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华夏人文地理》总目录

一、2003年《华夏人文地理》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刘晓鑫^[1]（2021）在《多文化视域中的蝙蝠 ——以民间苯教文献《蝙蝠经》为中心》文中提出苯教中有关蝙蝠的仪轨已经失传,现只留存祭仪文本。笔者在梳理民间苯教文献的过程中,共发现15篇《蝙蝠经》文献,这些文本除结构和叙述方式具有地域性差异外,其内容均大同小异。本文拟就其中较有代表性的3个文本进行研究。通过对文本内容的译注和对比分析,笔者发现这些文本对蝙蝠身体的超能、效能等都虽有不同的描述,但蝙蝠却几乎都是以人神使者的身份出现。受宗教、世俗文化的影响,蝙蝠在藏族文学、艺术、史诗中均具有双重角色。藏族及其周边文化中蝙蝠意象的类同,无疑是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具体例证,体现了藏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本篇论文分为四章,各章内容如下:第一章概述已经出版的民间苯教文献版本以及经文的保存现状。第二章从搜集的15篇《蝙蝠经》文献中选译3篇书写较为规范且具有代表性的文献。第三章对选译的3篇《蝙蝠经》文献进行对比研究。第四章从民俗文化中蝙蝠的称谓、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族医药入手,探讨蝙蝠在民俗文化中所具有的双重意象特征。

方啸天^[2]（2019）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作为近代出版业执牛耳者,在历史类书籍的出版上拥有丰硕成果,直接推动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同时,这些成果更反映出以商务印书馆为典型的出版业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关联,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轨迹与特点也能在其中觅得线索。然而,学界涉及多零星碎语,不成篇章。有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整理近代商务印书馆在历史类出版物上的重要成绩,发掘其中所具有的史学价值和影响,从而彰显商务印书馆的史学贡献以及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全文除绪言、结语外,主体由五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一章。第一章论述在近代主客观因素驱动下,商务印书馆具有盎然生命力与稳固的基础,与此同时,探讨近代史学在历史叙事方式上的发展需求和商务印书馆应对这种需求所做的有效实践。第二章通过阐述张元济与王云五各自领导的史籍出版道路,总结商务印书馆在整理史籍方面的成绩,并讨论这些史籍成果与近代史家间的互动反馈。第三章依据近代中西史学交汇的文化背景,叙述商务印书馆在不同时期出版外国史着作的变化,以及出版中国历史人物传记与年谱的新突破,并着重论述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历史类书籍上所作的贡献。第四章根据近代历史学分科分工的特点,论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和“大学丛书”与这一学科发展趋势之间的联系,以及两种丛书各自的史学成果与价值。第五章从多元出版的角度出发,论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以《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为代表的工具书对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以及各自的史学成果与价值。

买小英^[3]（2017）在《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8至10世纪的敦煌家庭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庭的缩影,其家庭关系深受中国古代传统伦理（主要是儒家伦理）与佛教伦理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现今留存的大量敦煌史料证明,8至10世纪敦煌的家庭关系作为中国古代家庭伦理发展的个案,在中国古代家庭伦理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实现了儒家家庭伦理与佛教家庭伦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相互印证,体现了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儒家伦理思想包括伦理基础、伦理核心及道德规范三个方面;佛教伦理的思想来源包涵伦理基石、伦理准则与伦理规范三个方面。儒家家庭伦理“以严正慈、以慈辅严”的慈父伦理和“以孝致敬、承教继志”的孝子伦理,与佛教伦理的“孝”及佛教亲子伦理,共同形成了8至10世纪敦煌地区家庭亲子关系的若干实践途径及儒释结合的孝道伦理特征。儒释家庭伦理中夫妻之间同甘共苦、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体现在敦煌家庭中的夫与妻在婚姻关系维系和婚姻关系解除两种不同情况下,夫妻之间彼此所遵循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要求。儒释伦理的兄弟之间遵循着兄仁弟悌、兄友弟恭、平等互助、患难与共的手足情义,展示出在家庭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共同作用下,敦煌家庭兄弟之间同居共御、慈悲友悌和“胜似血亲”的伦理关系。佛教在敦煌长期流行和传播,佛教组织在敦煌长期生存和发展,形成了敦煌地区僧俗关系的变化,即家庭中僧中有俗、俗中有僧、僧俗相依的伦理关系。家庭伦理得以实现的平台、教育、制度、伦理、地位等,使中古时期敦煌家庭伦理得到落实,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敦煌家庭伦理的延续与发展。

孙俊^[4]（2016）在《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地理空间视角,结合史料和考古材料,以质性研究为主轴而辅以量化证据研究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并考论二者在空间上的相互匹配与表里关系。族群演进空间格局首先考虑西南土着群体的演进,其时段在战国秦汉时期。在对蜀国族群、蜀西族群、巴国族群等族群及局部“徼外夷”二十余个见于史料的族群来源、分布、迁徙、融合方向及部分群体的演进状态作了具体的考论基础上,分析了战国秦汉间西南土着族群演进格局主要包括:（1）西南族群总体上处不断复杂化态势,主要表现于中原族群、东南群体、域外群体的迁入,也有不少群体融入到其他群体中;（2）西南族群的分布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同一族群的迁徙及同一区域族群结构的变化两方面,绝大部分族群曾发生较大规模的迁徙或融合,蜀西、峡江、滇西是族群结构变动最频繁的区域;（3）族群空间演进（不是演进空间）具有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空间演进相似的板块与走廊相间特征;（4）族群演进就其主要的推动力而言当是秦汉帝国的建构并西南族群间的互动造成的,间有二者“合力”的因素。所得族群格局以战国末、汉末为时间截面示之于附图。族群演进空间格局其次考虑自战国末汉族移民对西南族群格局的影响,具有可识别的汉夷格局则是在秦时形成的。考古材料表明了秦汉西南汉族的来源有汉族移民和土着汉化两种类型,土着汉化又与汉族移民数量及时间长短有关。就汉族格局和“汉夷”格局而言,史料并考古材料表明汉末西南地区的汉族格局可识别为密集分布区、分散分布区、零星分布区及对应的“汉夷”格局区。此二格局的形成表明了在秦汉间西南族群因汉族的分布而导致了明显的族群结构演替过程,其演替的程度可以用汉族的密集分布区、分散分布区、零星分布区来排序,密集分布区演替最为明显,分散分布区有演替的趋势,但零星分布区则达不到“演替”的程度。就“汉夷”关系来说,演变最明显的应当是蜀地,秦并巴蜀后的蜀侯被杀等事件表明了秦并巴蜀初期对蜀人具有相当的军事监控,尔后则演变为长江沿线的军事都尉和县尉的连续分布。与之有差异的是,西南夷地区迟至汉末也没有形成线状的军事都尉和县尉的分布,盐井的“合约”不开发,及南中官府、大姓、土着群体三种力量的并存,局部地区汉夷墓的并存并有交错等,均表明了西南夷地区羁縻之制的长期有效存在。族群格局的变动与族群地理观念的变动互为表里,西南族群地理观念受“五方格局论”的影响但也因时而有相当的弹性和变化:夏商时期,西南族群身份或夷或蛮,巴蜀地区在政治上具有区域性质而无疆域的性质,在中九州中其土“下”;商末周初,西南族群身份上或“西土之人”或“西土之君”但非侯,巴蜀并其余地区政治性质和族群环境意象与夏商相似;战国末秦汉时期,汉族始大量进入西南地区,巴蜀脱离夷的身份,以巴蜀为地望出现“西夷”“南夷”合称的“西南夷”身份,政治上西南地区已具有疆域的性质,但呈现了西南夷地区在在一统国家观念中独特的“三方”定位及本身独特的政治、族群身份并族群环境意象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以汉末为时间截面,西南族群地理观格局可作多文学多稻田区、少文学少稻田区、无文学无稻田区、俗妖巫或环境恶劣或有“怪物”区的区分,反映了在族群政治意象、族群文化意象、族群环境意象三个层面上均具有“中心-边缘”模式的存在。在族群演进空间与族群地理观念关系层面上,以汉末为时间截面,客观的族群演进格局与主观的族群观念格局具有相当的重合性,二者的形成表现于具体过程中或因族群格局变动而导致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含族群政治意象、族群文化意象和族群环境意象或其中任一格局,下同）的变动,或因族群地理观念格局的变动而导致的族群格局的变动,又或二者有交叉的案例;因此,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不仅都反映了族群演进的态势,而且某些时期族群地理观的转变是族群格局变动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族群地理观方面为了给予西南族群一个更为宏观而准确的定位而对研究对象作了适当的空间范围扩展。以西汉王朝政治地理格局与秩序为切入点,发现西汉王朝政治地理格局反映了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中央与地方三类政治地理因素的考量,西南地区直接地体现了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的考量,间接地在关东与关西的二元格局中扩大关中区方面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考量,其在“三方”中的独特位置表明了西南地区在汉王朝建构帝国过程中更富弹性。就以上发现的关联而言,地缘因素对战国秦汉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和地理观念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可考的时段内,商末周人东进时巴蜀群体首次进入大一统国家发展的全国性层面上;战国末期,巴蜀战略地位于秦统一六国战略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在秦末的汉楚之争中再次证明;西汉武帝时期,西南夷地区因南服南越西阻匈奴的战略空间而得到战略性的凸现。能够分析得出,地缘因素对西南地区进入大一统国家疆域、汉族的迁入、族群地理观的影响等产生了相当的、连锁的反应和影响。以上所及材料,所得推论性结论,除正文部分应用外尚列有附表、附图,其中的附表资料较为详实,或可为今后讨论和研究的基础资料参考。

贺慕屿^[5]（2016）在《漳州明清牌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牌坊是我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将建筑造型之美与雕刻、书法、文学等方面融合,极具审美价值的同时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底蕴,随着时代的变迁也衍生出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牌坊与它所存在时代的历史背景、社会生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明清两代成为统治阶级宣传封建礼教、维护伦理纲常的工具,于百姓而言承载着当下的现实需求与后世的情感追思。本文主要以福建漳州现存及地方文献中记载的明清牌坊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查询和搜集地方文献史料及考查牌坊遗存溯源漳州地区明清牌坊的历史概况,从建筑学角度对漳州地区明清牌坊的形制、造型特点、雕刻手法和细部装饰艺术进行分析。其次从漳州地域历史沿革、经济发展、文教事业等多方面解读漳州明清时期牌坊文化兴盛的原因,从实用功能、精神嘉奖、风俗展示等方面论述漳州地区明清牌坊建筑的古今功能演变。最后从漳州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城市发展因素方面考虑,并结合地方文献资料论述漳州明清牌坊数量骤然减少的原因,论述漳州现存明清牌坊保护的意义及措施。

孔卓^[6]（2016）在《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清政府意识到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迈开现代化的步伐。洋务派启动并领导洋务运动,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促进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开启现代化的序幕。20世纪初期,常州开始现代化进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是常州早期现代化的初始动力。民族资产阶级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是常州早期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本地的工商业者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从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向集中的手工工场过渡,进而变革为现代的机器工业,开启经济现代化并带动其它行业的现代化。本文以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为基本研究目标。以甲午中日战争后到抗日战争前为研究的时间范围。将历史上的常州府城和武进、阳湖两县管辖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常州市所辖主体区域即新北区、武进区、天宁区、钟楼区和戚墅堰区等5区作为研讨的空间范围。对相关史料采用地毯式的挖掘,探讨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所涉及的经济、教育、文化、交通、市政设施等方面变迁的过程。总结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代常州城市建设和管理提供参考。勾勒出常州早期现代化的背景是对其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基础。本文首先对常州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人口变迁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之上,从城市建设、经济结构、教育、文化、政治、社会等六个方面展开分析。常州城市建设的变革包括现代交通体系的建立和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的形成。近代常州基本建立了以航运、铁路、公路为主干的现代交通体系。乘客可以在轮船、火车、汽车之间进行换乘,大大便利旅客的出行,基本实现交通一体化。现代化的交通给常州人带来快捷、高效的出行方式同时促进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以邮电通讯、道路修筑、河道疏浚、城市照明、消防设施、城市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城市技术类基础设施的更新和开辟公园、兴建图书馆、成立医疗机构为代表的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修建是近代常州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的两个方面。随着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的修建,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适应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近代金融业、商业、手工业、现代工业的变化都体现了常州经济结构现代化的进展。近代常州实现了由旧式金融机构钱庄向现代金融机构银行的转变。银行逐渐壮大,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而钱庄和典当铺虽然生存下来,但实力衰弱,无法与银行抗衡。无论新、旧金融机构都推动常州的工商业发展,促进经济的现代化。唐代以后,常州凭借运河和长江的转运功能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经济迅速发展。明清以来,常州商业活动日益繁荣。近代常州出现了为外国商人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买办商人。商家日益重视商品的宣传和促销方法的多样化。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开始利用自己或社会的资源参与政治运动并为公共利益服务,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清末,常州的梳篦业等手工业中出现拥有雇佣劳动者的手工工场。包买商控制农户的土布生产,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变。这些都表明近代常州的手工业已经从简单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在传统手工业、商业的基础上常州近代工业发展起来。纺织业、电力工业、粮食加工业等行业都相继建立工厂。这些工厂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机械化劳动代替手工劳动,使用先进的设备,迈进现代化的大门。常州近代工业是以机械化为基石的一种全新生产手段,其建立在股份制公司的基础上,打破传统手工业的家长制,初步具有现代的管理方式。近代工业和金融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金融资本开始投资近代工业,间接进入生产领域。近代常州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换,建立了现代学制。教学内容由儒家经典向现代课程转变。课程设置日益丰富。教育机构趋向正规并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考察。教师素质提高,数量增多。民众教育开始并普及。民众学校广泛建立,开展扫盲活动并成立合作社,推广现代休闲娱乐活动。近代教育加快现代文化的传递,培养各类人才、推动反帝反封建革命。清代,常州文化领域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民国时期,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学术领域成绩斐然。在书法、绘画、戏剧等艺术领域也收获颇丰。随着近代文化的转型,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图书业和报刊业也快速发展。近代常州的图书出版事业呈现由传统的书铺向现代的出版社过渡的趋势。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前,现代报刊业异军突起,先后有几十种报刊在常州创立,促进了信息的快速传播。20世纪初期,常州开始政治现代化进程。1905年,“武阳商会”成立标志着常州资产阶级初步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商会具有严密的章程和完备的组织结构,推动了常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通过各种途径直接从事或间接参与常州社会的各项活动并发挥巨大的影响。商会推动了常州市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早期现代化,其从事的一系列事业表明常州资产阶级成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推动常州现代化的主导力量。辛亥革命胜利后,常州军政分府成立,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推进常州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五四运动中,常州的群众斗争已经成为各阶层、全行业的工、学、商等广大群众参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爱国运动。城市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已经开始对自己的政治权利有一定认识,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影响国家政治事务。近代社会转型、政权更替,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问题愈加严重。常州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主要有自杀增加、毒品泛滥、盗匪猖獗等社会问题。传统的娱乐形式在市民中仍然广受欢迎。新的娱乐形式开始出现、发展。近代体育兴起,主要包括学校体育运动和民间体育运动。学校体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西方近代体育。而民间体育运动仍然以传统体育为主。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以下特点：内外力的共同作用是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动力；资产阶级在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各个层面之间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互相联系,彼此影响;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事业取得一系列成就,但是仍有一些方面不尽如人意。现代化整体水平有限。

杨静^[7]（2014）在《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文中研究说明以《五经》、《四书》为代表的儒学典籍，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品质。因此，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能够弘扬民族文化、保持民族文化身份、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时，也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更好地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从而促进全球文化多样化的发展。然而，涵括了儒学典籍英译的中国典籍英译，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年轻分支，尚未建立健全理论体系和该学科独特的发展路线，亟需回到翻译史中去，通过过去和现在的比较，才能查漏补缺、总结经验、探寻规律，以谋求新的发展。尽管西方众多翻译学者都强调了翻译史研究在确立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中的重要作用，但对众多中西翻译史着作的纵观横览之下，我们竟然难觅中国典籍英译史的踪迹。西方翻译史学家关注外译英的翻译史，却对中国典籍英译史存而不论；中国翻译史学家关注外译中的翻译史，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是寥寥无几。中国典籍英译已经悄然走过了250多年的历史，对它的描述乃是一部鸿篇巨制，我们需要分国别、分时期、分专题，有步骤、分层次地进行，从一般性的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领域的翻译史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王丽娜1988）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逐步确立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大国的地位，使得它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加之，西方汉学的重镇转向美国，美国随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汉学研究中心，因此，对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和标杆性。本文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对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翻译的效果如何？），从而勾勒出其全貌；并从纵向和宏观的层面，分析这段翻译史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赞助人和汉学发展因素（为什么翻译？是什么影响了翻译？）；然后，本文聚焦译本和译者，通过译本的横向比较，结合个案研究，以点带面地对不同的译本范式和译者的文化观和翻译观进行分析，对不同范式下的译本在传播中国文化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客观地评估和定位（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不同结果又是什么？哪种方式是最理想的？），最终形成一部以美国的历史背景为经，以儒学典籍的英译活动为纬、有史有论、有系统有条理，能够高屋建瓴地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全球文化多样化提供借鉴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本章是对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研究对象与目标、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结构安排的简要介绍。第二章主要对国内外翻译史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展望中国儒学典籍史未来研究的方向。第三章将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纵向地分为4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的译本、译者及其相关翻译活动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发现：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起步晚、发展快，到20世纪下半叶，分别在60年代和90年代迎来了两次高潮。翻译从部分到整体、从节译到全译、从个人兴趣到集体合作、从宗教到哲学，译本样态和译者的职业身份、翻译目的和方式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旅美华人学者和美国汉学家担当着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中坚力量，但他们的整体年龄偏大，后备人才严重缺乏。直到目前，美国的儒学典籍英译仍然主要依附于美国汉学而发展，并未成立专门的翻译组织，也未出版相应的学术期刊，美国翻译界的知名学者也未涉足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第四章主要借助了描写翻译研究把翻译活动置于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的方法，从纵向和宏观的层面，深刻剖析了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背后的文化动因。研究发现，美国文化中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加上美利坚民族追求独立自由、叛逆和创新的文化精神是美国翻译和研究中国儒家文化的内在动力；美国文化在发展中遭遇的困难和危机，借助中国文化来改造和发展自身文化是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客观需求。整体上看，美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处于强势地位，其文化输入的同时总伴随着向外的文化输出和扩张。中国儒学典籍英译虽然经历了两次高峰，但整体缺乏独立的发展态势，而主要依附于汉学。此外，美国政府、各大财团支持的基金会，通过政策扶持或资金支持的方式，对汉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学术期刊以及相关高校的汉学机构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操控性，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的进展，反过来，众多儒学典籍的英译本也成为汉学家进行学术研究的宝贵参考文献。第五章则聚焦译本和译者，将美国二十世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本大致分为“文本中心”和“文本相关”两大范式。前者最接近儒学典籍文本规范，把原文和原作者放在其所处的相应历史背景下，以忠实反映原文在历史上的内容、含义和特质为首要任务。以陈荣捷的《中国哲学资料书》和安乐哲的《论语：哲学翻译》为代表，该范式下的译本反映了其译者认同儒学典籍及其作者在儒家文化中的经典地位的文化传播观，及其认同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原则首先是忠实地传达儒学典籍的特质或差异的翻译观。由此可见，“文本中心”范式下的译本最首要的功能是传达中国儒学典籍的特质和中国文化的特色和原貌，帮助西方看清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从而维系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础——差异性特征，它是文化之间交流和借鉴的基本动力。“文本相关”的范式以庞德的《诗经》和《四书》译本、白氏夫妇的《论语辨》译本为代表，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但其共同点都不以忠实传达中国儒学典籍的内涵为出发点和归宿，而是超越对原文本义和特质的探求，转向关注译本可能产生的对当下的意义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学典籍进行“改造”和“利用”。因此，该范式下的译本，其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视角、开辟了文化传播的多样化途径、适应了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的需求，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在较广的范围内传播开来。第六章结语。本章在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本研究的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内容，并以史为鉴，探讨中国典籍英译和中国文化传播的最佳模式，并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撰写提出设想。

姜立刚^[8]（2013）在《唐代流贬官员分布研究》文中指出流贬地构成客观空间的存在,流贬人则构成了人的要素。流贬人发配到流贬地,空间（流贬地）和人（流贬人）即发生联系。对流贬官员地域分布进行研究,就是要从空间和人互动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对历史时期流贬人员群体处境的认知。唐代流贬官员分布研究进行的是历史地理学中的全国性断代研究。从地理空间角度复原唐代外派流贬官员安置的全貌,进一步发掘流贬官员地域安置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而找出影响外派流贬官员区域变迁的因子,分析唐代流贬官员安置区域形成、演变的规律。完全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深入发掘研究外派流贬官员的分布变迁,在当前的流贬研究中尚还薄弱。所以,唐代流贬官员分布的研究对于构建历史流贬地理学的尝试在方法论上具有探索意义。唐代流贬官员是一个数目非常庞大的群体,又散见各种文献,所以要研究唐代流贬官员的区域分布,须尽量发掘所有唐代文献、碑刻资料。尽可能地搜集出涉及流贬官员的资料,这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很有开创性积极意义的。在尽可能地搜集出涉及流贬官员的资料外,本着“尽全时空”、“人地互动”的理念,对搜集到的流贬官员进行量化,以求结论的严谨性、科学性。这样,才能深入探讨流贬地和流贬人的互动,进而进一步澄清唐王朝处理流贬问题的一些做法。从唐代流贬官员整体分布来看,由于唐代尤其是前期,存在着官员外出即贬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认识,官员不乐外任。唐代流贬官员的分布在全国就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即使在两都为核心的中原富庶地区,受惩治程度相应的小一些,也有大量贬官。当然,贬往僻远之地也是常见的做法,贬往僻远之地,多伴随着品秩下降,这反映受惩治的程度相应地重一些,贬官是对犯错、犯罪官员的惩戒,僻远之地的贬官相对还多一些。也必须看到,僻远之地并非都是安置流贬官员的渊薮,受政治、军事、民族等因素影响,同为僻远之地,流贬数量差别非常之大。僻远之地,尤其是北方、西北、西南的边地,贬官数量较少,却有数量较多的流放人员（包含流放官员）。僻远之地流贬官员安置变迁在唐代前后期有很大不同。唐代后期,政治局势发生转折性改变,随着藩镇的崛起,中央权威的日趋没落,藩镇住所成为一个个新的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贬往藩镇住所的贬官大大减少,有,也是一些轻谪。时人对外出即贬的社会认识有所改变。流贬官员尤其贬官的分布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前期是以两都为标准,外边,就是出京。但后期的外贬,有一些已经是以藩镇驻所为出发点,贬地有可能距京师更近。另外,唐代前后期,流贬官员（尤其贬官）分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北方,无论是富庶地区还是僻远之地,人次都大幅度下降,南方,流贬官员（尤其贬官）进一步向东南方向集中,西南区域也是大幅度下降,这种变迁,除用环境的僻,离京师的远解释外,政局变动是导致变迁的主要原因。把唐代流贬官员进行分类,分别看其分布变迁。各类贬官的区域分布有趋同的地方,相互之间也有较大差别。首先,贬与流之间性质不同,安置地虽也有交叉,但从根本上说,分布区域界限较为明显,流放着眼于边地,却边地不是安置贬官的主要区域,贬官的安置范围更为广阔。各类贬官安置趋同的地方就是大都安置于僻远之地,尤其是东南各道府州县。不同的是,刺史分布范围更广,刺史是体现流贬官员分布普遍性特征的最主要群体。唐人所说的“重京官、轻外官”,这个外官应以刺史为主,另外还包括县令。刺史、县令是治理地方的主官,只是在重内轻外的大氛围下,才易出则视为贬。后期,随着藩镇成为州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刺史地位下降,刺史贬官增多,且多贬向江南。上佐、判司、县僚佐,多为冗余之官,多用来安置贬官。这些贬官多集中于南方僻远之处,但也有差异。从分布来看,上佐毕竟品秩较高,受贬者相应的降秩较少,也就说,受惩治程度较轻,安置地多在江南各州。判司、县僚佐品秩低,受贬者相应的降秩较多,受惩治程度较重,边地侧重于更偏远,岭南各州此类贬官数目明显增多。而且唐代后期,江南尤其岭南判司、县僚佐贬官明显增多。宦官贬官、武职（折冲）贬官、藩镇驻地贬官、东都贬官等,分布不具全国性,所以另行分析,得其特殊分布规律。总体言之,通过唐代流贬官员的分布研究,可以发现,流贬虽然是一个政治史的命题,也难以与政治史剥离；但以地理区域为主线,结合其他因素进行考察,可以深化对流贬问题的认识。这应该是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一个尝试和突破。

周海宁^[9]（2013）在《中国文化对高丽、朝鲜时代史学之影响研究 ——以史学体例和史学思想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朝鲜半岛作为中国文化圈的重要成员之一，吸收和学习了儒家文化特别是朱子思想，并且随着中国史籍的大量传入，其史学亦随之兴盛起来。古代朝韩史着对中国史学体例进行了广泛地模仿，同时也在史学思想上逐渐表现出其民族性和时代性。中华大地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往来，特别是文化更多是中国单方向地传播。于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东传，古代朝韩的修史制度、史官设置及史书的编纂也相应发展，与此同时，对中国史学体例及史学思想的学习和发展也促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史书的诞生。由于古代朝韩接受中国的史学编撰体例和历代的史学思想，因此其史书体例亦有纪传体、编年体、纲目体、实录、政书、地理志等等。但又由于高丽、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其国内的政治环境随其宗主国的政治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并且由于国内的朋党之争等政治因素造成了其史书创作过程中对史书写作方式上的修改、史料上的取舍和春秋笔法上的使用。特别是出于正统史观、尊华攘夷的慕华情怀，在明清更迭后，朝鲜官方开始大量地编撰纲目体史书，并且还出现了重修中国史史书的现象，其史着中的民族特色和时代印记日渐显着。及至近代特别是光武朝时期，由于中朝宗藩关系的解除，所修史书在笔法上不再遵循事大原则。可见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影响力是长久的，巨大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力也在逐渐减退。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史籍通过官方赐予、使臣求购以及两国之间的商人往来得以东传至朝鲜半岛，使高丽、朝鲜时代的史学发展及其特点受到来自邻国中国的强烈影响。高丽朝纪传体史书，特别是《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在其写作方式上模仿中国纪传体正史，在其内容中大量参考利用中国资料记载甚至杜撰史实来填补已佚史料，在正统观念上始终秉持“事大字小”的尊华原则，而在史学思想上则全书上下全面贯彻中国儒家的忠孝伦理观念。朝鲜时代，由于朱子学在政治上成为了王朝的指导原则、治国指导方略，在思想上是朝鲜士大夫们所依从的标准，再加上明清更替的外界政治变化，以及朝鲜“小中华”思想的兴起，史书的内容逐渐以眀纲常、树正统为主要目的，这便催生出了朝鲜纲目体史书的兴盛以及重新编撰中国史书的现象。但深受中国影响的半岛史学，却并非简单地全面照搬，随着朝鲜本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古代朝韩史学界逐渐摆脱了以往“舍己田而耘他田”的窘状，有关朝鲜半岛历史的史籍以比前更加丰富的体例涌现出来，不仅有纪传体、编年体、纲目体，还有实录、政书、地理志诸体。更重要的是，朝鲜与明清之间国家关系的变化，朝鲜对自身在东亚世界中角色的重新体认，王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也都反映在史学编纂及史学思想中，从而使半岛史学中的民族、时代特色日渐突出。从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影响研究中，可以窥得中国文化和朝韩文化之间“渊源”与“流变”、“接受”与“内化”的关系，在这一流变、内化过程中半岛史学中源自中国的共同要素和自身特色，不仅为“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夯实了共性基础，同时还为之增添了独特而重要的元素。

邬建麟^[10]（2013）在《严耕望史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严耕望（1916-1996）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着名的中古史研究大家,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及中国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他着述丰富,享誉学林。本文以严耕望的生平学术活动和主要代表作的分析评述为主线,结合整个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趋势,对他的学术渊源、学术成就、史学特点和治学方法,以及他在港台史学上的地位和影响等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探究,力求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总结严耕望的史学贡献,揭示他的史学思想与特点,以凸显严耕望学术研究的独特风貌,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全文主要由“绪论”、第一章“严耕望的生平与学术渊源”、第二章“严耕望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成就”、第三章“严耕望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贡献”、第四章“严耕望的史学特点与治史方法”、第五章“严耕望在港台史学上的地位与影响”以及“余论”组成。绪论交代了本文的研究缘起及选题意义；对关于严耕望的国内、国外研究资料及研究现状作了细致的梳理；并对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不足作了全面的检讨,针对这些思考,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的研究面相；针对本文的研究旨趣与研究方法,提出了本文的具体写作思路及各章节的内容安排。第一章主要通过对严耕望的生平及学术道路的考察,论究严耕望的史学渊源。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严耕望的人生历程相对比较简单。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桐城高中时期及以前、武汉大学时期、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时期。在求学与工作期间,严耕望除了读书、写作、研究、教学之外,其他活动也主要与学术有关。从严耕望“一生唯一念”的学术经历而言,他的史学渊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为严耕望在中学（主要是高中）与大学时期对历史以及史学以外的社会学科的广泛涉猎,他的自主意识以及李则纲、吴其昌、梁启超等前辈的影响,使其早早立下了研究历史的志愿。二为钱穆的作用,主要有武汉大学讲学期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期间以及之后断断续续的余生等三个阶段。三为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学风（治史风格与取向）及其研究环境对严耕望的影响。第二、三章主要围绕严耕望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以总结严耕望史学的成就得失。制度史方面,分别对严耕望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地方行政制度、北魏尚书制度、唐代尚书省制度研究上的成就作一一论述,对严耕望的几部代表专着如《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两汉太守刺史表》等进行重点分析和评价。历史地理方面,则专就严耕望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上的贡献作一全面深入的论述。主要沿循严耕望的“人文地理研究三部曲”计划,首先论及他的唐代交通地理研究,对《唐代交通图考》的撰述动机、创作过程与研究方法、主要成果与不足等进行分析探讨。之后再对严耕望的唐代人文地理及国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展开论述。第四章对严耕望史学的特点以及他的治史方法作了归纳,进而分析他的史学思想与治史取向。严耕望史学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他对史料以及求真精神的孜孜追求。他偏好具体问题的治史取向正反映了其朴实秉性与务实风格。而严耕望在钱穆等身上所受的人文主义与通识教育使得他逐渐形成其“整体的中国历史观”。严耕望在具体治史过程中亦有一些具体而确实有效可行的治史方法可供借鉴。譬如他对归纳、统计等数学逻辑方法的喜好,他以小见大或“聚小为大”的研究路数,以及他在制定长期的研究计划之后按部就班的施行,并在历史考证中擅长广参互证与追本溯源等等。第五章主要考察严耕望与港台史学的关系。港台史学为中国当代史学不可或缺的一重要环节。严耕望长达六十年的学术生涯,有近四分之三在港台度过,对港台史学的发展以及人才的教育培养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因此本章对严耕望与港台史学（包括史学机构与学人）的关系作一考察,以求对严耕望生前及身后的学术贡献与影响有更加完整的认识。余论则对严耕望学术的意义和启示作一总结和评价。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学者的辛勤耕耘和薪火相传。而在当前日益追求经济与功利的学风之下,严耕望的生平与学术无疑具有相当的启示与借鉴之用。

二、2003年《华夏人文地理》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华夏人文地理》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多文化视域中的蝙蝠 ——以民间苯教文献《蝙蝠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3）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5）漳州明清牌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8）唐代流贬官员分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文化对高丽、朝鲜时代史学之影响研究 ——以史学体例和史学思想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严耕望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3年《华夏人文地理》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多文化视域中的蝙蝠 ——以民间苯教文献《蝙蝠经》为中心[D]. 刘晓鑫. 兰州大学, 2021(02)
• [2]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D]. 方啸天. 扬州大学, 2019(02)
• [3]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D]. 买小英. 兰州大学, 2017(03)
• [4]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D]. 孙俊. 云南师范大学, 2016(12)
• [5]漳州明清牌坊研究[D]. 贺慕屿.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
• [6]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D]. 孔卓. 扬州大学, 2016(12)
• [7]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D]. 杨静. 河南大学, 2014(02)
• [8]唐代流贬官员分布研究[D]. 姜立刚. 西南大学, 2013(08)
• [9]中国文化对高丽、朝鲜时代史学之影响研究 ——以史学体例和史学思想为中心[D]. 周海宁. 上海师范大学, 2013(07)
• [10]严耕望史学研究[D]. 邬建麟.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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