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我国质询制度的再思考与评价（论文文献综述）
孙新生[1]（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万东灿[2]（2020）在《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文中认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核心。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深度调整,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把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能否掌握核心技术,能否不在关键领域受制于人,只有靠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目前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面临内忧外患,企业创新资金不足,种种迹象表明融资约束严重是制约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对财政金融支持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政策性金融是政府与市场,财政与金融的有机结合体。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赤字压力加大,金融市场资源配置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好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引领作用是一个重要课题。然而,目前学界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通过文献研究、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式,围绕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怎样发挥作用,作用效果如何以及如何优化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等问题,系统性的研究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定位、作用机制、功能优势以及在实践中的具体措施、作用效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本文的研究具体通过以下部分展开:一是通过梳理关于财政政策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作用影响,以及产权性质、企业规模等企业内部特征对财政金融支持企业创新影响的国内外文献,为后续分析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提供文献支撑。二是通过梳理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创新经济学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和政策性金融理论,从而把创新的双重属性和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机制相对接,并构建支持企业创新的财政金融协同组合模式。为财政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分工与协同配合提供理论支持,并为系统论证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和作用优势打下理论基础。三是系统性分析在新时期,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定位领域、作用要素、分工机制和功能优势。从理论角度提出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支持环境,而政策性金融能够发挥好财政与金融的协同优势,实现政策性、市场性和专业性的统一,有效分担企业创新面临的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促进企业提升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四是从现实出发,分析作为履行政策性金融职能主体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和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措施、效果和不足,及在支持过程中的全面风险管理,和面临的内外部问题和困难,从而进一步论证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的综合优势,厘清了制约政策性金融作用发挥的因素。五是基于理论和现实构造实证模型进行分析。以符合“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的先进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策性金融对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支持作用。同时结合企业内部异质性特征,包括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因素,探究企业异质性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效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策性金融对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国有产权性质能够显着提升政策性金融对先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而对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不显着。企业规模增长对政策性金融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不显着,但能够显着提升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企业年龄增长对政策性金融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但对于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不显着。六是以进出口银行支持我国船舶工业转型升级为案例,结合前述理论与实证分析,剖析进出口银行在支持我国船舶工业创新和产品升级方面的定位、措施和效果。探讨进出口银行在提升国有船舶企业创新产出方面存在的不足。最后,指出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所面临的内外部问题,并借鉴造船强国日韩的国际经验,为后续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参考。基于上述研究分析,本文得出重要结论,具体如下:首先,创新的双重属性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支持环境。政策性金融作为政府和市场的结合体,具有财政和金融的组织协同机制。政策性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分担创新风险,在专业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其次,政策性金融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支持效果还不够理想,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年轻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和覆盖面相对不足,精准高效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还有待提升。最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存在摇摆,经营管理和制度体系建设还不够到位。相关政府部门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措施,经营授权,监管考核等机制还不够完善,制约着政策性金融作用优势的发挥。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优化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措施、深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和完善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支持入手,为更好的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提出一揽子综合改进方案:一方面,政策性金融须以企业为中心,明确分工定位,分层分类支持企业创新,同时不断创新支持方式,优化评估体系,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和商业性金融的全面合作。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须全面深化改革,强化经营管理体系建设。同时,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在完善授权、监管和激励措施等方面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支持环境。
谢琦[3]（2020）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综合表现为以公共价值的生产为目的,在执政党的领导、政府部门的负责下,涵盖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彼此合作的“一核多元”党政引领型跨部门协同。从结构层面上来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是指执政党、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第三部门等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结成的互动关系、合作关系,涉及权力配置、空间设定、组织安排、制度建设、环境形态等五个方面。从过程层面上来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涉及治理单元再造、民主协商开展、府际行政发包、外包服务探索、治理技术应用等方面。本文建立一个“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力求科学、合理地解释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核心要素与具体运作。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在结构、过程层面上呈现出多重趋势。一方面,从结构上来看,空间结构上呈现出从封闭式治理走向开放式治理的趋势;组织结构上呈现出从党社一体化走向“一核多元”的趋势;制度结构上呈现出从非正式制度走向正式制度为主、非正式制度为辅的趋势。另一方面,从过程上来看,呈现出从指令式治理走向协商治理的趋势;从政党全能型治理到党建引领型治理的趋势;从管理式治理到服务式治理的趋势。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呈现出政党整合、社会吸纳、空间再造、技术支撑等四重逻辑。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开展跨部门协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推动公共服务的再生产;有助于克服社区治理的碎片化;有助于应对棘手问题的复杂性;有助于提高部门能力的进阶性。根据组合方式的不同,可以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分为政府与经济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经济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以及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第三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等四种类型。从结构和过程两个层面把脉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问题,综合发现:在结构层面上还存在权力配置的行政化;空间设定的管控性;组织体系的碎片化;制度建设的滞后性;治理环境的不适应,等等。在过程层面上还存在治理重心下移过程中的责任转移;社区协商议事过程中的保障不足;府际行政发包过程中的基层失范;外包服务探索过程中的行政主导;治理技术应用过程中的流于形式,等等。为了将理论研究与案例研究结合起来,本文选取北京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上海的“基本管理单元”、杭州的“上城经验”等三个典型案例,它们都是较为成熟且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基层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创新实践,共同反映了十八大以来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水平以及推动跨部门协同的重要探索。这些经典案例在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技术支撑等方面能够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跨部门协同运行提供一些共性的经验启示。基于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问题反思和案例总结,推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需要结合结构与过程两个方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优化权力配置,推动城市社区赋权增能;推动空间治理,提高城市社区治理弹性;弥补组织缝隙,探索条块协同保障机制;完善制度体系,确保治理体系规范运作;保持治理调适,适应动态化的治理环境,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路径。从过程层面上来说,厘清纵向行政链条的责任分配;保障社区协商议事的规范开展;加强府际行政发包的过程规制;优化外包服务中的政企社合作;推动线上治理与线下治理融合,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路径。
彭丹月[4]（2020）在《我国环保督察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目前,我国的环保督察制度基本上形成了中央环保督察、六大区域督查中心例行性督查以及环保综合督查共同发挥作用的基本模式。中央环保督察的督察主体为生态环境部下设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派出的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主要由省部级领导组成,督察对象为各级党委、政府以及企业。我国目前的环保督察制度具有中央环保督察层级高、督察范围广、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等特点,但是也存在法律依据不健全、督察主体范围过窄以及督察问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需要通过立法予以完善。第一部分是论述环保督察制度的实施现状与特征,以及相关基础理论。从“环境监察”到“环保督查”,再到党政同责、督企督政并重的“环保督察”,我国的环保督察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环保督察以政策性规范为主要法律依据,以党政同责为核心责任,并且逐步由非常规型治理模式向常规型治理模式转变。环保督察的理论基础来源于权力制约监督理论以及责任政府理论。权力制约监督理论指出了对权力进行监督的必要性与方式,即权力制约权力以及权利监督权力。责任政府理论则要求政府必须承担法定职责,履行职能。第二部分是对我国环保督察制度存在的法律依据、监督主体以及督察问责这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我国目前的环保督察制度以党政联合规范性法律文件为主要的和直接的依据,环保督察问责主要以党内法规与党内规范性文件为直接依据,狭义上的法律规定相对缺乏;且目前条文的逻辑结构存在规定不明确的情形,容易产生适用上的困难。监督主体上,目前的环保督察主要以行政机关为督察主体,以公众为主体的外部监督缺乏。因此,应当将监督主体扩大至公众。督察问责上,我国环保督察制度仍然存在行政问责的某些固有弊端,如督察问责程序缺失、问责权限范围过窄等问题。第三部分是对环保督察制度的域外经验考察以及环保督察制度的完善对策。主要借鉴了美国的大区制督察制度以及俄罗斯的土地督察制度。首先,借鉴美国关于建立有一定执法权的跨区域督察机构,以应对我国目前环保督查中心督察权限范围过窄的问题,具体是通过完善环保督察制度的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方式。其次,通过考察俄罗斯土地督察制度中的沟通协调制度,提出我国应当在督察过程中加强各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协作沟通,同时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建设,建立良好的外部沟通机制。要应对环保督察问责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从完善环保督察问责程序以及督察问责救济程序两方面进行。
王国兴[5]（2020）在《庭审实质化背景下隐蔽作证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庭审实质化是其中的重要抓手。为了实现由审“卷”到审“人”的转变,在强调规范证人、被害人等的出庭条件,并强调其作证义务的同时,还应当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证人保护制度,免去出庭作证者的后顾之忧。作为证人保护机制的组成,隐蔽作证制度作为一种特殊作证方式,从作证者权利保障的角度提供了正向激励,并为其出庭创造了保障性条件。但由于理念转变的滞后性,以及相应技术支持的缺乏,隐蔽作证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运用。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在顶层设计上提出了建设“智慧法院”的改革目标,这意味着现代化科技手段对于庭审的助力作用受到高度强调,为隐蔽作证的适用可行性提供了物质环节的支撑。在修订后的《人民法院法庭规则》中进一步指出,刑事法庭可以配置同步视频作证室。由此,拉开了隐蔽作证制度在实践中全面落地的序幕。而在我国隐蔽作证制度逐步从文本走向现实的当下,亟待于通过进一步的反思与检视,从而及时发现其中潜藏的问题,以寻求构想一种合理的完善方案,推进庭审实质化的有效展开。本文主要一方面在于通过分析隐蔽作证制度的立法沿革与理论定位,以明确隐蔽作证在当前刑事诉讼制度中的应然功能及地位。另一方面则在于通过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等手段,探明域内外实践中隐蔽作证的历史及现实境遇,为该制度的未来完善厘清可能面临的障碍,并提供可参鉴的样本。在主体内容上,文章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在介绍隐蔽作证基本涵义的基础上,梳理了隐蔽作证制度在我国的产生及发展历程。本章首先指出了其作为一项程序法制度具有保障庭审事实查明功能的重要角色,同时其基础价值在于提供对特定证人的有效保护。而在功能限度上隐蔽作证制度受到源自被告人对质权的内在制约。而隐蔽作证制度在我国设立较晚,从其立法规制上看,存在着适用案件类型模糊、适用对象及标准存在争议、实施机关及保密责任不明确、操作性差等问题。第二章侧重以实证研究方法为基础,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的24起隐蔽作证案例进行系统分析,以发现该制度所呈现的现实境况。在当前的隐蔽作证实践中,表现出案件类型多元化、适用对象普遍性、隐蔽方式差异性及程序启动交涉性的特点。其背后的逻辑机理在于刑事诉讼价值间的恒在冲突,而司法实践的这一现实对于未来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种思路上的启发。第三章以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及地区为分析对象,阐述并梳理其各自隐蔽作证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制度特点。在当前域外隐蔽作证制度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及规制思路。而从其共性来看,体现了全球刑事司法系统对于证人保护的高度认识。而我国而言,需要充分汲取各个国家地区的教训及经验,从而在隐蔽作证的价值理念、制度方向等方面做到渐加清晰,第四章在上述部分的基础上,从可行性与必要性出发,针对我国隐蔽作证制度所需要进行调整的五个方面进行了说明。这些分别是确立多层次启动审查标准、规范庭审环节保护措施、保障辩方律师的充分参与、明确匿名证言认定规则以及优化隐蔽作证保密制度。通过对上述内容的改革,能够为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科学化、合理化提供一定的保障。
陈臻[6]（2020）在《新时代国家监察法律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监察法律实施过程中暴露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随着《监察法》的颁布,我国以监察委员会为核心,监察对象全面覆盖,集中统一运行的监察制度正式通过法律规范加以确定,这也意味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监察制度的全面推进阶段,该阶段与先前制度构建阶段的侧重点并不相同,制度构建阶段的侧重点是确保监察制度设计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全面推进阶段的侧重点则是确保监察工作顺利运行,确保国家监察法律制度的针对性、操作性与实效性。改革阶段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课题,而改革侧重点的变化则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也意味着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进一步创新新时代国家监察法律制度,最终实现国家反腐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文从五个部分论述了新时代国家监察法律制度创新的相关问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思考,全文采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完成。第一部分整理归纳相关监察制度的学术资料,目的在于展示现有的国内外监察制度研究成果,在充分学习的基础上尝试突破现有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简要概括了监察制度相关的基本概念,并通过对我国监察制度历史变迁的回溯,探究监察的含义以及监察制度改革的意义;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分别展示了监察制度改革带来问题与以及国外发达国家的监察制度,发现问题以分析问题的来源,再通过对国外成功经验的借鉴在第五部分从四个方面提出创新新时代国家监察法律制度的建议,主要包括完善国家监察对象、监察职权和监察证据制度,明确国家监察追诉时效、律师介入和国家赔偿,强化监察调查权运行、监察委员会内部监督制约,重视监察法与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的衔接等。
蒋武鹏[7]（2020）在《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发挥审计监督、预算监督的职能作用,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预算监督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式,日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现代预算要义就是通过有效的预算法律的监督约束,将预算关系规范在法治轨道上。预算治理能力和监督法治化是一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与执政水平的体现,直接关乎全体公民的利益。预算法律制度本质上就是要实现传统预算管理向现代预算治理的转变。为此,有很多学者指出,预算治理应当成为当前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性主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将预算改革推向国家治理的新高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的要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预算监督和治理是达到公共治理效率最佳的重要手段。一国的预算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该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反映出来,由于预算与社会活动诸多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因而建立和完善一套现代公共预算制度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但要求政府在财政管理方面完全在法律与制度的体系下运行,同时还要注重财政预算的透明度与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其关系到国家社会治理的转型,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对财政预算审查监督制度进行完善,保证该制度的高度透明,同时使民众都能够广泛参与进来,形成全民监督的机制,以更加有效的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努力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是,我国预算监督和治理还存在提升和优化空间。如何实现预算监督法治化,落实对政府预算的约束、管理和监督,是预算治理的关键问题。本文提出预算监督法治化应当成为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和重要举措。剖析我国当前预算监督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存在问题,依据预算监督的相关理论,分析对目前我国预算治理监督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地区的地方预算监督示范改革的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本文关注到我国的整体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实践应当自觉贯彻“法治改革观”,进而以预算监督法治化作为突破口,以制度变革方式实施的普惠性、实质性减税降费,不仅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以支定收”保护国民的利益,更会倒逼形成预算的刚性约束,有助于促进国家预算监督体系的完善,真正实现“量入为出”。在减税降费背景下强化预算监督法治化的发展理路,应重塑预算监督理念,重构预算监督机制,完善预算监督路径,建立健全党委、人大、公众以及司法的协同预算监督体制,拓展多元主体参与预算监督、优化预算监督有效性、威慑性的路径,构建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之间的良性“取予关系”。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强调了加强党的预算监督主体作用,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预算监督法治化为发展路径,依法强化人大预算监督职能,把政府权力关进预算这个笼子里,全面提升预算治理能力,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国家善治。本文具体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是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研究导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及实践价值,研究现状、研究进路及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难点和创新点对本文涉及的术语概念进行说明。第一章阐述预算监督的一般理论,并对我国三种预算监督制度的具体方式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分析了预算监督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第二章探讨了预算监督法治化和国家治理关系,从国家治理的内涵,历史发展过程对治理理论进行了评析,阐述了国家治理与预算监督制度改革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便为我国预算监督制度改革提供借鉴。第三章剖析了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的困境与问题。对法律控制、权力机关监督和社会监督在当下预算监督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四章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预算监督治理的基本路径,分析预算治理实现预算监督法治化转型的体现,提出预算监督治理应当是以实现预算共治为目标,以预算法治为路径,基于可实现的预算效治,达成符合财政民主价值的预算善治。预算实现治理只有契合预算共治、预算法治、预算效治与预算善治的定性定位,才能在预算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中实践预算约束治理,预算运行治理、预算绩效治理、预算监督治理、预算问责治理五种治理进路,对我国预算实现治理进行了定位和定性,同时分析了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在国家治理下所面临的调整和回应,为下一步提出预算监督改革的法治化进路明确了方向和导向。第五章为论证了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制度改革的法治化进路。主要从加强预算监督信息公开化、合理配置预算监督权、加强预算法律监督程序、完善预算监督实现路径和加强党的预算监督五个方面进行阐述,明确我国应建立多层次的预算监督机制。
陈彬阳[8]（2020）在《有效辩护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是最先发起有效辩护的国家,辩护律师需依法履行自身的辩护义务,在法律赋予权利范围内为被追诉人积极辩护,提出有助于减轻被追诉人罪行甚至免除罪行的有效辩护意见,便于能最终实现合理的预期辩护效果。倘若律师没有认真履行辩护职责,引发无效辩护这个后果在所难免。我国在近些年来不断加快法治化进程,刑事辩护制度越发完善,刑事辩护要求也随之提升,法学界更是期望能在辩护制度进一步确立有效辩护,为被追诉人辩护权获得充分体现提供必要支持。我国在颁布刑事诉讼法后,曾对该法进行三次修改,在诸多方面如律师享有权利、参与案件时间等均获得重大突破,但也应看到的是,在推行以审判为中心这个背景下律师辩护仍存在系列问题,具体为辩护率不高、辩护质量需提升空间仍较大、律师辩护权如何有效保障等等。本文选择探究有效辩护及其制度相应问题,这对深入反思刑事诉讼程序、维护律师诉讼权、促使庭审实质化等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在刑事诉讼中实现有效辩护仍存在制度、理念等很多障碍,即便我国在2017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进行修订时就力争解决这方面问题,但该现状并未获得有效调整。刑事有效辩护无法获得实现与多方面原因有关,其中就包括刑事辩护律师专业素质不高、辩护律师地位仍较低以及存在重实体正义轻程序正义观念等。随着《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的出台,以及2012年新修改《刑事诉讼法》得以颁布,赋予辩护律师更多程序保障与辩护权利,被追诉人能够获得有效辩护,取决于辩护律师是否能充分利用这些权利及保障。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援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值班律师应提供法律帮助。为此,如何加强提升辩护律师专业素养及职业操守成为关键。未来在进行司法改革时,需进一步规范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关系,为辩护律师能充分发挥辩护职能提供有效保障,这是尊重人权、有效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同时还能有助于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获得重大进展。本文结合研究需要共设计四个部分来进行论述,各部分归结如下:第一章,相关理论知识的阐述分析部分。首先对有效辩护的内涵与衡量标准进行了阐述,随后对比分析了无效辩护与有效辩护;接着梳理分析了有效辩护的历史演进及该概念提出的背景。最后则是对有效辩护价值的阐述。本部分主要运用实证分析的方式就有效辩护的实现所具有的价值进行说明。第二章,对我国辩护制度的现状进行了阐述分析,在此基础上就有效辩护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笔者以为之所以在我国实现有效辩护仍旧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主要原因为:相关立法并不完善,受到传统诉讼观念的影响,庭审形式化问题依旧比较突出等等。第三章,借鉴分析国外有效辩护制度的实践经验。本部分主要分析了国际上对有效辩护制度的规定,对比分析了美德等国家各自的做法,同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从中得到借鉴与参考。第四章,就如何完善本国有效辩护制度给出相应对策。笔者以为面对当前我国在有效辩护制度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可采取完善相关立法、提升辩护质量等措施。
王奋飞[9]（2019）在《我国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研究》文中认为财政事权是一级政府应承担的运用财政资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任务和职责。支出责任是政府履行财政事权的支出义务和保障。在建国以来的财政史上,财政收入的划分是条明线,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则是条隐线。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央地支出范围、税收收入、征管权限等予以规定但是财政事权的划分相对粗糙。政府间财权、财力的划分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一直被理论界和实务界广泛关注,而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则长期遭遇冷遇。“只谈财不谈政”的倾向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实践中财政事权划分不清所产生的财政事权推诿与哄抢相当普遍,职责同构的体制下财政事权的上收和支出责任的下划缺乏约束。这些问题导致地方政府财力匮乏,地方债泛滥,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乏力等。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是当前诸多问题的原因,直接关系到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维护,而这些正是法律规制的重要内容。法学关于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研究对财政学研究依赖过重,缺乏其独立品格,相关研究过于宏观而缺乏具体化、细致化、系统化的研究,过于依赖国外而缺乏本土化研究。因此,以法学为视角、基于我国国情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细化研究尤为重要。首先,对西方的财政分权理论进行剖析,指出其对于我国的可借鉴性和不适配性,并基于我国国情指出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应遵循的财政分权理论。其次,基于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这一主题的宏大性,以系统性视角分别考察了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宪法语境、部门法语境和政策语境,以保障制度运行的系统联动性。再次,回到我国的具体问题,在考察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指出我国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存在标准混乱、法治化缺失和预算运行不畅这三大问题。最后,笔者分别针对这三个问题分三章论述其完善路径。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标准混乱,而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标准具有客观性和明确性,能够保障划分结果的稳定性和具体性,对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财政事权划分模糊、随意调整等问题非常有效。故确定财政事权划分的统一标准并明确其实践进路可以成为解决实践中财政事权划分问题的重要策略。我国财政事权划分标准应确定为市场优先标准、影响范围标准与政府能力标准。市场优先标准重在解决政府职能定位不清所致的政府财政事权对市场的越位问题。财政事权在政府与市场间的初次划分会影响到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事权划分,政府对市场的过度侵占导致政府间财政事权分配纠缠不清。市场优先标准则是转变政府职能、财政事权范围确定的助推器。依据市场优先标准,政府财政事权的范围取决于市场的发育程度,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调整。影响范围标准要求根据财政事权所对应事务的影响范围确定相应的事权主体。影响范围标准旨在明确央地财政事权划分,解决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中的模糊交叉和错位。政府能力标准即政府承担财政事权的内容应与其自身能力相匹配,该标准的理论基础为功能最适理论。在标准适用序位方面,市场优先标准应居首位,影响范围标准次之,政府能力标准居末位。事权划分标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与否只有在指导我国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具体划分中方能体现。在标准确定的前提上笔者继而从政府层级、事权种类这两个角度建构了我国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具体框架,并对其调整制度进行论述以弥合制度稳定性与实践多变性之间的鸿沟。为了确保研究的针对性,笔者以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这一样本为例,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运用上述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标准予以针对性的解决。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缺失,当前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中诸多问题的成因都有法治化缺失的影子。法治化缺失导致行政性分权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随意调整,法治化缺失导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承担中越位、缺位、错位现象突出,等等。当前我国作为收入端的政府间税收划分法律体系已逐渐完善,而作为支出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律体系则长期滞后,导致实践中“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明显,突出表现为财政支出效益低下、公费开支巨大等。故推进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这一工程刻不容缓。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一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律体系的构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律的体系化构建是其划分法治化的前提,应建立以宪法为统领,以财税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二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争议的法律解决。我国以往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争议的解决主要通过行政命令和讨价还价的形式实现,造成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及履行的不确定性,滋生了许多问题。争议解决模式应采法律模式,以保障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具言之,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争议解决机制应包括立法解决机制、司法解决机制和协商解决机制。三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律责任的追究。我国早期关于财政领域的法律责任主要发生在财政收入方面。公共财政体制的确立使政府的财政支出日益受到重视,对政府财政责任的追究方才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现代公共预算体系的建立是政府就财政支出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关键。对政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予以归责的原因在于违法行为积极或消极地对公共财产造成了侵害。政府在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中需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越位或缺位担责。其二,预算违法担责。其三,预算绩效评价中的不合规行为。政府在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履行中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形式主要有政治责任、宪法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预算运行不畅,故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应在预算编制中予以体现。依据划分标准所确定的各级政府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必须转化为预算中所列的支出才能得以实现。欲解决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预算运行不畅的问题,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预算衔接。预算衔接主要遵循以下路径:首先,依据支出责任编制预算支出科目;其次由各级人大对预算科目是否与本级政府的支出责任相匹配进行审查;再次,依据预算支出科目确定相应的财政支出金额并安排对应的财力。在这个路径的指引下,政府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才能落到实处。其二,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预算评价。其三,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预算监督。综上,只有从上述三个层面予以完善,我国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中存在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摆脱当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困局。
唐梅玲[10]（2018）在《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是指,制定针对精准扶贫内容并能体现行政法基本价值的法律规则,对扶贫参与主体设定良好的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设立专门的扶贫管理机构,对精准扶贫成效进行持续的评估、管理和交流等活动,并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规范和监督手段实现精准扶贫的目的。总体来说,目前的精准扶贫是政府在一种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所实施的大规模的行政改革。5年来,在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我国实现了贫困人口的较大规模持续减少,中国减贫成绩被称为“奇迹”。然而,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寻租”、贪污挪用、渎职失职,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这些问题暴露出我国精准扶贫制度面临法治困境,体制缺陷,程序机制不畅等问题。以行政法视域审视精准扶贫,其主要面临着以下困境:首先,对精准扶贫主体而言,当下政策推进下的精准扶贫面临体制性障碍,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够、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其次,考察精准扶贫范围,存在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市场机制扶贫范围界限不明;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再次,关于精准扶贫的方式,存在扶贫方式未能满足合法性需求、扶贫方式未能满足服务性需求、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之间相互冲突等诸多不足;复次,在精准扶贫的程序方面,缺乏规范的扶贫信息公开程序,科学的民主决策程序,扶贫行政机关未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缺失扶贫教示程序;最后,关于精准扶贫救济,扶贫领域未合理适用信访制度,扶贫领域调解制度不健全,扶贫领域未规范推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制度。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在于:首先,分析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即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其次,公益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公众参与原则与效率原则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给付行政理论、反贫困理论、人权保障理论以及合作治理理论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主体需要重点因应这些问题:一是,从精准扶贫主体来看,为突破困境,有必要引入“合作扶贫理念”,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角度重塑多元主体合作扶贫治理格局。具体来说,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从而明确精准扶贫究竟“谁来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范围而言,首先,应确定其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并且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机关职责、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其次,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范围的制度实践及经验。最后,须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具体内容:一方面,明确精准扶贫范围需遵循适当性原则、效率原则;另一方面,也要确定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标准,即信息标准、公共安全责任标准、专业技术标准以及扶贫效率标准,分别为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基础标准、目的标准、工具标准以及评价标准。就精准扶贫方式而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有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优化我国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措施。首先,明晰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其次,通过主体上赋权,程序上激励以及救济上激励的路径,引入激励型扶贫行政方式;最后,通过规范行政指导,优化行政资助,完备行政奖励的路径,来完善既有扶贫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找到与扶贫目标相匹配的扶贫方式,以期实现有效脱贫。对扶贫方式的分析实质上回答了精准扶贫领域“怎样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程序而言,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实质上通过程序路径监督扶贫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以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日本、德国扶贫程序的行政法制度。具体通过健全精准扶贫信息公开程序,合理适用精准扶贫听证程序,优化精准扶贫教示程序,规范精准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来解决“如何监督扶贫行政主体”的问题。就精准扶贫救济而言,首先,考察精准扶贫行政法之救济,梳理对精准扶贫救济制度认识误区;其次,对于现行的行政救济方式能否直接适用于精准扶贫领域,以及如何完善需要再认识;最后,对于如何优化精准扶贫救济制度,需要规范扶贫领域信访制度,健全扶贫领域调解制度,完善扶贫领域行政复议制度,改善扶贫领域行政诉讼制度。对救济方式的研究主要回答“扶贫对象如何获得救济”的问题。为从源头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的合法性,首先,从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模式三个方面理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的总体思路。接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主要内容和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说明。最后,通过健全以权利保障为中心的扶贫基本法律体系,制定扶贫基本法,完善扶贫法律支撑体系,规范扶贫法律保障机制,对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进行了设计。
二、对我国质询制度的再思考与评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我国质询制度的再思考与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产阶级政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特殊性要求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和政党腐败根源的分析 |
| 一、腐败植根于私有制 |
| 二、腐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异化 |
| 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本质上是廉洁政治 |
| 第二节 列宁的探索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拒腐防变的历史困境 |
| 一、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挑战 |
| 二、权力腐蚀的挑战 |
| 三、制度化不足的挑战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问题的提出 |
| 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拒腐防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主线是制度化 |
| 三、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辩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拒腐防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 |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早期探索(1921 年至1949 年)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原则框架 |
| 一、思想建党优先:化解党的组织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矛盾 |
| 二、民主集中制:避免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个极端 |
| 三、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思想教育的制度化 |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早期实践 |
| 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清理整顿 |
| 三、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思想改造、思想拒腐的典型范式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的三大要件 |
| 一、基层组织建设 |
|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 三、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党的纪律的实施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 |
| 一、井冈山的工农兵民主政治 |
| 二、苏维埃反贪污浪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主监督和廉政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早期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1949 年至1965 年) |
| 第一节 全国执政后拒腐防变形势的变化 |
| 一、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现象较革命时期大幅增加 |
| 二、正在形成的科层化国家管理体制预防显性腐败与滋生隐性腐败的双重性 |
| 三、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对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关系的认识分歧 |
| 第二节 50 年代初整风整党对延安整风模式的深化 |
| 一、整风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结合 |
| 二、整党与清理党员、组织建设结合 |
| 三、整风整党与“三反”等反腐败运动结合 |
| 第三节 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的建立 |
| 一、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
| 二、职责范围的框定 |
| 三、领导体制的变革 |
| 四、基本工作规则与程序的建立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 |
| 一、人民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
| 二、社教运动: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1978 年至2012 年)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必然性 |
| 一、放弃群众运动反腐 |
| 二、腐败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
| 三、邓小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第二节 1983 年整党确立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 |
| 一、与日常工作结合,不开展运动 |
| 二、整党中的一切问题由相关党组织讨论解决 |
| 三、严格控制打击面,防止“左”的偏向 |
| 四、审慎稳妥纯洁组织、清理队伍 |
| 第三节 各领域改革和拒腐防变制度构建 |
|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 |
|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三、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 |
| 四、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 |
| 第四节 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反腐败法制化 |
| 一、纪检监察机构的重建 |
| 二、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的系统构建 |
| 三、“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对党纪和国法问题的区分 |
| 四、党纪与法律的衔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拒腐防变制度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 |
| 第一节 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根源和后果 |
| 一、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 |
| 二、制度执行不力的根源 |
| 三、制度执行不力的后果 |
| 第二节 习近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一、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 |
| 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
| 三、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
| 四、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
| 第三节 作为制度执行典范的中央八项规定 |
| 一、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制度体系 |
| 二、中央八项规定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有力 |
| 三、中央八项规定体现了自上而下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的结合 |
| 第四节 腐败惩治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
| 一、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
| 二、创新审查调查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
| 三、构建形成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闭环 |
| 第五节 巡视制度的调整改进 |
| 一、提升巡视权威 |
| 二、巡视重在发现问题 |
| 三、巡视拓宽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化渠道 |
| 第六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公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 |
|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反腐败的三大难题 |
|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反腐败纳入法治化轨道 |
| 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监委的赋权与限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思想教育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
| 二、必须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相结合 |
| 三、整风整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进行 |
| 四、必须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基层基础 |
| 二、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
| 三、必须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做到赋权与限权相结合 |
| 第三节 腐败惩治制度化 |
| 一、必须时刻警惕不利环境中的干扰因素,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
| 二、必须坚持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相结合,完善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 |
| 三、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 |
| 第四节 权力监督制度化 |
| 一、必须处理好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将群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
| 二、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自上而下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理论与现实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2.1 先进制造业 |
| 1.2.2 企业技术创新 |
| 1.2.3 政策性金融 |
| 1.3 研究内容、逻辑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2 逻辑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国内外文献研究 |
| 2.1.1 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2.1.2 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
| 2.1.3 企业异质性对财政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 |
| 2.2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国内外文献研究 |
| 2.2.1 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2.2.2 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
| 2.2.3 企业异质性对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 |
| 2.3 政策性金融的国内外文献研究 |
| 2.3.1 政策性金融概述 |
| 2.3.2 政策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文献评述 |
| 2.4.2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文献评述 |
| 2.4.3 政策性金融文献评述 |
| 3 理论基础 |
| 3.1 创新经济学理论 |
| 3.1.1 技术创新理论 |
| 3.1.2 企业创新理论 |
| 3.1.3 创新的私人属性和公共属性 |
| 3.2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3.2.1 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理论 |
| 3.2.2 政府干预理论 |
| 3.2.3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 |
| 3.2.4 政府与市场促进创新的作用机制 |
| 3.3 支持企业创新的财政金融协同组合模式 |
| 3.3.1 财政支持企业创新的作用方式和不足 |
| 3.3.2 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作用方式和不足 |
| 3.3.3 财政金融协同支持企业创新的模式构建 |
| 3.4 政策性金融理论 |
| 3.4.1 政策性金融的本质、特点和功能 |
| 3.4.2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界定和分类 |
| 3.5 本章小结 |
| 4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 |
| 4.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 |
| 4.1.1 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重要性和现实困境 |
| 4.1.2 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 |
| 4.1.3 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支持环境 |
| 4.1.4 财政补贴和商业性金融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 |
| 4.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定位和领域 |
| 4.2.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定位 |
| 4.2.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作用领域 |
| 4.2.3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比较 |
| 4.3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要素和分类 |
| 4.3.1 服务主体分类 |
| 4.3.2 服务工具分类 |
| 4.3.3 服务对象分类 |
| 4.3.4 政府支持与监管分类 |
| 4.4 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分工 |
| 4.4.1 政策性银行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分工 |
| 4.4.2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分工 |
| 4.4.3 政策性银行与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协同配合 |
| 4.5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功能和优势 |
| 4.5.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功能 |
| 4.5.2 政策性金融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优势 |
| 4.6 本章小结 |
| 5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践 |
| 5.1 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举措 |
| 5.1.1 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顶层设计 |
| 5.1.2 国家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专项措施 |
| 5.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措施、效果和不足 |
| 5.2.1 政策性银行的支持措施、效果和不足 |
| 5.2.2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措施、效果和不足 |
| 5.3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 |
| 5.3.1 政策性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 |
| 5.3.2 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全面风险管理 |
| 5.4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问题 |
| 5.4.1 政策性金融机构定位与运行管理问题 |
| 5.4.2 政府部门支持与考核监管问题 |
| 5.5 本章小结 |
| 6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
| 6.1 实证分析思路与研究假设 |
| 6.1.1 实证分析思路 |
| 6.1.2 研究假设 |
| 6.2 样本说明和变量选取 |
| 6.2.1 样本选取说明 |
| 6.2.2 变量的选取和度量 |
| 6.3 模型设计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政策性金融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实证分析 |
| 6.4.3 政策性金融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实证分析 |
| 6.5 企业异质性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作用的影响分析 |
| 6.5.1 产权性质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5.2 企业规模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5.3 企业年龄对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案例:以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为例 |
| 7.1 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国船舶工业的必要性 |
| 7.1.1 支持船舶工业的战略意义 |
| 7.1.2 船舶工业的高风险特征 |
| 7.1.3 我国船舶工业发展面临的困难 |
| 7.2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创新升级的措施和效果 |
| 7.2.1 进出口银行的支持措施 |
| 7.2.2 进出口银行的支持效果 |
| 7.3 进出口银行支持国有船舶企业创新的问题分析和对策 |
| 7.3.1 进出口银行支持两船集团创新的比较分析 |
| 7.3.2 进出口银行支持两船集团创新产出问题的原因和对策 |
| 7.4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面临的困难和国际经验借鉴 |
| 7.4.1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面临的困难 |
| 7.4.2 进出口银行支持船舶工业的国际经验借鉴 |
| 8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作用优势 |
| 8.1.2 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存在不足 |
| 8.1.3 制约政策性金融作用发挥的因素须改善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对政策性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建议 |
| 8.2.2 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3）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视角 |
|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理念原则 |
|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证分析 |
| (四)城市社区治理的权力问题 |
| (五)跨部门协同与城市社区治理 |
| (六)对既有研究的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个案研究法 |
| (三)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 |
| 四、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城市 |
| (二)社区与城市社区 |
| (三)城市社区治理 |
| (四)跨部门协同 |
| 二、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党适应性理论 |
| (二)跨部门协同理论 |
| (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 (四)资源依赖理论 |
| 三、分析框架:一个结构和过程的分析框架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结构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过程 |
| (三)结构与过程的关系 |
| 第二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历史发展的结构层面 |
| (一)空间结构:从封闭式治理走向开放式治理 |
| (二)组织结构:从党社一体化走向“一核多元” |
| (三)制度结构:从非正式制度走向正式制度为主、非正式制度为辅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历史发展的过程层面 |
| (一)从指令式治理走向协商治理 |
| (二)从政党全能型治理到党建引领型治理 |
| (三)从管理式治理到服务式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历史发展的“体用”机制 |
| (一)常规机制为体:党政的科层化运作 |
| (二)辅助机制为用:小组机制、外包机制、竞赛机制、项目机制、运动式治理机制 |
| 第三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的意义、逻辑及类型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意义 |
| (一)有助于推动公共服务的再生产 |
| (二)有助于克服社区治理的碎片化 |
| (三)有助于应对棘手问题的复杂性 |
| (四)有助于提高部门能力的进阶性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逻辑 |
| (一)政党整合的逻辑: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
| (二)社会吸纳的逻辑: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
| (三)空间再造的逻辑:再造新的治理单元 |
| (四)技术支撑的逻辑:运用各种治理技术作为辅助 |
| 三、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类型 |
| 第四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问题分析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问题分析:结构层面 |
| (一)权力配置的行政化:行政主导下的治理错位 |
| (二)空间设定的管控性:刚性空间下的弹性不足 |
| (三)组织体系的碎片化:条块分割下的合力不足 |
| (四)制度建设的滞后性:治理情境下的规范不足 |
| (五)治理环境的不适应:治理调适下的相对滞后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问题分析:过程层面 |
| (一)治理重心下移过程中的责任转移 |
| (二)社区协商议事过程中的保障不足 |
| (三)府际行政发包过程中的基层失范 |
| (四)外包服务探索过程中的行政主导 |
| (五)治理技术应用过程中的流于形式 |
| 第五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案例分析 |
| 一、研究设计:案例选择与资料来源 |
| (一)案例选择:北京、上海、杭州 |
| (二)资料来源:实地调研与网络搜集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典型案例 |
| (一)案例一:北京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
| (二)案例二:上海的“基本单元管理” |
| (三)案例三:杭州的“上城经验” |
| 三、案例总结: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经验启示 |
| (一)党建引领 |
| (二)政府负责 |
| (三)社会协同 |
| (四)技术支撑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路径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路径:结构层面 |
| (一)优化权力配置,推动城市社区赋权增能 |
| (二)推动空间治理,提高城市社区治理弹性 |
| (三)弥补组织缝隙,探索条块协同保障机制 |
| (四)完善制度体系,确保治理体系规范运作 |
| (五)保持治理调适,适应动态化的治理环境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路径:过程层面 |
| (一)厘清纵向行政链条的责任分配 |
| (二)保障社区协商议事的规范开展 |
| (三)加强府际行政发包的过程规制 |
| (四)优化外包服务中的政企社合作 |
| (五)推动线上治理与线下治理融合 |
|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再思考 |
| 一、结论: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解释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 |
| 二、进一步讨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再思考 |
| (一)认真对待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理论研究 |
| (二)认真对待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我国环保督察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环保督察制度相关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责任政府理论 |
| 一 政府责任概念厘定 |
| 二 政府环境责任内涵 |
| 第二节 权力制约监督理论 |
| 一 以权力制约权力 |
| 二 以权利监督权力 |
| 第二章 我国环保督察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实施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环保督察制度的基本特征 |
| 一 政策性规范为主要依据 |
| (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性质与特点 |
| (二)督察问责的法律依据 |
| 二 党政同责为核心责任 |
| 三 非常规型治理模式向常规型治理模式的转变 |
| (一)非常规型与常规型治理模式的区别 |
| (二)常规型治理模式的确立 |
| 第二节 我国环保督察制度实施现状 |
| 一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实施现状 |
| 二 区域环保督查制度实施现状 |
| 第三章 我国环保督察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第一节 法律依据的不健全 |
| 一 规范性文件位阶低 |
| 二 规范性文件内涵不明确 |
| 第二节 监督主体过于限缩 |
| 一 监督主体的范围 |
| 二 公众监督必要性 |
| 三 公众监督的立法现状与不足 |
| 第三节 环保督察问责机制的缺陷 |
| 一 环保督察问责程序缺失 |
| (一)督察问责程序的规范现状 |
| (二)督察问责缺乏法定程序 |
| 二 督察问责权限范围过窄 |
| (一)行政执法权的缺失 |
| (二)责任承担方式单一 |
| 第四章 国外相关监管制度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设立独立的跨区督察机构——以美国大区督察制度为例 |
| 一 设立背景 |
| 二 基本职能 |
| 三 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以俄罗斯土地督察体制为例 |
| 一 制度概况 |
| 二 经验借鉴 |
| 第五章 我国环保督察制度的完善对策 |
| 第一节 完善环保督察法律规范 |
| 一 完善环保督察国家法 |
| 二 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良好衔接 |
| 第二节 健全环保督察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机制 |
| 一 健全环保督察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机制的必要性 |
| (一)有利于建立服务型政府 |
| (二)有利于保障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
| 二 拓宽环保督察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事项范围 |
| (一)立法层面的完善 |
| (二)具体内容的完善 |
| 三 完善环境听证制度与环境行政奖励制度 |
| (一)环境听证制度立法现状及必要性 |
| (二)环保督察听证制度的完善 |
| (三)环保督察奖励制度的完善 |
| 第三节 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
| 一 完善督察问责程序 |
| (一)明确督察问责对象 |
| (二)扩大督察问责主体范围 |
| (三)完善督察问责责任承担方式 |
| 二 健全督察问责救济程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庭审实质化背景下隐蔽作证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刺透面纱: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源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隐蔽作证的涵义辨正 |
| 一、隐蔽作证之内涵 |
| 二、隐蔽作证的制度角色 |
| 三、隐蔽作证的功能限度:以对质权为基础 |
| 第二节 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相关立法及评析 |
| 第二章 实践省思:我国隐蔽作证适用状况的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样本的说明 |
| 一、样本的来源及选择 |
| 二、样本分析方法 |
| 第二节 样本情况概览及特点 |
| 一、样本情况概览 |
| 二、样本特点分析 |
| 第三节 隐蔽作证实践样态的机理与启示 |
| 一、隐蔽作证实践样态的形成机理 |
| 二、隐蔽作证实践样态的启示 |
| 第三章 他山之石:域外隐蔽作证制度的发展与评析 |
| 第一节 英美法系国家与地区 |
| 一、美国隐蔽作证制度实践 |
| 二、其他英美法系国家与地区隐蔽作证制度实践 |
| 第二节 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 |
| 一、德国隐蔽作证制度实践 |
| 二、日本隐蔽作证制度实践 |
| 三、我国台湾地区隐蔽作证制度实践 |
| 第三节 欧洲人权法院 |
| 第四节 域外隐蔽作证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第四章 理性完善: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变革路径 |
| 第一节 确立多层次启动审查标准 |
| 第二节 规范庭审环节保护措施 |
| 第三节 保障辩方律师的充分参与 |
| 第四节 明确匿名证言认定规则 |
| 第五节 优化隐蔽作证保密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新时代国家监察法律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国家监察法律制度创新概述 |
| 第一节 国家监察法律制度及其特点 |
| 一、国家监察法律制度的界定 |
| 二、国家监察法律制度的特点 |
| 第二节 国家监察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
| 一、人民监察委员会的诞生 |
| 二、行政监察法律制度的建立 |
| 三、国家监察法律制度的建立 |
| 第三节 国家监察法律制度创新的重大意义 |
| 一、有利于建立健全国家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 |
| 二、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机关职能 |
| 三、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第二章 我国国家监察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国家监察对象范围、权力属性和证据制度不完善 |
| 一、监察对象范围不明确 |
| 二、监察权性质界定不清晰 |
| 三、监察证据制度不健全 |
| 第二节 国家监察追诉时效、律师介入和国家赔偿制度不明确 |
| 一、政务处分追诉时效的规定有缺失 |
| 二、律师介入监察调查的程序有缺失 |
| 三、监察法与国家赔偿法衔接有障碍 |
| 第三节 监察机关调查权行使的法律规定不健全 |
| 一、监察调查权的性质界定不完善 |
| 二、监察调查权的运行规定不完善 |
| 三、监察调查权的监督制约不完善 |
| 第四节 人大监督与“法法衔接”和“纪法衔接”不完善 |
| 一、人大及常委会监督监察委衔接不畅通 |
| 二、监察法律与刑事法律的衔接不完善 |
| 三、监察法律与党内法规制度适用衔接不完善 |
| 第三章 国外监察法律制度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 |
| 一、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二、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模式及影响 |
| 第二节 新加坡、日本的行政监察制度 |
| 一、新加坡的行政监察制度 |
| 二、日本的行政监察制度 |
| 第三节 韩国、以色列的独立监察制度 |
| 一、韩国的独立监察制度 |
| 二、以色列的独立监察制度 |
| 第四节 国外监察法律制度的启示 |
| 一、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启示 |
| 二、行政监察法律制度的启示 |
| 三、独立监察法律制度的启示 |
| 第四章 创新新时代国家监察法律制度的思考 |
| 第一节 完善国家监察对象、监察权力和监察证据制度 |
| 一、完善国家监察对象范围规定 |
| 二、完善国家监察权制度 |
| 三、完善国家监察证据制度 |
| 第二节 明确国家监察追诉时效、律师介入和国家赔偿 |
| 一、明确国家监察追诉时效 |
| 二、明确律师介入监察调查程序 |
| 三、明确监察损害的国家赔偿制度 |
| 第三节 重视监察职权的行使和监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 |
| 一、重视监督监察机关调查权行使 |
| 二、健全留置手段的救济机制 |
| 三、加强监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 |
| 第四节 完善人大监督与“法法衔接”和“纪法衔接” |
| 一、完善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的程序 |
| 二、重视监察法律与刑事法律制度的衔接 |
| 三、加强监察法律与党内法规制度的衔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研究课题 |
| 致谢 |
（7）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价值 |
| 二、 研究现状及其评析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 （三） 对现行研究的评析 |
| 三、 研究进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进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 本文的难点和创新点 |
| （一） 本文难点 |
| （二） 创新点 |
| 第一章 预算与预算监督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预算监督的一般理论 |
| 一、 预算的内涵和特征 |
| （一） 预算来源 |
| （二） 预算监督的广义内涵 |
| （三） 预算特征 |
| 二、 预算监督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 |
| （一） 形成过程 |
| （二） 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我国三种预算监督制度的比较 |
| 一、 理论基础不同 |
| (一) 投入导向型预算监督模式的理论基础：传统行政理论 |
| (二) 绩效导向型预算监督模式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二、 预算监督能力不同 |
| (一) 预算监督主体的不同 |
| (二) 审查监督时间的不同 |
| 三、 预算监督权力不同 |
| (一) 预算修正案提交权力的不同 |
| (二) 预算监督和审议后，审议结果的效力不同 |
| (三) 预算监督的范围和详略不同 |
| 四、 预算监督的方法、方式不同 |
| (一) 立法情况的不同 |
| (二) 报告情况不同 |
| (三) 人大利用审计机关的力度和范围不同 |
| (四) 信息公开程度不同 |
| (五) 表决方式不同 |
| (六) 初审和正式审查的做法不同 |
| 第三节 预算监督制度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
| 一、 预算监督的基本原则体现效率与公平理念 |
| 二、 预算监督的程序性控制要求民主与法治理念 |
| 三、 预算监督权力配置必须保障纳税人的权利 |
| 第二章 预算监督法治化和国家治理关系探讨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一般理论 |
| 一、 国家治理的内涵 |
| 二、 “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 |
| 三、 治理理论的理论发展评析 |
| （一） 从统治走向治理 |
| （二） 从治理走向善治 |
| （三） 从善治走向法治，升级版为良法善治 |
| 第二节 预算监督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
| 一、 预算监督与国家治理的相互影响性 |
| （一） 共同价值诉求 |
| （二） 互联体系构成 |
| （三） 特质形态共生 |
| （四） 互促功能实现 |
| 二、 预算监督与国家治理的价值诉求性 |
| （一） 预算监督直接塑造了国家治理的基本规范 |
| （二） 预算监督贯穿公共政策全过程 |
| 三、 预算监督与国家治理的民主法治性 |
| （一） 预算民主是民主政治的构成部分 |
| （二） 预算法治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
| 第三节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 |
| 一、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性 |
| 二、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 |
| 三、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行性 |
| 第四节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对国家治理构建的挑战与回应 |
| 一、 调整政策供给路径 |
| 二、 平衡审查监督维度 |
| 三、 拓展改革所需信息支撑 |
| 四、 增强主体自身改革动能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的困境与问题 |
| 第一节 预算监督法治化的现实困境 |
| 一、 问责权利意识欠缺 |
| （一） 公众缺乏权责意识 |
| （二） 缺乏公众责任意识 |
| 二、 缺乏相关法律支撑 |
| 三、 预算透明度低 |
| 四、 责任权力边界不清 |
| 五、 制度漏洞制约问责 |
| （一） 自由裁量权的制度缺陷 |
| （二） 人大在预算审查、调整与决算中的制度缺陷 |
| 第二节 权力机关在预算监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预算监督立法存在缺陷 |
| 二、 人大预算监督机制不完善 |
| 三、 预算执行缺乏公开性、透明性 |
| 四、 预算审计制度设计不合理 |
| 第三节 社会监督在预算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公民预算知情权问题 |
| （一） 法律保障的缺位 |
| （二） 机制保障的缺失 |
| 二、 公民预算监督权问题 |
| 三、 公民预算决策参与权问题 |
| （一） 缺乏制度性的法律依据 |
| （二） 参与层次偏低，参与领域狭窄 |
| （三） 预算编制粗陋，预算参与困难 |
| （四） 被动参与多，参与能力有限 |
| （五） 缺乏对公民预算参与权的救济途径。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视阈下预算监督治理转型的体现与实现 |
| 第一节 预算监督治理在我国的实现与实践的梳理 |
| 第二节 预算治理的定位与定性 |
| 一、 预算共治 |
| 二、 预算法治 |
| 三、 预算善治 |
| 四、 预算效治 |
| 第三节 预算治理的方向和导向 |
| 一、 强化预算约束治理 |
| 二、 细化预算运行治理 |
| 三、 优化预算绩效治理 |
| 四、 深化预算监督治理 |
| 五、 硬化预算问责治理 |
| 第五章 我国预算监督制度改革的法治化进路 |
| 第一节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一：加强党的预算监督 |
| 一、 加强党的预算监督主体作用 |
| 二、 强化党对预算监督的保障力度 |
| （一） 实行监督公开制度 |
| （二） 实行监督反馈处理制度 |
| （三） 实行监督问责制 |
| 三、 拓展党对预算监督的方法和手段 |
| 第二节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二：加强预算监督信息公开化 |
| 一、 提高预算公开透明度 |
| （一） 建立公开透明预算信息披露制度 |
| （二） 构建政府财务报告体系 |
| （三） 创新预算信息公开渠道 |
| 二、 政府预算透明化、公开化 |
| （一） 预算公开的时间和频度 |
| （二） 预算公开的程序和内容 |
| （三） 预算公开的方式 |
| 三、 公民预算知情权的法律保障 |
| 第三节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三：合理配置预算监督权 |
| 一、 公民预算监督权的法律保障 |
| （一） 纳税人诉讼的主体资格问题 |
| （二） 纳税人诉讼的受案范围 |
| （三） 纳税人诉讼中的程序问题 |
| 二、 平衡预算监督决策权力之间的关系 |
| 三、 合理协调人大与党委、政府之间的关系 |
| （一） 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二） 正确处理党委、政府与人大的关系 |
| 四、 修正预算进度制定过程中的监督权 |
| 第四节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四：加强预算法律监督程序 |
| 一、 加强人大参与预算过程监督的立法工作 |
| 二、 强化预算监督制度执行法律效力 |
| 三、 加强人大自身能力建设提高监督实效 |
| 四、 扩大公众参与预算监督制度范围 |
| （一） 公众参与的合法性是预算民主化的基础 |
| （二） 预算参与的模式 |
| （三） 对我国参与预算改革的建议 |
| 五、 建立政府财政绩效评价机制，加大预算监督约束力度 |
| 第五节 预算监督制度改革五：完善预算监督实现路径 |
| 一、 认清减税降费的内在逻辑：以支定收 |
| 二、 厘清预算监督的内在逻辑：量入为出 |
| 三、 以减税降费为契机促进预算监督权的有效行使 |
| （一） 认真对待权力：预算与法治异曲同工 |
| （二） 把权力关进笼子：预算与监督殊途同归 |
| （三） 重塑预算监督：“减税”与“监税”不谋而合 |
| 四、 减税降费背景下预算监督制度改革的实现路径 |
| （一） 健全政治化监督路径 |
| （二） 强化法治化监督路径 |
| （三） 推进社会化监督路径 |
| （四） 建构司法化监督路径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一、 作者简介 |
| 二、 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有效辩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写作方法 |
| 第一章 有效辩护概述 |
| 第一节 有效辩护基本内涵 |
| 一、 有效辩护界定 |
| 二、 有效辩护的衡量标准 |
| 三、 有效辩护与无效辩护 |
| 第二节 有效辩护的历史演进 |
| 一、 产生与初步成形时期 |
| 二、 完善时期 |
| 第三节 有效辩护价值 |
| 一、 程序上价值 |
| （一） 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要求 |
| （二） 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
| 二、 实体上价值 |
| （一） 助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
| （二） 有利于冤假错案纠正及责任追究 |
| 第二章 我国辩护制度的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辩护制度的立法现状 |
| 一、 深化落实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权 |
| （一） 值班律师诉前法律帮助 |
| （二） 诉讼阶段律师辩护全参与 |
| （三） 未获得律师辩护帮助之诉讼救济 |
| 二、 辩护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
| 三、 明确有效辩护控制机制规划 |
| （一） 明晰有效辩护内涵立法表达 |
| （二） 重视法律服务质量建设 |
| （三） 强调法律服务质量监管和质量保障 |
| 四、 现行立法现状简述 |
| 第二节 刑事辩护的司法实践现状 |
| 一、 民众对辩护律师认识不足 |
| （一） 民众认为辩护律师均是为坏人提供辩护服务 |
| （二） 对部分敏感案件不敢辩护 |
| （三） 认为与辩护相比“托关系”更有用 |
| 二、 法官缺乏独立地位和独立能力 |
| （一） 外界干预司法现象频率较高 |
| （二） 当事人频频干扰法官办案 |
| 三、 律师辩护质量不高 |
| 第三节 有效辩护面对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 有效辩护面对的困境 |
| 二、 有效辩护困境原因分析 |
| （一） 尚未全面树立有效辩护的理念 |
| （二） 未考虑被追诉人意愿 |
| （三） 法官独立判决能力需要提升空间较大 |
| （四） 律师执业救济途径虚化 |
| （五） 律师执业技能有待提升 |
| 第三章 国外有效辩护考察 |
| 第一节 有效辩护的国际法 |
| 一、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 二、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美国无效辩护制度 |
| 一、 无效辩护后果 |
| 二、 无效辩护判定标准 |
| 三、 无效辩护局限性 |
| 第三节 德国有效辩护制度 |
| 一、 注重为被追诉人享有辩护权提供保障 |
| 二、 制定有完善的法律援助替代制度 |
| 三、 加强提升律师辩护质量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有效辩护制度的思考 |
| 第一节 有效辩护制度的立法完善 |
| 一、 确立有效辩护原则 |
| 二、 构筑有效辩护标准 |
| 第二节 构建对抗式的刑事诉讼结构 |
| 一、 重新构建及完善控辩审关系 |
| 二、 依法确保法官的独立地位获得体现 |
| 三、 加强提升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 |
| 四、 推动检察官依法履行客观义务 |
| 第三节 着力提升辩护质量 |
| 一、 建立分专业化及分层级律师管理制度 |
| 二、 设立刑事案件辩护质量评估委员会 |
| 三、 建立律师违规违纪法律制裁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我国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内容、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与法律关系构成 |
| 一、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概念界定 |
| 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与财权、财力关系解析 |
|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法律关系构成 |
| 第二节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一、西方的财政分权理论及对我国的不适配性分析 |
| 二、我国的财政分权理论探讨 |
| 第三节 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论题语境 |
| 一、宪法语境：财政议题的宪法规范分析 |
| 二、部门法语境：财税法视阈考察 |
| 三、政策语境：财税体制改革 |
| 第二章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问题 |
| 第一节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历史沿革 |
| 一、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历史嬗递 |
| 二、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演变逻辑 |
| 第二节 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问题剖析 |
| 一、划分标准混乱 |
| 二、法治化分权缺失 |
| 三、预算运行不畅 |
| 第三章 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标准研究 |
| 第一节 财政事权划分标准的体系架构及实践展开 |
| 一、财政事权划分标准的必要性分析 |
| 二、财政事权划分标准的域外经验借鉴 |
| 三、我国财政事权划分标准的体系架构与功能分析 |
| 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标准的适用序位 |
| 第二节 我国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具体划分 |
| 一、政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范围界定 |
| 二、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分类 |
| 三、自治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 |
| 四、共同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 |
| 五、财政事权的委托代理 |
| 第三节 一个样本：我国政府间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一、我国政府间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 |
| 二、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问题剖析 |
| 三、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的支应策略 |
| 第四节 我国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调整 |
| 一、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调整内容 |
| 二、标准在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调整中的适用 |
| 三、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调整的主体和程序 |
| 第四章 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保障 |
| 第一节 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化 |
| 一、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功能分析 |
| 二、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的域外经验借鉴 |
| 三、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律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争议解决的法律路径 |
| 一、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争议的原因追溯 |
| 二、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争议类型的梳理剖析 |
| 三、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争议解决的机制构建 |
| 第三节 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法律责任 |
| 一、我国政府履行财政权责的可问责性 |
| 二、我国政府履行财政权责的构成要件 |
| 三、我国政府履行财政权责的责任形式 |
| 第五章 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预算运行 |
| 第一节 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预算衔接 |
| 一、我国支出责任与预算支出科目的衔接 |
| 二、我国预算支出的财力保障 |
| 三、我国各级人大对预算衔接的审批 |
| 第二节 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预算评价 |
| 一、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预算评价的正当基础 |
| 二、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预算评价的构成要件 |
| 三、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预算评价的程序机制 |
| 四、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预算评价的结果适用 |
| 第三节 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运行的预算监督 |
| 一、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预算监督的方式 |
| 二、我国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预算监督的界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范围限定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五、本论文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面临的困境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 |
| 二、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足 |
| 三、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范围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与市场扶贫范围界限不明 |
| 二、扶贫行政机关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方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方式未满足合法性需求 |
| 二、扶贫方式未满足服务性需求 |
| 三、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冲突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程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息公开程序不规范 |
| 二、扶贫听证程序未合理适用 |
| 三、扶贫教示程序缺失 |
| 四、扶贫决策程序不健全 |
| 第五节 精准扶贫救济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访制度不规范 |
| 二、扶贫调解制度不健全 |
| 三、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不完善 |
| 四、扶贫行政诉讼制度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
| 第二章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的语义 |
| 二、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 |
| 第二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
| 一、规范和控制扶贫公共行政权力的需要 |
| 二、行政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 |
| 三、提升脱贫质量的内在需要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领域的行政法回应 |
| 一、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 |
| 二、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 |
| 第四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本原则 |
| 一、公益性原则 |
| 二、协调性原则 |
| 三、公众参与原则 |
| 四、效率原则 |
| 第五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理论依据 |
| 一、给付行政理论 |
| 二、反贫困理论 |
| 三、人权保障理论 |
| 四、合作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健全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主体含义 |
| 二、精准扶贫行政主体之特点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主体行政法保障的启示 |
| 第三节 “合作扶贫理念”下精准扶贫主体制度之完善 |
| 一、以“合作扶贫理念”健全精准扶贫主体制度 |
| 二、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 |
| 三、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
| 四、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五、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范围之行政法厘定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范围的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范围概念之界定 |
| 二、厘清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之必要性 |
| 第二节 明确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合理性基础 |
| 一、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 |
| 二、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主体职责 |
| 三、有助于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制度的保障范围 |
| 一、域外扶贫范围的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范围制度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路径 |
| 一、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遵循的原则 |
| 二、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标准 |
| 第五章 精准扶贫方式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之思考 |
| 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 |
| 二、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性 |
| 一、精准扶贫方式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
| 二、精准扶贫方式需遵循程序制约机制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 |
| 一、域外扶贫方式的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方式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优化 |
| 一、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 |
| 二、构建激励型扶贫方式 |
| 三、完善既有扶贫方式 |
| 第六章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 |
| 第一节 明确精准扶贫行政程序之作用 |
| 一、监督扶贫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 |
| 二、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反贫困程序实践的启示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路径 |
| 一、健全扶贫信息公开程序 |
| 二、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 |
| 三、优化扶贫教示程序 |
| 四、规范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 |
| 第七章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再思考 |
| 一、精准扶贫救济制度的认识误区 |
| 二、正确认识和积极运用精准扶贫救济制度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启示 |
| 第三节 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建构思路 |
| 一、规范扶贫信访救济制度 |
| 二、健全扶贫调解救济制度 |
| 三、完善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 |
| 四、改善扶贫行政诉讼救济制度 |
| 第八章 精准扶贫的立法建议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总体思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建议说明 |
| 三、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对我国质询制度的再思考与评价（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2]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D]. 万东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0(11)
- [3]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研究[D]. 谢琦.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我国环保督察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D]. 彭丹月.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庭审实质化背景下隐蔽作证制度研究[D]. 王国兴.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6]新时代国家监察法律制度创新研究[D]. 陈臻.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6)
- [7]国家治理视域下预算监督法治化研究[D]. 蒋武鹏. 吉林大学, 2020(08)
- [8]有效辩护问题研究[D]. 陈彬阳. 华侨大学, 2020(01)
- [9]我国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研究[D]. 王奋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10]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D]. 唐梅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