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三个代表”理论做好高校思想工作

一、实践“三个代表”理论 做好高校思想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洪晓楠,戢虹雨^[1]（2021）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三进”的历程、经验与启示》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是高校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探寻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三进"的历程,其主要经验是:坚持党性原则,以教材建设为基础,抓牢思政课主渠道,拓展课堂教学形式,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新时代"三进"工作要坚持守正为本、借鉴经验、利用条件、创新发展,即加强教材建设,推动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知识体系向价值体系转化,实现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

贾绍俊^[2]（2021）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党团结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得以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对象主体、话语体系、实现目标等方面都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等一般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区别。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集中体现在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局性掌控和全面性领导上,体现为要从整个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上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从理论和价值维度来看,加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是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实现其“生命线”作用的内在需求,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要条件、重大任务和基本路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提升,从微观角度来讲意味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吸引力、阐释力等话语能力建设的增强,从中观来讲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加强,是党的领导能力特别是思想文化宣传教育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然而进一步从宏观来讲,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工作,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建构和建设的中心目标。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升党性修养,提升综合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教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进一步增强,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乃是功在当今、利于千秋的大事情,必须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话语研究的以往理论经验来看,话语权具有流变性的典型特征,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更是受到其自身执政能力、执政合法性的直接影响,与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话语权建设的主体自觉等息息相关。从历史维度来看,结合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合理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才能够获得政治保证和关键主体力量;只有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实现话语传播多样化和话语践行的示范化,才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找准着力点。遵循这些经验启示,针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当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呈现的问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指向的人民性、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话语传播的自觉性,通过整体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为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发展提供主体保障。本研究正是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统一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国内外话语研究的成果和智慧,遵循理论、历史、现实、问题和对策的研究理路,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推进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持。

万英^[3]（2020）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地位要求高校党委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而“意识形态漂浮在话语之中”,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有话语体系作为支撑。构建话语体系的基本单位是话语,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有效果,关键在于意识形态话语要有效,沿着“话语——话语体系——话语权”的路线是争夺话语权的一般规律。因而,话语有效是高校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构建话语体系有效的要素之一,也是其逻辑起点。基于话语对构建话语体系和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重要价值,本文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有效性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为高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理论支持。文章由七部分构成,即绪论、五个章节和结语。绪论部分阐述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概述国内外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有效性的研究现状,并对之进行简要评析。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阐释核心概念、厘清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论述有效性的内涵及表现形式。第一章从文本出发,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与话语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语理论。概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理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在中国的渊源脉流。本章还对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理论进行批判性借鉴。从而为建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阐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评价标准。主要从它的本质属性、对大学生理想信念和政治认同的影响、凝聚高校师生的功能,以及它对话语体系的建构作用,对话语权的维护作用等方面论述它的评价标准。第三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基本要素。本章论述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主体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对象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内容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表达方法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环境的有效性。第四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包括高校教育者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问题,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新媒体话语消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大学生话语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影响,三重话语存在内在的张力。对于这些话语,重点是把其消极性概括出来,目的是为了规避、消解其危害性,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些话语,而是要排除其中的消极成分,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第五章论述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理路。面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诸多挑战,依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理论,提出从五个方面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主体能动性方面,切实发挥高校党委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主体职责。发展动力方面,创新意识形态话语,确保话语的生命力,而创新是有原则的创新。硬实力方面,主张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以硬实力破解西方的话语迷障。软实力方面,建设具有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话语,以文化软实力夯实话语的凝聚力。话语机制方面,发挥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的积极作用,消解其消极作用。而转换的目的是更好的发挥各种话语的优势,而不是以一种话语否定另一种话语。

钟国云^[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文中提出论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作为有效加强党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伟大创举,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有效解决党内矛盾与问题的重要手段。回顾历史,纵观党创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方面发挥了特殊而重大的关键作用。根据不同时代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的要求,党内集中教育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逐渐实现了由“运动模式”向“活动模式”的过渡与转变,有力地推进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问题的解决,也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关键之举。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对党建传统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教育理论的创造性实践。因此,在当前党要管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活动开展相关问题的学理性探讨,有利于深化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的内容,拓展党内教育实践的研究视野,不断丰富新时代管党治党理论研究的成果。论文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理论基础,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与党的建设的良性互动为主线,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依据、活动的发起组织与实施、活动开展的实效性等方面的考察、梳理与分析,在总结活动取得的成绩和有效做法的同时,查找活动开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进而针对这些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多个层面,从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主观与客观等多个维度,提出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的一些思考,从而为搞好新时代的党内教育提供参考。首先,论文围绕活动开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全面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依据,这是研究的前提基础。论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的梳理,总结分析研究取得的成果和不足之处,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借鉴。在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论文主要从理论依据、历史传统、现实要求等层面对活动开展的依据进行探究。其中,重点从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特性、党的独特政治信仰与价值追求、无产阶级政党相关教育理论等维度,集中阐述了活动开展的理论依据;同时,对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并且,从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出教育诉求、时代主题转换与社会转型、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发展、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的产生、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阐述了活动开展的现实要求。其次,论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内容任务、组织实施及其取得的进展,主要从宏观与中观层面进行横向梳理与探讨,这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综合性手段,论文按照侧重于党的全面彻底整顿、加强党的思想理论武装、强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推进党的党性党风教育等维度,从而集中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和任务侧重,并对相应的代表性活动个体进行典型剖析。同时,基于活动动员与发起方式、组织与领导策略、活动开展的原则及方法步骤,以及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模式”的新探索、特点与演进等方面的整体考察,集中探讨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动员组织与实施。再次,论文针对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效性进行研究,这是论文研究的关键部分。基于活动实效性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论文主要从活动发起时机的把握、党内主要矛盾的研判、活动的设计组织与实施、党组织的领导与执行力、外在因素对活动的冲击、“活动”本身存在的弊端等方面,对影响活动实效性的主要因素进行剖析。同时,论文全面总结分析了历次活动开展取得的主要成效、活动开展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及其表现、活动实效的历史经验教训警示等,从而对活动的实效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最后,论文对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提出了几点思考,这是论文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论文主要从五个层面提出了改进与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对策建议:一是提出通过创新活动主题设置、拓展与丰富活动内容、优化活动载体设计等途径增强活动的实效性。二是紧紧围绕党内主要问题的解决,从增进活动开展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活动中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创造性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等层面,提出加强活动制度化建设的对策。三是从活动实效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对象、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等层面,尝试构建和完善科学合理的活动实效性评价体系。四是针对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两张皮”、“一阵风”、形式主义、走过场、“活动倦怠”、开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从“常态化”机制、组织领导机制、激励保障机制、责任落实机制、舆论宣传机制、责任落实机制等方面构建活动开展长效机制。五是活动开展应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三化”要求,以在更深层次上推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健康有效开展。

邬俊美^[5]（2018）在《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先后在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新闻舆论工作会议、网络安全工作会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等多个会议上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和建设路径等各个方面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论述和部署,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实践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坚实的基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灵魂和神经系统,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保障,也是新时代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遵循和重要指针。因此研究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全文由七个部分组成。第一章导论交代了选题缘由及其研究意义,对相关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特别是对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研究的不足和今后学术发展的方向进行了分析和展望,还对本论文的基本框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作了具体说明。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在借鉴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思想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文章重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思想及其主要观点,并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思想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三章论述了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发展历程,分析勾勒了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发展历程和阶段性特征。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文章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成熟阶段。萌芽阶段是从1969年习近平到延川县农村插队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的萌芽来源于其丰富的从政实践和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形成阶段是从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也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越来越趋向成熟;成熟阶段是从2017年7月至2017年10月十九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县处级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发表的重要讲话和十九大报告的提出标志着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已经发展成熟。第四章至第六章对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思考。第四章具体分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和基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用“极端重要”、“三个事关”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但同时也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不能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工作,并有一定的边界,不能泛化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用“两个巩固”、“补党员干部精神上的钙”、“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等来说明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目标,深刻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无上地位和崇高使命。第五章分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原则,那就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结合,优化体制机制与创新传播方式相结合,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意识形态建设与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党性原则与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相结合。第六章分析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意识形态的理论发展、工作的规划、政策的制定、措施的落实、宣传方式和内容创新等许多方面,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意识形态工作建设放到了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并针对意识形态建设做了具体的战略布局: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重视新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建设;提升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等。第七章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基本特征和当代价值。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具有浓郁的“习式”色彩,体现出了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建设性与批判性的高度统一、全面性与重点性的高度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高度统一等鲜明特征。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思想武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所蕴含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为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谭晓玲^[6]（2017）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工程”）是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实施的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实施工程十多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方力量的坚持和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普遍的认可,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进一步繁荣发展了哲学社会科学,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和可靠的保障。本论文以工程实施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过程,详细阐述工程实施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整体客观评价工程实施状况,从中总结经验与不足,以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实施有所启示。论文共分10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本选题的研究述评,论文的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思路、方法及基本框架,并对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做了说明。第一章主要分析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分析工程实施的社会历史背景基础上,重点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巩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二章主要是整体介绍实施工程建立的组织机构和形成的运行机制情况。具体从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工程咨询委员会的设立及成员的确定、课题组等四个层面阐述组织机构的建立,并从项目、基地、团队这三方面的建设揭示工程所形成的运行机制。第三章主要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进程。根据工程实施过程中党中央召开的具有标志性的相关会议,着重从实施工程的提出部署、全面展开、全面推进及深入推进四个阶段对其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第四章至第八章全面系统具体阐述实施工程所包括的主要内容。其中,第四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及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两方面,阐述了实施工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五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学科建设依托机构、学科建设情况调研、学科高端学术平台、学科领航与支撑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第六章从总体部署、编写成果、出版及使用、编写特点四个方面阐述工程立体化教材体系的形成;第七章从举办高层次报告会、开展学术研讨会、开展国情调研、进行国外考察、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开办、“四个一批”理论人才的纳入、“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培养、教育部工程重点教材专业师资队伍培训等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交流和人才队伍培养;第八章从理论读物和主流媒体平台两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宣传。第九章论述了十多年来工程实施的整体评价。本章主要通过调查问卷中所体现出来的信息,在总结实施工程的成效及经验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工程实施中存在的转化运用、宣传普及不够等不足及原因,为下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工作提供借鉴。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进一步推进工程应当探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索性思考,即从保持工程的常态化、大力开展工程的宣传推介、引领“四大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人才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建设性思考。

刘艳^[7]（2013）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历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经济工作及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积极汲取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不断根据实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认识和理论原理,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和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既是准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客观规律的关键所在,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体系建构的必要环节。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既要把它放在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又要把它融进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大潮流中加以考察。唯有如此,才能使该思想体系真正处在纵向演进、横向发展的历史坐标中,才能在回归历史场境的过程中勾画出其清晰的发展脉络、理清其何以能成为一个科学体系的内容支撑,才能在思想建构和理论阐释上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所以,本文着重从纵向维度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逻辑渊源,勾画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论述及其思想发展的清晰脉络；从横向维度就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容与特点、地位与价值进行剖析和探讨,既突出该思想发展的理论深度,也展现出该思想发展的当代价值。按照这一研究思路,本文主要从历史必然性、发展历程、主要成果、突出特色、历史地位及如何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六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进行全面分析和系统论述。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有其诞生、发展的内部因素,也离不开其赖以支撑的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也不例外。它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在纵向的历史发展角度,时代变化引领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与时俱进的实践品质；在社会生态趋势变化的角度,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不断发展创新的强劲动力；在理论渊源承继的角度,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源泉和思想保障；在主体性价值发挥的角度,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素质集中展现执政党的卓越品质,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实现与时俱进的关键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过程,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及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思想发展的推动,可以归纳为探索发展、开拓创新、繁荣发展和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其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思想领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初步探索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基本轮廓,成功打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新局面；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相继提出“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两个坚定不移”、“三个统一”、“四以”等新的理论内容,成功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新境界；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入整体推进的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从指导理念、意识形态主题、政治保障等层面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繁荣发展；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历史阶段,着重从强化理论武装、深化教育内容和加强党内教育等层面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深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教育的目的、内容、路径、主体、客体和原则六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基本问题的科学探索和理性回答中。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体三个层面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生命线”地位和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着重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为基础性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为重点性内容,以中国近现代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为拓展性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路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提出了学习教育、舆论导向、典型示范和学科建设等诸多间接的、内隐的和渗透性的有效路径和方法；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客体,中国共产党人突出强调既要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对象、以青年学生为基本着力点,又要广泛辐射军队、农村、企业和社区等社会各领域；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要求既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队伍为宣传主力军,又要依靠全党和全社会群策群力、齐抓共管；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人重点提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理论联系实际、正面教育与反面批判相结合、因材施教和因人制宜等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逐步跳出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呈现出五个方面的鲜明特征：其一,既不再将政治化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强加于人的发展之上,也不完全倾向于个体脱离社会的自然发展,而是在充分考虑人与社会发展交互关系的基础上,追求政治化主导的社会教育与个体发展的人本教育之间协调发展；其二,不再单纯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认识和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是将教育的意识形态、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寻求意识形态性教育、科学性教育和思想性教育的相互统一；其三,不再片面强调理论教育的政治宣传功效,而是坚持政治宣传、理论探索和教育教学三者并行不悖；其四,不再通过外在强制力单纯对群众进行生硬的灌输教育,而是提出灌输性教育、渗透性教育和自主性教育三者要相互融合；其五,不再单纯重视以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重点性教育,而是把将企业职工和农民群众等不同群体广泛纳入教育的对象范畴,推动广泛性、先进性和层次性教育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宝库增添崭新的理论成果,为当代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稳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平稳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但它在理论归纳的角度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多重因素的影响,它所涉及的基本原理的研究范围和相关论述还未能圆满的契合实践,需要在不断探索中继续研究和论证。从当代价值和历史局限正反两方面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既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社会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可以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深化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实践是永无止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作为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理论保障,也是永无止境的。在当前与今后,对于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发展的思想体系和具体内容,我们应当结合新形势下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做到既坚持又发展。所谓“坚持”,主要是要以科学地态度深入挖掘、认真研究并积极贯彻落实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力争做到“万变不离其宗”,力求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在当代的最高价值。所谓“发展”,主要是要积极顺应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变化以创新精神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进行适当的调整、优化和完善,开拓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新境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与时俱进和内在超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一脉相承地传承和弘扬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本真精神,避免丧失基本立场,又与时俱进地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创新,避免思想僵化。

赵胜平^[8]（2003）在《实践“三个代表”理论 做好高校思想工作》文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各高等学校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指导现实工作的理论工具。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高校的思想工作同学校的党的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推进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进”工作,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顾昭明^[9]（2003）在《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文中指出高等院校做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 ,首先必须基于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实效性的高度认知 ;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这三个中心环节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教材建设 ,处理好“一门主讲 ,多门渗透”的关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优化育人环境 ,改革教学方法 ,搞好“三个结合”。

徐柏才,李从浩^[10]（2003）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高校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历史责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必须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作指导,最终要落实到真信、真懂、真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二、实践“三个代表”理论 做好高校思想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践“三个代表”理论 做好高校思想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三进”的历程、经验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四、实践“三个代表”理论 做好高校思想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三进”的历程、经验与启示[J]. 洪晓楠,戢虹雨.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D]. 贾绍俊.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D]. 万英.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D]. 钟国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D]. 邬俊美.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6]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D]. 谭晓玲. 武汉大学, 2017(06)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研究[D]. 刘艳. 山东大学, 2013(04)
• [8]实践“三个代表”理论 做好高校思想工作[J]. 赵胜平. 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3(S1)
• [9]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理论与实践[J]. 顾昭明. 华北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3(04)
• [10]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J]. 徐柏才,李从浩.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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