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状告村民小组

一、大学生状告村民组（论文文献综述）

王跃静^[1]（2017）在《农村基层民主的拓展机制 ——基于浙江省D县乡贤参事会的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基层民主出现的困境。一方面权力主导下呈行政化倾向的精英民主往往使得当权精英的考量挤压基层群众的意愿,而另一方面利益主导下呈非理性化倾向的大众民主容易导致集体行动和共同利益被消解。两种政治类型造成农村基层民主呈分裂的态势,带来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相互不信任。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困境因为农村权威的进一步分化而变得更加严峻,阻碍了基层民主自治的良性推进。农村基层民主亟待实现向公共领域拓展、向理性化和规范化发展,实现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融合,增强基层民主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包容和共同参与,缓解村治问题。近年来在浙江省D县兴起的乡贤参事会是农村基层民主得以有序拓展的中介和机制。城镇化及农村社会的开放带来了多元化的乡村精英团体,乡贤参事会以组织化的形式将掌握多元资源和权威的农村精英聚集起来,强化相互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参与村级治理。乡贤参事会对村治的参与是基于身份认同、道德责任、公共理念和能力之上的,因而是对当前村级正式权威组织合法性和动员力式微的有力补充,有利于促进基层两种政治形态的相互包容,实现民主向公共领域的有序拓展。本文通过对精英民主理论、大众民主理论以及动员理论的梳理,为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以D县为观照,指出农村基层民主的困境,并基于对D县乡贤参事会的深入考察,从其产生的渊源、静态的组织结构、职能定位到动态的运作,运用大量一手材料进行佐证,阐述其能够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有序拓展的相关特性,分析其在动员村级民主参与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和效果。研究发现,乡贤参事会的人员结构多元化、主体突出,成员不仅德能兼备且年富力强,其对农村基层民主的拓展实践路径是通过自身社会化的强动员力链接村庄正式权威组织准行政化的弱动员力来实现的,以道德、资源与理性的结合为前提条件,以村民对村务的支持和参与为重心,以村治要求和村民诉求整合的相关机制对村级民主参与进行动员,促成各主体间的利益兼容、促进各主体间信任度的提升以达到村级民主不同主体共同参与。乡贤参事会是一种介于对权力主导的政治模式和利益主导的政治模式过渡和缓冲的组织形式,根本意义在于通过乡贤精英的示范和动员,实现理性民主从精英阶层向普通村民的拓展。乡贤参事会的兴起增强了村级组织与普通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村民自治本质的回归。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融合是农村基层民主应然也是必然的走向。因此,文章还针对乡贤参事会本身以及乡贤参事会制度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试着探讨了能够促成民主有序拓展的政治模式所需的制度性设计:农村基层民主的有序拓展需要保持国家与社会的张力作为前提、可持续的激励机制作为制度支撑、公平有效的议事规则作为保障。

范涌^[2]（2016）在《结构与行动：“支书治村”的行动逻辑 ——对中部X县12位村支书的调查研究》文中指出村治精英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导者。村治精英的价值取向、治理方式及其行动能力对于乡村社会治理和发展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正处急剧的变革之中,村治精英的结构及其治理和行动方式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为了深入了解和分析当下村治精英的结构特征、治理方式和行动逻辑,本文选择中部X县十二位村支书作为深度观察和分析的典型个案,从这些作为“一把手”的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场域、权力网络及“行动者—结构”的角度对当前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结构和能力进行深描和解释,力求展现现时态的村庄治理图景。为全方位地考察村治主体精英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所塑造的治理实态,本文以村治主体精英的视角出发,分别从如何构建自我与村庄发展的对接、构建农民与市场的对接、构建村庄与国家的对接、构建农民与村庄的对接、构建自我与家庭发展的对接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地描述与分析。通过研究发现,村治主体精英并不只是上面千线末梢的一根针,同时也是下面千线顶端的一根针。也即村治主体精英需要面对来自纵向的政府正式结构与村庄非正式结构的约束,同时也要面对来自横向的市场竞争结构与家庭私性结构的束缚,是在纵横交错结构中的“结构人”。即村治主体精英既在结构中产生,由结构力进行塑造,正是这四种结构性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场域。这是第一个层次;其次,村治主体精英虽是在结构中行动,但却通过自主性力量对结构进行改造。这两者形成了一种互动,而互动塑造的就是复线治理的治理实态。本文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村治主体性精英是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推进乡村治理转型的重要要素。第二,村治主体精英的治村行为图景不是简单的国家结构与村庄内在结构的互相作用所形成的,而是来自纵向的国家与村庄结构和横向的家庭与市场结构共同作用所塑造的。虽然在村治主体精英治村的各个事件上,各方结构力量的作用力不尽相同,而且可能形成叠加效应或制约效应,但四个基本面是稳定的;第三,村治主体精英的行动力既有来自结构性力量的推动或掣肘,也来自其自身自主性的扩展,这将锻造新的村庄治理实态,改变结构性力量的作用方向、速度和程度;第四,村治主体精英是将纵横交错的各种结构统合起来的结点,虽然村治主体精英从静态上来说是一种身份的叠加,但能否从动态上实现与各种结构性力量的适应则是农村基层社会达到良治的关键。

范贤伟^[3]（2016）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研究 ——以谢某琼土地征收补偿款纠纷案等3个案例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国家城镇化、工业化的稳步推进,高速公路、商品房等大型项目的开发与建设占用了大量城乡结合部的农用土地、宅基地等。伴随着土地被征收而引发的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土地征收补偿分配费用等纠纷层出不穷。其中,关于土地征收补偿分配费用的纠纷最为典型,其具有数量多、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敏感度高以及法院处理难度大等特点。由于该类纠纷大多涉及到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而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尚未出台相关立法。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出于对利益的诱惑以及家族势力等因素的影响,披着所谓代表民意的外衣,它们将某些人员排除在分配范围之外,拒绝向其支付土地补偿款。被剥夺成员资格人员往往对成员资格认定标准提出质疑,继而诉诸法院。而司法实践中法院又以该类案件涉及成员资格的认定而不予受理,或者有的法院认为成员资格认定属于村民自治的权限,司法不宜直接介入。由于当事人状告无门,被迫无奈而选择上访,甚至围攻法院。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不统一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纠纷”不受理的现状,不利于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农村的稳定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和谐,更与当前的司法公平、公正原则格格不入。本课题的研究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有序、稳定、健康发展。本文提出了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单独立法的合理性以及赋予成员资格认定纠纷当事人起诉的权利,丰富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具体标准。研究该论题对今后司法实务部门处理类似案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实践意义。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三个较为典型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例引出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也即是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存在的问题——分别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不统一、“成员资格认定纠纷”受理情况不统一。第二部分,通过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几种成员资格认定的标准进行了评析,分别分析了当前成员资格认定标准不统一、“成员资格认定纠纷”受理情况不统一的原因,为完善建议部分做好铺垫。第三部分,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不统一、“成员资格认定纠纷”受理情况不统一提出了完善的建议、意见,尤其是丰富了对一些特殊人员如婚嫁人员、空挂户等成员的认定。从司法实务部门可操作性的角度,提出应当赋予此类案件可诉性的建议以及从诉的理论方面对此类案件进行了分类,以期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王丹丹^[4]（2016）在《权力与信仰之间 ——从一个村庄看安庆农村地区殡葬改革》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区文化发生着变迁,传统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习俗也都受到现代化的影响。丧葬不同于其他习俗,它包含着传统文化的仪礼和祖先崇拜的信仰,其变迁往往滞后于社会变迁。然而,出于环保和土地资源管理方面的原因,殡葬改革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推进展开。过往研究以及媒体对于殡葬改革的解读通常都忽略了作为改革主体的个人的选择逻辑,从而过于单薄和片面。本文运用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对一个改革中的村落的参与观察,对村落中改革的过程进行详细叙述。对于殡葬改革的实施,村民和政府都有各自的理解:政府试图建立一套科学的话语体系,并通过民间权威宣传这一套话语体系,以达到自己改革的目的;村民表面上接受了这一套话语体系,然而在认知和行为选择上有着另一套逻辑:首先,村落中存在着一套自己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民间权威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权力制定一套科学的话语体系,再通过民间权威的影响力渗入到村落之中,最终就会成为一种趋势。而改革的主体没有任何的身份之别,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平等的,这样让村民心理上更易于接受。其次,随着社会发展,过去的村落的社会结构有些部分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村落日常生活。丧葬仪式的繁杂逐渐成为村民的负担,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钱财,而且丧葬仪式的专业从业人员逐渐减少,人情异化现象很严重。殡葬改革正好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契机去改变这样的局面。另外,受到现代性的影响,村民的思想也不再守旧。现代性对传统习俗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深入了人们的观念里,使村民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逐渐增强。本文立足于村民的生活层面,通过殡葬改革这一社会变迁,试图反思在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权力与村民的信仰之间的博弈,这种信仰是基于村民地方性知识的集体无意识,它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习俗在特定的情形下产生,然后流传下去就成为了地方的集体无意识。丧葬仪式就是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殡葬改革打破了原有的丧葬习俗,使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国家权力与传统习俗在不断地调适以期达到新的平衡,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丧葬习俗处于式微的地步。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市场也逐渐作为博弈的一方参与进来,并渗透到丧葬的每一个环节。

袁文素^[5]（2016）在《村民委员会的角色 ——以农地确权登记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土地,是我们的生活之本,是农民的命运之源,是国家缩小城乡差距,统筹经济发展,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决定因素,土地更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因此,国家十分重视对土地的管理。国家在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对农地进行确权登记工作,旨在通过对农地进行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明晰产权,保护农民的财产权益。自2009年之后到2016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此项工作作出要求。国家在2015年颁布《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目的之一是明晰产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深化农村改革和土地改革。在农地确权登记工作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一一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农地确权登记颁证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包括对国家政策执行、对农村村民财产权益保护,以及实现村民委员会自身自治职能都非常重要。但在农地确权登记中过程中,因农地权属争议、四至界限等问题,村民委员会处理方式不当,引起很多纠纷,出现村民委员会侵犯村民和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权益的现象,造成村民不满。所以,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试图以国家开展的关于农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来分析和探讨村民委员会应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保护好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权益。分析村民通过村民委员会工作行使自治权的方式,最后根据十八届五中全会和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中的土地问题和土地登记问规定,研究新形势下村民委员会的改革及其未来。希望从中研究得出结论,有益于我们国家乡村治理,能促进和加快我们国家农村改革和土地改革,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张伊^[6]（2015）在《官民之间，信访行为的民俗学解读》文中研究表明信访虽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设立的一种制度,但与其类似的行为古已有之,从尧舜传说中的敢谏之鼓与诽谤之木,到缇萦上书汉文帝救父,再到宋朝包青天、清末杨乃武小白菜等民间故事的广为流传,都不难看出上访行为其实已经延续了千年并根植在老百姓的心中,形成一种民俗文化被集体无意识的传承下来,并成为底层人民与权贵抗衡的有力武器。从古至今,虽然在形式和名称上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作为一种“救命稻草”式的解决途径,为受到不公的底层民众提供一条有望向上层统治者或管理者“沉冤得雪”的道路,在心理上,给与其极大的抚慰。信访对于促进我国改革和发展、化解国家矛盾、解决人民纠纷、建设和谐社会等方方面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豫中X县为例,通过对该县三十三封上访信的概述、分类和众多上访案例的分析,反映出广大农民的传统权力观如“官本位”的思想以及对于清官的想象和期待。同时,通过信访干部对各类上访者案例的陈述,发现也有许多非访、闹访的情况存在,一些政府官员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笔者分析这是由于上级中央的信访政策,单纯以上访量作为考察官员和地方政府的依据,对信访人的诉求是否合理甄别不够。同时,通过政府与民众二者之间拉锯与对抗的描述,找出形成这种对峙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个别基层干部解决问题能力低,另一方面群众的维权意识增强,法制意识却十分欠缺。笔者试图借鉴斯科特“日常抵抗”与“弱者的武器”等理论,对上访案例进行对比和阐述,然而发现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难以真正解释中国近十年居高不下的集体行动高潮,需要另觅思路。最后本文从信访制度的历史渊源、民间故事的传播、老百姓的集体无意识传承几方面来分析总结农民信访、闹访、越级上访的行为逻辑和动机。并通过真实的案例,从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等方面寻求达到“无讼”理想的可行途径。

胡兵^[7]（2013）在《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研究 ——一项基于华中Z镇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以底层抗争、基层治理及其互动关系为分析视角,通过对华中Z镇农民抗争事件的实证考察,试图把握我国农民日常生活的秩序,揭示底层民众抗争行动的基本逻辑以及基层治理的制度性缺陷,检讨抗争与治理互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为我国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围绕抗争和治理的互动关系来研究我国农村的社会秩序,是本文追求学术创新的一个尝试。通过对经验性材料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获得了两个有价值的发现：（1）我国农村底层抗争的“递进模型”。底层抗争发生的三大要素即侵权认知、抗争文化、抗争策略,在抗争行动中是一种递进关系,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在三大要素中,侵权认知是抗争行动发生的首要基础。底层群体之所以会做出抗争的行动,首要原因在于认知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且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侵犯。抗争文化具有“催化剂”的作用。温和的抗争文化是一种负催化剂,会促使抗争者心平气和地放弃激烈对抗的方式,转而寻求其他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对抗性”文化则“加速”抗争者做出抗争的决定,促使底层群众一遇到困难便首选对抗作为诉求的主要渠道。抗争策略是抗争行动的具体表现,是底层民众选择温和的抑或激烈的方式以实现抗争目标的技巧和步骤。（2）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卷化”趋势。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府及基层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主要在消解抗争策略上“下功夫”,突出表现为强调“维稳”。这种“维稳”的目标不在于谋求解决抗争行动背后的原因,不在于通过提高治理效率来解决抗争问题,而是靠上级的重视、压力和工作经费的持续增加来体现“维稳”的绩效。这就使得基层治理愈益呈现出“内卷化”的特征和趋势。要解决基层治理这种低效率的“内卷化”问题,有三条途径：一是重视“维稳术”,通过技术治理,力争将每一起抗争事件纳入依法治理（法治）的轨道内加以解决；二是引导抗争文化,剔除其“对抗性”,由“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三是切实扩大农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帮助农民选择抗争之外的合法途径来达到利益诉求的目标。根据以上发现,笔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引起的侵权认知是抗争行动的主要变量,但抗争文化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基层政府及有关基层组织而言,为了实现健康有效的基层治理,不能仅仅停留在“维稳”的策略目标阶段,而需准确把握抗争行动发生的规律和逻辑,立足社会正义与社会和谐的角度,有针对性地疏导和引导抗争文化,重新塑造底层对“侵权”的认知,将他们的抗争行动纳入法治的轨道,依法解决抗争行动的原因。换而言之,重视抗争文化在底层抗争行动中的作用,可以促使基层政府更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策略,切实降低或减少农民感受到的侵权认知,有效构建政社之间、官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共同体关系,进而实现健康和谐的乡村社会秩序。

吴桂英^[8]（2013）在《生存方式与乡村环境问题 ——对山东L村环境问题成因及治理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以山东省L村为研究个案,围绕这一个案,对该地20世纪90年代前和90年代以后村民的生存方式于环境的深刻影响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对比与分析,对围绕L村环境污染引发的环境维权和环境治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经验层面对如下两个问题给予了回答,即乡村社会的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怎样的特点,这些特点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怎样的逻辑性关联；在现有的生存方式和乡村社会关系形态下,环境污染的治理面临哪些结构性与制度性困境,熟人伦理与乡村社会秩序又是如何作用并加强了环境污染的形成机制与环境治理的破坏机制的。研究试图通过环境与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与制度之间的互动逻辑展开问题的分析,从人类的生存方式与环境的关联性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并得出如下结论：与传统社会中村民的生存方式相比,现在村民的生存方式更具环境破坏性。村民既是生产者,又是生活者,而无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作为生活者,村民的行为都在污染着周围的环境,也就是说村民作为生存者正在日益致害者化。而由村民的现有生存方式决定的乡村社会关系形态也从侧面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行为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突出地表现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之中。我们看到同为致害者和受害者的村民,对于环境治理有着一种矛盾的情感,他们本身并不排斥污染治理,但又迫于生存的压力而不得不使自己受害。乡村环境问题的形成是由不合理的生存方式造成的,而造成这种不合理生存方式的根源在于还不协调、不合理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态。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使得生产按照资本的逻辑加速运转,在这种体制中,利润始终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处于市场竞争中的经济行动主体有足够的动力将自己的生产成本外部化,只要外部化生产成本的代价小于由他的行动选择而产生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资本的逐利本质使得生产系统的问题域只限于如何最大限度的攫取现有环境资源并从中渔利,而对于环境系统由此会产生怎样的问题和社会为此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则不加顾及。外部成本内部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路径选择,但在很多情况下,环境的公共物品性质又使得市场调节机制面临失灵。这时就要求政府在环境保护的责任上应有足够的担当,利用法律和政策手段规制市场行为,堵住成本外部化的输出通道,从而在经济与环境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形成有序的运转。然而,现实中政府却往往担当着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角色,社会角色的错位致使它有意无意的将一只脚牢牢地踏到了“苦役踏车”的脚踏板上,与市场主体合力构成“苦役踏车”的左右两翼,共同促动其顺利前行。社会在市场与政府的合力下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同时也会出于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和对日益增长的消费欲望的满足,而屈从于前行的踏车。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政府将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重心均置于城市社会之中,环境治理的政策法规均以城市社会和工业污染为依归,从而使得乡村环境污染的治理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处在快速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正在被资本运转的逻辑日益解构,由村民群体结构而成的乡村社会单元也因村民的渐进式流出而开始式微。研究认为乡村环境问题是经济、制度和社会互动不良造成的结果,破解之道就是建立市场与政府的双向调节机制,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在政府的政策规制下实行污染者付费制,同时加大对于农村环境治理的投资力度,转变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并试图重建乡村社会秩序。而所有这些治理策略都离不开村民的参与,只有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并充分尊重和挖掘村民的智慧,环境治理问题才能找到可行的路径。此外,本研究还尝试拓展运用了“生活者的致害者化”和“生活环境主义”两个理论。研究发现,在中国本土,特别是在本研究所涉及的案例中,与日本本土的情形有较大的不同,这两个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案例中的现实情况,因此,笔者将其拓展为“生存者的致害者化”和“生存环境主义”,以期能够符合我国的本土实践。

李新霞^[9]（2013）在《当代社会转型中农村孝文化的变迁与家庭养老研究 ——基于河南S村的调查》文中研究指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社会转型以及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家庭经历了各方面的变化,呈现出小型化、核心化以及亲属关系弱化等新特征。新时期的这些变动也给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带来了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河南省S村养老状况的考察,探究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传统孝文化的变迁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笔者通过对河南S村的实地调查发现,老年人普遍处于个人养老、情感慰藉缺乏及有病难治的状况。这与传统社会老人的状况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一方面这一情形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传统孝文化本身在其间的变化,更进一步凸显了家庭养老的困境。尽管孝道仍然是村民认同的家庭伦理和价值观,但是更多地是对最基本“善事父母”内涵的认同,其中又侧重于物质上的“养”,而忽略了精神上的“敬”。孝和生育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已丧失了统一性,生育的势头占了上风,而强调对老年人赡养的孝渐渐失去了意义。社会转型中的村庄舆论在约束子代养老行为方面表现出强弱不等和不稳定的特点。作为共同体的家庭空巢化和村落空巢化,凸显了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困境。因此,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家庭养老之路显得尤为迫切。

郭福亮^[10]（2012）在《围城效应：寿春古镇社会价值观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价值观念作为观念的一种，指可能存在或实际存在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行为取向或心理动态和行为定势。它是人们在一定环境中有关动机、目的、需要和情感意志的综合体现，构成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号召，此为我国对价值观大传统的论述，那么老百姓小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呢？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本文选取寿春古镇作为田野点，运用主位和客位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当地居民生活价值观念进行研究，归纳并阐释了“围城效应”，从而对理解社会转型期我国居民价值观念具有重要意义。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从寿春镇的区位和历史沿革入手，对古镇人家进行描述，对古镇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为下文论述价值观念作了铺垫。第八章对产生寿春古镇价值观念的文化生境进行描述，指出价值观念是自然环境、文化积累、文化濡化的结果，并对当地价值观念进行评估。论文关于价值观念结构的分类，基本参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进行设计，因为需要是人的本性，人的需要是支配人的行为的内在动因，涉及到一定的心理行为取向或心理动态和行为定势，则是价值观念的问题。第二章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从当地居民职业选择、职业等级、自我认同、人口迁移的流出和流入的“推拉”等几个维度，描述了寿春古镇居民职业价值观念，指出古镇居民在职业选择中“有些人渴望出去，而出去的人渴望回到古镇”的围城效应，以及作为小镇居民面对下岗再就业这个时代问题，而表现出的深层次价值观念。第三章对古镇居民财产观念分为财产获取和财产的支配两个层次进行长时段的考察，尤其对“当面锣对面鼓”、“时苗留犊”、“挖松土”等人们熟知的典故进行详述，对当下居民财产的观念进行评估。第四章对当地居民的生存性消费、发展性消费、享乐性消费观念，尤其对“穷身子富嘴”、“浮生偷得日日闲”等具有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进行解析，指出当前居民消费力上升，消费欲望被激发出来，但实际收入下降带来的困惑和价值观念上的冲突。第五章按照空间将居民分为城内和城外居民，城内居民按照不同民族分为回汉两个民族，然后对城内同一民族和不同民族居民、城内与城外居民的交往观念进行交互研究，揭示了传说背后的历史心性和外地人对当地人“欺生”的理解。第六章通过梳理寿春镇多元宗教文化，结合当地居民的信仰状况，剖析了贯穿居民生活的民俗宗教，尤其对当地三月十五日四顶山庙会的抱娃娃习俗和挖仙药等进行详述，对民俗中存在的所谓“迷信”进行合理性解释，试图寻找到当地居民生活和民俗宗教的内在逻辑。第七章是对居民幸福观念的论述，涉及到“福禄寿”观念、“光宗耀祖”观念和“知足常乐”观念、“尚节义”观念。文章最后是结论，借用钱钟书先生小说《围城》的论述，对寿春古镇价值观念的围城效应进行理论提升。总体上讲，寿春镇作为社会转型期的一个典型，其价值观念既具有普遍性、特殊性；在时序上又有延续性，兼具传统与现代；空间上的相对性，东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当然，寿春镇价值观念既包含促进当地社会发展的合理因素，又具有阻碍当地发展的因素。所以，客观认识价值观念，对有利于地区发展的价值观念要加以传承和发扬，对于阻碍社会发展和居民社会适应的价值观念要勇于清除。

二、大学生状告村民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学生状告村民组（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基层民主的拓展机制 ——基于浙江省D县乡贤参事会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结构与行动：“支书治村”的行动逻辑 ——对中部X县12位村支书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研究 ——以谢某琼土地征收补偿款纠纷案等3个案例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权力与信仰之间 ——从一个村庄看安庆农村地区殡葬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5）村民委员会的角色 ——以农地确权登记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官民之间，信访行为的民俗学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7）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研究 ——一项基于华中Z镇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生存方式与乡村环境问题 ——对山东L村环境问题成因及治理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社会转型中农村孝文化的变迁与家庭养老研究 ——基于河南S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0）围城效应：寿春古镇社会价值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大学生状告村民组（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基层民主的拓展机制 ——基于浙江省D县乡贤参事会的研究[D]. 王跃静. 浙江工商大学, 2017(12)
• [2]结构与行动：“支书治村”的行动逻辑 ——对中部X县12位村支书的调查研究[D]. 范涌.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7)
•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研究 ——以谢某琼土地征收补偿款纠纷案等3个案例为视角[D]. 范贤伟. 贵州民族大学, 2016(02)
• [4]权力与信仰之间 ——从一个村庄看安庆农村地区殡葬改革[D]. 王丹丹.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2)
• [5]村民委员会的角色 ——以农地确权登记为视角[D]. 袁文素. 云南大学, 2016(02)
• [6]官民之间，信访行为的民俗学解读[D]. 张伊. 华东师范大学, 2015(12)
• [7]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研究 ——一项基于华中Z镇的实证研究[D]. 胡兵. 华东理工大学, 2013(12)
• [8]生存方式与乡村环境问题 ——对山东L村环境问题成因及治理的个案研究[D]. 吴桂英.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9]当代社会转型中农村孝文化的变迁与家庭养老研究 ——基于河南S村的调查[D]. 李新霞. 浙江大学, 2013(03)
• [10]围城效应：寿春古镇社会价值观念研究[D]. 郭福亮. 中南民族大学, 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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