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斯坦专家组访问新疆

一、乌孜别克斯坦专家组来新疆访问（论文文献综述）

赵颖^[1]（2016）在《新疆高校引进海外智力问题研究 ——以新疆四所高校为例》文中提出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国际社会综合国力的竞争聚焦在智力资源。引进海外智力工作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助于加快建成具有国际化竞争力的人才体系。本文从海外智力引进的视角出发,以动态人力资本理论、人才流动理论为基础,对新疆高校引进海外智力问题进行研究。推动新疆高校引进海外智力进程,有助于优化新疆高校师资结构,提升新疆高校教育科研水平与综合竞争力。同时发挥新疆高校的智库作用,不仅能够推动新疆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对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都起到关键的促进作用。本文以新疆四所高校引进海外智力现状为切入点,运用文献资料法、个案研究法等方法对新疆四所高校引进海外人才与派出本校人才开展境外培训工作进行分析研究,剖析新疆高校在引进海外智力过程中存在引智观念陈旧、地区及学科引智不均衡、引智渠道狭窄等问题,并提出树立科学引智的理念、优化引进智力资源结构、建立健全高校海外引智政策法规体系和反馈机制、建立健全的引进海外智力管理与评估体系等对策。

蒋海蛟^[2]（2015）在《民族冲突及应对研究 ——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为例》文中指出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组成部分中“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民族冲突是民族问题的极端表现形式,已经成为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中的一种常态,民族冲突对国家秩序和生命财产所造成的灾害性损失已经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民族冲突是民族关系由“融洽”向“隔阂”单向升级过程中的一种短暂形态,民族冲突本身又包括萌芽、前兆、激发、升级、衰退、消亡等不同过程,民族冲突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公共性、复杂性等特征。民族冲突的爆发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冲突的主要根源是阶级矛盾,引起民族冲突的原因还有“事实上的不平等”、“历史仇恨和怨愤”、“民族主义的鼓动”、“民族精英的相互竞争”等,民族冲突是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普遍现象。民族冲突从“爆发”到“消亡”具有特定的生命周期。在民族冲突爆发前,会经历“不公平比较”、产生“相对剥夺感”、“稀缺性零和思维”、产生“安全困境”、“优先发动进攻”等阶段,精英、谣言、武器等变量都会在民族冲突的“场域”中会产生相互作用力,共同促进民族冲突的爆发。民族动员是民族冲突爆发的必要阶段,民族动员应该具备“存在动员主体”、“民族内部的一致性”、“动员途径畅通”、“民族内部结构弱化”四个条件；民族动员的过程可以分为“认同动员”、“问题动员”、“症结动员”、“预后动员”和“行动动员”五个步骤。在民族冲突爆发后,会出现“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去人性化”和“去个体化”等现象。民族冲突的升级主要表现在冲突程度、冲突范围、冲突对象等方面的升级；民族冲突的升级主要有“争斗者—防御者”和“冲突螺旋”两种模型；推动冲突升级的动力主要有“复仇的愿望”、“冲突自身的惯性”等。2010年6月10-15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州、贾拉拉巴德州和巴特肯州发生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的严重冲突,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亡、上千人受伤,数万人沦为难民。不仅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秩序造成灾难性影响,而且对中亚地区的国家关系和安全环境造成了严重后果。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的爆发是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事实上的不平等、历史上的仇恨、民族歧视与偏见、双方精英鼓动的后果。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之所以迅速爆发并造成严重损失,除了历史上的仇恨、双方精英的鼓动等基质性原因之外,主要是因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对民族问题掉以轻心、未吸取已有冲突的教训、缺乏民族关系评估预警体系和民族冲突应急能力低下等。在民族冲突爆发前,欧安组织、国际危机组织等已经多次提醒该地区民族关系恶化,但并未引起临时政府的注意,在民族冲突应急处置过程中,出现了应急人员和应急物资短缺、应急指挥机构缺乏协调等,最终酿成悲剧。吉尔吉斯坦民族冲突的爆发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借鉴性,为了有效应对民族冲突,应该构建民族关系评估体系、民族冲突预警体系和民族冲突应急管理体系。民族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可以通过设计相关的指标体系来进行评估预测。根据可行性、科学性、灵敏性等原则,本文初拟了影响民族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12个指标系统,每个指标系统又初拟了若干个测量指标,通过专家咨询的德菲尔法来最终确定民族关系评估指标体系。民族关系评估指标体系确定之后,还要通过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每项指标体系的权重,再通过无量纲化和加权汇总的方式来测算民族关系状况。民族关系预警首先要划分民族冲突等级,本文根据“能力本位”和“重心下移”的标准将民族冲突划分为异常严重（Ⅰ级）、特别严重（Ⅱ级）、非常严重（Ⅲ级）、严重（Ⅳ级）、较严重（V级）、一般严重（Ⅵ级）六个级别,并依次用紫色、红色、橙色、黄色、蓝色、绿色来标示,然后根据设计好的民族关系评估指标,建立专门的信息监测系统和信息收集渠道,通过专门的数据分析系统和专家分析系统来分析民族关系的优劣,并根据民族冲突的级别适时发布警情。本文认为,为了有效应对民族冲突,在民族冲突爆发前,政府要制定民族冲突应急预案,要组建民族冲突应急组织体系、应急法制体系和应急联动体系,还要进行必要的应急资源储备,如应急队伍、应急资金、应急物资等,在民族冲突爆发前,还要进行必要的应急培训、宣传和应急演练,培养公民的求生技巧和基本常识。在民族冲突爆发后,要建立专门的信息识别和信息报告制度,成立临时指挥部,适时启动应急预案、宣布紧急状态、调集应急资源,在应急处置中,要综合使用强制性、限制性、躲避性、保护性和救助性等措施。在民族冲突发生后,要对民族冲突进行调查,查明民族冲突爆发的原因、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违法犯罪活动等,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和恢复重建,在民族冲突发生后,还要对已经发生的民族冲突进行必要的总结和反思。

艾比布拉·阿布都沙拉木^[3]（2014）在《刀郎人—对维吾尔族一个特殊文化群体的人类学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被沙漠和戈壁包围的塔里木内陆河两岸的狭长绿洲带上,生活着维吾尔族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被称之为“刀郎人”。现代刀郎人集中居住在叶尔羌河、提孜纳甫河、喀什河、阿克苏河、和田河,以及这些河流汇成的塔里木河等河流两岸的绿洲,同时分布在塔里木河下游的沙雅、轮台、库尔勒等地。由于闭塞的自然地理环境,刀郎人与外界交流不便,导致刀郎人在生活习俗、性格特点、乐舞艺术等方面与其他的维吾尔族形成了一些区别,这些区别以“刀郎麦西热甫”“刀郎木卡姆”、“刀郎民俗”等形态体现在刀郎人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层面,并赋予了刀郎人“维吾尔族中一个特殊文化群体”的身份。本文主要把刀郎人聚居的,被称为“刀郎地区”的麦盖提、阿瓦提、巴楚三县的刀郎人作为研究对象,借助文中所涉及的诸项内容,通过走进刀郎地区,感受刀郎人的生活环境、生存方式,关注刀郎人的存在精神、生活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法则、艺术情趣,了解作为刀郎人历史文化百科全书的“刀郎麦西热甫”“刀郎木卡姆”,欣赏“刀郎热西姆”等,最终对“刀郎”形成较系统地认识。我认为dolan有“本义的刀郎”和“时尚的刀郎”两层含义。“本义的刀郎”指的是生活在被称作“刀郎地区”的麦盖提、巴楚、阿瓦提三县以及分布在塔里木河两岸的刀郎维吾尔人及其文化。在2004年“时尚的刀郎”出现之前,只有“本义的刀郎”这一概念。“时尚的刀郎”指的是歌手罗林的艺名并随之打响的文化品牌。“本义的刀郎”和“时尚的刀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刀郎”不仅是一个实体的存在又是一个文化的存在。“本义的刀郎”所代表的刀郎维吾尔人是维吾尔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刀郎”又是以比较独特的文化特征区别于其他维吾尔族群体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刀郎维吾尔人特有的文化形态和个性,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精神的体现、是一种价值的延续,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文化存在,是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优势资源。刀郎文化不是独立的文化系统,而是整体维吾尔族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刀郎麦西热甫、刀郎木卡姆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民俗文化,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刀郎维吾尔人的祖先共同创造了刀郎文化,刀郎维吾尔人的后代共同传承着刀郎文化。此外,本文从整体的角度对刀郎地区所拥有的文化资源进行整理、分类界定,揭示出刀郎文化资源的悠久性和丰富性,并对刀郎文化资源的保护措施以及开发空间和可能性进行了探索。刀郎文化地域辐射面广,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本文只关注到了刀郎维吾尔人最集中的被称作“刀郎地区”的麦盖提、巴楚、阿瓦提三县,最终成果很难体现维吾尔族刀郎文化全貌。故本文只能算是对整体维吾尔族刀郎文化进行研究的一个起点。

赵晓佳^[4]（2011）在《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广义的“中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今中亚五国的地理范围。狭义的“中亚”,在苏联解体后,主要指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的范围。本文中的“中亚”即狭义概念所指的上述中亚五国的地理范围。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彼此的交流有着不同的内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通过对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到：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中国与中亚地区在数千年交往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各族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民族亲缘关系是当今中国与中亚国家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深厚基础和背景。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并与中亚五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之一,与中亚国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各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得到了更全面、深入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中国与独立后中亚国家的友好交流进入了历史上空前发展的崭新时期。全文由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语组成,约25万字。导论第一节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节界定本文中“中亚”和“西域”的地理范围。第三节介绍中亚五国的基本情况。上篇历史上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友好交流第一章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的早期接触和交流。考古学研究证明了远古时期中国北方与中亚北部原始文化之间的联系。《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籍中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中原对中亚的认识及与中亚的早期接触。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已有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第二章两汉魏晋南北朝与中亚的友好交流。汉武帝时期张骞在中亚地区的外交活动建立起中国与中亚诸古国的直接联系,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割据政权仍与中亚地区保持了政治上的联系。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国,来自中亚的一批高僧为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进入鼎盛时期。唐朝对西域加强控制和管理,尤其是西域和中亚地区并入唐朝版图,中原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得到空前的发展。中亚诸国与唐朝间密集的人员往来、大量的通贡事实、贡赐物品的丰富反映出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密切。这一时期,大量中亚粟特人迁入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中国与中亚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体现在宗教、艺术、文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宋朝中原与中亚的交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1、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西辽契丹人统治中亚,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深刻。2、中亚萨曼王朝和我国喀喇汗王朝所属的中国西部地区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蒙元时期是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发展的重要时期。蒙古人创立了欧亚统一的政治空间和民族融合新环境。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间的交流主要体现在：1、我国内地与中亚察合台等汗国的往来与交流。2、伴随着蒙古人的几次大规模征服活动,大量中亚各族居民迁入中原地区,对元代社会和中国民族结构产生了影响。第五章明清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中亚帖木儿王朝统治的130多年中,始终与明朝保持了频繁的使臣往来和贡赐形式为主的贸易关系,文化上的交流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清代中期清政府重新统一了天山南北,中亚哈萨克、布鲁特中的部分部落归附于清朝,并与清朝保持了密切的贡使往来和贸易关系。清朝与哈萨克、浩罕之间的贸易对当时中亚地区经济发展和中亚与新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第六章辛亥革命以后直至中亚五国独立之前,中国与俄属及前苏联中亚地区的友好往来和经贸合作（1911一1991）。苏联解体以前的近一个世纪中,中亚地区作为俄国和苏联的组成部分,与中国政府没有直接的交往。然而,与中亚毗连的中国新疆地区在此期间仍先后与俄国和前苏联保持了联系,尤其是贸易关系。新疆与中亚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关系由于二十世纪政治风云的变幻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下篇中国与独立后中亚五国在不同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第一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往来与合作。中国作为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并与中亚五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之一,与中亚国家保持着高层领导人、议会、政党、政府部门等各层面的频繁交往,经常就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互信不断加深。在政治领域积极的交流合作成为各领域有效合作的基础和前提。第二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利益关系到彼此的核心利益。作为近邻,中亚地区的安全与中国的安全,尤其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息息相关。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安全领域多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为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作出了贡献。第三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经济交流与合作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各领域合作中居中心地位。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和发展经济合作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决定了彼此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以来,经济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第四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对于发展中国与中亚地区持久、稳定的睦邻关系来说,文化交流承载着比其他领域合作更重大的使命。中国与中亚国家都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不断推进人文领域合作。尤其是近年加强了文化教育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合作任重道远，是一项长期的、细致的、需要有长远规划的工作。第五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交流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建立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展开了多边交流合作的平台。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进行了安全、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机制和法律基础建设,并在组织框架内开展了初步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符合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因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结语通过各章的研究,对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发展的总体特点,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发展的一些特点作了简要总结,主要观点包括：1、中国与中亚地区数千年的交往基本上是和平交往的历史。2、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的历史是与丝绸之路密切交织、不可分割的历史。3、中国与中亚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亲缘关系是今天开展友好交流的积极因素。4、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各封建王朝与中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交流以宗藩关系为基础、贡赐往来是主要的交流形式。5、中国与独立以后中亚国家的关系是完全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尽管如此,中国在今天与中亚国家的友好交流中,仍应防止“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以及部分国人的盲目自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各领域的交流中,应该使中亚国家得到充分的尊重的重视。6、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交流自古至今一直处于各种关系的中心地位。中国与独立以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经济交流的延续。7、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今天中国与中亚国家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还有着巨大的潜力。然而,鉴于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文化交流方面所存在的中国“走出去”的多,中亚“走进来”的少的状况,中国应防止文化交流的单向发展,以免给“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以口实。

李娜^[5]（2010）在《浅论我国民族地区政府形象建设》文中指出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形象逐渐成为表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实力的重要因素,也成为政府从事公共关系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与成熟,公众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形象成为衡量政府绩效的一项重要标准,政府形象建设也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我国的政府改革初见成效,在提高政府绩效等环节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政府机构的某些行为,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腐败、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不畅等等问题都使得政府的现实形象与公众的理想形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从我国广大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来看,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民族成份较为复杂、地理环境相对恶劣等情况都为民族地区的政府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相应地,也进一步提高了政府形象建设的难度。本文以民族地区政府形象建设为研究主题,着重分析了当前民族地区政府形象建设中存在的部分问题,并在借鉴和学习国内外政府形象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加强民族地区政府形象建设的路径进行了讨论。

刘宏杰^[6]（2010）在《边疆民族地区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伴随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矛盾也日益凸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矛盾引发了各种自然灾害、人为祸害和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加之三股势力在境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大肆破坏现有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了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本文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着眼于边疆民族地区客观实际,试图分析各类突发事件爆发的根源及其特征,并对边疆民族地区当前应急机制进行剖析,并从总体上设计边疆民族地区应急机制构建的框架体系,分析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及其应对思路等。按照这样的逻辑思路,本文全文共分六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即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并对文章中的核心概念进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当前相关的研究成果,说明了本文的写作框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基本概况及当前面临的安全隐患、突发事件表现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了解边疆民族地区概况是进行应急机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为应急机制构建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对于各类突发事件的归纳汇总则有利于对边疆民族地区突发事件的总体态势加以把握,进而从整体上提出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应急框架体系。第三部分,主要从应急预案编制实施、应急组织体系建设、应急预防预测与预警机制建设、应急指挥与协调机制、应急保障机制、应急参与机制等六个方面考察了当前边疆民族地区应急机制的总体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边疆民族地区应急机制建设的特殊性,阐明了可能遇到的困难。第四部分,根据边疆民族地区应急机制的构建环境及任务的特殊性,本部分针对性地提出了在大安全观下建构应急机制的建议,并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测评指标体系。通过对边疆民族地区应急管理现状的分析,提出从应急法制、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应急预案、应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事后恢复重建等六大机制着手建构边疆民族地区应急机制的观点。第五部分,针对边疆民族地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当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将信息监测与疏导机制、应急联动机制、应急培训机制、外部介入引导机制列为当前发展的重点,增强边疆民族地区应急机制的针对性和可行性。第六部分,即本文的结语部分,简单地回顾了本文的主要观点,总结了本文研究取得的成绩与不足,并对未来研究工作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倪超军^[7]（2008）在《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经济互补性及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基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正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并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参与了不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地区的发展。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不断发展,新疆以其独特的地缘优势,逐步成为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沿阵地。因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来研究新疆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补性问题,进而研究新疆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采用历史动态的分析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采用比较分析方法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区位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区域产业结构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理论,对新疆与周边国家经济互补性及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进行研究。全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本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第二部分: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基础。主要介绍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理论,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第三部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概况。主要是分析新疆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概况。第四部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与周边国家经济互补性。主要对新疆与周边国家经济互补性进行分析。第五部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对新疆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潜力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新疆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第六部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模式选择及平台构建。在分析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借鉴世界三大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成功经验,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重新选择新疆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构建新疆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平台。第七部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措施。

樊传庚^[8]（2005）在《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文中认为人类从远古蛮荒时代一步步走来,途径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一个个辉煌的文明脚印。在整个人类发展的漫漫长河中,自觉不自觉地创造出绚烂多彩、各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现代社会称其为我们人类的文化遗产,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研究的空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占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地处中国的西北、欧亚大陆的腹地,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地区,又是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汇之地。其地理特征是由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三山夹着准噶尔、塔里木两大盆地,即众人皆知的“三山夹两盆”地形。按照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新疆主要分为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的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绿洲耕牧型（主要分布在两大盆地边缘）及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的以哈萨克族为代表的盆地草原游牧型,新疆的文化遗产明显带有这方面的类型差别。着名的横跨欧亚的经济文化大通道--丝绸之路主要地段就在新疆境内。本文跨越的时间--活跃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过去、现在、未来。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南来北往、东进西出或西进东出的人在这里相遇相知,相互交流,互通有无。这里像一个巨型的大巴扎,几大古代文明的人们在此穿梭踏路,或逗留,或定居,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所以,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大熔炉。人如风,文化如影,风影随行。数千年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的交替和演变,生产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一代一代地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灿烂的西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明引以为荣的光彩篇章。 本文研究的对象—新疆大地上流传至今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先人的创造,是历史的馈赠。新疆的文化遗产是这块辽阔的土地上结出的人类文明成果,除具有一般文化遗产价值之外,还蕴藏着几大文明交融的特殊价值。保护好它们,并使之完整地传于后世,是今人的责任,别无选择。 本文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新疆的文化遗产进行价值分析,对其保护意义、利用的可行性进行探讨。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0多年来对文化遗产不断发展、日渐完善的认识和有效合理的保护措施、可持续的利用方式的总结,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遗产保护的经验与教训,对新疆的文化遗产事业进行一次从总体到细节的全面把握。 基本思路是: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法将新疆的文化遗产划分为两大类,对新疆的文化遗产进行摸底、分类、分级,也即常说的摸排。然后,对其意义、价值进行分析,主要分析其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再后,对新疆的文化遗产的功能进行分析,从立法性保护、技术性保护、项目保护、全民保护等方面,结合国内外的有关经验与措施,对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进行可操作性分析,以及对新疆文化遗产的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和振兴等方面给予可行性的建议。 第一章,绪论。提出总体设想,包括论文的缘起、理念、研究视角、所运用的理论与方法、框架结构等。第二章为新疆地理、历史的简单介绍,以及新疆文化遗产的总体分类概述。第三章为新疆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价值分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第四章,探讨新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以及保护现状和未来规划设想。第五章,新疆物质文化遗产利用方式的可行性分析,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的利用,利用与保护的关系。第六章,对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历史、艺术、文化、民俗等方面的价值分析。第七章,探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及保护现状和发展方向。第八章,分析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及其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关系。最后为结语,对整篇论文进行了回顾总结,提出新疆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统筹保护与利用的思路,指出尚未解决的难题,提出对应的解决办法和几点希望。关键词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王永祥^[9]（2000）在《乌孜别克斯坦专家组来新疆访问》文中认为

二、乌孜别克斯坦专家组来新疆访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乌孜别克斯坦专家组来新疆访问（论文提纲范文）

（1）新疆高校引进海外智力问题研究 ——以新疆四所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民族冲突及应对研究 ——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刀郎人—对维吾尔族一个特殊文化群体的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浅论我国民族地区政府形象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6）边疆民族地区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经济互补性及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基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论文提纲范文）

（8）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论文提纲范文）

四、乌孜别克斯坦专家组来新疆访问（论文参考文献）

• [1]新疆高校引进海外智力问题研究 ——以新疆四所高校为例[D]. 赵颖. 新疆大学, 2016(02)
• [2]民族冲突及应对研究 ——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族冲突为例[D]. 蒋海蛟. 兰州大学, 2015(01)
• [3]刀郎人—对维吾尔族一个特殊文化群体的人类学考察[D]. 艾比布拉·阿布都沙拉木. 兰州大学, 2014(01)
• [4]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D]. 赵晓佳.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0)
• [5]浅论我国民族地区政府形象建设[D]. 李娜. 新疆大学, 2010(02)
• [6]边疆民族地区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研究[D]. 刘宏杰. 中央民族大学, 2010(03)
• [7]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经济互补性及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基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D]. 倪超军. 石河子大学, 2008(01)
• [8]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D]. 樊传庚. 中央民族大学, 2005(04)
• [9]乌孜别克斯坦专家组来新疆访问[J]. 王永祥. 内陆地震, 2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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