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如何走向审美思维

一、马尔库塞何以走向审美之思（论文文献综述）

田凯妮^[1]（2021）在《马尔库塞审美乌托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陈杰^[2]（2021）在《马尔库塞美学中的“爱欲—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哲人,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马尔库塞去世至今已有40多年了。国内关于马尔库塞的研究成果也已汗牛充栋。以往学者对马尔库塞美学理论的研究多以其新感性理论、审美乌托邦理论为研究对象,有些学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立场上,批评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误读。较少有学者将马尔库塞美学中的“爱欲-政治”思想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研究。可以说,马尔库塞从一开始就是以政治的目的去研究爱欲的,政治是爱欲的目的,爱欲又是政治的根基。“爱欲-政治”既是透视马尔库塞美学的一种视角,又是一个统摄性的概念。在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中,“爱欲-政治”相互支撑、相互转化,而又以爱欲为根本。“爱欲-政治”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又彼此具有独立的价值,它既区别于一般的爱欲理论,也区别于其他的政治理论。马尔库塞强调爱欲,是要以爱欲来改造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异化理性,从而重建关注人存在状态的具体哲学。“爱欲”立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属性,而不是传统哲学所看重的本质属性。“爱欲”的关系属性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关系,并尊重彼此的差别。所以,“爱欲-政治”的立足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存在状态,这对当代西方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从巴迪欧、朗西埃等人的美学思想中都可以看到马尔库塞“爱欲-政治”思想的影子,可以说,“爱欲-政治”思想既顺应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也顺应了新人文主义潮流,是西方现代美学中极其重要的美学思想资源。本文整体上将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探讨马尔库塞“爱欲-政治”思想的理论背景。古典哲学中的爱欲和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近现代哲学中的爱欲和政治则分离了,技术和政治结合在了一起。马尔库塞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批判“技术-政治”,重新倡导“爱欲-政治”,这是他为革除近现代西方社会弊病而做的理论努力。第二章主要解决马尔库塞如何建构其“爱欲-政治”美学思想的问题。他整合了弗洛伊德爱欲理论、古希腊神话和哲学传统以及青年马克思思想,建构了以政治向度为主的爱欲哲学。在这个过程中,马尔库塞悬置了马克思理论中“人”的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而换成了弗洛伊德理论中具有先验性的爱欲本能结构的人的概念。这样,爱欲与政治就在哲学层面上联结在了一起。第三章主要探讨“爱欲-政治”的实现路径及其矛盾性问题。马尔库塞区分了本能结构革命和现象界革命,并认为只有实现了本能结构革命才能实现“爱欲-政治”,因此“爱欲-政治”的实现路径只能通过审美之维。这让马尔库塞的审美救赎面临着无法避免的实践性难题。第四章就主要探讨马尔库塞“爱欲-政治”美学思想的意义与价值问题。我们认为,马尔库塞的这种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哲学-美学意义、生态意义和政治意义,并且对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及死欲政治、友爱政治等理论思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孙颖^[3]（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刘洋^[4]（2021）在《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科技改变人类,科技改变世界,科技塑造未来。自20世纪起,人类真正踏入了科技时代,科技的磅礴之力在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得以显露。这是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但与此同时也给人类及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值得深入思考并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们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尤其是科学技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秉承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传统,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思想。具体而言,本论文主要探究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本论文阐述了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问题。在时代背景问题上,论文从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四个方面分析研究了马尔库塞所处时代的主要特征,勾勒出时代的轮廓。在理论渊源问题上,马尔库塞从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等多位思想家的思想中汲取养分,或继承发展、或批判摒弃,最终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思想。第二,论文重点分析了马尔库塞的科技异化思想。首先,在科技异化的具体表现上,马尔库塞提出了着名的“单向度”思想,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一切真实被和平、舒适、富足的虚假外表所掩盖,技术无形中消弭了社会的一切矛盾,使人成为现存制度的顺从者。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语言领域的一体化,成为单向度的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则因否定和批判能力的丧失以及超越能力的丧失而成为单向度的人。其次,马尔库塞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科技异化的根源在于技术理性。科技的飞速发展为追求效率最大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与工具,同时也为技术理性取代批判理性提供了温床,技术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进而成为新的控制形式。最后,马尔库塞提出了消除科技异化的途径,赋予技术发展新的希望。一方面,马尔库塞认为可以通过创造与现有科学技术本质不同的新技术与新科学来改变科技奴役人、控制人的现状。另一方面,马尔库塞提出了“革命新理论”,认为可以通过革命建立一个真正与人相称的新社会,从而开启人类全新的生活方式。科技异化思想是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表征着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突出理论贡献。马尔库塞对解决科技异化问题的途径进行了积极的探究,但终因缺乏现实基础以及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而陷入了“乌托邦”。第三,论文深入研究了马尔库塞的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首先,论文梳理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概要阐述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在此基础上揭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内在关联的历史发展脉络。其次,马尔库塞以其独特的思维构建了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其一对科技中立论的批判是其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基础。其二,科技意识形态化是科技异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在马尔库塞看来,科技的意识形态化表征着科技异化已经上升到政治高度,并且科技异化的程度与意识形态主宰地位的增强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其三,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途径大致有三种,即技术合理性证实制度合理性;技术理性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剥削与压迫;技术管理代替了政治统治。其四,马尔库塞对“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两组概念进行了区分,由此揭示了科技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操控。最后,论文将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化思想进行了比较评析,挖掘二人思想中的一致性和分歧。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拓宽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视野。但是,马尔库塞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直接等同,既夸大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忽略了意识形态对现实的反作用;并且其科技意识形态化思想也没有能够触及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第四,论文对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生态学意蕴进行了探究。首先,本文阐释了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自然观前提。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自然界和人的异化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异化。人类疯狂的破坏和盘剥大自然,使自然界丧失了独立的“主体”地位。马尔库塞从对“劳动”概念的解释,对“自然是人的工具”的解释,对“历史是人的真正自然史”的解释三个方面阐述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提出了其自然观的核心内容——自然解放论。自然解放的宗旨是要解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关系,使二者关系回归和谐与安宁。而且自然解放具有“两重性”,既要解放属人的自然,又要解放人类的外部生存世界——自然界,要把人和自然都从技术的统治和控制中解放出来。其次,在自然观的基础上,马尔库塞构建了自己的技术生态思想。马尔库塞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表现及其实质,最终提出通过建立人道化的技术世界来解决这一难题。在马尔库塞看来,尽管技术理性导致了人与社会的单向度化,但技术依然具有解放的潜能,人类需要人道化的技术来释放技术的解放潜能。人道化的技术是将理性与艺术相融合的后技术理性所引领的更高发展阶段的新技术,是可以促进技术同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新技术。最后,马尔库塞的自然观与技术生态思想启示人类发展能够处理好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关系,兼顾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并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形成重大影响。但很遗憾因缺乏实践基础而流于空想,也没有能够触及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深刻批判,同样具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第五,论文探究了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启示问题。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本文以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为视角,立足于中国发展现状,批判性分析了中国科技发展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的一面及其违背伦理规约的一面;同时批判性的反思中国社会呈现出的单向度化趋势,探寻国人丧失批判性、否定性的表现等等问题,深刻思考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对我国现实问题的警示和启迪意义,赋予本文一定的实践价值。作为一位时刻处于矛盾而困惑的思想状态中的思想家,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思想既表达了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失望与痛恨,也呈现出对未来人的自由和社会解放的希望和憧憬,这体现了马尔库塞“悲观但不绝望”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的不足和局限性不可否认,但是,马尔库塞用批判和审视的眼光发现现实问题的严峻性,并努力为了改变现状而进行奋斗,这种批判精神永不过时,因为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周坤^[5]（2021）在《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认为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中,意识形态是一个与人的理性本质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西方政治哲学以“应然性”和“正当性”的尺度来反思共同体的构成方式及其内在价值,并在真理与意见、理论与实践、个人与社会的张力中,赋予意识形态以极其复杂的政治哲学内涵。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这场变革以批判资本主义、反思现代性和承诺全人类解放为旗帜,将现代意识形态问题带入一个全新的思想界面,并赋予意识形态以全新的政治哲学理解。但是,以往人们更为关注的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论内涵以及后期从意识形态分析中引出的政治论断,极少专门凸显马克思理解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哲学维度。因此,本文将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进一步敞开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应当置于社会历史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无论是古典政治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本体论追问,还是启蒙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论反思,亦或是德国古典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创造性综合,都只是在建构一种化解个人与社会矛盾关系的超验性政治理念,却没能赋予社会正义发展的理想以社会历史的根基,从而遮蔽了社会权力结构对人的深层压迫。马克思在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省思中深刻洞悉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所有关于意识形态的揭示,都必须在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中寻求密钥。具体来说,马克思以“虚假意识”、“观念的上层建筑”和“阶级意识”三种阐释,赋予了意识形态概念以“否定性”、“一般性”和“建构性”的三维内涵,并以实践为原则将意识形态问题从观念领域重新拉回到现实世界,在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辩证关系中,实现了形上性与现实性、批判性与建构性、政治性与科学性等多重理论特质的张力互构。在新世界观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展现了极为鲜明的政治诉求。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考量,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少数人的统治。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身的自私需要与特殊利益,就必然会在对政治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中,以虚假性和欺骗性作为先决条件。所以马克思提出,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决不能局限于对抽象观念本身的批判,而是要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内部,揭示“观念的抽象统治”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而凸显资本主义对现代工人阶级的压迫和思想控制。基于此,重新唤醒无产阶级的解放使命,就需要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自在层面提升到自为和自觉的层面,使无产阶级转变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主体,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当代语境中,雷蒙·阿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拉克劳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质疑和责难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试图改造、修正或颠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从总体来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或是随着阶级斗争主题的淡化,侧重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理解,缺乏实践革命意义上的应有关注,从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主义倾向,或是以固化的和静态的批判视角进行分析,亦或是依旧没能摆脱传统的二元论思维模式,由此造成了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整体理解的缺失。进言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读和否定,不仅无法说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身已经过时,反而恰恰证明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社会中的强大生命力。面对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曲解和挑战,我们不仅要从整体意义上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更要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建设中推进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践化、时代化和中国化进程,以客观生成的历史事实作出回应并彰显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品质。为此,我们必须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根据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将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和智能化等最新发展趋向揭示出来,一方面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另一方面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形态建设提供思想准备。唯有如此,才能彰显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政治意义。

王瑾^[6]（2021）在《马尔库塞艺术救赎理论研究》文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单向度性是马尔库塞的批判对象,批判的核心则是工具理性通过技术体系成为操控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中对人的单向度性批判是他关注的重点。如何建构一个从质上全新的社会、一个使个体获得自由发展的社会是他关注的根本问题。在“批判”到“救赎”的逻辑下,马尔库塞探寻到改变社会的理论路径——诉诸艺术审美救赎人性和社会。从思想渊源上来看,艺术救赎理论的鲜明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结合。它汲取了马克思早期的有关“异化”的思想和“人的解放”思想,聚焦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直指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整体异化的病症。与此同时从生物本能的角度探索人的本质,进一步阐发如何实现人的本质解放,从而聚焦到爱欲解放,最终要通过艺术的审美维度重塑主体的新感性。马尔库塞试图运用精神分析哲学去探求如何改造异化的社会并促进人的自由发展问题,也是将其理论称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对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整体呈现单向度性的批判是这一理论的逻辑起点。马尔库塞首先揭示社会繁荣假象背后隐藏的实质是人否定性维度的丧失、工具理性通过技术体系成为操控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压抑人的本能需求成为抑制人自我发展的力量,导致人生存的异化。进而探寻艺术自身具有的否定性、超越性以及革命性对变革现实的巨大潜能,最终将改变单向度社会的任务寄希望于艺术。他于晚年发表的《审美之维》,则从对艺术的功能、艺术的本质、艺术的革命性等,来分析艺术的“审美之维”对改变现实社会的可能性构想。马尔库塞面对单向度社会涌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视艺术为变革利器,但他真正瞄准的其实是每一个个体的主体性。曾被视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消解正是当下社会每一个人主体性消解的一个掠影,从根本上对抗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工业社会必须解放主体性意识,因此他提出要实现人的“新感性”。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起始于技术批判,最后寄托艺术救赎时在实践层面又复归对改造技术体系的展望。他相信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可以被艺术的审美维度所改造,最终使技术成为纯粹的解放力量。遗憾的是,即使马尔库塞一再强调审美乌托邦的实践意义,不可否认的是艺术真正革命性的发挥始终框附在引导主体的意识领域。这也是导致单纯依靠艺术救赎现实的构想,存在经验领域的难以贯彻性,和操作领域的不确定性的深层原因。诉诸艺术救赎是马尔库塞力图发展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一次尝试。他致力于将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为消除异化、人的自由解放提出一种新的解救主体的思维方式。其进步性在于理论所竭力关注的正是当代社会尤为匮乏与渴求的:精神救赎。但是由于他过分高估意识的能动作用范围,背离了马克思强调的物质实践的根本地位,最终使完全寄托于形而上层面的艺术救赎理论自身陷入实践悖论,因此这一理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再审视。

漆飞^[7]（2021）在《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当代批判理论的共同体思想为研究对象,在当代美学的问题域中聚焦审美共同体的问题研究,在内容上呈现为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美学之维、审美共同体的共识与差异、主体化与去主体化、边界与去边界等具体问题,以及审美共同体的理论批判五个章节。审美共同体研究以生命政治作为总体性的研究进路。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经由微观政治与感性生命场域的重返生成了对政治和美学的不同理解路径。当代批判理论家不同程度地改写、颠覆和超越福柯对于生命权力的后现代式考察,以生命经验的感性之维重构当代生命政治与感觉共同体之间的理论关联。朗西埃转换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论题,以对政治与治安的讨论激活对感性共同体分配机制、去身份化和异质感知构成等问题的阐发,经由感性领域的重构生成了不同于福柯的感性政治进路。阿甘本、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等人则基于对生命感知潜能的总体性观照,重新思考感觉共同体与审美感知、主体经验之间的张力,建构了不同生命政治进路下的审美共同体批判思想。共识与差异是审美共同体的本体性问题。当代批判理论接续和吸收早期批判理论和后批判理论对于宏大叙事、总体性和同一性逻辑的解构,但其并不全然地消解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和异质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感觉和情感共通的审美共同体范式。通过颠覆和超越存在论对于共在的反思,当代批判理论家将总体性问题视为一种新的本体论,以独一性、任意独一性、独一复多来重新规定审美共同体内部无法被化约的差异性,阿甘本以任意独一性来指认无法被表征的非本质差异性,埃斯波西托以疫责的空无属性来回应它与普遍性的关系,奈格里和哈特则将差异视为具有生成共同性的重要机制,赋予其生产性的潜能。感知、经验、语言和情感多维度地参与审美共同体的主体表达,基于差异的多元共同体形构出诸多不同类型的去主体化范式。对生命的伦理-美学诉求贯穿在当代批判理论关于审美共同体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始终,通过秉承福柯晚年对于自我生存的去主体化思考,当代批判理论家以“去同一化”和“去身份化”来重新界定共同体内部感性生命存在的具体内涵。朗西埃以无分之分作为感觉共同体的解放主体,奈格里与哈特基于情感、认知和审美等感性系统来具有生产潜能的主体范式,以容纳差异的诸众来形塑审美共同体的发生,阿甘本则将纯粹潜能作为生命感知的触发机制,以语言和艺术的可交流性作为去主体化的具象呈现方式。“去身份化”是审美共同体的具有解放潜能的主体感性表达,其既没有返回到启蒙现代性时期被高扬的主体性,也未完全地落入后批判理论对于主体的全面批判和解构。基于审美共同体对于差异性和去主体化的内部构成,其外部存在形态呈现为从有边界的、实体的、稳定的向去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的等方面的转变。认同的危机与归属的困境是审美共同体存在形态问题的核心所指,埃斯波西托以免疫机制的否定性特征预设了一种非实体化感觉共同体的出现,作为边界机制的免疫范式彰显出对感性生命的纳入与排除逻辑,阿甘本以难民的现实问题激活了对生命政治边界的思考。媒介、信息和技术共同地参与着审美共同体的建构,传统基于血缘、宗族和地缘等自然关系纽带的共同体范型被松动,基于流动性的情感、感觉和意义的虚拟化审美共同体正在生成之中。审美共同体以情感和感性系统为内核建立起新的认同价值体系并延伸出诸多不同的表达范式,其自身也蕴藏着向审美乌托邦、异托邦、世界主义等诸多形态转变与对话的可能性。当代批判理论家经由共同体审美和感性维度的阐发,营构出一种基于容纳差异、去主体化的、无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生成的审美共同体范式,这一范式不仅构成了对于后现代以降总体性危机的重新反思和回应,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对当代美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在回应后现代之后的总体性问题时,当代批判理论彰显出极强的现实介入品性和批判色彩,然而这一介入性常常体现为理论与思辨层面的介入性。在面向现实语境中的具体问题时,审美共同体思想呈现出其限度,一方面是在理论介入现实时存在转换的矛盾性和难以现实化,另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不可转换性。

吕狂飚^[8]（2020）在《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文中提出在现代社会,爱与教育的命运是同步的:当作为关系性的善的友爱被冷落时,教育便不再注重对人之友爱的培育,而是转向了对遵守、信任制度之人的培育;当作为人的本体论的爱被降格为欲望时,教育亦不再致力于提升人的爱欲,而是在肯定人的欲望的前提下,使自己沦为了培育和增强人满足其欲望的能力的“技术教育”。本文的目的并不只在于呈现爱与教育的这一现代命运;而更在于去思考爱和教育如何才能摆脱这一命运,进而恢复人的爱以及相应的教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选择“回返”到柏拉图,研究《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的思路则是将爱的教育哲学放到灵魂论中来考察。为此,本文首先明确了柏拉图的爱欲论与灵魂论的关系,即对爱欲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何为好灵魂或好生活”的理解之上。接着,本文转向了《理想国》前四卷,并在“灵魂的形式秩序”的意义上阐明柏拉图对“好灵魂”的一种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中的“爱欲的命运”。而通过对护卫者的友爱教育的分析,本文发现,这种教育并不能实现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形式的好灵魂”;并且,通过对“高贵的谎言”的求助,柏拉图暗示了某种区别于“形式的好灵魂”的“实质的好灵魂”。为了澄清与理解柏拉图所暗示的“实质的好灵魂”,本文转向了《理想国》第八、九卷。在这两卷中,柏拉图考察了四种恶的城邦政体、灵魂和生活,并论证了“哲学家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通过对柏拉图的“考察”的分析,本文发现,“灵魂的爱的秩序”正是柏拉图用来考察城邦政体、灵魂和生活的“解释性和规范性的原理”;这种“爱的秩序”之实质在于“价值的秩序”。而通过对柏拉图的“论证”的分析,本文认为,哲学家的生活之所以是最好的生活,不是因为哲学家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而是因为哲学家的爱欲始终向着“真理和存在”敞开;而其他人的“爱欲”则在不同的意义和程度上关闭了“真理和存在”。为了厘清柏拉图所说的“真理和存在”以及致力于培育“实质的好灵魂”的“哲学家教育”,本文最后转向了《理想国》第五、六、七卷。通过对“哲人王”设想的解读表明,在“哲学家的灵魂的秩序”作为城邦的政治秩序和人的灵魂的秩序的“规范性的原理”的意义上,“哲学家教育”即是教育的“规范性的原理”,“教育之本质”。而借助于从海德格尔对“真理和存在”的理解中所获得的“解释框架”,本文进一步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澄清了柏拉图在对“哲学家”的界说中所说的“真理”,其通过“太阳比喻”和“线段比喻”所暗示的“善”,以及通过“洞穴比喻”所暗示的“教育之本质”。

康喜彬^[9]（2020）在《人的困境与审美救赎 ——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将当代哲学中的某一派别与马克思,特别是与早期马克思的思想相融合,试图为解决当今发达工业社会的弊病提供方案,并为未来社会设计宏伟蓝图,在这一方面,当代美国着名哲学家、社会批判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赫伯特?马尔库塞是一个突出人物。马尔库塞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在二十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曾被赋予西德和美国学生运动“精神领袖”、“青年造反之父”、“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桂冠。甚至被与马克思、毛泽东相提并论,与二者并称为“3M”。他的着作被誉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迄今为止最成熟的剖析”。乌托邦社会主义是马尔库塞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在他看来,乌托邦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对人的解放、对自由的全新构想,是人的观念变革的先导。它虽然在科学和技术的意义上不可接受,但作为人的意识的可能性却永远存在,并将成为人类解放的一种灵感。马尔库塞一再强调其所倡导的是对传统乌托邦的终结,新的社会发展已经重新定义未来的乌托邦概念。作为一个反潮流的思想家,马尔库塞的思想是激进的,他思想中的空想成分无处不在。从其哲学和意识形态起源看,他确实继承了西方批判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一般说来,马尔库塞思想有两个基础,一个是海德格尔——黑格尔——马克思构成的哲学基础;另一个是弗洛伊德本能理论与元心理学构成的人类学基础。前者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全面批判”,后者是对理想社会的“重新构建”,这二者构成了其理论发展的两大核心,本文也紧紧围绕这两大核心阐述马尔库塞思想的起源、发展、高潮与归宿。论文内容（从绪论到结论）一共分成五个部分:第1章绪论部分,围绕设定的主题介绍选题背景、阐述研究意义,同时,也涵盖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通过分析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论起源、生成背景和发展历程。着重阐述了对其思想带来深刻变革的三位导师:海德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并围绕三位导师创立的哲学流派所涉及的哲学思想予以继承和发展。概括出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思想奠基。第3章侧重表述了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分析,多维度揭露物质丰裕背后人性的全面异化。马尔库塞以批判实践的方式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前列,把对哲学、文化、意识形态等理论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的批判结合起来。第4章以马尔库塞的“艺术—美学”思想为中心,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为新社会建立而进行的革命这些政治实践问题,与感性解放的审美问题结合起来,探讨了美学思想在其晚期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建作用。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体现了其本人的批判立场,将批判矛头完全指向了现世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当代发达工业社会,这种带有浓烈批判色彩的美学理论融合了人类崇尚自由的心理,与人的解放学说串联到一起,由此可见,这一思想建构在马尔库塞哲学思想当中始终处于核心位置。第5章从早期《德国艺术小说》作为学术起点,到晚期代表作《审美之维》的发表,马尔库塞的思想经历了从“理论—实践—理论”的循环形式,这是对重新回归早期理论框架的诠释。“审美之维”紧紧抓住了人性之美,以人的解放思想为理论基石,铺筑一条构建“乌托邦”的路径。文章最后,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性解读,论述了其理论的精神意旨和当代价值。当今社会已经缔造了辉煌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科技文明,在这一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被赋予全新的定义,理论价值也渐次升华,这是新时代的大趋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借鉴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研究成果,许多正面、反面的事实告诉我们:理解和研究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有助于我们开辟新的视野,发展新的概念,进入新的境界。在西方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百花园”中,无疑马尔库塞的理论体系是较为引人注目的。所以,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时,对他给予更多的关注,倾注更多的精力,也自在情理之中。

王吉宇^[10]（2020）在《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治生态学思想作为高兹的代表性理论思想,对于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分析在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的生态危机,深思后现代处境下的人的存在方式,都是重要的文化焦点与理论窗口。高兹思想理论渊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其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性与坚定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继承性与发展性,都显示出研究其政治生态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形成既与其存在主义的哲学根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更与其所处时代生态科学的发展、生态危机的加重有着重要关系。所以从萨特那里继承来的存在主义观点构成其政治生态学思想的理论积淀,环境污染问题所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与生态科学的勃兴又成为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现实之维。申言之,二战以后弥漫于社会之中的存在主义焦虑使高兹看到了“后工业社会”需求幻象下的存在危机与虚假欲望下分裂且异化的存在方式,所以他力求在存在主义的逻辑下对时代问题进行原初意义上的回应,以便为处于生态危机之中的人们如何更好地生活,成为更有意义的存在找寻出路。基于此,生态学就不得不进入并成为高兹重要的理论视野。在面对这样充满焦虑的生存处境并反思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时,高兹一方面坚持与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吸收与创新;另一方面又在萨特的影响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坚持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探索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现实路径,构筑理想化的生态社会主义图景。可见,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理论逻辑是从存在主义、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交织中勾勒出来的。沿着这样的理论逻辑进发,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理论蕴涵逐渐丰富与显现出来。他将经济理性、科技理性与生态理性作为自身的批判靶向与理论焦点,逐渐完整地建构起政治生态学思想的理论内涵。其将经济理性的全面批揭作为自身的批判基点,深刻澄清了经济理性统治下人的存在变成了单向度的、无法完整发展的“经济人”;将不断被赋予意识形态功能的科学技术视为政治座架,揭示了科技在执行意识形态的宰制功能与同质化手段时所释放出的政治导向力与“法西斯主义”性质。基于此,高兹指出,只有合理利用政治学的分析视角,重筑生态理性的社会基石,才能具有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希望与可能。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即对作为生态发展的自由政治权利的关注、对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诱因分析以及对救赎生态危机的政治主体的重新判定。从对资本主义自由不自由的批判来看,高兹分析了资本逻辑与逐利本性使其走向了发展道路的自我背反;发现了通过“他治”到“自治”,能够实现生态政治社会管理的新转变;明细了将“自给自足”引向“自我设限”,将是治理生态政治方案的新谋划。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发生诱因来看,高兹强调它从生产领域快速转移到消费一段,这与“制造匮乏”、“丰裕的贫困”、“受控”、“消费异化”等行为现象是紧密相关的。从对重新判定生态危机的社会主体来看,高兹认为工人阶级即将告别历史舞台而退场,新的“非阶级—非主体”正在成为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最佳选择。面对这样的存在处境与主体消亡困境,高兹提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战略蓝图与实践构想。支撑这一蓝图的是劳工战略、教育变革与生态理性重塑。高兹试图将陷于劳动与科技宰制的工人解救出来,尝试对资本主义异化教育与生活世界殖民化加以重塑,提醒工人的教育应当进行激烈变革,敞开自由全面的实践,最终在生态理性的构筑与高扬中建构起生态社会主义。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既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也暴露出理论局限。一方面,高兹以政治视角分析了作为社会问题的生态问题,以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开辟出独特的生态危机分析路向;一方面其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误读导致其没有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与阶级分析方法,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脱离实践、“高开低走”的理论作风。在此意义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其高远的顶层设计、深刻全面的社会实践以及具有人类性、时代性、现代性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完成了对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现实超越。

二、马尔库塞何以走向审美之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马尔库塞何以走向审美之思（论文提纲范文）

（2）马尔库塞美学中的“爱欲—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6）马尔库塞艺术救赎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8）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人的困境与审美救赎 ——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马尔库塞何以走向审美之思（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尔库塞审美乌托邦思想研究[D]. 田凯妮. 西南大学, 2021
• [2]马尔库塞美学中的“爱欲—政治”思想研究[D]. 陈杰. 山东大学, 2021(02)
•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思想研究[D]. 刘洋. 吉林大学, 2021(12)
• [5]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周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马尔库塞艺术救赎理论研究[D]. 王瑾. 中国政法大学, 2021(09)
• [7]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D]. 漆飞. 兰州大学, 2021(09)
• [8]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D]. 吕狂飚.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9]人的困境与审美救赎 ——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D]. 康喜彬. 吉林大学, 2020(03)
• [10]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研究[D]. 王吉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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