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苏联为镜”到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两次大跃进

一、从“以苏为鉴”到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两大飞跃（论文文献综述）

刘亚男^[1]（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演变研究 ——基于中国国内因素的视角》文中提出

朱永刚^[2]（2018）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无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逻辑看,还是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多年的运动史看,抑或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看,若没有不断地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就没有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就没有社会主义五百多年的绵延生息,更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实践。同时,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逻辑看,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形成,从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以及农村率先发起改革,到邓小平南方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具体实践逻辑无不深刻昭示这样一个道理:革命的力量、实践的智慧、改革的动力都蕴藏在基层,办法和动力都来自于基层实际。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并找到这些办法、智慧和动力。可以说,正是依靠调查研究,运用调查研究,人类社会才不断走向上的路,社会主义才愈益成为历史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复兴才不断成为现实。在这一意义上,深透探究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理论蕴涵、实践逻辑,科学考察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思想的生成与实践、发展与完善、经验与教训、本质与趋势,不仅是理论的需要、学术的需要,而且是现实的需要。当然,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与当前学界普遍存在的仅限于对某一经典作家调查研究思想的研究相比,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维度,对经典作家调查研究思想进行系统归纳综合研究,探析提炼调查研究思想核心范畴、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建构调查研究思想理论体系,对整个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作系统的、体系性的研究无疑是一项十分艰苦浩繁的工程。这不仅考察研究者对每位经典作家所处时代的探究,对其重要着作孕育形成之背景和内涵的把握,而且考验研究者综合概括与整体驾驭能力。本论文对这项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工作作出了青年人勇敢的尝试。从逻辑理路看,本论文第一章内容主要考察探究本研究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对“什么是调查研究”和“调查研究思想”等进行概念界定,明确其内涵外延。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坚持“寓评于介”的原则,对调查研究思想的本质特征,及其社会功能作出了归纳概括。正所谓“缺乏历史,理论就会成为空泛无力的说教;反之,缺乏理论,历史则会沦为杂乱无章的账簿。”第二章内容以“思想史”的形式,分别从马克思恩格斯调查研究理论生成的历史进路、列宁调查研究思想的科学考镜等维度,尝试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的历史逻辑和理论探索进行系统阐发与分析论述。目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作为一种思想历史来研究。事实上,史论结合既是学习之道,更是研究之道。历史作为发展的理论,为理论研究提供论据或支撑。只有奠定好“调查研究思想史”的基础,以后章节的“调查研究思想研究”才会拥有充分的论据与稳固的支撑。第三章内容旨在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之生成与实践。从根本上说,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的研究,必须将研究重心放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的考察上。正是在此意义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史的探析无论怎样下功夫也不为过,都不会“喧宾夺主”。同时,理论作为历史的结晶,为科学研究提供宝贵的方法论或重要的研究范式。第四章主要从理论的维度重点论述调查研究这一科学思想方法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蕴。首先考察“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的内在关联”。实事求是的客观实在性决定了调查研究在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这是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展开对调查研究思想的考察;其次分析“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的内在统一性”。按照实事求是要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要坚持群众路线的思路,探讨如何坚持群众路线,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群众路线的内涵、外延、特点和施行。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研究理路;再次论述“矛盾分析与调查研究的一致性”。如何调查研究是一个方法问题。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科学方法。就调查研究实践而言,“调查”就是去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是要发现矛盾,抓住矛盾。“研究”需要去剖析问题、分析矛盾。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矛盾分析也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前者是就“具体工作”而论,后者是就“哲学分析”而言,二者都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逻辑,向着“解决问题”的目标前进。在此意义上,本论文尝试提出矛盾分析与调查研究具有一致性。只有调查研究深入细致,矛盾分析合理深刻,问题解决和矛盾化解才会事半功倍。提出“矛盾分析与调查研究具有一致性”的思想观点,正是对科学思想方法与具体工作方法所做研究的一种具体体现。在考察了调查研究思想的历史和理论之后,第五章内容理所当然地要对“调查研究思想的当代实践”加以系统观照,并作适当专题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当代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所展开的多维审视。一是进行本体透视。重点考察三个问题:1.当代调查研究的主题是什么,即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2.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调查研究,即调查研究的时代条件;3.当代调查研究是怎样展开的,即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二是困境解构。着重透视剖析主要困境:严重的形式主义、顽固的官僚主义等。三是以最新的调查研究范本为基础,考察探究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旨趣使命与方法路径。1.明确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根本目标;2.探析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核心场域;3.分析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指导原则;4.概括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主要特征;5.把握当代调查研究实践的基本方法。对美好目标的向往,永远激励着人们向前去,力求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我们的眼睛。第六章内容主要对信息时代条件下调查研究的新要求进行探析,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其一,信息文明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式方法应作出哪些调整?其二,以“脚底板做学问”为例,提出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调查研究的基本方向,还是要下笨功夫,一步一个脚印的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才能获得真知。其三,通过扎实有效的调查研究实践,能否改变学术研究和理论实践的普遍功利心态与浮躁作风?最后,提出信息时代条件下的调查研究,应实现调查工具革新性与调研成效性的高度统一。综合而言,第一章界定概念,第二、三章考察历史,第四章阐释理论,第五章观照现实,第六章作出展望。这就是本论文所蕴涵的从“历史→理论→现实”的研究范式与思想逻辑。

方红莉^[3]（2018）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现代化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现代化是一场规模化的社会变迁运动,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转变的历史过程。纵观整个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与总趋势,主要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革,并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被迫卷入西方现代化世界的潮流之中,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以实现求强御侮。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缓慢展开,在特殊的国际环境和现实国情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担任起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任,为了建立独立、富强和民主的新中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本文主要从四个部分展开了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现代化思想的深入研究与分析。第一部分,系统梳理了现代化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形成条件,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代化产生、过程和特征的认识,同时阐释了列宁和斯大林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突出了其现代化思想对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现代化思想的影响。第二部分,系统归纳和总结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现代化思想初步形成到正式形成直至曲折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孜孜不倦的努力与艰辛的探索过程。第三部分,从内容和特点两个方面展开了对第一代领导集体现代化思想的进一步研究,重点阐述了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农业、国防、交通运输、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与突破,并展现了自力性、全面性和赶超性的特点。第四部分,分析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现代化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联系社会现实,论述了对当前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强国和推进国防建设的重要启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中国梦是我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现代化思想的实践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条件: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奠定物质前提;民主制度的完善为依法治国提供基本保障;“双百方针”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繁荣进步提供根本保证;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起步为现代军队建设的进程奠定工业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现代化思想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坚持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走属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李桂树^[4]（2017）在《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所谓党风,即党的作风,是指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在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下形成的,表现在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可被感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党风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如果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能够秉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就能够形成优良的作风,反之,如果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秉持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就会形成不正之风。为此,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自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才能使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才能形成并保持优良的作风。而只有保持优良的作风,才能不断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才能不断实现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一句话,只有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才能使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从事关党的性质、宗旨、形象、人心向背和生死存亡的历史与时代高度来审视党的作风建设,而且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狠抓党的作风建设,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得到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得到弘扬,阶级基础得到不断巩固,群众基础得到不断扩大,进而使党的作风建设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彰显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鲜明政治立场的一张庄严名片,而且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展示其襟怀坦白、无私担当崇高精神境界的一道靓丽风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党的作风建设好比建设罗马城,绝不是一日之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我们党在作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和振奋人心的积极成果,但是存在的问题依然严重、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需要克服的困难依然众多、必须应对的挑战依然艰巨。可以说,正是因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所以使其成为党内乃至学术界长期关注并致力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本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实施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为现实背景,以致力于党的作风建设为主攻方向,力图通过对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进一步夯实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基础,并以其为党的作风建设所面临时代课题的重大关切提供有益的参考依据和思想启迪。本文聚焦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以揭示其思想缘起、思想内容、基本特征、实践效果及其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和当代价值为基本线索,初步搭建了列宁党风建设思想的研究体系。全文由包括导论、列宁党风建设思想形成的背景、列宁党风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列宁党风建设思想的内容和基本特征、列宁对党风建设的实践探索、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和当代价值六个部分组成。导论部分系统交代了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现状和述评、研究的核心概念界定、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以及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第一章从国际背景、国内背景、党内背景和个人背景四个方面解读了列宁党风建设思想得以形成的背景。从国际背景方面来看,一方面,适值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使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而帝国主义的对内压迫和对外战争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形势。另一方面,第二国际后期,由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滥觞,导致了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大行其道,并纷纷转而变成“议会党”、“和平党”和“改良党”,甚至支持本国政府发动对外战争,事实上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政党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帮凶,直接加速并导致了左、右势力的政治分野和各国党的内部分裂。如果不建立“战斗的党”、“革命的党”和“新的党”,那么就根本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而实现左翼势力的整合,并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从国内背景来看,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经历了农奴制改革而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导致俄国成了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文化的极端贫困落后,加之愈演愈烈的对内压迫和对外战争使俄国不仅成为当时各种矛盾的焦点,而且也使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为薄弱的环节,从而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提供了现实可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国之初的俄共（布）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既面临着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窘境,又面临着国外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分子的武装叛乱,这种严峻的形势更加需要党的领导坚强有力。从党内背景来看,一方面,长期的分散状态,加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负面影响,致使党内的小组习气和宗派作风十分严重,直接危害着党自身的团结统一,使党时时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另一方面,夺取政权之后,由于权力的腐蚀以及旧势力恶劣影响的侵袭,党内开始出现了骄傲自大、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现象,致使党自身面临着拒腐防变的严峻考验。从列宁的个人背景来看,良好的家庭背景培养了列宁责任担当的意志品质,而笃定的理想信念则赋予了列宁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责任担当的意志品质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促使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地致力于党的作风建设,从而领导俄国实现革命的胜利,并取得建设的巨大成就。可以说,这一章主要是回答了列宁党风建设思想得以形成的实践缘起,从而在实践方面解决了“为什么”的问题。第二章揭示了列宁党风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通过梳理和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党风思想,理顺了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党风思想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从马克思恩格斯力主反对教条主义方面,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新论断,所以他才能通过建党和建国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形态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从马克思恩格斯力主维护党的团结方面,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并自觉将其运用于党的作风建设过程之中。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党的团结统一是建立在思想统一基础之上的组织统一的新论断,也就是要求全党实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基础之上的组织统一。他反复告诫全党,党的团结统一关键是思想统一,如果没有思想统一,那么组织统一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与此同时,他也强调,党不仅要有思想上的统一,也要有组织上的统一。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反对个人崇拜方面,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他不仅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尊重群众的历史作用和首创精神,而且还身体力行反对别人对他自己搞崇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首次鲜明提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并就加强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从马克思恩格斯力主反腐倡廉方面来看,列宁完全领会并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的要旨和精髓,并将其自觉运用到党和政权的建设实践之中。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思想前瞻的话,那么列宁则是开了从思想和制度上反腐倡廉的先河,并以之推动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应该说,这一章主要是回答了列宁党风建设思想得以形成的理论缘起,从而在理论方面解决了“为什么”的问题。第三章概括了列宁党风建设思想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列宁党风建设思想的六大基本特征。在主要内容方面:首先,列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思想。为此强调,一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二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应用,要根据各国具体的特点;三是必须求真务实,空谈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害的。其次,提出了党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想。为此强调,一是必须充分认识和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二是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三是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最后,提出了党的团结统一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的思想。为此强调,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是无产阶级实现团结统一的基本前提;二是党的团结统一必须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基础之上;三是党不仅要有思想上的统一,而且要有组织上的统一。在基本特征方面:马克思主义、俄国现实国情和时代特征这三个要素相结合决定了列宁党风建设思想的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即突出的政治性、鲜明的阶级性、广泛的群众性、生动的实践性、严密的组织性、坚定的革命性。应该说,这一章主要是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第四章分析了列宁对党风建设的实践探索。包括对党内形成理论联系实践作风路径的探索、对密切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实现路径的探索、对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实现路径的探索以及这些探索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原因分析。在对党内形成理论联系实践作风路径的探索方面:一是积极开展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二是着力提升广大党员的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三是大力提倡科学的工作方法。在对密切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实现路径的探索方面:一是制定了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方针政策;二是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三是坚决反对党的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四是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工作。在探索党的团结统一实现路径方面:一是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二是整顿了党的组织;三是严肃了党的纪律;四是强化了党内监督。在探索的实践性方面:一是总结了列宁党风建设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二是做出了对列宁党风建设实践中遇到问题的原因分析。可以说,这一章着力解决的是“干什么”的问题。第五章揭示了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和当代价值。首先,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列宁党风建设思想的坚守和实践的开拓,揭示出其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列宁的党风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牢固坚守列宁的党风建设思想,并积极进行实践开拓。具体表现在:一是毛泽东不仅提炼了党的“三大作风”,而且还将其视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着标志;二是邓小平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看作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三是江泽民把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归结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问题;四是胡锦涛把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视为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五是习近平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得出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重要判断。其次,通过揭示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的现实启示,凸显出其巨大的当代价值。一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面临的新的严峻形势。当前,中国共产党正经受着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与此同时,党内存在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从而使全面从严治党势在必行。另一方面,揭示出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对于当下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的七个方面的现实启示。具体表现为:一是必须发展党内民主;二是必须严肃党的纪律;三是必须建立党风廉政建设的长效机制;四是必须不断提高党员质量、纯洁党的组织;五是必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六是必须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七是必须不断改革领导干部的选拔与考核方式。可以说,这一章主要是致力于解决“怎么干”的问题。总之,党风建设的重要性、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它一方面需要不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要不断以其为指导开展创造性的实践。基于此,本文关于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就是力图为进一步推动党的作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彭波^[5]（2016）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程研究》文中认为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66年的历史,我们大致能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间点,将新中国迄今为止66年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加以研究。如何对待这两个三十年之间的关系,不仅决定着对新中国66年的整体评价,而且还影响着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回顾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的66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持续探索的66年。在这66年中,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曾强调,这条道路是实现中国梦必须依赖的道路,它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伟大实践中走出,也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习近平的话表明,这条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它的探索、开辟与拓展,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不容割裂。两个三十年虽然在具体的方针、政策上存在较大差别,但其本质都是为了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实践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制度、物质基础,提供了正反两方面宝贵的历史经验,可以说这三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最终开辟出这条现代化道路并不断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基本理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方面实现了对前三十年的坚持、改革和发展,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地将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融入这一道路的总体布局,使其成功地由“两手抓”逐渐提升至“五位一体”。本文基于正王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新中国成立至今66年的发展历程中去厘清中国共产党探索、开辟并不断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脉络,总结这66年的丰富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增强道路自信。全文共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概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第二章厘清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并对这三十年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最终开辟所奠定了制度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以及所提供的正王反两方面经验展开论述。第三章则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论述中国共产党开创并全面拓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程。最后,通过厘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得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开辟与拓展,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程,不能刻意割裂,更不能相互否定。各章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首先,简要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轨迹,阐明这条道路并非一朝一夕开创而出,而是经历了长时期的艰辛探索而来,且是一条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道路。其次,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论述这条道路的根本保证、基本内容以及阶段性发展目标。再次,厘清此道路的基本特征,强调这一道路是一条具有人民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最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对比,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与扬弃,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借鉴与超越,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路径。第二章主要论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苏为鉴”,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首先论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并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此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其次论述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带领党中央尝试摆脱苏联模式桎梏,迈出了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步,并在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最后论述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对这条道路的探索最终走入误区并遭受严重挫折。但这些曲折的经历,最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实现拨乱反正,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可以说,后三十年是前三十年发展的历史必然,没有前三十年的探索,也就没有后三十年的伟大成果。第三章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方面出发,论述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创并全面拓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在厘清这一历程中阐述这一道路的总体布局是如何由“两手抓”逐渐提升为“五位一体”的,并在这一过程中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果的坚持、改革、发展之处,明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辟与发展是一个长达60多年、接续奋斗的历程。第四章主要基于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出发,首先明确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道路的探索包括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这三十年的探索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最终开辟提供了重要条件和宝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对此不能否定。其次明确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并不断发展的历史。这条道路也实现了对前三十年的坚持、改革、发展。最后强调要用历史、实践、辩证的观点来正确看待两个历史时期,明确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辟和发展是一个接续奋斗的过程,不能割裂对待,更不能相互否定,否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会走进老路或者邪路,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道路的坚持和不断拓展,奋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欧永宁^[6]（2012）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视域下的中国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探索各民族国家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的革命理论民族化的必要性、重要性、领导力量、阶级基础、基本路径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列宁在探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在对俄国以及其他各民族国家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则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必要性、基本原则、手段途径等进行了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在中国模式的建构和研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中国模式的建构之“基”,也即中国模式建构的基本原则,并为中国模式的建构提供了基本要素,奠定了基本框架；它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之“道”,也即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根本经验和根本机制；它是中国模式的发展之“脉”,也即中国模式未来发展的根本思路和根本途径；它是中国模式的解读之“本”,也即研究中国模式的合理视角和有效范式。中国模式的历史建构可以以1978年为界点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到1978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期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期,同时也是中国模式建构的历史准备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上正轨并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模式形成并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时期。中国模式建构的历史起点应该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积极成果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模式形成的根本标志。中国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阶段性产物,是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的“类型”或者“样式”。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模式、社会主义模式、发展模式是中国模式的三重基本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模式的四层基本外延。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模式建构的核心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模式建构的根本机制,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社会模式、党建模式等是中国模式的基本内容。中国模式具有初始性、自主性、创新性、人民性、开放性等总体特征,中国模式的中国特色集中体现为它的理论特色、道路特色、制度特色。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需置于中国和世界的双重视阈中加以审视。一方面,中国模式是对中国特色的革命模式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的有效实践形式。另一方面,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发展中国家的模式,相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有借鉴意义,但不可照抄照搬。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具有比较优势,我们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可妄自菲薄。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主义模式,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为它们实现本国社会主义模式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中国模式还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诸多问题和挑战。要实现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所指明的根本思路和基本路径。

刘友女^[7]（2012）在《意识形态结构视域下中国主导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观念体系,包含了一个时代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等许多理论和思想,这些“思想的集合”组成了一个社会的主导意识。由于意识形态的泛化特征,很容易使人抓不住其内在的核心理念而将其视为特定时代的一种宣传机器和政策性语言的代名词。因此,主导意识形态的研究要走向深入,必须选取一种恰当的视角,以把握意识形态发展及演变的内在脉络。研究意识形态结构并以此为方法论来解析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助于树立意识形态的文化品格,更好地发挥主导意识形态的功能。关于意识形态结构,主要是认识论层面上的功能性结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系统结构,具有整体性特征。以往的研究主要从揭示“意识形态为经济基础所决定”这一本质规定出发,从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表现形式与经济基础的远近,提出意识形态的层次结构。本研究进一步把意识形态本身作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现象,当作一种能够发挥整体性功能的有机体,揭示其生成和运行机理。构成意识形态的各要素因其不同的排列组合而形成不同的类型,主要有主导型、交互型和递进型三种基本方式。通过概括提炼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论述,初步提出了意识形态结构理论,阐述了意识形态结构的层次、要素、类型、功能等关系理论,体现了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功能发挥提供了充分的理据。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结构层次的理解,从总体上讲分为思想理论和社会心理两个层面。思想理论层面,又从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两个具体层次展开,以体现内生的理论基础和外向的指导作用的关系。思想理论层面的深层结构由认知解释、价值信仰和实施策略三要素及其关系构成。中国主导意识形态之所以发挥其辩护、凝聚和导向功能,正是认知解释的科学性、价值信仰的崇高性和实施策略的可行性的高度结合。以此来关照现实,可以帮助我们总结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常见教训：“意识形态飘浮”,意指大众传媒铺天盖地大张旗鼓地宣传某种意识形态,可是,这种意识形态仍不能深入人心,甚至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而飘浮在空中。从意识形态深层结构组成三要素来看,任何一个要素出现问题,都足以造成这种现象。意识形态赖以建立的知识前提缺乏科学性而失去可信性,意识形态的价值信仰失去正当性而失去整合力,意识形态目标策略缺乏可行性就会导致知行分离。因此,研究意识形态结构的实际价值在于揭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问题背后的症结,有利于统一认识,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从意识形态的表层结构看,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非主导意识形态（包括各种社会思潮）之间形成了“一与多”的结构格局。根据不同的地位和特性决定意识形态主导与从属的关系。中国主导意识形态表层结构就是“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主从式结构。由此,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去意识形态”和“泛意识形态”的思潮,强调“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坚持一元,包容多样”的观点,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宣传语词,而是意识形态表层结构建设的立场,也是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合法性、合理性的必然要求。以意识形态结构理论为钥匙,史论结合,动态考察建国60多年来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时期由于不同的运行方式形成了意识形态结构的不同形态。从意识形态结构三要素及其作用方式出发,追溯了中国主导意识形态深层结构从适度整合、到高度同构、再到合理分离的变化过程,表层结构经历了由“混合多元”到指导思想一元化,再到意识形态一元化,直到现在“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形态变化。研究指出,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在动态运行中形成意识形态转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趋向复合,体现符合国情的结构创新。具体而言,就是加强理论创新,增强理论解释力；弱化价值理想为高度聚合的结构,回归价值主导而非支配的功能；在认知和信念相互契合的同时,强调发展绩效、内外和谐的战略举措。特别是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意识形态结构从高度合一到各归其位,相互印证,实现主导型结构向交互型结构转化,这是一次深刻的结构更替和创新。总结和反思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诸多困境,从结构角度分析,正是源于建设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且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通过重点探讨要素之间和作用方式上的几对矛盾范畴：理论与价值、理想与现实、思想与决策、主导与均衡、排他性和包容性、继承和创新、主体建构与理论认知等,为当前和今后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找准切入点。同时,分析了影响结构生成运行的制约因素,从思想领域各种思潮起伏、现实环境的深刻变化、主体结构的丰富多样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论述,提出了中国主导意识形态面临的新挑战。理论创新和实践诉求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价值体系为大众认同的必要路径。当前,加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以意识形态结构为视域,在内生的理论基础层面,优化意识形态结构要素和运行方式,推进交互型结构的整体联动。既与时俱进地做好理论创新工作,赋予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新的内涵,又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核心价值,并在实践策略上结合国情,在民众心理认同上下功夫。在外在的功能发挥层面,完善主从式结构,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政治生活、思想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进一步做好理论的解释、说服和引导工作,使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实现内和谐和外适应,能动作用于国家、社会和人的发展。

熊燕华^[8]（2012）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那么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本人的观点是：二者的形成背景、历史任务以及实践基础是不同，但与此同时，二者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二者都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主要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及内涵；第二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主要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及内涵；第三章：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主要论述了厘清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的基本原则及两者的关系，以及毛泽东思想未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因，本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第四章：厘清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的重大意义。本文是在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本质把握的基础上探究二者关系的，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王兵^[9]（2011）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若干重要历史时期经验总结的思考》文中认为重视和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奋斗史,就是一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促进中国人民全面发展、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我们党在重要历史时期或重要会议上,都以各种形式对历史经验作出总结和反思。全面深入地加强对党总结历史经验的研究,探究党总结历史经验的规律性认识,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创新党的理论、指导党的实际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论文主要选取党在以下几次重要历史时期的经验总结进行梳理和分析：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利用延安相对稳定的环境,通过召开会议、理论学习、撰写文章等形式对历史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党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彻底清算,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在经验总结的过程中,党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制定了思想、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在这一阶段,党总结经验的鲜明特点主要在于：1)把总结经验与革命斗争结合起来；2)把总结经验与纠正路线上的“左”和右的错误结合起来;3)把总结经验与开展理论学习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对历史经验展开了两次较为重大且集中的总结和概括。第一次是在八大前后,党作为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针对苏联和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展开了一系列总结。通过这一次总结,党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成果：一是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苏联经验和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二是以苏为鉴,初步制定了切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和路线。第二次比较重大而集中的总结是在1962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前后,在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遭遇严重困难的形势下,党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与反思,形成了许多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理性认识。党在这一时期总结经验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着眼于客观深入的调查研究；二是挫折中以积极的态度自觉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三是在肯定“左”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来总结经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总结历史经验。这一次总结经验首先是从十届三中全会前后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始的。在此基础之上,党成功地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错误所带来的教训,实现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党的十二大以后,特别是到了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前后,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及时地总结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新鲜经验,在关于基本国情、发展思路、党建外交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纵观改革开放初期党总结经验的全过程以及由此取得的认识成果,这一时期党总结经验的主要特点有：善于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注重及时地总结新鲜经验；充分体现独特的务实精神；坚持以创新作为基本诉求。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全党的智慧,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科学地总结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其在关于党的性质、党员成份构成、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和阶段性任务等重大问题上提出的新论断、新观点、新思想,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建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对发展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概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刻揭示和阐发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为我们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提供了更加全面、系统的理论指导。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党总结历史经验主要具有科学性、政治导向性、深刻性和自觉性的四大基本特点。通过对我们党以上几次重大历史时期经验总结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科学地总结经验至少应遵循以下四条原则和方法：一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展调查研究和贯彻群众路线；二是必须坚持科学的思维方法,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和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三是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立场,以人民的利益和“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标准；四是必须坚持把总结得出的经验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检验、丰富和发展认识。

张西山^[10]（201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政治问题的争论往往归结为关于‘术语’真正意义的争辩。”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下最流行、最热议的词汇之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我党新时期新阶段制度文化建设的主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反思和追问。这一反思和追问不仅表明这30年当中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解读,而且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终伴随着社会主义合法性论证的问题。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质上是制度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国模式”不只是物质力量、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的兴起,而且是文明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一种新的制度文明之路在开拓。在探寻“中国模式”之谜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动因时,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文化魅力和制度活力。文化是制度之母。一个繁荣昌明的现代化,都蕴含着强大的政制文明和醇厚的精神文化源流。制度文化既是一个生长的问题,也是一个选择与创制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和文化源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制度变迁有其自身的逻辑,而制度文化常常成为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路径依赖”。制度文明内在地蕴涵着价值理念、制度设计、机制程序。制度文化则是制度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维度,是制度的理念、灵魂和生命,它决定民主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良序运作。政治文明的最终标准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就是要建立一个以现代核心价值理念为灵魂,以市场经济、民主政制、公民社会、先进文化、和谐理念为基本支撑的现代制度文明秩序。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研究,建构制度文化的价值理念,对于拓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视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和学术意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文化的竞争。一个国家的落后,其背后和实的根源是制度的落后和文化的守旧。总结“社会主义三个三十年”中国制度文化的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可以归结为制度文化模式之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就是一部上下求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也是中国制度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从革命到改革、从计划到市场、从富强到文明、从封闭到开放、从斗争到和谐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这是一个思想文化影响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冲破观念束缚的进程,是一个突破观念藩篱和体制桎梏重围的探索之路。百年来梦寻与抗争,六十年共和国岁月,三十载改革开放风云,奠定社会主义辉煌伟业和制度基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留下了丰厚的制度文化经验和教训。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及全局看,制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与时俱进、永远保持生机和活力的重要课题。从经典社会主义到传统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演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中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使中国实现制度文化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都反复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繁荣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模式的成功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制度文化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一种具有优势和活力的中国制度模式,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它是一条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代表了当代中国制度文化现代化的科学路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作为执政精英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整合和动员能力非常重要,这也是独特的制度文化遗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中国成功之谜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新时期中国制度文化的转型变迁,在创新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实现了在结合中创路,在特色上挖掘,在模式上拓新,在后发中超越。这些制度文化的基本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是核心,解放思想是先导,改革开放是动力,改善民生是重点,制度创新是关键,社会和谐是本质,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道路是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最大政治优势。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涵着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现代性来代替传统现代性的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就是中国的现代性生成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现代性（制度）和民族性（文化）的双重变奏,就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我们已探索和塑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先进文化体制与和谐社会体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从制度文化的视阈看,作为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模式突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设计,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体现了我党制度文化理念的与时俱进。中国模式研究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学、中苏模式比较、制度经济学、国家社会理论、现代化历史、思想文化学、制度主义方法论等不同视角,本论题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世界制度文明的双重视阈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文化源流、制度逻辑和思想条件,发掘并吸收中外传统制度文明的智慧活水,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主要内容是：第一,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比较的视阈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导论、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旗帜、道路、理念、制度、模式等不同维度和层面。它既是价值理念,又是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内在张力和外在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是中国制度模式对世界制度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即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之路。第二,社会主义运动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或道路选择的制度文化逻辑特点及其意义（第二、三、四章）。“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关键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创新与思想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现代性和民族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普世性和自主性的统一,实现了西方制度文明成果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有机整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政治智慧。实践理性、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变革意识、和谐文化等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源流。中国制度文化变迁需要社会主义,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制度文化创新的成功都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不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的一脉相承与发展。在30年空前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共产党体现了可贵的制度理性和文化自觉。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及现代性思考（第五、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政党推动制度创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之路。“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关键要保证社会制度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解决制度公平正义问题。以人为本,改善民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我们要坚持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在实践中实现制度文化的和谐,实现制度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和制度创新,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积极建立更加健全、充满活力的制度文化体系。文化制造社会和谐,制度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市场伦理、政制文明、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和谐理念蕴含着与时俱进、继承创新、不断超越的制度文化精神,凝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现代性思考。人类制度文化变迁的规律表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人类制度文明是包括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民族性文化和现代性制度的协调互动成为未来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图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坚持并创新自己的制度文明发展道路,创造更加优越和有效的制度文明。“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证明了文化与制度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价值合理性和制度优越性。

二、从“以苏为鉴”到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两大飞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以苏为鉴”到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两大飞跃（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现代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视域下的中国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意识形态结构视域下中国主导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若干重要历史时期经验总结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以苏为鉴”到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两大飞跃（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演变研究 ——基于中国国内因素的视角[D]. 刘亚男.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研究[D]. 朱永刚.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3]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现代化思想研究[D]. 方红莉. 安徽大学, 2018(10)
• [4]列宁党风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D]. 李桂树. 中央财经大学, 2017(07)
• [5]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程研究[D]. 彭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16(04)
• [6]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视域下的中国模式研究[D]. 欧永宁. 中南大学, 2012(12)
• [7]意识形态结构视域下中国主导意识形态问题研究[D]. 刘友女.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8]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研究[D]. 熊燕华. 齐齐哈尔大学, 2012(02)
• [9]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若干重要历史时期经验总结的思考[D]. 王兵. 南京大学, 2011(08)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D]. 张西山. 湖南师范大学, 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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