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镇干部不能“亲缘化”（论文文献综述）
王颖[1]（2021）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的治理困境及破局》文中研究表明乡镇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基层行政管理机构,直接服务于广大农村地区,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和末梢地位,同时也是党和国家政策落实的基层保障。在实践中,乡镇政府在"压力型体制"下运转失衡的现象屡见不鲜,复杂的体制性制度和乡镇现实之间的冲突严重制约着乡镇政府的治理效率。要破解乡镇治理的困境,既需要加强宏观层面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又需要在微观层面上改善基层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实现从"压力型体制"到"民主合作型"体制的过渡,提高国家基层治理能力。
翟仪儒[2]（2020）在《乡村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变迁研究 ——基于余底村个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村民营企业作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新型城镇化的中坚力量。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乡村民营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其独特的发展方式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乡村民营企业—余底村奶牛养殖牧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余底村养殖牧场分化重组过程的研究,探讨社会资本在乡村民营企业崛起、发展变迁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以企业社会资本理论、林南社会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以Nahapiet和Ghoshal社会资本三维度划分法为参照,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关系性社会资本、结构性社会资本、认知性社会资本,并将相关概念操作化,采用个案访谈法收集余底村民营企业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事实材料,进而构建乡村民营企业社会资本获取机制和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首先,研究从整体上介绍余底村民营企业社会资本断裂与重构的过程。在企业重组建立期,三鹿事件导致企业关系性资本断裂,从而促使部分奶牛收购站倒闭,这也为余底村民营企业优化重组提供了契机。在企业发展期,余底村民营企业主通过关系性社会资本积累创业前期的经济资源,通过结构性社会资本获取企业发展的政治资源、市场资源,通过认知性资本优化企业的制度资源、信任资源。由此,余底村民营企业利用三种社会资本对资源的集聚效应和优势效应有力的促进了企业的建立与发展。其次,本文通过对余底村乡村民营企业和员工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整理,进一步研究了民营企业发展各阶段关系性资本、结构性资本、认知性资本的建构策略和运行机制。在企业孵化期,企业通过血缘、地缘关系中嵌入的关系性资本获得关键信息支持、创业资金、人力资本的支持;在企业转型期,企业通过与政府特定关系的建构,利用拟亲化、送人情、攀关系等关系建构策略积累自己的结构性资本,政府通过资金扶持、资源支持促进企业转型;企业通过与供应商的合作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合作商-乳企的担保贷款、技术指导来促进企业的转型;在企业稳定期,企业通过内部信任存量增加、制度规范化、工资激励、非正式福利来积累认知性社会资本,增进群体认同,减少不信任成本。由此可见,从社会资本的获取机制和作用机制来看,乡村民营企业正是通过同质性互动获得他人社会网络的嵌入资源--关系性资本;通过异质性互动激活多个行动者的联系获取结构性资本;建立“借贷关系”增进群体认同获取认知性社会资本;从改善融资、获取关键信息、降低交易成本三方面,发挥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最后,研究尝试从更为具体的操作层面,探讨企业发展路径中社会资本的具体配置。企业要利用关系性资本的融资能力、结构性资本的信息获取能力、认知性社会资本管理优化能力提升企业绩效;发挥结构性资本的资源效应、关系性资本的集聚效应、认知性资本的认同效应扩大企业的规模;根据发展阶段不同资本的效应,采取家长式或家族式或半家族式半现代化的混合管理模式。
白冰雪[3]（2020）在《空间社会学视阈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研究 ——以两个集中安置社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我国“精准扶贫”政策下所建立的新型社区,其一方面有利于解决我国现阶段处于深度贫困的农村人口的生存发展问题,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适应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进程,带动了一大批城镇、集镇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和发展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役和实现乡村振兴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空间社会学的视阈出发,考察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动态治理实践过程,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下探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中不同的行动主体在治理实践过程中对社区空间的生产与重塑。首先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转换何以发生,探索在此过程中国家政府、社区自治组织以及贫困搬迁群体的互动与博弈;其次,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实践,社区在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下完成了对社区秩序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生产,建构了一个政策性导向的新型社区。再次,探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重塑。在空间实践过程中,社区空间中个体行动者的“自我”感知与现存空间中所塑造的对空间整体的“他者”认知之间出现错位,导致社区空间治理出现困境,主要包括秩序空间中治理制度的形式化和治理结构的双重性导致了社区的治理低效;生产空间中政府协助下对就业岗位的多方供给与贫困搬迁群体就业需求间的错位,以及贫困群体自身的弱就业持续性,导致搬迁群体后续发展困难;生活空间中公共文化供给错位及社区居民心理认同感的缺失导致社区治理的内生性不足等。当前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以政府为治理主体,借助行政力量与资源的强势输入,在一定程度上为刚刚成立的新型社区快速注入了活力,促进了新型社区空间的发展,但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无法真正融合社区自身发展情况导致社区治理低效和资源供给错位,同时其治理的强势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社区组织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从空间生产角度来看,在社区空间的再生产中应当将生活经验融入社区空间,更加关注空间中的生活与生产层面,加强社区文化与公共性建设,让社区居民参与到空间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真正形成社区中不同主体的互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社区的治理处于“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结构中,应积极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增强社区自治能力,建立以社区自治为主体的治理,同时优化政府的行政治理能力,构建“强国家”与“强社会”的治理格局,促进社区过渡与转型。
解天骄[4]（2020）在《农村贫困地区居民社会网络条件对脱贫影响的经济学研究 ——以云南云县为研究对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显着的经济和社会特征。在中国新世纪建设扶贫和农村居民收入提升的过程中,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仅仅造成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分隔,在造成了劳动力和社会关系在不同的城乡区域之间的流动。在不同区域之间生活、工作的居民形成了各自不同特征的社会网络关系。上述现象必然引起了农村居民自身社会网络的差异化分隔。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和网络外部性理论出发,个人社会网络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是个人收入提升,获取创业机会,知识技术和其他信息、人脉支持的重要方面,社会网络的规模、强度和成员特征也是发挥网络外部性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农村居民收入提升和摆脱贫困的过程中,社会网络的拓展和提升是农村居民实现个人创富和收入提升的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基础。在上述背景下,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居民差异化的本地和域外社会网络由于成员所处地域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的区别,必然使得不同社会网络的演进发展过程,不同社会网络具体特征的农村居民创富效应和外部冲击条件下,不同社会网络的收入表现等问题都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化特性。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异,上述社会网络特性和收入影响也是极其巨大和明显的,也必然对中国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居民收入提升和摆脱贫困造成巨大的影响。但是,现有理论还没有系统的分析上述不同社会网络成因和演进模式,更没有很好的通过定性和定量研究分析发现不同社会网络收入效应的差异和外部冲击对不同社会网络和网络外部效应的影响。也就不可能基于不同社会网络类型得出差异化的政策和战略建议。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立足云南省经济较为落后的云县地区,通过案例分析,调研和数据收集以及实证研究等方式,验证了基于理论研读所作出相关研究假设。得出了相应的学术研究结论:农村居民本地社会网络和域外社会网络明显分隔由相互依存,域外社会网络规模和强度的提升有赖于本地社会网络相关属性的影响。但是,本地社会网络和域外社会网络不同特征的收入和脱贫效果不尽相同,本地社会网络在社会网络强度和成员职务提升方面更能够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帮助农村居民摆脱贫困,而域外社会网络更多地通过社会网络规模,成员收入,学历和商业经验产生创富效应。在外部冲击角度,不同社会网络规模都能够提升政策和经济扶助对农村居民收入提升的效果,新的通讯技术能够提升域外社会网络的发展规模和强度,而更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新通讯技术的使用同时能够扩大相关域外社会网络属性的收入效应。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做出了相应的政策和脱贫战略建议。
聂家昕[5]（2020）在《亲缘化社会关系网络与人力资本失灵——1990年代东北城市高人力资本下岗工人就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工厂单位中的"亲缘化社会关系网络",具有被体制生产的外在决定性与先赋性、对于再分配体制的依附性以及交往行为的特殊性。在外在宏观体制变化,尤其是提供终极合法性的再分配体制变动时,这一网络需要的各种资本资源均因身份体制的瓦解而枯竭,并在纵—横两个方向的强关系上发生改变。市场化的条件下,效用强而韧性差的纵向强关系消失,韧性较强但效用较差的横向强关系萎缩,是这种关系网络社会资本降维,以及高技术下岗工人人力资本失灵的社会原因。今天的东北社会,国企占较大比重,市场欠发达,这种市场参与能力欠缺的关系网络更倾向于到体制内寻找纵向强关系以获得相应资源,高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则倾向于到东南等市场发达地区进行资本兑换。这些高素质人口地外流,进一步加剧了东北社会本就低迷的人口生产状态。
顾天翊[6]（2019）在《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理论、现实与经验证据》文中研究指明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很好地处理了贫困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中国已将贫困发生率控制在1.7%的水平,成为贫困减缓领域表现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但随着贫困人口结构与特征的变化,中国剩余农村贫困人口的扶贫难度日益加剧,传统扶贫方式遇到较大挑战。自2014年开始,作为精准扶贫战略下重要扶贫方式的产业扶贫,由于其扶贫资源配置效率高、扶贫对象精准锁定能力强、扶贫成效长期稳定等优势逐渐成为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扶贫方式。产业扶贫依托于“产业+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培养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与能力的方式来实现贫困人口生产能力的提高。由于该模式的特殊定位与联结机制,使其同时受“扶贫”与“发展”的双重目标约束。而多重目标约束既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政策设计难度,也增加了产业扶贫政策的执行难度。仅就政策设计而言,政府如何进行扶贫产业选择,政策扶持与金融扶持方式何如推进,产业主体与贫困户主体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等方面均缺乏可借鉴的,透明度高、程序公正、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实践模式。因此,在决胜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如何提升产业扶贫的发展效率,增强以扶贫产业为引领的贫困地区的生产能力,成为新形势下推动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的关键性课题。鉴于此,本文结合产业扶贫的政策设计思路与运行机制,将扶贫产业的“益贫性”与“效益性”目标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多种实证分析工具论证产业扶贫的制度逻辑、影响机制、扶贫实现效应与实现路径。以期为构建具有共赢特征的扶贫产业发展体系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首先,本文结合我国扶贫策略演进的阶段性特征与策略演化进程,从政策形成、基本模式、政策优势与政策特征等维度论证了产业扶贫的制度逻辑。并基于空间面板模型以及CLSD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扶贫所构建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实现贫困人口增收方面是否具有合理性。结论表明,产业扶贫通过强化资产专用性、构建多元化的监管体系以及产业优势与资本积累的有效结合,保证了贫困个体稳定增收机制的形成并加速了贫困人口向产业循环的纳入。因此该贫政策能够产生较好的贫困摆脱效应,这为我国产业扶贫政策的政策合理性与逻辑正当性提供了现实证据。但在实践中由于扶贫产业选择的两难、具有内在产业偏好的贫困户对扶贫产业的排斥以及精英捕获等因素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扶贫产业合理选择的难度,同时也降低了产业扶贫的成效。其次,本文重点分析了产业扶贫的减贫机理及实际的贫困摆脱效应。在理论层面,本文通过构建涵盖政府、合作社以及贫困户的微观福利均衡模型,论证了产业扶贫的短期福利效应相对弱于贫困户个人信用贷款模式,但只要政府提供的物质资本与贫困户产业禀赋间对接程度较高,且合作社的产业能够适度覆盖贫困户产业,产业扶贫则具有更好地长期福利实现效应。而一般性的贫困户个人信用贷款扶贫模式,虽然存在更强的短期福利增进,且完全自主的再生产选择模式能够给予贫困户产业选择的自由度,避免政府不当干预与产业选择失误的影响。但这一扶贫模式实现持续性稳定增收能力相对不足,也难以形成贫困户再生产的内生资本积累机制,因此无法保证减贫效应的长期实现。在实证层面上,本文以我国六个扶贫改革试验区为实验样本,基于准自然实验的DID模型对产业扶贫的现实减贫效应进行了检验。结论表明相对于一般性的基于贫困个体的小额信用贷款,基于扶贫产业为对象的专项金融资本扶持确实能够通过推动贫困人口向社会产业大循环的纳入,实现贫困人口的内生增收路径的形成。扶贫产业表现出更好的收入增长效应与贫困摆脱效应。但受制于贫困人口发展产业的“市场禀赋不足”,扶贫产业的发展也存在供给结构失衡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产业扶贫中扶贫产业专项信贷投放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典型的边际递减特征。再次,考虑到产业扶贫的“益贫性”与“效益性”双重目标约束特征,本文通过“政府-产业主体-贫困户”的主体演化博弈分析,基于主体偏好的差异性论证了产业扶贫中目标冲突的影响。分析发现,政府对产业扶贫的资本支持强度对扶贫产业现实发展,存在典型的信号示范效应。政府扶贫投入的增加,既能强化产业主体的收益预期,从而激励更多产业的参与,同时也能够吸纳更多的贫困户通过参与“产业协同体”,进而实现内生增收渠道的形成。但产业扶贫实施的福利衍生效应与“搭便车”收益的增加,也导致了贫困户个体“拖延行动”的产生。更进一步,本文在分析产业扶贫“益贫性”与“效益性”的双重目标约束基础上,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扶贫产业效率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扶贫产业发展由于强调“益贫性”职能确实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率。其中,扶贫压力低的省份的扶贫产业具有更高的“效益性”特征,因此该类省份更需要扶贫产业发挥“益贫性”功能,进而提高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高扶贫压力地区,扶贫产业存在较大的效率损失。这是产业基础、市场环境、贫困人口产业能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也说明我国扶贫产业选择的精准性及合理性依然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对扶贫产业经济效率影响因素模型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高扶贫压力省份受限于较低的产业经济效率、资本与市场积累能力不足以及资本稀缺性限制较强等因素的影响,产业扶贫的重点应在提供具有稳定预期的、持续性的扶贫资本供给;而低扶贫压力省份由于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与市场环境,因此产业扶贫的重点应更多地将政策重心向扶贫产业的服务性支持转型。最后,基于平衡优化产业扶贫“益贫性”与“效率性”的双重政策目标,本文对产业扶贫实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如何提升扶贫产业选择精准性、优化与创新扶贫产业金融支持模式、厘清政府定位、强化产业扶贫的利益联结机制、理顺与完善扶贫产业参与主体的利益保证机制等。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一是基于一个均衡福利分析框架,论证了产业扶贫的减贫机制,考察了产业扶贫与信用贷款扶贫模式的内在减贫差异;二是基于演化博弈模型,在考虑搭便车收益基础上,分析了产业扶贫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偏好及稳定策略的形成机制;三是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思路,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在数据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实现了对产业扶贫贫困摆脱效应的实证考察。
李伟,闫岩[7]（2018）在《关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一系列针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改革政策极大促进了乡村的振兴与发展,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务农为职业,具有与农业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生产及经营收益,并且该收益能够达到一定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推进农民职业化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新时期加强新
李月球,彭国胜[8]（2017）在《权威主义化的民主主义:城乡居民政治文化的一个比较性解释框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在政治文化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政治价值观上,城市居民的权威主义价值观倾向要明显低于农村居民,而其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倾向则要显着高于农村居民;在政治信任上,城市居民的高层政治信任要明显低于农村居民,但基层政治信任则要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在政治效能感上,城市居民的内在效能感要高于农村居民,外在效能感则与农村居民没有显着差异;在政治绩效评价上,城市居民对政治绩效的评价要显着低于农村居民。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城乡居民共享一种"权威主义化的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此乃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现实。城乡居民在政治文化上所体现出来的差异,只不过是此种政治文化中"权威主义"成分或"民主主义"成分的相对差异。此种政治文化表现出"高政府权威"、"被动的公民权"与"现代的民本主义"等特征,乃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程序民主政治文化的实质民主政治文化。
刘小峰[9]（2017）在《“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 ——乌庄的历史表达（1949-201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村庄社会的历史演变（1949-2016）,经典理论“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是贯彻始终的对话焦点。为此,本文尝试进行如下努力:首先,旨在对“差序格局”相关的理论与现实研究进行反思性的理论解构和重新建构,提出本研究的逻辑起点以及实证研究的基本进路。其次,通过民族志方法书写了一个村庄社会尊卑、长幼、亲疏以及男女世纪演化的表象与机制,以期为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提供一个微观的分析案例。“尊卑、长幼、亲疏、男女”,不仅是观察村庄生活格局和社会样态的基础性视角,它还是经典概念“差序格局”的最紧要实质内容,以此我们可以管窥“差序格局”的古今之变。儒家尊卑、长幼、亲疏伦常以及男女有别是费孝通所谓“差序格局”的本义,它的精神底色是“伦理本位”,来自于生活世界的归纳逻辑;自然物理现象“水波纹”、“蜘蛛网”以及“北极星星图”形象是经典概念的修辞技艺,遵循的是“格物致知”的演绎逻辑。本文核心论点是:“差序格局”的历史演变——伦理性差序格局、政治性差序格局转向市场性差序格局,既可以视为是对本文乌庄村庄民族志的经验概括,亦可以作为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中层理论的分析工具。村庄民族志试图表明,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下乡以及系列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运动率先吹响了村庄社会变革的号角,改革开放后市场打工生计以及城镇化进程却为村庄社会变革起到了真正伤筋动骨的作用。这一前后相继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传统伦理性差序格局的现代变迁:由伦理性转向政治性最后日益面向市场性,虽与村庄传统“藕断”却同时又“丝连”,传承中更重要的是重构。一言以蔽之,根基于农民理性基础上向外发力的人生实践促使乡村社会秩序差序格局发生了历史实质性变革。革命中的“差序格局”与市场中的“差序格局”相比较:外来的革命风暴落地下村是在运用“有形的手”——政治运动对村庄社会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造,虽然动作剧烈,却经常呈现的是来去匆匆以及周期式的摇摆变动样貌。而社会主义市场以“无形的手”——利益调整的方式“细无声”地侵蚀着传统伦常比如血缘关系、三纲五常以及祖荫崇拜观念等,力度虽小,对传统伦理性的“差序格局”的冲击却是实质性的。也就是说,对于村庄社会同样是由外向里的发力,市场化对乡村社会的世纪变革虽“蚀物无声”却伤筋动骨,是不可逆转的永久性变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差序格局”的历史演变——伦理性差序格局（1949年之前）、政治性差序格局（1949-1977）转向市场性差序格局（1978至今）,作为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中层理论构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一是理论层面。它首先明晰阐述了自己对费氏“差序格局”概念与修辞的区分;其次,严明了自己的研究逻辑起点是以儒家伦常为费氏“差序格局”的本义,也即“伦理性差序格局”;最后,将其简化为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男与女四个经验观察维度。它不仅充分考虑了社会关系的横向方面（更多表现在亲疏男女维度）,也努力尝试勾连社会结构的纵向维度（更多表现在尊卑长幼维度）。二是经验取向。它有一个历史变迁的动态分析过程,即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比较分析,它包含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49-1977）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78-2016）。与此同时,“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在这两种历史进程是前后相贯的统一延续谱。其中,变是主线,是发展趋向所在,同时变中有不变。案例村庄的研究结论或不具有代表性,但是却有类型化面向上的广泛意义,以此可以管窥中国乡村社会世纪转型的“缩影”。
黄新彦[10]（2017）在《农村低保制度实施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阳谷县为例》文中提出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有效保障农民生活水平,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我国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为农村低保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种社会救助制度,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国家财政的积极干预,帮助那些生活比较艰难的农民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并借以逐步消除农村贫困人口。我国建立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体现了我国共同富裕与经济成果“共享”的发展理念,有利于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缓和城乡差别,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多年以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为做好农村低保兜底工作,应进一步完善农村低保对象认定办法,科学合理地确定农村低保标准,并不断推进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然而,我国低保制度的实施也仍然面临诸多难题,如低保对象的选择及衡量标准、低保制度实施的地域差异及公平性问题等等。因此,系统研究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问题,并提出解决路径,无疑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山东省阳谷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低保对象多、涉及人数多,是山东省域内低保制度实施最为困难的地区之一。故此,本文选取以山东省阳谷县为研究的切入点,在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重点呈现了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实施的现状,分析了制度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若干可行性对策与建议。全文共六章,近四万字,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该章主要阐述了研究的背景与意义,述评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总结了论文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为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该章主要界定了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关的基本概念,主要包括社会救助制度、农村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该章还介绍了论文写作的相关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公平正义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福利理论和行政执行理论。第三章为山东省阳谷县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现状。首先,本章主要介绍了阳谷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本情况,包括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和主要特征。其次,对主要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包括“保障人数逐年减少、保障户数逐年增多,保障标准不断提高、低保资金持续扩大,地方经济持续增长、保障水平逐年提高,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地域分配逐年公平。”最后,该章还就阳谷县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现状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主要从阳谷县受调查人群的基本状况、阳谷县低保实施现状样本低保实施情况等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第四章为山东省阳谷县农村低保制度实施中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该章主要分析了阳谷县农村低保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保障对象收入核定难,可操作性较差;保障实施过程亲缘化,缺乏民主监督;社会歧视感不断增强,城乡差别凸显;实施人员文化素质低,操作过程随意;低保制度推行效率低,社会矛盾突出。同时,该章还从经济、制度和社会等三个层面分析了上述问题产生原因。第五章为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对策与建议。一方面,该章从提高探索科学界定农村居民收入核算的办法、还低保制度本来面目、加强低保制度宣传和信息公开、适时调整全省农村低保指标、切实落实低保工作经费和人员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此外,阐述了国家、政府、农村当地组织以及农民家庭和个人从这些方面入手来使这一制度真正的正规化、科学化、健康化发展,彻底解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中存在的系列问题。第六章为结论部分。为了解决农村低保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应科学界定农村居民收入核算的办法,还低保制度本来面目,加强低保制度宣传和信息公开,适时调整全省农村低保指标,切实落实低保工作经费和人员,希望国家、政府、农村基层组织以及农民家庭和个人从这些方面入手来使这一制度真正的正规化、科学化、健康化发展。
二、乡镇干部不能“亲缘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乡镇干部不能“亲缘化”（论文提纲范文）
（1）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的治理困境及破局（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政府和乡镇治理 |
| 2.1 压力型体制概念界定 |
| 2.2 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的治理特点 |
| 2.2.1 “目标责任制”管理 |
| 2.2.2 乡土社会中的动员型政治运作方式 |
| 2.2.3 差序格局、礼治秩序在基层政权运行中的作用 |
| 2.2.4 高压环境下对村庄控制加强，造成官民关系紧张 |
| 3 破解乡镇政府的治理困境的路径探析 |
| 3.1 改进乡镇政府服务绩效评价奖惩机制 |
| 3.2 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变“管理”为“领导” |
（2）乡村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变迁研究 ——基于余底村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相关研究回顾及述评 |
| 1.3.1 企业社会资本研究 |
| 1.3.2 乡村民营企业相关研究 |
| 1.3.3 乡村民营企业社会资本机制研究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概念框架及研究方法 |
| 2.1 理论框架及研究进路 |
| 2.1.1 企业社会资本理论 |
| 2.1.2 研究进路 |
| 2.2 概念界定及操作化 |
| 2.2.1 乡村民营企业 |
| 2.2.2 企业社会资本 |
| 2.2.3 概念操作化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文献法 |
| 2.3.2 个案访谈法 |
| 2.3.3 资料收集情况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社会资本的获得与民营企业成长变迁 |
| 3.1 余底村民营企业社会资本的断裂与重构 |
| 3.1.1 社会资本断裂为乡村民营企业形成创造机遇 |
| 3.1.2 社会资本重构为民营企业提供助力 |
| 3.2 余底村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变迁的典型性解析 |
| 3.2.1 企业成长历程的代表性 |
| 3.2.2 社会资本类型的丰富性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关系性社会资本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 |
| 4.1 建构性社会关系 |
| 4.1.1 借助血缘关系获得关键信息支持 |
| 4.1.2 借助血缘地缘关系获得必要的创业资金 |
| 4.1.3 借助地缘关系获得创业的人力资本 |
| 4.2 功能性社会关系 |
| 4.2.1 利用亲族关系托人牵线搭桥 |
| 4.2.2 利用同学、朋友关系建立特殊关系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 |
| 5.1 打通政府信息资源获得渠道 |
| 5.1.1 与政府人员弱关系的建构 |
| 5.1.2 获得政府机构对企业转型的扶持 |
| 5.2 形成与企业供应商持久的产业链条 |
| 5.3 与企业合作商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 |
| 5.3.1 关系投资策略 |
| 5.3.2 乳企干部的输血功能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认知性社会资本对乡村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 |
| 6.1 信任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
| 6.1.1 企业内部信任存量 |
| 6.1.2 企业产品质量可信度 |
| 6.2 制度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
| 6.3 价值观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乡村民营企业社会资本优化机制再思考 |
| 7.1 社会资本的获取机制 |
| 7.1.1 通过同质性互动获得他人社会网络的嵌入资源 |
| 7.1.2 通过异质性互动激活多个行动者的链条 |
| 7.1.3 建立“借贷关系”增进群体内的社会认同 |
| 7.2 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 |
| 7.2.1 改善融资环境 |
| 7.2.2 获取关键信息 |
| 7.2.3 降低交易成本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讨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讨论 |
| 8.2.1 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 |
| 8.2.2 社会资本与企业规模 |
| 8.2.3 社会资本与企业管理模式 |
| 本文的创新性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空间社会学视阈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研究 ——以两个集中安置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回顾 |
| 1.2.1 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 |
| 1.2.2 关于空间社会学的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2 研究设计 |
| 2.1 理论依据 |
| 2.1.1 治理理论 |
| 2.1.2 空间生产理论 |
| 2.2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2.3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2.3.1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 |
| 2.3.2 社区治理 |
| 2.3.3 空间生产 |
| 2.4 研究方法 |
| 2.4.1 观察法 |
| 2.4.2 访谈法 |
| 3 社区情况介绍 |
| 3.1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A |
| 3.2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B |
| 4 空间转换:易地扶贫搬迁何以发生 |
| 4.1 空间中的权力实践——国家权力的基层运作 |
| 4.1.1 强政策下的权力激活 |
| 4.1.2 政策红利下的资源输送 |
| 4.2 空间中的权利表达——贫困群体的需求选择 |
| 4.2.1 青壮年群体的驱利选择 |
| 4.2.2 老年群体的代际妥协 |
| 4.3 空间中权力与需求的互动 |
| 4.3.1 贫困搬迁群体的实质无动力 |
| 4.3.2 政府权力的强动员与弱弹性 |
| 5 空间实践:多元协同治理与空间生产 |
| 5.1 多元协同的社区治理 |
| 5.1.1 城乡双重治理模式 |
| 5.1.2 多元化、网格化治理模式 |
| 5.2 秩序空间的生产 |
| 5.2.1 制度化治理规则 |
| 5.2.2 社会性规范 |
| 5.3 生产空间的生产 |
| 5.3.1 生产方式的转变 |
| 5.3.2 社区生产空间的建立 |
| 5.4 生活空间的生产 |
| 5.4.1 社区活动空间的生产 |
| 5.4.2 社区文化心理空间的生产 |
| 6 空间重塑: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困境与发展 |
| 6.1 秩序空间的失序与重构 |
| 6.1.1 制度的低效 |
| 6.1.2 秩序空间的发展 |
| 6.2 生产空间的错位与重构 |
| 6.2.1 就业供给错位与弱就业持续性 |
| 6.2.2 生产空间的发展 |
| 6.3 生活空间的动力缺失与重构 |
| 6.3.1 生活空间的动力缺失 |
| 6.3.2 生活空间的发展 |
| 7 总结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农村贫困地区居民社会网络条件对脱贫影响的经济学研究 ——以云南云县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范围与研究价值 |
| 一、研究目的与范围 |
| 二、选题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及其结构布局设想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概念解读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社会网络的概念和在农村贫困研究问题中的特殊应用 |
| 第二节 农村居民贫困的相关研究 |
| 一、贫困成因的研究 |
| 二、摆脱贫困的外部机制的研究 |
| 第三节 社会网络的理论研究综述 |
| 一、行为经济学理论研究 |
| 二、社会资本和社会嵌入理论 |
| 三、社会学有关社会网络的理论 |
| 第四节 文献总体评述与理论分析 |
| 第三章 云南云县农村贫困人口社会网络作用的县域研究 |
| 第一节 案例选取背景 |
| 一、农村贫困及居民社会网络研究中的案例方法 |
| 二、案例选取地经济、社会条件简述 |
| 三、具体案例的选取标准 |
| 第二节 案例描述和分析 |
| 第三节 初步结论 |
| 第四章 数据收集与数据统计学特征 |
| 第一节 数据收集和变量生成方法 |
| 第二节 数据描述 |
| 第五章 农村贫困居民本地和域外社会关系网络交互关系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 |
| 第六章 不同社会网络规模、强度和成员条件对脱贫效果的影响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 |
| 第七章 外部经济、社会和技术冲击对不同社会网络脱贫作用的影响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不同类型社会网络之间的影响关系 |
| 二、不同类型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差异化影响 |
| 三、外部冲击对社会网络及社会网络收入效应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策和战略建议 |
| 第三节 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 参考文献 |
（6）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理论、现实与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本研究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与文献述评 |
| 2.1 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 2.1.1 贫困 |
| 2.1.2 产业扶贫 |
| 2.1.3 金融扶贫 |
| 2.2 贫困理论与致贫原因的相关研究 |
| 2.2.1 恶性循环贫困论 |
| 2.2.2 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
| 2.2.3 人力资本贫困理论 |
| 2.2.4 社会资本贫困论 |
| 2.3 反贫困理论及其进展 |
| 2.3.1 临近最小努力理论 |
| 2.3.2 二元经济结构论 |
| 2.3.3 益贫式增长理论 |
| 2.4 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的相关研究 |
| 2.4.1 财政扶贫的方式及其效应 |
| 2.4.2 金融扶贫的路径及减贫实现研究 |
| 2.4.3 产业扶贫的相关研究 |
| 2.5 理论与文献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产业扶贫的策略形成与制度逻辑 |
| 3.1 中国贫困人口特征分析 |
| 3.1.1 贫困人口区域分布 |
| 3.1.2 贫困人口规模变化 |
| 3.1.3 贫困人口的贫困特征 |
| 3.1.4 相对贫困成为现阶段贫困人口主要特征 |
| 3.2 中国扶贫实践与策略演变 |
| 3.2.1 扶贫工作整体推进思路的变迁 |
| 3.2.2 金融扶贫策略的历史演进 |
| 3.3 产业扶贫的制度逻辑 |
| 3.3.1 产业扶贫的主要模式 |
| 3.3.2 产业扶贫的制度优势 |
| 3.3.3 产业扶贫实践中暴露的问题 |
| 3.4 利益联结体与减贫实现:产业扶贫的制度合理性检验 |
| 3.4.1 研究设计 |
| 3.4.2 参数估计与检验 |
| 3.4.3 利益联结体与贫困减缓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业扶贫的贫困摆脱效应分析 |
| 4.1 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逻辑 |
| 4.1.1 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路径 |
| 4.1.2 产业扶贫的减贫争议 |
| 4.2 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比较:一个数理框架 |
| 4.2.1 产业扶贫模型化的相关假定 |
| 4.2.2 贫困户主体的均衡福利分析 |
| 4.2.3 其他参与主体的均衡福利分析 |
| 4.3 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评估 |
| 4.3.1 研究思路与模型设计 |
| 4.3.2 样本与变量说明 |
| 4.3.3 参数估计与检验 |
| 4.3.4 产业扶贫的减贫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产业扶贫的“益贫性”与“效益性”分析 |
| 5.1 扶贫产业兼具益贫与效益的基础逻辑 |
| 5.1.1 扶贫产业“益贫性”与“效益性”的双重目标 |
| 5.1.2 扶贫产业盈利与扶贫的冲突 |
| 5.2 产业扶贫的益贫与效益: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 |
| 5.2.1 参与主体有限理性约束的施加 |
| 5.2.2 产业扶贫参与主体的静态博弈策略 |
| 5.2.3 产业主体、贫困户的演化博弈分析 |
| 5.3 扶贫产业的“效益性”评估 |
| 5.3.1 效率评估模型的选择 |
| 5.3.2 变量与样本说明 |
| 5.3.3 参数估计与模型诊断 |
| 5.4 扶贫产业经济效率决定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4.1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5.4.2 参数估计与检验 |
| 5.4.3 扶贫产业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现益贫与效益共赢的产业扶贫政策建议 |
| 6.1 产业视角:提升扶贫产业选择智慧 |
| 6.2 金融视角:优化产业扶贫金融支持策略 |
| 6.3 政府视角:厘清定位、提升产业管理能力 |
| 6.4 构建“共赢”式发展体系的针对性措施 |
| 6.4.1 优化扶贫产业发展环境、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
| 6.4.2 强化参与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产业扶贫质量 |
| 6.4.3 完善产业扶贫参与主体的利益保障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全文的结论 |
| 7.2 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7）关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
| 二、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经营的现实状况 |
| 1.新型职业农民从事种植业的经营模式。 |
| 2.新型职业农民从事畜禽业的经营模式。 |
| 3.新型职业农民从事水产业的经营模式。 |
| 4.新型职业农民从事农机服务的方式。 |
| 5.农机服务地域。 |
| 三、加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意义重大 |
| 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存在问题分析 |
| 1.培育的制度体系不健全。 |
| 2.培育的对象亲缘化严重。 |
| 3.培育的师资力量不强。 |
| 4.培育的课程对接不精准。 |
| 5.培育的模式缺乏创新性。 |
| (二)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缺陷和短板 |
| 1.培育目标偏低。 |
| 2.培育主体单一。 |
| 3.培育措施缺陷。 |
| 4.培育结构不优。 |
| 5.培育投入不足。 |
| (三)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政府面临的问题 |
| 1.资金投入不断加大, 但培训效果有待增强。 |
| 2.培训工程不断增多, 但培育机制有待完善。 |
| 3.政策制度不断完善, 但参训人员质量有待提高。 |
| (四) 欠发达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困境 |
| 1.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内容有待进一步提升。 |
| 2.培训后续的技术支持服务功能发挥不够。 |
| 3.满足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条件的对象有限。 |
| 4.相对较低的劳动者素质增加了培育难度。 |
| 5.自然资源贫瘠限制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 |
| 五、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思路 |
| 1.构建一体化的培育制度体系。 |
| 2.遴选培育对象制度化。 |
| 3.大力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
| 4.开发与优化课程资源。 |
| 5.探索多元培育模式。 |
| 1.政府方面。 |
| 2.社会方面。 |
| 3.家庭方面。 |
| 1.健全“一主多元”培训体系, 做到帮农助农。 |
| 2.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 增强培育效果。 |
| 3.创新政策制度, 培育青年骨干力量。 |
| 4.辩证运用“示范效应”, 树立典型, 更新农民旧观念。 |
| 1.实现一对一的培训内容的定制和实施。 |
| 2.增加对欠发达地区跨区域的培训经费。 |
| 3.建立欠发达地区农产品专有销售市场。 |
| 1.将扶贫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结合起来。 |
| 2.将城乡接合部确定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主阵地。 |
| 3.进一步推进科技下乡。 |
| 4.使农民不断加强学习。 |
| 5.吸引大学生回村以反哺农村。 |
| 6.兴办农村社区学院和老年农民大学等。 |
| 7.加强农闲季节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
（8）权威主义化的民主主义:城乡居民政治文化的一个比较性解释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 |
| (二) 关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研究 |
| 1.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夕:极权主义理论模式的描述 |
| 2. 改革开放之后:权威主义理论模式的兴起 |
| 三、研究设计 |
| (一) 核心概念的界定与测量 |
| 1. 政治价值观 |
| 2. 政治绩效评价 |
| 3. 政治信任 |
| 4. 政治效能感 |
| (二) 资料来源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结果与分析 |
| (一) 城乡居民政治文化的基本现状 |
| 1. 城乡居民的政治价值观 |
| 2. 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 |
| 3. 城乡居民的政治效能感 |
| 4. 城乡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 |
| (二) 城乡居民政治文化之比较 |
| 1. 城乡居民政治价值观之比较 |
| 2. 城乡居民政治信任之比较 |
| 3. 城乡居民政治效能感之比较 |
| 4. 城乡居民政治绩效评价之比较 |
| 五、结论与讨论 |
| (一) 结论 |
| (二) 讨论 |
| 1. 城乡居民共享一种“权威主义化的民主主义”政治文化, 此乃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现实。 |
| 2、城乡居民所体现出来的“权威主义化的民主主义”政治文化, 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程序民主政治文化的实质民主政治文化。 |
（9）“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 ——乌庄的历史表达（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导论:研究问题、理论准备与田野工作 |
| (一) 问题缘起:一个经典概念“差序格局”的演绎故事 |
| (二) 研究起点:“差序格局”的概念与修辞 |
| (三) 研究进路:“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 |
| (四) 田野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五) 写作文本结构 |
| 二、尊与卑: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及糅合 |
| (一) 村庄政治空间:“政治挂帅”转向“能人治村” |
| 1. “政治挂帅”:外来的革命落地下村 |
| 2. “心灵的集体化” |
| 3. “能人治村”:代理人与经纪人 |
| (二) 乡村教师与农人底色的变与不变 |
| 1. 人民教师的光荣与愁绪 |
| 2. 农民理性创造乡土奇迹 |
| 3. 个农业大户的生计文本 |
| (三) 乡村世纪沉浮:“你是谁”转向“我是谁” |
| 1. 翻天换地:乡村沉浮三个20年 |
| 2. “你是谁”,与“我是谁” |
| 三、长与幼:宗族文化的延续与断裂 |
| (一) “祖赋人权”:坟山、修谱与祖先祭拜 |
| 1. 叶落归根与“祖先祭拜” |
| 2. 革命的思维与伦理的行动 |
| 3. 延续祖荫与“祖赋人权” |
| (二) “孝心有价”:村庄建设中的祖荫理性 |
| 1. “孝心有价” |
| 2. “谁得了好,谁吃了黑” |
| 3. “众生喧嚣” |
| 4. “明白人,装糊涂” |
| 5. “爱心分殊” |
| (三) 称谓与面子:毫厘之差千里之谬 |
| 1. 称谓尴尬与“面子”维护 |
| 2. 字辈、年龄以及熟悉的陌生人 |
| 3. 称谓问题的普遍性 |
| 4. 称谓的表与里 |
| 5. 称谓的名与实,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
| 四、亲与疏:内外之别的沉淀与革新 |
| (一) 团年饭:岁末迎新见证“自家人” |
| 1. 团年饭的乐与愁 |
| 2. 团年饭的众生面向 |
| 3. 见证“自家人” |
| (二) “世家”案例:“门户私计”与抱团发展 |
| 1. 世家与“门户私计” |
| 2. ”家以类聚”的亲和性现象 |
| 3. “抱团发展”与向外发力的人生 |
| (三) 流变的礼单:圈内圈外的同与不同 |
| 1. “礼上来往” |
| 2. 一个案例文本 |
| 3. 圈内圈外的同与不同 |
| 五、男与女:生育、恋爱与两性世界的重构 |
| (一) 重男轻女:生育理性与计划生育运动 |
| 1. 利益驱动下的“计划生育” |
| 2. 重男轻女与农人的计生理性 |
| (二) 青年男女的恋爱革命与婚姻圈扩展 |
| 1. 打工潮与青年男女的恋爱革命 |
| 2. 通婚圈“由近及远”的扩展 |
| (三) 家处之道与两性世界的重构 |
| 1. 家处之道“主内修外” |
| 2. 中年农人“不安于室”的欲望 |
| 六、结论:乡村社会“差序格局”的历史演变(1949-2016) |
| (一) “差序格局”的政治化(1949-1977) |
| (二) 市场性“差序格局”凸显(1978-2016) |
| (三) “差序格局”的历史演化比较(1949-2016) |
| (四) 农民理性基础上向外发力的人生实践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附录2: 乌庄主要人物及关系表 |
| 附录3: 后记 |
（10）农村低保制度实施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阳谷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社会保障 |
| 2.1.2 社会救助 |
| 2.1.3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平正义理论 |
| 2.2.2 公共服务理论 |
| 2.2.3 社会福利理论 |
| 2.2.4 行政执行理论 |
| 第3章 山东省阳谷县农村低保制度实施现状 |
| 3.1 阳谷县基本情况 |
| 3.2 阳谷县低保制度基本情况 |
| 3.2.1 阳谷县低保制度发展历程 |
| 3.2.2 阳谷县低保制度发展现状 |
| 3.2.3 阳谷县低保制度发展特征 |
| 3.3 阳谷县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现状调查 |
| 3.3.1 调查方法 |
| 3.3.2 调查结果 |
| 第4章 山东省阳谷县农村低保制度实施中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4.1 山东省阳谷县农村低保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4.1.1 保障对象收入核定难，可操作性较差 |
| 4.1.2 保障实施过程亲缘化，缺乏民主监督 |
| 4.1.3 社会歧视感不断增强，城乡差别凸显 |
| 4.1.4 实施人员文化素质低，操作过程随意 |
| 4.1.5 低保制度推行效率低，社会矛盾突出 |
| 4.2 原因分析 |
| 4.2.1 经济原因 |
| 4.2.2 制度原因 |
| 4.2.3 社会原因 |
| 第5章 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
| 5.1 科学界定居民收入核算办法，提高可操作性 |
| 5.2 建立健全农村低保监督制度，保障实施公平 |
| 5.3 加强制度宣传信息公开力度，推进制度透明 |
| 5.4 开展低保工作人员专项培训，提升服务水平 |
| 5.5 持续加大地方财政经费支出，提高保障效率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四、乡镇干部不能“亲缘化”（论文参考文献）
- [1]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的治理困境及破局[J]. 王颖.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1(12)
- [2]乡村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变迁研究 ——基于余底村个案研究[D]. 翟仪儒.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20(01)
- [3]空间社会学视阈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研究 ——以两个集中安置社区为例[D]. 白冰雪.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2)
- [4]农村贫困地区居民社会网络条件对脱贫影响的经济学研究 ——以云南云县为研究对象[D]. 解天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亲缘化社会关系网络与人力资本失灵——1990年代东北城市高人力资本下岗工人就业问题研究[J]. 聂家昕. 山东社会科学, 2020(02)
- [6]产业扶贫的减贫实现：理论、现实与经验证据[D]. 顾天翊. 吉林大学, 2019(02)
- [7]关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研究综述[J]. 李伟,闫岩. 经济研究参考, 2018(60)
- [8]权威主义化的民主主义:城乡居民政治文化的一个比较性解释框架[J]. 李月球,彭国胜.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5)
- [9]“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 ——乌庄的历史表达（1949-2016）[D]. 刘小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10]农村低保制度实施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阳谷县为例[D]. 黄新彦. 长江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