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民族政治思想探析

一、陈独秀国民政治思想浅析（论文文献综述）

孔晓菲^[1]（2021）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大激荡背景下产生发展的。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再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前进一步都要同中国近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开展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思想斗争经历了一个“交锋碰撞——批判斗争——引领发展”的矛盾交织运动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是贯穿这一思想斗争的主线,更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和攻击的基本遵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转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应对和回答当前意识形态冲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思想史视角,着眼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为现实依据,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思想斗争为主要线索,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科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各种社会思潮开展的思想斗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从而揭示不同阶段思想斗争的核心主题、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在思想斗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为新时代辨识、批判、破除各种反动社会思潮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阐述与本研究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第一章是理论前提性研究;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主体部分,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围绕阶段性主题同社会思潮展开的思想斗争,以及在思想斗争中获得的进一步发展。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做出理论总结。引言主要说明研究问题的缘起,述评当前学术界关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现状,呈现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指出研究的创新与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核心论题,厘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社会思潮展开思想斗争的主线,并确立了不同阶段的论争主题。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确立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在中国近代的早期传入,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相适应,促使我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觉醒,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做出新的文化抉择。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初步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将马克思主义初步运用于中国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不断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维度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的积极回应中,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界限,批驳了科学派和玄学派、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的错误思想主张。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提出,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在党内的初步确立。中国思想界,以“新生命派”、“动力派”、“中国经济派”、“全盘西化派”、“本位文化派”为主要代表,同共产党人组成的“新思潮派”,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大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回应和批驳这些思想派别中,提出并深入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这一命题的提出,引发国民党新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烈攻击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释。为此,国共两党间展开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对“伪三民主义”的批判中,划清了新旧三民主义的界限,厘清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最后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确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党内已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成基本共识,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但党外各政治派别围绕抗战胜利后国家政权如何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形式各异的政治主张。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中间党派“中间路线”建国主张的批判中,创造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第六章,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而且是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创新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新时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应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展开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闫文娟^[2]（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各种民生问题的突出迫切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相关的民本资源,重新评价并结合时代特点发掘新的价值。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着名的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不仅把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而且把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深入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发展,探究其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对于当代更好地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积极而深刻的意义。本文从唯物史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新时代民生问题的突出出发,在寻找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孟子民本思想之间关联的基础上探索重评和发扬孟子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资源,整合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需要与现代化建设的理念相结合,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论文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分析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政治变迁和意识形态领域百家争鸣文化现象的出现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孟子之前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孟子的性善论分析了他的民本思想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群众观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民贵君轻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民贵君轻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影响,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朴素民本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的思想有契合之处。接着,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深刻分析了仁政对于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君权神授的观念,提出治民者的权利表面上来自于天,实质上则来源于人民的寄托。井田制和制民之产的提出,体现了孟子对土地重要性的肯定和认识。推恩在仁政中的应运表达了孟子对统治者的期望和要求。省刑罚和薄税敛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深耕易耨和重教化体现了在保障人民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对民生的改善和对人民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视。本质上,仁政思想看到了生产发展之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而且意识到阶级斗争和国家权利的争夺都是通过人民来实现。也就是,仁政思想认识到了改善民生之于社会发展和安定的重要性,但却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未能全面实行。然后,论文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孟子在区分王霸之辩的过程中表达了对王道思想的认同,王道也成为他对当时理想治国模式的探讨。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道路具有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孟子所处的时代显然属于社会发展的第二形态。在这一阶段,王道思想能够就治国模式进行有关社会发展和治国理论的探讨,体现出了他对社会发展的独特洞察。同时,他的王道思想试图构建君民和谐向前发展的理想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社会批判精神。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对孟子的民本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中,我们发现他的民贵君轻思想肯定了民众在国家存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对民意的表达中表现出了原初的民权观念,蕴含着民主思想的萌芽。但本质上,民贵君轻思想并没有摆脱君本位的封建阶级基础。仁政思想不仅为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案,而且也从社会道德方面提出了教育设想,力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提升人民素质来巩固社会稳定。这一思想虽然表现出了朴素的民生观念,却只把民生的改善寄希望于君王自身的觉醒上,并没有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权利的真正主体。王道思想一方面提倡君主要向圣王先贤学习以仁义行仁政,通过得民心来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君与民之间存在的阶级矛盾,主张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教民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防止社会危机的产生。然而,王道思想在具体的实施中并没有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法律的保障,因而表现出了空想的重民主张。近现代以来,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对孟子民本思想的汲取,再到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深刻体现、群众路线的深入以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这些思想中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关注部分都体现了这一思想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能动作用。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应当积极探索其中的正面因素,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其消极因素,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弃之。通过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的分析,我们发现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贵君轻思想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体现出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对于我国当下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有着积极的意义。仁政思想中对民生改善的具体措施对于当下我国提倡的精准扶贫、科教兴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孟子对王道思想的肯定对于尊贤使能、廉政爱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以及国际关系的处理有着启发作用。同时,在重评孟子民本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也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性和其中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韦明^[3]（2020）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研究 ——基于《中国青年》和《向导》周报的考察》文中指出20世纪早期动荡巨变的中国社会,思想界纷繁复杂,各种主义思潮纷纷涌现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如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等,他们相互碰撞与相互斗争。在激烈的斗争之中,马克思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各种落后思潮的不断围攻,马克思主义者也纷纷发表文章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批判,而国家主义和戴季陶主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界的主要交锋者。纵观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国共合作的破裂,大革命的最终失败,戴季陶主义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戴季陶主义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样都是对错误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国家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猛烈批判之下,最终偃旗息鼓,但为什么戴季陶主义却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沉痛的打击?戴季陶主义为什么能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共产党人是怎样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批判的?这场批判斗争的过程又是如何进行的?它对于我们现代所具有怎么样的经验与教训?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思考的重要课题。面对戴季陶主义的猛烈攻击,文字是中国共产党人回击的首选。本论文主要通过考察《中国青年》和《向导》周刊中所涉及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文章,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众所周知,《中国青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这两份刊物都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批判的主要舆论阵地。刊物可以说是历史的纪实,通过研究分析这些刊物史料,我们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探究这场激烈批判斗争的过程。通过对史料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批判的缘由主要是由于戴季陶主义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造成巨大冲击,破坏了国共两党合作,阻碍了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可以说戴季陶主义与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革命理念上是不同的,在革命实践上又是非常矛盾的,所以共产党人不得不对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批判的主要内容是对唯心主义“道统学说”和“民生哲学”的批判、对反对阶级斗争思想的批判、对反对国共合作观点的批判、对污蔑共产党和苏联言论的批判以及对主张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批判,而关于阶级斗争的批判始终是贯穿整个批判的全过程。通过研究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批判所呈现的主要特点有几个方面:第一,批判的时序变化总体上是由激烈到缓和的特点,前期尖锐激烈的回击批驳戴季陶主义的种种谬论,北伐战争开始后,批判不断趋于缓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批判活动有所升温的趋势,但好景不长,很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批判不得不暂时停止。第二,批判的核心焦点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问题是共产党人与戴季陶主义派争论最多的内容,也是批判的核心问题,整个批判的过程基本上都是围绕阶级斗争问题开展。第三,批判的主要目的是争夺革命领导权。双方争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为了能够引领广大青年投身革命,带领工农阶级开展工农运动,指导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最终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第四,批判的联合性与差异性。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是全党一个集体的联合行动,他们有着共同的统一的批判内容和行动,但由于作者群体比较庞大,不同作者选择批判的角度和倾向是有差别的。通过史料研究分析,我们发现,当时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只是共产党人批判斗争的偏锋而已,他们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对付真正的敌对势力,如国家主义派等,对于统一战线内部出现的戴季陶主义派,共产党人虽然曾一度对其进行猛烈驳斥批判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但由于受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共产党人过度顾及国共两党关系,过度牺牲自我维护统一战线,以至于在批判的判断上出现偏差,批判最终出现了片面缓和,以至于戴季陶主义派“重获新生”,成为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集团势力反共反人民的理论支撑。通过研究分析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对我们现代有着非常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彭瑞康^[4]（2020）在《施存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关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重要问题,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且永无止境的过程。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随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和指导中国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起步。施存统既是中共党史上一名重要的学者型人物,也是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行者。1920至1927年,施存统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近代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施存统不断解放思想、深入思考,留下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及中国革命问题的鞭辟入里的论述。基于此,通过梳理出施存统政治思想的变迁与革命实践的历程,结合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以及当前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出施存统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容及其成果。在救亡图存和思潮涌动的时代背景下,施存统走出家乡金华,走向杭州、北京、上海、日本东京,解放、更新自己的思想观念,投身于到社会主义的时代潮浪潮。从信仰儒学正统到接受无政府主义,继而甄别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施存统最终在1921年7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于此前后,施存统开始了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探索。一方面,施存统通过翻译和撰写文章、批驳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来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争取到大批追随者。另一方面,施存统通过参与建党建团、领导群众运动和参与国民革命等实践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具体应用。在此过程中,施存统形成了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夺取政权为革命手段等观点,分析了各社会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论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施存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然,施存统的探索受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也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但是,其中的积极方面是主要的,并不影响他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且至今依然给以我们重要启示。

陆阳^[5]（2019）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五四时期总司令、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与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成就了陈独秀。整个五四时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的哲学思想深刻触发了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觉悟,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是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是他思考和实践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展开分析,剖析其主要内容、社会影响、价值意义以及历史局限,进而通过陈独秀这一五四核心人物的哲学思想,探寻五四时代具有鲜明时代特点,而又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五四精神。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概念界定、研究现状、创新点、重难点以及存在不足。第二章纵论陈独秀辉煌而复杂的一生。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内忧外患形势严峻,陈独秀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他的一生经历了几重身份的转变,从秀才到乱党,从报人到五四运动总司令,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到托派领袖,最后回归成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尽管身份角色不断转换,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如何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危局,是他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他一直站在时代最前沿,站在中国革命的风口浪尖,提出了一系列变革中国的主张,影响培养了一代青年,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第三章探讨五四前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阶段陈独秀哲学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范畴,是西方近代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潮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场境中交汇交融的产物,具有鲜明的进化论色彩,总体上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陈独秀围绕唯物论、发展观、历史观、文化观、人生观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他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根本法则,要在中国实现救亡存续,必须适应社会进化发展的需要,提倡新文化、新文学、新伦理、新道德,抨击守旧复古复辟思潮。陈独秀指出,欲让中国不被世界历史淘汰,必须实现“伦理觉悟”,进行思想文化革命。他将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看成是决然对立的事物,反对调和论,认为要在中国拥立“民主”与“科学”,必须提倡个人独立自主、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批判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陈独秀认为,自周汉以来中国文化崇尚虚文,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在批判佛教文化时,他阐述了对世界物质性的认识,认为原子种性不灭则世界无尽。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靠新青年创造,必须树立新的人生观,实现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他倡导“治本的爱国主义”,强调不能因为爱国而模糊了对袁世凯统治下北洋军阀政府反动性的认识,真正的爱国是“为国家惜名誉、弭乱源、增实力”。第四章探讨五四后期陈独秀哲学思想。此一阶段陈独秀完成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国际局势的变动、陈独秀的个人经历、社会思潮的影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标志着他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陈独秀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大力宣扬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学说,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在上海领导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中共成立后,他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前后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陈独秀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讨论、无政府主义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观点,就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内容阐述了一系列观点,在论争中传播宣扬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有独到的理解,强调“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认识到尊重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第五章探讨了陈独秀哲学思想与五四精神。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哲学、科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革新性,是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反映。受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虽然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内容比较简单粗浅,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有着强烈的革命性和现实性,其中所包含着的“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则是超越时代的。五四已逝,精神永存。

马晨莲^[6]（2019）在《《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学”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与“中学”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和国人被迫主动学习的过程进行的。这种传播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侵入,其影响范围广泛而深入,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直至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近代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的近45年间,在不同的重大历史时期,其办刊宗旨和方针始终紧随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不断革新变化,从创刊时,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到关注时政与发表言论的“舆论前沿阵地”“舆论的顾问者”,再到“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终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始终坚持传播世界新知的初心,为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而努力探索。《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涉及领域广且专。不仅记录和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人文社会思想。通过对《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其西学传播进程总体呈现:初创期（1904-1911）积极与开放;发展期（1912-1926）反思与争鸣;成熟期（1927-1938）构建与传播;衰退期（1939-1948）失色与衰落等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审慎理性,温和渐进;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思想性特征。在西方社会思潮、文化思想与近代中国知识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东方杂志》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西方新文化、西方新式教育、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站在时代最前沿发声,始终是引领风潮,针砭时弊、建言献策的先锋。择取若干问题专题研究,以点为中心全面关照。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历史背景中纵向分析,另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时代背景中横向考量,进行历史反思与现代意义思考。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路径及增加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东方杂志》站在中西社会性质差异比较的视角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评判东西文化,认为历史和生存环境不同与社会性质的差异导致文明的差异,东西文明一“动”一“静”,各有所长又各俱不足。主张保守中国“旧”传统文化自身特色,吸纳借鉴西方“新”文化精髓,并进行调和互补,温和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反对盲目激进。认为“新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新旧”相续,以成调和。应根据客观事实“拣择”调和。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接续主义和保守主义态度。《东方杂志》认为欧西近代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调和统整西方“物质”文化的流弊,是中国增强国力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中国“国粹”摒弃而输入西方之“物质文明”,会将东方“精神文明”的根基毁灭无存。如能将西洋文明融合成功,不仅可以改善中国文化,还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绳”,统整全世界文化。《东方杂志》调和、协统的文化思想。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优越论、精神救国论、新旧调和论、动静调和论、精神物质协力调和论、互助论、第四种文化观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思想主张。在社会政治及思想的传播方面,《东方杂志》不拘泥身份与派别,广纳百家言说,既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也刊译社会主义思潮的言论和主张。以平民色彩的民主思想表现和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广泛传播西方社会制度,译介各种社会思想和思潮。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介之一,以客观译介、学理分析、积极传播为特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24个社会主义流派都有大量译介和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期,客观上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思潮的传播,起初是心态的自然流露。《东方杂志》创刊人之一张元济曾是“维新变法”参与人,始终坚持“革除弊政”“变法求新”的观点。希望通过“辅助教育为己任”循序渐进启导国民,开化民智,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张元济的变革思想与清末立宪派内的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的主张正相契合。主办者们一开始就对《东方杂志》寄予了言论救国的政治期待,使之成为晚清立宪派主要的舆论阵地。持一种“立宪救国论”的态度对宪政制度及思想进行译介与“鼓吹”,这也是《东方杂志》办刊期间唯一的一次政治立场激进倾向。然而《东方杂志》对宪政的传播也由“鼓吹”到失望,最终转向批驳和抨击的态度。“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政体,也结束了进行中的君主立宪政体,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前车之鉴与本身理性和审慎的办刊理念,使得《东方杂志》政治传播思想和主张趋于理性和成熟。虽然后来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平台,积极传播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等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但多以学理分析和知识传播为主流。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大批量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中国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五大宗教并存的社会状态。《东方杂志》创刊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及因中西观念差异而引起的“晚清教案”频发时期。创刊号上便设置了宗教专栏,对西方基督教和其引起的“晚清教案”问题进行传播与探讨。知识性译介西方宗教概念、历史和文化,学理性探讨和研究西方宗教学术成果,全面客观反映“晚清教案”问题。不仅启蒙了国人对西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发表对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自由言论的平台。尤其关于“晚清教案”问题,《东方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始终处于社会最前沿。凭借其时代敏感性和客观译介与学理分析的传播思想,引发了国人寻求解决宗教问题,探索中国宗教前途的热议与思考。东方学人用言论和文章传达着对中国宗教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可谓是当时社会中仅有的传播媒介。《东方杂志》这种临历史风潮变幻而独具的审慎理性、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思想传播态度,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温和渐进、借鉴吸收的文化改良主张,值得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和文化振兴借鉴与思考。

周昕颖^[7]（2019）在《陈独秀民主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影响而又十分复杂的人物。其民主政治思想,是中共早期历史上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客观地分析和评价陈独秀民主政治思想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一、简单介绍陈独秀的生平及其学术造诣。二、重点阐述陈独秀民主政治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以及发展过程。陈独秀民主政治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主要是因为受到了西方民主理论的影响,以及马克主义思想及托派主义思想的影响。陈独秀民主政治思想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的转变,包括:改良民主思想形成时期、自由民主思想形成时期、无产阶级民主思想以及大众民主思想形成时期。三、概括总结陈独秀民主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陈独秀的民主政治思想内容是以自由和人权为主要价值,大众民主思想为核心内容,以代议制作为民主实现的基本形式,以阶级经济的发展构成民主政治思想内容所发展的主要动力,以罢工运动、国民议会运动等主要方式为主的“中间斗争”作为主要运动方式,这五个方面构成了陈独秀民主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四、尝试评价陈独秀的民主政治思想。陈独秀民主政治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贡献以及当代价值是最主要的。陈独秀民主政治思想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中间斗争”为主思想存在局限,第二大众民主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局限。主要贡献体现在批判了封建、斯大林式的专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倡导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对推动当前中国政治民主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对于我们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事业建设的启示主要表现为:必须保障人权坚守自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重视民主政治建设。

黄橙橙^[8]（2019）在《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探索与实践》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通过探讨陈独秀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述及早期传播的探索与实践,指出陈独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他努力探索中国革命事业的正确发展道路,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从选学秀才,到革命党人再到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经过拥护民主与科学,到转向以俄为师,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分析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探索部分,肯定陈独秀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早期宣传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陈独秀通过创办报刊杂志、翻译书籍、发表演讲等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让大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理论探索;陈独秀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初步探索、对社会阶级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吸纳和培养以及用实际行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唤醒和提高工人意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实践探索。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工人阶级的不断发展,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担任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期间先后带领全党确定了党的性质、目标和纲领,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战略、通过了国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方针以及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这些路线方针是他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出的贡献。同时提出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时代局限性,表现为受历史环境和自身成长背景的影响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导致提出“二次革命论”不切合实际的论断。

张爱军^[9]（2018）在《民主与民本的表与里:陈独秀民主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任何人都是自己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产物,都深受历史和共同体的影响。陈独秀的政治思想试图超越中国的历史与共同体,最终却回归到历史与共同体。陈独秀试图超越民本思想,实现他视之为人类大同的民主,最终以民主的形式通过集体主义逻辑回归了民本的内容。近代以来的民主都是个人主义的民主,当陈独秀吸取了法兰西主义民主就已经具有了集体主义民主的转换逻辑。他的西方民主观、人权观、平民主义观、人民民主观对民本思想进行了形式上的替代而不是实质性的替代。由实质上的君本主义的民本思想转换为实质上的知本主义的民本思想,即以知识分子为本,以民众为辅,把民众当成启蒙的工具,通过启蒙民众,达成开启民智的目的。陈独秀通过民主思想从表面上拒斥了民本思想,从实质上却表现出了与民本的集体主义同构性,即民主为表而民本为里。

毛自鹏^[10]（2017）在《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文中提出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解放史。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不断追求自由、幸福和解放的过程。在这部解放史上,五四时期无疑是一个大写、特写“解放”二字的突出时期。五四时期求解放的渴望和思索可以说到了最深层次,也可以说最艰难、最焦灼、最痛苦;呼唤、发现“人”,也最直白、最突出、最强烈;而思考解放的出路又显得很模糊、很复杂、很彷徨。可以说“人的解放”这一宏大命题是五四时期最直接、最突出、最鲜明的主题。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是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的环境下中国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它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且体现出更注重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体现出从个人的解放到工农大众整体解放的转折和趋势。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决定了五四人在寻求“人”的发现、“个性解放”的同时,面临更大、更紧迫的生存挑战和社会责任,即要尽快应对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反帝的民族革命双重任务。这与西方有些不同,反映了五四人寻求解放问题的急迫。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 30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中国五四时期,从思想启蒙到大革命却只有短短12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人类历史上十分独特的现象。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这样大的急剧性变化,是值得思考的。它经历的阶段、演变的逻辑、问题域的转换以及经验与启示都值得深入研究,可以有力地回击一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五四观。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大抵经过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隐含有两条主线索:一条是否定线索,即否定北洋军阀的统治,否定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一条是肯定线索,即寻找平民（国民、联合阶级）这个历史主体,以“、平民主义”的思想路线建构“民治政治”、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们的思路是:必须启蒙平民、国民或工农大众,联袂资产阶级,以民众的大联合,并组织政党推动国民革命,走民众起来革命、以民治政治替代武人政治、建立自己的国民政府的新路子,从而推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最终在社会主义中获得个人的解放。他们努力为之的,正是完成“否定—替代—建构”任务。本文第一章总体上描述上述两大主线索,分析了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的出场、五四人的生活境遇和寻找解放的出路。欧洲一战的资本主义的落败现象与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对比,以及他们的对华态度,使时人看到了解放的希望和前景。社会主义成为五四人向往的社会,也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在追求社会主义目标和时局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经历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这五个阶段,文章分别以这五个阶段为关键词,通过五个章节展开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五四人面对时局急速变化的应对之策。这就是通过寻找“新人”主体,启发政治觉悟,在社会改良尝试失败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开展与国民党合作,组织国民参与政治运动,进行国民革命,开展政治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文化转向政治,从个人解放融入到阶级、集体主义的解放中,是这个过程的一大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启蒙与救亡交织在一起,五四不是单一的文化启蒙或文化现象,它更多的是政治启蒙和革命运动,“人的解放”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文化现象的主线。因此研究五四需要跳出庞杂而迷眼的就文化谈文化现象,不为所谓的“五四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和奇特的“哈姆雷特”现象所迷惑。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要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明确的,是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五花八门,这也说明了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多岐性。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人的解放”悖论,一方面是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启示我们不能重复走资本主义的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五四人的艰难探索开启了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梦想追求,五四时期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历经艰辛的同时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有着美好的前景。今天我们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四个自信”继续前行,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五四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国梦、世界梦。

二、陈独秀国民政治思想浅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陈独秀国民政治思想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1）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3）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研究 ——基于《中国青年》和《向导》周报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施存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陈独秀民主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探索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9）民主与民本的表与里:陈独秀民主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四、陈独秀国民政治思想浅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D]. 孔晓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闫文娟.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3]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研究 ——基于《中国青年》和《向导》周报的考察[D]. 韦明.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4]施存统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研究[D]. 彭瑞康.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5]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D]. 陆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D]. 马晨莲. 河北大学, 2019(04)
• [7]陈独秀民主政治思想研究[D]. 周昕颖.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9)
• [8]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探索与实践[D]. 黄橙橙. 西华大学, 2019(02)
• [9]民主与民本的表与里:陈独秀民主政治思想研究[J]. 张爱军. 贵州社会科学, 2018(05)
• [10]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D]. 毛自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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