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例外

一、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例（论文文献综述）

苏叶^[1]（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提出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田语^[2]（2020）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文中认为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是20世纪下叶欧美古典汉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他在唐代物质文化史、中西交通史、古代文学研究等领域均出类拔萃,堪称一代大家。因为薛爱华在域外汉学界的声誉,国内学术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有一些对薛爱华代表作品的译介与评述作品出现,成果斐然。然而相对于薛爱华其人在上世纪域外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对于其汉学论着作品的丰硕和内容的多样化,目前对其展开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仍旧是相对不充分的。基于此,本论文立足于文本分析,用学术史的、跨文化的方法,对薛爱华的生平经历以及学术研究展开全方位的考察,并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将梳理与薛爱华汉学研究工作有关的历史性事实,并通过全面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其汉学研究论着与论文作品,尽可能为学界呈现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风貌;其次,本文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薛爱华专着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专题研究工作,以期从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的范式与因革流变的角度深化对薛爱华不同时期汉学研究模式与特色的理解。其三是自觉得以更为宏观的西方古典汉学发展史视角理解薛爱华的汉学研究,并通过对薛爱华的个案研究形式,以局部照见整体,对认识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乃至整个欧美古典汉学研究的历史走向、理论特色、学术视阈等更为重大的问题提供一个参考系和管窥之途。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薛爱华之前古典汉学的发展史做一精要的梳理与概述。古典汉学源起自早期西葡天主教士的中国观察,自十九世纪法国学派兴起而蔚为大观。法兰西学院雷慕沙、儒莲、沙畹、伯希和等人,见证着古典汉学研究从稚嫩走向辉煌的进程。古典汉学以语文学为本,重视翻译与注释研究,其传统得到了夏德、劳费尔等学者的发扬,正是他们将这一传统嫁接到美国学术土壤之上,推动了美国古典汉学研究的成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的诞生与发展正是植根于这种历史语境之中。经由莱辛、赵元任、卜弼德等学者的教研实践和薪火相传,而终以期古典汉学研究傲视美国西海岸学术界。薛爱华正是伯克利东语系所培养出的杰出学子,但其学术师承却并非如此简单。薛早年对人类文化、文学作品的广泛爱好孕育了其为学的宽广视野以及为文的丰沛才情;语言学天赋与勤苦使他得以掌握数十种东西方语言,为其广泛利用多国文献开展研究提供了条件;本科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使得薛爱华能够在文本研究基础上融汇博厄斯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最后,博士师从伯克利卜弼德的学术经历奠定了其汉学研究的语文学底色、视阈与翻译方法上的特点。以前述汉学史及薛爱华学术渊源之梳理与分析为基础,本文从目录学角度审视薛爱华学术研究视阈及其发展。通过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薛爱华的作品,我们可以勾勒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模式:薛爱华的研究按时代先后可分为前后二期。就前期（上世纪50-60年代）来说,薛主要致力于唐五代物质文化史与中西交通研究。《闽国:10世纪中国的南方王国》《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等作皆为此类;后期（上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转向神话民俗、道教、道教文学等领域,《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唐代的茅山》《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等作皆为此类。本文继而对薛爱华前后期代表作《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开展专题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和编写体例,通过翻译—注释研究法、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及合理想象的运用,对唐代南越自然与人文物事做了细致而全面的介绍与描写,并以此勾勒出存在于唐代文献中的南越世界的整体风貌。《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出现标志着薛爱华走上独具特色的道教文学研究道路。通过对曹唐诗歌的文本分析,薛爱华深入探讨了曹唐游仙诗的内涵、母题、主题等问题,并利用其诗作为研究材料,开展针对唐人想象中的道教神仙世界的考证和描写。在文本研究基础上,本文转向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有着明确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它以语文学为大宗,在当时的欧美中国研究的浮躁语境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独特性。此外,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石——汉文英译理论与实践颇具特色,其保全源语言语义与语境色彩的翻译范式相对于音译和功能性翻译等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和价值。最后,因为薛爱华着作等身,且革新了中西交通史、名物考证研究、道教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现状,也因为薛爱华在学术社团实践、教学活动、社会活动等方面为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认为,从20世纪下半叶域外汉学的整体大局看,薛爱华可称为美国乃至整个欧美中国研究界古典汉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赵敏^[3]（2020）在《陈丹燕的旅行文学研究》文中认为陈丹燕作为一位成长着的女作家,旅行文学开启了她创作的新篇章。陈丹燕既描述了多样的旅行“情貌”,还就旅行阐发了自己的理念与看法:第一,自然之行,以北极之行为主体。陈丹燕在感叹自然伟大的同时为人类的“恶行”而担忧,并在孤独中懂得自我本真。第二,人文之行,以欧洲之行为主体。陈丹燕对各色咖啡馆的追寻、对“旧世界”的迷恋、对美好心灵与事物的热衷,彰显了她对自由的向往、对精致优雅、浪漫复古的崇尚,对美好精神与品质的推崇。但是欧洲的专制、偏见、傲慢等却使她失望至极。这促使了她对精神故乡与自我身份的思考。第三,地理阅读之行,以《尤利西斯》与《哈扎尔辞典》的地理阅读为主体。由于两部小说的难解、历史地理痕迹明显及专业性的训练影响了陈丹燕对文本的敏感度,所以她选择实地体验式阅读。陈丹燕对《尤利西斯》的阅读是通过参加布卢姆日活动——模仿小说人物行为、朗读、观看情景剧,及置身于爱尔兰,认识爱尔兰民族的方式。对《哈扎尔辞典》则是到帕维奇生活的城市、家,摩拉河谷修道院、伊斯坦布尔等重要地理环境,通过采访、借助地理解读小说。第四,日常之行。陈丹燕在书写中尽显了旅行本应有的“烟火气”,包含了对形形色色的“素人”、“衣食住行”琐碎的描述,表现了她向真、向善、向美的人文关怀。第五,陈丹燕主张“慢”行与“想象”行,折射出她简单诗意的生活观与享受缺陷的美学观。最后,从写作形式看,陈丹燕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传达思想,用发人深省的文字启迪心灵。陈丹燕旅行文学的创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陈丹燕作为作家,出国工作促成旅行,前期出版作品的所得版税支撑了旅行;思考与追问的职业习惯使得她不断探寻,儿童文学编辑的经历使得她格外关注与儿童文学有关的信息,形成其旅行文学写作独有的素材;经济的需要驱使她不断地创作。其次,陈丹燕在西式“家教”下形成的童二经验影响了她的旅行文学创作。再次,陈丹燕青二时期处于高压下的文革时代,向往自由的欧洲世界,这对她的旅行文学写作构成影响。从次,陈丹燕的旅行文学创作“输出”受其文化“接受”的影响,两者互相照应。然后,与陈丹燕从小生活在上海有关。一方面,中西合璧的上海使得陈丹燕崇尚精致优雅的美学;另一方面,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与陈丹燕理想的田园宁静生活相背离,迫使陈丹燕远行。因而影响了她旅行文学书写的内容。最后,陈丹燕的旅行文学创作也受其个性的影响。陈丹燕热爱生活、喜欢探索求证、重感受、重细节,这促使她选择地理阅读并将其着写成书。陈丹燕自旅行文学创作起,就已开始了对自我精神原乡的建构,因其中传达的精神追求与其之后的上海都市文学是一致的,其精神原乡为欧洲文明。陈丹燕的地理阅读书写不仅是我们了解地理阅读的“范本”,还启发了我们对读书真谛和目前文学中热点话题的思考。陈丹燕的旅行文学可使人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与升华,在此基础上拉动旅行经济。并且透过陈丹燕的旅行文学叙述,发现旅行大大加速了她“非虚构写作”的进程,旅行文学的创作正是她“非虚构写作”成熟的重要过渡。

张明^[4]（2020）在《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空间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从空间的角度对西方现代主义小说进行诠释和解读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所以这样说,主要基于三个原因:（1）空间既是文学叙事的一个基本维度,也是构成文学作品的一个基本要素。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基本要素,它在很长的时期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早期的叙事学理论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空间理论,有关空间问题的讨论虽然很多,但绝大多数都分散在其他相关课题之中。传统的研究,不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批评,都将时间视为比空间更重要的因素,极少有关于文学空间的专门的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文学的空间形式被单独提出,现代文学叙事空间的研究出现日趋高涨的热潮。因此,现代主义小说空间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值得重视且大有可为的课题。（2）现代主义小说内部发生了空间转向。传统的文学更加注重叙事的逻辑关系,注重表现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场景、环境等空间因素处于从属的位置。而现代主义小说则不仅在形式上打破了传统的时间线索,而且形成了一种新的叙事逻辑,拥有一种新的时空形式。空间问题在现代主义小说中不是一个边缘问题,而是叙事的核心问题。当前关于现代主义小说空间的研究丰富但散乱,局部的研究较充分,而总体的研究则略显不足。对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是必要且缺乏的。（3）后现代地理学开拓了空间理论的视域和边界,同时激发了文学空间问题研究的热潮。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列斐伏尔的生产空间理论、索雅的地理空间理论、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等为代表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对人文以及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不仅丰富了空间理论的内涵,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内部形成了大局面的空间转向。空间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热门学术话题。因此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研究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是现代主义小说内部空间问题的凸显,另一方面是理论的繁杂。如何从文学现象本身出发来解读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形式、特征和关系是一个重要且值得回应的问题。现代主义小说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通过对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能够透视现代文学的发展特点。空间作为文学作品的一个基本要素,有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长期未受重视,却在最近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成为热点话题。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问题凸显的原因是什么?现代主义小说空间的形式其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并不十分充分。当前学界对文学的空间问题研究受到了后现代空间理论的激发,文学的空间问题研究呈现为多种样态,但由于一部分研究过于注重理论对于现象的阐发,使得文学空间本身的文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视。因此,本文尝试从文学的空间现象本身出发,来探讨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问题,同时将现代主义小说置于西方文学史的坐标系中,从空间的角度审视现代主义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分野以及文学形式变革在空间问题上的体现,阐明现代主义小说空间形式及诸要素空间关系的内在逻辑。绪论部分从价值定位、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三个部分介绍了现代主义小说空间问题的研究。指出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对传统小说在美学、技巧、风格、思想等诸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颠覆。现代主义小说在情节、场景、人物、语言、叙事等各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先锋性和实验特征,这些先锋与实验特征进而催生了新的文艺批评模式和话语。空间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得以凸显。正文由九章组成。第一章“空间概念的整理”:通过对欧洲历史上的空间概念演变的梳理和评价,辨析当前的几种主要空间理论并对空间问题进行引申和评述,进而提出西方历史上空间理论的三个阶段:“局域性”“非几何化”的空间观;“背景化”“几何化”“无限化”的空间观;“主-客”相融合和统一空间观。并指出后者对于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空间现象有着更为深刻、更为本质的理解。这一类理论认为空间既不是一种纯粹和抽象的形式,也不是一种自足、孤立的客观对象,而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交融的产物,主体在通过自身的活动组建并生产着空间,而空间也在这种活动中对主体产生影响。第二章“文学的空间”:探讨更为具体的文学的空间,意图对文学的空间概念进行界定并进而指出文学空间形成的基础和文学空间的特点。提出意象是文学空间最基本的要素,文学空间的形成建立在现实空间体验的基础之上。文学作为一种承续性的艺术形式之所以能产生一种空间式的审美效果,乃是一种视域融合的结果,因此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具有同质性,文学的空间也和现实空间一样,具有身体性,其与人物及叙述主体的意识与行动具有密切的关联。第三章“现代主义文学与‘空间转向’”:分别从理论和现象角度审视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空间转向,进而提出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形式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现代小说空间转向与空间观念的转变有着深层的联系。就现代主义小说内部而言,空间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既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局面的“空间转向”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疏离,又与其形成了某种对话和联动:它一方面受到后现代空间理论的激发,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后现代空间理论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第四章“从荷马到乔伊斯——西方叙事文学的‘空间’流变”:对西方叙事文学的“空间”问题的历史流变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将西方叙事文学的空间类型区分为三个阶段,并指出文学的空间问题与空间概念的发展的呼应关系。提出空间问题的凸显与20世纪初反理性思潮有密切的联系,其背后反映了一种价值观的革新。第五、六、七、八章是对几部最具代表性的现代主义小说进行解读和分析,对小说的空间问题做出具体的解答,对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等人的作品进行了深度解读,分析小说作品中的空间问题和空间现象。第九章“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与时间及人物的关系”:根据个案的分析,总结现代主义小说中空间与时间、空间与人物的关系特点。指出现代主义小说颠覆了传统文学原有的时空特点在人物、时间、空间三者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关系:现代主义时间与空间的关系破了原有的均衡与统一,呈现出多元形态;人物与空间处于一种更为紧密的主客交融之中,人物思想和意识弥散在空间之中,空间反应着主体的情感和思维,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同时也组建着空间,空间处于一种不断生成的状态中。结语部分从“生成”与“隐喻”两个方面总结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逻辑,在本体论层面评价现代主义小说的空间特点,并指出这些特征背后所隐藏的现代性的价值和意义。

魏梦莹^[5]（2020）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文中研究表明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源于俄罗斯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传播,既是俄罗斯传统中国形象的延续,同时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变化。本论文以佩列文、索罗金、克鲁萨诺夫等八位作家笔下涉及中国形象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基础,利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将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归纳为三种类型: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形象、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分别具有哲理性、独立性、实验性等特点。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源于18世纪俄国人构建的“哲人之邦”形象。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以库切尔斯卡娅笔下的“墨家经典”,佩列文笔下的“梦境典故”和道家学说为代表。他们对中国经典的理解更深刻,引用更准确,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库切尔斯卡娅塑造的“墨家经典”是主人公精神迷茫期的“避风港”,其目的在于借“异国情调”消解当代俄罗斯人文化身份迷失的焦虑。佩列文在借鉴中国“梦境典故”时,常掺杂着对道家学说的思考。他将中国哲学思想消融于主体意识之中,并提升到美学高度,使其笔下的中国形象具有一种诗意和神秘主义特性。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形象,是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尤为突出的一类中国形象。在当代俄罗斯作家眼中,中国不再是考量西方问题的参照物,而是具有自身特色和独立性的世界大国。中国的成功引起他们注意,于是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流行起“中俄联姻”的主题,其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欧亚主义者”对中国的畅想。克鲁萨诺夫笔下的“中俄混血沙皇”、扎伊奇克笔下的“欧亚帝国”就属这种类型。而这类形象的产生,与近年我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与国家影响力的扩大紧密相关,是俄罗斯作家对当代中国认知的一种呈现和理解。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源于19世纪“黄祸论”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且表现出鲜明的实验性,主要体现在克利莫夫斯卡娅笔下诡异的“中国蓝烟”,多连科笔下“滑稽可笑”的中国道士,索罗金笔下令人担忧的“CHINA XXI”（21世纪的中国）等形象中。克利莫夫斯卡娅的中国书写,在于借中国劳工形象审视苏联社会,影射肃反运动给人民留下的恐惧与创伤。多连科笔下的“滑稽”道士,在于借中国道教讽刺普京,与他个人的政治立场紧密相连。索罗金笔下的中国书写,则体现出当代俄罗斯人在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时,所产生的危机意识和“羡嫉心理”。

童敏^[6]（2020）在《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文中研究说明空间危机是晚清以来中国人所遭遇的一切危机的源头,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租界是空间危机的重要表征。上海是中国最早设立租界的城市,也是最先西化、最国际化的城市。伴随着租界的设立,西人开始实施针对上海的城市空间改造计划。兴修街道、完善街道网是城市空间改造的首要任务。随着现代街道在上海的成型,街道网络格局日益成熟,上海城市空间的传统状态逐渐消失。如此来看,现代街道的修建触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空间变动,用大卫·哈维的话来说,这便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手段,它显示了上海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上海开始以一种“现代”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上海街道是对西方城市街道的模仿。首先,居住在租界内的西方人将其本国的街道建设经验移植到中国。型态完善的租界街道满足着都市人的日常生活,给予人们良好的感官体验,并成为中国人想象西方物质文明的“刺激源”。在当时旅沪人员的相关记载中,“街道体验”成了他们判断城市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租界街道的对比之下,老城街道成了“负面”的存在。因此为了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老城街道又开始了对租界街道的模仿。空间上的危机会触发社会整体秩序的崩塌。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外部公共空间,街道有多种功能。空间不是简单的物质组合,而是凝聚了深厚文化记忆的场所。上海街道由传统向现代地转型在深层次上意味着空间文化记忆的扭转。在直观层面上,现代街道的出现改变了上海原有的水乡秩序,都市日常生活的节奏由慢走向快,由静走向动。空间上的剧烈变动改变着都市人的感知结构,在其时的文学作品中,街道被反复书写,尤其是四马路、南京路、霞飞路、北四川路等街道。它们表明以满足市民大众日常生活为目的的现代生活方式获得了广泛认同。在上海,街道给予人们以独特的城市美学体验,即异域情调。当人们穿梭于上海的街道,仿佛置身于异国。然而,这异域情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殖民危机。上海街道是一个西化的空间,更是一个殖民的空间。殖民暴力虽化身为异域情调,却无法掩饰它的殖民野心。因此,走在南京路上的上海人,在感受异域情调的同时,也成了殖民权力直接宰制的对象。尤为独特的是,在现代上海,修建街道并不只是市政事务,它还体现为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博弈。正是因为如此,华界当局亦通过修建街道来表达自我的民族主义诉求。街道作为城市的外部空间,从性别角度来说,它还关涉着传统的两性秩序。“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秩序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如若发生颠倒、错乱,那么便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但在上海,走在街上的女性改变了传统的性别秩序格局。女性以街道这一公共空间实践着自我的性别诉求和政治诉求。现代上海的街道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暧昧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失序的同时又建立新秩序的空间。正是基于此,“空间”与“秩序”可以看作是理解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关键词。街道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是一个不断嬗变的空间。这嬗变首先发生在物质空间层面。本论文的第一章,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和文学文本,考察了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以及转型后的现代街道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在上海,街道要发展就必须突破一些实际的障碍,如河浜、城墙。填浜筑路、拆城筑路是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重要措施。然而在上海,河浜、城墙既是街头景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并且关联着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清末民初因拆除城墙而引发的争论,便可见一斑。河浜、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街道,这预示着上海逐渐脱离了乡土中国的秩序,开始适应专属现代都市的新秩序。此外,越界筑路也是一个重要的措施。越界筑路在租界当局主导下进行。然而,“筑路”并不是这一措施的目的,“越界”才是本质。现代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居的城市,空间上的越界正是租界对华界权力的侵犯。所以说,越界筑路是租界进行殖民扩张的手段,由此而形成的街道则是殖民扩张的产物。外部空间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在晚清以来以上海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具备现代型态的上海街道不仅是作品的描述对象,也是文本空间的重要构成之一。在古代城市小说中,城市的街道未能成为文本空间的构成因素,作为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街道往往被忽略。现代街道参与文本空间的建构,并成为文本空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街道在空间上的嬗变是直观的,也就是说是可视的、可触的,可以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到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把街道所赋予的经验揉进创作之中。这样说来,现代街道同时也为文学文本的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经验和书写技巧。本论文的第二章阐释现代街道如何影响都市日常生活秩序。街道是都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时刻与街道发生联系。上海街道构建了现代都市的新时空。与传统街道的日常时空秩序相比,这一新时空是变形的,是被权力所规训的。街灯、车辆是现代街道最重要的附属品,是街道文明的物质表征。但同时,它们的存在让街道的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形变。街灯延长了人们在街道上停留的时间,它的存在让街道成了昼夜颠倒的时空。车辆以速度为媒介让街道成了压缩的、流动的、叠加的时空。街灯、车辆让都市日常生活获得了现代化的传奇色彩。巡警是现代街道的重要配置,这预示着作为市民空间的街道开始接受权力的规训,都市日常生活被裹挟在一张巨大的权力网中。现代街道改变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内容。现代都市是物质聚集的场所,人的欲望在物质的刺激下摆脱了日常伦理道德的束缚,开始寻求正常的表达方式。因此,街道成了市民日常生活欲望的表达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上海兴起了一种依托于街道的日常休闲运动,即“荡马路”。所谓“荡马路”也即是散步。“荡马路”是市民大众理解现代上海的重要手段,是人与城市的互动。人既接受了现代城市时空秩序的约束,也在通过行走的方式去改变这一秩序。上海正是在市民大众的脚部下才获得了意义。摩登与革命是理解现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关键词。本论文的第三章从摩登与革命的关系阐释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摩登”一词词义丰富,它在30年代的上海与现代物质消费产生了直接的关联。因此,由物质文化所塑造的现代街道亦可以看作是一个摩登的空间。左翼文人行走在这摩登的空间中,自然会产生愉悦的感官体验。但阶级意识却阻止他们进一步沉迷于其中。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城市贫民、无产者处于殖民者和上层阶级的压迫中,他们被排斥在这个充满摩登情调的空间之外。左翼文人的上海街道叙事具有强烈的对比意识。为了寻求空间正义,上海街道被挪用为革命的实践空间。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呼喊口号,上海街头的革命活动是对既有城市空间秩序的否定,同时也是改写城市空间记忆的手段。本论文的第四章从空间与身体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上海女性是如何利用现代街道的空间特质来颠覆传统性别秩序。街道是城市的外部空间,因而在性别视角下,它亦是男性空间。在传统社会中,街道是拒绝女性的。具体说来,拒绝女性其实是拒绝她们的身体。而现代上海的街道却成为女性身体的展示空间,从晚清的妓女到30年代的摩登女郎和革命女性,上海街头因她们的存在而更加异彩纷呈。走在街上的女性一方面无法避免被男性凝视和被物化的困境,另一方面她们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述女性的城市经验。为了调整自我身体、街道（公共空间）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在30年代民族国家利益的宏大诉求之下,女性主动接受革命的编码,将自我的女性气质隐藏起来,试图以一个政治的身体、革命的身体弥合两性之间的裂缝。晚清以来,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剧烈的空间嬗变过程,本论文从“空间”与“秩序”入手,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分别从都市日常、左翼和性别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阐释在一个嬗变的空间中,旧有的秩序如何被颠覆,新的秩序又如何被建立的过程。

袁雪^[7]（2020）在《中学鲁迅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美育审视》文中提出鲁迅作为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其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揭露批判、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与重建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探索有着历久弥新的意义。其作品作为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教育矿藏。随着社会对语文学科美育价值的日渐重视,从美育角度探讨中学教材中鲁迅作品内涵与价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从美育角度出发,针对中学教材中鲁迅作品的人物形象教学进行探究。首先,本文将中学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为审美形象与审丑形象进行美育价值的详细梳理,界定了文学作品中审美形象与审丑形象划分的标准及其类型,并用这一标准对中学鲁迅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进行分类,结合文章具体内容逐一分析了中学鲁迅作品中人物形象独特的美育价值。其次,本文通过对一线中学语文教师进行结构性访谈,辅之以具体课堂案例,对中学鲁迅作品人物形象美育教学现状有了较为全面的把握。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一线教师针对鲁迅作品开展的美育教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课前美育策划阶段,教师备课不够充分。在教学实施阶段中,课堂美育氛围低沉的现象十分明显。在课后拓展阶段,学生的美育活动缺失,美育教学的效果难以巩固。本文在发现以上问题的基础上,还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归因分析。最后,针对美育策划、教学实施和课后拓展三个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结合名师课堂教学实例提出中学鲁迅作品人物形象美育价值的实现策略。实现策略包括三大方面:转变理念、优化过程和创新活动。其中,转变理念从教师出发,提出教师不仅要提升自身审美解读能力、教学策划能力、课堂掌控能力和审美距离调控能力,还要树立平等交流和多元解读的美育观念,更要打破局限,拓展美育视野。优化过程主要针对课堂教学过程提出,主要包括详细备课、因材施教、巧用科技手段和借鉴学术成果四方面。创新活动则聚焦于课后,从创新设计课后作业和精心开发拓展活动两方面对中学鲁迅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美育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

郁姣^[8]（2019）在《文学作品改编权扩张的研究 ——从“主要情节”到“基础设定”》文中指出在文学领域,有一些作品或多或少地借鉴了他人的成果创作而成,此种作品常常会引发侵权纠纷。被借鉴了内容的原作品作者会认为新作品的作者侵犯了着作权,新作品作者则认为,其借鉴的部分只是思想或并没有达到着作权法要求的独创性高度（如仅借鉴了人物姓名、性格和故事发生背景等）;也有新作品的作者认为,其作品与在先作品之间并无承继性,是全新的作品。在实践中,发生过不少由此引起的着作权纠纷,比如早年的“庒羽诉郭敬明”案,近年的“琼瑶诉于正”案、“金庸诉江南”案、“九层妖塔”案、“摸金校尉”案等。在这些案子中,有些法院明确判决被告侵犯了原告的着作权并指明了侵犯的是改编权,有些则认为不构成侵权,而用不正当竞争法代替着作权法来保护权利人的权利,甚至很多案件直接通过行政途径解决。“九层妖塔”案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原小说《鬼吹灯之精绝古城》与改编电影《九层妖塔》本身就是许可改编的关系,因此案件一出,值得讨论的方面很多,大多集中于案件本身要解决的问题——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换言之,改编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界限在何处,当问出这个问题时,大家已经默认了电影《九层妖塔》是小说《鬼吹灯》的改编作品,无人关注两者之间是否真的构成着作权法上的改编关系,但讨论保护作品完整权侵权问题的前提是两部作品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改编关系（无论许可关系存在与否）,如果在后作品是一部与在先作品没有法律关系的全新作品,那么讨论是否侵权了在先作品作者的权利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存在法院判决被告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时不考虑两部作品是否为法律意义上的改编关系或者用不正当竞争法替代着作权法来保护权利人利益的情形,是因为我国着作权法对于“改编权”的规定过于模糊,且学界对于“改编权”的解释过于狭窄,进而法官在判断是否构成改编问题时会压缩“表达”的范围。就“九层妖塔”案而言,如果法院在判案时关注了改编权问题,根据现行着作权法的规定和学界的通说,运用“思想-表达二分法”很有可能得出两者并非改编关系,而是全然无关的作品的结论,那么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之诉就没有了根基。本文建议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根据不同作品类型对“改编”的标准进行细化,对于文学作品这种特殊的作品类型,可以适当地扩大改编权控制的范围,即在运用“思想-表达二分法”进行判断时候适当扩大“表达”的范畴。

张啸^[9]（2019）在《竟陵派小品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崛起于明代晚期的竟陵派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风格和文艺批评观而名噪一时,对明末清初的文坛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竟陵派的小品文创作是晚明小品文创作以及中国古代小品文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作思想、作品题材以及审美追求等方面,竟陵派的小品文创作均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小品文创作实践中,竟陵派在继承古人创作精神的同时积极探索文学作品对于创作主体真性情的表达,在拟古与求变中走出一条独抒性灵的回归文学创作本真的道路。就作品题材而言,竟陵派小品文的创作题材既是对晚明社会现实的真实记录与描摹,更是作者个性化的体味与思考。这种独特的感悟蕴含了自己的“真情”,达成了“灵”与“厚”的共鸣,也是晚明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悄然发生变化的一种表征。竟陵派以自身独特的“幽深孤峭”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审美范式,并且将之贯彻到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这种推崇个性的解放和性灵的抒发,重视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和感性的审美倾向的创作实践,无疑极大地拓宽了竟陵派小品文的写作空间。在文学创作观念以及审美体验和审美价值方面,竟陵派小品文均体现出难得的创新意识。这与晚明特殊的政治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思潮以及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竟陵派小品文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中呈现出文学的革新性和进步性。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竟陵派小品文创作中呈现出来的创新意识对后世的小品文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韫菲^[10]（2019）在《宋代文学中的李广形象研究》文中提出李广是家喻户晓的汉代名将,有“飞将军”之美称,《史记》中李广的形象是复杂多面的,司马迁虽对其多有偏爱,但仍如实记述了李广的几点过失。总体而言,李广是一个忠君爱国、品质高洁、怀才不遇,虽然逞勇好胜、德行有亏,但获得了普遍同情的悲剧型英雄人物。以《史记》塑造的史学形象为基础,李广开始进入文学抒写,并在历代接受、创作和积淀中,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丰富意蕴的文学题材。本论文以李广形象为切入点,分析由汉至宋不同朝代李广文学作品的特点,以及不同作者群体构建出的李广形象,展示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文人群体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并着重分析宋代李广作品及相关问题。论文分成五个部分进行探讨: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内容是叙述选题背景和意义,总结研究现状。第二部分是汉唐专论李广和使用李广相关典故的作品解析,首先解读《史记》《汉书》中构建的李广基础形象,再分析唐代作品中的李广形象和作者创作心理。唐诗中呈现出的李广是一个英勇无匹、品质高洁但终生郁郁不得志的完美化理想化的英雄边将,作者群对其所犯之错从未指责。唐代李广作品有两大特点:一是李广题材历经整个唐朝而经久不衰,二是李广形象完美理想化,尽管史书记载并非如此。创作背景和创作心理则主要从宗汉思想影响、边患问题层出、尚武风气弥漫、渴望建功立业的时代特征以及文人心理诉求和同为人臣的心理投射等方面进行分析。宋代文学作品与汉唐区别较大,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部分。第三部分概括宋代诗作中李广的新特征,如弱化勇武形象、关注点转移到人格品性、出现僧诗和以“射石”典故为主的佛偈,形象上则出现了非失意者形象、杀霸陵尉致人格不完美的批判之声和以“南山射虎”典故塑造出的贬谪形象。此外,第三部分最后一节以黄庭坚和陆游作为典型个案,分析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作家创作心理对李广的文学形象带来的改变。黄庭坚在涉及李广相关题材时,更倾向于表达复归泉林的隐逸之乐以及在贬谪困顿之中的道德坚守。而陆游作为北伐志士,在报国无门之时则更倾向于书写李广贬谪形象和不遇形象,抒发愤懑沉痛之情。第四部分主要讨论宋文中的李广,首先分析文章的体裁和创作特点,之后分析文章中呈现出的不同于宋前作品的李广形象,如准确定义李广为奇将、首次提出李广恃勇贪功、少勇无谋的性格缺陷。最后分析论兵论政文的创新内容,即以李广为切入点进行将兵之道、帝王为政的讨论。第五部分是结语,从体裁、形象、情感态度三方面总结了由汉至宋对李广形象的塑造及其变迁。本文主要侧重不同历史阶段李广文学作品的特征以及作品构建出的李广形象的差异,以此探析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精神面貌,以及社会主流思想、社会风气的变化对文学作品创作产生的影响。

二、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例（论文提纲范文）

（1）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论文提纲范文）

（2）薛爱华的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陈丹燕的旅行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空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6）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中学鲁迅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美育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8）文学作品改编权扩张的研究 ——从“主要情节”到“基础设定”（论文提纲范文）

（9）竟陵派小品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宋代文学中的李广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例（论文参考文献）

• [1]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D]. 苏叶. 西南大学, 2021(01)
• [2]薛爱华的汉学研究[D]. 田语. 西北大学, 2020(07)
• [3]陈丹燕的旅行文学研究[D]. 赵敏.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4]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空间问题研究[D]. 张明.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5]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D]. 魏梦莹. 黑龙江大学, 2020(01)
• [6]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D]. 童敏. 西南大学, 2020(01)
• [7]中学鲁迅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美育审视[D]. 袁雪.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文学作品改编权扩张的研究 ——从“主要情节”到“基础设定”[D]. 郁姣.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9]竟陵派小品文研究[D]. 张啸.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1)
• [10]宋代文学中的李广形象研究[D]. 杨韫菲. 重庆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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