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启超史学观论析（论文文献综述）
崔士凯[1]（2021）在《试论柳诒徵的传统史学观》文中研究指明在民国学人中,柳诒徵对传统史学的认识颇具特色,主要体现在其对传统史学内容、形式、方法、价值等方面的理解上。自近代以来,传统史学的内容受到了许多学人的批判和质疑,如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学人、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人”。针对这些批判和质疑,柳诒徵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传统史学并非只是记述帝王将相的历史,其中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演进;同时他还指出古人撰史皆以信为鹄,重视实录精神。关于传统史学的书写形式,柳诒徵阐扬了纪传体这一史书体裁,表彰了其纪、传、表、志在记事上互相补充的作用。在传统治学方法上,柳诒徵主张继承传统史学的治学路径和方法,如由经入史、考据等。在传统史学价值方面,柳诒徵从鉴往知来与品性修养两方面阐述了传统史学的功用,肯定了传统史学的价值。从柳诒徵对传统史学各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传统史学始终秉持着一种肯定和维护的态度,这与当时的时代思潮以及民族危机的加深有着密切的联系。需提出的是柳诒徵在维护和弘扬传统史学的同时,并不排斥西方史学,而是持开放的态度。探析柳诒徵对传统史学的认识,不仅可加深我们对其学术思想的认识,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审视传统史学的价值、处理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关系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胡传吉[2]（2021）在《经史分离与史学“致用”——梁启超“新史学”与黄梨洲《明儒学案》关系考论》文中研究表明梁启超的《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论着,对清学及"新史学"有系统的归纳与思考。《明儒学案》是梁启超"新史学"的本土学术资源。梁启超肯定《明儒学案》在学术史编纂体例方面的开创价值,为现代学术史正名,进而为思考经史关系打下重要基础。梁启超观察到,清学衰落之势不可逆,但经学之研究精神及"解放"（自然研究）,将在史学这里得到续接。经史分离、经学入史,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人在"诸儒"变"学者"这个层面,各有贡献,共同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局面。梁启超"新史学"强调史学之"致用",与黄梨洲的史学致用观（"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有差异。
魏义霞[3]（2021）在《梁启超“着中国宗教史”的设想及其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梁启超尽管以善变着称于世,然而他对史学的热情和研究却终身不辍。进入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对文化问题的兴趣盎然,梁启超的史学研究转向文化史。于是,他开始构想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和宗教史。"着中国宗教史"的设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不仅展示了梁启超的宗教理念和诉求,而且流露出他对儒家、道家和墨家的判定。因此,这一设想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也将梁启超思想的民族性推向了极致。
徐艳兰[4]（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高月宝[5]（2020）在《旧学维新 ——柳诒徵史学的变与不变》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学衡派”中坚人物,柳诒徵是二十世纪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史学家。柳诒徵史学呈现出“变”与“不变”相交织的特点:其治史领域随时代需求而“变”,由商业史、教育史、世界史进而文化史、史学思想;而其强烈的现实关照、民本思想、人文精神贯穿治史历程之中,即民族本位文化史观一以贯之,此乃“不变”。柳诒徵治史历程可分为前、中、晚三期。1902—1920年为前期,这一时期柳诒徵治史受日本影响:《历代史略》《中国商业史》《史学研究法》以及西洋史和亚洲史之讲义主要取法日本;其民族本位文化史观在《中国教育史》《史学研究法》中已有体现,如将尊周尊孔、史学与伦理相结合的思想主张融入其中。1920—1943年为柳诒徵治史的中期,这一阶段其接受白壁德新人文主义,民族本位文化史观得以确立:《中国文化史》以强烈的中西文化比较意识,凸显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史学概论》《谈治史方法——河南大学演讲集》批判古史辨运动疑古过甚、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1943—1956年是柳诒徵治史的晚期,此阶段柳诒徵坚定地护持中国传统史学并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史要义》深入阐释中国传统史学内在机理与基本特质,标志着柳诒徵民族本位文化史观的成熟;《人民生活史》运用唯物史观、《奴隶史》关注奴隶问题,成为柳诒徵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志。综合而言,柳诒徵治史的目的在于维护本民族思想文化,故重在立足传统阐发旧史,凸显出“以中释中”的特点;同时身处西学东渐之时,柳诒徵思想深处亦有强烈的中西比较意识,其治史历程总是或隐或现地以西方、现代的思想观念观照、阐释旧学。由此看来,柳诒徵的民族本位文化史观非但不保守,甚或有开放、包容的胸怀。
谢进东[6]（2020）在《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文中指出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卓立,杨晶[7]（2018）在《从“直书”到“求真”——清季民初“新史学”知识论转型的观念史考释》文中提出由于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观念基础不同,导致前者形成了记实史学传统,后者则是知识论的解释史学传统。近代时空观念的转型瓦解了中国传统的伦理世界观,中国传统"天人感应"式伦理世界观转变为近代西方的牛顿时空世界观,"客观自然世界"的观念取代了伦理化的"天下",从而引发了以梁启超"新史学"为代表的中国史学知识论转型,其理论内核从古代的"直书"转变为现代史学的"求真"观念。中国实证史学具有远比西方实证史学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具有更强的"反理论"倾向。历史求真观念最初以进化论的方式通过严复的译着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式语境下转化为一种追求绝对真理的信仰。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新史学"便从追求普遍"公例"的实证主义立场,转变为追求历史事实客观性的实证史学立场,并与传统记实观念结合形成一种历史主义思想,其知识合法性依据则从"鉴往知来"转变为"知其所以然"。
杨钰婷[8]（2018）在《冯天瑜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当代开展 ——以《中国文化生成史》为中心的探讨》文中认为中国文化史是近代中西方逐步接触以来兴起的一门专门史学科。二十世纪初以梁启超《新史学》为标志,中国文化史研究发蒙,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民族危机的高涨,到三四十年代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受阶级史观的影响,中国文化史研究一度走向低谷,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重新复兴。在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学术复兴的历程中,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和论着,冯天瑜和他的着作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冯天瑜的中国文化史写作经历了八十年代整体性研究、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期专题性研究,最近推出了他的集大成着作《中国文化生成史》。在《中国文化生成史》一书中,冯天瑜探讨了关于中国文化自觉、文化机制、文化特质以及文化史分期等问题,提出文化生成是文化自在到文化自觉的过程,重点阐述了文化生成机制中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的四层次,横向总结了中国文化基本特质,纵向划分了中国文化史发展的各阶段。《中国文化生成史》所呈现的问题和一些重要的论述都是对过去文化史长期研究的总结,书中的诸多观点跟以往着作或前或后地联系紧密。如文化自觉的问题在前着《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有过初探;中国文化特质与文化生成机制的问题先后在《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华文化史》、《中国文化史纲》等论着中逐步深化;中国文化史分期的问题先后在《中国文化发展脉络》、《中国文化史》等论着中逐渐修订。将冯天瑜的中国文化史着作与不同时代的代表性文化史着作相比较,可看出冯天瑜的中国文化史研究特色。在文化史理论创建上,冯天瑜构建并逐步完善文化生态理论,通过探寻文化生成的深层机制发现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特征;在中国文化内涵问题上,冯天瑜以文化自觉前瞻未来文化走向,提出中国文化应以否定之否定辩证过程实现超越;在学科视野上,坚持打通今古、跨学科综合,将博大和精微有机结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现在,冯天瑜从未间断过对于中国文化史的书写与研究。在书写方式上,他坚持“义理、考据、词章”史学研究方法,倡导“贯穿古今、打通中西”的综合研究视野,将文化史宏微观兼具的特点发挥到极致;在学理建树上,他创建“文化生态学”、“历史文化语义学”等文化史研究理论,构建明清文化转型的学术理论体系,建立且不断完善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现代学科体系;冯天瑜以中国文化史为耕耘领域,肩负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复兴使命与时代使命,立足于前代之基,扎根于当代,将中国文化史研究不断推向纵深发展。正是以冯天瑜为代表的当代学人将中国文化史研究复兴作为历史使命,中国文化史研究才得以更好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黄旭峰[9]（2016）在《梁启超的史料观对乾嘉学派的继承与突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一个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亦称"考据学派"。乾嘉学派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在中国思想史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梁启超作为中国思想家的典型代表,其史学研究成绩为世人瞩目。现今学界虽然对于两者的研究很多,但是针对这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甚少。因此本文着重从史料观方面来谈梁启超对于乾嘉学派的联系,并总结出梁对于乾嘉学派的继承与突破。
胡静静[10]（2016）在《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到“新史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梁启超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中,提出了"新史学"的思想,领导了中国"史学的革命"。在他晚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再次谈到了"新史学"的问题。文章比较了他的"新史学"与所谓的旧史学有哪些不同,以及他早期的"新史学"思想和晚期是否相同。另外文章探讨了他的这些新思想,在哪些方面受到前人的影响,又对于当时史学界、对于后来史学学科的建立产生了什么作用,尝试解决上述问题。
二、梁启超史学观论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梁启超史学观论析（论文提纲范文）
（1）试论柳诒徵的传统史学观（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和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柳诒徵的学术经历与史学成就 |
| 第一节:柳诒徵的学术经历 |
| 第二节:柳诒徵的史学成就 |
| 第二章:关于传统史学内容与形式的认识 |
| 第一节 关于传统史学内容的认识 |
| 第二节 关于传统史学形式的认识 |
| 第三章 关于传统史学方法与价值的认识 |
| 第一节 对传统治学方法的提倡和践行 |
| 第二节 对传统史学功用的肯定和弘扬 |
| 第四章:关于中西史学关系的认识 |
| 第一节 中学为体 |
| 第二节 西学为用 |
| 结语 |
| 附录:柳诒徵学术年谱简编 |
| 附表一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经史分离与史学“致用”——梁启超“新史学”与黄梨洲《明儒学案》关系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明儒学案》与中国学术史编纂 |
| 二、对经史关系之思考的延续 |
| 三、“诸儒”变“学者” |
| 四、“新史学”与“致用”理想 |
（3）梁启超“着中国宗教史”的设想及其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儒家、道家和墨家不应写进中国宗教史 |
| 二、外来宗教“无大精彩” |
| 三、古人祭拜的人为神“可写得有精彩” |
| 四、“着中国宗教史”的多重意图和思考 |
（4）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旧学维新 ——柳诒徵史学的变与不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新旧激荡中的柳诒徵 |
| 第一节 镇江社会与家学渊源 |
| 一、由旧而新的镇江社会 |
| 二、重经学尚诗文的家学渊源 |
| 第二节 柳诒徵的学术交往 |
| 一、“新旧夹杂”的师长群体 |
| 二、“学衡派”诸友 |
| 第二章 编撰历史教科书 |
| 第一节 改订《支那通史》成《历代史略》 |
| 第二节 独立成书的开始——《中国商业史》 |
| 一、日本影响和新式教育下的产物 |
| 二、“民主之商”的商业史性质 |
| 三、强国富民之现实观照 |
| 四、影响王孝通《中国商业史》 |
| 第三节 补辑《中国教育史》 |
| 第三章 大学历史教学 |
| 第一节 世界史教学 |
| 一、讲授西洋史 |
| 二、讲授亚洲史 |
| 第二节 讲授史学方法与史学理论 |
| 一、《史学研究法》 |
| 二、《史学概论》 |
| 三、《谈治史方法——河南大学演讲集》 |
| 第三节 中国通史课程讲义——《中国文化史》 |
| 第四章 澄明传统史学之力作——《国史要义》 |
| 第一节 史官的历史形态 |
| 一、记述事迹,宣明时序:史官发生之原 |
| 二、史掌官书以赞治:史官行政之原 |
| 三、天道与理性:史权之原 |
| 第二节 史联之妙 |
| 第三节 再论“史德” |
| 第五章 现实观照与史学转向 |
| 第一节 观照时变与历史 |
| 一、参与学术论争 |
| 二、关注中小学历史教学 |
| 三、印书御侮,讲学救国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向 |
| 一、转向之可能:民众主体历史观 |
| 二、转向之形成:《人民生活史》《奴隶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6）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史学九十年》所蕴含之褊狭“新史学观” |
| 二科学实证：中国新史学之求真或求理 |
| 三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求意或求识 |
| 四结语 |
（7）从“直书”到“求真”——清季民初“新史学”知识论转型的观念史考释（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东西方文化传统中史学记实观念的差异 |
| 二、世界观念的转型与求真观的重建 |
| 三、科学观的发展及其对求真观的影响 |
| 四、历史主义求真观的知识论困境 |
（8）冯天瑜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当代开展 ——以《中国文化生成史》为中心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书写与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展开 |
| 第一节 20世纪中国文化史书写的兴起与转折 |
| 一、清季中国文化史的发蒙 |
| 二、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史的书写 |
| 三、抗战救亡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
| 四、现代以来的文化史写作的中断与复兴 |
| 第二节 冯天瑜与中国文化史的结缘 |
| 一、家学渊源与早年求学 |
| 二、庭训与投身史学 |
| 三、专攻文化史 |
| 第三节 冯天瑜与中国文化史书写进程 |
| 一、80年代之整体性研究 |
| 二、9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专题性研究 |
| 三、最新的总结性书写 |
| 第二章 《中国文化生成史》书写 |
| 第一节 文化观念与文化自觉 |
| 一、“文化生成”与“文化生成史” |
| 二、文化生成与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文化生成原理的解析 |
| 一、地理环境 |
| 二、经济土壤 |
| 三、社会结构—宗法传统 |
| 四、政治制度—皇权文化 |
| 第三节 中国文化的文化特质和历史进程 |
| 一、中国文化特质 |
| 二、中国文化史分期 |
| 第三章 《中国文化生成史》要义—与冯天瑜其他文化史论着的关联 |
| 第一节 文化自觉与文化转型 |
| 一、“文化觉醒” |
| 二、文化自觉走向 |
| 第二节 中国文化生成机制 |
| 一、文化机制三层次的提出 |
| 二、文化机制四层次的确立 |
| 第三节 中国文化特质问题 |
| 一、中国文化的诞生之际 |
| 二、中国文化的特质形成 |
| 第四节 中国文化史分期问题 |
| 一、“周制”与“秦制” |
| 二、“封建考论” |
| 第四章 从《中国文化生成史》看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研究特色 |
| 第一节 与前人比较—以柳诒徵、陈登原同名着作《中国文化史》为例 |
| 一、书写义例的比较 |
| 二、承前启后,推陈出新 |
| 第二节 与同代人比较—以阴法鲁主编着作《中国古代文化史》为例 |
| 一、跨学科综合研究 |
| 二、文化理论创新 |
| 第三节 与海外学者比较—以韦政通着作《中国文化概论》为例 |
| 一、文化特质问题 |
| 二、文化走向问题 |
| 第四节 冯天瑜与“义理·考据·词章”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梁启超的史料观对乾嘉学派的继承与突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先行研究 |
| 二、乾嘉学派的形成及其治学特色 |
| 三、梁启超的史料观特点 |
| 四、梁启超对于乾嘉学派的继承和突破 |
| (一)梁启超对于乾嘉学派的继承 |
| 1. 疑古的态度。 |
| 2. 扩展史料的范围,宁详勿略。 |
| 3. 经世致用的思想。 |
| (二)梁启超的史料观突破 |
| 1. 引进了西方的历史理论。 |
| 2. 史料分类上的突破。 |
| 3. 理论指导上的突破。 |
| 五、总论 |
四、梁启超史学观论析（论文参考文献）
- [1]试论柳诒徵的传统史学观[D]. 崔士凯. 兰州大学, 2021(02)
- [2]经史分离与史学“致用”——梁启超“新史学”与黄梨洲《明儒学案》关系考论[J]. 胡传吉. 关东学刊, 2021(01)
- [3]梁启超“着中国宗教史”的设想及其意义[J]. 魏义霞.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21(01)
- [4]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5]旧学维新 ——柳诒徵史学的变与不变[D]. 高月宝. 淮北师范大学, 2020(12)
- [6]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J]. 谢进东. 史学月刊, 2020(03)
- [7]从“直书”到“求真”——清季民初“新史学”知识论转型的观念史考释[J]. 卓立,杨晶. 天津社会科学, 2018(04)
- [8]冯天瑜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当代开展 ——以《中国文化生成史》为中心的探讨[D]. 杨钰婷.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9]梁启超的史料观对乾嘉学派的继承与突破[J]. 黄旭峰. 语文学刊, 2016(10)
- [10]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到“新史学”[J]. 胡静静. 临沂大学学报,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