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四个假新闻故事

一、20世纪四大假新闻奇案（论文文献综述）

陈璐瑛^[1]（2021）在《算法新闻的传播伦理失范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

刘炎飞^[2]（2020）在《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幻莫测的时局、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催生了媒体的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发展,新的政治体制及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媒介环境相对宽松,报纸结构比例开始发生变化,民营报纸逐渐超越官报和政党报纸,所占比例为三分之二,民营报业和民营报人成为此时中国新闻业的主力军。黄远生、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林白水、胡政之、史量才、汪汉溪、黄天鹏、周孝庵为其代表人物。他们大都留学于欧美或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熏陶,也目睹了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反观中国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于是,他们为改造中国社会和发展中国新闻事业,殚精竭虑、筚路蓝缕,在新闻实践、新闻学研究、培养新闻人才等方面开启艰难的探索,撰写了中国第一批新闻学专着,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新闻学专刊,开启了中国的新闻教育,为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民营报人作为北洋政府时期新闻战线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中,十分注重对新闻学的探讨和总结,在理论新闻学、实务新闻学和历史新闻学诸方面都创造了突出的成果,提出了新的思想见解,为中国新闻思想的宝库做出了新的贡献。民营报人们首次提出报纸是社会的公共机关,应以服务公众为目的,强调报纸以供给新闻为天职,全面客观代表公众意见,在社会普遍教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基础理论方面,民营报人最早构建了新闻学体系,提出了以事实为本源,读者为中心的新闻观,建立了新闻价值的判定标准,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原则遵循。为保证报纸的“客观性”,民营报人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道德规范,强调了记者道德修养和品性培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言论自由是报纸生存外在条件,独立自尊是记者的核心价值观,客观公正是记者恪守的报道原则。民营报人全面阐述了报纸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在业务活动中的操作原理与方法。提出了倒金字塔式的新闻写作方式,以读者为本位的编辑宗旨,事实与意见分离的新闻范式,以事实为基础、力求客观公正代表民意的评论写作要求等经典业务理论。报刊经营方面,他们提倡经济独立,主张在广告和印刷等经营活动中,不能唯利是图,而要义利兼顾。民营报人关于新闻基础理论的阐释、新闻业务操作规范的建立、新闻伦理道德的构想,以及报刊经营的思考,体现了公共性、客观性的新闻理念,折射出民营报人对新闻业职业化、专业化的追求。这些思想是民营报人在北洋政府时期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基于自身的角色立场,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与中国新闻业实践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使中国关于新闻“有学”还是“无学”之争,第一次得到正面肯定的回答,推动了中国新闻业的现代化、职业化转型,创建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对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邓海燕^[3]（2019）在《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文中研究指明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者的野心不断扩张,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越发残酷,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加紧对新闻出版行业的控制,整个伪满后期面临“出版难,杂志少”的景况。1941年由满洲杂志社创刊的《麒麟》,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行完整、传播广泛、接近大众等特点,很快赢得市场,成为拥有十万读者的“东亚第一刊”,成为伪满畅销的一本大众文化杂志。杂志一面大量刊载娱乐性趣味性的通俗作品,有意疏离政治和时局,以办国民“自己”的杂志为办刊宗旨;一面又替伪政府做宣传唱赞歌,为日伪当局效力,履行国策杂志的使命,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伪满后期能够继续刊行的杂志所共同呈现出的特点,也是杂志的一种生存策略,不适合用简单的是非论来判断,要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其显与隐的表达,这也是本论文所持的客观态度,力求公允,呈现杂志原本的文化样态。本研究在走访调研、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文献的量化整理和细密的耙梳,进行系统的归纳和分类汇总,考察杂志特殊的生存背景和大众文化的特质,从而揭示殖民语境中杂志编辑人、写作者及伪满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中介绍了当下《麒麟》研究的现状,根据杂志自身的特点,确定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入研究,并对殖民语境、《麒麟》的大众文化及特点进行界定,保证论文写作的合理性。第一章具体阐述了《麒麟》杂志特殊的殖民生存场域,从政治、教育和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日本残酷的政治统治、奴化的教育思想和专制文化政策迫使期刊杂志只能倾向通俗的、娱乐的、有趣的、历史的文艺作品,规避现实,粉饰太平,这样的大众通俗文学作品是能够被统治者接受的,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伪满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麒麟》的大众文化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生存之道。第二章是从《麒麟》杂志传媒的外围生存境况和杂志自身的内部特点考察其刊行策略。先历时性考察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外围生态,梳理伪满后期在物资紧缺、资金不足、文化专制的杂志生态环境下,杂志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道,而不得已选择走向大众文化之路;然后对杂志自身特点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从杂志刊行思想、读者定位、市场化运作等角度进行梳理,从而确立《麒麟》杂志大众文化的策略性定位的观点。第三章是从杂志文本的文体形式上阐释《麒麟》的大众文化建构。本章基于伪满时期苛刻的文化监管制度和汉语出版物少难以满足大众读者阅读需求的背景,是匮乏的文化市场推动了通俗趣味性读物在内容策略上不自觉的倾向于通俗小说、文化杂谈、民间歌谣、弹词鼓词等纷繁多彩的大众性文体形式,《麒麟》呈现出以“慰安民众”为办刊宗旨的大众文化形态。第四章着重从文本内部讨论《麒麟》杂志的大众文化形态建构的问题。文中从都市文化、女性文化、流行文化等视角出发,分析文本中的都市空间符号、女性的生存现状、文本的娱乐性消遣精神、侦探悬疑的大众化取向等大众化特征,探析杂志文本的内在变化:现代的、都会的、消费的、时尚的走向为一种潮流;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参差融汇也是一种潮流,而且两者难以切分,扭结在一起流动向前。由此,《麒麟》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探索与实践,进行其对于大众文化的构建。第五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探寻大众文化杂志《麒麟》所呈现的文化图景的意义所在,本研究认为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体现出意识形态宣传和大众文化建设方面的复杂作用,客观的总结其既有被利用的亲日、媚日的奴性话语,也有反侵略的隐性表达,即便是杂志的大众文化建构中的负能量,也要回溯到特定时空和语境中,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并从多个角度考察其正负能量。结语总结全文,简要阐明《麒麟》杂志研究的意义,并说明本论文研究的局限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空间。

顾铖祎^[4]（2017）在《新媒体环境下舆论与司法互动研究》文中认为诉讼和审判,仿佛是一块拥有无限魔力的磁石,牢牢地吸引着舆论的目光。古希腊的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说,“无论被告是小偷还是君王,无论法官是天使还是恶魔,诉讼和审判,这些被人们尊崇的神圣仪式,始终供奉着一个崇高的理想:人,应当在实施报复和惩罚之前,让深思熟虑凌驾于冲动和直觉之上”1。但司法公正,却常常与人们内心深处“惩罚报应有罪者”的渴望所冲突。冲突与融合,构成了司法和舆论在历史长河中的永恒旋律。本研究从舆论和司法的最基本概念入手,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并结合十余年来中国司法案例实践,分析舆论和司法的共处之道。通过阐释舆论与司法的“中国情境”“中国模式”,探寻实现两者良性动态平衡的可能路径。本研究兼顾司法和舆论两个角度,重点是新媒体舆论对司法活动造成的影响。这种立论的出发点主要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舆论和司法矛盾冲突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司法活动的“自留地”经常性地被舆论,特别是新媒体舆论肆意“侵入”,原有司法体系的封闭性和独立性受到了挑战。研究最后从完善司法制度体系、加强舆论有效应对两个角度,同时提出改进的具体举措。研究发现,舆论和司法根本上是异质的。舆论是朴素的、热情的、直观的、煽情的,而司法是智慧的、冷静的、理性的、克制的。舆论和司法的差异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哲学基因。但同时,舆论和司法又具有辨证统一性,它们都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满足公序良俗作为重要价值目标。差异和统一并存,注定了舆论和司法,必须在动态运行中实现此消彼长的平衡。研究发现,舆论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客观社会存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司法都会产生影响。舆论本质上又是一种社会评价,有客观内容,更有主观的意思表示。舆论具有周期性的规律,大体可以分为发生期、扩散期和消亡期等三个阶段。换言之,舆论即使不加干涉,也会随着人们关注兴趣的下降而逐渐消退。舆论还具有某种“波”的物理特性,同一起案件由于多个舆论炒作点的存在,会形成多波段叠加影响的态势,进而对司法审判活动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研究表明,舆论的形成存在三段式的运作机制,可归纳为“意见—表达—集聚”的模式。只有经过了三段式的运行,社会普通群体的意见才能成为真正的舆论。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普通群体受制于表达技术限制,难以快速、方便地将意见和观点形成舆论。于是,媒体人往往成为舆论的把关人和代言人,“新闻界”也常常被代称为“舆论界”。这种凭借技术条件而获得的把关和代言地位,本质上是一种“表达技术”垄断。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其说是给底层公民实现“赋权”,毋宁说是打破了媒体从业者对“表达技术”的垄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媒体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并不能完全代表舆论,社会中依然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此外,即使在新媒体的舆论环境下,也并不意味着绝对的表达自由,仍无法摆脱寡头型的“话语权垄断”。在未触及寡头运营商,比如新浪微博、腾讯微信运营商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公民意见表达的渠道似乎要远比之前要畅通,但是一旦涉及利益冲突或者受到某种行政指令的压力,传统媒体话语垄断的那套做法亦会毫不犹豫地被新媒体运营商所采取。在现实社会中,司法活动会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和干扰,而舆论只是其中的一种。舆论还受到来自于权力、暴力、人情等因素的干扰。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法治社会的不断进步,权力、暴力、人情等非理性因素和力量对司法的影响行为将会受到进一步遏制。但舆论却始终能够打着“道德”旗号,大张旗鼓地干预司法活动的进行。新媒体的发展,给舆论仿佛插上了有力的影响力翅膀,一下子超越了其他三种因素的干扰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相比民事、行政案件,刑事案件更加容易引起舆论的关注,特别是包含暴力、金钱、权力、名誉、地位、性等标签的刑事案件更加容易被舆论关注,甚至最终形成舆论审判。大量的伦理反差、身份反差、价值反差都会刺激并加速舆论形成。从个案情况看,容易被舆论关注,容易形成舆论审判的案件一般具有以下要素:一是舆论介入较早,多以全程参与,首曝形式以新媒体的为主,有可能是媒体主动为之,也可能是官方爆料。二是在官方缺乏正确的舆情应对策略。具体表现在信息公开的时机没有规划选择,信息发布的颗粒度粗细不一,信息发布的内容不够客观平实。三是案件本身容易引发形成多热点态势,从一起案件推及其他的社会案和社会矛盾。比如,动拆迁案牵出了反腐败。研究认为,在中国当前社会,舆论不仅影响司法,也在实践中对社会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产生影响和变革。在个案中,舆论能够形成社会公众认可的意见去影响法官个体。作为生活在现实生活的普通人,法官难免会受到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的影响。在个案中,舆论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与上层的官方舆论建立联系,通过权力对司法进行干预,最终实现舆论改变司法结果、改革司法制度的效果。总之,权力因素仍然是中国当前社会舆论的“亲密伙伴”。舆论改变了司法,本质还是权力干预了司法。这是舆论人治的一面。研究认为,新媒体对司法和舆论到底带来了巨大改变。一方面是司法机关主动适应新媒体的形式,依托新媒体的工具进行信息公开、司法执行、法治宣传。另一方面是新媒体发展对司法制度的潜在影响,主要是从新媒体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如及时、公开、参与、个性和分享的五大特征,对司法制度产生的内在改变需求。内在的改变,迫使传统的司法体制必须跟上新媒体发展节奏和脚步。研究认为,决定将来中国司法制度走向的是三种力量。三种力量分别是,中国司法历史传统、现实司法基础以及新媒体（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其中,司法历史传统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基因”,一起案件发生,人们会在第一时间自然地将司法传统流露于舆论之中。现实的司法治理体系,是可以依靠的“肌肉和血液”,所有的制度改革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未来的互联网（新媒体）来自于社会未来的发展需求。舆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这种先导性的影响,将对司法制度的变革带来极其重要的影响。新媒体的诞生,对司法和舆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也是本论文的重点所在。在历史,舆论等同于司法。在现实,司法约束着舆论,也被舆论所影响。话语权不断分散,舆论将无法被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在未来,舆论将超越司法和社会制度,而司法制度也会寻找到与舆论新的平衡之道。

朱全定^[5]（2015）在《中国侦探小说的叙事视角与媒介传播》文中研究指明侦探小说自爱伦·坡开创以来,已经成为通俗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都市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通过印刷媒介、影视媒介、互联网络等大众媒介所承载、传播的文化产品。在发展的过程中,侦探小说始终凸显着自身独有的美学特征向前发展,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侦探小说具有满足大众读者消遣、娱乐、宣泄的功能,作品中扑朔迷离的情节、惊险刺激的场景、神秘莫测的悬念以及料事如神的侦探,构成了侦探小说的审美特性。神秘、惊恐、悬疑等审美元素为读者的“暴力”本能宣泄找到了一个出口,为读者平淡乏味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体验。侦探小说就是作者和读者之间不断地围绕案件进行设谜、解谜的游戏。作者通过故事中的侦探,在未知的空间中,寻找破案线索,不断地为读者设置谜面,读者积极参与重构犯罪现场、去伪存真,在蛛丝马迹中判断真凶,从出人意料的结局里体验解谜的快乐。本论文主要以中国侦探小说为研究对象,以收集、整理的侦探小说文本及其文化衍生品为基础,将其置入世界侦探小说创作的大背景下,首次运用原型理论、叙事学理论、故事形态学理论以及大众文化相关理论,通过横向研究的方法,探究侦探小说的叙事艺术的独特性以及侦探小说向通俗文化转变的进程中对我国文化生产的启示,力图成为对中国侦探小说研究的有益补充。本论文由绪论及四章正文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概述了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方法、创新意义、以及本论文中对侦探小说的界定。根据这一思路,撷取侦探小说中的几个关键元素,对中国侦探小说进行横向性研究,并且把中国侦探小说放进大众文化视野中,发掘其接受创作中的深层次原因,拓展国内对中国侦探小说文化研究层面。第一章以神话、宗教、传说为切入点,运用原型理论,探索侦探小说中的文学渊源。在古代神话和宗教传说中,谜、罪、惩恶扬善、法的观念、侦探等侦探小说中的核心元素,作为一种文化和心理的积淀,潜伏在原始初民的集体无意识中。爱伦·坡的人生经历、欧洲传统文学以及他的创作理念为他开创侦探小说提供了契机,本节着重分析了他的五篇侦探小说确定的侦探小说模式类型。柯南·道尔把侦探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所确立的“福尔摩斯——华生”模式对中国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公案小说以破案故事为主要内容,其中蕴含的我国传统文化、传统法律观念、传统思维方式,是我国侦探小说创作的重要源泉,对中国侦探小说创作者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二章探讨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模式类型,将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分析模式运用到侦探小说上,尝试归纳其创作的具体规律,概括出七种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的基本模式,从而为当代侦探小说的创作避免雷同,另辟蹊径提供有益的借鉴。第三章从叙事学角度,选取中外案例,分析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叙事角度,探究了侦探小说中的罪犯、侦探类型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侦探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空间、叙事语言的研究,分析了侦探小说的叙事艺术及其显着特点。第四章论述了大众传播媒介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发展、传播的影响。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有密切的关系,大众传媒为侦探小说提供了存在的物质基础。译者在译介过程中,报纸期刊等纸质媒介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直接促成了我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发生;并且探讨了在互联网背景下,我国悬疑小说的现状及其经典化问题。最后,运用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探讨了西方侦探小说文化产业对我国文化生产的启示以及对我国侦探迷现状进行了分析。

安克娴^[6]（2014）在《媒体道德责任研究》文中提出记者和媒体是否应该就自己的职业行为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可能许多记者认为他们的工作职责就是报道事实真相,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除此之外他们不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亚里士多德说,精心叙述的故事始终包含着道德的意图。不可否认,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同时也是价值的传播者,媒体传播信息的行为对社会存在善恶的影响,这说明,传播者的传播行为中存在着道德选择的客观可能性,所以媒体应该对社会、对公众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在我们当前这个时代,虽然传媒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是关于媒体道德指责也越来越多。媒体的虚假报道频频出现、低俗之风愈演愈烈,记者经常为利益所左右,报道对象经常因媒体的报道而受到伤害,而且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媒体道德责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网络推手、网络水军别有用心地误导公众,网络暴力时常存在。媒体的喧嚣和浮躁现状使传媒的公信力急速下降,也使媒体道德责任的研究显得越来越急迫而重要。本论文试图完成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从伦理哲学的层面构建媒体道德责任理论的基本框架,媒体道德责任的概念、类型、构成要素与基本特点。另一方面基于当前媒体道德责任危机的现实状况,探讨媒体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和媒体道德责任的实现路径。道德责任作为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主体在意志自由的前提下,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角色在道德上应该做的事情,在一定的社会中表现为以道德准则的形式明确的个人对社会、他人的一种道德行为要求。媒体拥有新闻自由前提下广泛的传播权利,其社会角色又极为特殊,既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社会公共机构,又是舆论宣传工具,所以,媒体对社会担负着多重的道德责任。媒体道德责任是传播主体（媒介组织和个体传播者）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履行社会公共服务者的角色时,在道德上为其传播行为的善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简单说来,媒体道德责任就是传播者在传播活动中所做的分内应做之事,既是对传播行为善的肯定,也是对传播行为恶的追究。当前媒体正面临着种种道德危机,表现出诸多失责行为:记者的撒谎与欺骗、采访报道中的话语霸权反映出媒体对新闻自由的滥用;媒体组织在传播方针上对广告商利益的倾斜,传播内容的低俗化、娱乐化和媒体从业人员的权力寻租行为都折射出媒体追逐经济利益的功利主义;媒体暴力、新闻采访中的二次伤害和新闻歧视反映出媒体的道德冷漠,对报道对象缺乏人文关怀。新闻传播中存在的道德冲突则反映了当下媒体面临的道德困惑,论文从知情权与隐私权、媒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敬业精神还是人文关怀精神三个方面做了细致的分析。当前媒体的种种失责行为表明,媒体职业道德的现状堪忧,媒体道德责任的承担任重道远。媒体道德责任是媒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也是媒体的职责所在。由于当前媒体在市场化的生存环境中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面临多重利益冲突,导致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只重视自己媒体的经济利益,对媒体道德责任并没有形成清醒的认识。所以媒体应该明确自己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论文从环境监视、社会关系协调者、舆论引导者、舆论监督者、文化守望者五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媒体的社会角色和应该担负的道德职责。论文认为,我国媒体要想更好地担负起媒体道德责任,应该坚持党性原则、公共利益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和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主义基本原则。在媒体道德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方面,论文分别分析了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这两种控制机制的作用,在媒体道德责任的具体实施方面,论文最后从媒体组织和传播者个体两个方面探讨了媒体负责任行为的具体实施方法。媒体传播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隶属于社会总体系统,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媒体的道德责任承担,既要强化媒体道德自律,又需要外部控制系统提供必要的支持和约束,构建一个媒体承担责任的有利环境。

肖爱云^[7]（2012）在《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现代性研究》文中指出现代性是20世纪最具活力的理论话语。自1990年代以来,以现代性为视角的晚清文学研究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热点。本论文试图通过对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现代性的考察,探寻现代性在小说杂志这种早期大众媒介形态上呈现出来的独特内涵与意义,为构建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新文学史提供更宏阔的参考。晚清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分化时期,古今、中外、朝野、满汉之间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充分表现和承载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中国文学从以经学为中心的古典形态走向以小说为中心、以西方文学为典范的现代形态,并最终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转型与嬗变。现代文学的兴起离不开现代大众媒介。在现代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报刊媒介,迅速成为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载体和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文学与媒介结合产生的小说杂志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传播方式、传播速度、传播范围,而且影响了晚清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使文学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下开始突破传统古典文学的束缚,建构具有现代品质的新态文学。小说杂志的出现,培养了新一代职业作家和职业报人,他们积极借鉴西方和日本文化新形式,使中国文学杂志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明显的世界眼光和丰富样式。杂志的创办为晚清小说的大量生产与传播提供了可能,促使小说在20世纪最初十年成为启蒙思想、反映现实、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最有力的思想工具,创建了中国早期并不成熟的公共知识空间,为女性走出私空间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提供了可能。晚清最具代表性的四大小说杂志中,无论是以政治启蒙为主导思想的《新小说》,以批判讽刺为指向的《绣像小说》、《月月小说》,还是以文学审美追求为目的的《小说林》,均发表了大量的创作和翻译文学,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中历史、社会、言情等主题,从外国文学中吸收了新的文学主题,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幻、侦探、哲理、心理等新文学样式,通过各种不同形式与内容的文学实验,展示出文学杂志在初创时期各自不同的现代性特征,与晚清其它艺术形式一起建构了晚清的现代性图景。论文的研究时间选取1898至1911年为论述的时间域。史学家费正清说:“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年和1919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裂的两个分水岭”。王德威则说:“晚清文学的发展,当然以百日维新（1898）到辛亥革命（1911）为高潮。这一时期的作品从题材到形式无所不包,从侦探小说到科幻奇谭,从艳情纪实到说教文字,从武侠公案到革命演义,在在令人眼花缭乱”。1898年在文学领域内体现出来的特殊的意义有两个:一是该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刊发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发声之作《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自此,小说开始从创作与翻译两个不同路向走向现代之途;二是该年的百日维新从思想上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传播主体思想上发生了质的转变,社会改革由改良运动转向思想启蒙,小说开始成为承载政治启蒙的主体形式和中国文学的核心文体。1902年至1911年,小说杂志从开始创办到走向发展的第一个高潮。1911年,存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彻底崩溃,无论新的民主共和政府有多么地名副其实,政治体制的转变都宣告了封建王朝的结束,小说杂志也在这一年从高潮走向低谷。论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绪论部分在梳理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考察了现代性话语的概念,探究其本意与“中国化”脉胳及其在晚清小说杂志的文本及非文本研究中已有的意义阐释,对其在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上的缺失和意义上的含混进行辨析,为论文的展开提供一个富于理性认识的理论前提。第一章分析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产生的文化语境。政治上,通过对晚清两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甲午战争和维新变法的分析,考察晚清的政治环境,探讨这两个政治事件对晚清国民思想上造成的影响。甲午战争彻底惊醒了中国人的天朝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造成巨大打击,维新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对中国封建体系产生了极大触动,也证明了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经济上,主要阐述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在晚清时期已经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经济的崛起和它创建的文化氛围使得这座城市迅速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中心,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有三份在这里创办并从这里向全国发行;外来文化上,主要阐述西学东渐和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西学东渐的过程,正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互通、融合与创新的过程,没有西学东渐,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与世界文化接轨的现代新文化体系。甲午战争后的日本,成为中国文化输入的主要来源,两国相邻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生活习俗以及战后日本对华的特殊政策,均为日本文化的输入提供了便利。教育上,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科举制度的废除带给社会的大震荡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是非常显着的,新的创作群体和读者群体的形成、文学主题的变化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媒介的发展是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创办的前提,没有现代媒介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小说杂志这种新媒介形态的出现,它既是历史的催生物,又是现代媒介形态成熟的表现。第二章“宏大的政治叙事:《新小说》的现代性”,《新小说》是晚清创办的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杂志,它的现代性表现非常充分,从它的形式、主编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和文学思想、政治小说文本《新中国未来记》、图画、歌谣等五个层面的分析,分别展示《新小说》作为现代化媒介与文学共同建构的丰富的现代性特征。第三章“强烈的社会批判:《绣像小说》的现代性”,首先分析李伯元作为职业报人的特殊身份及其批判意识的培养,以此为基点考察《绣像小说》与《新小说》不同的社会追求,探讨《绣像小说》在社会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现代批判意识,进面多面向地探寻其科幻小说与翻译小说的现代性。对《文明小史》的分析,则意在发掘这篇小说呈现出来的独特现代性风貌;对杂志“绣像”艺术传承与创新的分析,则力求展示《绣像小说》继承传统文化底蕴基础上创新的现代性气质。第四章“丰富的文学实验:《月月小说》的现代性”。在四大小说杂志中,《月月小说》刊载的小说文本最多,仅长短篇小说就有113种,实在是“热闹”非凡。论文首先对《月月小说》的概况进行了细致梳理,继而对职业小说家吴趼人的各种小说实验进行了分析论述,并对翻译小说家周桂笙在《新小说》和《月月小说》发表的翻译文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探讨《月月小说》在文学领域里开展的多样化现代实验。第五章“独特的审美追求:《小说林》的现代性”。《小说林》是四大小说杂志中发行最晚、持续时间最短、刊载作品最少的一个杂志,它之所以被纳入到四大小说杂志当中,是因为它具有较高的审美品质。主编徐念慈、文学家黄人和评论家觚庵共同建构的晚清小说的审美追求,使《小说林》摒弃了小说改良社会、开启民智的工具论思想,转向理性地强调小说必须合乎美的要求,使晚清小说杂志的审美品格由此建立起来。论文通过对徐念慈等人小说理论思想的解读和分析,试图对其进行客观理性的重估。第六章“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小说理论与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发生”。在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刊载了大量的小说理论,或是长篇论说文,或是短小的“小说小话”,也有序、跋、发刊词、批注等带有评论性质的文章,探讨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小说的功能、小说翻译存在的问题、小说的创作技巧、小说的形态、小说的类型以及小说的特征等多个理论问题,积极参与中国小说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些理论虽然形式上还保留着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特点,但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吸纳西方小说理论元素,显示出种种创新,促使小说创作在新的理论总结与指导下做了各种实验,为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提供了多种可能,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晚清小说杂志的现代性。“结语”。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无论在媒介学意义上还是在文学意义上,都表现出其稍纵即逝却又永恒的现代性特征,无论是启蒙、批判、实验还是审美追求,它们都不是独立表现的,而是在相互交融在一起,在不同的时期共同建构晚清的现代性景观。这种丰富性在20世纪学术研究领域内并没有受到充分关注,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论文在这一领域的开拓,既是对文学史权力话语的反抗,也是对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文学史的丰富。

陶春军^[8]（2012）在《俗中之雅·雅中之俗·雅俗合参 ——《礼拜六》、《小说月报》（1910-1920）、《小说世界》期刊风格研究》文中指出通俗文学期刊的研究逐渐被学界所重视，甚至得到现代文学专业及古代文学专业博、硕士论文选题的青睐，一批有影响的通俗文学刊物作为个案研究，弥补了现代文学学科研究中通俗文学期刊研究的不足。那么这些通俗文学刊物除了各自的期刊内容与特点，它们之间有没有联系？这些联系能不能解释一些通俗文学期刊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本论文基于这样的思考，从新的视角，把通俗文学期刊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论文首次对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通俗文学期刊的不同期刊风格进行比较与整合研究，笔者认为《礼拜六》是俗中之雅的“才子”风格期刊，《小说月报》是雅中之俗的“君子”风格期刊，而《小说世界》则是在1921年《小说月报》改版后，通俗文学期刊向读者市场转型，具有“雅俗合参”的读者“市场”风格。绪论部分包括对本论文涉及到的“通俗文学期刊”、“通俗文学作家”、“通俗文学”等一些概念界定以及论文的选题依据；对《礼拜六》、《小说月报》、《小说世界》的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归纳本论文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最后指出本论文研究目标、研究重点与难点以及本论文的理论支撑。论文主体部分，力图结合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既有宏观的理论视野，又有微观的个案研究，以宏观的视野提升微观的分析，以微观的考察充实宏观的内涵，并力图有一定的期刊覆盖面。沿着这样的思路，论文分四章展开讨论：第一章阐述清末民初上海经济、社会、文化基础以及通俗文学期刊《海上奇书》面世及其意义。清末民初都市上海是通俗文学期刊产生的大本营并为通俗文学期刊的现代化生产和传播提供条件，《海上奇书》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创作模式。第二章主要围绕着《礼拜六》“才子”期刊风格，讨论了六个方面问题。一、“才子”概念及《礼拜六》期刊地位；二、《礼拜六》期刊中的“才子”风格；三、《礼拜六》的主题与艺术手法；四、《礼拜六》的编辑理念；五、《礼拜六》文本中植入式广告；六、《申报》中《礼拜六》广告语及封面题词。第三章主要讨论了《小说月报》（1910-1920）“君子”期刊风格。笔者认为，与《礼拜六》期刊“才子”风格不同，《小说月报》是传统刊物中的“君子”风格期刊，这又与《小说月报》的编辑恽铁樵及其“传统为体，西学为用”的编辑理念有重大关系。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刊物的特点，笔者用“君子之争”来解读《小说月报》两位主要撰稿人钱基博与林琴南的芥蒂以及恽铁樵的态度。接下来，笔者用君子视域下的妇女与婚姻与《小说月报》（1910-1920）里的弹词作为两例个案研究，加强读者对“君子”风格刊物的印象。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小说世界》的“市场”期刊风格。1921年随着《小说月报》的改版，《小说月报》由通俗文学期刊变成了新文学刊物，一部分《小说月报》的忠实读者分流到其他书局刊发的通俗文学期刊上，笔者认为1923《小说世界》的创办是商务印书馆为了要把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吸引过去的市民大众读者再争取回头的一种市场营销策略，是文化市场规律起作用的必然措施。同时，由于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西方欧美和东方日本的社会、哲学、思想、文化、科学等观念传入中国，读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小说世界》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传统老路，为了适应新的读者市场，《小说世界》具有了“雅俗合参”综合化等期刊特点。当然这些期刊的特点与早期编辑叶劲风的编辑理念是分不开的。在个案分析上，笔者围绕着“读者市场”这个中心，筛选出三个案例：其一，选择了《小说世界》的“编者与读者”栏目，分析了该栏目如何拓展公共话语空间；其二，鉴于《小说世界》在国内首提“银幕”一词，笔者分析“银幕的艺术”是如何捕捉市场热点需求的；其三，剖析市场语境下《小说世界》上的广告营销理念。结语部分仍沿着三种期刊发展脉络，从面上关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通俗文学期刊全新发展的表现。笔者认为自“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来，特别是《小说月报》改版后，读者的知识结构、阅读需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的文化市场面前，通俗文学刊物不得不做出选择，它们中的一部分面临发行困难不得不停刊，而另一部分则为了适应新的读者市场需要，为读者“量身定做”，出现了繁荣局面，具体体现在期刊前后联系、叙事手法、小说类型上都有了不同的变化。

薛朝凤^[9]（2011）在《法制新闻话语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基于语言学、新闻学、法学等学科理论,主要从文体学和叙事学角度研究我国法制新闻话语的结构形式与社会功能、语体特征与叙事规律,探究法制新闻话语建构与解读的内在认知机制,探索话语理论。法制新闻话语,包括制度新闻话语和案件新闻话语,前者主要报道法律制度立废改等法制体系建设信息,后者主要报道权益纠纷之法律裁权等法治信息。法制新闻报道主要传播法制信息和法治精神,对于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学界少有对法制新闻话语进行研究,更少有结合文体学和叙事学研究方法研究法制新闻话语。笔者希望通过本研究弥补这一空白。本研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1)本研究角度新颖。本文主要结合文体学、叙事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报刊媒体和网络媒体法制新闻话语的语体特征、话语结构、叙事策略、叙事模式进行研究,该研究有助于探索我国法制新闻话语的建构与解读规律。2)本研究语料新颖。本文作者自行搜集整理并且创建了语料库,精心选择了较有代表性的455篇法制新闻报道,语料的时间跨度为十年,即从2000年至2010年,语料来源于我国较有影响力的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有综合性媒体,也有法制新闻专业媒体,语料内容包括叙述法律制度体系建设信息的制度新闻报道,以及叙述法治实践活动信息的案件新闻报道。笔者对这些语料进行分类整理、统计分析。本研究所得结论,均建立在对此语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3)本研究观点新颖。本文提出了“隐含叙述者”这一概念,总结了我国法制新闻话语在纸质媒体中的“中心文本+卫星文本”等结构形式以及在网络媒体中的“超文本链接立体式报道”的结构形式,并且拟构了我国法制新闻话语的叙事模式。本研究各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本文研究对象进行界定,法制新闻话语是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法律事件的报道,主要表现为制度新闻和案件新闻。接着综述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揭示了法制新闻话语是一个有待开垦的话语研究阵地。第二章研究了法制新闻话语的标题结构形式及其语言特色。法制新闻标题的主题构成形式有五种,即,“地名+人名”式主题、“地名+类称词语”式主题、“身份/称谓+（人名/类指）”式主题、“地点+称谓+（人名）”式主题和“xx+案/事件/门”式主题。法制新闻双标题形式有三大类十小种,其中,三大类为,“句子+句子”式双标题、“一句话”式双标题、以及“短语+短语”式双标题。法制新闻双标题语义逻辑关系有六种,即,因果关系双标题、并列关系双标题、递进关系双标题、解释关系双标题、总分关系双标题、特殊关系双标题。第三章研究了法制新闻正文结构及其语言特色。法制新闻报道的文本结构形式主要有:纸媒法制报道的两种文本结构,即“标题+导语+正文”单文本结构以及“中心文本+卫星文本”多文本结构;网络法制报道的超链接立体式之文本结构。法言法语是法制新闻话语的主要语言特色。法制新闻话语,以报道语体为主,其中报道中引用的法庭辩论是口头书卷语体,法院判决书是事务语体,法律术语是科学语体用语。第四章研究了法制新闻话语的叙事策略与叙事模式。法制新闻话语叙事策略主要表现在声音、视角、时空等方面。法制新闻话语中存在“隐含叙述者”,即叙述者所代言的真正叙述者,是法制新闻报道的终端发话人。本文在Yakobson叙事模式、Labov叙事模式、Chatman叙事模式、Martin叙事模式等四大经典叙事模式基础上建构了我国法制新闻报道的叙事模式。这对于法制新闻话语的建构与解读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第五章研究了法制新闻话语的功能。法制新闻话语具有四大主要功能,即法制信息传播功能、社会舆论导向功能、法治建设推进功能、审美移情提升功能等。第六章研究了法制新闻话语建构与解读。法制新闻话语建构以标题和正文的写作为主。法制新闻话语交际双方构成复杂,主要有记者与读者、隐含叙述者与叙述读者等。对话性是法制新闻话语文本属性。意识形态是法制新闻话语潜藏文本信息。第七章回顾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之处,并且展望了后续研究。

陈志强^[10]（2010）在《胡政之新闻职业观及其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新闻职业与医生、律师、审计师等一样,经历了职业化的发展过程。胡政之的新闻生涯与民国历史相始终,而且他所主持的报刊和通信社,无论是业务水平和社会影响力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因此考察他的新闻职业观,可以管窥民国新闻职业的发展历程；而在具体的考察思路上,应该结合职业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新闻职业的特殊属性,重点探讨胡政之的新闻职业性质观、新闻职业功能观,新闻媒介经营观、新闻职业人才观、新闻职业伦理观等。胡政之新闻职业观的发展与演变,大体上经历了4个阶段：从1911年到1916年,胡政之在律师、教师、法官、记者、政府官员等多种职业中徘徊,最终选择了新闻业；1916年到1926年,他的新闻职业观因为“报道真确公正之新闻”和“铸造稳健切实之舆论”观念的提出而初步形成；1926年到1937年,他的新闻职业观在《大公报》天津版、上海版的实践中得到了发展；1937年到1949年,其新闻职业观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中趋于成熟。胡政之认为,新闻职业的性质是“代表国民说话”,而“代表国民说话”就要求新闻职业从业者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还要反对不合理的新闻检查；新闻职业的功能,则主要表现在真实报道、还原现实,引导民众、提高素养,客观述评、监测环境,记载历史、传承文化,引领社会、共同发展等方面。在中国新闻史上,胡政之以重视媒介的经营管理而着称,但其经营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赢利,而是为了保障新闻职业的独立自主。他的制度化管理、人性化操作、荣誉股激励等经营管理措施,未必是新闻业的首创;但是在兼顾企业经营管理和凸显新闻职业的规律性特征方面,他无疑代表了民国新闻业的最高水平。胡政之的新闻职业伦理观,在新闻报道方面表现为坚持公开的采访和真确的报道,坚决反对虚假报道和保护消息来源；在新闻评论方面则表现为不媚强梁和不媚世俗。他认为合格的新闻职业人才的基本条件是具备较强的个人能力、遵守新闻职业操守和热爱新闻工作；而对于新闻职业人才的养成,他主张以自我培养为主,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严把入口关、狠抓业务训练和以事业、待遇与感情留住人才的自我培养体系,这也是大公报社人才辈出和群星璀璨的根本原因。历史的考察胡政之,可以发现他不仅是新闻职业功能从政治工具到新闻媒介转换的推动者,而且还是新闻职业自主意识的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新闻职业声望的获取从外部给予转向内部授予的探索者与实践者。

二、20世纪四大假新闻奇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世纪四大假新闻奇案（论文提纲范文）

（2）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4）新媒体环境下舆论与司法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侦探小说的叙事视角与媒介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6）媒体道德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现代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俗中之雅·雅中之俗·雅俗合参 ——《礼拜六》、《小说月报》（1910-1920）、《小说世界》期刊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法制新闻话语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胡政之新闻职业观及其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世纪四大假新闻奇案（论文参考文献）

• [1]算法新闻的传播伦理失范问题及对策研究[D]. 陈璐瑛. 辽宁大学, 2021
• [2]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D]. 刘炎飞.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D]. 邓海燕.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4]新媒体环境下舆论与司法互动研究[D]. 顾铖祎.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9)
• [5]中国侦探小说的叙事视角与媒介传播[D]. 朱全定. 苏州大学, 2015(12)
• [6]媒体道德责任研究[D]. 安克娴. 南京大学, 2014(05)
• [7]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现代性研究[D]. 肖爱云. 陕西师范大学, 2012(03)
• [8]俗中之雅·雅中之俗·雅俗合参 ——《礼拜六》、《小说月报》（1910-1920）、《小说世界》期刊风格研究[D]. 陶春军. 苏州大学, 2012(09)
• [9]法制新闻话语叙事研究[D]. 薛朝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07)
• [10]胡政之新闻职业观及其实践研究[D]. 陈志强. 华中科技大学,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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