55%,阳性率为50.00%;粘液表皮样癌送检率为50.00%,阳性率为0.00%;肉瘤样癌送检率为50.00%,阳性率为0.00%;鳞癌合并小细胞癌送检率为50.00%,阳性率为100.00%;鳞癌合并粘液表皮样癌送检率为0.00%;类癌送检率为0.00%。3.送检标本种类有4种,分别是组织、外周血、组织+外周血、胸腔积液,各标本所占比例分别为88.37%、5.58%、3.72%、2.33%,阳性率分别为52.63%、50.00%、62.50%、100.00%,各标本阳性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送检公司共有10家,分别为燃石、芯超医学、鹍远基因、苏北医院分子病理中心、安龙基因、南京世和、蓝沙生物、瑞普基因科技、先声检测、观合医药,各公司所占比例分别为42.33%、21.86%、12.56%、6.98%、6.05%、3.72%、3.72%、1.86%、0.46%、0.46%,阳性率分别为43.96%、68.09%、66.67%、40.00%、53.85%、62.50%、62.50%、50.00%、100.00%、0.00%,经单一一线靶向治疗后DCR（Disease Control Rate,疾病控制率）分别为81.48%、96.30%、94.12%、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无法评估。结论:1.苏北人民医院肺癌基因检测腺癌送检率最高,具体数值为79.73%,送检标本以组织为主,与相关指南推荐一致,基因检测规范性尚可,但腺癌送检率未达到指南推荐标准,仍需进一步规范。2.组织、外周血、组织+外周血、胸腔积液均可为肺癌基因检测的送检标本,但胸腔积液具有更高阳性率的趋势,比外周血标本更具优势。3.苏北人民医院临床中肺癌基因检测送检公司较多且乱,各公司阳性率及经单一一线靶向治疗后疾病控制率高低不一;先声检测阳性率及经单一一线靶向治疗后DCR最高,燃石公司阳性率及经单一一线靶向治疗后DCR相对较低,各公司质控标准尚无统一,仍需进一步规范。
二、靶向治疗在复发的非小细胞肺癌中的临床应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靶向治疗在复发的非小细胞肺癌中的临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1）安罗替尼后线治疗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药物研究方向及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PRM1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生物学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肺癌的研究进展 |
| 1.1.1 肺癌的分类 |
| 1.1.2 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 |
| 1.1.3 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 |
| 1.2 肿瘤-睾丸抗原(CTA)的研究进展 |
| 1.2.1 CTA分类及特征 |
| 1.2.2 CTA表达调控 |
| 1.2.3 CTA作用和功能 |
| 1.2.4 配子发生与恶性生殖 |
| 1.2.5 CTA在恶性肿瘤中的诊断价值 |
| 1.2.6 肿瘤疫苗和免疫治疗 |
| 1.3 人鱼精蛋白1(PRM1) |
| 1.3.1 PRM1 的作用 |
| 1.3.2 PRM1 与恶性肿瘤 |
| 第2章 实验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设备和试剂 |
| 2.1.1 实验设备 |
| 2.1.2 实验试剂 |
| 2.1.3 实验细胞和动物 |
| 2.2 实验方法 |
| 2.2.1 临床样本的收集 |
| 2.2.2 RT-PCTR法检测样本mRNA水平 |
| 2.2.3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HC) |
| 2.2.4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 |
| 2.2.5 细胞株复苏与培养 |
| 2.2.6 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活力检测 |
| 2.2.7 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在不同血清浓度下孵育 |
| 2.2.8 质粒转染和RNA干扰 |
| 2.2.9 人源重组PRM1 蛋白孵育实验 |
| 2.2.10 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 |
| 2.2.11 EdU法检测细胞增殖实验 |
| 2.2.12 动物实验 |
| 2.3 统计学方法 |
| 第3章 结果 |
| 3.1 PRM1 在非小细胞肺癌肿瘤组织和外周血中的表达 |
| 3.1.1 非小细胞肺癌肿瘤组织与配对正常组织PRM1-mRNA水平的差异 |
| 3.1.2 非小细胞肺癌肿瘤组织中PRM1 蛋白水平及临床相关性 |
| 3.1.3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外周血中PRM1 蛋白水平及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
| 3.2 PRM1 诊断价值的评估 |
| 3.2.1 外周血PRM1 蛋白水平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价值 |
| 3.2.2 PRM1 在肺腺癌中诊断价值的评估 |
| 3.2.3 PRM1 在肺鳞癌中诊断价值的评估 |
| 3.2.4 PRM1 在组合标志物中诊断价值的评估 |
| 3.2.5 PRM1 对不同分期的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价值评估 |
| 3.2.6 PRM1 在Ⅰ-Ⅱ期肺鳞癌和肺腺癌中的诊断价值 |
| 3.3 PRM1 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生物学作用的研究-细胞学实验 |
| 3.3.1 PRM1 在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中的表达 |
| 3.3.2 PRM1 基因过表达和敲低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增殖的影响 |
| 3.3.3 外源性PRM1 重组蛋白和PRM1 抗体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
| 3.3.4 细胞营养状态对PRM1 表达水平的影响 |
| 3.3.5 PRM1对A549、NCI-H460 细胞的细胞周期和凋亡的影响 |
| 3.4 PRM1 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生物学作用研究-动物学实验 |
| 3.4.1 构建A549 细胞裸鼠转移瘤模型 |
| 3.4.2 非小细胞肺癌细胞A549 转移瘤裸鼠血清中PRM1 表达水平 |
| 3.4.3 外源性PRM1 重组蛋白和PRM1 抗体对肿瘤生长曲线的影响 |
| 3.4.4 外源性PRM1 重组蛋白和PRM1 抗体对肿瘤体积和重量的影响 |
| 第4章 讨论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miR-326调控SIRT1/HIF1α/VEGFA轴改善非小细胞肺癌化疗耐药的分子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对照表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肺癌的概述 |
| 1.1.1 肺癌的流行病学和现状 |
| 1.1.2 肺癌的生物学 |
| 1.1.3 化疗仍是肺癌治疗的基石 |
| 1.1.4 肺癌新兴治疗 |
| 1.2 MicroRNAs的概述 |
| 1.2.1 MicroRNA的起源 |
| 1.2.2 MicroRNA的生物学功能 |
| 1.2.3 MicroRNA与肿瘤 |
| 1.2.4 MiRNAs作为诊断标志物 |
| 1.3 MicroRNA-326 的概述 |
| 1.3.1 MicroRNA-326 在肿瘤中的研究 |
| 1.3.2 MicroRNA-326 与生物标志物 |
| 1.3.3 MicroRNA-326 与治疗 |
| 1.4 SIRT1 的概述 |
| 1.4.1 SIRT1的生物学功能 |
| 1.4.2 SIRT1与肺癌 |
| 第2章 材料和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主要仪器设备 |
| 2.1.2 主要试剂 |
| 2.2 试验方法 |
| 2.2.1 肺癌microRNA芯片差异分析与生信预测 |
| 2.2.2 细胞培养 |
| 2.2.3 质粒和siRNAs转染 |
| 2.2.4 RNA提取和qRT-PCR分析 |
| 2.2.5 Western blot |
| 2.2.6 细胞活力测定 |
| 2.2.7 流式细胞分析 |
| 2.2.8 免疫荧光试验 |
| 2.2.9 荧光素酶报告分析 |
| 2.2.10 RIP |
| 2.2.11 CHIP |
| 2.2.12 裸鼠成瘤 |
| 2.3 统计分析 |
| 第3章 实验结果 |
| 3.1 生物信息学预测 |
| 3.1.1 miR-326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差异表达 |
| 3.1.2 miR-326靶向基因预测 |
| 3.1.3 HIF1α是SIRT1直接靶点 |
| 3.1.4 HIF1α在VEGFA启动子区靶向结合 |
| 3.1.5 提出理论假设 |
| 3.2 miR-326负调控SRIT1,改善NSCLC细胞的化疗耐药 |
| 3.2.1 miR-326、SIRT1在NSCLC及耐药细胞中的表达 |
| 3.2.2 miR-326与SIRT1的3’UTR区结合 |
| 3.2.3 miR-326改善细胞耐药,SIRT1促进细胞耐药 |
| 3.3 沉默SIRT1的表达促进转录因子HIF1α的降解来改善NSCLC细胞的化疗耐药 |
| 3.3.1 SIRT1通过去乙酰化作用调节转录因子HIF1α |
| 3.3.2 沉默SIRT1的表达促进转录因子HIF1α的降解 |
| 3.3.3 HIF1α降解改善NSCLC化疗耐药 |
| 3.4 SIRT1 通过HIF1α促进VEGFA的表达,调控化疗耐药 |
| 3.4.1 HIF1α在VEGFA启动子上结合,SIRT1通过HIF1α促进VEGFA的表达 |
| 3.4.2 SIRT1促进VEGFA的表达 |
| 3.4.3 沉默VEGFA改善NSCLC化疗耐药 |
| 3.5 过表达miR-326在体内改善NSCLC细胞化疗耐药 |
| 3.5.1 裸鼠成瘤实验 |
| 3.5.2 过表达miR-326改善NSCLC化疗耐药 |
| 第4章 讨论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校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315例Ⅳ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回顾性队列研究及生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综述一 中医药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进展 |
| 1. 晚期肺癌病因病机 |
| 2.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证型分析 |
| 3.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医药治疗 |
| 4.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Ⅳ期非小细胞肺癌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进展 |
| 1.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 |
| 2.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二部分 临床研究 |
| 临床资料与方法 |
| 1. 临床资料 |
| 2. 研究方法 |
| 研究一 回顾性队列研究 |
| 1. 病例基本情况及队列基线分析 |
| 2. 整体OS及PFS结果 |
| 3. 三组队列的OS及PFS统计结果 |
| 研究二 生存分析 |
| 1. 单因素分析 |
| 2. 多因素生存分析 |
| 讨论 |
| 1. 研究的意义与目的 |
| 2. 患者一般情况分析 |
| 3. 肿瘤一般特征分析 |
| 4. 治疗因素分析 |
| 5. 不足与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肺腺癌中O-GlcNAc糖基化水平变化调控YAP促进肿瘤侵袭和转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综述 |
| 1.1 肺腺癌概述 |
| 1.1.1 肺癌流行病学及病理学分型 |
| 1.1.2 肺腺癌的形态学特征及主要组织学亚型判定 |
| 1.1.3 肺腺癌的基因改变及靶向治疗 |
| 1.2 O-GlcNAc糖基化与肿瘤进展 |
| 1.2.1 O-GlcNAc糖基化修饰过程及关键酶 |
| 1.2.2 O-GlcNAc糖基化水平升高与肿瘤进展相关 |
| 1.3 Hippo通路在肺癌中的作用 |
| 1.3.1 Hippo通路的核心组件 |
| 1.3.2 YAP/TAZ在恶性肿瘤中存在多重作用 |
| 1.3.3 Hippo通路在肺癌中的作用 |
| 1.3.4 非小细胞肺癌中Hippo通路受多种蛋白分子调控 |
| 1.3.5 Hippo通路与肺癌治疗 |
| 1.4 O-GlcNAc糖基化调控YAP的研究进展 |
| 第2章 实验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病理组织学样本 |
| 2.1.2 实验用细胞株 |
| 2.1.3 实验试剂 |
| 2.2 主要仪器设备 |
| 2.3 实验方法 |
| 2.3.1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
| 2.3.2 免疫组织化学评分系统 |
| 2.3.3 细胞培养及传代 |
| 2.3.4 冻存细胞的复苏 |
| 2.3.5 培养细胞的冻存 |
| 2.3.6 细胞siRNA转染 |
| 2.3.7 CCK8 法检测细胞活力 |
| 2.3.8 划痕实验检测细胞迁移能力 |
| 2.3.9 Transwell法检测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 |
| 2.3.10 Western Blot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蛋白表达 |
| 2.3.11 在线数据库分析 |
| 2.3.12 统计学分析 |
| 第3章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3.1 TCGA数据库中YAP、OGT及 OGA 在肺腺癌中的mRNA 在 线数据分析 |
| 3.1.1 YAP、OGT及 OGA在肺腺癌中的 mRNA表达对生存期的 预测意义 |
| 3.1.2 YAP、OGT及 OGA的 mRNA在肺腺癌中表达的相关性 |
| 3.2 临床病理学资料分析 |
| 3.2.1 YAP、OGT、OGA及 O-GlcNAc在肺腺癌临床样本中的蛋白表达情况 |
| 3.2.2 YAP表达与肺腺癌患者临床病理学特征之间的关系 |
| 3.2.3 OGT、OGA及 O-GlcNAc表达与肺腺癌患者临床病理学特征之间的关系 |
| 3.2.4 YAP、OGT、OGA及 O-GlcNAc表达的单因素生存分析 |
| 3.2.5 YAP、OGT、OGA及 O-GlcNAc表达的多因素生存分析 |
| 3.2.6 YAP与 O-GlcNAc糖基化相关蛋白表达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3.3 体外细胞实验 |
| 3.3.1 YAP在A549 及H1299 细胞株中的表达情况 |
| 3.3.2 PUGNAc对 A549 细胞O-GlcNAc糖基化水平的影响 |
| 3.3.3 PUGNAc对 A549 细胞YAP表达及入核的影响 |
| 3.3.4 PUGNAc对 A549 细胞功能的影响 |
| 3.3.5 PUGNAc对 A549 细胞EMT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
| 3.3.6 敲低OGT对 H1299 细胞O-GlcNAc糖基化水平的影响 |
| 3.3.7 敲低OGT对 H1299 细胞YAP表达及入核的影响 |
| 3.3.8 敲低OGT对H1299 细胞功能的影响 |
| 3.3.9 敲低OGT对 H1299 细胞EMT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
| 3.3.10 敲低YAP对 PUGNAc处理的A549 细胞功能具有抑制作用 |
| 3.3.11 敲低YAP对 PUGNAc处理的A549 细胞EMT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
| 第4章 讨论 |
| 4.1 YAP在肺腺癌组织学标本中的表达 |
| 4.2 O-GlcNAc糖基化相关蛋白在肺腺癌组织学标本中的表达 |
| 4.3 OGT、OGA及 O-GlcNAc的表达间存在相关性 |
| 4.4 O-GlcNAc糖基化水平的改变可影响YAP的表达及入核 |
| 4.5 O-GlcNAc糖基化水平变化通过调控YAP影响细胞的迁移及侵袭 |
| 4.6 总结及展望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青海地区125例青年肺癌不同病理类型的临床特征及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生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对照表 |
| 引言 |
| 第一章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1.1 入组标准 |
| 1.1.2 排除标准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一般临床资料收集 |
| 1.2.2 分期标准和病理类型 |
| 1.2.3 ECOG评分标准 |
| 1.3 随访方式和疗效评价 |
| 1.4 技术路线图 |
| 1.5 统计学方法 |
| 第二章 结果 |
| 2.1 青年肺癌临床特征分析 |
| 2.1.1 性别与年龄 |
| 2.1.2 吸烟史 |
| 2.1.3 民族分布 |
| 2.1.4 肿瘤家族史 |
| 2.1.5 首发症状及发病部位 |
| 2.1.6 不同病理类型的TNM分期 |
| 2.1.7 治疗方式 |
| 2.1.8 不同病理类型的转移情况 |
| 2.1.9 腺癌和鳞癌的EGFR突变情况 |
| 2.1.10 不同病理类型肺癌患者确诊时血清的 CA125、CEA 水平比较 |
| 2.2 28 例青年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无进展生存情况分析 |
| 2.2.1 单因素分析 |
| 2.2.2 多因素分析 |
| 第三章 讨论 |
| 3.1 一般临床特征分析 |
| 3.1.1 性别的分布状况 |
| 3.1.2 年龄的分布状况 |
| 3.1.3 吸烟史 |
| 3.1.4 民族分布状况 |
| 3.1.5 首发临床症状 |
| 3.1.6 肿瘤家族史 |
| 3.1.7 不同病理类型的TNM分期 |
| 3.1.8 治疗方式 |
| 3.1.9 不同病理类型的转移情况 |
| 3.1.10 腺癌和鳞癌的EGFR突变情况 |
| 3.1.11 不同病理类型肺癌患者首次确诊时血清的CA125、CEA水平比较 |
| 3.2 青年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无进展生存期分析 |
| 3.2.1 性别与PFS的相关性分析 |
| 3.2.2 吸烟与PFS的相关性分析 |
| 3.2.3 ECOG评分与PFS的相关性分析 |
| 3.2.4 化疗周期数与PFS的相关性分析 |
| 3.2.5 治疗方式与PFS的相关性分析 |
| 3.2.6 化疗方案与PFS的相关性分析 |
| 3.2.7 确诊时 CEA 与 PFS 的相关性分析 |
| 3.2.8 确诊时 NSE 与 PFS 的相关性分析 |
| 第四章 结论 |
| 第五章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综述 非小细胞肺癌循环肿瘤脱氧核糖核酸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简介 |
（7）抗血管生成联合免疫治疗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血管生成抑制剂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
| 2 免疫检查点抑制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
| 3 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理论基础 |
| 4 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相关临床研究 |
| 5 小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8）羟基红花黄色素A对非小细胞肺癌增殖和迁移的作用及其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引言 |
| 1.腺癌 |
| 2.鳞状细胞癌 |
| 3.大细胞癌 |
| 第1部分 HSYA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1.1 实验动物、试剂与设备 |
| 1.1.1 实验动物及细胞株 |
| 1.1.2 主要的实验试剂 |
| 1.1.3 主要的实验设备 |
| 1.1.4 主要的试剂配制 |
| 1.2 实验方法 |
| 1.2.1 细胞培养 |
| 1.2.2 CCK-8 法检测HSYA对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
| 1.2.3 CCK-8 法检测不同浓度HSYA处理对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
| 1.2.4 CCK-8 法检测HSYA处理不同时间对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
| 1.2.5 ki-67 免疫荧光法检测HSYA对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
| 1.2.6 统计学方法 |
| 1.3 实验结果 |
| 1.3.1 HSYA对 A549和H1299 细胞增殖影响的浓度效应 |
| 1.3.2 HSYA对 A549和H1299 细胞增殖的影响的时间效应 |
| 1.3.3 HSYA对 A549和H1299 细胞中的Ki67 表达的影响 |
| 1.4 讨论 |
| 1.5 结论 |
| 第2部分 HSYA通过调控EGF诱导的FAK,AKT通路抑制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增殖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动物、试剂与设备 |
| 2.1.1 实验动物及细胞株 |
| 2.1.2 主要的实验试剂 |
| 2.1.3 主要的实验设备 |
| 2.1.4 主要的试剂配制 |
| 2.2 实验方法 |
| 2.2.1 细胞培养 |
| 2.2.2 Western blot检测HSYA对肺癌细胞中信号通路的影响 |
| 2.2.3 Westernblot检测PF-562271、EGF可以抑制和上调肺癌细胞中FAK/AKT磷酸化水平 |
| 2.2.4 Western blot检测HSYA可以抑制肺癌细胞中EGF诱导的FAK,AKT磷酸化水平 |
| 2.2.5 CCK-8 法检测HSYA可以通过调控EGF诱导的FAK,AKT通路抑制肺癌细胞的增殖 |
| 2.2.6 统计学方法 |
| 2.3 实验结果 |
| 2.3.1 HSYA对 A549及H1299 细胞FAK,AKT蛋白的表达和活化水平的影响 |
| 2.3.2 HSYA可以抑制肺癌细胞中EGF诱导的FAK,AKT磷酸化水平 |
| 2.3.3 HSYA通过调控EGF诱导的FAK,AKT通路抑制肺癌细胞的增殖 |
| 2.4 讨论 |
| 2.5 结论 |
| 第3部分 HSYA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迁移的影响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3.1 实验动物、试剂与设备 |
| 3.1.1 实验动物及细胞株 |
| 3.1.2 主要的实验试剂 |
| 3.1.3 主要的实验设备 |
| 3.2 实验方法 |
| 3.2.1 细胞培养 |
| 3.2.2 划痕愈合实验 |
| 3.2.3 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HSYA对肺癌细胞相关分子的表达 |
| 3.2.4 统计学方法 |
| 3.3 实验结果 |
| 3.3.1 不同浓度的HSYA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迁移的影响 |
| 3.3.2 HSYA可能通过下调MMP-2,MMP-9,VEGF的表达从而抑制迁移 |
| 3.4 讨论 |
| 3.5 结论 |
| 全文总结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综述 羟基红花黄色素 A 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9）盐酸安罗替尼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晚期NSCLC的回顾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安罗替尼在肺癌中的应用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录 A 伦理审批表 |
| 附录 B 常见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苏北医院肺癌驱动基因检测规范性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临床资料和方法 |
| 1.研究对象 |
| 2.研究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驱动基因的表达对术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及肺结节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四、靶向治疗在复发的非小细胞肺癌中的临床应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安罗替尼后线治疗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D]. 罗培. 遵义医科大学, 2021(01)
- [2]PRM1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生物学作用研究[D]. 李小丰. 吉林大学, 2021(01)
- [3]miR-326调控SIRT1/HIF1α/VEGFA轴改善非小细胞肺癌化疗耐药的分子机制[D]. 魏金婴. 吉林大学, 2021(01)
- [4]315例Ⅳ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回顾性队列研究及生存分析[D]. 李沛瑾.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8)
- [5]肺腺癌中O-GlcNAc糖基化水平变化调控YAP促进肿瘤侵袭和转移[D]. 贾梦. 吉林大学, 2021(01)
- [6]青海地区125例青年肺癌不同病理类型的临床特征及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生存分析[D]. 李万超. 青海大学, 2021(01)
- [7]抗血管生成联合免疫治疗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进展[D]. 王莹莹. 重庆医科大学, 2021(01)
- [8]羟基红花黄色素A对非小细胞肺癌增殖和迁移的作用及其机制[D]. 刘武胜. 南昌大学, 2021(01)
- [9]盐酸安罗替尼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晚期NSCLC的回顾性分析[D]. 郭煜颍. 新乡医学院, 2021(01)
- [10]苏北医院肺癌驱动基因检测规范性调查分析[D]. 秦樱. 大连医科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