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思考

一、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朱祥祥^[1]（2021）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视域中的新时代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研究 ——以贵州省毕节、铜仁为例》文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命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未直接就国家治理进行专题论述,但在他们的论着中包含有大量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通过国家治理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创立、发展和完善起到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想引领作用。当前,农村公共服务建设远落后于城镇,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关键性作用。农村公共服务建设落后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下,农村公共服务建设面临很多问题和国难。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视角出发,着眼于从基层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建设,论证这一建设对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选取贵州省毕节和铜仁的部分典型村庄为案例进行实地调研及验证,以小见大的视角探求新时代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对策。第一,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问卷数据综合分析,得出和印证影响农村基层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第二,通过当地基层政府官方统计的公共服务主体情况以及财政投入数据,分析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不足。第三,以实践为依据构建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建设的对策,进一步加强乡村治理现代化,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最终服务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文章内容共分为六个部分。开头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创新和研究不足等;第一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对未来社会主义治理模式的设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丰富与发展。第二章阐述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第三章阐述在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件下对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新要求。第四章阐述实地调研及调查数据分析结论,总结和验证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存在的不足以及原因分析。第五章阐述农村公共服务提高的对策。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加强农村公共服务队伍建设;二是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完善农村保障制度体系;四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孙经纬^[2]（2021）在《乡村治理视角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研究 ——以苏北J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陆续出台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年—2022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其中均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工作作了不同程度的强调,这也就说明提升组织力是新时代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必然要求。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选取苏北J村作为研究个案,在乡村治理视角下对J村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实践探索、现实困境以及优化策略进行系统分析,旨在总结凝练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和乡村治理的一般性经验。所谓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就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领导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相应目标任务而进行资源调配整合、发挥自身功能的综合能力,具体可以分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部组织力与外部组织力,前者指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与农村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的互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整合调配组织内部资源,促进组织团结统一、进步发展的能力;后者指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与普通村民的互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整合调配农村社会资源、领导农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能力。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进行理据剖释可以发现:强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的基本遵循构成其理论逻辑,组织力是实现不同时期政党建设目标的关键力量为其提供了实践依据,而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问题的迫切需要则是提升组织力的现实需求。聚焦个案本身,J村党组织提升组织力的实践探索从场域形塑、主体锻造、客体认同、外援嫁接四个维度展开,村庄共同体重建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服务力的呈现、组织建设中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凝聚力的强化、村民认同建构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号召力的提升、外部资源争取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推动力的拓展是其提升组织力的探索路径。然而,组织权威私人化、组织工作形式化和组织队伍“老龄化”导致组织建设不够完善,村民认同缺乏长效性、客观性和面临着易变性又促使村民认同缺乏稳定,这两大问题共同构成了 J村党组织提升组织力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此同时,这也是全国许多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组织力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因此,在借鉴J村提升组织力有效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还要以推动组织力提升过程中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本质回归和确保组织力提升过程中村民认同的稳定性目标实现为重点来改善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陈黎娟^[3]（2021）在《四川省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个案研究 ——以成都市D镇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工作开展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成效,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关系到全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做好农村基层工作关键在人。农村基层干部是党和政府在农村各项事业的带头人,是实现党对农村全部工作领导的战斗堡垒,肩负着维护农村稳定、带领群众致富的重任。因此,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整体水平至关重要。本文选取四川省成都市D镇为例,以D镇有代表性的六个村的“村两委”干部为研究对象,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论述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作为理论依据,对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进行个案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以及对部分村干部和群众进行访谈,获得一手资料和真切感受,透过不同人群的视角了解D镇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实际情况。通过分析调查问卷的结果以及整理访谈内容,梳理出当前D镇农村基层干部在“政治理论水平、选人用人、教育培训、考核监督与激励”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结合D镇发展实际,依据现有政策,从“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优化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建立健全考核、监督与激励机制、加强村级民主政治建设、强化农民群众的相关教育和培训、强化基层党组织在合乡并村融合的引领作用”等方面探索加强D镇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有效路径,以此来加强D镇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并为其他地区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高云亮^[4]（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袁博^[5]（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研究表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李秋翰^[6]（2020）在《云南省泸西县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行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提升研究,既是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农村工作贡献经验,又是为了深入探索其内在规律,更好地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有效提升增加一定的理论借鉴。本文以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相关理论的概述作为理论研究基础,进而回顾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历史经验,而后从微观的角度出发,以云南省泸西县为例,分别选取了城中村,城郊村,偏远农村三种类型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阐述了当前泸西县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升所取得的成效及其所面临的现实境遇,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最后为泸西县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提升提出相应的策略选择。正文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概述,主要内容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必然要先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的本质内涵,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有深刻的理解。在深刻理解基础的上,进而归纳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主要内容是政治向心力,价值凝聚力,作风示范力和组织战斗力,并对总结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升的时代价值。第二部分,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升的历史经验进行阐述。主要内容包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回顾。第三部分,通过对实地调查问卷的分析,客观地分析了云南省泸西县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升的现实境遇及其影响因素。对泸西县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升的主要成效和现实困境进行了分析,从基层党组织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分析了泸西县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升的影响因素。第四部分,针对泸西县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升的现实境遇,相应提出了泸西县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升策略选择,主要包括根植村情提升政治向心力,与时俱进提升价值凝聚力,坚持不懈提升作风示范力和努力创新提升组织战斗力。

杨国芳^[7]（2020）在《商都县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行,党和人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是农村贯彻落实党和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推动农村改革发展、领导农民群众共同致富的核心力量,可以充分体现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本文以商都县为例,对当前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做了基本的研究。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战略举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目前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不充分。面临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新农村建设不充分、农民整体素质偏严低等问题。因此,为更好的解决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需要加大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农村基层组织是农村社会中实施管理的主体,而人才队伍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工作的一线人员,对于农村工作的实际运行起到关键作用。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必须着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以此激发农村社会活力、强化人才兴农意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本文对商都县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的研究总体包含五大部分。首先,绪论中对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论述;然后对农村基层组织、农村干部、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建设等概念进行界定,对人力资本、新公共服务、人才开发等用于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进行阐述;第三部分从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两个方面系统梳理和分析了商都县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现状;第四部分是对商都县农村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针对当前商都县存在的农村干部队伍构成有待优化、干部选拔机制不合理等突出问题,分析提出了多方面原因;最后一部分是基于商都县农村发展和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有效对策。

梁俊山^[8]（2020）在《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先后经历革命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发展阶段,各阶段都是党为实现人民利益而不断奋斗的过程。农村基层组织在党的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制度创新是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的核心机制。厘清农村基层党支部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对于实现以制度创新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党支部领导,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H县D村是一个位于晋、陕、蒙交界处具有悠久历史的小型村庄,其处于“鸡鸣三省”的边缘地理环境、“十年九旱”的气候条件和“民歌海洋”的艺术氛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时空场域中,为基层党的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支撑。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经历了组织化的三个重要时期,即从分散个体到组织集体的农民协会时期,从原子化小农到合作化社员的合作化时期和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的人民公社时期。组织化实践中农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启蒙并对农村制度形成初步认知,为改革开放后有序参与村民自治并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国推行村民自治的宏观背景下,由于党的制度安排尚未明确村“两委”关系,为村民自治实践预留了基层制度创新空间。D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演化成为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组织涣散的矛盾复杂村,群众在坚持党的领导制度认知下提出“选书记”的制度创新诉求。地方党委基于“人民中心”的价值遵循对诉求积极回应,与人民互动中创造了“两票”制选举党支部书记的新做法,强化了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威,有效解决农村现实问题。“两票”制经验在党组织支持和实践检验下不断扩散和深化,最终演化为具有全国普适性的“两推一选”制度。D村“两票”制经验及其“跨村选人”、“一肩挑”的制度创新实践展示了完整的制度创新脉络和经验链条,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本文试图通过对D村“两票”制创新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调研,结合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场域理论对其内在规律进行剖析,形成对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研究发现党支部选举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保障下、农民发展内驱力推动下,遵循理法合一的价值路线,通过内生外嵌的实现路径进行耦合创新的过程。其中制度场域是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四维一体是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系统协同是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耦合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实现机制。在把握党的基层制度创新逻辑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满足农民发展需求、引领农村“三治融合”和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张鹏程^[9]（2020）在《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培养造就“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是新时代乡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显着标志,也是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目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关于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教育的论述,是干部教育的根本。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政治认同教育是任何政党的重要工作,是保证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文献及文件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在具体内容和标准比以前更加清晰,要通过政治认同教育来实现。为了更好的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了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状、规律及趋势。通过比较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与中高级干部、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教育的异同,发现其自身特点。历史经验需要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等时期,由于形势的发展、主要工作、乡村干部自身情况等,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实施了有针对性的政治认同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与建设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经验是,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通过网络调查问卷初步了解乡村干部的关注点和工作表现,通过干部自身及农民评价,获得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实要求与现状。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机遇有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主要挑战有不良思想对社会主流思想仍存在潜在严重对抗、价值多元化对基层干部思想观念的不断冲击、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等,主要问题有教育主体缺乏有效教育途径、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有了新的变化,提升了乡村干部的政治认同,其主要举措有:在教育内容上构建以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党史党建学习教育、世情国情党情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体系;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通过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实施教育交流策略等提高教育实效;教育保障机制方面采取了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等,完善了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虽然有较大变化,但与应有的标准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教育要素的提升与整合是重要方面。提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必须要解决“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针对现有的问题及措施,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推进中心工作的现实需要、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等。创新之处是将政治认同教育扩展到乡村干部,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其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有利于提高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性。

周宇佳^[10]（2020）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必须要解决主要矛盾促进社会发展。“三农”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在农村的主要表现,为解决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三农”问题,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党主要依托农村基层党组织来实现对农村的管理与领导,所以要实现党对农村的领导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而十九大报告指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所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内涵,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时代解读,在此基础上挖掘出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审视当前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力建设实然状态与乡村振兴要求的应然状态之间的差距,进而思考总结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的路径。本文正文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方法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进行解读,主要从组织理论出发理解组织力,同时根据政党的特殊性分析政党组织力的内涵,最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根据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乡村实际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职责任务来理解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内涵;第二部分,综合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当前农村地区面临的新情况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等因素理出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出的新要求;第三部分,归纳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重大举措成就和面临的问题,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现状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并分析其原因;第四部分,针对乡村振兴战略对党组织提出的要求和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现状思考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路径。

二、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视域中的新时代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研究 ——以贵州省毕节、铜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乡村治理视角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研究 ——以苏北J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四川省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个案研究 ——以成都市D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6）云南省泸西县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商都县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视域中的新时代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研究 ——以贵州省毕节、铜仁为例[D]. 朱祥祥.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乡村治理视角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研究 ——以苏北J村为例[D]. 孙经纬. 扬州大学, 2021(09)
• [3]四川省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个案研究 ——以成都市D镇为例[D]. 陈黎娟.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5]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6]云南省泸西县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升研究[D]. 李秋翰.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商都县农村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研究[D]. 杨国芳.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0(02)
• [8]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D]. 梁俊山. 山西大学, 2020(07)
• [9]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D]. 张鹏程. 海南师范大学, 2020(12)
• [10]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研究[D]. 周宇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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