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怕的英雄，一个可恨的可怕错误——《悲剧两小时》阅读训练

一、可歌可泣的英雄 可恨可怕的失误——《悲壮的两小时》阅读训练（论文文献综述）

李振刚^[1]（2019）在《孙梨《芸斋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孙犁以真实的笔法陆续写成了一组以《芸斋小说》为总题的短篇小说。在作品中,孙犁回忆了自己在抗日战争、十年大病以及“文革”期间发生在自己以及身边亲人和友人之间的人和事。其中既有民间艺人对艺术的执着与热情,也有造反派对善良人们的打压与欺辱;既有专注于做买卖的独特当权者,也有大发国难之财的女相士。故事的内容稍显繁杂,但小说始终围绕着对生命的哲思与对人性的深深思考。除了对哲学、历史等学科营养的积极汲取,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中痛苦的死亡体验使得孙犁不断构建着自己的人生哲学,这种对生命和艺术的哲思则贯穿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并表现在芸斋小说的创作中。坎坷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文革”中痛苦的生命体验使孙犁对人性的认知更加深刻,晚年孙犁更以独特的视角对文革进行了深刻的审视与思考。芸斋小说作为晚年孙犁唯一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更实践着其“真善美”的文学理念。而小说对作者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以及在文体方面的特点,更是传承着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文学传统。同时,作为回忆性质的创作,芸斋小说与同样是对生活和情感真实记录的“书衣文录”、怀人散文相比较,在理性追求以及结构体例等形式方面具有相通性。本论文共分五章,前有绪论,后有结语。绪论部分阐述本论文选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结论部分是对本论文的小结。第一章论述芸斋小说所体现的孙犁人生哲学思想,紧扣其哲学思想形成的条件以及人生哲学的几个思想维度,重点阐释芸斋小说所蕴含的人生哲学,从而深入理解作者如此重视此部小说的缘由。第二章在阐释孙犁文艺思想的基础上,细致解析芸斋小说所体现的文艺思想。第三章从新时期“文革”叙事入手,考察芸斋小说与“文革”叙事的关系,重点剖析小说独特的文革叙事。第四章从文体方面论述芸斋小说所具备的中国笔记小说的特征与内涵,并具体阐释其新思想与新内涵。第五章细致阐述芸斋小说与书衣文录、怀人散文在思想、情感与形式体例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更加全面的阐释和理解芸斋小说。第一章,芸斋小说与孙犁人生哲学思想。本章从作家孙犁人生哲学思想形成的条件以及具体内涵入手,重点阐释芸斋小说所具备和体现的人生哲学。从中学开始,孙犁便主动地接触并学习哲学、历史、文学等学科,多学科的丰富营养夯实了其人生哲学的理论根基。建国后一系列政治与文艺运动则在客观上提供了其人生哲学构建的现实因素。而其人生哲学主要体现在对名利与交友,作家与命运以及启蒙与人道主义等方面,芸斋小说作为孙犁其晚年创作的重要收获,在叙述自己真实生活经历的基础上深入阐释了作者对命运及启蒙等思想主题的理解与思考。第二章,芸斋小说与孙犁的文艺思想。本章从孙犁的文艺思想以及芸斋小说对其重要文艺思想的体现两个方面入手,在全面分析其一系列文艺思想的基础上,细致阐释其对小说文本的影响。作家兼文论家的孙犁,其文艺理论创作贯穿其整个文学创作的始终,而其核心的思想即是现实主义。为人生的文学观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等文论思想既包含在其理论着作中,同时又在芸斋小说等创作中予以具体的实践和体现。具有浓郁纪实色彩的芸斋小说,是作者生命历程的真实再现,折射出作者快乐与忧伤,痛苦与矛盾的情感心理,而这些都是其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体现。第三章,芸斋小说与新时期文革叙事。本章着力论述芸斋小说对文革的独特叙事。作为从解放区走来的老作家,孙犁格外重视自己生命与文学历程中的两个阶段,即抗日战争与文革,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带给其深刻而复杂的生命体验,孙犁将这种体验融于小说创作中。不同的生活经历与文学理念使得作家们对文革这段特殊岁月的理解与认识不尽相同,在芸斋小说中,孙犁以独特的大院视角以及乡村社会现实的描绘,反映了文革对人们生活与情感的影响,深刻表达了对人性与道德的忧思。第四章,芸斋小说与笔记小说传统。在文体方面,芸斋小说具备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诸多特征,既表现在对生活的实录精神以及作品的理性追求,又体现在作品的形式体例等方面。这与孙犁主动学习和借鉴笔记小说等古代文学是分不开的。但芸斋小说在借鉴古代笔记小说的传统上,对其进行了突破,它在记录生活事件的同时,融入了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与生存困境的探析,更表达了对社会历史的审视以及对民族现实的思考。同时小说创造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表达方式。第五章,芸斋小说与书衣文录、怀人散文的比较。晚年孙犁在历经“文革”等人生坎坷与磨难之后,以惊人的创造力创作了数以百万字的文字作品,其中既有小说也有散文,更有写在书衣上的书衣文录等,这些作品写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写作背景和写作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对现实的实录精神、理性追求等内容旨趣方面,还是在文本的结构、人物以及语言运用等形式方面,三者都存在很多的相似性。分析研究这些不同类型作品的相似点对整体把握晚年孙犁的创作思想以及人生观念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本文是芸斋小说研究的第一个长篇文本,在全面而具体的剖析小说内容与文本特征的基础上,不断地探析作者深邃的生命体验与人生哲思,以及深刻而辩证的文艺思想。透过芸斋小说,我们既可以领悟并体验作者高尚的人文情怀,又可以窥见历史的真实风貌;既可以理解并学习作者深刻的文艺思想,亦可以了解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及优秀的文化传统,因此具有一定的文学理论价值与文学史意义,而孙犁本人的“大道低回,大味必淡”的做人与创作准则,更为当代社会尤其是作家、学者等树立了标杆与典范。

杨上元^[2]（2017）在《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文中提出崛起于晚清光绪朝的临桂词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古典词派,也是一个在时代中求新求变的词派。这一词派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其成员的社会身份,他们均由科举正途出身,互为举人同年或进士同年,彼此之间似友情,近亲情,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交流。频繁的文酒之会一方面促进了他们同年关系的加强,另一方面也为临桂词派词人的聚合创造了条件。同时,他们多同朝为官,身居言路,在文网松动的晚清,大施拳脚,弹劾官吏,监察行政,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之中,或各抒忠荩,或联衔公呈,发挥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这一切都促进了他们聚集,在思想上形成大致相同的理念和主张,相应的,频繁的聚集又使得他们词事活动频繁,词学创作繁荣。临桂词派所处的时代,经世致用与西风东渐相互激荡,在面对西学问题时,他们秉持着中体西用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与边疆舆地等各个方面积极进行维新探索与实践,在很多领域敢为时代之先,如王鹏运是官僚系统第一个提出建立商务局的官员;文廷式、沈曾植是治边疆舆地的大家,他们极具世界眼光,始终将中国置于世界版图中进行考量,拉开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序幕;缪荃孙赴日考察,回国后筹办江南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花甲之年投身于公共图书馆运动的潮流之中,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开创者;成昌参与《清史稿·邦交志》的撰写,这是中外关系史首次进入官修正史之中;恽毓鼎主持编纂《各国政艺通考》,彻底改变了世界各国历史无法纳入官修史籍的状况;曾习经赴日考察,回国后参与筹办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化设备的官办印钞厂——度支部印刷局,揭开了我国印钞史上的新篇章。在这过程中,他们积极与西方学者进行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段佳话。戊戌维新中,临桂词派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积极实践,他们参与创办强学会,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翻译西学书籍;他们议办京师大学堂与通艺学堂,探索近代教育的道路;他们筹办《时务报》、《渝报》,开风气,启民智,投身于思想解放的洪流。此时期咫村词社的社集活动受维新变法这一政治事件影响颇深,词社成员众多,词事活动频繁。晚清的吏治改革时,他们弹劾腐败,主张废弃捐输,清理仕途,上下通情。探索出一条京官联名弹劾与报业连续报道的反腐新模式,对社会舆论具有巨大导向作用,促进了传统报业的转型,开拓了近代报业的政治功能,对社会的转型影响深远。身为传统士子的临桂派词人,其忧国忧民之心,干预现实的夙愿,都融入了他们的词作之中,体现出济世、焦灼、悲愤、执着的多重复杂的创作心理。在晚清系列对外战争中,他们坚决主战,在战略战术上提出加强海防,打持久战的建言,战争期间,他们词事活动频繁,词作丰富多样,或表达词人忧患、愤懑的感情,或批判卖国的朝廷高层,或为战争英雄谱写赞歌,临桂词派寄托重大,发言深微的词风即形成于此时。庚子国变之时,他们上折指斥最高统治者不思振作,贪图享乐;密切关注德占胶州湾事件,不断发出将遭瓜分的警告;积极建言献策,主张持平对待教案冲突;认为民气不可用,提出坚决弹压义和团;在庚子年这场滔天巨变之中,他们或历经艰辛,百般查访,万里随扈西行,或困守孤城,无衣无粮,参与救济,维持京城稳定,或跟随救济会船,返乡回南,奔走于东南各省,隐微匡救,力促东南互保之约的达成。国变期间,困守围城的临桂派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再度集结唱和,词集《庚子秋词》与《春蛰吟》展现了他们悲愤、惊悸与忧愁等情感,京城之外的词人亦有词作,表现了记录当时心境与立言不朽的创作心态。临桂词派是一个在近代化进程中求新求变的古典词派,该词派所处之时代赋予他们求实、开放、革新、平等等这些与众不同的特质,但因他们均为深受家国及儒学教育影响的士子,忠君爱国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之中,他们才华出众,科举顺利,但是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他们亲历了战争及国变,目睹了清王朝上层的腐败无能,这使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情感发生了动摇,因此临桂词派的政治立场、词学创作、词学思想的复杂性也不应被忽略,我们将临桂词派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把握他们的社会阶层和政治立场这两个核心因素,力图更全面地展示临桂词派的风貌。

徐锦庚^[3]（2017）在《大器晚成》文中研究指明引子百花园里摘蟠桃2013年盛夏,京西宾馆绿树掩映,花团锦簇。6月15日下午,三楼第一会议室。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召开。会议室右侧,垂着一面银幕;左侧,吊着一只花篮;正中,悬挂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2007.7-2012.6）颁奖典礼。氛围既俭朴又庄重。这个5年一度的奖项,是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传记文

王新^[4]（2015）在《文学叙事：真实与虚构的辩证互动关系研究 ——以《第二十二条军规》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黑色幽默”是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初期流行美国、并影响到世界的一个文学流派,它是一种荒诞的近乎病态的幽默,是面对绞刑架的威逼而产生的一种沮丧、无奈的滑稽与苦笑。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1923-2000）是20世纪着名的黑色幽默小说家,他的许多作品成为黑色幽默小说的经典之作。其中《第二十二条军规》作为黑色幽默小说的代表,将荒诞与严肃、虚构与真实结合起来,以阴冷的、玩世不恭的幽默来笑看世界,表达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抗议,使人在危难中苦笑,震撼中反思。黑色幽默小说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读者,探索黑色幽默小说的艺术奥秘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思考艺术的本质。从文学叙事的角度,一部好的作品所具有的艺术审美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真实与虚构的互动关系。本文从文学叙事的角度,运用相关的叙事学理论,对《第二十二条军规》文本外部真实世界和文本内部荒诞世界的关系进行分析,结合作者的生活经历以及外部世界的影响,探讨其文学世界里真实与虚构的互动关系。结合相关理论,通过对《第二十二条军规》“可能世界”的艺术想象与虚构所表现出的审美性进行分析,探索黑色幽默小说的独特魅力。

刘宝吉^[5]（2013）在《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鲁南地方居民对1925年至1931年间严重的社会生态灾难（集中体现在泛滥成灾的匪患上）的应激反应,大刀会的传播与扩散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迁移现象。这一社群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再造了地方社会结构,修复了被土匪所破坏的地方社会生态,而莒县、沂水大刀会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型。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鲁南旗会事件以一系列冲突的形式发生,并最终导致了黄石山惨案,莒沂大刀会由此走向了它的终点。鲁南旗会事件发生在韩氏主鲁初年,一个全新的地方社会秩序正处于重建之中。在这一国家主导的过程中,莒沂青旗会不仅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还在自卫和自治两个方面上与政府发生了冲突。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权力网络,国家的归来对地方社会场域产生了微妙变化,地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而莒沂青旗会的悲剧性结局正与此密切有关。不过,国家的扩张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境,最终导致了地方社会生态的再度恶化。大刀会在鲁南的出现与消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作为地方居民的一场社会文化实践,大刀会的启动方式是地方社会生态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大刀会的消失是它与国家这一巨大的文化系统个体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冲突、斗争的结果。鲁南大刀会的遭遇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地方民众一些共同的遭遇,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一些深层互动,更是一场地方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对话,而这种对话一直持续至今。

何扬鸣^[6]（2013）在《历史记忆：《东南日报》中的南京大屠杀》文中研究说明“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大陆的新闻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尤其是中国大陆东部地区的新闻事业更是损失惨重。因此,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后,中国大陆的新闻传媒对此报道很少,大陆东部地区（上海租界内的“洋商报”除外）几乎找不到一家对此有记载的新闻传媒。这是日后日本朝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所谓依据之一。然而,新近发现浙江的《东南日报》有南京大屠杀的系统报道。《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最早始于1937年8月份日军对南京的空袭,以后陆陆续续一直没有中断过,尽管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时和一周年之际,这样的报道有过两个高潮。报纸对1938年年底浙江各界对南京大屠杀纪念的记载,是至今所发现中国大陆在抗战期间所做的唯一的一次。《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是至今中国大陆所发现最详细、最系统的一家新闻传媒。它有助于有力地驳斥日本朝野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有助于扩大和加深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有助于扩大和加深对战时中国大陆新闻事业的研究。同时,《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构建,也为历史记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不是偶然的。《东南日报》是当时在中国大陆东南部享有盛誉的全国性报纸,该报自创刊以来一直坚决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和行动,其报道方针一直放在中国大陆的东南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东南日报》未雨绸缪,在杭州沦陷之前,将报社迁往浙江金华,将杭州版与金华版无缝对接。而且,在整个抗战期间,《东南日报》始终坚持在前线出报,是战斗在抗战前线的唯——家大报,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徐芳芳^[7]（2014）在《《樊粹庭文集》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樊粹庭，生于1906年2月24日，河南遂平人。192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为该校的首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该校文学教育系第一位文科硕士。他自觉担负起改革河南梆子的重任，历经波折与艰辛，以毕生的心血和智慧投身于河南梆子的编导和传播之中。他是河南梆子步入现代化进程的领军人物、名副其实的“现代豫剧之父”。樊粹庭从事戏剧活动四十年间，呕心沥血，创作改编了八十余部剧本，执导上演了数百部传统与现代豫剧，堪称豫剧兴起三百年来第一位也是迄今最优秀的剧作家和导演。他自觉以“重大担负者”自任，毫不懈怠地下“埋头工夫”，全力投入编剧、导演、教育等系统化艺术创造工程，使豫剧薪火相传并逐步发展为国内受众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在对材料不断发掘与充分占有基础上，笔者对樊粹庭剧作与戏剧改革理论有了相对清晰准确的把握。本文是以六卷本《樊粹庭文集》为基础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同时也是对《樊粹庭文集》整理过程的回放。尤其是对《樊粹庭文集》整理过程中所遇到的版本与校勘问题进行了甄别和归纳，并对整体编纂方案予以详细的梳理。这次集中的整理编纂的方法与途径，即使在《樊粹庭文集》出版以后，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长远的文化价值。它不仅为种类众多的河南地方戏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文本保护与传承路径，也将为其他地方戏剧目的整理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与依据。在《樊粹庭文集》收录剧目时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樊戏”①的定义界定。只有敲定了樊戏的定义，才能最终确定哪些剧目可以收录。笔者在吸收前辈学者见仁见智的看法后，从两个层面上对樊戏进行定义：在理论范畴上，不论是改编、创作、还是导演，均体现了樊粹庭的戏剧才能。因此，樊戏包括经过樊粹庭改编、创作或导演的所有剧作；从实际上，樊粹庭导演的剧目数百种，数目之多、统计之难显而易见。出于谨慎的态度与对着作权的尊重，也为了确保研究的质量，笔者还是较为保守地将樊粹庭创作、改编且导演的剧目归于樊戏之列。参照樊戏的定义与掌握的现有资料做不完全统计，樊粹庭创作剧本51个，改编剧本36个，另外还有一些剧作有待考证。粗略统计，目前樊粹庭创作改编的剧本当在87个上下。作者在充分占有史料对《樊粹庭文集》整理编纂的过程中，发现樊粹庭的出生年月相互抵牾。对于这位豫剧的开山祖师，有必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出生年月进行严格考证。这是对樊粹庭本人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负责。经过笔者对各位学术前辈提供的文字材料进行比对与分析，也就此专门咨询樊粹庭之子樊琦先生，最后确认了樊粹庭准确的出生年月，即1906年2月24日。此外，关于樊粹庭的戏剧改革缘由，戏曲界也是众说纷纭。多数人强调樊粹庭本人投身戏剧的献身精神，在某种程度上笔者也认可这种说法。实际上，经过对樊粹庭生存的时代背景与河南梆子发展衍变历史进行追溯后，发现樊粹庭从事戏剧改革的动力来源为：以康、梁为代表的戏剧改良思潮的影响、以川剧、评剧、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改革的带动、河南梆子生存发展的本质诉求、樊粹庭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与将戏剧视为宇宙事业的戏剧观念。实际上，樊粹庭从事戏剧改革的动力还来源于社会舆论、事业发展、家庭因素与个人情感。应该说，樊粹庭从事戏剧改革的原因相当复杂。这不仅是民族危机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河南梆子亟需改革的内在需求，也是樊粹庭酷爱戏剧与戏剧救国理念支配下的自觉自愿。故此，他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戏剧改革与改良社会的双重责任。樊粹庭是中国戏曲文化史上罕见的集编剧、导演、行业经营、戏曲教育、文化传播于一身的全能艺术家、实业家和卓越的戏曲教育家。无论是其轰轰烈烈的戏剧改革，还是数量众多、造诣颇高、反响强烈的经典剧作，均显示出其对河南梆子发展所发挥的舵手作用与指导意义。樊粹庭将河南梆子引领到戏剧现代化进程之上，三十年间将主要精力投注在戏剧创作和演出改革之中，尚没有功夫停下来对其戏剧理论进行总结却不幸驾鹤西去。因此，他没有齐如山那样有系统的戏剧理论与大量的学术着作传世。因此，其散落在梆剧改革实践之中的戏剧理论就更需要后人的发掘和提炼。其鲜明的戏剧观念与编剧原则、创作技巧犹如熠熠闪光的珍珠一样散存于剧作中。笔者有义务有责任为樊粹庭也为河南梆子找回这些弥足珍贵的珍珠并将其串成珍贵的项链。为了更好地服务当下的戏剧改革，笔者从理论层面上，对樊粹庭的戏剧观念与编剧原则进行学理性分析与提炼总结。本人经过仔细研读完整存世的67个剧目，试图寻绎樊粹庭编剧的金科玉律，体悟其贴近民众生活、尊重历史原貌、追求艺术真实、注重舞台效果等编剧原则，进一步揭开樊粹庭成功编剧的奥妙真谛。同时，笔者还发现其珍视豫剧与艺人的民本意识、启迪民智的戏剧观念、开放通达的理论架构、雅俗共赏的普世艺术观是其戏剧观念的核心。无论是其戏剧观念，还是编剧原则，均在樊粹庭戏剧创作过程中发挥了潜在的指导规约作用，也必将为当下的戏剧改革提供切实可靠的引领和垂范作用。本文专门探讨了樊粹庭的创作思想与剧作风格之间的变化与关联，并对时代强加在其身上的外力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追踪式定位分析。应该说，剧作家不可能摆脱外部环境与时代对其产生的干扰。樊粹庭的创作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部环境与时代的双重影响，反映了外因对个体的影响与个体对时代的能动作用。在时代背景、社会政治环境、作家境遇、思想觉悟等主客观因素对戏剧创作的多重影响下，樊粹庭不同时期的创作也呈现明显的差异。由此，笔者将樊粹庭的创作分期大致分为：发展期、成熟期、转型期、升华期。实际上，樊粹庭自1934年接管豫声剧院正式从事戏剧事业，有两件对其影响深刻的重大事件。首先，由于樊粹庭与陈素真之间的密切关系，1942年陈素真这个台柱子的离开使得樊粹庭陷入情感与事业的双重困境之中。毫无疑问，对其创作以及风格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收敛了前期爱国情感的闪耀锋芒，进而对人性及个体情感进行再度审视，创作改编了大量神话剧，将人类现实中所不能实现的情感借助外力抑或是超现实力量得以实现。其次，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使得樊粹庭一度恓惶的内心开始有了新的寄托，对新中国充满了期待。剧作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与对新生活的期望欢欣鼓舞地投身于新政府所倡导的戏剧改革活动中。他能更加冷静地思索戏剧的本质规律，进一步来探索戏剧现代化乃至当代化的改革问题。他本人的创作重心也从创作思想的变革转向了对创作手法现代化的探讨和实践。樊戏题材较好地体现出鲜明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樊粹庭剧作，笔者大致依据主要戏剧冲突的性质及内容，将其剧作题材分为五部分：历史剧、社会剧、婚恋剧、神话剧、时事剧。在历史剧中，剧作家呈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淑世精神，试图通过创作来实现文学报国的愿景，其剧作表现出对国家时局的强烈关注与对英雄主义的诚挚呼唤。他的剧作英雄爱美人更爱江山的大爱模式，超越了“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小爱局限。他像街头鼓手一样，通过惊心动魄的剧作来增加民族自信，激励民众抗日，不愧为“爱国剧作家”。在动荡战乱的社会背景下，樊粹庭怀着惩创人心、疗治社会顽疾、拯救黎民百姓的急切心理，饱含感情地创作了具有明确悲剧意识的社会剧。在婚恋剧中，出现了众多超越门第、历经艰难佳偶天成的理想婚姻范式。其塑造的女性对爱情大胆追求的程度远远超越其所处的时代，甚至具有现代社会爱情的某些特征。樊粹庭笔下的女性，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女性意识，传达出女性在社会转型变革中所具有的决绝与刚烈个性。樊粹庭将目光聚焦到当下社会，关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神话传说，对凝聚着民族文化与民众情感的神话母体再度创作，其神话剧体现出执着于现实的写作精神。可以说，樊粹庭的剧作如时代晴雨表一样全方位地折射着时代的特征，堪称“中国近现代豫剧演进发展史的生动史诗”。樊戏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具有宽广宏富的题材来源。樊粹庭不动声色地融入现代思想与时代内涵。同时，在传统题材中独辟蹊径，创造性地采用了超前的创作方法与独特技巧。其剧本结构在遵循传统的情节发展时，往往能跳出既定思维，设计出不落窠臼的情节。外敌入侵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更加关注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多重外部冲突，也善于在故事情节发展中培植戏剧人物不断变化的性格，并通过变化的性格来推动情节发展。剧中往往出现人物与情节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相互扭结而相得益彰。他还对戏剧本质特点掌握娴熟，具有超强的语言驾驭能力。经樊粹庭化俗为雅、驱雅入俗的精雕细琢，河南梆子的语言已经由粗俗鄙俚转向了雅俗共赏，体现出近现代语言变革的踪迹，由过去艰涩难懂的文言模式，变为通俗浅显、文野相济的大众化话语风格。这都为后来戏剧创作提供了可圈可点的范本。着名剧作家吴祖光在樊粹庭逝世二十周年追悼会上亲笔为其题词：“词章悬日月，名迹满江湖”。可见，樊粹庭的戏剧创作与戏剧改革均得到了后世与剧界鸿儒的充分认可。在地方戏改革四大才子评剧成兆才、川剧黄吉安、秦腔范紫东、豫剧樊粹庭之中，樊粹庭虽然出现时间稍晚，其对地方戏的贡献绝不亚于其他三位。也正是樊粹庭从事戏改稍晚，他才能够吸收其他三位戏剧家的经验与教训。同时，樊粹庭作为中州大学第一位硕士，具有超前的眼光与高超的戏剧理论水平。这也远非成兆才、黄吉安、范紫东诸位先生所比。范紫东、黄吉安出身于中下层知识分子，成兆才本身就是艺人，其三位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剧本创作。而樊粹庭结束了豫剧向无剧本的历史，重塑了豫剧的舞台形态，建立了河南梆子第一座现代化舞台、豫剧第一个现代教育机构、中国第一个正规豫剧剧团，奠定豫剧的人才培养模式，确立豫剧编导理念。可以说，樊粹庭是河南梆子的开山祖师，豫剧现代化进程的奠基者与引导者，他集剧作家、戏剧教育家、导演于一身，在戏剧创作、舞台实践、声腔提炼、表演技艺、剧团管理、人才培养、理论建构等方方面面具有脱胎换骨的改造。因此，樊粹庭不愧为近代以来地方戏改革的集大成者。戏剧理论家、教育家张庚先生盛赞“樊粹庭同志是豫剧的革新家和教育家”。

张荣杰^[8]（2012）在《民国时期上海邮工与邮务工会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发达的邮驿。既有服务官府的驿站体系,又有遍及各地的民信局。但近代意义上的邮政却出现在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借口中国没有邮政机构,在各通商口岸开始设置“客邮”。1866年,海关总税务司开始兼办邮政,开近代邮政先河。1878年开始海关试办邮政。到1896年,全国24处设有海关的地方都开办了海关邮局。光绪帝下令开办的大清邮政,采取海关管理体制。邮政伴随近代社会转型产生,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国民政府时期少有的盈利国有企业之一。随之产生了新式的工人群体——邮工。他们经办各种邮政业务,为民众提供便利,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都紧密相关。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经济文化发达,是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信息的传播,包裹的运输,以及钱财的汇兑,无不依赖于邮政。邮工成为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脚”,全力推动着近代社会的转型。本文以社会史为视野,将邮工群体置于整个近代社会大变迁背景之下,考察邮工生活、薪资待遇、工作状况等,认为邮工群体社会地位较一般产业工人为高。并力图揭示邮工与近代邮政发展,邮工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独立的招考制度是近代邮政的灵魂。邮工不是由农民转化而成,是通过考试入局工作。这是邮工不同于其他产业工人的最大之处。随着邮政业的迅速发展,上海邮工群体不断扩大,大量富有文化知识的青年加入邮工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与其他工人群体相比较,邮工群体文化程度较高。邮政运营全赖邮工,他们主要负责邮件的收发、运送和投递工作。受文化程度与工作经验限制,其工作分工,劳动时间,工作环境差异较大,在工作中存在一定的劳动风险。邮政虽是少有的盈利国营单位,但下层邮工的待遇并不高。但整体而言,邮工群体生活较其他下层群体为优。上海邮工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在中华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上海邮工组织义勇军传递情报,维护社会治安,组建邮工医疗队,奔赴战场救死扶伤。邮工群体人数虽少,但因其职业的特殊性质,成为国共两党竞相争取的对象。为改善邮工待遇,中共曾多次领导邮工罢工,一度控制邮务工会。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通过“清党”与“改组”,将邮务工会纳入“正轨”。国民政府为控制邮工,下大力气对邮工进行管理,开办邮务学习班,强化邮工思想教育。在邮工内部开展清党,肃整邮工队伍,并利用帮会管控邮工。国民党对邮务工会干部加以拉拢,封官加爵,出钱出物,资助工会,为工会活动提供便利。邮务工会在政治上亲近国民党,被国民政府誉为模范工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工运系统的台柱子。上海邮务工会作为上海七大工会之首,在全国工运界占有很高地位,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邮务工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化解工潮,组织各种文体活动,丰富邮工生活。国难当头时,邮务工会组织各种抗日爱国运动。为改善邮工生活待遇提高政治权利,邮务工会领导邮工采取罢工等激烈行动与国家抗争。邮务工会还积极参与邮政,不仅关注上海,而且关注整个国家邮政,为改良邮政献言献策,甚至以罢工相力谏。上海邮务工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协助调解工潮,邮务工会与国家社会的互动,展现出既合作又对抗的态势。上海邮务工会提倡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上海邮务工会作为黄色工会的代表,具有不可多得的典型性,体现了近代中国黄色工会的复杂性。

汪洋^[9]（2012）在《洋嫁》文中指出一浴室的氤氲还未散尽。谢桥打量着镜中的自己,湿漉漉的面颊和嘴唇,红艳得有些鬼魅。比脸色更鬼魅的是身上这条用料极为节省的裙子。前胸还算正经,小V领,尺度有限。对于谢桥这种胸前坡度平缓的亚洲女人来说,既然没什么本钱好显摆,非要掏出来昭告天下就叫自曝其短。乾坤在背

徐珊^[10]（2011）在《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文中研究表明目前研究抗日战争的作品不胜枚举,落脚于战时知识分子的亦不在少数,但多着眼于从他们的作品和文字来建构其服务于抗战的精神世界,宣扬的是一种没有瑕疵的主流抗战观,而从日常生活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学术作品并不多见,大量生活琐事和复杂情感被忽视,近年来的一些人物传记开始着墨于文人的生活,但总的说来,“人”在抗战历史研究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这一段的历史研究中,我们看到一个充满爱国激情的亢奋群体,却总觉得这过于美化,有些失真,因而挖掘这背后的的小事、小情感,解析他们的这些“小”,为“抗战”这一个时而冷冰冰、时而充满激情和美化的意象注入几许不那么崇高、不那么恢弘,却真实、能引起共鸣的情感因子,尽量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群体形象,这也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文章将抗日战争爆发后,聚集在重庆、云南、四川、桂林等地的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作为描述的主体,展现一幅“衣食住行”与“酸甜苦辣”的复杂图景,解析他们的生活、情感与民族主义精神之交融情形,让我们重新回到那八年的乱世,同这些知识分子一起感受民族主义精神指引下的点点滴滴、令人不胜唏嘘的各种乱世之情以及他们的苦中作乐,因为这些鲜活的人,那段历史更加生动,也更加刻骨铭心,记住了历史的参与者,也就铭记了历史。

二、可歌可泣的英雄 可恨可怕的失误——《悲壮的两小时》阅读训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可歌可泣的英雄 可恨可怕的失误——《悲壮的两小时》阅读训练（论文提纲范文）

（1）孙梨《芸斋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4）文学叙事：真实与虚构的辩证互动关系研究 ——以《第二十二条军规》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论文提纲范文）

（6）历史记忆：《东南日报》中的南京大屠杀（论文提纲范文）

（7）《樊粹庭文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上海邮工与邮务工会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9）洋嫁（论文提纲范文）

（10）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四、可歌可泣的英雄 可恨可怕的失误——《悲壮的两小时》阅读训练（论文参考文献）

• [1]孙梨《芸斋小说》研究[D]. 李振刚. 天津师范大学, 2019(12)
• [2]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D]. 杨上元.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5)
• [3]大器晚成[J]. 徐锦庚. 时代文学, 2017(02)
• [4]文学叙事：真实与虚构的辩证互动关系研究 ——以《第二十二条军规》为例[D]. 王新. 闽南师范大学, 2015(02)
• [5]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D]. 刘宝吉. 复旦大学, 2013(12)
• [6]历史记忆：《东南日报》中的南京大屠杀[D]. 何扬鸣. 浙江大学, 2013(04)
• [7]《樊粹庭文集》整理与研究[D]. 徐芳芳. 河南大学, 2014(02)
• [8]民国时期上海邮工与邮务工会研究（1912-1937）[D]. 张荣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9]洋嫁[J]. 汪洋. 中国作家, 2012(13)
• [10]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D]. 徐珊.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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