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普遍伦理的可能性研究——走向全球意识伦理（论文文献综述）
潘从义[1]（202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利己主义驱使下,不少国家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不顾及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当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做出有损于他国乃至全人类的行为。当代人类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核武器威胁、恐怖主义、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导致民族利己主义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人类在许多事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尚未形成价值共识,没有形成人类共同价值观,世界各国在价值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这其中有其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根源。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人类逐渐形成了一些价值共识,但它们基本上是零散的,尚未成为完整系统的人类共同价值观。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人类事实上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时,顺时应势地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一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写入了联合国决议。这一切都表明,这一理念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作为其内核和灵魂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作为基础和支撑。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根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提出了构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任务。近几年来,国内外关于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许多探讨和讨论,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关于将人类共同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完整系统研究。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尝试在对历史上中西方共同人类价值思想进行初步挖掘和梳理并利用现有价值思想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今天人类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并着重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应有的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阐述其理论架构,最后也对它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提出初步设想。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阐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思想理论渊源。中西方历史上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是今天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第一章主要对中西方思想史上人类共同价值思想进行梳理、分析、提炼和归纳。西方思想家以探讨和构建“好社会”（理想社会）为中心,提出把幸福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这对于当前人类构建共同价值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价值观蕴涵着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理念,近现代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以及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等当代主张等,都是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在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要充分利用和挖掘中西方的思想资源,通过梳理历史上各具特色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归纳出其中的合理因素。这些合理因素可以为当代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提供思想滋养和宝贵启示。第二,阐述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第二章通过分析人类还未建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以及人类价值冲突和面临严重危机的现状,提出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从人类具有谋求生活得更好的共同本性、人类整体意识不断增强、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价值共识几个方面分析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可能性;最后对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现实条件作了阐述,这些条件包括现代科技信息化和文化交流、国际组织、会议、赛事,联合国文书和国际法、区域共同体和合作组织等。第三,从理论上尝试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提出初步的架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价值系统,存在着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和要素,而且它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第三章主要从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整体架构进行了初步的勾画,并阐述框架内各层次确立的必要性、意义、内涵及其依据。本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表达了本文的最主要观点。本文认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终极价值目标包括底线目标（世界永久和平）和最高目标（人类普遍幸福）,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以及合作、共赢、和谐,而应把人类利益至上、维护基本人权、恪守和平底线和协商解决冲突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最基本原则。第四,阐述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理论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或人类共同价值观必须转化为现实,转化为世界性的制度和文化,才能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引领世界和人类朝着永久和平和普遍幸福的方向加速前进。要实现这种转化,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必须选择合适的路径。第四章在借鉴和吸取历史上国家价值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要坚持四条主要原则,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原则、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各国平等原则和尊重各国国情原则。这一章还把广泛达成人类价值共识、激励各国积极参与、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建立世界管理机构、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路径。
刘娜[2]（2020）在《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也被译为“环境正义”或者是“环境公平”,它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颖命题。动词“environ（环绕）”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中的“环境”（environment）归词,指的是某个人、某群体、某物种或者普遍生命形式的周围事物。综合学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本文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学术立场,它考察具有“自我”的主体与他者在各类环境中,公正地享用环境之利益与风险的分配、参与制定环境政策、在环境分配方案上获得个人和社会认可,以及维持生命发挥作用的能力。他者包括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而相区别的人,甚至其他物种。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与人建环境。环境公正对生态批评的大规模影响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态批评本身属于比较新兴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是由于早期生态批评关注的中心是荒野、田园等自然场所。1997年美国学者T.V.里德（T.V.Reed）提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environmental justice ecocriticism）这个术语,使得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从此之后更加明确。环境公正促使生态批评从荒野回到城市,回到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从而使得生态批评不仅具有崇高的生态理想,同时也立足牢固的现实基础。环境公正是对之前生态批评所持生态中心主义取向的反拨,它关注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造成的不公平之环境权益和环境危害,扭转了对弱势群体环境状况的忽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为生态批评的自然底色添加了社会因素,注重弱势群体享受的公平正义。伦理关怀对象从边缘人群到非人物种的层层扩大,使它更具现实基础与可操作性,并构成了连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纽带。环境公正从人与自然一体的整体视角考察问题,为自我言说,为他者赋权。兼顾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三个维度。然而,国内外生态批评领域内,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稍显不足,未能形成系统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摆脱研究单一文学文本和单一生态批评家的局限,在历时性上追踪生态批评的历次发展浪潮,在共时性上考察同一时期内生态批评的理论趋向和典型特征,采用文献梳理、比较研究的方法,综合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思辨,力求细致、深入地论述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面貌及其对现实环境危机的回应。本文试图全面梳理环境公正的重要文献,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生态批评的总体发展进程,在微观层面上聚焦环境公正的演变及其对生态批评的构建作用,以“环境公正”这个关键词为切入点,围绕1、2、4、5这四个数字展开研究:1即1种批评理论“生态批评”,2即生态批评的第2波“环境公正”,4即生态批评的4次转向,5即生态批评的5波浪潮。在综合分析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环境公正思想源流与生态批评的历次浪潮,梳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与发展过程,厘清环境公正的概念内涵,揭示环境公正在生态批评4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演变脉络与深化趋势,回答环境公正如何与生态批评相互促进的问题,以提供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这种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将丰富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构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参考,为我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概念厘定,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指出本研究之目的、意义与创新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生态批评对环境公正的诉求日益强烈,一部分学者将环境公正引介到生态批评中,从而引发了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环境公正不是对之前生态中心生态批评的简单抛弃,而是对生态批评进行修正、深化与拓展,增添了多个视野,是一种推陈出新。第一章对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进行总体论述。本章主要研究生态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的划分,环境公正思想内涵,以及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几个方面。具体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梳理、比较、归纳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理论体系的构建,综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对生态批评前两次浪潮的划分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对生态批评后三次浪潮的划分,分析历次浪潮转向的原因与生态批评与时俱进的环境实践之特色。在此基础上,揭示环境公正对自我/他者、男性/女性,白人/有色人种,富人/穷人,上流阶级/底层阶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人/非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说明环境公正所具有的学理优势、伦理关怀和可操作性。根据彼得*S.温茨（Peter S.Wenz）的环境公正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Circle Theory）描绘环境公正的伦理关怀向度,说明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本文认为,环境公正按照同心圆模式,以共情（empathy,也被译为“移情”或“同理心”）贯通“自我”与“他者”的鸿沟,由己及彼,把伦理关怀对象扩展到包含其他具有性别、种族、阶级等差异的弱势人群,进而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每个物种。新物质主义对生态批评的影响使得物质的能动性被纳入考察范围,这更为环境公正伦理主体的层层扩大提供了学理依据。当这个同心圆层层扩大到每一个存在物、并将每个存在物都视为主体的时候,环境公正也就达到了它的终极状态,即万物齐一、众生平等的生态公正。虽然这种意义上的生态公正目前有乌托邦之嫌,人类之外的非人类物种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主体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生态公正作为一种生态理想,是人类为之努力的目标,而环境公正就是具有可行性的实践措施,它使公正不至于成为空谈,是联系现实与理想的桥梁。第二章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梳理。本章具体从初露端倪、全面兴起、蓬勃发展、持续深化和前沿问题五个部分,追溯与评议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要是根据生态批评的五次发展浪潮为线索进行论述与探究,涉及到早期作品中环境公正思想的萌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正式提出,由荒野自然向城市自然的转变,风险社会、慢暴力、跨身体性、行动者网络理论、共情等理论和概念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拓展与深化。这些方面显示出环境公正与生态批评的五次浪潮互相促进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生态批评诞生之前及第一波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批评浪潮中,自然书写中蕴含着环境公正诉求;在第二波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浪潮中,对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关注显现出环境公正考量;在第三波的跨文化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公正思想添加了跨文化维度,环境公正从地区走向了全球;在第四波的物质生态批评浪潮中,物质的能动性和叙事能力深化了环境公正思想;在第五波的心理与信息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叙事涉及的情感理论、心理概念和信息传播策略受到重视,这为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倾向走出文本、走向现实提供了更广阔的出路。伦理主体范围的一次次扩大并不是线性发展的简单趋势,其错落交叠的轨迹显示出学者们为构建环境公正话语而付出的努力。第三章研究批评学者基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本章选取了针对四部经典小说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概括评析,体现学者们在文本解读中的环境公正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应用生态批评相关理论对文本的环境公正分析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足。本章首先关注学者们对《布娃娃瘟疫》的批评,包括物质视角下的患病身体与跨身体性对环境非公正的揭示,以及社会视角下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对环境非公正的强化;其次,针对小说《死者年鉴》的批评实践,评析暴政迫害中体现出的“生态他者”形象,揭露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原因与表现,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分别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内在驱动与解决途径;再次,聚焦学者们对《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进行的环境（非）公正解读,从“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以及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三个部分来进行概括与延伸。最后,审视学者们在分析《食肉之年》时从三个方面表现出的环境公正立场,即霸权挟裹带来的食品公正问题,“肉是信息”连接的毒性身体,以及全球贸易导致的多元贱斥。本章对于上述文本的批评进行分析与补充评论,目的是发掘被忽视或被误读的环境公正思想,揭示和肯定环境公正视角对激发生态思想和生态审美意识的积极作用,并凸显在文学这个想象世界中,环境公正对于拓展伦理关怀范围的积极意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对象并非仅是生态文学,但是文学情节相较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辽阔的空间,如果只把公正的施与对象界定在人类范围内,未免抹杀了文学世界较于现实世界的优势,当前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尚且无法考量的伦理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反而容易推行,文学的理想性对人类的启蒙、教化作用也正是基于此点。环境公正不仅促进了文学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等学科的跨界联合,而且也实现了与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多个流派的交融。这种跨文化和跨文明的宏大视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研究空间,并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章围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展开研究。本章指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通过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参与现实的环境实践,因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双重叠加而为文学、文化的生态批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领域。此外,本章聚焦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发展路径,着眼于它在人类世中的全球视野以及它在中国生态文明时代中的在地立场。如果说,全球在地化是在空间上对批评跨越中西的展望,那么本章结尾部分,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则在时间上融通古今,观照从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的探析到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的呈现。本文在此考察了中西方生命/生物共同体的概念,进而提出一种设想: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需要立足于它同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契合点,借助生命共同体思想深化自身,并推动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传播、落实,塑造生态审美意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己建构了较为完善而又开放的生态批评理论,具有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实践;与之相比,我国目前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尚未形成足够的学术氛围,理论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都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因此要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在新时代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更进一步地强调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对于人与万物价值的肯定,确立发展具有反思性和建设性的生态批评体系,并最终将生命共同体思想付诸环保行动来推进绿色发展。理论只有符合国情才能更好地培养生态意识、指导环境实践,发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研究将推动中西生态话语的深入对话与交流。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充分肯定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分析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存有的不足。该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三个核心观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凭借自身的文学性与实践性参与话语建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成为连接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桥梁;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伦理趋向为实现伦理共同体涵盖生态系统准备了前提条件。同时指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目前的缺失和不足,认为需要在跨学科借鉴中避免生搬硬套而导致误解,在多元扩展的同时防止边界过于模糊,并且需要完善解构之后的建构问题。最后提倡中国生态批评、文学批评甚至文化批评对西方的环境公正研究进行批判的借鉴,在理论上自主创新,进而结合中国文学资源,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路向。当今时代中,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复杂的环境运动作出回应,是生态批评面临的中心任务。环境公正具有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这使它能从多重维度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思路与动力。环境公正的人文关切在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生态批评中添加对“人”的重视,肯定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并尊重各种群体的价值与权利;环境公正的伦理关切既含有社会公正因素,又涉及生态立场,它审视弱势群体遭受的非公正生存境遇,致力于公正地处理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问题,消除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社会因素导致的物质环境不平等现象;环境公正的生态关切源自生态批评一贯的生态立场,通过探究文化载体中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追求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美丽,万物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存在。人文关切的以人为本,有利于消除社会非公正,而社会公正与物质环境的叠加则构成伦理关切,环境伦理有助于生态关切的实现并推动生态关切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而生态关切对生命共同体的维护又反过来对人文关切与伦理关切有所助益。所以,这三种关切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通过观照环境来推动生态批评发展,通过绿色理论引发绿色行动实践。环境公正必将有助于生态批评实现人文精神和生态思想的交融,也就是走向生态整体主义。
张超[3]（2020）在《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末以来,信息科技革命引起了人类大变革,全球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和交往上愈加普遍,全球化现象遂凸现出来。在全球化沛然不可阻挡的背景下,诸如民族国家、公民资格等理念面临着重新思考的必要。教育如何帮助公民应对全球化中出现的种种变化与挑战,成为教育领域最为迫切的研究问题之一。这就要求各国不但要坚持培养公民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而且要注重培养公民的全球意识和包容不同文化的胸怀,最终培养在全球化社会中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公民。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实施全球公民教育计划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培养负责任的全球公民,这是全球化时代公民教育的新使命。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系之一,教师娴熟,设施完善,学生的表现接近国际评估的最高水平,研究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特别是自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以来,对我国学生教育具有借鉴意义。本研究基于三个渐进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本体论之思,即“是什么”的研究。本研究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进行了描述性研究,界定了相关核心概念,分析了国内外关于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的热点和存在的问题,并重点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设置、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等内容进行了研究。第二维度是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目的论之思,即“为什么”的研究。本研究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进行了反思性研究,研究了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产生的背景和发展阶段,探讨了其产生的理论根源。第一,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历史演进。本文从政治学的角度,梳理了加拿大民族国家成立以来,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发展脉络。二是与全球公民教育相关的全球化理论、公民资格理论和共同体理论。本研究认为全球化是全球公民产生的直接动力,全球公民教育课程是教育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形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其次,通过对公民资格理论的分析,从全球公民的演变、认同、权利、责任等方面阐述了全球公民教育的主要观点。第三个维度是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方法论之思,即“怎么样”的研究。本研究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进行了评价性研究,梳理了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实施效果和特点,最后得出为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公民教育课程的启示。本研究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创造性地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公民教育的关系。本研究的结果将有助于厘清全球认同问题及其在民族国家实施的可能性,有助于追踪、分析和科学研判全球公民教育,有利于拓展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研究的“全球视野”,丰富和充实我国公民教育课程理论的研究,探索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在我国的“本土生长”。有利于探讨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中国融入世界提供教育智慧,消解狭隘的民族主义,预防极端暴力主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人类在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共同责任上达成的广泛共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公民”不再是一个高山仰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坚持“理解、宽容、合作、共生”理念和全球公民教育来实现的目标。
吴传刚[4]（2019）在《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改进研究》文中提出自古以来各国都有对于教师标准的关注,但对于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则是在教师专业化研究背景下展开的。到20世纪80年代教师专业标准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我国对教师专业标准的研究起步较晚,是在21世纪初开始的,但发展较快,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特别是2012年我国正式颁布了幼儿园、小学、中学三个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提出幼儿园及中小学合格教师专业素质基本要求,正式开启了教师专业标准改革之路。这里选取了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国内外教师教育发展的历史的梳理与比较,分析探求教师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要素——标准,并寻找教师“标准”发展的历史逻辑及现实规律,探求专业化背景下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理论基础及完善策略。研究中采取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搜集了我国自1896年开始至2019年的我国关于中小学教师标准相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比较借鉴了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的教师标准发展中的基本经验。调查了我国中小学教师工作情况。从中发现了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中存在诸如工具理性过强人文关怀不足、对时代新要求反映不足、对在职教师要求不足、对新技术应用要求不足等问题。并依据人本理论、教师专业化、教师专业发展等理论结合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实际,提出了从丰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内容、完善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职前职后层次结构、保障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作用发挥、提高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水平四个方面的策略来完善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谷伟[5]（2019）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文中提出在当代美国文坛,乔纳森·弗兰岑是堪与唐·德里罗、E.L.多克特罗等前辈文坛巨匠相比肩的年轻一代小说家。作为悲剧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弗兰岑在创作中借助人物动荡的生存体验来折射宏观社会文化危机,培植穿透虚幻表象洞悉复杂现实的认知潜能。中后期代表作《纠正》《自由》与《纯洁》引爆了读者的抢购狂潮,获得批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三部小说在捕捉公众集体想象的同时,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弗兰岑政治意识的锐度在减弱。这些批评声音所固守的是后现代主义立场,默认小说的能动性在于激进的形式实验,认为复归描摹家庭生活的现实主义就是向霸权投诚。而且,多数批评局限于单一小说文本,既无法立体呈现弗兰岑的创作全貌,亦使小说值得挖掘的文化政治维度无法获得充分讨论。据此,论文聚焦《纠正》《自由》与《纯洁》三部作品,细致分析弗兰岑对当代公共政治危机不同侧面的表征,挖掘其对重振公共领域的反思,勾勒弗兰岑中后期创作的主旨脉络,揭示其强烈的文化焦虑和时代关注,全面呈现其深层的文化政治意识,展现悲剧现实主义的核心理念。论文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入手,在对小说进行贴合文本语境的具体阐释中,借鉴诸多当代理论家的思想锋芒,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理论、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理论、劳伦·勃朗特的情感依恋思想、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哲思、哈特与奈格里的诸众理论等,透过理论洞见来赋予论文更为深入的剖析视角。论文全篇共分五个部分,包括绪论、主体三章与结语。第一章（绪论）勾勒了弗兰岑的创作生涯,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探究了各时期的学界评论重心,归纳了对悲剧现实主义小说文化政治维度的理解缺憾。在对悲剧现实主义进行认知图绘的基础上,绪论指出论文旨在捕捉弗兰岑文学创作的总体脉络,聚焦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反思,随后概述了论文的结构框架。第二章从《纠正》对技术消费主义的批判入手,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超空间中公共政治的衰微困境与重振策略。本章重点讨论了生物精神病学诊疗机制的物质主义逻辑,指出其摧毁了主体的内在世界,进而破坏了认知定位能力与共同体视野。《纠正》中的兰伯特夫妇及其三个子女的生命都以不同方式被吸纳到技术消费主义的霸权宰制中。弗兰岑通过再现兰伯特一家摆脱技术消费幻象的挣扎历程,指出抵抗霸权需要重拾历史意识,恢复生命存在的故事时间深度;重塑认知定位,洞悉个体动荡苦难与集体福祉保障的瓦解密切相关;重构社群意识,构筑他者关爱的“情感空间”,形塑扞卫集体福祉的至善共同体。第三章从《自由》对美国政治势力的全谱分析入手,探究了新自由主义霸权下的公共政治危机。《自由》以帕蒂与沃尔特夫妇、好友理查德、儿子乔伊等人物的爱恨离合为主轴展开叙述。小说中诸多人物受到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深刻影响:或如沃尔特等自由主义者投身“士绅化”等基于身份政治的文化抗争,却因白人精英身份,落入多重结构困境;或如理查德等文化左派诉诸朋克亚文化的对抗实践,却囿于激进颠覆的边缘立场,日益孤立大众;或如帕蒂与儿子乔伊受到右翼势力的情感操控,执着依恋物欲自由观,无视日常生活的苦难。藉由再现人物的霸权抗争,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认知图绘,洞悉新自由主义摧毁集体福祉的扩张逻辑,把握多元资本权力关系的聚合点;重拾历史意识,回溯美国自由共识中的非理性威胁,顺势把握自由信仰的另类策略;重整扞卫共同性的诸众联盟,摒弃无效的激进边缘立场,藉由爱来构筑共同体意识,进而统合奇异多元的诸众力量。第四章从《纯洁》对生命权力的反思入手,探究了数字资本霸权的公共政治危机。小说藉由女孩碧普找寻生父的历程,逐步揭开碧普父母与以阿桑奇为原型的网络揭秘英雄安德烈亚斯·沃夫的复杂纠葛,再现了资本主义藉由数字技术重构意识感知与精细调控人口的生命宰制。此外,小说分别从伦理与心理机制溯源,揭示出数字网络生命宰制与资本权力扩张的伴生关系,探究了数字网络对公共领域的巨大破坏力:一方面透过建构虚拟安全幻象,数字网络摧毁了个体基于他者认同的社会人格身份,消解了复杂现实和深度交流;另一方面透过操控物性持存工业体系,数字网络宰制了传承世代经验象征符码的前个体储备,破坏了“个性化”进程,在摧毁主体独一心理结构的同时,消弭了多元包容的至善共同体。通过对碧普走出虚拟安全幻象的曲折探索,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历史意识,洞悉技术理性架空人类的启蒙辩证法逻辑,把握数字资本瓦解国家政治架构的趋势;重构认知定位,建立认知数字资本权力的微缩模型,揭示权力运作的对立框架来悬置权力机制;重建社群意识,推动大众透过思辨来洞悉数字资本宰制生命的危机,进而直面社会现实和人际交往,敞开创造新世界的行动潜能。第五章（结语）探究了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能动性,指出弗兰岑意图重塑卢卡奇论及的“总体性”意识。在《纠正》《自由》与《纯洁》中,弗兰岑从多维度把脉诊断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复杂症候,在不同时期聚焦了公共政治危机的不同重心,持续调整和完善认知图绘、历史意识与社群连接的行动策略,旨在总体把握资本系统的错综现实,寻求重振公共政治的良方。
杨四海[6]（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提出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徐顺[7]（2019）在《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文中提出当前,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深刻的加快了社会转型发展。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一批新兴技术的发展,给我们造就了虚拟的数字社会空间,开启了数字化时代,生活在现实物理空间的公民拥有了新的身份——数字公民。当代大学生是伴随着网络技术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如何在数字社会中生存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在迅猛发展的数字时代,数字公民素养俨然成为了数字时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综合性素养,而大学生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层次人才,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提升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客观需要。高水平的数字公民素养对实现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人的全面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公民素养是信息社会发展形势的基本前提、是信息时代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是当代中国国家政策的基本要求。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如此重要,首要的研究就是探索数字公民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的影响因素不仅能进一步丰富数字公民素养的相关理论,也能从实践上为我国的数字公民教育提供政策建议。本文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三元交互决定论”,从个人因素、环境因素、行为因素等三个层面构建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影响因素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影响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对教师和学生个体代表的半结构化访谈,采用SWOT（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分析法剖析大学生在数字公民素养提升过程中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从而提出科学、有效的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提升策略。本论文在界定数字公民、数字公民素养等相关核心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详细的文献分析,厘清了数字公民素养的内涵,对目前国内外数字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述,对目前数字公民素养的测量工具进行了搜集归纳总结,对数字公民素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提炼,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基本框架,确定了个人因素（学生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学生互联网态度）,环境因素（教师信息技术使用、教师互联网自我效能感、教师互联网焦虑感、学生感知的学校组织支持感）,行为因素（学生人际沟通能力、学生社交媒体能力、学生21世纪数字技能）等影响因素,构建了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的影响因素模型。本文编制了《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影响因素问卷》（教师卷和学生卷）,通过对湖北某地方高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法分析并验证影响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对教师和学生个体代表的半结构化访谈,采用SWOT分析法剖析大学生在数字公民素养培养与提升过程中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从而提出科学、有效的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提升策略。综合本文,在全面完成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获得了一些重要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个人因素层面,大学生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互联网态度与大学生的数字公民素养水平显着正相关。第二,在环境因素层面,教师的互联网自我效能感和大学生感知的学校组织支持感与大学生的数字公民素养水平显着正相关,而教师信息技术使用促进学生交流与学习的情况及教师的互联网焦虑感与大学生的数字公民素养水平没有显着相关性。第三,在行为因素层面,大学生的社交媒体能力和21世纪数字技能与大学生的数字公民素养水平显着正相关,而大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与其数字公民素养水平没有显着相关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作者提出了促进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提升的几点策略:第一,从个人层面来说,提高大学生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互联网态度有利于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的提升。第二,从环境层面来说,教师和学校都是作为学生的外部环境。对教师来说,师生是紧密联系的共同体,教师的互联网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也能带动学生数字公民素养的提升。对学校来说,大学生长期在学校学习生活,学校在信息化水平建设方面的支持也对学生的数字公民素养有重要正向影响,因此加强学校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资源与应用、信息化服务和保障机制的形成等组织上的支持能显着提高大学生的数字公民素养。第三,从行为层面来看,提升大学生的社交媒体能力和21世纪数字技能也可以显着提升大学生的数字公民素养。
邓妍[8]（2019）在《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汤一介（1927-2014）是当代中国着名的学者、哲学史家和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领军人物,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哲学之路并不平坦,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工作者”到真正的“哲学问题思考者”的艰难转变。汤一介不仅对中国哲学有着精深独到的研究,对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颇为熟悉与了解;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与海外学术界接触与交流的学者,他深知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必要性,故始终致力于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他有着敏锐的哲学问题意识和极为深刻的反思精神,是思想转型时期的探索者,是推动传统哲学复苏的重要人物,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来,汤一介的哲学研究始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他从“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观点出发,提倡以概念范畴研究法研究中国哲学。他首先从宏观上为传统哲学建构了一套概念范畴体系,展示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认识史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随后又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具体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理清了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深化了人们对郭象及整个玄学哲学体系的认知。概念范畴法促进了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也是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一次尝试,但其逻辑化特征与中国传统哲学非逻辑化思维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基础上,汤一介受到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将解释学方法与概念范畴法结合,重新研究郭象哲学,由此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从理论内涵看,汤一介提出的中国解释学包括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三个层次,但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处于第一层次,甚至对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也存在争议。在以上方法论的影响下,汤一介就“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对传统哲学现代化展开了研究。他采取体系化的建构与阐释方式,以知识论和价值论合一的“真善美”问题为研究视角,并凸显了“天人”关系问题在传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导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基本命题,并分别阐释了其理论内涵,确立起传统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汤一介由三大基本命题又推导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三套重要理论,完成了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深化。汤一介建构的传统哲学理论体系不仅彻底摆脱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回归了传统文化的立场,而且从整体上凸显了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和现代价值,但其局限性在于囿于理论体系的宏观性而难以继续深入。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汤一介从传统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研究。对于如何面对传统文化的问题,处于“文化热”中的汤一介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态度。他由此提出“文化演进合力论”,认为转型期中国文化需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力量的合力中才能实现发展,但他尤为注意保守主义的作用,体现了他的传统文化立场。在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汤一介以佛教中国化问题为鉴,提出了“文化双向选择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双向互动、实现融合。尽管这一理论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但汤一介对冯契和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的强调可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汤一介持“文化多元共存”的观点,以“新轴心时代”为其理论基础,对“和而不同”作出了文化学阐释,将之视为文化多元共存的理论原则。此外,汤一介还为跨文化对话提出了“负”的方法论及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具体方法。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注意吸纳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展示了他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汤一介以“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哲学研究的使命,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学术精神坚持不懈地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为转型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蔡拓[9]（2018）在《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比较分析》文中指出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内在关联,它们拥有共同的价值与理念,都关注并倡导人类的整体性利益与发展。世界主义有更浓重的哲学与伦理色彩,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更多体现了人类的社会性、政治性需求。世界主义有着更悠久的历史,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凸显于当下的全球化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世界主义在当代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种迫切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方面要依据其自身的理论支柱和价值指向,另一方面则要观照到现实的可能性。基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可区分为两个层次与两种类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以两步走的方式,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地化。第一个阶段是基于主权国家之上的合作共赢,权责共担,共同利益和责任为导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阶段是基于类主体之上的,凸显全球情怀、全球关切、全球意识,以共同利益、责任与价值为导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杨雪[10]（2017）在《走向“世界公民” ——论作为世界公民教育的外语教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命运关乎每个人的发展。“寰球同此凉热”,建设一个“大同世界”,不仅是传统中华文化中“天下”情怀的诗意表达,更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发展问题作出了强有力的积极回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教育的参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提出,要在培养学生“国家认同”的同时,培养其“国际理解”素养。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也提出“全球化创造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型经济、社会和文化空间,正在促成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新的身份认同和动员模式”。所以,培养“世界公民”成为了各国教育价值取向的“最大公约数”。对世界公民的培养,不仅能够实现民族国家的发展需要,更能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助力。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公民”,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和心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情怀,同时还必须能够尊重和包容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最重要的是要积极参与本土及全球事务并努力促进世界的正义与美好。基于这样的“世界公民”的本质要求,世界公民教育要以观念培养、道德型塑以及发展技能为手段,来培养既对民族国家负责又对世界负责的合格公民。世界公民教育为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人的社会交往依赖语言。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不同,全球化背景下,外语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语言兼具工具与本体功能,“国际理解”素养的培养,不仅要注重语言的工具性,也要重视起人文性、文化性。正是由于外语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使得外语教育成为了世界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狭隘的工具主义倾向,使外语教育过分注重对人的培养的实用性,片面强调“语言”的优先性,导致了外语教育人文性的失落,丧失了其对世界公民培养的价值意义。因此,要想实现外语教育对“世界公民”培养的价值,首先必须要转变外语教育狭隘的工具主义的观念,使外语教育从工具主义的困境中走出来。其次,外语教育要积极树立全球眼光,实现教育变革,在“立足本土”与“走向世界”的动力中,实现对美好世界的追求与构建。
二、普遍伦理的可能性研究——走向全球意识伦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普遍伦理的可能性研究——走向全球意识伦理（论文提纲范文）
（1）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二、本研究的意义 |
| (一)学术价值 |
| (二)应用价值 |
| 三、本研究的主要任务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 |
| (二)研究的内容 |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 |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具体研究方法 |
| 五、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视角的创新 |
| (二)学术观点的创新 |
|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一章 人类共同价值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西方思想家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探索 |
| (一)西方古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 (二)西方近现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 二、中国价值观所体现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 (一)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人类价值思想 |
| (二)中国近现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 (三)中国当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 三、历史上人类共同价值思想的重要启示 |
| (一)追求人的幸福生活 |
| (二)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 |
| (三)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理想社会 |
| (四)追求公平正义、持久和平和普遍幸福的美好世界 |
| 第二章 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现实性 |
| 一、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时代背景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得到国际认同 |
| (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世界的主旋律 |
| (三)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基调 |
| 二、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 |
| (一)人类尚未建立起应有的价值体系 |
| (二)现代价值的弊端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严重生存危机 |
| (三)西方推行霸权主义给世界安全和国际秩序带来挑战 |
| (四)价值相对主义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带来障碍 |
| 三、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可能性 |
| (一)人类具有谋求生活得更好的共同本性 |
| (二)人类的整体意识不断增强 |
| (三)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价值共识 |
| 四、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现实性 |
| (一)现代科技信息化和文化交流的推动 |
| (二)国际组织、会议、赛事的推动作用 |
| (三)联合国文书和国际法提供的共识 |
| (四)区域共同体和合作组织提供的经验 |
| 第三章 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理论架构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内涵及其架构 |
| (一)价值、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 |
| (二)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 |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总体框架 |
| (四)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应具备的特征 |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终极目标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终极价值目标的确立 |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终极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 |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终极价值目标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核心价值理念的基本内涵 |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核心价值理念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
| 四、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原则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基本价值原则的确立 |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基本价值原则的基本内涵 |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基本价值原则的贯彻和落实 |
| 第四章 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与路径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任务及障碍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任务 |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障碍 |
| 二、中西近现代价值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 |
| (一)中西近现代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异同 |
| (二)中西近现代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启示 |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 |
| (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原则 |
| (二)尊重国家主权原则 |
| (三)各国平等原则 |
| (四)尊重各国国情原则 |
| 四、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路径 |
| (一)广泛达成人类价值共识 |
| (二)激励各国积极参与 |
| (三)发挥国际组织作用 |
| (四)建立世界管理机构 |
| (五)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2）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概念厘定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意义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概要 |
| 第一节 生态批评总论 |
| 一、生态批评的缘起 |
| 二、生态批评的定义和任务 |
| 第二节 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羊皮纸上的重写 |
| 一、劳伦斯·布伊尔对生态批评浪潮的划分 |
| 二、斯科特·斯洛维克对生态批评浪潮的划分 |
| 三、对五次浪潮的总结评述:回顾与反思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思想探析 |
| 一、环境公正理论的历史渊源 |
| 二、环境公正运动的原则 |
| 三、多元化公正概念与实现方案 |
| 第四节 环境公正与生态整体 |
| 一、环境公正解构二元对立 |
| 二、环境公正连接“自我”与“他者” |
| 三、环境公正建构生态整体主义 |
| 第二章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初露端倪 |
| 一、亨利·戴维·梭罗的环境公正先声 |
| 二、蕾切尔·卡森的环境公正忧思 |
| 三、巴里·康芒纳的环境公正诉求 |
| 第二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全面兴起 |
| 一、T.V.里德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宣言 |
| 二、从蛮荒之野、田园之境到城市自然 |
| 三、环境公正与毒性话语的交汇 |
| 四、环境公正为弱势群体发声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蓬勃发展 |
| 一、后殖民主义视野与环境公正的交集 |
| 二、从“地方”视野到“星球”视野的拓展 |
| 三、世界性的风险社会 |
| 第四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持续深化 |
| 一、环境公正与暴力形式 |
| 二、能动性与跨身体性 |
| 三、行动者网络理论 |
| 第五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前沿问题 |
| 一、情感的环境公正力量 |
| 二、共情的环境公正倾向 |
| 第三章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经典文本批评实践 |
| 第一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灾难肆虐:《布娃娃瘟疫》之物质流转 |
| 一、物质渗透与跨身体性 |
| 二、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 |
| 第二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暴政迫害:《死者年鉴》之生态他者 |
| 一、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 |
| 二、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气候危机:《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 |
| 一、“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 |
| 二、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 |
| 三、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 |
| 第四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生存困境:《食肉之年》之多元贱斥 |
| 一、霸权挟裹与食品公正 |
| 二、“肉是信息”与毒性身体 |
| 三、全球贸易与多元贱斥 |
| 第四章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 |
| 第一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 |
| 一、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对现实的影响和参与 |
| 二、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 |
| 一、全球视野:人类世时代背景 |
| 二、在地立场:生态文明的呼声 |
| 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 |
| 一、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之探析 |
| 二、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之呈现 |
| 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与生命共同体思想之契合 |
| 四、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话语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项目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全球性问题的凸现挑战了传统的“国家公民”教育 |
| (二)国际组织实施全球公民教育计划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
| (三)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对高阶人才的客观需求 |
| (四)新时代背景下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
| (五)加拿大是世界上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建设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
| 二、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方案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公民 |
| (二)公民教育 |
| (三)全球公民 |
| (四)全球公民教育:跨学科显学 |
| (五)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跨学科课程群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研究趋势分析 |
| (二)关于全球公民内涵与分类的研究 |
| (三)关于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研究 |
| (四)关于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文献研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一)加拿大公民教育、全球公民教育文献研究概况 |
| (二)关于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文献研究述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一、全球化理论 |
| (一)全球化的基本理念 |
| (二)全球化是“全球公民”产生的直接动力 |
| (三)习近平全球化思想的基本内涵 |
| 二、公民资格理论 |
| (一)全球公民资格的演进 |
| (二)全球公民资格认同 |
| (三)全球公民权力 |
| (四)全球公民责任 |
| 三、共同体理论 |
| (一)共同体概念界定和基本内涵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
| 第三章 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的历史演进 |
| 一、“盎格鲁价值观”主导下的联邦国家建设时期(1864年至1945年) |
| (一)从依附性人格到个体主体人格的转变 |
| (二)英国文化主导的“英国臣民式”教育 |
| 二、“加拿大认同”指导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时期(1945年至1970年) |
| (一)整合共同文化,塑造“加拿大认同” |
| (二)双元文化主义的“权力公民”教育 |
| 三、“多元文化主义”引领下教育变革时期(1970年至20世纪90年代) |
| (一)尊重文化多样性,倡导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共享 |
| (二)加拿大式“好公民”教育 |
| 四、“社会融合”取向的全球化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 (一)“一体多元”使加拿大成为全球公民的精神家园 |
| (二)协调与融合国家认同与全球认同的“全球公民”教育 |
| 第四章 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设置和目标 |
| 一、加拿大中小学跨学科课程中的全球公民教育 |
| (一)小学阶段(1-8年级)课程注重基础性和整合性 |
| (二)中学阶段(9-12年级)课程强调选择性和适用性 |
| 二、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目标体系 |
| (一)培养具有全球能力和负责任的全球公民的总目标 |
| (二)构建知识与理解、技术能力、价值观和态度三维分类目标体系 |
| 第五章 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内容和实施途径 |
| 一、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内容 |
| (一)全球问题和相互依存:增强全球意识的基础 |
| (二)全球参与:全球公民的权责实践 |
| (三)全球能力:整合21世纪技能,增强学生全球竞争力 |
| 二、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实施途径 |
| (一)学校愿景:引导全球公民教育的普遍性重视 |
| (二)学科课程:系统普及全球公民知识的最佳载体 |
| (三)跨学科渗透:支持全球公民教育的全面发展 |
| (四)活动课程:扩展学生提供参与实践机会 |
| (五)潜在课程:辅助渗透学生价值感和责任感 |
| (六)社区实践:实现全球公民教育融合的重要领域 |
| (七)互联网和媒体:作为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补充手段 |
| (八)“全校教学法”:加拿大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全方位实施 |
| (九)实施全球公民教育的教学原则 |
| 第六章 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评价和实施效果 |
| 一、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评价 |
| (一)总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相结合,重点是形成性评价 |
| (二)多样化的评价方法和手段 |
| 二、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实施效果 |
| (一)实施取得的成绩:促进全球公民意识的形成和能力的提高 |
| (二)实施产生的问题:对全球公民教育认同有限 |
| 第七章 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反思和启示 |
| 一、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特点 |
| (一)课程目标在于提高义务学龄段(k-12)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
| (二)课程内容设置注重国家认同与全球意识的整合 |
| (三)促进加拿大“一体多元”社区协作参与为途径 |
| (四)拥有主体间性的课堂教学话语 |
| 二、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对建构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的启示 |
| (一)研制兼具全球性和民族性的公民教育课程培养目标 |
| (二)强化本国传统思想课程资源的文化底蕴 |
| (三)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课程论域 |
| (四)重视家、校、社区联动作用的课程内化路径 |
| (五)增设全球公民教育相关校本课程 |
| (六)统筹推进新时代高素质兼具胜任力的教师队伍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4）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师范教育”与“教师教育” |
| (二)“教师专业化”与“教师专业发展” |
| (三)“教师资格”与“教师资格认证” |
| (四)“中小学教师”与“教师专业标准”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拟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教师专业化的研究 |
| 二、教师专业标准研究 |
| 三、关于教师资格的研究 |
| 四、关于文献的评价 |
| 第二章 稽古鉴今:我国中小学教师标准的历史演进 |
| 一、清末时期的教师标准 |
| 二、民国时期的教师标准 |
| 三、新中国时期的教师标准 |
| 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 |
| (一)“标准”可以消解教师教育发展中的矛盾争议 |
| (二)标准中彰显我国文化特色 |
| (三)“标准”体现传承的价值 |
| 五、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
| 第三章 稽外鉴中:德法美日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历史演进与启示 |
| 一、德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历史演进 |
| (一)德国教师标准的形成与发展 |
| (二)德国教师专业标准的确立与完善 |
| 二、法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历史演进 |
| (一)法国教师标准的形成与发展 |
| (二)法国教师专业标准的确立与完善 |
| 三、美国教师专业标准的历史演进 |
| (一)美国教师标准的形成与发展 |
| (二)美国教师专业标准的确立与完善 |
| 四、日本教师专业标准的历史演进 |
| (一)日本教师标准的形成与发展 |
| (二)日本教师专业标准的确立与完善 |
| 五、德法美日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对我国的启示 |
| (一)丰富标准内容 |
| (二)形成标准体系 |
| (三)尊重本土文化 |
| (四)发展信息技术 |
| 第四章 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存在的问题 |
| 一、基于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教师工作状态调查 |
| (一)调查的目的 |
| (二)调查的工具与方法 |
| (三)样本的选择与数据采集 |
| (四)调查结果的总体概况说明 |
| 二、基于调查、历史、国际比较发现教师专业标准存在的问题 |
| (一)教师专业标准中工具理性过强,人文关怀不足 |
| (二)现行教师专业标准未反映出时代进步对教师的新要求 |
| (三)教师专业标准的层次划分不够清晰 |
| (四)教师专业标准中对教师掌握新信息技术的要求不足 |
| (五)教师专业标准监控制度缺失 |
| 第五章 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理论研究层面 |
| (一)缺乏对教师生命关怀的理论研究 |
| (二)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专业标准一致性研究缺乏 |
| 二、专业标准制定的实践层面 |
| (一)未能全面遵循专业标准的制定原则 |
| (二)一体化的监督体系尚未形成 |
| (三)教师专业标准未能引导制度形成稳定的结构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的策略 |
| 一、明确目的、科学定位,标准中体现对教师生命的关怀 |
| (一)深刻理解教师的“职业性”与“存在性”,彰显教师生命价值 |
| (二)构建“温暖”的教师专业标准,让教师拥有获得感与幸福感 |
| 二、完善结构、丰富内容,构建教师专业标准的完整框架 |
| (一)依据教师专业结构完善教师专业标准结构框架 |
| (二)建立分级的教师专业标准 |
| (三)确立教师专业标准基本框架,动态更新专业标准内容 |
| 三、继承传统、与时俱进确保教师专业标准的先进性 |
| (一)提升教师专业标准的时代先进性 |
| (二)建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教师专业标准 |
| (三)建立中国化的教师专业标准 |
| 四、学科支撑、有效监控,为教师专业标准应用提供保障 |
| (一)推动学科建设为教师专业标准确立提供基础条件支撑 |
| (二)建立专业标准的监控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说明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创作生涯与作品简介 |
| 1.2 国内外弗兰岑研究综述 |
| 1.3 弗兰岑的悲剧现实主义文学观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纠正》:技术消费主义霸权的救赎 |
| 2.1 深度模式消亡与认知定位困境 |
| 2.1.1 生物精神病学的物质主义逻辑 |
| 2.1.2 心理时间的外在空间化:精神分裂感 |
| 2.1.3 生物精神病学诊疗的技术消费资本逻辑 |
| 2.1.4 晚期资本主义超空间的认知困境 |
| 2.2 主体死亡与共同体意识崩解 |
| 2.2.1 主体之死的原因:心灵维度的抹杀 |
| 2.2.2 临床抑郁症的羞耻感机制溯源 |
| 2.2.3 技术消费主义的霸权宰制 |
| 2.3 对技术消费主义霸权的抵抗 |
| 2.3.1 恢复生命存在的故事时间 |
| 2.3.2 重塑认知图绘 |
| 2.3.3 铸就共同体的“情感空间”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自由》:左翼自由派公共政治的重塑 |
| 3.1 自由主义共识的溃败 |
| 3.1.1 自由主义与身份政治的联盟历程 |
| 3.1.2 士绅化进程:自由派多元文化抗争的伦理与现实冲突 |
| 3.1.3 边缘与底层的夹击:自由派多元文化抗争的龃龉困境 |
| 3.2 文化左派边缘抵抗策略的溃败 |
| 3.2.1 颠覆性与真实性的文化实践 |
| 3.2.2 颠覆性与真实性的内爆崩解 |
| 3.2.3 后现代主义文化左派的现实危机 |
| 3.3 右翼新自由主义社会霸权的宰制 |
| 3.3.1 情感结构与自由观的文化变迁 |
| 3.3.2 新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吸纳 |
| 3.3.3 新自由主义对消极自由观的吸纳 |
| 3.3.4 情感依恋:情感结构宰制的深层运作 |
| 3.4 左翼自由派的公共政治重塑 |
| 3.4.1 形塑多元资本权力的伦理认知图绘 |
| 3.4.2 重构自由共识的历史维度 |
| 3.4.3 激活扞卫共同性的诸众联盟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纯洁》:数字时代生命权力的抵抗 |
| 4.1 数字时代生命权力的新趋势 |
| 4.1.1 生命权力在身体规训界面的拓张 |
| 4.1.2 生命权力在群体调节界面的拓张 |
| 4.2 公共领域衰微的溯源 |
| 4.2.1 公共领域衰微的外在伦理溯源 |
| 4.2.2 公共领域衰微的深层心理机制 |
| 4.3 数字网络霸权的救赎 |
| 4.3.1 开启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历时反思 |
| 4.3.2 建构对数字资本权力的认知模型 |
| 4.3.3 再创爱的平等共同体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总体性”意识的重构 |
| 5.2 文化政治策略的能动探索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6）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个体化 |
| 1.4.2 公民精神 |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数字公民 |
| 1.3.2 数字公民素养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组织结构 |
| 1.6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 |
| 2.1 数字公民素养的概念与内涵 |
| 2.1.1 数字公民的概念起源 |
| 2.1.2 关于数字公民素养概念界定的主要观点 |
| 2.1.3 数字公民素养相关概念辨析 |
| 2.1.4 数字公民素养内涵剖析 |
| 2.2 数字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2.1 数字公民教育的理论体系 |
| 2.2.2 数字公民教育的实践探索 |
| 2.3 数字公民素养测量工具研究 |
| 2.4 社会认知理论的内涵及相关研究 |
| 2.4.1 社会认知理论的内涵 |
| 2.4.2 社会认知理论的相关研究现状 |
| 2.5 数字公民素养影响因素研究 |
| 2.5.1 数字公民素养的个人影响因素 |
| 2.5.2 数字公民素养的环境影响因素 |
| 2.5.3 数字公民素养的行为影响因素 |
| 2.6 当前研究的不足 |
| 2.7 本章小结 |
| 3 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水平现状研究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工具 |
| 3.2.1 数字公民素养量表 |
| 3.2.2 数字公民素养问卷 |
| 3.3 数据采集与分析 |
| 3.3.1 数据采集方法与流程 |
| 3.3.2 数据回收情况 |
| 3.4 数据结果分析 |
| 3.4.1 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水平调查工具信效度分析 |
| 3.4.2 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水平整体现状和各维度现状分析 |
| 3.4.3 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水平整体现状单因素方差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数字公民素养影响因素研究 |
| 4.1 数字公民素养影响因素初始模型构建和研究假设 |
| 4.1.1 研究模型变量的确定 |
| 4.1.2 研究模型的呈现与假设 |
| 4.2 问卷设计与试测 |
| 4.2.1 《数字公民素养影响因素调查问卷》(预测版)设计 |
| 4.2.2 《数字公民素养影响因素调查问卷》(预测版)修订 |
| 4.3 问卷调研实施与回收 |
| 4.3.1 问卷发放与调研实施情况 |
| 4.3.2 问卷回收情况 |
| 4.4 数据统计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信度分析 |
| 4.4.3 效度分析 |
| 4.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4.5.1 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的计算结果 |
| 4.5.2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指标 |
| 4.5.3 个人层面影响因素模型检验 |
| 4.5.4 环境层面影响因素模型检验 |
| 4.5.5 行为层面影响因素模型检验 |
| 4.5.6 影响因素模型检验结果 |
| 4.6 教师和学生访谈分析 |
| 4.6.1 访谈对象 |
| 4.6.2 访谈过程与内容 |
| 4.6.3 访谈内容分析 |
| 4.6.4 访谈结果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5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5.1 研究结果 |
| 5.1.1 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水平现状 |
| 5.1.2 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水平影响因素 |
| 5.2 数字公民素养提升的SWOT分析 |
| 5.3 数字公民素养提升策略 |
| 5.3.1 提升大学生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 |
| 5.3.2 培养大学生积极、理性的互联网态度 |
| 5.3.3 加大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支持力度 |
| 5.3.4 提升教师的互联网自我效能感 |
| 5.3.5 提升大学生的社交媒体能力 |
| 5.3.6 提升大学生的21世纪数字技能 |
| 5.4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 |
| 6.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影响因素调查问卷(教师卷)》 |
| 附录2: 《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学生卷)》 |
| 附录3: 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4: 学生访谈提纲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8）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汤一介家学渊源与学思历程 |
| 第一节 家学渊源 |
| 第二节 早期知识积累与哲学启蒙 |
| 一、早年知识积累 |
| 二、早期哲学启蒙 |
| 第三节 北大时期的哲学探索 |
| 第四节 青年时期“哲学工作者”的转向 |
| 第五节 80年代以来的学术历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汤一介对哲学史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范畴研究法的理论与实践 |
| 一、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思想背景：“哲学史是认识史”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理论概述：“认识必然要使用概念和范畴”. |
| (一)“概念”、“范畴”及其研究的理论溯源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内容和层次 |
| 三、实践一：建构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体系 |
| (一)汤一介的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体系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体系的特点——与张岱年、葛荣晋、张立文的比较 |
| (三)汤一介概念范畴体系的评价 |
| 四、实践二：《郭象与魏晋玄学》中的具体运用 |
| (一)对玄学作概念范畴研究的原因 |
| (二)理清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 |
| (三)对郭象哲学理论体系的重新认知 |
| (四)对玄学家研究方法演变认知的深化 |
| 五、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学术意义及局限性分析 |
| (一)促进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 |
| (二)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尝试 |
| (三)与传统哲学非逻辑化进路的不对称性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解释学的发掘与弘扬 |
| 一、从概念范畴研究法向解释学的转向：对郭象哲学方法的诠释学洞见. |
| 二、中国解释学的思想来源 |
| 三、中国解释学的理论内涵 |
| (一)中国解释学理论内涵辨析 |
| (二)层次一：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 |
| (三)层次二：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 |
| (四)层次三：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
| 四、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论争 |
| 第三节 汤一介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汤一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 |
| 第一节 问题意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传统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真善美”问题 |
| 一、“真善美”问题的理论溯源 |
| 二、汤一介对“真善美”问题的价值论认知 |
| 三、“真善美”视角下“天”、“人”概念的凸显及其问题 |
| 第三节 传统哲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三个“合一”命题的推演与阐释 |
| 一、从“天”、“人”概念到三个“合一”命题的理论推演 |
| 二、三个“合一”命题的理论阐释 |
| (一)“天人合一”的概念分析、易学诠释与价值阐发 |
| (二)“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论分析 |
| (三)“情景合一”的美学分析 |
| 三、由三个“合一”命题看传统哲学的特点 |
| 第四节 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深化：三套核心理论的价值阐发与论争 |
| 一、宇宙人生论：“普遍和谐观念” |
| (一)“普遍和谐观念”对现代天人关系的启发 |
| (二)“普遍和谐观念”的泛道德化倾向 |
| 二、境界修养论：“内在超越精神” |
| (一)汤一介对儒释道“内在超越精神”的全面阐发 |
| (二)“内在超越精神”的中西之争 |
| 三、政治教化论：“内圣外王之道” |
| (一)对“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质疑 |
| (二)“内圣”与“外王”关系新论 |
| 第五节 对汤一介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评价 |
| 一、传统哲学现代价值的凸显 |
| 二、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性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理论 |
| 第一节 文化演进合力论 |
| 一、“文化热”的理论背景 |
| 二、汤一介的文化立场：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 |
| 三、理论主旨：激进、自由、保守主义的“文化合力” |
| 四、文化学视野下的反思 |
| 第二节 文化双向选择论 |
| 一、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
| 二、核心要旨：文化开放与融合 |
| 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 |
| (一)理论困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理论可能性 |
| (二)现实困境：双向选择前景的两种“提法” |
| 四、哲学例证：冯契与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 |
| 第三节 文化多元共存论 |
| 一、对文明冲突论的驳斥：儒家的“仁学”与道家的“道论” |
| 二、理论基础：“新轴心时代” |
| (一)“新轴心时代”的成立依据与理论特点 |
| (二)质疑与诘问：“新轴心时代”之说的合法性问题 |
| 三、理论原则：“和而不同”的文化学阐释 |
| 四、跨文化对话方法论探讨 |
| (一)“负的方法”论对跨文化对话边界的论说 |
| (二)跨文化对话中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方法 |
| 第四节 汤一介文化哲学理论的特点 |
| 一、文化哲学的现实关怀 |
| 二、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发掘 |
| 三、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汤一介哲学思想简评 |
| 一、哲学使命——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 |
| 二、致思特征——“在非有非无之间” |
| 三、思想价值——“自由即创造力” |
| 四、人生境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
| 附录一 ：汤一介先生学术年表 |
| 附录二 ：汤一介思想研究文献及索引 |
| 附录三：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 攻博期间(2015.9-2019.6)主要科研成果及学术活动 |
| 致谢 |
（9）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 世界主义的理论内核与价值指向 |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点与伦理诉求 |
| 三、 世界主义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
（10）走向“世界公民” ——论作为世界公民教育的外语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全球化与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
| (二)世界公民理论的兴起及启示 |
| (三)突破外语教育的困境与狭隘眼光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有关世界公民、世界公民教育内涵的研究 |
| (二)有关外语教育现实困境与实践变革的研究 |
| (三)有关公民培养与外语教育价值关联的研究 |
| (四)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体评价 |
| 四、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方法 |
| (一)研究问题与目标 |
|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 |
| 五、研究思路与框架说明 |
| (一)论文立论的思路 |
| (二)论文框架的说明 |
| 第一章 “世界性”:世界公民教育的理论阐释 |
| 一、何谓世界公民:产生、概念与特征 |
| (一)“公民”概念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 |
| (二)公民性与“世界公民”观念的产生 |
| (三)全球化视野中的“世界公民”概念 |
| (四)世界公民的本质规定性与主要特征 |
| 二、观念的实践:培养“世界公民”的教育 |
| (一)萌芽:从“国家公民”到“世界公民”的教育观念 |
| (二)确立:世界公民教育的正式提出与组织化运作 |
| (三)发展:全球化浪潮中各国推进的世界公民教育运动 |
| (四)勃兴:当代技术革命与网络社会背景下的公民教育 |
| 三、世界公民教育的时代内涵及其使命性课题 |
| (一)合理性前提:学校何以造就人的“世界性” |
| (二)本体内涵:“世界公民”素养的培育与转化 |
| (三)使命性的课题:建构一个公正而美好的世界 |
| 四、世界公民教育的价值理念与精神气质 |
| (一)“温和”与“激进”:世界公民教育教育实践的两种取向 |
| (二)“独立”抑或“整体”:世界公民教育课程模式选择 |
| (三)“开放”和“主动”:“启发式”的世界公民培养方法 |
| 第二章 内涵与核心议题:作为世界公民教育的外语教育 |
| 一、外语教育及其“世界性”的特征 |
| (一)外语教育本质概念澄清 |
| (二)外语教育的“世界性” |
| (三)基于“语言”的世界性——外语教育的特征 |
| 二、作为世界公民教育的外语教育内涵 |
| (一)想象“公民”:外语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合法性 |
| (二)为“本土”亦为“世界”:外语教育的双重面相 |
| (三)培育“世界的”公民:外语教育的内生性目的 |
| 三、基于世界公民培养的外语教育的理论资源 |
| (一)多元文化教育 |
| (二)国际理解教育 |
| (三)和平教育 |
| (四)环境教育 |
| (五)公民道德教育 |
| 四、外语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 (一)塑造全球意识 |
| (二)增进文化互动 |
| (三)实现国际理解 |
| 第三章 从“语言”到“育人”:外语教育的公民培养价值 |
| 一、基于“语言”及其文化的再生产:外语教育的本体价值 |
| (一)语言的结构与规律 |
| (二)文化的传播与再生产 |
| (三)语言之美与人文精神 |
| 二、“语言”何以育“人”:外语教育对培养世界公民的价值 |
| (一)知识、情感方面:有利于传播各国历史文化,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 |
| (二)行为、能力方面:通过语言及其他素质培养,助于“变革”世界 |
| (三)态度与价值观方面:建构合作、包容与共生的世界整体观 |
| 三、世界公民培养与“输出中国”:外语教育的拓展性价值 |
| (一)“理解西方”:中国外语教育的传统目标 |
| (二)“输出中国”:培养语言人才,使世界了解中国 |
| (三)“世界—中国”的联通:外语教育的整体价值彰显 |
| 第四章 狭隘的工具主义:外语教育的价值异化及后果 |
| 一、世界整体性的威胁:一个文化与教育的维度 |
| (一)对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保护主义的反思 |
| (二)“世界到底变成什么样?”——对全球化未来的预判 |
| 二、人文性与价值深度的缺失:当前外语教育的狭隘工具主义 |
| (一)在教育目标上,过度关注人才培养的实用性 |
| (二)在教育内容上,片面强调“语言”的优先性 |
| (三)在教育过程上,无法实现“美”的价值体验 |
| (四)在教育方法上,以“技术分割”代替人文性 |
| 三、后果:“人·教育”的双重异化及对世界公民培养的影响 |
| (一)工具主义所直接导致的“人”的异化 |
| (二)外语教育的功能失位以及价值的削弱 |
| (三)世界公民培养的艰难与共同体的幻灭 |
| 第五章 走向“世界公民”:外语教育的全球眼光与实践变革 |
| 一、外语教育目标定位:转向“全球共同利益”的核心关切 |
| (一)教育作为一项关涉“全球共同利益”的公共事业 |
| (二)外语教育的公共属性与人类知识互联的联结可能 |
| (三)外语教育何以培养关切“全球共同利益”的公民 |
| 二、外语教育内容融合思路:超越“本土”与“世界”之争 |
| (一)“走向世界”与“立足本土”:全球化的两种动力学脉络 |
| (二)立足本土的外语教育:中国意识与中国风格的内容选择 |
| (三)面向世界的外语教育:凸显国际文化理解与互动的内容 |
| (四)超越“本土”和“世界”:增强文化敏感性和文化包容性 |
| 三、外语教育的应然价值取向:重申“人文主义”的教育精神 |
| (一)重申“人文主义”:关注人及人的精神进化和整体素质 |
| (二)超越“语言工具主义”:外语教育人文精神的重建 |
| 四、重塑“完整”的公民 |
| (一)坚持教育的整体性思维与整体性影响 |
| (二)在其他教育形式中融入世界公民培养 |
| (三)外语教育中的德、智、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四、普遍伦理的可能性研究——走向全球意识伦理（论文参考文献）
- [1]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D]. 潘从义. 湖北大学, 2020
- [2]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D]. 刘娜. 山东大学, 2020(09)
- [3]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D]. 张超.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4]我国现行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改进研究[D]. 吴传刚.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2)
- [5]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D]. 谷伟.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19(02)
- [6]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7]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D]. 徐顺.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D]. 邓妍. 武汉大学, 2019(08)
- [9]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比较分析[J]. 蔡拓. 国际政治研究, 2018(06)
- [10]走向“世界公民” ——论作为世界公民教育的外语教育[D]. 杨雪.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