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古地方志书目整理与增补（一）

一、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一)（论文文献综述）

鲁梦宇^[1]（2021）在《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文中认为清人诗歌别集之富,堪称历代之最,其中清人注本的数量虽非洋洋大观,但亦不乏精要者。举凡清诗史上革故鼎新、开宗立派以及引领一时风气的诗苑名宿,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等人诗作,均有注本传世,在清代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很大反响。与前人相比,今人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度不高,对其研究亟待深入。从表象来看,明末、清初时段几位重要诗人如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其诗集注本多产生在乾隆、嘉庆时期,看似是时间链条上的自然反应,其实与这一时期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乾嘉时期蜂起而出的吴、朱、王三家注本,影响较大者至少有十种,部分注本虽已经得到很好的整理,但系统的研究尚未展开,作为清诗清注的典型代表,它们对诗歌注释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与乾嘉时期清诗学文本的勾连,以及对当今注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启示,都值得深入探讨。文本文献的考察是清诗清注研究的首要任务。现存清诗别集注本近六十种,在初步了解其存世面貌后,还应作重点探究。在学界已经取得部分整理成果前提下,吴伟业和朱彝尊两家诗注是文献考察的薄弱环节。在吴伟业诗歌的清注本内部,钱陆灿、靳荣藩、吴翌凤三家注均有较清晰的版本源流,唯独程穆衡原笺处于尚待发掘的状态。程笺虽未付剞劂,但一直以写本面貌暗自流传,存世的《梅村诗笺》稿本和《吴梅村诗笺》钞本共同构成了程笺早期的文本状态;学界通行已久的“程笺杨补”本,是经过杨学沆增删补注后的版本,距离程笺原貌已经相去甚远,杨学沆虽有补注之功,亦兼修改之失。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为朱彝尊诗歌第一家选注本,有初刻本和覆刻本两种;俟后杨谦《曝书亭集诗注》出,因是全注本,故在读书人中争相传阅,其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可以确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七年（1772）之间,民国时又有木石居石印本出。江、杨注本外,嘉庆间孙银槎作《曝书亭诗集笺注》,因锓版时剜改“屈五”（屈大均）有关之文字,颇为学人所指摘。经过考察,孙注所用《曝书亭诗集》底本可能来自四库本,因此承袭了四库本的剜改处理方式。时代特点与学术渊源是推进清诗清注研究的第二个层次。首先是乾嘉时代学风的沾溉。中国十八世纪前后的学术以注释为要宗,重经重史的风尚是官方统治者以及上层文化精英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注释学普遍繁荣,读书人将注释看成一种对“着述立言”有极大功用的方式。从唐诗清注、宋诗清注到清诗清注概不例外,其中很多注家更是身兼经史与文学的佼佼者。在清诗清注内部,诞生了以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为中心的多家注本,如程穆衡、靳荣藩、吴翌凤、江浩然、杨谦、孙银槎注等颇具代表性的优秀之作。其次是文化政策和社会环境。在清代普遍严密的文网下,书籍的收藏、刊刻、传抄与注释之间出现了值得深思的互动现象。其中,注本对原诗的抄录,是催动禁毁诗集传播的动力之一。而在清诗清注本的刊刻过程中,刊刻者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出来,他们与注家的关系,对注释文本的校勘整理,以及对刻印成本的考虑,都深刻影响了清诗清注的阅读和传播。价值考量是清诗清注考论的最终落脚点。清诗清注作为文献载体,不仅具有文本研究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清诗清注的价值可以在与评点、选本等清诗学着作的关联和互通中得到彰显。在清诗清注本中,程穆衡原笺从考订诗歌本事出发,又不局限于考证本身,广征史料,遍访故老耆旧,以寥寥数评道出吴伟业的诗意与诗心;靳荣藩在“繁冗”特色之下,具有“评注结合”以及“分体分评”的意识;杨谦注搜集朱彝尊诗不遗余力,并将同题唱和之作列于注中,客观上具有选本的效果;江浩然注仿王士禛《精华录》体式,遴选朱彝尊诗歌中之菁华而为之注,与杨谦殊途同归。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清诗清注本,是注、评之间融通的典范,也正是其价值所在。此外,清代诗论家多为当时的一流学者,他们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和推动,很能代表清诗学阵营的某种态度。比如王鸣盛为靳荣藩注作序阐扬诗论主张和注释理念,翁方纲为江浩然注作序论及诗注诗法,赵翼作为清诗学阵营中的主将,也对靳荣藩注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对清诗清注重要注本进行点校整理,是学界一直以来的诉求,也是诗歌文本细读的题中之义。相较今人的注释,清人注在语言结构和习惯,本事感知,以及诗歌共情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优势。通过清诗清注的考察和论述推而广之,中国传统注释学应该立足本体,借鉴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将过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路,转向文本和注家并重,发掘注家在文本阅读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为注释学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新的思考。

张志超^[2]（2020）在《（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畧史部订补》文中研究指明

石杰^[3]（2020）在《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活动研究》文中提出同治十二年（1873）,陕西学政许振禕於陕西泾阳创办味经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陕西学政柯逢时创办味经刊书处,味经书院便开始大规模的刊书活动。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味经书院合崇实、宏道二书院改为宏道大学堂,而味经刊书处亦随即改制为味经官书局,开始排印新式书籍。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的出版活动。本文拟通过对清末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在陕西出版活动的调查,重新审视陕西书院文化及其近代之转型。经过两次赴陕调查,笔者查阅了陕西省图书馆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近百种味经书院及味经官书局印本。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此课题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综述及本研究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为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简史,主要对二者的创设及结局作了简要介绍,确定味经官书局的正确位置是本节最重要的发现;第三部分主要梳理了陕西味经印本的出版分期,同时考察了刘光蕡对味经书院刊书的贡献以及推动味经书院刊书的外部因素,对陕西味经印本的历史作了纵向研究;第四部分为刊书管理与运作模式,主要研究了味经书院及味经官书局的经费来源、人员配置、校书原则、书板情况及印本特征等;第五部分为味经出版物研究,通过对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物的调查,文章对这部分出版物作了分类研究;第六部分为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的学术成就与文化贡献,尤其是重新审视了味经重刻本《毛诗注疏》的价值;第七部分为结语,对本文作了简要回顾。正文后附有12个附录,或载录了陕西省图书馆所藏相关原始资料,如《味经传经书目合刻》《味经官书局书目》《味经官书局拟印书目》;或编纂了部分新的内容,如《味经印本编年》《味经印本存藏表》。

徐长生^[4]（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罗丹^[5]（2020）在《江西旧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江西现存旧志数量,学者统计不一。论文讨论各目录书着录不同的原因:（1）收书范围不同;（2）着录标准不一;（3）收录考证不细。论文取众家目录所载方志,删去新志、亡佚旧志、未见旧志、1佚成果、重复及错)书目,重新厘定《江西旧志存书目录》。计得江西旧志549部,其中,明代62部、清代443部、民国42部。含方言资料江西旧志（为行文方便,如无特殊说明,以下简称为“江西方言旧志”。）共8部。《中国地方志综录》《江西历代地方志书存书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江西省地方志综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江西方志通考》对各志书卷帙、撰人、版本记载各有不同。论文就志书序、跋、纂修姓氏,对目录书之舛疏进行订补。江西旧志所载方言资料主要由方言特征概述和方言词举例两部分构成。受政治环境、地理位置、社会发展的影响,明清时期,江西方言整体呈融合、杂糅的趋势,以方言特徵概述作为着录形式,不仅可以反映各地方言的分类、分布情况,还可以记录方言演变的动态过程。方言词举例,则可以真实、直观地展现方志方言的原始面貌。江西方言旧志的修志模式大体可分为“修纂合一”型与“修纂分离”型两种。“修纂合一”指从志稿设想、体例规划、经费筹措、资料采访,到汇总成书均由一人负责的修志模式。“修纂分离”指由地方长官主持,依靠属僚、士绅或文人撰写的修志模式。江西方言旧志的组织架构十分严密,从修、纂,到搜集资料、刻印成书,形成系统化的职务分工,使修志活动得以有序开展。江西旧志方言资料的着录位置可分为一级子目与二级子目两种。论文探讨了部分方言资料置於一级子目的原因:（1）志书中收录的方言资料较多;（2）志书编纂者已初步具有语言学意识。江西旧志中的方言词大体可分为直陈式、解说式、对比式3种。直陈式490条,占总数的57%;解说式215条,占总数的25%;对比式156条,占总数的18%。江西旧志方言词的释义术语主要有:言、呼、谓、为、曰和其他6种。江西旧志方言资料的编排特点是:（1）分布较零散,除单独成篇外,多附於“风俗”或“风俗志”後;（2）虽未冠以义类区别,但方言词基本按照同类相聚的原则排列;（3）多种释义方式交互使用,除语法外,语音、语义、语源均有涉猎。清道光元年（1821）《崇仁县志》方言资料引经籍文献54种,其中,经部13种,史部12种,子部22种,集部7种,以子部为最,占引书总数的41%。从引用次数看,江西旧志方言资料引经部49次,史部14次,子部32次,集部10次,引经、子二部最多,占引文总数的77%。论文以以清道光元年（1821）《崇仁县志》中来源於经籍文献的105条引文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引文进行校勘、整理、句读的基础上,结合古今书证,考释方言词目。把方言词和《汉语大词典》加以比较,以补充词典中词目、词义之罅漏。

孟倩南^[6]（2019）在《清、民国江西方志演剧史料研究》文中指出方志作为“一方之全书”,它记述了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全”字说明了它记述内容之全,而演剧活动作为民间重要的娱乐活动,自然也被囊括在方志之中。本文通过对清代和民国时期江西方志的整理,从中选取与演剧活动相关的记载进行研究。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江西方志中关于演剧活动的记载为数不少,涉及到很多的方面。首先,对江西方志中记载的演剧史料进行一个分析。在江西的方志中关于演剧史料的记载大致涉及了“风俗志、祠祀志、艺文志、人物志”等方面。《风俗志》中的关于演剧史料的记载很多,其中包括节日演剧、人生礼仪演剧、迎神赛会演剧等等,涉及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百姓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祠祀志》中记载的有关演剧场所的内容与《艺文志》中涉及的戏台修建的资料互为印证,从侧面显示了演剧活动在民间的兴盛。一些散见在《人物志》和戏剧条目等方面零碎的记载,呈现出了人们对演剧活动的态度和演剧活动的开展所需的资金来源等,这些记载对研究戏曲的社会功能及禁抑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其次,对江西方志中记载的演剧史料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之后,选取江西方志中记载的节日演剧、庙会演剧、人生礼仪演剧、宗祠祭祀演剧及人们对演剧活动的态度和演剧活动的开展所需的资金来源、演出场所等内容来分析江西方志中记载的演剧史料的价值。在节日演剧之中选取相关记载比较丰富的立春和元宵进行研究,探讨节日对演剧活动的影响,以及节日演剧在百姓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庙会演剧之中主要是探讨宗教信仰与演剧活动的关系及对它的影响。从戏曲的发展过程来看,它自产生、发展到繁荣遭受了来自统治阶级的不同程度上的打压和禁抑,在对方志中所记载人们对演剧活动的态度的梳理中,探讨社会环境对演剧活动的影响。最后主要讨论的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江西方志中所记载人生礼仪和宗族祭祀演剧、演剧所需的资金及演出场所。研究江西方志中记载的演剧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江西地区的演剧活动的状态,也对现有戏曲研究的领域起到了补充的作用。

刘潇^[7]（2019）在《宋代官刻书籍研究》文中指出典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载体备受宋廷重视,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在选择刻印内容方面各有侧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由于经史类书籍是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用书,能有效地宣导官方思想,为宋廷培养所需人才,中央政府对其版本选取、校对及刻印较为审慎,出版质量较高。地方政府和民间也多选取国子监本经史作为刊刻的首选底板。宋代地方志不但数量浩繁,且名志屡出,各具特色,并为后世方志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方志编修自北宋至南宋经历了从中央组织全国性编修,到地方自主修编汇报的转变过程。方志内容从重地志转向重人文,除了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外,也反映出政府修志理念的变化。修志思想趋于成熟,修志体例也逐渐定型和完备。子类书籍涵盖内容庞杂而丰富,官刻书籍多选取与教育及科举考试相关的书籍进行刊刻,同时大量实用性书籍也得到重视被刻印出版,展现出官刻书籍与市场紧密结合的特性。宋人文集传世数量大大超越前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刻板印刷的发展,其中地方官刻起着重要的作用。集类着作中央刊刻较少,多为地方政府机构及学校所刊刻。地方政府刊刻当地名贤书籍宣扬地方文化,推行教化,官员在任期间也多用官帑刊刻与其相关之人着述,这些刊刻行为有利于文集传布和保存。此外,各级政府机构还对唐人文集进行了较为集中的刊刻。官刻书籍或是被收藏,或是颁赐,或是投入市场,通过各种渠道的流布,知识得到推广,为宋代各社会阶层整体素质提升奠定了基础。官刻书籍大部分成为学校和科举考试用书,也有不少种类书籍流入市场。官刻书籍质量较高,由于需求量大,价格相对适中,带动了书籍市场繁荣。宋廷不断充实馆藏,除了编制目录访求图籍外,还因校勘和刻印所需向地方政府及民间征收书籍和印板。由于制定和施行的征书政令较为合理,民间献书踊跃,中央图籍得到很好的补充,所征图籍经过整理入藏馆阁等机构。由于官刻书籍的出发点是为宋廷服务,首要目的是加强统一集权,树立皇权权威,巩固官方意识形态,弘扬以文治国的理念,因而中央官刻出版多集中在经史文献典籍,且对内容选取严格,并对私刻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地方政府和学校刊刻书籍相对宽泛,尤其公使库刻书多面向市场需求。刻印业成为政府经济收入新来源,拓宽了地方政府财政来源渠道。官方组织人力和物力具备明显优势,印刷质量较高。宋廷以官刻书籍为媒介,加强对政治舆论的控制,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及舆论影响力。官刻书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途径,颇具规模的产出能更加巩固和传播国家主导思想。官刻书籍普及了文化知识,促进了宋代文化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利于选拔人才,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智力资源。而随着刻印技术的普及,官刻书籍传播速度加快,范围扩大,促进了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邱阳^[8]（2018）在《陈亮及其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亮是一位对中国思想史、文学史贡献较大、影响深远而又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生性豪迈,坚决主张抗金复国,为此曾六达帝廷、两讥宰相,却被时人疑为汲汲于功名利禄;他行事乖张、发言无忌,上至朝廷重臣下至邻里乡人不乏对其侧目者,其两度遭诬而身陷囹圄更是凄楚难言之尴尬经历;他不喜道德性命之学,不以儒者自期,身后却位列《宋史·儒林传》,而《宋元学案》亦为其单列学案以彰其事功之学;其文章兼备众体、成就甚高,却往往仅以政论家形象现于后世学者笔下;其词作以婉约清切、恬淡隽永者为多,却以辛派豪放词人身份为后人乐道。陈亮早年备极坎壈,仕途蹭蹬,虽有屡次伏阙上书之壮举,却终不能解生活之困;晚岁终获高第而得官,却未及赴任而遽卒。陈亮之一生,既是悲剧的,亦是喜剧的;陈亮之性格,既是自卑的,亦是自负的。备尝人间荣辱的陈亮在殿试中魁之后自拟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恰是对其一生得意之处的炫耀与总结。本文选取陈亮这一人物及其文学为研究对象,拟分上、下两编,试图对其作一客观全面剖析,力求更鲜活、真实地将陈亮的形象呈现出来。上编为陈亮生平事迹研究,侧重文献考证。第一章为陈亮生平事略、家世考。关于陈亮的生平、家世,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年谱、传记即各有数种版本,但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如陈亮生卒年、卒因、生地、身世及其生平中若干重要事件,如上书次数、系狱次数、斩马盗马事件真伪、其在朱唐交恶事件中的角色等,学界迄今仍存较大争议。故本章对陈亮的基本生平不作重复叙述,而重点选取其生平研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进行考辨。对于其家族世系问题,则在吸收前贤成果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第二章至四章分别从政界官宦、浙东学人、闽赣知交等角度论述陈亮交游之况。陈亮虽终生布衣,却与诸多政界官宦来往颇密。这其中既有赏识提携陈亮的参知政事周葵、丞相周必大、吏部尚书韩元吉、吏部侍郎章森、侍御史章服,亦有助陈氏父子脱狱的丞相叶衡及王淮,其他与陈亮有交游行迹之官宦达数十人,陈亮之人格影响力可见一斑。故第三章重点叙述与陈亮交游事迹较多、对其生平影响较大之官宦,其他官宦与陈亮交游之况则按交游年份汇入一表,以求直观全面。因地缘便利及学术旨趣相近,身在婺州的陈亮与同在浙东的永嘉学人郑伯熊郑伯英兄弟、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及金华学人吕祖谦吕祖俭兄弟交谊深厚、往来颇密。此外,浙东尚有王自中、倪朴此类与陈亮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者。正是在与诸多学问深厚的浙东学人的交往中,陈亮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学说,并开创了永康学派,门下有诸多服膺并极力传播其学之弟子。故第四章重在叙述陈亮与浙东代表性学人之间的交游之迹,间对浙东学派内部各家学说的异同作比较分析,以探寻陈亮思想形成的轨迹及其思想学说的特点。陈亮与其他浙东学人及乡人交游之况亦汇入一表,求全以备览。与陈亮同时代的学者、文人中,朱熹为孔子之后集儒学之大成的第一流思想家,辛弃疾不论作词数量还是词作成就皆堪称中国词史第一人,故而本文第五章专门讨论陈亮与朱熹、辛弃疾的交游之况,并穿插陈朱思想对比分析及辛陈词作对比分析。陈亮交游之况向为学界所忽视,相关研究成果不丰。上述三章以人物为经,以时间为纬,多方爬梳,精心考证,在呈现陈亮交游网之同时兼及其思想、文学成就,为下编作铺垫。下编为陈亮文本创作研究,在坚持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注重文学性分析。陈亮诗文集、词集及创作、编选的其他着述版本众多,何格恩、邓广铭等先生曾对陈亮文集版本作过精细考证。本文第五章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广泛搜罗近世及海外陈亮集版本并加以叙述介绍,惜笔者学识、精力皆不足,有诸多版本并未亲见,故版本介绍部分详略不一,此为本文目前一大憾。陈亮之文章成就,古今评价皆甚高,但由于受政治因素影响,学者的关注点多在其政论文。而陈亮之文的数量占其别集作品十分之九,其分量之重不言自明。陈亮不仅精于政论写作,兼擅墓祭、序跋、祝祷等文体,且在科举制度渐趋完备的南宋时期大力作时文以教导士子,故本文第六章、第七章分别从时文、古文角度,对陈亮之文进行全面总结分析。对时文侧重内容分析,对古文侧重艺术分析,以纠学界长期忽视陈亮时文而对其古文成就认识不全之弊。陈亮词作数量虽不多,对后世影响却不小。对其词作之成就,历来争议颇多,故本文第八章不单就陈亮词立论,而是将其放在南宋词史视野下进行观照,从其对前代词人的继承、与同代词人的比较、对后世词人的影响等角度加以分析,并选取李清照、辛弃疾、刘克庄等不同时段的词人作为代表性作家进行对比,以对陈亮在南宋词史中的地位作一客观评判。由于陈亮诗歌作品数量较少、成就不高,本章对其不作重点论述。对于陈亮之思想学说及成就,历来论述汗牛充栋。笔者学有不逮,且在交游考部分对此间有论述,故不再列专章加以赘述,仅在附录中对前贤成果加以梳理,间呈管见,以免阙如之嫌。附录二、三分别为增订本《陈亮集》所收作品编年目录及集外佚文情况,以期为未来《陈亮集》的重新修订及全集注释本的面世尽菲薄之力。

邹虎^[9]（2018）在《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碑刻文献的断代整理,目前已取得不少成果。从涉及的具体时期来看,主要集中在五代以前,而以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最爲注目。五代以後,特别是元明清三代,基本无人问津,是碑刻文献整理的阙环。本文以元代碑刻爲主题,力图补充碑刻文献整理的缺失,并带动近代碑刻文献整理及相关研究。元朝之於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地位。其疆域之大、民族之多、国家制度之特殊、社会动荡之剧烈、阶级矛盾之尖锐、宗教形式之复杂、海陆交通之发展、中外交流之频繁,历代绝无仅有。由於历史的原因,元代传世文献多已不存,或散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元史的研究。元代碑刻以其丰富的数量和种类,堪称元史研究最爲重要的材料之一。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以碑刻拓本或原石爲依据,对元代传世碑刻文献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校勘订正;无传世释文文本的,则另行释读,力求爲学界提供一份详实可靠的元代碑刻文献参考材料,爲元代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相关研究提供材料保障。元代碑刻文字和词汇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尤具研究价值。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文字,特别是俗字进行全面整理,反映新产生俗字的基本面貌。集中精力,以例释的形式,分析历史汉字的形变轨迹和变异规律,揭示元代碑刻俗字的根本特征,即简化。通过字形勾连,贯通字形发展演进的古今序列,填补汉字在近代时期的关键字形空缺,爲汉字发展史的深入研究提供字形参照。同时,综合分析元代碑刻俗字来源,探讨元代碑刻文字研究的重要价值。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文献词汇进行分类梳理,并作专题探论。在研究类目上,着力於探讨元代碑刻两大类别,即法律碑刻和宗教碑刻中的的专有词语,凸显其时代特色,爲近代汉语和汉语史的研究提供重要补充。

韩李良^[10]（2017）在《清代史志目录専题研究》文中提出史志目录是目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依附於史书存在,所以体例、篇幅都会受到史书主体部分的限制,因此其大多是选目,目的是爲了反映某一时空内学术文化发展的情况。就史志目录范围而言,包括正史、国史、补史志、政书和方志艺文志。清代是史志目录比较全面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水准高,实践丰富,颇具代表性。本文选取了正史、补史志、政书三类,分爲三个专题进行研究。第一个专题是对清人纂修《明史·艺文志》得失的讨论。首先是对《明史·艺文志》纂修过程的讨论。关於其纂修过程,此前学者的基本认识是: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旧题万斯同本《明史·艺文志》——王鸿绪本《明史稿艺文志》——殿本《明史·艺文志》。但是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对这样一个过程,自然就产生了一些疑问。本文从《明史·艺文志》内部找到证据,证明这个基本认识是对的,仍然应该维护。其次,从着录内容的全面性、客观准确性两个方面对《明史·艺文志》进行了讨论,发现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後重点论述了应如何认识《明史·艺文志》的成就,认爲此前学者在研究《明史·艺文志》和《千顷堂书目》异同的时候,对《明史·艺文志》本身存在的学术标准多有忽略,这一点还有待於深入探讨和研究。第二个专题是对清人补史志目录的讨论。此前研究者已有论述,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还有一些方面值得深入探讨。本文选取了姚振宗两部考补《汉书·艺文志》的着作,钱大昭等五家补後汉艺文志,章宗源及姚振宗两家考补《隋书·经籍志》的着作进行研究。从成书过程、版本、取材、体例、价值及不足等方面对这九部补史志目录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在版本方面,指出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广雅书局本的底本应该是《昭代丛书》本,而非此前学界认爲的钱大昭家刻本。还从完整性、系统性、准确性等方面,对五家补後汉艺文志的优劣进行了评价。另外,学界对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一书是否完成,聚讼纷纭。王重民等指出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与章学诚编辑《史籍考》有关,并认爲章宗源此书有可能是未完稿,只完成了史部。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章氏原书的梳理,找到五个证据,证实现有的史部本身也是未定稿。第三个专题是清朝政书类史志目录研究。之前学术界对三通馆馆臣构成、馆例、六通成书时间及全书体例进行了探讨,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但是有些结论值得商榷。本文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是乾隆时设立三通馆负责纂修六通,对於馆臣构成、馆例等,王锺翰有过探讨。本文在其基础上,通过此前未被研究者注意到的四库全书本《续通典》、《续文献通考》书前所附衔名表、清人诗文集、年谱、同年齿录及方志等又增补馆臣七十五人;发现馆职有协修一职;在修书过程中,存在助校现象;还讨论了此前未被研究者注意的三通馆闭馆时间、奖惩措施。二是清六通成书时间,此前学界所得结论除《续通志》一书成书时间可爲定论外,其余五部图书的成书时间都值得商榷。本文提出了新的看法。三是清六通初刻本是武英殿本,目前包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在内的书目都认爲是在乾隆年间刻成。经过考证,本文提出了新的看法:清六通的武英殿本刊竣应该是在清嘉庆年间。四是《续通志》等四部政书类目录因爲是抄《四库全书总目》而成,并不被学者重视。但是通过考察发现《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等所根据的《四库全书总目》并非现在所见《四库全书总目》定本即浙本、殿本。特别是《续通志·艺文略》所根据的《四库全书总目》是今未见传本的乾隆四十七年进呈定本修订稿,反映了乾隆四十七年至四十九年十二月间《四库全书总目》纂修、修订情况,对《四库全书总目》纂修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可以同现在存世的《四库全书总目》诸本构成一个较爲完整的信息链。又比如,通过《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考察,可以考知《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宫殿疏这个三级类目的设立应该是在乾隆四十七年二月至七月间;通过对《续通志·艺文略》的考察,可以知道纪事本末类的设立时间是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进呈定本的修订稿之後,而非此前研究者所说的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之前。同时通过《续通志》等具体着录图书的情况,可以考知即使在乾隆四十七年进呈《四库全书总目》定本之後,《四库全书总目》在图书着录、归类等方面仍有较大幅度调整。

二、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一)（论文提纲范文）

（1）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江西旧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民国江西方志演剧史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宋代官刻书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陈亮及其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史志目录専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江西旧方志存书书目订补(一)（论文参考文献）

• [1]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D]. 鲁梦宇. 西北大学, 2021(12)
• [2]（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畧史部订补[D]. 张志超. 暨南大学, 2020
• [3]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活动研究[D]. 石杰. 山东大学, 2020(09)
• [4]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江西旧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D]. 罗丹.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6]清、民国江西方志演剧史料研究[D]. 孟倩南.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7]宋代官刻书籍研究[D]. 刘潇. 河北大学, 2019(08)
• [8]陈亮及其文学研究[D]. 邱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9]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D]. 邹虎.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清代史志目录専题研究[D]. 韩李良. 山东大学,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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