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亚经济结束萎靡（论文文献综述）
徐曼[1]（2021）在《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北极问题在21世纪伊始就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使该地区凸显出的经济价值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对北极地区巨大经济潜力和地缘政治地位的再认识使环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开始围绕北极发展勾织蓝图。在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北极地区的发展是环北极国家整体实力的综合表现,国家能否采用合理开发政策来适应经济变化趋势、充分发挥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是北极开发的关键问题。俄罗斯作为北极地区面积最大、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在北极开发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出台了积极的开发政策,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实际上,俄罗斯北极开发在21世纪初的酝酿阶段到至今的强化运行阶段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北极开发进行宏观性研究以窥探其开发路线与逻辑,并将重点放在21世纪以来的开发政策,主要研究对象为具有代表性的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支撑区”建设领域。本文以要素禀赋、“增长极”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对俄罗斯北极地区十多年的开发演变进行归纳与剖析。本文发现,俄罗斯北极开发是在北极战略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实质上是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其中,北极地区核战略威慑的军事安全、北极大陆架划分的领土安全、北方航道通行控制的航道安全、自然资源开采的能源安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社会安全以及对气候环境进行保护的生态安全,都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战略逻辑下,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路径主要表现在开发动因和现实目标指导下的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安全的政策实施。在这一路径下,俄罗斯北极开发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由笼统向重点领域展开、开发范围由宽泛向某些具体项目展开,开发方式由粗放向可持续发展展开,开发措施由单边管控向寻求国际合作展开。目前,北极开发的某些领域向良好的态势发展。21世纪以来,俄罗斯联邦在采取投资和税收等优惠经济政策,数字化医疗、住房安置和教育等社会保障政策,加强生态监控、消除积累污染物和保护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等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强化军事力量部署和应对开发中的紧急事故等地区安全政策的背景下,对北方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采以及“支撑区”建设三个方面采取了既具共性也具特性的领域开发。共性主要体现在,首先,三个领域的开发与本国经济水平、世界格局和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经济的繁荣程度决定着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其次,由于北方航道运输的主要货物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能源资源开采程度以及“支撑区”项目建设的进展直接影响了航道通行的效率,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特性则主要表现在,航道通行、油气开采和支撑区建设的模式、方向和评估的方法完全不同。首先,在开发模式和方向上,根据资源禀赋的特点,俄罗斯对航道进行了管理框架的构建、通航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发展一切与运行相关的运输工具、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支持。利用资源禀赋的特点对北极地区陆上和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进行分析,总结了油气综合体战略管理模式和国际勘探开发模式,并探究油气未来发展的方向。运用增长极理论方法继续对推进北方海航道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两个战略目标而规划出的重点建设区域,虽然区域轮廓模糊,但也是旨在实现俄罗斯北极战略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前瞻区域;其次,在评价方法上,北方航道采用了总货物运输量、过境货物运输量及货物、重要港口货运量以及破冰船运行时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收入分析了航道的利用率。油气资源开发从北极地区资源开采所占份额、开采量、对主要合作伙伴国的运输量以及促进本国技术和设备进口替代化的角度分析开采效率。因“支撑区”概念落实较晚,仅取得了一些效果,而它是以总体规划的实施阶段和项目开发进程以及是否建立以矿产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集聚为评判标准。通过对航道、油气和支撑区建设三个层面的开发过程和成效分析,俄罗斯北极的主要开发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与取得的成果相比,实际上面临的阻碍因素更多,这些因素主要由整体上存在的短时间难以解决或调和的矛盾以及各领域在开发中面临的问题所组成。从整体来看,国际经济制裁的延长、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劣、劳动力资源的不断减少、爆发地区冲突的预期以及生态环境的脆弱,这些都加大了俄罗斯北极开发难度,影响了北极开发进程。从重要领域来看,在航道通行方面,国际航运业危机、油气价格下跌、与传统航线的竞争以及气候条件的恶劣等降低了北极航道通行的红利;在油气资源开采方面,油气项目开采风险高以及俄联邦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限制国内外企业参与油气使原本规划好的项目举步维艰;在“支撑区”建设方面,俄联邦对各支撑区投入的融资结构差距大、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难度大和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太大使“支撑区”难以均衡发展。俄罗斯北极地区开发对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为其他国家发展进行北极活动提供了依据,为了最大限度地营造有利于北极开发的国际环境和氛围,俄罗斯以和平、开放的姿态加强同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可以说,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和克服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合作的发展。但受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与美欧开发合作的项目或推迟或停滞。在此情况下,中俄北极合作存在着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实现全方位战略对接的可行性以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必要性,虽然两国合作存在一定的制约,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北极合作不仅有利于成为两国关系中合作的新亮点,更有助于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时,树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大国典范。
郝雪[2]（2021）在《日本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江户时代（1603-1867）是日本结束地方割据,实现中央集权,武士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达到顶峰的时代。与此同时,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渐和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封建统治逐渐动摇,因此,江户时代又是日本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代。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户时代的教育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机构包括幕府直辖学校、藩校、寺子屋、乡校和私塾。其中私塾作为私立教育机构,因其办学形式灵活多样,更明显地体现了时代变化的特征。日本的私塾最早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儒学传入日本后学者针对贵族子弟开展的私学教育,后在圣德太子（574-622）的提倡下逐渐兴旺。历经奈良、平安、吉野、室町等几个朝代得以延续并一直成为日本古代教育的重要形式。但直到江户时代之前日本私塾并未形成大发展的局面,且始终未能突破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贵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培养上层统治阶级接班人为培养目标;二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教育内容;三是经营者往往自任教师。进入江户时代,特别是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伴随社会发展对教育需求的扩大,日本私塾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不但数量空前增长,其教育对象、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江户时代私塾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江户早期的汉学塾一元化发展的阶段。中央集权的实现使政治相对安定,经济随之发展,加之元禄文化的兴起和“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为源于中国的汉学在日本的进一步推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汉学塾的兴盛。第二个阶段是江户中期的汉学塾、国学塾和兰学塾多样化发展的阶段。享保改革使幕府统治步入极盛时期,随后,商业资本的发展促使农民阶级开始分化,富裕庶民兴起,贫困农民不满剥削频繁暴动,幕府统治基础开始动摇。阶级矛盾的激化使思想领域不再满足于朱子学独尊的局面,日本本土产生的国学开始抬头。加上享保改革放宽了“闭关锁国”政策,兰学开始大量传入。这些因素促使国学塾和兰学塾大量涌现。第三个阶段是江户后期私塾发生激烈变革和洋学塾快速兴盛的阶段。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国内外矛盾日益加剧,武士阶层生活困苦,对幕府统治日益不满,西南强藩加快学习西方的改革步伐并形成倒幕力量,水户学兴起成为尊皇攘夷势力,加上西方列强频频扣关,使日本各种思想日益活跃和矛盾加剧。在这种形势下,传播汉学、国学、兰学和洋学的私塾日益明显地带上政治色彩,特别是代表先进科技和革命色彩的洋学塾快速兴盛起来。整个江户时代,日本私塾不但数量上空前增加,办学类型和办学特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私塾类型在单一的汉学塾基础上增加了国学塾、兰学塾和洋学塾,教育对象由武士阶级向庶民阶级扩展,培养目标由统治阶级接班人向政治、经济、科技等多类型人才转变,教育内容上增加了国学和洋学。具备了这些新式特征的私塾,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在日本的交流融合与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还为明治维新的改革成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许多私塾在明治维新后更是直接被改造成为近代教育机构。
冯甜甜[3]（2021）在《《经济学人》“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专题新闻评论汉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新闻所涉及的广度也不断延伸。各国读者对新闻的涉猎范围不再仅限于本国的媒体,而是希望了解世界的局势,各领域专家对于特定事件的洞见。新闻外刊是了解世界声音的一项重要途径,也是促进中西方信息沟通与交融的有效手段。新冠疫情无疑是近两年来新闻媒体的热点话题,本次翻译实践报告选取了《经济学人》中以“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为主题的系列文章。基于英语新闻翻译“忠实、通顺”的原则,并结合新闻评论文本的特点,探究如何跨越英汉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最大程度确保译文具有准确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对于新闻词汇的翻译要确保其准确性,文本中涉及到行业领域的专业术语,复合词以及修辞格的使用,笔者主要采取了等值词汇翻译和意译法对其进行转换。其次,文本句式结构富有弹性,形式多样,主要运用了简单句的分合译法、复合句的综合译法以及被动句的结构转换对其进行处理,使其具有广泛的可读性。最后阐述应当从语体风格和文化因素两方面来尽可能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使读者能够从译文中流畅的获取和解读信息。本报告结合新闻语言和评论文体的特点,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总结英语新闻汉译的方法和策略,使译文既贴合新闻的陈述程式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广泛的为受众所接受,也为今后翻译此类文本提供一定的参考。
张美龄[4]（2021）在《黄柏炭与银屑病的治疗》文中研究指明纵观历代古籍对炭药的记载,可见其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范围,能够治疗多系统、多器官的疾病种类高达百余种,且疗效确切。作为新药研发的全新药物源泉,探索炭药未被发现的、全新的药效,并科学的阐释其起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对于促进炭药以更广泛的药效服务于临床具有重要意义。黄柏（Phellodendri Chinensis Cortex,PCC）首载于《神农本草经》,也是经方常用组成药物之一。在前期开展多种炭药生物活性的研究中,偶然发现黄柏炭（PCC Carbonisata,PCCC）在改善咪喹莫特（Imiquimod,IMQ）诱导银屑病小鼠模型症状上展现出良好的疗效,然而这一全新药效发挥的起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等基本科学问题尚未有定论。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确证PCCC治疗银屑病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拓展其临床应用的范围,本研究展开了以下系列工作。目的:在新线索的基础上,应用IMQ诱导银屑病小鼠模型,进一步确证PCCC治疗银屑病的活性,并初步探讨“火制”程度对其药效的影响。进而以药效为指导,结合电镜技术、色谱技术以及光学技术,证明黄柏炭纳米类成分（PCCC nano-components,PCCC-NCs）是PCCC发挥治疗银屑病药效的物质基础,并分析不同条件制备的PCCC-NCs的物理化学性质与其活性强弱的关联性,获取其治疗银屑病活性最佳的制备工艺参数。于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PCCC-NCs治疗银屑病的量效关系、给药方式以及体内外安全性,并以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功能为切入点,阐释其起效作用机制,从而为以PCCC为代表的中药炭药的临床拓展应用与物质基础研究提供前导性研究思路。方法:（1）应用银屑病小鼠模型探讨炮制程度与给药方式对PCCC治疗银屑病作用的影响,初步筛选出活性最佳的“火制”条件,为后续实验的开展奠定基础。（2）采用透析方法将PCCC溶液分离成分子量大于和小于1000 Da的两部分,并借助色谱技术、电镜技术以及光学技术分析鉴定其治疗银屑病的活性部位。（3）考察炭化温度与时间对PCCC活性部位物理化学性质的影响,并通过银屑病小鼠模型和Hacat细胞增殖活力模型评价并筛选出PCCC活性部位的最佳制备工艺参数,进而借鉴材料科学技术进一步分析其结构特征、元素配位等信息。（4）通过检测银屑病小鼠体重、脾指数、后背与耳部皮肤外貌、银屑病皮损与严重程度评分（Psoriasis area and severity index,PASI）以及病理组织（如表皮厚度、炎性细胞浸润以及血管增生等）的变化,对优选获取的PCCC活性部位治疗银屑病的给药方式及量效关系进行研究。（5）利用ELISA法、生化法、流式细胞术、免疫印迹法、免疫组化/荧光法检测皮肤/血清中M1/M2标志性因子水平、脾细胞Th1/Th2和Th17/Treg 比例、氧化应激相关因子以及NF-κB/STAT6通路相关蛋白表达,从调控巨噬细胞极化角度探讨PCCC活性部位治疗银屑病的作用机制。（6）分别以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和IL-4将RAW264.7细胞诱导极化成M1亚型和M2亚型,结合CCK-8实验获取的PCCC活性部位的安全给药浓度对极化后的RAW264.7细胞进行干预,并以M1/M2亚型巨噬细胞高表达因子为评价指标,体外进一步证实PCCC活性部位对巨噬细胞极化的调控作用。（7）通过细胞CCK-8实验、小鼠急毒及长毒实验,获取PCCC活性部位的安全性参数。结果:（1）确证了市售PCCC（PCCC sale in the market,PCCC-MS）具有治疗银屑病的药效,且腹腔注射效果较灌胃给药和皮下注射更佳;进而考察黄柏及其不同炮制品对银屑病小鼠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药效由强到弱依次为:改良工艺获取的400℃制备PCCC（PCCC prepared at 400℃,PCCC-400℃）>PCCC-MS>炒黄柏（Fried PCC,F-PCC）>PCC。（2）药效结果显示PCCC-400℃治疗银屑病的活性部位为透析袋内成分（MWCO>1000）,且经HPLC分析发现其色谱图上无吸收峰出现。低分辨透射电镜（Transmission electronmicroscopy,TEM）和高分辨透射电镜（Highresolution TEM,HRTEM）下可见其为0.5～3.6 nm的近球形、晶格明显（0.22 nm）的颗粒。红外和荧光图谱显示该部位具有荧光,且表面存在丰富的羟基、羧基等官能团。另外,对PCCC-MS透析袋内成分进行以上分析,结果与上述较为相似。结合我们团队的前期研究结果,本研究确认PCCC治疗银屑病的物质基础为纳米类成分（Nano-components,NCs）,即PCCC-NCs。（3）HPLC图谱显示9种工艺参数条件下制备的PCCC-NCs中均未有小分子化合物的存在。进一步采用现代材料科学分析技术对其物理化学性质分析发现:炭化温度相同时,延长制备时间会引起PCCC-NCs粒径尺寸减小、荧光最大激发/发射波长蓝移;炭化时间一致时,升高温度也会引起PCCC-NCs粒径尺寸减少,但是荧光波长变化并无规律性。除此之外,炭化的温度和时间还会引起PCCC-NCs的红外吸收峰强和晶格间距发生改变,但仅以当前结果难以分析其中的规律性。进而以治疗小鼠银屑病和抑制Hacat细胞增殖活力的体内外药效为指导,优化获取PCCC-NCs的最佳制备工艺参数为400℃、1h,进一步表征发现该NCs主要由碳和氧元素组成,存在高度不定型碳结构和π-π*、n-π*跃迁,且具有荧光激发-发射依赖性,量子产率为5.63%。（4）基于上述结果,本研究考察并证明了 400℃、1 h获取的PCCC-NCs在降低银屑病小鼠PASI评分上,腹腔注射的疗效较灌胃给药和皮下注射更佳;且本实验设置的高、中、低剂量PCCC-NCs在改善IMQ干预引起的体重降低,脾指数增高,PASI评分升高,背部和耳部皮肤病理组织改变如表皮增厚、炎性细胞浸润以及血管增生等症状上均显示出显着作用,相关指标或蛋白表达的变化也进一步验证了此结果。综合分析发现PCCC-NCs发挥抗银屑病活性的量-效曲线呈“U”型,即实验考察剂量内,中剂量PCCC-NCs表现出更佳的治疗效果。（5）机制研究发现,PCCC-NCs可降低银屑病小鼠血清（TNF-α、IL-6、IL-23、IL-17A和IL-22）和皮肤组织（TNF-α、IL-6、NO和iNOs）中的M1相关因子,且皮肤免疫组化分析可见其能够降低CD86的阳性表达,表明PCCC-NCs具有抑制巨噬细胞M1极化的作用;同时PCCC-NCs可升高皮肤组织和血清中M2相关因子（IL-10和Arg-1）水平,说明其可促进巨噬细胞向M2亚型极化。小鼠脾组织的流式细胞分析显示PCCC-NCs可通过降低Th1/Th2和Th17/Treg比例调节T细胞平衡,且该NCs还可改善IMQ引起的皮肤组织中T-AOC、SOD、GSH-Px、CAT降低,MDA升高的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PCCC-NCs可抑制p65的磷酸化,同时促进STAT6磷酸化。上述结果表明,PCCC-NCs可能通过调控NF-κB和STAT6通路改善IMQ引起的巨噬细胞M1/M2升高现象,进而减少M1巨噬细胞分泌的炎性介质、促进M2型巨噬细胞分泌抗炎介质,实现对Th1/Th2和Th17/Treg平衡的调节和机体氧化应激损伤的缓解,从而发挥治疗银屑病的活性。（6）PCCC-NCs可缓解LPS诱导的RAW264.7巨噬细胞的M1极化,同时促进IL-4诱导的RAW264.7的M2极化,从体外角度进一步印证了该NCs对巨噬细胞极化的调控功能。（7）安全性评价结果显示PCCC-NCs在L02和293T细胞上的安全剂量≤ 1250μg/mL,且其用量在1.56 mg/kg～100.00 mg/kg区间内小鼠均不会出现急毒反应,最大给药量达到200 mg/kg时动物的生理状态和主要器官也未发生明显改变。另外,PCCC-NCs的长毒结果可见该NCs在连续给药1月和停药2周后,小鼠的一般状态、体重、摄食量、血常规、血清生化指标、主要脏器系数及其病理组织未显示出明显毒性变化。结论:本研究首次证实PCCC具有治疗银屑病的功效,且炭化程度高的PCCC腹腔注射效果更佳。综合利用色谱技术、现代材料科学技术和中药药理药效研究方法,追踪并确认PCCC治疗银屑病的物质基础为PCCC-NCs。以此成分为切入点,优化和规范PCCC的制备工艺,并以药效为指导获取该NCs活性最佳的制备工艺参数为400℃、1h。在此基础上,发现PCCC-NCs治疗银屑病无剂量依赖性,可能通过NF-κB和STAT6通路调控巨噬细胞极化,进而改善T细胞比例失衡和机体氧化应激损伤,从而发挥治疗银屑病的活性。另外,PCCC-NCs在细胞毒性、小鼠急毒和长毒实验均显示出极高的安全性。该研究结果将为确证PCCC治疗银屑病的全新药效、并从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角度阐述其科学性提供了实验依据,对于以PCCC为代表的中药炭药功效“钩沉创新”、物质基础和工艺规范及优化等基础研究提供了示范性思路,有助于推动PCCC-NCs开发成治疗银屑病新制剂从而使其更好的服务于临床。
邢安冉[5]（2021）在《日本右翼势力演变中的美国因素（1945-1978）》文中研究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存在由来已久。虽然在战后受到短暂削弱,但时至今日已演变成不容小觑的一股政治力量,而美国的“推波助澜”无疑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从二战结束到1978年的3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右翼势力经历了“削弱”——“复活”——“抬头”的过程。此间美国对日政策和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态度随着本国国家发展需求而不断变化。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不仅对日本政治走向造成了严重影响,而且对中日关系走势和亚太和平构成了潜在威胁。本文由绪论、正文三章和结束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对本文的选题缘起、价值与意义、思路与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做了基础性交代。第一章,主要介绍和阐述了1945年至1949年美国因素对日本右翼势力削弱的影响。文章主要从美国削弱日本右翼势力的背景、措施和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笔者认为,美国在战后初期为了更好地占领和控制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日本右翼势力。第二章,主要论述了1949年至1960年美国因素对日本右翼势力复活的影响。文章主要从美国默许日本右翼势力复活的背景、表现和后果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笔者认为,美国默许日本右翼势力复活是基于世界形势以及亚太地区事态的变化;而其结果导致了被削弱的日本右翼势力再度复活,这对日本国家、中日关系以及东亚的和平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第三章,主要阐述了1960年至1978年美国因素对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影响。文章主要从美国放任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背景、表现和后果展开论述。笔者认为,美国放任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是基于日美关系以及世界形势的新变化;而其结果导致了日本右翼势力迅速抬头,进而阻碍了日本社会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发展。结语部分,主要就本文内容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有关日本右翼势力的一些新见解。
董俊[6]（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吴汪世琦[7]（2021）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研究》文中指出共建经济走廊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的重要实践,并且各方先后建立了多个双边和多边的经济走廊合作机制。在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提质升级的关键时期,推动经济走廊合作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前,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进程不断推进,但仍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部分经济走廊合作从理念到实践面临重重困境,诸多经济走廊合作呈现出推进缓、见效慢等症结。为此,如何厘清这些不确定因素,高效、可持续地推进中国与东南亚经济走廊合作就成为一项紧迫性课题。因此,本文对以往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尝试构建一套适应中国与东南亚共建经济走廊的可持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对经济走廊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丰富了经济走廊的理论内涵,并依次提出了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的三要素、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影响因子模型以及经济走廊生命周期等理论判断,对经济走廊合作持续衍变的驱动力、影响因子以及具体过程进行了阐释。基于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各类问题进行了探究。首先,本文剖析了现阶段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特征。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走廊合作正处于经济走廊生命周期中的初级阶段,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内嵌式”目标,地区的经济走廊合作呈现出以下特点:以“亲、诚、惠、容”与正确的“义利观”为引领;坚持绿色与清洁的发展理念;促进大型交通基建统筹规划、联动发展;筹措多元的融资渠道。其次,本文根据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的组成要素,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驱动力进行了探析。各成员国希望凭借经济走廊合作所实现的战略利益、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催生了他们参与地区经济走廊合作的强烈动机,构成了地区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推进的重要驱动力。再次,本文基于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影响因子模型,剖析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限制性条件。经济地理特征的欠佳令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初启面临复杂困境,严重制约了走廊合作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性;制度安排能力建设的不足滋生走廊合作中“恶性搭便车”、“公地悲剧”、统筹乏力等问题;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在地区建立的“对冲型”经济合作机制令中国与地区国家经济走廊合作的持续推进面临巨大的地缘压力;毗邻地区以非传统安全威胁为首的“外部性”影响为经济走廊合作的持续推进埋下了不可估量的安全隐患。最后,本文基于经济走廊合作持续推进的限制性条件,探寻了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可持续推进的具体路径。中国与地区国家应当努力重塑走廊域内及沿线地区的经济地理特征,凭借移民激励、“港产园”协同发展等手段,扭转走廊经济地理特征的劣势,提升经济走廊合作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性;各参与方需通过构建走廊项目监管机制、入驻走廊企业的“社会责任”考核机制以及根据属地建立双边的走廊联工委等方式,来强化经济走廊制度安排的能力建设,以保证经济走廊各项政策与规则贯彻的持续性;中国则需要发挥自身产能与地缘优势,用好“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模式,促进各方的发展倡议在地区有机相融,妥善应对美、日、印等国的地区经济制度角力,巩固地区经济走廊合作的政治可持续性;中国和地区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增强非传统安全合作,追源溯本,采取更为灵活有效的方式,将毗邻地区对走廊合作持续推进的“外部性”影响降至最低。未来,在后疫情时代,随着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走廊合作将逐步迈入生命周期的中级阶段。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应当以数字与创新为引领,力促地区经济走廊实现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为地区经济的复苏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注入强劲动力。
李铃[8]（2021）在《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日国力对比发生逆转,中日关系发生质的改变,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发生转变。本论文试图通过游记文本研究,检视游记文本中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如何改变。本论文在统计现存明治时期日本人游记书目和概述近代日本人中国旅行概况的基础上,选取了 1862年“千岁丸”上海考察团的9部游记、小栗栖香顶的《北京纪事》和《北京纪游》（1875年）、宗方小太郎的《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1887年）、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1900年）、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的《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1907年）作为个案,挖掘这些不同年代文本中的相同主题,发现幕末和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认识的共性,也注意分析各旅行者源于各自旅行目的和兴趣的个人关注点。本论文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为序章,第二章是先行研究综述。第三章统计了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的整体情况并分类,选出具有代表意义的个案。第四章到第六章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分别细读了明治之前、明治前期和明治后期的游记个案。第七章为终章。通过对明治之前和明治时期游记中中国认识的考察,本论文有以下发现:1)各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既有共同的关注点,也有各自的问题意识。不同时期日本人在游记中的共同关注点是:中国人、中国的外国势力、近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时间较长的旅行,游记中会对中国会有相对全面的观察和记录;而以奔赴名胜古迹或某些固定旅行点为目的的旅行,旅行者较为偏向于把局部事实概括成中国的整体特征。2)整体而言,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中国正在走向衰败,对中国人、中国卫生、中国名胜古迹、中国的鸦片问题等,都是类似评价。在明治以前和明治前期的游记中,部分日本人对中国人和中国的境遇仍怀有同情和理解,日本间谍则始终对中国怀有恶意。明治后期的游记中,日本人以日本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认为中国远不如日本。3)明治之前和明治前期,旅行者以社会上层、某领域的精英人士、间谍和军人居多,他们接触的多是中国下层人士。到了明治后期,普通日本人也能访华。明治维新的成功、近代日本对外武力扩张的阶段性胜利,使日本人国民身份意识加强,他们在游记中常以维新成功国和战胜国国民的心态凭吊、评估中国。随着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增多,日本人越来越依靠在中国的日本人获取信息,笔谈的作用发生改变,不再只是了解中国的方式,也成了他们向中国人传达中国认识的方式。
田野[9]（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认为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LEE W00NG[10]（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二、东亚经济结束萎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亚经济结束萎靡（论文提纲范文）
（1）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北极地区开发的研究 |
| 1.2.2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总体研究 |
| 1.2.3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具体领域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概念 |
| 2.1.1 北极地区范围及开发概念 |
| 2.1.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围 |
| 2.1.3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畴 |
| 2.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增长极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动因 |
| 3.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沿革 |
| 3.1.1 探索发现-奠定基础阶段(1917-1990) |
| 3.1.2 机制重组-机制转型阶段(1991-1999) |
| 3.1.3 政策酝酿-实际启动阶段(2000-2011) |
| 3.1.4 政策强化-全面开展阶段(2012-至今) |
| 3.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现实动因 |
| 3.2.1 北极开发的经济利益动因 |
| 3.2.2 北极开发的社会环境动因 |
| 3.2.3 北极开发的政治安全动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与政策 |
| 4.1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 |
| 4.1.1 促进俄罗斯北极地区经济增长 |
| 4.1.2 推动俄罗斯北极地区社会发展 |
| 4.1.3 保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生态环境 |
| 4.1.4 保障俄罗斯北极地区国家安全 |
| 4.2 俄罗斯北极开发政策 |
| 4.2.1 北极开发的招商引资政策 |
| 4.2.2 北极开发的财政税收政策 |
| 4.2.3 北极开发的社会保障政策 |
| 4.2.4 北极开发的环境保护政策 |
| 4.2.5 北极开发的地区安全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重点领域及推进措施 |
| 5.1 挖掘地理禀赋:完善北方海航道运营管理体系 |
| 5.1.1 构建联邦、区域、公司三级管理架构 |
| 5.1.2 遵循无害通行和过境通行的法律制度 |
| 5.1.3 建设“北方海航道”通行的运营模式 |
| 5.2 利用资源禀赋:加强油气资源开发 |
| 5.2.1 北极陆上及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开发现状 |
| 5.2.2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模式 |
| 5.2.3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方向 |
| 5.3 培育新增长极:建设“北方发展支撑区” |
| 5.3.1 “支撑区”构想的政策出台 |
| 5.3.2 基于经济地理方法探究的“支撑区”内项目选择标准 |
| 5.3.3 “支撑区”的规划:打造北极开发增长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成效及制约因素 |
| 6.1 俄罗斯“北方海航道”通行的效果评估 |
| 6.1.1 “北方海航道”的物流运输成效显着 |
| 6.1.2 “北方海航道”开发面临的困境 |
| 6.2 俄罗斯北极地区油气开采的效果评估 |
| 6.2.1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占比逐年提升 |
| 6.2.2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
| 6.3 俄罗斯北极“支撑区”建设的效果评估 |
| 6.3.1 北极“支撑区”建设实施效果尚未明显体现 |
| 6.3.2 北极“支撑区”建设面临的局限性 |
| 6.4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制约因素 |
| 6.4.1 投资环境较差影响北极项目运行潜力 |
| 6.4.2 劳动力潜力弱难以支撑北极开发力度 |
| 6.4.3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加大“资源诅咒”风险 |
| 6.4.4 生态环境脆弱增加可持续发展难度 |
| 6.4.5 西方国家制裁严重延缓北极开发进程 |
| 6.4.6 对北极地区爆发冲突的担忧降低合作意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 |
| 7.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国际化趋势 |
| 7.1.1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
| 7.1.2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可行性 |
| 7.2 中俄北极开发的重点合作领域 |
| 7.2.1 依法并合理利用北极资源的合作 |
| 7.2.2 建设并开发北极航道通航的合作 |
| 7.2.3 开拓并实现北极旅游休闲的合作 |
| 7.2.4 保护北极气候与生态环境的合作 |
| 7.2.5 积极探索并认识北极科考的合作 |
| 7.3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制约因素 |
| 7.3.1 中俄关于“冰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分歧 |
| 7.3.2 航道通行问题制约合作项目的收益 |
| 7.3.3 积极寻求北极合作的国家间竞争带来的压力 |
| 7.4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模式探索 |
| 7.4.1 本国资金投入与多方资本参与相结合 |
| 7.4.2 北极项目开发与生态理念相结合 |
| 7.4.3 选择可行建设项目与模块化架构相结合 |
| 7.4.4 支撑区建设与中俄“冰上丝绸之路”相结合 |
| 7.4.5 中俄北极“公域”合作与参与俄罗斯国内建设相结合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日本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江户时代 |
| (二)私塾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江户时代以前日本私塾教育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汉学、佛教的传入与日本早期私塾教育的产生和扩展 |
| 一、汉学的传入与私塾教育的初现 |
| 二、佛教的传播对私塾教育的促进 |
| 第二节 江户时代以前日本私塾教育的变迁 |
| 一、奈良时代的私塾教育 |
| 二、平安时代的私塾教育 |
| 三、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时代的私塾教育 |
| 第三节 江户时代以前日本私塾教育的主要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江户时代早期汉学塾的一元化发展及其办学活动(1603-1716) |
| 第一节 江户时代早期日本私塾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江户时代封建政治秩序的建立 |
| 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重农政策的实施 |
| 三、禁教锁国政策的施行 |
| 四、元禄文化的繁荣与庶民意识的觉醒 |
| 五、儒家学说的广泛传播和正统地位的确立 |
| 六、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设立和发展 |
| 第二节 江户时代早期汉学塾的一元化发展 |
| 一、朱子学派的教育思想及忍冈塾的办学活动 |
| 二、阳明学派的教育思想及藤树书院的办学活动 |
| 三、古学派的教育思想及古义堂的办学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江户时代中期私塾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及其办学活动(1716-1789) |
| 第一节 江户时代中期私塾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幕藩政治体制的巩固 |
| 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 |
| 三、教育领域的空前发展 |
| 第二节 江户时代中期汉学塾的发展及其教育活动 |
| 一、忍冈塾等既有汉学塾的发展与变化 |
| 二、町人学问所的创办——怀德堂 |
| 第三节 江户时代中期国学塾的创设及其教育活动 |
| 一、国学的诞生与确立 |
| 二、融入庶民阶级的国学塾 |
| 三、扎根市井的国学塾——铃之屋 |
| 第四节 江户时代中期兰学塾的创设及其教育活动 |
| 一、兰学塾的创设 |
| 二、初创期的兰学塾——杉田玄白的天真楼塾 |
| 三、自由开放的兰学塾——大槻玄泽的芝兰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江户时代后期私塾教育的激烈变革及其办学活动(1789-1867) |
| 第一节 江户时代后期私塾教育激烈变革和发展的社会背景 |
| 一、激烈社会矛盾下的政治改革 |
| 二、西南强藩的改革与倒幕力量的形成 |
| 三、国民意识的觉醒和对西方教育的摄取 |
| 四、江户诸校的快速发展 |
| 五、水户学中近代国家主义的萌发 |
| 第二节 江户时代后期汉学塾实用主义和政治色彩的加强 |
| 一、忍冈塾和怀德堂等既有汉学塾的发展与变化 |
| 二、能力主义汉学塾的代表——咸宜园 |
| 三、政治型汉学塾的代表——松下村塾 |
| 第三节 江户时代后期国学塾内尊皇思想的发酵 |
| 一、铃之屋等既有国学塾的发展与变化 |
| 二、平田笃胤与気吹舍的创办 |
| 第四节 江户时代后期洋学塾的兴盛与科技人才的培养 |
| 一、洋学的兴盛 |
| 二、天真楼塾和芝兰堂等既有兰学塾的发展与变化 |
| 三、西医教育的先驱——鸣泷塾的创办及其教育活动 |
| 四、西医教育的壮大——适塾的创办及其教育活动 |
| 五、兵学热与洋式兵学塾的兴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江户时代私塾教育的特点及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江户时代私塾教育的特点 |
| 一、私塾教育的自由性 |
| 二、私塾塾主往往自任教师 |
| 三、私塾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
|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自由就学形态 |
| 五、以汉学为基础的课程设置 |
| 六、缺乏统一的学费管理制度 |
| 第二节 江户时代私塾教育的历史影响 |
| 一、对提升民众文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
| 二、促进了东西文化的融合和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 |
| 三、奠定了日本近代化的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 |
| 四、成为了明治时期近代学校体系的组成部分 |
| 五、提供了日本军国主义毒素产生的“温床” |
| 附录 |
| 附录一 私塾和寺子屋的开办数量一览表 |
| 附录二 江户时代日本学校性质的书院情况表 |
| 附录三 江户时代着名兰学塾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经济学人》“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专题新闻评论汉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翻译任务描述 |
| 2.1 翻译文本概述 |
| 2.1.1 原文文本类型及特点 |
| 2.1.2 新闻文本的翻译标准 |
| 2.2 翻译过程实施 |
| 2.2.1 译前准备 |
| 2.2.2 译中分析 |
| 2.2.3 译后审校 |
| 第三章 翻译案例分析 |
| 3.1 英语新闻汉译的准确性 |
| 3.1.1 专业术语的翻译 |
| 3.1.2 复合词的语境翻译 |
| 3.1.3 修辞格的形象转换 |
| 3.2 英语新闻汉译的可读性 |
| 3.2.1 简单句的分合译法 |
| 3.2.2 复合句的综合译法 |
| 3.2.3 被动句的结构转换 |
| 3.3 英语新闻汉译的可接受性 |
| 3.3.1 语言风格的把握 |
| 3.3.2 文化因素的处理 |
| 第四章 结语 |
| 4.1 收获和启示 |
| 4.2 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黄柏炭与银屑病的治疗（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综述一 黄柏临床用药的文献综述 |
| 1. 黄柏临床用药的古代文献考证 |
| 2. 黄柏炮制品的现代研究进展 |
| 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银屑病的中西医研究概况 |
| 1. 中医对银屑病的认识 |
| 2. 现代医学对银屑病的认识 |
| 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黄柏及其炮制品对银屑病小鼠的治疗作用评价 |
| 引言 |
| 实验一 PCCC-MS经不同给药方式干预银屑病小鼠模型的作用比较 |
| 实验二 黄柏及其炮制品对银屑病小鼠模型的治疗作用比较 |
| 讨论 |
| 小结 |
| 第二章 黄柏炭治疗银屑病的物质基础——纳米类成分的提取与确认 |
| 引言 |
| 实验一 利用IMQ诱导银屑病小鼠模型筛选PCCC的有效部位 |
| 实验二 利用HPLC技术分析PCCC的有效部位 |
| 实验三 利用电镜技术和光学技术分析鉴定有效部位 |
| 讨论 |
| 小结 |
| 第三章 黄柏炭纳米类成分的制备工艺优化 |
| 引言 |
| 实验一 PCCC-NCs的制备条件考察 |
| 实验二 利用银屑病小鼠模型优化PCCC-NCs的制备工艺参数 |
| 实验三 应用Hacat细胞优化PCCC-NCs的制备工艺参数 |
| 实验四 最佳条件获取的PCCC-NCs的表征研究 |
| 讨论 |
| 小结 |
| 第四章 黄柏炭纳米类成分对银屑病的治疗作用研究 |
| 引言 |
| 实验一 PCCC-NCs治疗银屑病的给药方式研究 |
| 实验二 PCCC-NCs治疗银屑病的量效关系研究 |
| 讨论 |
| 小结 |
| 第五章 黄柏炭纳米类成分治疗银屑病的作用机制研究 |
| 引言 |
| 实验一 PCCC-NCs对血清和皮肤组织中M1/M2相关因子水平的影响 |
| 实验二 PCCC-NCs对皮肤组织中M1极化标志物阳性表达的影响 |
| 实验三 PCCC-NCs对脾组织中Th1/Th2和Th17/Treg比例的影响 |
| 实验四 PCCC-NCs对皮肤组织中氧化应激相关因子水平的影响 |
| 实验五 PCCC-NCs对皮肤组织中NF-κB和STAT6通路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
| 讨论 |
| 小结 |
| 第六章 黄柏炭纳米类成分对RAW264.7巨噬细胞极化的调控作用研究 |
| 引言 |
| 实验一 利用CCK-8法研究PCCC-NCs对RAW264.7细胞活力的影响 |
| 实验二 PCCC-NCs对M1型巨噬细胞的调控作用研究 |
| 实验三 PCCC-NCs对M2型巨噬细胞的调控作用研究 |
| 讨论 |
| 小结 |
| 第七章 黄柏炭纳米类成分的安全性评价 |
| 引言 |
| 实验一 细胞毒性研究 |
| 实验二 小鼠急毒实验研究 |
| 实验三 小鼠最大给药量检测 |
| 实验四 小鼠长毒实验研究 |
| 讨论 |
| 小结 |
| 结语 |
|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在校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日本右翼势力演变中的美国因素（1945-197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学术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六、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日本右翼势力的削弱与美国因素(1945—1949) |
| 第一节 美国削弱日本右翼势力的背景 |
| 一、日本战败投降使然 |
| 二、美国掌控盟军最高司令部(GHQ)成为可能 |
| 三、美国出于占领日本的需要 |
| 第二节 美国削弱日本右翼势力的措施 |
| 一、GHQ下发解散右翼团体的命令 |
| 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
| 三、美国占领当局整肃军国主义残余分子 |
| 第三节 美国削弱日本右翼势力的影响 |
| 一、有助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 |
| 二、有助于日本走向和平发展道路 |
| 三、有助于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 第二章 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与美国因素(1949—1960) |
| 第一节 美国默许日本右翼势力复活的背景 |
| 一、“冷战”局面的形成 |
| 二、新中国的建立 |
| 三、朝鲜战争的爆发 |
| 第二节 美国默许日本右翼势力复活的表现 |
| 一、“旧金山条约”的默认 |
| 二、日美新安保体制的纵容 |
| 三、允许右翼头目岸信介访美 |
| 第三节 美国放任日本右翼势力复活的后果 |
| 一、为军国主义复活种下祸根 |
| 二、成为中日复交的严重障碍 |
| 三、为东亚和平埋下危机 |
| 第三章 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与美国因素(1960—1978) |
| 第一节 美国放任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背景 |
| 一、新安保体制的形成 |
| 二、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
| 三、东西方“冷战”的加剧 |
| 第二节 美国放任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表现 |
| 一、允许右翼政客佐藤首相访美 |
| 二、自动延长《日美安全条约》 |
| 第三节 美国放任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后果 |
| 一、导致民间青年右翼崛起 |
| 二、日本国内呈现反美复仇迹象 |
| 三、阻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价值 |
| 二、文献回顾 |
| (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可持续性 |
| (二)经济走廊的概念 |
| (三)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经济走廊合作的可持续性 |
| (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走廊合作的可持续性 |
| 三、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
| 一、内涵 |
| 二、路径 |
| 第二节 经济走廊相关理论溯源 |
| 一、源生 |
| 二、衍变 |
| 三、产品属性 |
| 第三节 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 |
| 一、经济走廊内涵的重构 |
| 二、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的三要素 |
| 三、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影响因子模型 |
| 四、经济走廊的生命周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实践与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经济走廊合作 |
| 一、“跨境”的双边经济走廊合作 |
| 二、“非跨境”的双边经济走廊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多边经济走廊合作 |
| 一、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
| 二、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 |
| 三、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 |
| 第三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特点 |
| 一、以“亲、诚、惠、容”和正确的“义利观”为引领 |
| 二、秉持绿色与清洁的发展理念 |
| 三、促进大型基建统筹协调、联动发展 |
| 四、筹措多元的融资渠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驱动力 |
| 第一节 战略利益的驱动 |
| 一、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
| 二、维护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 |
| 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提质升级的需求 |
| 第二节 安全利益的维护 |
| 一、缩小传统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消除跨境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 |
| 第三节 经济利益的扩展 |
| 一、中国拓展海外市场的需要 |
| 二、东南亚国家实现“工业4.0”的需求 |
| 三、促进各国生产力空间布局合理化的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限制性条件 |
| 第一节 经济地理特征的制约 |
| 一、经济密度较低 |
| 二、分割情况严重 |
| 三、与高经济梯度地区之间的距离遥远 |
| 第二节 制度安排的能力建设欠佳 |
| 一、统筹机制的领导力不足 |
| 二、匮乏有力的工程项目监管机制 |
| 第三节 来自域外大国的战略对冲 |
| 一、美国:从“下游行动倡议”到“湄美关系”,步步为营 |
| 二、日本:GMS与“日湄合作”双管齐下 |
| 三、印度:BIMSTEC、MGC、AAGC三箭齐发 |
| 第四节 毗邻地区“外部性”对走廊发展的影响 |
| 一、恐怖主义的威胁 |
| 二、自然灾害的侵扰 |
| 三、跨国犯罪的危害 |
| 四、来自毗邻地区的竞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可持续性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重塑经济走廊域内的经济地理特征 |
| 一、推出更具吸引力的移民激励政策 |
| 二、积极推行“港产园”协同发展的模式 |
| 三、与地区国家搭建更多“快捷通道”和“绿色通道” |
| 四、构建走廊域内各级政府与走廊主管部门间的协调机制 |
| 五、促进地区宗教之间的交流与和解 |
| 第二节 增强经济走廊制度安排的能力建设 |
| 一、按照工程所处地域建立双边的联合工作委员会 |
| 二、强化经济走廊合作监管机制的能力建设 |
| 三、建立入驻走廊企业的社会责任考核机制 |
| 第三节 采取综合手段应对域外大国的战略对冲 |
| 一、加大对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资金与人力投入 |
| 二、积极与日本在经济走廊域内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
| 三、力促“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对接 |
| 第四节 合理削减走廊毗邻地区“外部性”影响 |
| 一、建立多领域的双边信息情报共享平台 |
| 二、推进地区的减贫工作 |
| 三、强化对地区恐怖主义的“去极端化”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要旨 |
| 序章 |
| 第一节 问题意识 |
| 一、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发生质变 |
| 二、近代日本人的中国旅行热潮 |
| 三、日本人游记是研究日本人中国认识的好材料 |
| 第二节 本论文的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 |
| 三、本论文的创新、意义和不足 |
| 第四节 本论文的结构 |
| 第二章 先行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近代日本人中国认识的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研究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分类及统计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分类 |
| 第二节 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的统计分析及案例选择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治时期以前的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1860-1867年)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幕末日本人的中国旅行和游记 |
| 一、幕末日本人的中国旅行和游记的整体情况 |
| 二、幕末日本人的中国旅行和游记的特点 |
| 三、“千岁丸”上海考察团的中国旅行和游记的代表性问题 |
| 第三节 个案研究: 以“千岁丸”一行的中国游记为中心 |
| 一、旅行目的、各部游记的重心和特点 |
| 二、完整的个案: 以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为例 |
| 三、各游记共同的关注点: 以对难民和孔庙的看法为例 |
| 四、小结: 中国认识及其形成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明治前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1868-1894年)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个案一: 小栗栖香顶的《北京纪事》 |
| 一、小栗栖香顶的第一次中国旅行和《北京纪事》 |
| 二、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认识 |
| 三、对中国的认识 |
| 四、小栗栖香顶的特别关注点: 宗教 |
| 五、小结: 日常生活中的对中国人的多面观察 |
| 第三节 个案二: 宗方小太郎与1887年《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 |
| 一、宗方小太郎和1887年《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 |
| 二、1887年《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中的中国人、日本人、欧美人和朝鲜人 |
| 三、对中国的认识 |
| 四、宗方小太郎的特别关注点: 中国地势和兵力 |
| 五、小结: 中国作为日本“相机而动”的对象国 |
| 第六章 明治后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1895-1912年)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个案一: 内藤湖南和《燕山楚水》 |
| 一、内藤湖南的第一次中国之行 |
| 二、《燕山楚水》的概况 |
| 三、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认识 |
| 四、内藤湖南的特别关注点之一: 名胜古迹 |
| 五、内藤湖南的特别关注点之二: 以笔谈了解中国时局 |
| 六、内藤湖南认识中国的方法: 比较与局部代替整体法 |
| 第三节 个案二: 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的《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 |
| 一、1906年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满韩修学旅行 |
| 二、游记《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概况 |
| 三、《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中对中国人的认识 |
| 四、《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中的中国认识 |
| 五、《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中的特别关注点: 旧战场和新经营 |
| 六、评价中国东北的方式: 与日本作比较 |
| 七、小结: 落后的中国、胜利者日本、新经营者日本 |
| 第七章 幕末和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探讨 |
| 第一节 中国认识及其变化 |
| 一、五个个案的基本情况对比 |
| 二、中国认识的共性和个性 |
| 第二节 中国认识及其变化的原因初探 |
| 一、看中国的视角: 俯视的视角 |
| 二、信息源的变化 |
| 三、笔谈作用的转变 |
| 四、中国认识的二元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现状 |
| (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 (1) 女性作家批评 |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东亚经济结束萎靡（论文参考文献）
- [1]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D]. 徐曼. 吉林大学, 2021(01)
- [2]日本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展研究[D]. 郝雪. 河北大学, 2021(09)
- [3]《经济学人》“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专题新闻评论汉译实践报告[D]. 冯甜甜.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黄柏炭与银屑病的治疗[D]. 张美龄.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1)
- [5]日本右翼势力演变中的美国因素（1945-1978）[D]. 邢安冉.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6]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研究[D]. 吴汪世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8]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研究[D]. 李铃.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9]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10]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