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00二年工会财务工作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肖伊然[1]（2020）在《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研究 ——以双第华侨农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文章以华侨农场归难侨的生活现状为切入点,梳理华侨农场体制改革的历史发展脉络,重点关注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的执行过程及其后续发展。文章以龙海市双第华侨农场为个案研究,以华侨农场历史文献档案为基础,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实地接触归难侨群,希望由点到面探究华侨农场未来发展前景和归难侨群体的社会融入之路。1960年,双第华侨农场确定为接待安置归侨基地,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华侨农场。之后,双第华侨农场共经历了三次领导体制变化。2007年,国家针对华侨农场体制改革长期难以突破困境的背景下,提出“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目标,推动华侨农场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特殊的体制模式已不复存在,归难侨群体的场员身份意识逐渐转变为村民、居民。双第华侨农场的体制改革呈现了华侨农场从建制到“消亡”的历史过程,见证了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变迁和归难侨群体社会生活变迁的方方面面。文章从“三融入”体制改革的目的出发,通过体制融入模式、地方治理、归难侨社会保障、侨居工程建设、归难侨生活现状等方面评析双第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的执行状况。双第华侨农场纳入地方规划之后,结合自身实际发展优势,由“环境促工业”的发展观念转变为“不再下达工业指标,建设生态旅游”。并逐步解决归难侨群体的住房问题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有效的地方治理,归难侨群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革成效明显,对于全国华侨农场的未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华侨农场在后续发展仍然面临着共性问题。在涉及农场干部队伍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国有土地开发利用以及归难侨子女社会融入等方面,需要开展更深入的工作。华侨农场作为制度性产物,成功“融入”的关键仍然依靠制度建设。笔者认为华侨农场未来发展前景的根源在于体制创新,建立一套保证华侨农场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通过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引导华侨农场干部创新观念,提高归难侨群体自身素质,注重华侨农场文化建设等路径,增强华侨农场自身造血功能,才能实现彻底融入。
姚澄雪[2]（2019）在《政治因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基于官员视察与官员变更的视角》文中指出政治因素可以通过权利的界定影响市场中资源的配置,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而探索政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脱离微观主体的公司行为。公司行为包括公司的融资活动和投资决策等,直接影响公司资源配置,进而影响公司价值,而从政治因素影响公司行为到政治因素影响公司价值的传递,正是政治因素微观价值的体现。在政治因素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和公司价值的研究中,一般从微观的政治关联和宏观的政治不确定性两大方面展开,但目前学术界关于公司政治关联的衡量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并且通常文献中的度量方法都是基于公司视角、静态的代理变量,而实际情况中公司能否成功地建立政治关联关系取决于政府的意愿,因此本文选择基于政府的视角、动态的代理变量“官员视察”来衡量“政治关联”;对于政治不确定性,本文选择“官员变更”作为度量“政治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因为我国省级官员一般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所以变更结果不受市场中投资者和公司管理者的影响,可以更好的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官员视察”和“官员变更”两个视角,分别从微观政治关联、宏观政治不确定性以及微观政治关联和宏观政治不确定性的交叉作用三个方面刻画和分析政治因素,从公司微观行为决策、资源配置效率、资本市场表现和公司价值等多维度探究政治因素的微观价值。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本文通过手工收集政府官员视察的数据,从官员视察的视角出发研究公司行为决策、资源配置和公司价值的变化,发现在公司行为决策方面,（1）官员视察能够显着提高公司的负债融资,有利于公司获得更多银行贷款,同时提高公司的投资支出水平,并且地方官员的视察会强化官员视察对公司投融资的正向影响;（2）官员视察能够提高公司价值,主要原因是官员视察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并且国家级领导人或者来自中央政府的官员视察会强化官员视察对公司价值的正向影响;（3）官员视察能降低公司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确定,是公司提高融资和投资支出水平的主要原因;在公司资本市场表现方面,（4）官员视察后公司累积超额收益率显着为正;最后在官员视察与政治腐败关系的研究中,发现（5）官员视察导致公司绩效增加的结果与政治腐败无关,官员视察并不是政治腐败的表现。其次,与官员视察不同,官员变更对公司行为的影响是“非接触式”的,即官员变更需要通过“媒介”影响公司行为决策,在本文中这个“媒介”则是股价,股价在金融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司会根据股价中的特有信息做出投资决策,即公司投资-股价敏感性。通过收集整理省委书记变更的数据,研究官员变更与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关系,进一步探索政治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资决策、资源配置和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1）官员变更引起的政治不确定性显着降低公司的投资-股价敏感性,并且政治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公司投资对股价越不敏感;（2）官员变更引起股价信息含量下降和信息不对称增加,是公司投资-股价敏感性下降的主要原因;（3）相对于非政治关联公司,政治关联公司在官员变更年份投资对股价更不敏感;（4）对于官员变更年份投资一股价敏感性下降的公司,官员变更后第一年和第二年公司价值显着下降。最后,将官员视察和官员变更结合在一起,观察官员变更的年份同时发生官员视察的公司,资源配置决策的变化,发现（1）官员视察能够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所有级别的官员视察均可显着降低公司过度投资,但只有地方政府视察和县处级领导人视察可以减弱公司的投资不足,中央政府视察对投资不足没有影响;（2）官员视察会弱化官员变更导致的地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提高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3）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视察会弱化官员变更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使得非国有企业投资支出增加,而中央政府的视察并没有明显影响;（4）官员视察会弱化官员变更对民营企业投资的挤出效应,并且官员视察对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的提高不受官员变更的影响;（5）地方政府的视察会弱化官员变更对政治关联企业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使得政治关联企业投资支出增加,而中央政府的视察并没有明显影响。本文的研究学术上填补了政治因素与公司金融决策这一领域的空白,同时将政治因素与公司行为决策、资源配置和公司价值联系在一起,为政治因素的微观价值提供新的理解思路;另外,本文选择官员视察和官员变更视角,丰富了政治关联和政治不确定性领域的研究;最后,本文的结论对于我国政府官员政治活动的安排、公司的融资和投资活动管理具有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朱兰春[3]（2015）在《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文中研究说明从1985年5月起,至2014年12月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约8000件民事裁判文书或案例,与多数人的想当然所不同的是,其中绝大部分是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审理的案件。这是一个日益巨大且十分宝贵的司法资源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持续发掘,总结审判经验,理清法理逻辑,洞悉裁判思维,辩明发展方向,必将直接、持久地惠及于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把案例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准。本书认为,面临大数据时代的海量司法资源,欲保持实践对理论的丰富和滋养,又不失理论对实践的统摄和把握,首先应对现有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革新,这是衡量案例研究质量的重要尺度,也是提高案例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目前通行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实务取向的案例汇编解析法,还是理论层面的法律关系分析法、请求权基础体系法,均是前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对应的是个案研究,遵循的或是从特殊到一般,或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路径,其特征是微观分析,其优势是分析透彻。但面对司法资源信息浪潮的冲击,以现有研究方法应对,沧海拾贝绰绰有余,总揽全局能力不足。更为严重的是,后者的困境如长期存在,将全面解构前者的存在价值。黑格尔认为,“真实的只是整体”,我国哲学家王太庆先生进一步引申为,真理是全体,不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哲学如此,法学亦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例研究的危机,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危机。提出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以通盘把握更为深刻的裁判思维,正是本文的全部目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危机,迫使笔者不得不另寻研究制高点,最终立足于民法基本理论体系,以“主体、行为、权利、责任”为基元,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提炼出四元结构分析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部民事案例,以四元结构重新归类、多次归类,遵循的是从一般（大理论）到一般（大实践）的认识路径,使得极为浩繁的实证研究,获得了相当清晰的方向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述困惑,为理论重新找回了自信。更重要的是,四元结构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根红线,在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提精取萃中,基本理清了最高法院三十年来民事审判的历史脉络,证实了笔者长久以来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最高法院民事审判思维已初步成型,但尚不固定,且未来走向仍不确定,由此形成了本文的中心命题：作为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四元结构既是统领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的总线索,也是揭示最高法院民事审判规律的总钥匙。显然,这一中心命题由两个相互缠绕的子命题组成。笔者紧紧围绕上述中心命题,按双螺旋线索展开全文,一方面论证,四元结构能否以及如何起到统领作用；另一方面实证,最高法院的审判思维是否以及如何相对成型于四元结构。开篇从以往的研究经验出发,上升至方法论的高度自我反思,在民法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提炼出四元结构方法的分析框架,再以此切回到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梳理,以该分析框架的每一基元为标准,提取案例公因式,构筑了四个子系统,依次分别为“界定民事主体”、“判断法律行为”、“保障民事权利”、“划分民事责任”。而每一子系统项下,又不断细分若干裁判元素或类型,继续细分和提取案例公因式,如“界定民事主体”子系统项下,又可细分出“适格当事人的审查标准”；“判断法律行为”子系统项下,最终可细分出“影响效力的主要因素”,等等。理论结构从主干一直延伸到毛细血管,在案例诸元素的重新归纳、逐级整合中,图景脉络越来越明晰,体现出理论对实践的总体驾驭。与此同时,看似杂乱无章的海量案例,也经由毛细血管的吞吐、梳理,开始井井有条,显出内在的机理,并经由主干直通理论结构,体现出实践为理论的源头活水。理论与实践的穿梭往来,最后合而统之于有机之四元结构,并收于对最高法院审判思维的整体考察中,得出全文结论。各章的实证研究表明,三十年来,最高法院在界定民事主体时,开放中有规范；在判断法律行为时,宽松中有反复；在保障民事权利时,绝对中有限制；在划分民事责任时,承担中有平衡。笔者相信,如果不从四元结构方法的理论自觉出发,很难从容俯瞰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在长时段中的总景图,传统研究方法的乌龟再努力,也永远追不上司法的兔子；更难深入探究最高法院法官群体审判思维的模块要素,一块砖头研究得再仔细,仍可能对整座大厦的结构一无所知。相较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以四元结构梳理和分析最高法院三十年来全部民事判决,在此基础上总结民事审判思维以及审判规律,这在国内尚属首次。这一研究有如下四个特征：覆盖范围广,时间跨度长,研究方法新,理论张力强。覆盖范围广,是指研究对象包括最高法院迄今公布的全部民事判决,把以往民事判决的类型化研究,推进到全口径研究的更高层面；时间跨度长,是指研究案例上溯1985年5月起,下至2014年12月止,历时整整三十年；研究方法新,是指突破了现有实务和理论方法的局限,提出了四元结构作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统摄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涵盖案件审理主要环节；理论张力强,是指四元结构本身脱胎于民法理论,既是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也是民法思维的逻辑构造,其强大的理性思辨力,与万花筒般的司法现实之间,构成必要的张力,二者未来的互动将演绎丰富的可能性。鉴于案例库数量巨大,加之这一研究方法本身,对首创者的识见和意志均要求极高,笔者虽竭尽全力,但兼受学识、专业和精力所限,学术勇气有余,学术水平有限,故本项实证研究尚存诸多不足,尤其在个案的的法理生成路径、案例之间的内在机理关联、审理模式的历史节点转换、法官心证判断的识别依据等深层次领域,均无力涉及或浅尝辄止,一定程度上限制、削弱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品质。对此,笔者完全有自知之明,将正视不足与缺陷,并以此为动力,听从命运的召唤,继续投入到这项永无止境的研究事业。
徐翔[4]（2014）在《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及运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搞好国有企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经过35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国有企业的整体实力和经营效益显着提高,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但是,当今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推进,企业组织结构、经营内容及管理方式愈趋复杂,在这种大背景下,加强内部控制已经成为企业在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提升管理、促进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实现企业宏伟蓝图的重要手段,也是国有企业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为了巩固改革成果,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国有企业必须大练“内功”,在现有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和规制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机制,进一步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发展动力,实现国企改革的最大红利,这也是我国国企改革在现阶段亟需解决的问题。追溯内部控制的历史演进过程,可以看到,内部控制概念被一步步泛化,从最初以职责分工为特征的“内部牵制”,逐步发展到服务于审计和会计领域的“内部会计控制”概念,并进而向包括业务控制的全面性“内部控制”概念扩展。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将内部控制的理论基础无限制地延伸到管理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组织行为学乃至仿生学等学科,而内部控制的实务也向企业公司治理、战略管理、价值创造、风险管理、流程再造、公司文化、信息系统建设（如ERP）等领域融合或扩展,使得内部控制的范围和边界被一步步扩大和扩展,以至于发展到今日,内部控制已事实上成为了“管理”的代名词。但是在实践中,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全面了解、系统把握和完整驾驭这种全能型的内部控制机制,以致于程序异常繁琐复杂的内控机制仍然堵不住舞弊、腐败及风险损失的漏洞。所以,重新定义内部控制势在必行。同时,通过对美国COSO报告形成的特殊背景及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认为COSO报告带有浓厚的西方自由主义色彩,不能完全适合我国国情,需要在充分考虑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政府宏观调控和社会文化因素等条件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能够有效指导国有企业进行内部控制建设的原则框架。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论文框架及内容、论文研究的主要论点及创新点等。第二章理论基础、制度背景及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基于经济学和管理学两种视角对企业内部控制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看探讨,然后介绍了美国COSO框架、SOX法案以及我国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内部控制研究的制度背景,为本文接下来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最后,对进入21世纪后我国理论界有关内部控制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和述评,提出我国内控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上以及在针对企业可运用的实践层面研究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第三章内部控制理论要素研究。本章在前文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内部控制存在被全能化、形式化和空洞化的问题,认为重新定义内部控制势在必行,并在重新审视历史、回归本源、结合国情的条件下,重新界定了内部控制的内涵、性质、范围和边界,提出了内部控制的新概念。第四章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建构。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特殊性,亟需一个符合国情、能够有效指导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原则框架。本章在分析总结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以及构建内控机制时需要关注的相关问题,搭建了以“一个基本目标,两大责任主体,两条控制主线,三项运行机制,五大基本原则,五大基础保障”为基本框架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第五章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运行研究——以烟草行业为例。本章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对烟草行业内部控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结合前文构建的内部控制基本框架,对烟草行业内部控制实施机制构建提出了对策建议。第六章本文的不足及对未来的展望。本章基于前文的研究,分析并指出了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进行了展望。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有以下3点：（1）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企业内部控制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在内控理论的演进过程中,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内部控制重要性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特别是在美国SOX法案和COSO框架颁布后,内部控制更是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门议题,并逐渐呈现出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内部控制的内涵、边界和功能被无限制地扩充、扩展和放大。这就会导致在实践中,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全面了解、系统把握和完整驾驭这种全能型的内部控制机制,以致于程序异常繁琐复杂的内控机制仍然堵不住舞弊、腐败及风险损失的漏洞。所以,重新定义内部控制势在必行。（2）通过对美国COSO报告形成的特殊背景及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认为COSO报告带有浓厚的西方自由主义色彩,不能完全适合我国国情,需要在充分考虑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政府宏观调控和社会文化因素等条件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能够有效指导国有企业进行内部控制建设的原则框架。（3）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发展状况,与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面临的经营环境、自身的经营管理体制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企业内部控制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本文以烟草行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烟草行业的内部控制现状,认为烟草行业在内控机制方面仍存在企业法人治理机构不健全、内部审计职能弱化、内控制度体系建设不完善、信息化建设尚不到位等问题。在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国经济呈现增速明显放缓迹象的背景下,烟草行业要维护良好企业形象,促进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加强内部控制机制建设,切实提升行业的内部管控水平和经营能力。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有以下3点：（1）重新界定了内部控制的内涵、性质、范围和边界,提出了内部控制的新概念。本文将内部控制定义为：以“内部牵制”为核心,以风险防控为目标,以相互制衡、相互协作和上下监督为手段,涉及公司治理层面和业务运作层面,由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实施的,覆盖公司各类事项和活动的一个过程。（2）构建了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本文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及国有企业特殊性的基础上,构建了以“122355”（即一个基本目标、两大责任主体、两条控制主线、三项运行机制、五大基本原则、五大基础保障）为基本框架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其中：“一个基本目标”是防范和控制企业风险；“两大责任主体”是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两条控制主线”包括治理控制和业务运作控制；“三项运行机制”是制衡机制、协作机制及监督机制；“五大基本原则”包括合规性、系统性、重要性、适用性及成本效益原则；“五大基础保障”就是要完善控制环境（包括法人治理结构、企业文化、员工素质、组织结构和基础管理）、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完善企业制度建设、促进信息沟通、强化评价考核及责任追究机制等。（3）对完善国有企业内控机制构建实务提出了建议对策。本文以烟草行业为例,对完善国有企业内控机制建构实务提出了建议对策。本文结合烟草行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本文构建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框架,对烟草行业内部控制实施机制构建提出了对策建议：一是在运行机制方面,针对行业在权力控制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构建了监事会、内部审计机构及纪检监察“三位一体”的监督控制体系；二是在内部控制基础保障方面,针对目前烟草行业内部控制制度较多但缺乏系统性及协调性的问题,构建了“一体化”的内部控制制度管理体系；三是在内部控制基础保障方面,针对目前烟草行业信息化建设统筹规划和共享协同不足等问题,构建了“一体化”的信息化管理体系。
苏诗岚[5]（2013）在《文化政策传播对台湾台北县城市文化建设之影响（1989-201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之间国家相互往来逐渐频繁,尤其是在经济贸易上的交流更是迅速发展,全球化之各种现象逐渐出现在国际社会的各方面事务上,诸如跨国的经济组织全球化（如：世界贸易组织,WTO）、非政府组织全球化（如：善待动物组织,PETA）、商业集团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表面上看似积极跨国交流合作的国际社会,却在二00一年美国的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发生后,突显出和谐国际社会中,国家交往之间,所存在之严重冲突问题。当时恐怖份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冲撞具有美国商业地标代表形象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华盛顿五角大楼等地,导致三千多人死亡与数千亿美元的直接与间接之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造成国际社会的震惊与大多数美国人的灾后心理创伤。继美国遭受攻击之后,其他几个国家亦陆续出现跨国或本土恐怖份子攻击事件,并且这些恐怖攻击活动持续在国际社会中发生。在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的和谐国际社会中,发生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可怕暴力冲突事件,灾难过后人们正视并寻求问题发生的根源；美国着名学者与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 Huntington）在冷战后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又被各界重新提出探讨。亨廷顿在九0年代冷战刚结束后,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当时学术界备受争议。亨廷顿主要的观点为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将受到文明的冲突所主宰,他认为在未来世界国际冲突的根源主要原因将是文化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冲突。此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与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与跨越不同的文化与文明的界限（crossing boundaries）是非常重要。国际间往来频繁在全球化之后,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这在世界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并且呈现出多种复杂的趋势,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于国际社会或国家之中；当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之关系亦容易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并促进了不同族群相互间的信任与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族群之间的隔阂。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最受学术界争议之处,亦令许多学者所不认同的是亨廷顿认为目前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世界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之观点。不同的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除了发生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往来之外,在一国之内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不同地域生活文化的群体之间以及不同价值观的社会团体组织之间亦常会因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价值观见解之间的差异而引发冲突或流血暴力事件,有时甚至发展成屠杀之情势。例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屠杀、一九一五年发生在中亚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以及一九九四年非洲卢旺达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皆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悲剧。在台湾历史上,亦发生过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械斗事件；早期明清治理期间即发生过大陆移民之间以及台湾原住民与汉人之间的大小规模不等的族群械斗事件。据史料记载,台北县境内除了原住民与汉人发生过冲突之外,由福建闽南移入的泉州人与漳州人之间,也往往会因利益或文化习俗不同,在相互往来交流过程之中,因沟通不良而发生零星或大规模的械斗冲突,并因此而致使居民死伤无数。近代台湾发生大规模族群之间的冲突,当属一九四七年所发生的“二二八事件”,此事件范围扩及台湾大部分区域,事件对台湾的影响,至今在政治选举时亦偶尔会被候选人提出,利用“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分化选民议题,以求获得特定族群之选票。但随着台湾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选民对于选举时期政治人物炒作的“族群分化”之相关议题已逐渐感到厌恶,不见得会仅仅因候选人族群属性的身份而给予选票。在上述的冲突事件里,虽然造成每个事件发生的成因有许多不同,但其归结根本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不同文化与价值观相异的族群,在相同一个空间地域里,相互交往所产生的摩擦而引起之冲突。因此,如何让居住在一个空间,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能够在相同地域里,对彼此的文化产生相互理解、尊重与包容,并和谐的生活在一起,不缔是目前社会、国家,甚至国际之间的重要研究议题,亦为作者选择研究城市文化政策对城市文化建设影响之主要因素。欲使相同地域所居住之不同文化背景族群能和谐、融合的生活在一起,除了随着时间更迭,不同族群之社会文化能在自然的状态下,所形成的相互交流沟通而产生慢慢演进变化之外；最迅速与有效的促进族群融合之方式,便是政府组织的介入,有计划的制定文化相关政策,并长时期的进行政策推动。一个城市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推动,除了可促进城市辖区内族群融合与社会和谐之外,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视角观之,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施行对执政领导者而言,不外乎是想藉由通过政策宣传其意识型态与价值观,藉由其在政治权力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接受政府一系列的制度规范、社会价值观与世界观等,以便达成其政治统治之目的。此外,文化政策之推广,亦可获得民众对政策制定者所推广之价值观的认同感,进而协助政策领导者“赢得政权”,而使政策领导者能拥有一个能够开始行使政府“领导权”之首要条件。因此,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不仅对城市居民有促进融合与和谐之重要作用外,对于政府领导者亦有政治性之实质作用。本文研究封象之主体选择位于台湾北部的台北县,并将研究观察的时间点设定在一九八九至二0一0年之间,主要是因为此城市与此时段点具备两个独特性。其一,台北县为台湾人口结构最为复杂之城市；另一为台湾解严后与台北县升格为直辖市前的这段期间,台北县政府的政府组织、社会政治经济之变迁与社会文化环境之转变等各方面,皆具有当初时代背景的独特性,这两个独特性在台湾其他县市不为所见。台北县位于台湾北部,是近十年来全台人口数最多的城市,亦是台北市周边最重要的卫星工业城市。台北县为一个移民城市,居民人口结构组成多元庞杂,其人口结构组成的主要族群大致可分为闽南、客家、外省、原住民与新住民等。除了自明末清初至一九四九年的几次较大规模由中国大陆移民来台的汉人之外,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经济结构改变,台北县居民亦由全台各县市与离岛的金门、马祖与澎湖等离岛,以及其他国外移入的民众所组成。由于城市居民多由外地移入,故台北县城市内所居住的不同族群与族群的生活文化相当多采多姿与丰富多元,可说是浓缩了全台各地与国外的生活文化。加上五0年代随着国民政府撤迁来台,源自于大陆各省份的外省族群移入,台北县亦增添了中国大陆各地的南北文化。台北县在“解严后与升格为直辖市前”时期,系政府富时的文化政策推广相当成功,当时台北县政府所制定与推动之文化政策,对城市整体的社会文化影响甚深,有些经典之文化政策推广,甚至促使当地之文化活动知名度跃升国际,亦吸引国际观光旅客至当地参与地方的文化活动,诸如平溪乡的国际天灯节,除了在特定节令时岁的元宵节时,吸引来自台湾各地民众参与施放天灯与祈福许愿活动之外,平日亦吸引许多国际观光客至平溪旅游并体验施放天灯之民俗活动。另外,贡寮乡的国际海洋音乐祭,在每年夏天会吸引台湾各地与来自海外其他国家的摇滚乐团参加音乐竞赛,连续数天之音乐竞赛,吸引大批热爱摇滚乐的音乐爱好者,在活动办理期间,往往可看到沙滩上布满参与音乐祭之群众。此时期所推广的文化政策影响与传播,由台北县辖区内的乡镇,扩大至全县、全台甚至扩散至国际,台北县在此时期文化政策成功推广之影响可谓是盛况空前。台北县政府在如此丰富庞杂、人文荟萃之社会文化中,在文化政策制定时同时兼顾到不同族群或群体之需求,并且使台北县的社会文化各种语境之意象,能够呈现出台北县辖区内独特之文化特色,以延续区域内之文化习俗发展、向外推动文化特色并吸引区域外之民众了解本地文化,且吸引外地民众至台北县内参与本地文化活动及消费文化相关产品,上述皆是目前台湾各县市政府主要关心之政策议题。在二0一0年台北县升格为直辖市,改名成为新北市之后,随着政府组织与组织结构改变,新北市的文化政策推行是否能如同一九八九至二0一0年这段期间文化政策推广的成功?经本文研究后,认为由于政府组织结构改变,“由下而上”的政策制定参考输入项转变为“由上而下”之形式；因此,刚升格成羯直辖市的新北市,在文化政策制定与推广方面,很难超越“解严后与升格前”的台北系在这段特殊时期所推广的文化政策。本文研究的结果认为,台北县在“解严后与升格前”这段时期的文化政策传播与影响,由于政策制定参考输入项为“由下而上”之形式,使得文化政策内容具有当地区域的独特本土特色,促使台北县辖区内二十九乡镇市各地域独特的区域文化特色,可以藉由文化政策之制定而大放异彩的展现出来；但在台北县升格为直辖市之后,由于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治权力亦随之转变,大多数文化政策制定参考输入项转变为“由上而下”,多数政策由官僚体系所制定,进而形成各区域政策推行内容“统一”的思维模式,故文化政策较不具备“在地”与“本土”之特色与元素。台北县“解严后与升格前”时期,具有该区域本地文化色彩“由下而上”的政策制定参考输入形式,亦成为“空前绝后”的特殊现象。本文开篇绪论叙述本文的研究缘起、课题选择意义与实用价值、当前相关课题研究之文献综述、本论文研究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并且对论文中新概念的引用、研究方法的创新、论文内容与结构等进行阐述。在论文正文部分,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探讨文化对城市之意义与重要性、第二章综述台北县社会结构概况、第三章探讨台北县文化政策的制定与传播、第四章叙述自一九八九年至二0一0年台北县升格为直辖市前,针对台北县三位县长一尤清时期、苏贞昌时期与周锡玮时期等,不同政治领导人的文化政策制定核心与风格进行剖析,并归纳整理与探究此时期的几个经典文化政策案例、第五章探讨台北县文化政策传播对民众之影响与社会文化建构。本篇论文主要是在探讨台北县自一九八九年至二0一0年所推广之文化政策,对台北县城市文化建设之影响。在探讨文化政策之前,需要先对文化之定义与文化研究之历程进行了解,才能对文化政策的内涵与内容有所认识。因此,在本文第一章探讨文化对城市之意义与重要性的内容中,对文化之定义、文化研究之发展历程与文化政策制定对城市之重要性等面向进行探讨与阐述。对文化进行相关论述之后,再对本文研究主体—台北县,进行社会结构背景之探究。因为,只有使读者对台北县社会结构清楚了解,并且对此城市社会文化有具体概念之后,才能够更加深入探讨台北县政府所制定的文化政策意义、内涵与目的。故本文第二章安排台北县之历史沿革与社会结构进行探讨,针对台北县之历史沿革与社会结构进行历史文本分析。本文所指涉台北县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主要是对于台北县社会结构之历史沿革与变迁、在地语言分布概况、宗教信仰概况、社会习俗与经济环境结进行分析,而非传统社会学中广泛定义所指涉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与区域结构等,或是社会学中所指涉的社会阶层之狭义定义。本文前两章对于文化与台北县社会背景进行系统性的历史文本分析与梳理之后,第三章进入政府政策的制定与传播探究,针对台北县文化政策的制定与传播进行相关分析。首先对政策与传播进行探究,探讨要如何有系统的研究城市文化政策的制定与传播,才能清晰的理解城市文化政策建构的轮廓。本文研究政府政策制定的研究框架,主要是使用“文本与档案分析”、“网际网路与政治研究”及“菁英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利用政府出版的刊物、书籍与报章杂志,来观察政府文化政策的公告宣传与执行过程。本文依据对不同时期的文化政策,所进行文本分析之研究、观察与归纳,得出的结论即为文化政策传播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共可分为三种社会现象：混合、融合与化合；故本文提出由混合、融合与化合之三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研究“政策对于社会文化作用而产生之社会现象阐释,可以更加清晰的说明与分析社会文化在政府推行文化政策之下所产生的文化特微。在混合阶段,各族群虽然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地域空间内,但却较不进行或极少进行相互交流彼此之族群文化,而各自发展与维持自己原有族群之语言、宗教、生活习惯与原乡风俗等社会文化。故在此时期内,容易会因为各族群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不同,在相互往来与沟通上容易出现障碍,当相互之间涉及到利益冲突时,在两者之间更容易引起纠纷,甚至升级到暴力冲突之情势。在融合时期可观察到之城市文化现象,即为一个族群中除了故有族群的文化习俗之外,在其日常生活起居中,亦融入了其他族群之生活习惯或文化风俗,并在平日生活内会透过行为或思想而展现出来。化合这个名词,在此主要意指为相异之物质或精神上的融合,经化学作用的过程后产生新的态样。就如同化学程式的作用,诸如“两个氢气分子（2H2）”加上“氧（02）”,按照比例混合,则会产生新的物质-“水”（H20）。同样地,将“化合”这个概念用于观察、解释社会文化现象,就能较轻易且明确地定义出不同族群文化,在特定地域空间中,经过交流与沟通后,相互对彼此的部分文化具有相当程度之认同,并将认同或欣赏之异族文化融入至自己本族文化中。吾人从事文化研究时,透过作者所提出的混合、融合与化合等三个观察社会文化现象之指标,作为论述社会文化现象之说明,便可简洁的对一个社会文化概况做初步之定义。第四章迈向多元化之城市,则是经前三章对于文化、台北县历史与社会背景、政策制定与传播等相关内容进行梳理之后,再依时间纵轴为主体,自一九八九年至二0一O年,解严后与升格直辖市前的台北县县长任期内之文化政策制定风格与推动形式进行介绍,由尤清时期（1989年-1997年）开始施行“去中心化”之文化政策、苏贞昌时期（1997年-2005年）所推行“一乡一特色”之文化建设蓝图,以及周锡玮时期（2005年-2010年）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为文本分析之时间纵轴,菟集官方出版书籍、县长每年度向县议会所做的市政规划报告书、县政府年度预算书等资料,作为文本分析之框架,以求有系统的梳理分散在各出版刊物与官方报告书之中的庞杂文化政策制定之相关资料。最后再将一九八九年至二0一0年这段时期,在实务上具有重大传播影响力之经典文化政策案例进行整理与分析。本论文的最后一章（第五章）政策传播之认同与社会文化建构,内容分为政策的宣传与说服、政策传播与社会语境之建构、政策传播认同、文化政策传播与城市认同等三个面向探讨。台北县这个城市在一九八九年—二0一0年的部分文化建设之成果,不仅建立了台北县社会文化之蓝图,其文化政策传播效力亦影响全台各地；甚至,如前所述,其传播效力还延伸至国际海外,此时期文化政策推行之独特性可说是“空前绝后”,这个特殊时期在学术研究领域里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本文所探究之主题在实务上,亦有提供给政府组织参考、制定及推行文化政策之实用价值。目前关于本文主题的相关探讨与研究,在学术上不论是国外或是两岸三地,仍然处于方兴未艾之情况,目前尚未有学者进行相关之专题研究。作者认为与本文主题相关之研究在目前的学术领域内尚呈现着相关主题探究稀缺之状态,主要原因为文化、政策与传播等研究为跨科际研究,研究范围与内容较为复杂。另政府机关组织与行政体系庞大且复杂,研究者需具备与熟稔政府组织运作之相关专业知识。此外,与文本研究分析之相关资料菟集与取得不易（例如,县政府年度预算书、年度施政报告书）,公部门施政报告或官方出版刊物等出版物在一般图书馆并无典藏。因此,这部份之相关研究课题,对许多研究者而言,会因其复杂性而望之却步。前所叙述之问题,亦是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此外,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之一的菁英访谈法,有时亦受限于被访问者由于种种原因而遭受拒访,故本文访谈之对象有其局限性,仅就部分重要的政策制定关键参与者进行访谈,亦为文本资料与菁英访谈所提供资分析不足之处。此外,由于一九八九年至二0一0年台北县二十九乡镇市各自制定的地方文化政策数量太多及范围太大,由于研究的时间、预算、体力与篇幅限制,作者无法进行全面性的系统梳理,仅能针对县政府与二十九乡镇市公所共同推广的“一乡一特色”成功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亦为本文不足之处。本文创新之处,除了前述在研究过程中归纳总结而提出由“混合、融合与化合”三个观察面向作为社会文化研究观察论述之观点外,亦在理论分析架构部分提出采用政治学领域着名学者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政治系统”理论作为基础,创新发展出“政策与传播系统”（见第四章）作为本文研究文化政策传播之框架。有别于传统传播学研究所使用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编码·解码”理论作为分析之框架,作者认为要研究政治讯息的传播与政策制定相互之间之关系,就要从政治学者伊斯顿的系统理论为研究基础之框架,才能更加全面、清晰与完整的理解政策制定与传播之间的内在与外在环境的相互影响与关连性。在本文中先进行说明伊斯顿（D. Easton）的“政治系统理论”是如何观察政策制定,由政府机关、地方团体及个人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与运作,最后产出政策。再观察政策执行对社会影响,并将意见反馈到运作的系统中,再重新影响政策制定或修改,最后重新开始另一个新的政策制定循环。但伊斯顿（D. Easton）的“政治系统理论”在“政策输出的接收者”（讯息受众）部分仅就“政策输出接收者”将政策讯息转化成“意见反馈（feed back） "回将意见返回政治系统,并没有讨论“政策输出接收者”将“意见反馈（feed back）"的讯息传播至“环境”中。然而,在现今新媒介广泛被应用的社会,“讯息受众”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在第四章讨论）,故本文借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作为观察研究的理论基础,发展出新的“政策与传播系统”的模型,这样的创新研究思路或许可以为政治传播学理论进行适当的补充,获得比较完整的科学结论。
朱庆跃[6]（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丁业震[7]（2010）在《国有上市公司重组中的利益冲突与重组绩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对国有上市公司的重组绩效进行评价和研究。围绕这个中心,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国有上市公司重组应遵循怎样的原则；第二,国有上市公司重组过程中存在那些核心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同重组绩效有怎样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能否得到实证方面的支持；第三,现阶段我国在治理上述利益冲突时存在哪些不足,西方发达国家又有哪些可供借鉴的经验；第四,如何对国有上市公司重组过程中存在的核心利益冲突进行有效治理。文章分三部分,即导论、正文（共七章）和结论与展望。导论部分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和不足；第一章为文献综述,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梳理了企业重组绩效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相关文献；第二章作为论文主体部分的铺陈,分析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的发展历程,指出了国有上市公司重组应遵循的原则,认为对核心利益冲突进行有效治理是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的关键所在；第三章到第七章为论文主体部分,分别论述了五种核心利益冲突同重组绩效的相关性,同时采用因子分析法从不同角度对这种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并结合国外相关经验就如何治理国有上市公司重组过程中存在的核心利益冲突进行了探讨；文章最后部分是对全文的一个总结,针对上述研究内容再次归纳了全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到了以下几点主要结论：第一,国有上市公司重组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要保证国有经济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和主导作用；二是要保障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针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现实应用中存在的企业财务目标难以明确以及决策效率低下等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一是选择股东导向的财务指标,但规则应对其余利益相关者做出适当补偿；二是应当从核心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冲突入手来考虑问题。第二,政府行为同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有很强的相关性,地方保护较高的地区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的长期绩效较低。第三,经营激励约束机制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间的强相关性可以从管理层持股比例和董事会规模两个方面的实证分析得到支持；由于总经理持股数量偏低,其激励作用在重组中得不到显现；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位分离也不能显着提高重组绩效。第四,债权人保护程度低的国家和地区,股东选择虚假重组的概率较高,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也比较严重。第五,中小股东保护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间的强相关性可以从多股东制衡度、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分离度两个方面的实证分析得到支持,独立董事的监督机制尚不完善,无法对企业重组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第六,通过检验衡量职工参与决策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即职工是否持股,同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的相关性,可以发现短期来看职工持股对重组绩效有较强的激励作用,长期来看这种相关性不是很明显,其原因既与职工持股比例较低有关,又与职工持股形式不合理有关。本文拟创新性的研究主要包括：第一,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重组绩效进行评价和分析,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为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在理论、政策和实践上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第二,构建了较为严谨、贴合实际的博弈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对利益冲突影响企业重组绩效的具体路径进行了研究；第三,采用因子分析法,选取并严格筛选较多数量样本以及财务指标数据,侧重检验了企业重组的长期绩效。
易新涛[8]（2009）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指由政府、社会公共组组织和广大农民集体供给,农民都能公平、普遍享用,以保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之基本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人民公社时期,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和依托,国家必要投入和农民参与为补充,国家、集体、农民共同为广大农村提供了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合作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它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和丰富,是党和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特色鲜明,又存有不足。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尽管这些制度设计早已成为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首先从中外思想宝库中搜寻和分析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追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沿革；然后,横向展开,具体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等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最后,从宏观上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进行总结性思考,分析它的主要特点,评价它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它的局限性,以及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并使之均等化的启示。本文分三大部分八个章。第一部分即第一到三章,主要是绪论、理论渊源和历史溯源；第二部分即第四到七章,分章论述主要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第三部分即第八章和结束语,总体分析其主要特点、地位和作用、局限性和对当今的启示。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提出了选题的缘由,分析了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阐释了相关概念,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框架,并对本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作了一些说明。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即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和农村公社理论）、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主要是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和合作社理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第三章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概述。本文简要考察封建王朝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乡村建设运动、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结合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概述性地介绍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第四章主要论述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围绕“农业八字宪法”,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集体和农民共同努力,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即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建立推广服务体系,提供农业气象服务,以及建设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等。本文最后对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进行了总体评价。第五章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本文分别从基础教育、扫盲和业余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方面,逐一阐述了各自的体系、内容、形式,以及民办教师问题,并对农村文化教育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六章围绕“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医疗卫生方针,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包括：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主要服务内容等。最后,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进行了一些分析。第七章着重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在回顾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思考了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包括农村社会优抚、灾荒赈济、贫困救助、“五保户”供养、麻风病人医治、回乡精简职工救济、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等,并对此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八章从宏观上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作用和意义、局限性及其原因,以及对当今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启示。最后是结束语,在回顾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尚未研究的问题,并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后续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
邱江[9]（2007）在《开滦唐山矿业分公司实施RMDC企业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开滦集团唐山矿业分公司为研究对象,针对当前国有煤矿企业内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综合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提出了RMDC精细管理的核心思想,并结合企业实际,研究设计了RMDC企业管理模式及实施对策。本文叙述了我国煤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撑地位、中央政府对促进煤炭工业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方针,分析了目前国有煤矿企业的管理现状,阐明了RMDC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点;概述了本企业生产经营历程和管理发展的变革过程,分析了企业内外环境的影响因素,论证了实施RMDC精细管理模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系统管理理论、精益管理理论、目标管理理论、人本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等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础理论为指导,全面阐述了RMDC管理的核心思想、基本内涵、本质特征和目的,系统设计了RMDC管理的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和运作模式,详细描述了管理层次的划分、管理流程的运作等核心内容,深入研究了RMDC精细管理的实施对策和运行保证体系,客观总结了实施RMDC管理模式的体会和效果,从而将RMDC企业管理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和系统的展示。本文的研究,对国有煤矿企业打破传统的、粗放落后的管理模式,推进国有煤矿企业由传统经验型管理向现代科学型管理转变,构建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现代煤矿企业管理模式,实现国有煤矿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科学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汪华[10]（2006）在《近代上海社会保障研究（1927-1937）》文中研究表明开埠通商以来，上海社会急剧转型，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面对这些迥异于过去的新的社会问题，仅仅依靠以济贫救灾等善举惠行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社会保障，已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时代呼唤一种新的社会安全机制。现代社会保障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1927年上海市政府成立后，渐次实施了一系列颇具现代意义的社会安全措施，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内容的初具雏形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尽管在此后的十年左右时期内，社会保障事业所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但在保障并提高社会成员的就业率和减缓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方面，这一保障体系一度曾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深入一步研究却发现，在这一福利民生的话语背后，竟深深地隐含着国民党政府“寓控制于施惠”的企图。国家借推行社会保障制度之机，进一步强化了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力度。在政权建立之初，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出于多方面考虑，将社会事业的建设作为其一项重要施政内容，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局限又让政府的这种抱负受到诸多限制。于是政府改变策略，积极寻求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事业建设中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慈善组织、企业雇主围绕社会救济、劳动保障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博弈互动。在社会救济方面，奉行集权理念的国家与有着长期独立自主性的民间慈善组织之间忽而表现为合作，忽而又现紧张。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建构与演变从根本上取决于各自利益追求。事实证明，政府希望与慈善组织合作的前提是对其在社会秩序建构尤其在应对贫穷的挑战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的期望；而慈善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基础在于更好地维护自己获利资源和维系“商道”的内在追求。从劳动保障实施的视角来看，不难发现，政府与劳工、资本家三者关系于此期间也有一个十分微妙的演变过程。出于与共产党争夺群众的考虑，国家在劳资利益协调与平衡上，总是力求在可能的范围内满足工人们的福利要求，以实现对劳工的安抚；劳工在劳动保障的实施中，为增强与雇主在福利待遇上讨价还价的能力，表现出更多的对现行政权的服膺与依赖。国民党政权与资产阶级之间，在反赤色运动、反阶级斗争中，尽管二者有着寻求合作的现实需求，但在各自背后的终极追求上，政府与资产阶级实际上有着深刻差异。前者是以维持政权合法、统治稳定为目的，而后者显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本质要求。换言之，当国民党为安抚劳工而触及或抑制资方获利权益时，资产阶级即表示反对；当资产阶级为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而任意处置劳工致社会动荡时，又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允许。各项劳动保障措施的出台，引发了二者之间深层矛盾的激化。把社会保障放在民国大历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本文认为，与西方社会保障发端于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背景不同，近代上海社会保障在实践层面上，并非完全体现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多的是出于国家为维护其政权合法性而对社会进行控制与安抚的主观建构，尤其在劳动保障中，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争夺劳工群众的企图尤为明显。原本应该体现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国民收入转移性支付、并借此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之间平衡的社会保障，被深深地烙上了泛政治化的印迹，这也从另一方面昭示了中国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某些面相。
二、二00二年工会财务工作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00二年工会财务工作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研究 ——以双第华侨农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来源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萌芽阶段(1980-1995年) |
| 二、发展阶段(1996-2006年) |
| 三、深入阶段(2007年至今) |
| 第三节 文献资料和研究方法 |
| 一、文献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地域 |
| 一、行政区划 |
| 二、自然环境 |
| 第二章 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的提出和实施 |
| 第一节 华侨农场的缘起 |
| 一、东南亚排华 |
| 二、国内安置 |
| 第二节 华侨农场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
| 一、第一次领导体制变化(1950—1977年) |
| 二、第二次领导体制变化(1978-1985年) |
| 三、第三次领导体制变化(1985年至今) |
| 四、“三融入”体制改革的背景 |
| 第三节 “三融入”体制改革政策的实施内容 |
| 一、体制融入地方 |
| 二、管理融入社会 |
| 三、经济融入市场 |
| 第三章 双第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的具体执行 |
| 第一节 “三融入”之前的双第华侨农场 |
| 一、场员安置 |
| 二、生产与经营管理体制 |
| 三、社会职能管理 |
| 四、场员薪资福利 |
| 第二节 体制融入模式 |
| 第三节 地方治理 |
| 一、发展布局 |
| 二、基础设施建设 |
| 第四节 归难侨社会保障 |
| 第五节 侨居造福工程 |
| 一、实施背景 |
| 二、实施过程 |
| 第六节 归难侨生存现状 |
| 第四章 双第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农场干部队伍建设 |
| 一、理顺体制机制 |
| 二、优化农场干部队伍 |
| 第二节 归难侨子女的社会融入 |
| 第三节 土地利用 |
| 第四节 华侨农场未来发展前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论文资助项目 |
（2）政治因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基于官员视察与官员变更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1.4.1 重难点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政治关联与官员视察 |
| 2.1.2 政治不确定性与官员变更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政治关联影响公司价值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3 经验研究 |
| 2.3.1 政治关联影响公司绩效的经验证据 |
| 2.3.2 政治关联影响公司资本市场表现的经验证据 |
| 2.3.3 政治不确定性影响公司绩效的经验证据 |
| 2.3.4 政治不确定性影响公司价值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3.5 政治不确定性影响公司资本市场表现的经验证据 |
| 2.4 简要评述 |
| 3 官员视察、公司投融资行为与公司价值 |
| 3.1 引言 |
| 3.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3.2.1 官员视察与公司价值 |
| 3.2.2 官员视察与公司投融资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数据来源 |
| 3.3.2 变量定义与构建 |
| 3.3.3 模型设定 |
| 3.3.4 描述性统计 |
| 3.3.5 单变量检验 |
| 3.4 实证结果和分析 |
| 3.4.1 影响官员视察的公司特征 |
| 3.4.2 官员视察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
| 3.4.3 官员视察对公司投融资的影响 |
| 3.4.4 官员视察影响公司价值的机制:公司治理 |
| 3.4.5 官员视察影响公司投融资的机制: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确定 |
| 3.5 稳健性检验 |
| 3.5.1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
| 3.5.2 公司价值替代指标检验 |
| 3.5.3 公司融资替代指标检验 |
| 3.5.4 剔除制造业公司样本的检验 |
| 3.6 扩展研究 |
| 3.6.1 官员视察与企业性质:国有企业vs非国有企业 |
| 3.6.2 官员视察与公司资本市场表现 |
| 3.6.3 官员视察与政治腐败 |
| 3.7 本章小结 |
| 4 官员变更、投资-股价敏感性与公司价值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与构建 |
| 4.3.3 模型设定 |
| 4.3.4 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结果和分析 |
| 4.4.1 官员变更对公司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影响 |
| 4.4.2 官员变更影响公司投资-股价敏感性的机制:信息假说 |
| 4.4.3 官员变更影响公司投资-股价敏感性的机制:政治关联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改变估计方法:加权最小二乘WLS回归 |
| 4.5.2 剔除部分省份样本 |
| 4.5.3 市委书记变更的影响 |
| 4.6 扩展研究 |
| 4.6.1 政治不确定性程度的影响 |
| 4.6.2 官员变更、投资-股价敏感性和公司价值 |
| 4.7 本章小结 |
| 5 官员视察、官员变更与资源配置效率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5.2.1 官员视察与公司投资效率 |
| 5.2.2 官员视察、官员变更与公司资源配置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与构建 |
| 5.3.3 模型设定 |
| 5.3.4 描述性统计 |
| 5.3.5 单变量检验 |
| 5.4 实证结果和分析 |
| 5.4.1 官员视察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 |
| 5.4.2 官员视察弱化官员变更的影响:地方国有企业样本 |
| 5.4.3 官员视察弱化官员变更的影响:非国有企业样本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改变估计方法:Logisitic回归和Tobit回归 |
| 5.5.2 市委书记变更的影响 |
| 5.6 扩展研究 |
| 5.6.1 官员视察弱化官员变更的影响:民营企业样本 |
| 5.6.2 官员视察弱化官员变更的影响:政治关联公司样本 |
| 5.6.3 政治不确定性程度的影响 |
| 5.6.4 行业特征的影响:管制行业 |
| 5.7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学术贡献 |
| 6.3 政策启示 |
| 6.4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导论四元结构：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现有研究方法分析 |
| 1、实务研究方法 |
| 2 、理论研究方法 |
| 3 、现有方法的优点与局限 |
| 三、四元结构分析法 |
| 1、逻辑起点：法的重新理解 |
| 2、逻辑中介：回归民法理论 |
| 3、逻辑终点：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 |
| 4、理论观点与司法统计 |
| 5、体例说明 |
| 第一章 界定民事主体 |
| 一、主体资格的司法扩张 |
| 二、主体资格的扩张依据 |
| 三、适格当事人的审查标准 |
| 1、直接权利义务 |
| 2、合同相对性 |
| 3、当事人选择 |
| 4、以工商登记为准 |
| 5、以资质为准 |
| 6、以专营制度为准 |
| 7、以中央文件为准 |
| 四、几种特殊主体的认定 |
| 1、分支或内设机构 |
| 2、吊销营业执照和破产企业 |
| 3、指挥部等临时机构 |
| 4、外国代表处 |
| 5、职工持股会 |
| 6、业主委员会 |
| 7、国家机关 |
| 五、分析与评论 |
| 附录一 地方政府的民事主体资格认定：以最高法院椒江大桥航道通行权案为例 |
| 第二章 判断法律行为 |
| 一、审查诉讼请求 |
| 1、不告不理原则 |
| 2、诉求的识别、释明与选择 |
| 二、查明案件事实 |
| 1、待查事实的影响因素 |
| 2、无法查明事实的处理方式 |
| 3、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区分 |
| 4、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摇摆：以土地使用证为例 |
| 5、法律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冲突：以民刑交叉证据为例 |
| 6、视为与推定 |
| 三、定性法律关系 |
| 1、性质决定审理方向 |
| 2、不同法律关系能否合并处理 |
| 3、法律关系的内外之别 |
| 4、法律关系的流变与转化 |
| 四、认定行为效力 |
| 1、区分成立和有效 |
| 2、法院能否主动审查合同效力 |
| 3、影响效力的主要因素 |
| 4、合同效力：渐宽与反复 |
| 5、论无效合同 |
| 五、分析与评论 |
| 附录二 从合同成立之诉到合同效力之诉：以最高法院布吉公司股份代理转让合同案为例 |
| 第三章 保障民事权利 |
| 一、物权 |
| 1、物权确认基本原则 |
| 2、关于物权追及力 |
| 3、土地与房屋分别确权 |
| 4、集体土地的流转问题 |
| 5、几类特殊物权归属 |
| 6、担保物权若干问题 |
| 7、相邻权 |
| 二、股权 |
| 1、工商登记与股权认定 |
| 2、审批手续与股权认定 |
| 3、出资与股权认定 |
| 4、股权行使诸问题 |
| 三、债权 |
| 1、债权债务转移 |
| 2、代位权与撤销权 |
| 3、外部善意债权人 |
| 4、外部过错债权人 |
| 四、知识产权 |
| 1、司法保护取向 |
| 2、平衡与限制 |
| 五、民事权益 |
| 六、分析与评论 |
| 附录三 从利益平衡到禁止权利滥用：以最高法院采乐商标案为例 |
| 第四章 划分民事责任 |
| 一、主体性质与责任归属 |
| 1、职务行为 |
| 2、管理过错 |
| 3、个人行为 |
| 二、各方责任的分别认定 |
| 1、违约中的责任认定 |
| 2、侵权中的责任认定 |
| 3、公平中的责任分担 |
| 三、民事责任的连带与扩张 |
| 1、恶意串通 |
| 2、挂靠关系 |
| 3、追加开办单位 |
| 4、验资等中介机构责任 |
| 5、人格混同或否认 |
| 四、民事责任的加重、减轻与免除 |
| 1、加重 |
| 2、减轻 |
| 3、免除 |
| 五、强制执行中的民事责任 |
| 六、分析与评论 |
| 附录四 非诉行政执行的合法性审查：以最高法院普华凯达公司执行监督案为例 |
| 结论 |
| 一、四元结构是统摄宏观司法资源的有效理论工具 |
| 二、最高法院的审判思维已相对成型并正在转型 |
| 三、司法实践是最高法院审判思维相对成型的最终塑造者 |
| 四、相对成型的最高法院审判思维,尚不稳定和不确定 |
| 五、审判思维的未来走向,受制于最高法院复杂多元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补记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4）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及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论文研究框架 |
| 1.3 论文主要结论和创新点 |
| 1.3.1 论文主要结论 |
| 1.3.2 论文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制度背景及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学理论基础 |
| 2.1.2 管理学理论基础 |
| 2.2 制度背景 |
| 2.2.1 美国COSO内部控制框架 |
| 2.2.2 美国SOX法案 |
| 2.2.3 我国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
| 2.3 文献综述 |
| 3. 内部控制理论要素研究 |
| 3.1 当前内部控制研究存在的问题 |
| 3.1.1 内部控制全能化问题 |
| 3.1.2 内部控制形式化问题 |
| 3.1.3 内部控制空洞化问题 |
| 3.2 内部控制理论研究的立足点 |
| 3.3 对内部控制的再定义 |
| 3.3.1 内部控制的本质 |
| 3.3.2 内部控制的性质 |
| 3.3.3 内部控制的目标 |
| 3.3.4 内部控制的结构 |
| 3.3.5 内部控制的运行机制 |
| 3.3.6 内部控制的范围 |
| 4. 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建构 |
| 4.1 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薄弱环节 |
| 4.2 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
| 4.2.1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特殊性 |
| 4.2.2 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 |
| 4.2.3 国有企业目标的特殊性 |
| 4.2.4 国有企业经营者行政委任制的特殊性 |
| 4.3 构建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应关注的问题 |
| 4.3.1 要处理好控制成本与收益的关系 |
| 4.3.2 要处理好内部控制稳定和发展的关系 |
| 4.3.3 要充分认识内部控制自身的局限性 |
| 4.3.4 要充分认识信息化对内部控制的作用 |
| 4.4 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基本框架 |
| 4.4.1 基本目标 |
| 4.4.2 责任主体 |
| 4.4.3 控制主线 |
| 4.4.4 运行机制 |
| 4.4.5 基本原则 |
| 4.4.6 基础保障 |
| 5. 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运行研究——以烟草行业为例 |
| 5.1 烟草行业的特殊性 |
| 5.1.1 烟草行业是由专门法律法规保障的行业 |
| 5.1.2 烟草行业是特殊的行政垄断行业 |
| 5.1.3 烟草行业是使财政增收、消费者增效的支柱行业 |
| 5.1.4 烟草行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特殊性 |
| 5.2 烟草行业内部控制现状调查 |
| 5.2.1 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
| 5.2.2 烟草行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
| 5.3 烟草行业内部控制实施机制构建的对策建议 |
| 5.3.1 构建“三位一体”的监督控制体系 |
| 5.3.2 构建“一体化”的内部控制制度管理体系 |
| 5.3.3 构建“一体化”的信息化管理体系 |
| 6. 本文的不足及对未来的展望 |
| 6.1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
| 6.2 对相关研究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文化政策传播对台湾台北县城市文化建设之影响（198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一章 文化对城市之意义 |
| 1.1 文化之定义 |
| 1.2 文化研究之发展历程 |
| 1.3 文化政策制定对城市之重要性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台北县社会结构之概况 |
| 2.1 台北县社会结构之历史沿革与变迁 |
| 2.2 台北县辖区内之语言分布概况 |
| 2.3 台北县辖区内之宗教信仰概况 |
| 2.4 台北县社会习俗概况 |
| 2.5 台北县产业概况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台北县文化政策的制定与传播 |
| 3.1 政策与传播 |
| 3.2 台北县文化政策制定之概况 |
| 3.3 文化政策传播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之三种现象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迈向多元文化政策之城市 |
| 4.1 尤清时期(1989-1997)：开始施行“去中心化”之文化政策 |
| 4.2 苏贞昌时期(1997-2005)：推行“一乡一特色”之文化建设蓝图 |
| 4.3 周锡玮时期(2005-2010)：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
| 4.4 经典文化政策研究案例(1989-2010)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文化政策传播之认同与社会文化建构 |
| 5.1 文化政策的宣传与说服 |
| 5.2 文化政策传播与社会文化语境之建构 |
| 5.3 文化政策传播与城市认同 |
| 参考文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
|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
|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
|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国有上市公司重组中的利益冲突与重组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0.1.1 研究背景 |
| 0.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论文结构和研究方法 |
| 0.2.1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0.2.2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
| 0.3.1 论文的创新点 |
| 0.3.2 研究中的不足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企业重组绩效理论综述 |
| 1.1.1 企业重组绩效的研究方法 |
| 1.1.2 企业重组绩效研究方法的评价 |
| 第二节 利益相关者理论述评 |
| 1.2.1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
| 1.2.2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实质 |
| 1.2.3 利益相关者治理与企业绩效 |
| 第二章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的发展历程与重组中的利益相关者治理 |
| 第一节 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国有上市公司重组中的利益相关者治理 |
| 2.2.1 国有上市公司重组中利益相关者治理的必要性 |
| 2.2.2 利益相关者治理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2.2.3 国有上市公司重组中的利益相关者治理原则 |
| 2.2.4 国有上市公司重组中的利益冲突及相互关系 |
| 第三章 政府行为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 |
| 第一节 政府行为与国有企业重组 |
| 3.1.1 国有企业重组是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统一 |
| 3.1.2 西方国家政府在国有企业重组中的作用 |
| 3.1.3 我国政府在国有企业重组中的积极作用 |
| 3.1.4 政府和国有企业在重组中的利益冲突 |
| 第二节 政府行为与重组绩效的模型分析 |
| 3.2.1 政府行为与企业重组的模型假设 |
| 3.2.2 政府行为与企业重组的模型构建 |
| 3.2.3 政府行为影响企业重组绩效的路径分析 |
| 3.2.4 政府行为与企业重组的模型分析结论 |
| 第三节 地方保护程度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 |
| 3.3.1 地方保护程度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假设 |
| 3.3.2 地方保护程度指标的选取 |
| 3.3.3 研究样本及数据来源 |
| 3.3.4 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指标的选取 |
| 3.3.5 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研究方法的选择 |
| 3.3.6 地方保护程度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过程 |
| 3.3.7 地方保护程度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结论 |
| 第四节 结论与建议 |
| 第四章 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冲突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 |
| 第一节 重组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利益冲突的理论分析 |
| 4.1.1 所有者和经营者在重组中的利益冲突与治理的必要性 |
| 4.1.2 美国国有企业经营激励约束机制的经验 |
| 4.1.3 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经营激励约束机制存在的不足 |
| 第二节 经营激励约束机制与重组绩效的模型分析 |
| 4.2.1 经营激励约束机制与企业重组的模型假设 |
| 4.2.2 经营激励约束机制与企业重组的模型构建 |
| 4.2.3 经营激励约束机制影响企业重组绩效的路径分析 |
| 4.2.4 经营激励约束机制与企业重组的模型分析结论 |
| 第三节 经营激励约束机制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 |
| 4.3.1 经营激励约束机制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假设 |
| 4.3.2 经营激励约束机制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过程 |
| 4.3.3 经营激励约束机制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结论 |
| 第四节 结论与建议 |
| 第五章 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 |
| 第一节 重组中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冲突的理论分析 |
| 5.1.1 股东和债权人在重组中的利益冲突与治理的必要性 |
| 5.1.2 银行参与企业重组的国际经验 |
| 5.1.3 我国国有企业重组中债权人利益受损的表现形式 |
| 5.1.4 国有企业债权软约束的根源 |
| 第二节 债权人保护与重组绩效的模型分析 |
| 5.2.1 债权人保护与企业重组的模型假设 |
| 5.2.2 债权人保护与企业重组的模型构建 |
| 5.2.3 债权人保护影响企业重组绩效的路径分析 |
| 5.2.4 债权人保护与企业重组的模型分析结论 |
| 第三节 实践经验与对策建议 |
| 5.3.1 债权人保护与重组绩效的实践经验 |
| 5.3.2 对策建议 |
| 第六章 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 |
| 第一节 重组中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冲突的理论分析 |
| 6.1.1 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重组中的利益冲突与治理的必要性 |
| 6.1.2 OECD国家的中小股东保护 |
| 6.1.3 现阶段国有上市公司重组中控股股东掠夺行为的新特点 |
| 6.1.4 我国上市公司重组中控股股东掠夺行为的成因 |
| 第二节 中小股东保护与重组绩效的模型分析 |
| 6.2.1 中小股东保护与企业重组的模型假设 |
| 6.2.2 中小股东保护与企业重组的模型构建 |
| 6.2.3 中小股东保护影响企业重组绩效的路径分析 |
| 6.2.4 中小股东保护与企业重组的模型分析结论 |
| 第三节 中小股东保护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 |
| 6.3.1 中小股东保护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假设 |
| 6.3.2 中小股东保护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过程 |
| 6.3.3 中小股东保护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结论 |
| 第四节 结论与建议 |
| 第七章 职工和企业的利益冲突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 |
| 第一节 重组中职工和企业利益冲突的理论分析 |
| 7.1.1 重组中职工和企业利益冲突的根源 |
| 7.1.2 职工参与企业决策对重组绩效的积极作用 |
| 7.1.3 职工参与企业决策的国际经验 |
| 7.1.4 现阶段我国职工参与企业决策存在的障碍 |
| 第二节 职工持股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
| 7.2.1 职工的"三重性" |
| 7.2.2 职工持股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假设 |
| 7.2.3 职工持股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过程 |
| 7.2.4 职工持股与国有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结论 |
| 第三节 结论与建议 |
|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8）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1.3.1 人民公社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 |
| 1.4 相关概念阐释 |
| 1.4.1 公社、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时期 |
| 1.4.2 服务、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1.5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框架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主要框架 |
| 1.6 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6.1 重点 |
| 1.6.2 难点 |
| 1.6.3 创新点 |
| 第二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 |
| 2.1 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 2.2 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 |
| 2.2.1 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 |
| 2.2.2 农村公社理论 |
| 2.3 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 2.3.1 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合作社理论 |
| 2.3.2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 |
| 2.4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 |
| 2.4.1 民本思想 |
| 2.4.2 大同思想 |
| 2.4.3 均平思想 |
| 第三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主要内容 |
| 3.1 封建王权时代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1.1 建设农田水利 |
| 3.1.2 修筑道路、桥梁和渡口 |
| 3.1.3 救灾备荒,扶贫济困,养老抚幼 |
| 3.2 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2.1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2.2 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 3.2.3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 3.3 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3.1 农田水利建设的逐步展开 |
| 3.3.2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 |
| 3.3.3 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 |
| 3.3.4 由自我保障向集体保障的转变 |
| 3.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 |
| 3.4.1 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浪潮 |
| 3.4.2 农业的"大跃进"运动 |
| 3.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 |
| 4.1 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 |
| 4.1.1 治理江河,开沟挖渠 |
| 4.1.2 开挖机井,发展机电排灌 |
| 4.1.3 加固堤防,发展小型水利 |
| 4.2 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 |
| 4.2.1 治理盐碱地 |
| 4.2.2 排涝减渍 |
| 4.2.3 治理水土流失 |
| 4.3 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 |
| 4.3.1 开展农业机械化运动 |
| 4.3.2 兴办农村工业 |
| 4.3.3 扩大化肥、农药生产,发展农村小水电站 |
| 4.4 发展农业科学技术,提供农业科技和气象服务 |
| 4.4.1 发展农业技术研究 |
| 4.4.2 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
| 4.4.3 开展农业气象服务 |
| 4.5 修筑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 |
| 4.5.1 修筑农村公路 |
| 4.5.2 发展邮电事业 |
| 4.6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总体评价 |
| 4.6.1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积极作用 |
| 4.6.2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局限 |
| 第五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 |
| 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历程 |
| 5.1.1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
| 5.1.2 农村文化教育的停滞与破坏 |
| 5.1.3 农村文化教育新局面的开始 |
| 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教育 |
| 5.2.1 农村基础教育的统一体系 |
| 5.2.2 农村基础教育的实施 |
| 5.2.3 农村基础教育中的民办教师 |
| 5.3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 |
| 5.3.1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体系 |
| 5.3.2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
| 5.3.3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 |
| 5.4 农村职业教育 |
| 5.4.1 农业中学的创办与发展 |
| 5.4.2 半工(农)半读职业学校的创办 |
| 5.4.3 职业中学的恢复和发展 |
| 5.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总体评价 |
| 5.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积极作用 |
| 5.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局限 |
| 第六章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 |
| 6.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 |
| 6.1.1 农村合作医疗的探索 |
| 6.1.2 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 |
| 6.1.3 合作医疗制度的式微 |
| 6.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 |
| 6.2.1 农村合作医疗的三级组织体系 |
| 6.2.2 医疗队伍的建设与形成 |
| 6.2.3 赤脚医生的出现与成长 |
| 6.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服务内容 |
| 6.3.1 开展卫生宣传和爱国卫生运动 |
| 6.3.2 实施医疗救治和预防接种 |
| 6.3.3 坚持"三土"、"四自",发展中医中药事业 |
| 6.3.4 开展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 |
| 6.4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评价 |
| 6.4.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 |
| 6.4.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局限 |
| 第七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 |
| 7.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沿革 |
| 7.1.1 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 |
| 7.1.2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7.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方式 |
| 7.2.1 农村社会优抚 |
| 7.2.2 灾荒赈济 |
| 7.2.3 农村社会贫困救助 |
| 7.2.4 "五保户"供养 |
| 7.2.5 麻风病人救治 |
| 7.2.6 回乡的精简退职职工救济 |
| 7.2.7 下乡知识青年安置 |
| 7.3 对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评价 |
| 7.3.1 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 |
| 7.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局限 |
| 第八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意义与作用、局限性及其对当代启示 |
| 8.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 |
| 8.1.1 供给主体的多元性 |
| 8.1.2 供给决策的单向性 |
| 8.1.3 服务内容的广泛性 |
| 8.1.4 筹资渠道的多重性 |
| 8.1.5 供给方式的计划性和强制性 |
| 8.1.6 价值理念的均等性 |
| 8.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意义与作用 |
| 8.2.1 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丰富和发展 |
| 8.2.2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次有益尝试 |
| 8.2.3 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支持"工业优先"战略的实施 |
| 8.2.4 满足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
| 8.2.5 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
| 8.2.6 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营造了良好社会风气 |
| 8.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缺陷和不足及其原因 |
| 8.3.1 城乡失调严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低 |
| 8.3.2 各地之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 |
| 8.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乏长期稳定的发展过程,具有浓厚的运动色彩 |
| 8.3.4 缺乏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供给脱离了农民的实际需要 |
| 8.3.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 |
| 8.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
| 8.4.1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着眼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
| 8.4.2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
| 8.4.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确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供给主体 |
| 8.4.4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形成便捷高效的运行机制 |
| 8.4.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完善需要一个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开滦唐山矿业分公司实施RMDC企业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本文研究的思路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2.1 思路框架 |
| 1.2.2 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RMDC 企业管理模式概述 |
| 2.1 RMDC 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内涵 |
| 2.2 RMDC 企业管理模式的形成过程 |
| 2.3 RMDC 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 |
| 2.3.1 制定RMDC 企业管理模式方案的原则 |
| 2.3.2 RMDC 企业管理模式方案要实现的主要目标 |
| 2.3.3 RMDC 企业管理模式方案的内容 |
| 第三章 RMDC 企业管理模式的理论依据 |
| 3.1 RMDC 企业管理模式与系统管理理论 |
| 3.1.1 系统管理理论概述 |
| 3.1.2 系统管理理论在RMDC 企业管理模式中的应用 |
| 3.2 RMDC 企业管理模式与精益管理理论 |
| 3.2.1 精益管理理论概述 |
| 3.2.2 精益管理理论在RMDC 企业管理模式中的应用 |
| 3.3 RMDC 企业管理模式与目标管理理论 |
| 3.3.1 目标管理理论概述 |
| 3.3.2 目标管理理论在RMDC 企业管理模式中的应用 |
| 3.4 RMDC 企业管理模式与人本管理理论 |
| 3.4.1 人本管理理论概述 |
| 3.4.2 人本管理理论在RMDC 企业管理模式中的应用 |
| 3.5 RMDC 企业管理模式与权变管理理论 |
| 3.5.1 权变管理理论概述 |
| 3.5.2 权变管理理论在RMDC 企业管理模式中的应用 |
| 第四章 唐山矿业分公司现状分析 |
| 4.1 企业概况 |
| 4.1.1 基本情况 |
| 4.1.2 历史沿革 |
| 4.1.3 技术装备 |
| 4.1.4 劳动组织 |
| 4.1.5 经济效益 |
| 4.2 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
| 4.2.1 唐山矿业分公司发展SWOT 分析 |
| 4.2.2 矿井生产能力不足 |
| 4.2.3 企业成本加大 |
| 4.2.4 企业盈利相对减少 |
| 4.2.5 解决问题的途径――自主创新，走内涵式发展之路 |
| 第五章 RMDC 企业管理模式的内容构成设计 |
| 5.1 企业高层决策模式 |
| 5.1.1 企业高层决策机构的科学决策 |
| 5.1.2 机关部门工作的科学化 |
| 5.2 企业现场管理与操作模式 |
| 5.2.1 岗位考核标准的制定 |
| 5.2.2 岗位考核标准的确认 |
| 5.2.3 岗位考核标准的执行 |
| 5.3 企业内部关系管理模式 |
| 5.3.1 价值链管理理论概述 |
| 5.3.2 企业内部管理关系基本模式 |
| 第六章 RMDC 企业管理模式方案的运行对策 |
| 6.1 建立方案运行保证体系 |
| 6.1.1 建立方案运行保证体系 |
| 6.1.2 唐山矿业分公司RMDC 企业管理模式制度保证体系 |
| 6.2 RMDC 企业管理模式方案的实施 |
| 6.3 实施RMDC 企业管理模式的体会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近代上海社会保障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近代上海社会保障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变革社会中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 |
| 一 社会结构转型 |
| 二 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西方新型社会保障的传入 |
| 一 时人对传统社会安全机制局限性的认识 |
| 二 民国时期西方社会保障的传入 |
| 第三节 新兴社会力量建设现代国家的内在要求 |
| 一 社会对建立新型社会保障的呼吁 |
| 二 旧政权的消极措施 |
| 三 中国国民党对实施社会保障的承诺 |
| 第二章 1927—1937年上海社会保障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1927—1937年上海社会保障发展历程 |
| 一 纲举目张：组织准备与制度建立时期(1927—1931) |
| 二 “一·二八”重创：战后艰难重建时期(1932—1934) |
| 三 “社会建设年”的确立：再度兴盛时期(1935—1937) |
| 第二节 近代上海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 |
| 一 社会救济 |
| 二 社会保险 |
| 三 社会福利 |
| 第三节 多元化的社会保障模式选择 |
| 第三章 近代上海多元主体下社会保障实施成效的考察 |
| 第一节 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的成效 |
| 一 社会救济事业 |
| 二 社会福利的成效 |
| 第二节 慈善救济事业的成效 |
| 一 组织及功能 |
| 二 资产与业绩 |
| 第三节 劳动保障成效的考察 |
| 一 具体业绩 |
| 二 社会成效 |
| 第四章 近代上海社会保障的艰难运作 |
| 第一节 社会保障实施中的负面效应 |
| 一 慈善救济事业的阶段性萎缩 |
| 二 劳动保障的局限 |
| 第二节 社会保障的运作困境 |
| 一 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权责空间 |
| 二 社会保障的运作困境 |
| 第五章 社会保障实施中的政府、社会与劳工 |
| 第一节 国家权力扩张中慈善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
| 一 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兴办的目标诉求 |
| 二 国家权力的扩张 |
| 三 慈善组织的反应 |
| 第二节 劳动保障视野下的政府、劳工与资本家 |
| 一 劳动保障的实施与国民党政治承诺的兑现 |
| 二 劳动保障实施中的政府与劳工 |
| 三 劳动保障的实施对资产阶级的影响 |
| 四 劳动保障实施中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的演变 |
| 结语 |
| 参考征引书目 |
| 后记 |
四、二00二年工会财务工作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华侨农场“三融入”体制改革研究 ——以双第华侨农场为例[D]. 肖伊然. 华侨大学, 2020
- [2]政治因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基于官员视察与官员变更的视角[D]. 姚澄雪. 浙江大学, 2019(01)
- [3]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D]. 朱兰春. 武汉大学, 2015(03)
- [4]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及运行研究[D]. 徐翔. 西南财经大学, 2014(12)
- [5]文化政策传播对台湾台北县城市文化建设之影响（1989-2010）[D]. 苏诗岚. 复旦大学, 2013(03)
- [6]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7]国有上市公司重组中的利益冲突与重组绩效[D]. 丁业震. 南开大学, 2010(07)
- [8]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D]. 易新涛. 武汉大学, 2009(05)
- [9]开滦唐山矿业分公司实施RMDC企业管理模式研究[D]. 邱江. 天津大学, 2007(08)
- [10]近代上海社会保障研究（1927-1937）[D]. 汪华. 上海师范大学, 2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