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变，从2003年开始（论文文献综述）
苏庆义,王奉龙[1]（2021）在《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支撑：大国雁阵模式》文中指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是推动形成自身的大国雁阵模式。本文通过现实观察分析中国大国雁阵模式的发展情况。结果表明,中国确实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形成了大国雁阵模式。但是这一模式的发生具有省份的异质性,不同省份转出或承接产业的情况不同,而且中部和西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的情况不同。大国雁阵模式的演进并非是线性的,会出现停滞甚至是逆转的情况,而且其推进速度较慢。中国未来应该更加主动地推进自身的大国雁阵模式。
杨秀英[2]（2021）在《地方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研究 ——以S大学选调生政策执行为例》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大学生数量逐年增多,面对有限的就业资源,就业市场中的竞争越来越大,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愈加严峻。除此以外,大部分大学生偏好在城市就业,对基层进行自我设定,不愿到基层工作,基层发展面临人才瓶颈。对此,各级政府从2003年开始,陆续出台了系列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并力图以就业工作为抓手,同时解决好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和大学生就业这两个问题。各大地方高校作为人才输出的源头,对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做好地方基层人才推送工作,落实好基层就业政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实际工作中,各地方高校的公职就业过热和基层就业过冷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表明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的实施并未达到理想的政策目标。对此,本研究试图从地方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的执行方面寻找答案,期望能为地方高校执行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的相关人员提供有益参考。本文主要采用访谈法和文献研究法,在对各大基层就业政策内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S大学选调生政策的执行为例,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环境这三个维度关注选调生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S大学执行人员和目标群体的访谈调查发现,在选调生政策执行中,执行主体方面存在对政策的象征性执行、组织机构的权责交叉重叠、执行人员对于政策缺乏充分认知、执行人员价值认知与价值选择的矛盾、工作缺乏主动性这五个方面的问题,目标群体方面存在对政策的感知度偏低、选择动机趋于功利性、政策认同感偏低、自身素质难以匹配基层工作需要四个方面的问题,政策环境中的社会宏观环境和高校微观环境层面也存在相应问题。以S大学选调生政策执行的实际状况为依据,借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分别从政策自身、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方面分析地方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进而提出了优化基层就业政策设计、增强政策执行主体效能、加强对目标群体的引导,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四个方面的政策执行建议,期望能为政策执行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蒋海舲[3]（2021）在《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要素。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们在土地开发利用中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不断凸显,高粗放、高污染、低效率的土地开发模式严重制约了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工业用地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如何转变工业用地利用方式粗放,实现工业用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效率最大化,已成为当前政府、学界亟待解决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十四五”规划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发展理念为工业用地的可持续高效利用提供了新思路。因此,提升工业用地的经济环境承载力,深入研究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在系统梳理绿色发展演变由来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绿色发展的内涵,建立了更加科学、全面地反映中国工业用地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运用超效率EBM模型和GML指数测算了2003—2018年间中国288个地市（州）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探究其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判断其效率差异的收敛性及动态演进趋势,并在探索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识别影响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关键因素,以期为政府部门制定工业用地利用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促进中国工业用地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利用。本文主要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1）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测算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从总体特征来看,2003—2018年间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偏低,绿色发展仍任重道远。（2）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中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大于其他地区,这两个地区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提高了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不均衡化发展差异明显,且具有集聚性特征,呈现“东高西低”逐层递减式分布特征。此外,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达到“1”的合理水平的城市从2003年的9个提高至2018年的34个,占总城市百分比由3.1%提升至11.8%,而纯技术效率值从2003年的23个提高至2018年的67个,占总城市百分比由7.9%提升至23.3%。（3）从效率分解情况来看,工业用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各地市（州）呈现出不同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单轨”或“双轨”驱动模式。（2）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收敛性分析。借助收敛假说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绝对收敛、条件收敛、PS收敛以及俱乐部收敛四个方面分别对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区域差距的收敛性及其动态演进趋势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不存在σ收敛而存在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各地市初始条件相同地区效率存在“追赶效应”,朝着它们自身稳态水平进行收敛,但高效率与低效率地区之间的差距将长期客观存在,不会在短期内自动消弭。（3）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凭借Moran’s I指数和LISA集聚图探索了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全局及局部空间相关性特征。结果表明:（1）全局上,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2）局部上,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呈现高—高型（H-H）聚集和低—低型（L-L）聚集的空间聚集性特征,在空间地理分布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难以摆脱当前的集聚类别。（3）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与工业用地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空间关联效应,但未表现出良好的空间协调性。（4）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在效率影响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将空间地理因素（空间交互效应）纳入回归分析框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发现:（1）空间地理因素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显着的正相关性,随着中国工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社会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地区间各类要素、信息等交叉越来越频繁,各地市（州）之间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依赖性明显增强。（2）全国尺度。本地区地方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工业环境污染源治理投入程度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影响,而人口聚集程度、土地财政收入、工业发展水平、工业能源消耗程度则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本地区对接地区间的空间溢出效应所产生的显着影响主要有土地财政收入、外商投资水平、工业发展水平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3）区域尺度。每个区域的所受的影响不一样,在当前工业绿色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欠发达地区应基于自身的优势条件,科学合理地规划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通过加大工业环境治理的力度、改良工业生产方式等对工业生产环境进行有效改造,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一系列措施。基于上述情况,本文从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优化工业用地开发格局;发挥空间溢出效应,推动跨区域联动与合作;遵循城际差异,推进实施因城施策;构建监管机制,合理控制用地规模;优化要素配置,加快技术创新;盘活土地二级市场,促进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综上所述,与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在研究视角上,本文综合考虑工业用地利用过程中面临的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为绿色发展背景下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研究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分析框架,完善了效率研究的理论体系与应用。（2）研究内容上,对288个地市（州）开展多空间尺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丰富了中国工业用地多空间层面的研究。（3）研究方法上,运用前沿经济计量模型进行研究,如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和GML指数测算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从全局和局部探索其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经济模型（SDM）将空间地理因素纳入影响因素回归分析框架中,使得研究结论更具科学性。
秦国庆[4]（2021）在《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中国农村地区最重要的生产性公共池塘资源之一,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具有抗旱排涝的基础功能,在抵御农业旱涝灾害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提升农村社区韧性和灾害应急能力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凡是属于大多数人的公共资源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公共池塘资源“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属性使其管护及治理通常面临“囚徒困境”难题。同时,在农户分化趋势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资产专用性特征、不同类型农户主体的灌溉需求特征呈现出差异化趋势,农户群体在先前“同质化”时期基于地缘、业缘关系所建立的农田水利合作基础逐渐瓦解,实现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难度有增无减。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结合不同类型农户的生产需求差异,总结不同农户分化情形下的适应性制度变迁规律,是推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由对立关系转换为协调关系的关键所在,这有利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水平的提升,对于实现农田灌溉系统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将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概念引入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依据社会分化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公共事务治理等理论,对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和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进行概念界定,确定三类核心变量的维度特征与指标表征依据,构建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深入阐释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衔接逻辑。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利用河南、湖北2省10县237个村的两期面板数据与典型案例资料,使用双案例比较分析法、固定效应模型（FE-OLS、IV-FE-OLS）、一阶差分模型（FD-OLS、IV-FD-OLS）、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等多种识别策略探究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治理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并结合研究结论指出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优化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边界可分为结构性和非结构性边界两类。其中,结构性边界指实体灌溉设施的物理边界,非结构性边界指灌溉系统中非实体要素的边界,包括经济边界、政治边界等。对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一类公共池塘资源而言,实体设施供给的缺失是一阶困境,制度等非实体要素供给的缺失是二阶困境。本文根据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特征,从“供给”和“占用”两大维度测度其治理绩效,供给绩效实际上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占用绩效则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竞用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前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设施供给有效性,后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制度运行存续性。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在2013至2017年发生了明显的下滑,主要体现为设施维护成本负担的上升和输水排涝能力的下降。（2）农户分化是农户要素配置方式变迁的后果。因此,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的结构差异是农户分化的核心维度,本文称之为农户水平分化。除此之外,农户先天禀赋差异也是加剧农户分化的重要因素。即使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相同,先天禀赋的差异也会引致农户分化,这种分化体现为相同要素配置方式下的产出差异化,集中表现为农户收入的垂直分层,故农户收入差异是农户分化的另一重要维度。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户水平分化指数和垂直分化指数从2013至2017年呈现上升趋势。（3）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实际就是约束村庄灌溉集体行动的博弈规则,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运行制度变迁实际就是边界、位置、选择、信息、范围、聚合和偿付7类博弈规则的状态演变,这一演变过程符合制度变迁的广义特征,且至少部分由集体内生推动。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从2013年至2017年,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发生了多样化的变迁,既存在正式规则、非正式规范向无规范无规则状态退化演变的情形,也存在由无规范无规则、非正式规范状态向正式规则进化演变的情形,还有相当部分村庄未发生相应的规则变迁。（4）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及其总体治理绩效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产权配置形式、农业生产依赖度、村庄关系和睦程度、是否被派驻“第一书记”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的“U”型或倒“U”型关系。（4）农户分化降低了当事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要素配置效率,加剧了治理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感知,进而负向影响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与总体治理绩效。（5）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农业生产依赖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边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虽然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没有直接的显着影响,但可以和?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sco1（哪些土地可以被灌溉的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产生交互作用,联合正向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4）“制度变迁→要素投入水平→治理绩效”以及“制度变迁→要素配置效率→治理绩效”的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6）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农户水平分化能够推动?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的规定）、?info2（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性指标公示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的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而?allo3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可以认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治理绩效”的中介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综合而言,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具有消极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农户分化又会驱动部分运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进而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产生积极的间接影响。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2）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3）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4）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5）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6）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杨薇[5]（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王雅璠[6]（2020）在《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分析 ——以陕西省为例》文中提出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跨过了四十周年的节点,在此期间社会经济发展到了新高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自2010年起就稳居世界第二位。但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基尼系数近十六年来始终超过0.4警戒线,这表明我国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差距突出等问题。对此,政府应采取各项措施进行调节,个人所得税作为直接对纳税人收入征税的直接税,具有累进性,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我国从2019年开始实行的新个人所得税政策首次实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收模式,因而对新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效果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在绪论和理论章节,本文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梳理出收入分配效应的测算方法,再对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在主体计算分析章节,本文先基于近十五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分析了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情况,再基于近十五年的《陕西省统计年鉴》收入数据,运用非等分组法计算出基尼系数,计算结果显示基尼系数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仍在警戒线0.4左右,因此陕西省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仍需得到重视。本文的重点分析部分是基于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背景,运用CFPS2016调查中陕西省的数据进行了收入分配效应的宏观指标计算和微观效应分析,计算了总体MT指数、横向公平效应、纵向公平效应和累进性效应等宏观指标,分析得出提高费用扣除额和扩大税率级距并不利于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增加专项附加扣除则显着地改善了收入再分配效应;微观层面对不同收入层级的收入结构、个税缴纳情况和专项附加扣除情况进行计算分析,得出新个税明显降低了中、低收入层级居民的税负,且各收入组人均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相差较小。本文根据计算和分析结果提出制约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效应的因素,从国家、企业和个人三个层面进行阐述,国家层面主要体现在综合课税范围太小、征税范围不够全面、费用扣除不够灵活、税率累进结构有待优化以及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较低,企业层面主要体现在财务人员专业技能有待提高和个税筹划需要调整,个人层面主要体现在公民纳税遵从度以及纳税申报难度较大。在总结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本文对加强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效应提出相应的建议,国家层面的建议包括以家庭为纳税单位、采用反列举法扩大税基、制定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优化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以及强化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企业层面包括注重财务人员的继续教育和重新构建薪酬体系,个人层面建议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学习相关税法知识以及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交叉核对纳税申报信息等。
李明文[7]（2020）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也要适应并遵循这一趋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而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减少贫困发生率、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仍然依靠资本、劳动力和资源等要素的投入,通过投入规模的扩大来实现农业产出的增加,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终究会后劲不足、难以为继,因此,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急需找到一个新的推动力,来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使要素配置趋优化,提高要素生产效率,是农业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泉。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要素禀赋是分析产业结构问题的逻辑起点,同样也是决定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因素。“人多地少”是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的基本状况,但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农业的要素禀赋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在耕地面积减少、农业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流失的现实约束下,如何突破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各种瓶颈,来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等突显问题?农业结构升级作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可通过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来改善要素结构,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破解上述难题的有效路径。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科学问题:在农业劳动力要素不断转移、资本要素快速替代及土地要素稀缺程度升高的趋势下,农业要素禀赋变化是否会促进农业结构升级?而农业结构升级是否可以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效应如何?这些问题都亟待研究及解答。本文基于2003-2017年中国1743个县域的农业面板数据,首先运用要素禀赋理论测度农业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禀赋系数,利用空间SARAR模型实证分析要素禀赋对农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其次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揭示农业结构升级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与作用路径;最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效应进行分析。本文一共分为九个章节,主要研究内容提炼如下:第一,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运用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变化成因、要素禀赋变化对农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农业结构升级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其次,利用数理模型推导,尝试理论推导要素禀赋变化对农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农业结构升级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第二,要素禀赋变化对农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首先,运用要素禀赋理论测度县域农业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禀赋系数,并测度县域农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和服务化指数,分析其动态演变趋势;其次,利用空间SARAR和SEM模型实证分析要素禀赋变化对农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后,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分析要素禀赋对农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第三,农业结构升级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首先,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数,并分析其动态变化趋势;其次,采用Moran’s I指数检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利用空间SARAR和SDM模型实证探索农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服务化指标对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数的影响与作用路径;最后,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服务化指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数的非线性影响与作用路径。第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分析。从增长效应和收入效应两方面来分析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正向效应;首先,运用增长速度模型测度农业全要素生产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而揭示其影响因素;其次,实证验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有:第一,2003-2017年资本要素在农业要素禀赋结构中所占份额逐年快速上升,而劳动力要素在农业要素禀赋结构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且2003-2009年中国县域要素禀赋结构出现固化迹象;县域农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化,而农业结构高级化在2008-2015年出现恶化情况之后得到缓解。资本要素禀赋系数的提高可以促进农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服务化水平,土地要素禀赋系数的提高可以促进农业结构合理化和服务化水平,而劳动力要素禀赋系数升高阻碍了农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服务化水平的提升,即农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适当提高资本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而适当降低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丰裕度;县域农业要素配置与技术进步偏向相匹配,两者共同作用可以促进农业结构的升级。第二,2004-2017年中国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波动中下降的趋势,而县域整体的技术效率水平相对较低,且技术进步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源泉;不同区域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中、东、西部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出依次递减的趋势,中部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快;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未呈现出显着的δ收敛趋势,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却存在显着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现象。第三,农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的提高均有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农业结构服务化反而阻碍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中农业结构高级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来实现,而农业结构合理化和服务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作用完成。农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高均促进了东、中、西部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对东部县域的促进作用最大;农业结构服务化对东、中、西部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形成了阻碍作用,且对西部的阻碍作用最大;而农业结构高级化仅促进了东部和西部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中部县域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农业结构升级对东、中、西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均通过技术进步途径实现,技术效率实现途径不明显。第四,农业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非线性的影响,当劳均耕地作为门槛变量时,存在单一门槛,且随着劳均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数的提升作用均不断增强,且农业结构服务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数的影响由阻碍转变为促进作用;当劳均资本作为门槛变量时,存在双重门槛,且随着劳均资本量的增加,农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数的提升作用均不断增强,而农业结构服务化在第一、二区间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数形成阻碍作用,当跨过门槛值0.2070时,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指数的影响由阻碍转为促进作用。第五,2004-2017年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资本要素是农业产出贡献率的主要推动力,且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产出的贡献率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而农业资本要素对农业产出的贡献率呈现出不断升高的态势;县域农业经济增长对资本要素投入的依赖程度有增强的趋势,这不利于农业经济转向效率和质量型增长;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增加可以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转型升级;2004-2017年县域整体及东、中、西部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均呈现出倒“U”型规律,且东、中、西部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呈依次递增的规律,实证验证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可以显着减小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有:第一、研究对象的创新。本文从县域层面出发,利用2003-2017年中国县域农业面板数据,分析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县域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体,以其作为研究对象更真实且更具代表性;而现有相关文献多从省级或市级层面进行研究,缺乏县域层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经验证据。第二、研究视角的创新。探索要素禀赋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把新结构经济学相关理论引入农业领域,把要素禀赋作为农业结构的研究起点,要素禀赋变化是否带来农业结构升级,而农业结构升级是否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农业层面,未有学者从此思路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第三、研究思路的创新。已有文献并未过多的关注农业结构升级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本研究在揭示农业结构升级可以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发现农业结构升级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非线性的影响机理。
张帆[8]（2020）在《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业是金融业的关键领域。如何维护银行稳定,降低银行发生挤兑风险概率,实现问题银行有序平稳退出,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越发关心的问题,构建由存款保险制度、央行最后贷款人和审慎金融监管三大基石组成的金融安全网逐渐成为国际共识。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其在金融安全网中的作用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其制度实施的范围持续扩大到全球146个国家或地区。中国在经济增速换挡、利率市场化、金融保护体系重塑等宏观经济条件下,2015年3月发布的《存款保险条例》标志着中国存款保险制度与央行最后贷款人和审慎监管制度共同成为国家金融安全网的三大核心支柱。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只有5年左右的运营实践,其制度内容将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国际社会存款保险制度的规范要求不断调整、改革和完善。韩国在积极借鉴美国等国际社会存款保险制度的基础上,还充分考虑本国国情,较好地实现了存款保险制度的“本土化”,在全球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营实践中独树一帜。因此,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将会对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素材,论文的选题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论文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一般分析的基础上,以外部性理论、道德风险理论和银行挤兑理论为理论支撑,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研究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运行机制,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实施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首先,考察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韩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经历了隐性存款保护、隐性存款保护向显性存款保护过渡、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和综合存款保险体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改革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完善五个阶段。其次,分析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制保险、保险范围和最高偿付限额,存款保险基金的筹措和管理,管控参保金融机构的风险,破产处置及破产财团管理,追究参保金融机构亏损责任等。再次,探讨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包括存款保险筹资机制,参保金融机构风险监管机制,存款保险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的合作机制。第四,提炼出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实施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总结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主要经验有不断完善制度基础、持续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先进化、存款保险机构拥有较高权限、加强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成员的合作等。对中国的启示包括提升“存款保险条例”的法律效力并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动态调整存款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强化存款保险运行机制,应对互联网银行等网络金融发展带来的挑战等。
余舒婷[9]（2020）在《浙江农户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艰战决胜之年,农村信贷在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等“三农”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农村地区存在信贷配给,农户“借贷难”问题依然突出。为了改善借贷环境,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村金融的发展,农户借贷行为特征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浙江是中国经济较发达的沿海省份,农户人均收入水平位于全国前列。本文基于浙江农村固定观察点2003-2018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户借贷行为及变化进行研究,并对农户借贷行为及借贷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农村金融发展提出政策启示。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浙江农户借贷行为活跃程度明显下降,年末借贷水平呈先升后降趋势,借贷面呈下降趋势。从借贷来源看,民间借贷是农户借贷的主体且呈下降趋势,无息借贷比例较高且呈明显上升趋势。正规金融借贷在农村借贷中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大;正规金融的主体是银行,信用社则在此期间扮演了一个过山车的角色。从借贷用途看,新世纪初浙江农户以生产性借贷为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性借贷比例上升并开始占据主要地位;在生活性借贷中,农户子女就学和成员看病借贷比例相对较低。基于上述的统计分析,本文使用面板Probit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对农户借贷行为及借贷规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家庭收入状况对农户借贷行为具有显着影响。家庭全年总收入对农户借贷行为及借贷规模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家庭财富特征对农户借贷行为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对农户借贷行为和借贷规模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人数对农户借贷行为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较高的农户家庭借贷资金多用于生产经营。劳动力人数较多的农户家庭在借贷渠道上更多是民间借贷。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等特征对农户借贷行为具有显着影响。户主文化程度高的农户家庭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概率显着增加,借贷资金多用于生产经营。劳动力培训对农户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具有正向显着影响。在社会身份特征中,乡村干部户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规模显着上升。不同地理位置下农户的借贷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位于非城郊村农户借贷行为更加活跃。在分析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本文对农户借贷行为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发现正规借贷和生产性借贷可以显着促进农户收入增长。最后,本文提出了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扩大正规金融机构覆盖地区和覆盖群体、推进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产品创新、建立农村居民信用评分体系等推动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陈丹玲[10]（2020）在《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区域一体化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议题。本研究以“分析框架——实证分析——策略设计”为逻辑主线,将区域一体化的影响纳入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变化中,构建区域一体化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产业一体——城乡融合——空间关联”的逻辑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遵循“时空演进——影响效应——影响路径”的实证轨迹,对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及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地,综合运用随机森林算法、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耦合协调模型刻画2003-2017年中国12个城市群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协调关系;构建空间Durbin回归模型及动态计量分析模型,研究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运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两者的影响路径。回答了以下三个关键问题: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何种理论关系?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什么路径来实现?并据此设计出了区域一体化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策略体系。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构建基于“产业一体——城乡融合——空间关联”的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变化影响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全面掌握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基本内涵与时代意蕴后,将一体化的经济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及空间结构变迁引入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变化分析框架,结合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产业、政府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研究,构建了区域一体化→“产业一体——城乡融合——空间关联”→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变化的基础内容体系。（2）分析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进特征与耦合协调关系。从时间序列上看,2003-2017年间,我国12个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密度函数中心向右移动,波峰由陡峭转变为平滑状态,区域一体化的地区差距在样本考察期内逐渐扩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与区域一体化的演变相类似。从空间格局来看,研究期间,我国区域一体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均存在显着的空间关联特征和较强的溢出效应,且这种空间关联趋于增强,不同集聚区内扩散效应在空间上渗透的不均衡导致各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并存。从耦合协调关系来看,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彼此促进、共同提升,总体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基本分布格局。（3）实证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区域一体化对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显着为正且存在区域异质性。而且,在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分解变量中,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产出效益的正向影响最强,其次是城市土地利用投入水平、城市土地利用强度,最后是城市土地利用可持续性。此外,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且这种因果关系具有长期性和异质性。（4）剖析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转变的影响路径。从产业一体和城乡融合视角来看,考察期间,中国12个城市群存在着“区域一体化→产业一体→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传导机制及“区域一体化→城乡融合→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传导链条,但这种中介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相比之下,从空间关联视角来看,在当前发展阶段下并不存在“区域一体化→国内外市场潜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传导机制,但存在“区域一体化→区际研发的技术溢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传导机制。（5）提出区域一体化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具体策略。在综合考虑我国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发展现状及时空演进规律,特别是从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影响路径分析结果,主要从充分发挥产业专业化和产业多样化集聚的促进作用、完善城市产业一体化政策以推动产业一体发展、大力推进商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东中西地区统筹协调发展、实现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有效联动及强化技术研发配置和区际人才沟通的促进作用等方面设计出区域一体化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具体策略。
二、改变，从2003年开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改变，从2003年开始（论文提纲范文）
（2）地方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研究 ——以S大学选调生政策执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大学生就业压力大和基层建设人才匮乏的问题 |
| 1.1.2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效果不理想 |
| 1.1.3 地方高校做好基层人才培养和推送工作是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已有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意义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创新点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思路及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资料整理与分析 |
| 1.5 核心概念界定 |
| 1.5.1 地方高校 |
| 1.5.2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 |
| 1.5.3 政策执行 |
| 1.6 理论基础 |
| 2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概述 |
| 2.1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类别 |
| 2.1.1 西部计划 |
| 2.1.2 三支一扶计划 |
| 2.1.3 大学生村官计划 |
| 2.1.4 特岗教师计划 |
| 2.1.5 选调生计划 |
| 2.2 大学生基层就业优惠政策内容 |
| 2.3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出台背景 |
| 2.3.1 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 |
| 2.3.2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 |
| 2.3.3 我国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
| 2.3.4 行业困难和就业市场的缩水 |
| 2.4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的基本特征及重要意义 |
| 2.4.1 政策的基本特征 |
| 2.4.2 政策的重要意义 |
| 2.5 本研究的出发点 |
| 3 S大学选调生政策执行主体状况 |
| 3.1 访谈对象的选择 |
| 3.2 对执行主体的调查结果 |
| 3.2.1 选调生政策执行组织机构和流程 |
| 3.2.2 执行人员的政策认知 |
| 3.2.3 执行人员的心理因素 |
| 3.2.4 执行主体的工作方式与传统 |
| 3.3 对执行主体调查结果的分析 |
| 3.3.1 对于选调生政策的象征性执行 |
| 3.3.2 政策执行组织机构的权责交叉重叠 |
| 3.3.3 执行人员对于政策缺乏充分认知 |
| 3.3.4 执行人员价值认知与价值选择的矛盾 |
| 3.3.5 执行人员工作缺乏主动性 |
| 3.3.6 政策执行成效难以明确 |
| 4 S大学选调生政策目标群体状况 |
| 4.1 访谈对象的选择 |
| 4.2 对于目标群体的调查结果 |
| 4.2.1 目标群体的政策感知 |
| 4.2.2 目标群体的选择动机 |
| 4.2.3 目标群体的政策认同 |
| 4.2.4 目标群体的自身素质 |
| 4.3 对目标群体调查结果的分析 |
| 4.3.1 大学生对政策的感知度偏低 |
| 4.3.2 大学生的选择动机趋于功利性 |
| 4.3.3 大学生对选调生政策认同感偏低 |
| 4.3.4 大学生自身素质难以匹配基层工作需要 |
| 5 S大学选调生政策执行环境状况 |
| 5.1 宏观环境 |
| 5.1.1 政策执行中传统的行政运作 |
| 5.1.2 政策执行中传统的社会心理 |
| 5.1.3 社会中的偶发事件 |
| 5.2 微观环境 |
| 5.2.1 政策执行的人力资源不足 |
| 5.2.2 政策执行的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 |
| 5.2.3 政策执行中的信息沟通机制缺乏 |
| 6 地方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应对策略 |
| 6.1 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1.1 政策自身因素 |
| 6.1.2 执行主体因素 |
| 6.1.3 目标群体因素 |
| 6.1.4 政策环境因素 |
| 6.2 改进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的策略 |
| 6.2.1 优化基层就业政策设计 |
| 6.2.2 增强政策执行主体效能 |
| 6.2.3 加强对目标群体的引导 |
| 6.2.4 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 |
| 7 结语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3）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结构 |
| 1.6 本文创新点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工业用地 |
| 2.1.2 效率 |
| 2.1.3 环境效率 |
| 2.1.4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
| 2.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2.1 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 |
| 2.2.2 关于土地利用评价的研究 |
| 2.2.3 关于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 |
| 2.2.4 关于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研究 |
| 2.2.5 研究述评 |
| 2.3 相关理论 |
| 2.3.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2.3.2 投入产出理论 |
| 2.3.3 区位理论 |
| 2.3.4 土地报酬递减理论 |
| 2.3.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4 分析框架 |
| 2.4.1 理论分析 |
| 2.4.2 实证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测算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 3.1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测算方法与模型构建 |
| 3.1.1 静态效率方法与模型构建 |
| 3.1.2 动态效率方法与构建 |
| 3.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 3.2.1 研究区概况 |
| 3.2.2 数据来源 |
| 3.2.3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3.3 基于超效率EBM模型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 3.3.1 时序演变特征分析 |
| 3.3.2 空间演变特征分析 |
| 3.4 基于GML指数的工业用地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 3.4.1 总体分析 |
| 3.4.2 差异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收敛性分析 |
| 4.1 收敛性理论及其方法类别 |
| 4.1.1 收敛性理论 |
| 4.1.2 收敛性分析方法类别 |
| 4.2 绝对收敛性检验 |
| 4.2.1 σ收敛检验及结果 |
| 4.2.2 绝对β收敛检验及结果 |
| 4.3 条件收敛性检验 |
| 4.3.1 条件收敛检验方法 |
| 4.3.2 条件收敛检验结果 |
| 4.4 PS收敛检验 |
| 4.4.1 PS收敛检验方法 |
| 4.4.2 PS收敛检验结果 |
| 4.5 俱乐部收敛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1 空间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
| 5.2 空间相关性检验方法 |
| 5.2.1 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 |
| 5.2.2 空间权重矩阵选择 |
| 5.3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3.1 空间分布特征 |
| 5.3.2 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分析 |
| 5.4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1 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6.2 空间计量模型和方法 |
| 6.2.1 空间面板模型概述 |
| 6.2.2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方法 |
| 6.2.3 空间面板模型检验及模型选择 |
| 6.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3.1 变量选取及处理 |
| 6.3.2 数据来源 |
| 6.3.3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4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1 空间面板模型的检验和选择 |
| 6.4.2 全国尺度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的结果 |
| 6.4.3 区域尺度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的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之处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必要性 |
| 1.1.2 农户分化为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
| 1.1.3 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 |
| 1.1.4 理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是探索适应性制度变迁路径的前提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概念演进 |
| 1.3.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治理机制研究 |
| 1.3.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研究 |
| 1.3.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3.5 农户分化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3.6 制度变迁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3.7 农户分化驱动制度变迁的相关研究 |
| 1.3.8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分化 |
| 2.1.2 制度及制度变迁 |
| 2.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
| 2.2.2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
| 2.2.3 公共物品博弈模型 |
| 2.2.4 社会分层理论 |
| 2.2.5 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
| 2.2.6 社会动力学理论 |
| 2.2.7 集体行动理论 |
| 第三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逻辑分析 |
| 3.1 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 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1 变异:观念变革—偏好改变与共同知识裂变—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2.2 选择:规则制定博弈—价值整合与行为协调—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2.3 遗传:规则稳态化—跨期承诺—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3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联合影响机理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
| 4.1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历史沿革 |
| 4.1.1 农户分化的历史演变 |
| 4.1.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规则的历史沿革 |
| 4.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宏观特征及其治理历史脉络 |
| 4.2 农户分化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2.1 农户分化的测度 |
| 4.2.2 农户分化的现状分析 |
| 4.3 制度变迁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3.1 制度变迁的测度 |
| 4.3.2 制度变迁的现状分析 |
| 4.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4.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 |
| 4.4.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现状分析 |
| 4.5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面临的挑战 |
| 4.5.1 农户分化背景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难度有增无减 |
| 4.5.2 通过制度变迁实现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协同相容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5.1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5.1.1 方法选择 |
| 5.1.2 案例选择 |
| 5.1.3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5.1.4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 5.2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 5.2.1 研究假说 |
| 5.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4 内生性检验 |
| 5.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 5.2.6 异质性分析 |
| 5.2.7 拓展性讨论: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
| 5.2.8 作用渠道分析 |
| 5.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6.1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6.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 6.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6.1.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 6.2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假说 |
| 6.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2.4 内生性检验 |
| 6.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 6.2.6 异质性分析 |
| 6.2.7 拓展性讨论:不同规则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 |
| 6.2.8 作用渠道分析 |
| 6.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7.1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7.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 7.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7.1.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 |
| 7.2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计量检验 |
| 7.2.1 研究假说 |
| 7.2.2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关系检验 |
| 7.2.3 制度变迁的中介作用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 |
| 8.2.2 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 |
| 8.2.3 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 |
| 8.2.4 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 |
| 8.2.5 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 |
| 8.2.6 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6）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分析 ——以陕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文献评析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相关理论 |
| 2.1 个人所得税的相关概念 |
| 2.2 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途径 |
| 2.2.1 税基 |
| 2.2.2 费用扣除 |
| 2.2.3 税率结构 |
| 2.2.4 课税模式 |
| 2.2.5 征收方式和征收管理 |
| 2.3 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 |
| 2.3.1 收入分配理论 |
| 2.3.2 税收公平理论 |
| 2.3.3 最优所得税理论 |
| 3 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
| 3.1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现状 |
| 3.1.1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历史演变 |
| 3.1.2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发展现状 |
| 3.2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
| 3.2.1 总体层面收入分配差距 |
| 3.2.2 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收入分配差距 |
| 3.2.3 不同地区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
| 3.3 陕西省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
| 3.3.1 陕西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现状 |
| 3.3.2 陕西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现状 |
| 3.3.3 陕西省全体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 |
| 3.3.4 陕西省与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
| 3.4 陕西省居民收入分配的宏观效应分析 |
| 3.4.1 计算指标公式 |
| 3.4.2 数据来源 |
| 3.4.3 计算和扣除标准 |
| 3.4.4 计算结果和分析 |
| 3.5 陕西省居民收入分配的微观效应分析 |
| 3.5.1 收入结构 |
| 3.5.2 个税缴纳情况 |
| 3.5.3 专项附加扣除情况 |
| 4 制约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效应的原因 |
| 4.1 国家层面 |
| 4.1.1 综合课税范围太小 |
| 4.1.2 征税范围不够全面 |
| 4.1.3 费用扣除不够灵活 |
| 4.1.4 税率累进结构有待优化 |
| 4.1.5 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较低 |
| 4.2 企业层面 |
| 4.2.1 财务人员专业技能有待提高 |
| 4.2.2 个税筹划架构需要调整 |
| 4.3 个人层面 |
| 4.3.1 公民纳税遵从度低 |
| 4.3.2 纳税申报难度增大 |
| 5 加强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建议 |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 5.2 国家层面建议 |
| 5.2.1 以家庭为纳税单位 |
| 5.2.2 采用反列举法扩大税基 |
| 5.2.3 制定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 |
| 5.2.4 优化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 |
| 5.2.5 强化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 |
| 5.2.6 健全对内外收入的监管制度 |
| 5.3 企业层面建议 |
| 5.3.1 注重财务人员的继续教育 |
| 5.3.2 重新构建薪酬体系 |
| 5.4 个人层面建议 |
| 5.4.1 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学习 |
| 5.4.2 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交叉核对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概念界定及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概念界定 |
| 1.3.3 数据来源 |
| 1.4 分析框架、论文结构及技术路线 |
| 1.4.1 分析框架 |
| 1.4.2 论文结构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要素禀赋理论 |
| 2.1.2 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进步理论 |
| 2.1.3 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
| 2.1.4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有关要素禀赋与产业(农业)结构的研究文献 |
| 2.2.2 有关产业(农业)结构变迁与升级的研究文献 |
| 2.2.3 有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文献 |
| 2.2.4 有关产业(农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文献 |
| 2.3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数理模型构建 |
| 3.1 要素禀赋对农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3.1.1 理论分析 |
| 3.1.2 数理推导 |
| 3.2 农业结构升级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3.2.1 理论分析 |
| 3.2.2 数理推导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县域要素禀赋与农业结构升级的动态演变 |
| 4.1 测度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1 测度方法 |
| 4.1.2 数据处理 |
| 4.2 农业要素禀赋动态演变趋势分析 |
| 4.2.1 农业要素禀赋系数动态演变趋势 |
| 4.2.2 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动态演变趋势 |
| 4.3 农业结构升级动态演变趋势分析 |
| 4.3.1 县域整体农业结构升级动态演变趋势 |
| 4.3.2 不同区域农业结构升级动态演变趋势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要素禀赋对农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5.1 研究方法与变量设定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变量设定 |
| 5.2 空间相关检验 |
| 5.2.1 空间相关关系检验 |
| 5.2.2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2.3 BP及 Hausman检验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县域整体实证结果分析 |
| 5.3.2 不同区域实证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影响机理讨论——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 |
| 5.4.1 指数测度 |
| 5.4.2 匹配分析 |
| 5.4.3 实证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变化及收敛分析 |
| 6.1 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
| 6.1.1 研究方法 |
| 6.1.2 数据处理 |
| 6.2 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动态演变 |
| 6.2.1 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 |
| 6.2.2 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变趋势 |
| 6.3 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收敛检验及分析 |
| 6.3.1 δ收敛及分析 |
| 6.3.2 绝对β收敛及分析 |
| 6.3.3 条件β收敛及影响因素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构升级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7.1 研究方法与变量设定 |
| 7.1.1 研究方法 |
| 7.1.2 变量设定 |
| 7.2 空间相关检验 |
| 7.2.1 空间相关关系检验 |
| 7.2.2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7.2.3 BP及 Hausman检验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 |
| 7.3.2 门槛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分析 |
| 8.1 研究方法 |
| 8.2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的效应分析 |
| 8.2.1 贡献率测度 |
| 8.2.2 贡献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8.2.3 稳健性检验 |
| 8.3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分析 |
| 8.3.1 变量设定 |
| 8.3.2 空间相关检验 |
| 8.3.3 实证结果分析 |
| 8.3.4 稳健性检验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情况 |
（8）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存款保险制度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存款保险定价模型研究 |
| 1.3.2 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研究 |
| 1.3.3 存款保险制度运行的有效性效果研究 |
| 1.3.4 评述 |
| 1.4 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写作思路 |
| 1.5 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存款保险制度的一般分析 |
| 2.1 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 |
| 2.1.1 政策性 |
| 2.1.2 公益性 |
| 2.1.3 可退出性 |
| 2.2 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
| 2.2.1 维护储户存款安全 |
| 2.2.2 有利于商业银行发展 |
| 2.2.3 有利于金融市场稳定 |
| 2.3 存款保险制度划分标准和类型 |
| 2.3.1 按存款保险制度职权划分 |
| 2.3.2 按存款保险机构的组织形式划分 |
| 2.3.3 按是否出台相关法律划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存款保险制度的相关理论 |
| 3.1 外部性理论 |
| 3.1.1 外部性的内涵 |
| 3.1.2 外部性理论的产生 |
| 3.1.3 外部性理论的发展 |
| 3.1.4 外部性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
| 3.1.5 外部性的内在化 |
| 3.2 道德风险理论 |
| 3.2.1 道德风险的内涵 |
| 3.2.2 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 |
| 3.2.3 克服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办法 |
| 3.3 银行挤兑理论 |
| 3.3.1 银行挤兑的内涵 |
| 3.3.2 银行挤兑产生的原因 |
| 3.3.3 银行挤兑理论的分类 |
| 3.3.4 解决银行挤兑的办法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 |
| 4.1 隐性存款保护阶段(20世纪60年代—1987年) |
| 4.1.1 出台金融发展的相关法律 |
| 4.1.2 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 |
| 4.2 隐性存款保护向显性存款保护过渡阶段(1988—1995年) |
| 4.2.1 利率市场化加剧银行竞争 |
| 4.2.2 政府的隐性担保存在弊端 |
| 4.2.3 加入OECD及金融市场的开放 |
| 4.3 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和综合存款保险体系建立阶段(1996—2000年) |
| 4.3.1 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 |
| 4.3.2 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存款保险制度的调整 |
| 4.3.3 综合存款保险体系的建成 |
| 4.3.4 实施即时矫正行动 |
| 4.4 存款保险制度改革阶段(2001—2008 年) |
| 4.4.1 恢复部分存款保险制度 |
| 4.4.2 存款保险基金的二元化 |
| 4.5 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阶段(2009 年至今) |
| 4.5.1 引入目标基金制度 |
| 4.5.2 实施差别费率制度 |
| 4.5.3 存款保险标识、说明和确认制度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
| 5.1 强制保险、保险范围和最高偿付限额 |
| 5.1.1 投保的强制性 |
| 5.1.2 存款保障范围 |
| 5.1.3 最高偿付限额 |
| 5.2 存款保险基金的筹措和管理 |
| 5.2.1 存款保险基金的稳定筹措 |
| 5.2.2 存款保险基金债券偿还基金管理 |
| 5.2.3 相互储蓄银行结构调整特别账户管理 |
| 5.3 管控参保金融机构的风险 |
| 5.3.1 事先预防风险1:调查及共同检查 |
| 5.3.2 事先预防风险2:差别费率及道德风险的防止 |
| 5.3.3 事后处理:公共资金的投入及其管理 |
| 5.4 破产处置及破产财团管理 |
| 5.4.1 破产处置 |
| 5.4.2 破产财团管理 |
| 5.4.3 特别资产管理和相关资产接管 |
| 5.5 追究参保金融机构亏损责任 |
| 5.5.1 对破产金融机构调查和追责 |
| 5.5.2 对亏损金融机关相关人员的调查和追责 |
| 5.5.3 破产相关人员资产追查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 |
| 6.1 存款保险筹资机制 |
| 6.1.1 事先筹资机制 |
| 6.1.2 存款保险基金的积累机制 |
| 6.1.3 保费评估与收取机制 |
| 6.2 参保金融机构风险常态化监管、评估和早期纠正机制 |
| 6.2.1 存款保险常态化监管机制 |
| 6.2.2 参保金融机构风险早期发现和评估机制 |
| 6.2.3 参保金融机构风险的及时矫正机制 |
| 6.3 存款保险公司治理机制 |
| 6.3.1 存款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机制 |
| 6.3.2 存款保险公司风险处置延伸机制 |
| 6.3.3 存款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和公开机制 |
| 6.3.4 存款保险公司中长期发展机制 |
| 6.4 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的合作机制 |
| 6.4.1 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成员的协调机制 |
| 6.4.2 信息收集及共享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运行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
| 7.1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 |
| 7.1.1 存款保险制度接近“核心原则与评价标准” |
| 7.1.2 存款保险覆盖范围宽泛 |
| 7.1.3 综合保护方案及存款保险公司的独立性 |
| 7.1.4 风险最小型存款保险制度职能 |
| 7.1.5 存款保险采取属地方式 |
| 7.2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成效 |
| 7.2.1 有效保护存款人利益 |
| 7.2.2 保障问题银行的平稳退出和金融结构调整 |
| 7.2.3 增强参保金融机构的经营稳定性 |
| 7.2.4 间接促进包容性金融发展 |
| 7.2.5 提升国民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知度 |
| 7.2.6 扩大国际存款保险合作领域 |
| 7.3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其运行存在的问题 |
| 7.3.1 存款保护水平有待提高 |
| 7.3.2 多个存款保险机构并存需要协调 |
| 7.3.3 保险公司会计标准的变更及风险 |
| 7.3.4 储蓄银行对存款保险带来的潜在风险仍很大 |
| 7.3.5 互联网银行的发展对存款保险制度带来挑战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的经验与对我国的启示 |
| 8.1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经验 |
| 8.1.1 不断完善制度基础 |
| 8.1.2 持续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先进化 |
| 8.1.3 存款保险机构拥有较高权限 |
| 8.1.4 加强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成员的合作 |
| 8.2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现状 |
| 8.2.1 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必然性 |
| 8.2.2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现状 |
| 8.2.3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存在问题 |
| 8.3 对我国的启示 |
| 8.3.1 提升法律效力及完善法律体系 |
| 8.3.2 动态调整存款保险制度具体内容 |
| 8.3.3 强化存款保险运行机制 |
| 8.3.4 应对互联网银行业务带来的挑战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9）浙江农户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内容和意义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农户经济行为理论 |
| 2.1.2 农户借贷行为基础理论 |
| 2.1.3 农村金融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农户借贷行为 |
| 2.2.2 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2.3 文献评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户借贷水平及其变化趋势 |
| 3.1 数据来源 |
| 3.2 农户借贷水平及其变化趋势 |
| 3.2.1 农户年末借贷水平及其构成变化 |
| 3.2.2 借贷来源、借贷用途及其变化 |
| 3.2.3 借贷面及其波动 |
| 3.2.4 借入和借出的关系 |
| 3.3 农户储蓄和消费水平 |
| 3.3.1 农户年末储蓄水平及其变动趋势 |
| 3.3.2 农户年末消费水平及其构成变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 |
| 4.1 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 |
| 4.1.1 变量选择 |
| 4.1.2 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4.2 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 |
| 4.2.1 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 |
| 4.2.2 农户借贷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 |
| 4.2.3 农户借贷用途选择的影响因素 |
| 4.3 农户借贷规模的影响因素 |
| 4.3.1 农户借贷规模的影响因素 |
| 4.3.2 农户不同渠道借贷规模的影响因素 |
| 4.3.3 农户不同用途借贷规模的影响因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借贷行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 5.1 变量选择 |
| 5.2 模型建立 |
| 5.3 实证结果 |
| 5.3.1 固定效应模型 |
| 5.3.2 分位数回归模型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和政策启示 |
| 6.1 总结 |
| 6.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10）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及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 |
| 2.3 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3 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产业一体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
| 3.2 城乡融合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
| 3.3 空间关联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
| 3.4 本章小结 |
| 4 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现实考察 |
| 4.1 区域一体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水平综合测度 |
| 4.2 区域一体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动态演进及空间格局 |
| 4.3 区域一体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协调关系 |
| 4.4 本章小结 |
| 5 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 |
| 5.1 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单向影响效应 |
| 5.2 区域一体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双向影响效应 |
| 5.3 本章小结 |
| 6 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路径 |
| 6.1 计量模型设定 |
| 6.2 变量测度与数据说明 |
| 6.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7 区域一体化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策略体系 |
| 7.1 区域一体化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总体思路 |
| 7.2 产业一体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具体策略 |
| 7.3 城乡融合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具体策略 |
| 7.4 空间关联促进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具体策略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创新 |
| 8.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改变，从2003年开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支撑：大国雁阵模式[J]. 苏庆义,王奉龙. China Economist, 2021(05)
- [2]地方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执行研究 ——以S大学选调生政策执行为例[D]. 杨秀英.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D]. 蒋海舲.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D]. 秦国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5]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6]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分析 ——以陕西省为例[D]. 王雅璠.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7]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分析[D]. 李明文. 沈阳农业大学, 2020(08)
- [8]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D]. 张帆. 吉林大学, 2020(08)
- [9]浙江农户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D]. 余舒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10]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D]. 陈丹玲.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