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以大文化观划分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历史类型（论文文献综述）
张宇飞[1]（2021）在《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红色文化是一种反映人民群众内心世界、彰显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先进文化类型,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同时也凝结着时代发展的主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至今,红色文化吸收了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积极元素,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人民性与先进性、传承性与时代性、科学性与创新性三类特征的高度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依然展现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红色文化不仅是人民群众价值观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凝聚国家力量和社会共识的重要精神动力。红色文化对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积极正向的助推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是接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越是面对更加剧烈的阻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对我国文化领域进行渗透,另一方面加紧对我国青年群体思想层面的拉拢腐蚀,以实现其对我国“和平演变”的阴谋。我国高等院校是开展红色文化教育的主战场、主阵地,红色文化是开展教育的良好教学资源。当前仍然存在着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全方位认知程度更应提升、话语体系回应力仍需加强、辩证思维能力理当着重培养等客观现实问题。红色文化的价值维度在于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坚定大学生的共产主义信仰、帮助大学生自觉抵制外部思潮侵蚀、砥砺大学生投身伟大事业的决心。因此,对新时代大学生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改善并提升教育的方法和路径,促进大学生进德修业成长成才,就成为一项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的工作。研究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的相关内容,就成为了一项具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任务。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的实践路径,必须以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核心引领,各大高校党委作为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的主导,形成联动育人机制;巩固思政课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协同推进课程思政优化教育效果;充分激发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使红色文化“入脑入心”;借鉴新媒体技术运用的成功经验占领信息高地、助推阵地建设;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建立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以实现刚性约束作用确保红色文化的纯洁性和崇高性。
张锦花[2]（2021）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这是我们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原创性贡献,是我们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巨大飞跃。国内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联系、情感上相互亲近,各少数民族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是国内各民族简单的组合,而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特点,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共同体,其中起着“黏合剂”作用的是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共同居住的广袤国土,是团结一致、驱逐外辱、寻求解放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各民族成员对共有身份——“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历史传统,源起于传统“华夷一统”思想,在古代无论是“华”,还是“夷”,尽管文化形式各异,居住在不同的区域,但都是炎黄子孙。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无论采取武力征服、羁縻、和亲等政策,都在维护国家统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列强入侵、生灵涂炭,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共同反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不断衍生和发展,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全社会对“中华民族”概念广泛的讨论,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逐渐接受,中华民族意识进一步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国内各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极大强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是对中华民族与各个少数民族的关系的认识的一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形势,立足我国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传统,立足新形势新要求,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得以基本形成。2014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科学论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这一论断的形成,同样经历了逐渐发展形成的过程,经历了从“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确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几个阶段,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民族工作规律的认识的深化和飞跃,对中华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有了更加清晰的掌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就非常关注西藏。党的十八大以来,亲自主持召开第六次和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机遇西藏特殊关怀,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十个必须”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定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新时代在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要求和根本引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我们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纲领性原则,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西藏工作实际,深刻揭示了西藏工作的内在规律。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藏面临“五期叠加”新的阶段性特征。西藏作为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成分众多,宗教因素突出,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必须将民族宗教因素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来考虑。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实行改革开放,彻底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摆脱了贫困。但是,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一刻没有停止,境内外企图分裂祖国,破坏安定和平大好局面的反动势力仍然存在,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当“管肚子”的问题解决以后,“管脑子”的问题仍然任务艰巨,如何让西藏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要求必须通过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不仅是新时代西藏工作“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要求,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坚持西藏工作的着眼点着力点,淡化宗教消极影响,提升西藏各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凝聚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力量。本文的研究主要从理论、政策、实践及反思四个维度出发,进行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梳理、价值意义阐释、实证分析调查、剖析问题实质、路径选择探析。其中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及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国内外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趋势及学术观点,并从宏观层面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从多学科视角对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与界定,以期从历史的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起、雏形、形成、发展与确立的不同历史形态进行梳理总结,从而夯实研究根基。第二章主要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首先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共同体思想,其次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再次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寻找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依据,最后对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论述总结归纳并概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论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提出新时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遵循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还要立足于西藏特殊的民族宗教实际,正确处理好“一”和“多”、“同”和“异”、“恒”和“变”的关系。第四章从历史与现实的层面分析了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依据与现实机遇,从古代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与内地其他民族之间的互动,近代以来西藏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巨大历史贡献,以及当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与系统工程战略性工程,关键是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现实命题的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既是理论研究也是现实问题研究,为了避免主观臆断和偏见,采取对西藏高校大学生、西藏农牧区、西藏城市社区进行定量调查,以问卷调查与访谈方法与形式,分析他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了第五章内容,本章主要以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为主,以西藏7所高校中的部分在校大学生与教师、西藏农牧区的部分农牧民与驻村干部、城市社区中的部分市民与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累计发放问卷3000余份,访谈人数300余人,并通过SPSS数据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研究结论,为论文的研究增加数据支撑与可靠依据。第六章立足实证分析,剖析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挑战,为第七章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构建提供了路径构建依据。着眼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是多样的,其中政治建设是根本保障,经济发展是重要基础,文化认同是精神纽带,社会认知是关键,教育宣传是手段,只有这几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努力化解各种不利因素,才能使西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更加坚固。
刁春辉[3]（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王晶[4]（2021）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成为世界各国竞逐的角力场。新时代的中国海洋文化复兴之路究竟该以何作为科学的价值引领?近代以来,国内大部分研究者在探讨海洋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沿用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这表明中国学术界在海洋研究领域缺乏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质疑否定中国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文化或海洋文明,并依循西方海洋文化或西方海洋文明范式来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甚至还以此来指导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事实上,中国海洋文化有其自身发展历程与独特文化基因,深入挖掘其底蕴、梳理其源流、探寻其从发轫之初一直延续至今的价值基因,既是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亟需面对的问题,也是树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合浦海上古丝路文化底蕴深厚”,合浦及其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所孕育的合浦海洋文化,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为其提供了典型样本。合浦海洋文化是指自西汉为加强岭南地区政治军事统治而设立合浦郡以来,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汉民族、岭南地区少数民族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各民族之间通过内河、近海、陆路等途径,在交通贸易、生产交流、文化交往等具体历史活动中所形成的以开放包容、和合交往为核心价值的一种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合浦海洋文化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是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海外文化汇聚合浦交融而成,合浦当地出土的各种古代器物是这种文化融合的主要标志。同时根据这些古代器物可以推断,“合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辐射至东南亚、南亚各地区与各民族。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或文明的一般原理,审视汉代合浦郡在海陆一体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融合。为此,在论述展开的过程中,按照“器物—符号—价值”的研究范式,综合运用语料库分析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的方法、跨学科研究与跨地域研究相结合等方法,通过梳理源流、勾勒轮廓、抽象符号、挖掘价值、凝练精髓、总结规律,重新探讨合浦海洋文化过去已经贡献什么、现在及未来能够贡献什么等问题,以此揭示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合浦海洋文化,不仅在于论证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末就已经逐步发展出海洋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学术上尝试突破西方海洋文明的评价标准与话语逻辑,主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学术观点方面,提出合浦是中国海上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与海陆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合浦的海陆一体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始源标识、合浦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原发标识与“丝路精神”的创始标识、合浦海洋文化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了海陆一体的开放包容、和合交往核心价值等新观点;二是学术思想方面,探讨构建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基本理论与评价体系作为科学评价体系、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挖掘合浦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与价值底蕴、基于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及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海陆一体始源价值基因的基础性意义;三是研究方法方面,形成了“器物—符号—价值”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范式。综上,通过深入挖掘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探讨其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揭示其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起点所蕴涵的价值基因,由此对以合浦海洋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化进行话语重构与价值重塑,从而树立中国海洋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海洋软实力,为当前的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价值基础与理论支撑。
程睿[5]（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王南芳[6]（2021）在《文化自信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反复强调文化自信,而且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并用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这六个层层递进的词语来形容文化自信,表明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自信,也充分说明文化自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文化自信的提出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不协调,“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在社会转型的巨大变革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尤其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下,各种各样的不良社会思潮使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剧烈冲击。思想文化领域一旦“根不稳”、“魂不定”,将会动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根基。因此,增强文化自信,夯实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砥砺奋进的思想基础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坚定文化自信,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塑造力、生产力、防御力,有助于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价值。实现从文化不够自信到文化自信的转变,必须通过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艰苦的文化自信培育实践,而关于文化自信培育的研究正是当前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研究文化自信培育是对当前中国文化不够自信的理性审视,也是对党中央坚定文化自信要求的学术回应,既有助于增强我国社会成员的文化自信水平,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又能弥补当前研究的局限,深化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意义十分显着。文化自信培育是指在深刻掌握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依靠一定的社会群体通过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教育方法开展的文化育人实践活动,以期实现增强我国社会成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行为认同的目标,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文化自信培育围绕文化育人实践活动展开,与文化自信的重构、重塑、重建的形成机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生长点和落脚点是培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人民性等特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对文化自信培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培育、文化自信培育者与培育对象、文化自信培育的内容、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文化自信培育的环境进行深入系统探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定文化自信要求的需要。文化自信培育的展开始终依靠人、围绕人并服务人。依据人在文化自信培育中地位、任务、功能的不同,可以将文化自信培育的主体划分为文化自信培育者和文化自信培育对象,这是文化自信培育最基本构成要素。文化自信培育者肩负着教育引导培育对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知识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行为认同的神圣使命,必须具备过硬的知识素质、良好的能力素质、健全的人格素质、健康的身心素质。虽然文化自信培育具有人民性,应该面向全体中华儿女展开,但也应该有重点,应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进行探讨。因此本文将青少年作为文化自信培育的重点对象,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作为文化自信培育的重要对象,网络大流量群体作为文化自信培育的特殊对象进行深入探讨。文化自信培育者与文化自信培育对象在实践交往中要秉承平等性、亲和性、发展性的交往原则,推动文化自信培育顺利实施。文化自信培育的内容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培育、革命文化自信培育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培育三个方面构成的系统。从结构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培育是基础内容,革命文化自信培育是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培育是核心内容。从层次来看,按照从低到高的原则,文化自信培育的内容可以分为知识层面的认知性内容、道德层面的规范性内容和政治层面的信仰性内容。其中知识层面的认知性内容是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基础层次,道德层面的规范性内容是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中间层次,政治层面的信仰性内容是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最高层次。从当前的培育状况来看,我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得分最高,对革命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得分最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认同、低认知的现实反差,要求我们不仅要紧密联系实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增强文化自信培育的实效性,而且要按照整体性、有序性、层次性原则推动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要素完整、结构协调和层次科学。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是文化自信培育的桥和船。推动文化自信培育实践的完备化、效果的优质化、制度的常态化,必须遵循“事必有法,然后可成”的古训,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培育方法的研究。随着文化自信培育的显性方法与隐性方法、线上方法与线下方法、内部方法与外部方法的综合使用,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日益呈现协同性、互补性、同构性等特征。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是由哲学方法、原则方法和具体方法构成的层次分明的系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相关论述是指导文化自信培育的哲学方法,起到最根本的作用。主导性与多样性相互补的原则、平等性与层次性相协调的原则、理论性与实践性相促进的原则、渗透性与协同性相共生的原则、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的原则是文化自信培育的原则方法,是指导文化自信培育顺利实施的基本准则。用理论点亮文化自信、用实践养成文化自信、用文艺滋养文化自信、用网络传导文化自信、用制度保障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培育的基本方法,在实践中要创造性地选择和运用。文化自信培育环境是指影响文化自信培育活动的一切环境因素的总和。按照范围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按照外延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按照形态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按照作用来划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可以分为积极环境和消极环境。从结构来看,文化自信培育环境是文化自信培育的构成要素,没有它就没有文化自信培育体系的完整性;从功能来看,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感染、导向和强化功能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培育的实效性,没有它就没有文化自信培育目标的达成。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对文化自信培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科学分析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机遇与挑战,提高化危为机的能力。要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环境观的指导,秉承实事求是、方向一致、协同共振、循序渐进的优化原则,努力建设繁荣有序的经济环境、民主法治的政治环境、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温馨乐学的家庭环境、风清气正的学校环境、文明有礼的社区环境、高效健康的工作环境,在有效应对危机中抓住新机、开拓新局,将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优化作为一项重要的、长期的工作开展下去,有效发挥环境育人的功能。
王永[7]（2020）在《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以来,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人类逐渐造就了一个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不再是自然的奴隶,而自以为成了自然的主人。然而,还没等到人类从这场人对自然的伟大胜利的喜悦中醒来,自然界便开始了他无情的“报复”。由于大规模的开发与无止境的利用,自然界已超过了自身的负荷,生态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疾病肆虐等全球性问题开始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在人与自然的较量中,并没有最终的胜利者,人们必须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生态问题是人类必须解决的重要议题,构建正确的生态文化观显得紧迫而严峻。生态文化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和旨趣的价值观念、情感状态和心理素质的全部集合,是评价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项至关重要的考量标准。马克思生态文化观是马克思本人对生态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全部思维形式,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一系列关系的整体理解。机器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产生及社会话语权增加以及全球范围内生态问题的日益加剧促进了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产生,实践唯物的生态自然观,有机和谐的生态社会观和回归自身的生态人学观构成了其生态文化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吸收并继承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德国古典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从人类统治自然、征服自然转向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和谐发展出发,把生态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状态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将实现人类在更高层次上的对人本身的理性的复归作为最终目的,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理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观。本研究主要关注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历史生成和主要内涵;其二,马克思的生态文化观的当代价值与当代中国对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就是马克思生态文化观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关系。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对文章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创新点以及生态文化的相关概念进行初步的阐述;第二章是对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来源进行详细的分析,指出该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学理来源及由以产生的理论积淀;第三章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分析找出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形成的逻辑脉络;第四章是对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内涵、外延以及基本特征进行综合性的说明;第五章则在前文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当代价值进行深入的探讨;第六章主要是站在马克思生态文化观意义上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进行分析与介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相结合,从而更加全面地凸显选题的时代意蕴。马克思生态观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了自然与环境,其最重要的是把人与社会作为生态问题的核心要义。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不是单向度的需求与被需求,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双向互动。人能够创造环境,但同样环境也能够制约和影响人,人与环境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社会性是人与自然沟通的中心环节,人应该通过自己的社会性来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社会化的自然和自然化的社会才能够进入人类的视野,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内容上,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包括了唯物主义的自然生态观、以实践为纽带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异化现象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等具体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具有基于哲学的生态批判精神、和谐发展的生态哲学视野和改造世界的生态实践情怀的特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生态文化观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马克思生态文化观视野广阔、内涵丰富,对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以及人类生态文化的发展和延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思想中所包含的批判性与革命性的价值观逐渐成为我们当前解决生态问题的宝贵财富。透过马克思生态文化观,我们可以领悟到马克思生态文化观为生态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所确立的科学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等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当前化解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困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以及实践价值。
刘素娟[8]（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赵轩[9]（2019）在《实践论思维方式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古往今来,世界各国均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培养国民爱国主义情感和观念的主要方式,并力求通过爱国主义教育使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本国的民族精神。一直以来,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爱国主义教育始终高度重视,并结合世势国情不断丰富和完善爱国主义内涵,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爱国主义理论,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遵循法则和重要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继承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创新发展的爱国主义思想,对爱国主义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2015年12月30日）时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着重强调了爱国主义教育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研究和爱国主义精神阐释,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增强教育效果。”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表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具有永恒意义的事情,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必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党中央的政治要求,也是社会现实提出的实际需要。一方面,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迈进的过程中,需要以爱国主义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精神文明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必然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基础;应对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多元价值冲突问题,与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国家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腐朽错误思潮的斗争仍然需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面对复杂境内外环境中的种种政治图谋,既需要国家层面的恰当应对,也需要以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广大中华儿女扞卫自身权益,形成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可以说,实现爱国主义精神的现实价值最主要的依靠途径仍然是爱国主义教育,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所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可以通过一定的教育方式把爱国主义理论研究的相关成果落实到教育实践中;也可以从爱国主义教育本身入手,从实践的视角展开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研究,实现对教育实践的理论指导。本文就是运用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从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入手,对爱国主义教育理论展开的新探索。本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分为五章。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为理论前提部分,第三、四、五章为理论研究主体部分。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前提。“实践论思维方式”是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的思维方式,是针对抽象化的“知识论思维方式”具有革命性变革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从其本身来说的核心观念主要有三个:从实践出发的问题意识;从“现实的人”出发的具体意识;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出发的整体意识。“实践论思维方式”对于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研究,包括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是本文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理论前提。第二章,立足实践重释爱国主义相关概念并从不同学科视角探讨相关前提性理论问题。本章首先从实践出发重释与爱国主义密切相关的概念,即“爱”“国”“主义”和“精神”,为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作出相应的理论铺垫;其次,对研究爱国主义理论的相关学科——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爱国主义理论中的侧重点及成因进行研究,明确这些学科从不同的实践关系出发反映出爱国主义理论研究的不同实践视角,为爱国主义教育理论汲取不同学科研究爱国主义的理论成果提供尽量丰富理论参考;最后,从教育实践的角度比较不同学科研究爱国主义理论的特点,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爱国主义理论突出的实践性特征,以及从实践出发能够整合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学科地位,从而确立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应具有丰富的实践视野以及本文贯穿实践论思维方式,立足教育实践的理论体系。第三章,以实践论思维方式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强调贯彻“现实的人”观念。本章首先以实践的视角考察爱国主义的主体理论和爱国主义教育对象的相关理论,从而确定爱国主义教育对象在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中应有的核心地位。其次,以实践论思维方式中“现实的人”观念探讨爱国主义教育对象所具有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及精神属性不同维度的内在规定性,并以“现实的人”的自然成长历程对全部属性予以体现生成性的整合,为爱国主义教育阶段性和群体性的划分奠定基础。最后,进一步贯彻实践论思维方式,借鉴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相关理论对爱国主义教育对象作以更加深入的考察,以把握更加具体化的教育对象。由此从教育对象的角度看爱国主义教育,就应当以教育对象的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内在规定为主,划分不同的教育阶段和群体,开展相应的教育。第四章,以实践论思维方式研究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强调着眼“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根基。“现实生活世界”是“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体现出自身整体性、具体性和规律性的统一。对于“现实的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从其“现实生活世界”中确定教育内容。一是探讨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范畴和结构确立与爱国主义客体、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二是以“现实生活世界”观念研究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结合第二章的相关理论,提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要与“现实生活世界”观念相结合。在对象性内容范畴上要体现爱国主义客体理论的整体性,即要包含自然、人民、文化和政治四个方面;在生活化内容范畴上要体现“现实生活世界”整体中的具体性,即要注重与“现实的人”在客观实践中的相关要素相结合;在教育内容结构化方面既要涵盖“现实生活世界”自身以“历史、现实、未来”为主的层次规律,也要满足社会关系需要的相应规律,还要体现以教育对象“情、知、意”为主的精神发展规律;三是在更加具体化的层面实现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在自然维度、人民维度、文化维度和政治维度着眼“现实生活世界”的展开,并探讨各维度教育内容逻辑的现实依据和要求。第五章,以实践论思维方式探讨爱国主义教育策略与方式的具体化理论。本章针对作为“现实的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对象,在理论上研究对于不同教育群体如何进行富有成效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教育策略和方式的具体化原则,体现合规律性。一是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策略的实施主体,即教育主体的具体化作以相应的讨论;二是针对学前教育、小学至大学教育、社会教育中所包含的主要教育群体,对其爱国主义教育策略的设定原则进行了论述;三是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探讨爱国主义教育策略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方式运用原则,以及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具体化的基本路向。这些实践原则的探讨,能够指导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针对不同教育群体运用相应的教育策略与方式,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本文运用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理论,在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通过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爱国主义教育理论中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策略以及教育方式都从具体化的方向进行了新的阐释,这些阐释为加强具有针对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成果。
高小燕[10]（2019）在《公共考古视域下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而追求更高的发展水平,更有质量的生活,满足更多的精神需要,成为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承载着人类文化意象和社会记忆的文化遗产该如何发挥其价值,提升与公众的联结,伴随人类的精神文明迈步进入新的时空。随着公共考古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并积极参与其中,但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考古行业、文化遗产保护者、公众等）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存在诸多“知沟”和认识偏差,导致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出现了价值传承的危机问题。文化遗产传承什么、如何传承、如何使得文化遗产“活”起来,是我们研究的元起点。本文以公共考古学视域下文化遗产价值为研究主题,以陕西省秦始皇陵为主要考察对象,运用考古学、文化社会学、阐释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方法展开讨论,研究进程包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深入问题、解决问题。笔者认为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是以传承价值为本质,认同为目标,互动与对话为主体,阐释与传播为途径。本文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如下:第一,我们要在社会转型和话语变迁的背景下,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重构、阐释、展示、解读和传播。文化遗产保护要立足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即文化价值,分析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价值、精神文化价值与制度层面的价值（社会治理体系和规则）,从而以提升公众与文化遗产的联结、激发公众的文化意象和文化记忆为主要目的,让公众“透物见人”,能看得懂、听得懂,从而实现让静置物化的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让公众与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对话”,唤醒文化记忆,实现文化认同。第二,面向未来,我们要从搭建以文化价值为导向的阐释与展示系统,联结公众主动参与保护,建构参与式叙事空间,建构文化景观和文化传播的意象空间,打造与公众交流互动型阐释模式,提升文创产品文化意象等方面,高质量阐释和展示文化遗产的价值。第三,当公共考古遇上数字传播,通过新的传播模式和渠道,使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社会秩序、政治制度、文化意象、文明观被再次呈现和建构出来,形成新的文化意象;同时,在数字传播为代表的多媒介所营造的新时空中,以新的形式、新的结构、新的表征来表达和传播文化遗产价值,使其获得新的价值延续与生长,形成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象和记忆。
二、论以大文化观划分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历史类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以大文化观划分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历史类型（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成果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概述 |
| 2.1 基本概念界定及内在逻辑 |
| 2.1.1 新时代 |
| 2.1.2 红色文化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2.1.4 基本概念的内在逻辑 |
| 2.2 相关理论概述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的相关理论 |
| 2.2.2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的相关理论 |
| 2.2.3 新时代习近平关于红色文化教育的相关理论 |
| 2.3 红色文化的特征 |
| 2.3.1 人民性与先进性 |
| 2.3.2 传承性与时代性 |
| 2.3.3 科学性与创新性 |
| 第三章 红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 3.1 红色文化形成的理论渊源 |
| 3.1.1 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1.2 优秀传统文化 |
| 3.1.3 毛泽东思想 |
| 3.2 红色文化形成的实践基础和建构主体 |
| 3.2.1 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基点 |
| 3.2.2 人民群众——主体力量 |
| 3.2.3 党的百年历程——发展动因 |
| 3.3 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 |
| 3.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 3.3.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 3.3.3 改革开放新时期 |
| 3.3.4 社会主义新时代 |
| 3.4 红色文化教育的发展脉络 |
| 3.4.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 3.4.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 3.4.3 改革开放新时期 |
| 3.4.4 社会主义新时代 |
| 第四章 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4.1 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面临的机遇 |
| 4.1.1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
| 4.1.2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理论的提出 |
| 4.1.3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 4.2 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面临的挑战 |
| 4.2.1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冲击 |
| 4.2.2 多元社会思潮暗流涌动 |
| 4.2.3 深化改革时期矛盾变化 |
| 4.3 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缺失的具体表现 |
| 4.3.1 全方位的认知程度更应提升 |
| 4.3.2 话语体系的回应力仍需加强 |
| 4.3.3 辩证思维能力理当着重培养 |
| 4.4 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缺失的深层原因 |
| 4.4.1 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 |
| 4.4.2 经济体制改革与价值取向转型 |
| 4.4.3 红色文化教育的原则和路径有待完善 |
| 第五章 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的价值维度和实践路径 |
| 5.1 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的价值维度 |
| 5.1.1 学习党史国史,明晰红色文化脉络 |
| 5.1.2 坚定文化自信,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
| 5.1.3 继承红色基因,积极投身伟大事业 |
| 5.2 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引领作用 |
| 5.2.1 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核心领导 |
| 5.2.2 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旗帜引领 |
| 5.2.3 坚持党对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组织建构 |
| 5.2.4 形成以学校党委为主导的联动育人机制 |
| 5.3 巩固思政课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
| 5.3.1 思维要新,赋予红色文化教学时代内涵 |
| 5.3.2 情怀要深,发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作用 |
| 5.3.3 视野要广,开展先进教学经验交流活动 |
| 5.4 强化学生自身的主体意识 |
| 5.4.1 学思并重,形成对红色文化的正确认识 |
| 5.4.2 以学促行,将红色精神外化为实际行动 |
| 5.4.3 知行统一,实现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发扬 |
| 5.4.4 反复强化,笃定崇高信仰坚定正确方向 |
| 5.5 重视新媒体技术的运用 |
| 5.5.1 创建红色网站,讲好红色历史 |
| 5.5.2 占领信息高地,助推阵地建设 |
| 5.5.3 借鉴成功经验,加强知识学习 |
| 5.6 完善体制机制的刚性约束作用 |
| 5.6.1 建立健全高校红色文化话语体系的激励机制 |
| 5.6.2 积极创建高校红色文化教育成效的考评机制 |
| 5.6.3 制定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的法律法规机制 |
| 第六章 结论、不足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2）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与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概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阐释 |
| 一、治藏方略 |
| 二、民族与中华民族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第二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形成过程 |
| 一、源起:传统“华夷一统”思想 |
| 二、雏形: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
| 三、形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形成 |
| 四、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
| 五、确立: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共同体思想 |
| 一、中国史前文明中的共同体思想 |
| 二、古代各民族互动中的共同体思想 |
| 三、大一统国家观中的共同体思想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理论 |
| 一、马克思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
| 二、恩格斯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
| 三、列宁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 一、毛泽东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 二、邓小平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 三、江泽民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 四、胡锦涛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 第四节 新时代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 |
| 一、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二、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第三章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第一节 党的治藏方略的形成发展历程 |
| 一、党治藏方略的初步形成阶段(1949—1978) |
| 二、党的治藏方略的发展完备阶段(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确立阶段(2012—至今)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主要内容及目标任务 |
| 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主要内容 |
| 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意义 |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目标任务 |
| 第三节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 |
|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题中之意 |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中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握三大关系 |
| 第四章 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机遇 |
| 第一节 古代西藏各民族与其他民族互动的典型代表 |
| 一、民族互市与王朝朝贡 |
| 二、民族会盟与民族和亲 |
| 三、民族战争与民族贡献 |
| 第二节 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
| 一、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 |
| 二、共同抵御外辱扞卫统一 |
| 三、共同丰富发展祖国经济 |
| 四、共同发展繁荣中华文化 |
| 第三节 当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机遇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党对民族工作高度重视的战略机遇 |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引领机遇 |
| 第五章 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西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分析 |
| 一、调查设计 |
| 二、主位研究:学生调查问卷与访谈统计分析 |
| 三、总结与启示 |
| 第二节 西藏农牧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分析 |
| 一、调查设计 |
| 二、主位研究:农牧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分析 |
| 三、客位研究:以驻村干部为视角分析农牧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现状 |
| 四、总结与启示 |
| 第三节 西藏城市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分析 |
| 一、调查设计 |
| 二、调查点社区的选取情况 |
| 三、城市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调查分析 |
| 四、总结与启示 |
| 第六章 新时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挑战 |
| 第一节 多元文化冲击的复杂性挑战 |
| 一、境内外分裂敌对势力威胁西藏安全稳定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西藏主流文化 |
| 三、藏传佛教的消极影响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客观性挑战 |
| 一、西藏经济总体发展相对滞后的客观性 |
| 二、西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性 |
| 三、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阻碍性 |
| 第三节 社会领域的复杂性面临多样性挑战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社会认知不足 |
| 二、对自媒体的无序发展的管控不足 |
| 三、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动力不足 |
| 第四节 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直接性挑战 |
| 一、文化程度偏低与环境影响 |
| 二、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师资教师队伍素质需要提高带来的挑战 |
| 三、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缺乏良性互动 |
| 第五节 培育实践内生动力不足的制约性挑战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主体的困惑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客体面临的困惑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面临的困惑 |
|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方式的困惑 |
| 第七章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政治维度:构建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 二、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 |
| 三、依法管理西藏宗教事务、提高藏传佛教中国化水平 |
| 四、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
| 第二节 文化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
| 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根基 |
| 二、以推动西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契机,丰富培育内涵 |
|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 |
| 四、以文化互鉴为导向,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
| 第三节 经济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保障 |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 |
| 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
| 三、建立经济互助机制,形成民族互惠共同体 |
| 四、加大边境扶持力度,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
| 第四节 社会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保障 |
| 一、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良好社会生态 |
| 二、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三、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作用 |
| 四、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 第五节 教育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 |
| 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融入各级各类教育 |
| 二、深化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营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浓厚氛围 |
| 三、发挥学校、社会、家庭的联动作用,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合力 |
| 四、遵循认知情感规律,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成效 |
| 第六节 认知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
| 一、确立培育原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指明方向 |
| 二、完善培育内容,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丰富内容 |
| 三、优化培育方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拓宽路径 |
| 四、形成长效机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3）“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廖平生平与着述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基本问题说明:题目与章节解义 |
| 六、创新点说明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近代经学流派 |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的经世策——以孙诒让和曹元弼为例 |
| 一、《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经世书 |
| 二、孝为政教本原:曹元弼的经世策 |
| 三、古文经学的经世特点 |
| 第二节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的性理救世说 |
| 一、性理为本 |
| 二、性理学的救世之策 |
| 三、国性与天下 |
| 第三节 宋育仁的经学与建国 |
| 一、《孝经》:文明的发生 |
| 二、《周礼》:政治文明的创设 |
| 三、《春秋》:宋育仁的天下 |
| 第四节 廖平时代的经学发展 |
| 第二章 廖平的“大统”天下 |
| 第一节 大统先声:廖平的王统疆域论 |
| 一、小王天下的疆域与结构 |
| 二、小王天下与《谷梁》《王制》 |
| 三、大王天下的疆域 |
| 四、小王、大王之局的中国、天下变化 |
| 第二节 新天下时代——大统“九帝”说 |
| 一、方三万里之新天下 |
| 二、九千里一州说 |
| 三、各为中国、互为四夷:大统格局的起始九帝说 |
| 四、九帝说与文明冲突论 |
| 第三节 九帝后的帝统天下格局 |
| 一、四帝天下 |
| 二、五帝天下 |
| 三、二帝天下 |
| 第四节 大同的实现——皇统天下 |
| 一、皇统的天下结构 |
| 二、皇统天下的三皇之局 |
| 第五节 秦制的经学说明:廖平大同天下的王畿制度 |
| 一、古代对秦制的认识 |
| 二、廖平的秦制认识 |
| 三、学校与选举 |
| 四、王畿封国——秦制肯定的关键 |
| 五、廖平肯定秦制的现实意图 |
| 第三章 大统新天下时代的中国中央官制 |
| 第一节 作为小统论的《王制》中央官制 |
| 一、廖平改定《王制》的过程 |
| 二、天子之礼 |
| 三、《王制》之冢宰 |
| 四、《王制》之司空 |
| 五、《王制》之司马 |
| 六、《王制》之司徒 |
| 第二节 廖平《王制》官制的制度精神 |
| 一、官政 |
| 二、养在教先,教为政鹄 |
| 三、为民政治 |
| 四、审慎政治 |
| 第三节 帝统中央官制 |
| 一、古代的《周礼》冬官论 |
| 二、廖平帝制五官说的确立过程 |
| 三、天六人五之职官结构 |
| 四、官联结构与官属结构 |
| 五、帝制五官 |
| 第四节 大争时代的制度选择——从王制三公到帝制五官的经学治理意图 |
| 一、帝统时代的性质 |
| 二、冢宰之变 |
| 三、天子之变 |
| 四、司空代冢宰义 |
| 五、民智与士智——司徒教化之责的更替 |
| 六、小结 |
| 第五节 皇制大同时代的官制:六相制度 |
| 一、由人而天:皇统官制的性质 |
| 二、皇制六官 |
| 三、六官与帝制五官、王制三公 |
| 总论 |
| 第四章 经学史中的廖平经学 |
| 第一节 从汉代经学的历史化特征看廖平经学的性质 |
| 一、郑玄经学:经学的历史方法 |
| 二、汉代今文经学:寓言与微言 |
| 三、廖平经学的性质重订 |
| 第二节 修身之义与典制之书——从廖平与朱熹的经学观比较看廖平的经学史意义 |
| 一、修身与典制:朱熹与廖平对经学主旨的认知差异 |
| 二、《大学》与《王制》:朱子与廖平的经学文本纲领 |
| 三、朱子、廖平经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
| 四、廖平、朱子经学范式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天下时代的廖平经学特质 |
| 一、经学体系的主动建构 |
| 二、经学独立性的看重与建设 |
| 三、廖平经学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性理解 |
| 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价值与天下主义的关怀 |
| 第五章 廖平经学与现代 |
| 第一节 现代经学的制度经世路径—廖平与现代经学的关系 |
| 一、行意与史佚:《今古学考》之后 |
| 二、孔子制度抑或儒者理想——现代今文家谈中国制度 |
| 三、中国制度的历史辩护——现代古文家谈中国制度 |
| 四、现代经学的经世之路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
| 第二节 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
| 一、复兴中的中国 |
| 二、廖平经学“大统论”的当代可能性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核心概念与发展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文明的论述 |
|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化与文明的产生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的论述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核心概念 |
| 一、海洋概念 |
| 二、文化及其相关概念 |
| 三、海洋文化及其相关概念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构成 |
| 一、海洋文化的主体 |
| 二、海洋文化的客体 |
| 三、海洋文化的中介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化的发展理论 |
| 一、海洋文化的发展路径 |
| 二、海洋文化的发展动力 |
| 三、海洋文化的发展趋势 |
| 第二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历史底蕴 |
| 第一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 |
| 一、合浦海洋文化的兴起 |
| 二、合浦海洋文化的繁荣 |
| 三、合浦海洋文化的延续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 |
| 一、合浦地理位置的海陆一体特征 |
| 二、合浦是中国海上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 |
| 三、合浦是海陆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
| 第三节 合浦海洋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辐射影响 |
| 一、与东南亚、南亚诸国深植经济文化交往厚谊 |
| 二、向东南亚、南亚诸国传播和合交往理念 |
| 第三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
| 第一节 合浦器物文化符号的主要标志 |
| 一、蚕桑丝绸业是汉民族生产方式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二、玻璃烧制技术是海外生产技术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三、羽纹铜凤灯是生活用具的器物文化符号 |
| 四、南珠与奇石异物是海上贸易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五、钵生莲花器是佛教传播的器物文化符号 |
| 六、宝石珠饰形制是审美价值的器物文化符号 |
| 七、叠涩穹窿顶墓是丧葬习俗的器物文化符号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融合符号 |
| 一、海陆一体是合浦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符号 |
| 二、辐射影响是合浦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海外文化的融合符号 |
| 第三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符号 |
| 一、合浦海洋文化作为开放包容的价值符号 |
| 二、合浦海洋文化作为和合交往的价值符号 |
| 第四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价值精髓与学术意义 |
| 第一节 合浦海洋文化之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精髓 |
| 一、合浦的海陆一体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始源标识 |
| 二、合浦海洋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原发标识 |
| 三、合浦海洋文化是“丝路精神”的创始标识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核心价值对突破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学术意义 |
| 一、对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的批判 |
| 二、对中国海洋文化失觉的反思 |
| 三、合浦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核心价值的根本区别 |
| 第五章 合浦海洋文化的理论与现实双重展望 |
| 第一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理论展望 |
| 一、树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 |
| 二、为中国海洋文化贡献发展理念 |
| 第二节 合浦海洋文化的现实展望 |
| 一、为中国海洋文化夯实发展基础 |
| 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
| 三、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相关概述 |
| 2.1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 |
| 2.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广义概念 |
| 2.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狭义概念 |
| 2.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涵盖 |
| 2.2.1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2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3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3 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 |
| 2.3.1 用经济帝国主义手段实现全球霸权 |
| 2.3.2 用政治文化手段助推经济扩张 |
| 第3章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 |
| 3.1 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萌芽 |
| 3.1.1 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 |
| 3.1.2 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 |
| 3.1.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
| 3.1.4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
| 3.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奠基 |
| 3.2.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时代背景 |
| 3.2.2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核心观点 |
| 3.2.3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当代价值 |
| 第4章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
| 4.1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 |
| 4.1.1 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形态的理论分析 |
| 4.1.2 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的理论透视 |
| 4.2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 |
| 4.2.1 垄断资本构建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 |
| 4.2.2 垄断资本掌控下的南北不平等交换形式 |
| 4.2.3 垄断资本剥夺下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 |
| 第5章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拓展 |
| 5.1 全球化中资本积累逻辑的理论批判 |
| 5.1.1 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 |
| 5.1.2 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理论批判 |
| 5.1.3 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批判 |
| 5.2 全球化中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创新 |
| 5.2.1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统治 |
| 5.2.2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劳动 |
| 5.3 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理论及其新视野 |
| 5.3.1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帝国主义 |
| 5.3.2 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 |
| 第6章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评析与启示 |
| 6.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综合评述 |
| 6.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成就 |
| 6.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偏颇之处 |
| 6.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启示 |
| 6.2.1 资本逻辑跳脱与发展路径选择 |
| 6.2.2 民族国家在场与民族意识觉醒 |
| 6.3 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的中国发展之反思 |
| 6.3.1 全球化中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构 |
| 6.3.2 全球化中政治文化实践空间探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文化自信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研究的基本方法 |
| 三、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化自信培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 |
|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 |
| 二、交往视域下文化的交流和安全 |
| 三、共产主义视域下文化建设 |
| 第二节 列宁的文化理论 |
| 一、文化革命理论 |
| 二、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改造理论 |
| 三、文化领导权理论 |
| 第三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概述 |
| 二、科学把握文化与经济、政治辩证关系 |
|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 |
| 四、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
| 五、借鉴外来文化的精髓 |
| 六、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
| 七、加强文化队伍建设 |
| 第三章 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培育 |
| 第一节 文化自信内涵的厘定 |
| 一、文化的基本概念 |
| 二、自信的内涵和特点 |
| 三、文化自信内涵的多维解读 |
| 四、文化自信的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文化自信培育的内涵和特征 |
| 一、文化自信培育的内涵及构成要素 |
| 二、文化自信培育的特征 |
| 第三节 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培育的关系 |
| 一、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培育的区别 |
| 二、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培育的联系 |
| 第四章 文化自信培育者和培育对象 |
| 第一节 文化自信培育者 |
| 一、文化自信培育者的内涵和特征 |
| 二、文化自信培育者的作用 |
| 三、文化自信培育者的素质 |
| 第二节 文化自信培育对象 |
| 一、文化自信培育对象的内涵和特征 |
| 二、青少年是文化自信培育的重点对象 |
| 三、共产党员是文化自信培育的重要对象 |
| 四、网络大流量群体是文化自信培育的特殊对象 |
| 第三节 文化自信培育者与培育对象的关系 |
| 一、澄清文化自信培育者与培育对象关系的误区 |
| 二、文化自信培育者与培育对象之间关系的特征 |
| 三、文化自信培育者与培育对象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 |
| 四、正确处理文化自信培育者与培育对象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
| 第五章 文化自信培育的内容 |
| 第一节 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要素分析 |
| 一、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基本要素 |
| 二、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具体要素 |
| 第二节 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结构分析 |
| 一、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结构分析的必要性 |
| 二、基础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培育 |
| 三、重要内容:革命文化自信培育 |
| 四、核心内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培育 |
| 第三节 文化自信培育内容的层次分析 |
| 一、第一层次:知识层面的认知性内容 |
| 二、第二层次:道德层面的规范性内容 |
| 三、第三层次:政治层面的信仰性内容 |
| 第六章 文化自信培育的方法 |
| 第一节 文化自信培育方法的内涵、特点和价值 |
| 一、文化自信培育方法的内涵 |
| 二、文化自信培育方法的类型与特点 |
| 三、文化自信培育方法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化自信培育的原则 |
| 一、主导性与多样性相互补的原则 |
| 二、平等性与层次性相协调的原则 |
| 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促进的原则 |
| 四、渗透性与协同性相共生的原则 |
| 五、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的原则 |
| 第三节 文化自信培育的基本方法 |
| 一、用理论点亮文化自信 |
| 二、用实践养成文化自信 |
| 三、用文艺滋养文化自信 |
| 四、用网络传导文化自信 |
| 五、用制度保障文化自信 |
| 第七章 文化自信培育的环境 |
| 第一节 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内涵、类型、特征和价值 |
| 一、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内涵 |
| 二、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类型 |
| 三、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特征 |
| 四、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重要价值 |
| 第二节 文化自信培育环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宏观层面环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二、微观层面环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第三节 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建设 |
| 一、建设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基本态度 |
| 二、建设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基本原则 |
| 三、建设文化自信培育环境的现实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论文研究方法 |
| (二)论文创新之处 |
| 四、相关概念界定与分析 |
| (一)文化 |
| (二)生态文化 |
| (三)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 |
| 注释 |
| 第二章 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 |
| 一、马克思生态文化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一)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 |
| (二)政治条件:无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 |
| (三)自然环境:全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
| 二、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学理来源 |
| (一)伊壁鸠鲁唯物主义自然观 |
| (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然观 |
| (三)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自然观 |
| 三、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由以产生的理论积淀 |
| (一)唯物史观的系统生态自然观 |
| (二)和谐统一的整体生态社会观 |
| (三)回归自身的有机生态人学观 |
| 注释 |
| 第三章 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逻辑演进与相关问题 |
| 一、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历史脉络 |
| (一)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产生时期(1841-1844) |
| (二)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形成时期(1845-1847) |
| (三)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完善时期(1848-1867) |
| 二、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初步构想 |
| (一)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化自然理论 |
| (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态批判思想 |
| (三)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制度设想 |
| 三、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相关问题探讨 |
| (一)马克思生态文化观与“人类中心主义” |
| (二)马克思生态文化观与传统生态学 |
| 注释 |
| 第四章 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理论建构与特征 |
| 一、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理念架构 |
| (一)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思维起点——实践活动 |
| (二)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逻辑展开——双层构架 |
| (三)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价值诉求——全面发展 |
| 二、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理论原则 |
| (一)自然对人的制约性 |
| (二)人对自然的能动性 |
| (三)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
| 三、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价值指向 |
| (一)可持续发展性的生态经济观 |
| (二)鲜明阶级属性的生态政治观 |
| (三)反思科技理性的生态社会观 |
| 四、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基本特征 |
| (一)批判性 |
| (二)统一性 |
| (三)实践性 |
| 注释 |
| 第五章 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当代价值意蕴 |
| 一、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理论价值 |
| (一)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进行科学反思批判 |
| (二)从生态文化的立场进行资本主义文化批判 |
| (三)从文化发展的视野审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
| 二、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实践价值 |
| (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指导 |
| (二)为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
| (三)为世界生态文化的建设赋予了价值内涵 |
| 三、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时代价值 |
| (一)化解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有力武器 |
| (二)提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行动指南 |
| (三)培养公民生态环保意识的思想指引 |
| 注释 |
| 第六章 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 |
| 一、中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必要性 |
| (一)发达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前车之鉴 |
| (二)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 |
|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必然要求 |
|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致思理路 |
| (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自然观 |
| (二)良好生态是民生福祉的宗旨精神 |
| (三)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
| (四)严格制度是生态保障的法治意识 |
| (五)生态红线是生态防线的底线思维 |
|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显着特征 |
| (一)深厚的理论根基 |
| (二)坚定的民生立场 |
| (三)发展的科学理念 |
| (四)求真的实践精神 |
| (五)宽广的全球视野 |
|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 |
| (一)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生态文化观的核心思想 |
| (二)丰富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内容 |
| (三)阐释和概括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依据 |
| 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实践论思维方式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相关研究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文件 |
| (三)国外爱国主义教育相关研究 |
| (四)爱国主义相关基础理论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实践论路向 |
| 一、反思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 |
| (一)思维方式及其对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的影响 |
| (二)“知识论思维方式”的体现及其超越 |
| 二、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及其理论意义 |
| (一)马克思实践论思维方式的提出 |
| (二)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 |
| (三)实践论思维方式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 三、实践论思维方式与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新理路 |
| (一)实践论思维方式中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的基本方向 |
| (二)以实践论思维方式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思路 |
| 第二章 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前提的实践论整合 |
| 一、实践论维度的爱国主义相关概念 |
| (一)爱: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
| (二)国:祖国与国家的统一 |
| (三)主义: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
| (四)精神:情、知、意的统一 |
| 二、实践论视域中的多学科爱国主义理论研究 |
| (一)伦理学中的爱国主义 |
| (二)政治学中的爱国主义 |
| (三)法学中的爱国主义 |
| (四)哲学中的爱国主义 |
| (五)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爱国主义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实践论追求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爱国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地位 |
| (二)以实践论思维方式重构爱国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
| 第三章 爱国主义教育对象的实践论解析 |
| 一、爱国主义教育对象及其在理论建构中的地位 |
| (一)从爱国主义主体看爱国主义教育对象 |
| (二)爱国主义教育对象在爱国主义教育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
| 二、作为“现实的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对象 |
| (一)爱国主义教育对象研究进展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从“现实的人”的属性维度看爱国主义教育对象的基本结构 |
| (三)从人的成长历程整合爱国主义教育对象的不同属性 |
| 三、把握具体化爱国主义教育对象的理论借鉴 |
| (一)自然属性维度的“动机理论” |
| (二)社会属性维度的几种社会理论 |
| (三)精神属性维度的“认知发展理论” |
| (四)从整体把握“现实的人”属性结构的“人格动力学理论” |
| 第四章 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实践论阐释 |
| 一、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实践论架构 |
| (一)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与爱国主义客体 |
| (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与爱国主义教育目标 |
| (三)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与爱国主义教育对象 |
| 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实践论根基 |
| (一)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
| (二)“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阐释 |
| (三)“现实生活世界”观念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
| 三、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实践论梳理 |
| (一)自然维度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
| (二)人民维度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
| (三)文化维度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
| (四)政治维度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
| (五)“现实生活世界”观念中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具体逻辑 |
| 第五章 爱国主义教育策略与方式的实践论探析 |
| 一、爱国主义教育策略与教育方式的实践论反思 |
| (一)爱国主义的教育策略与教育方式 |
| (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在教育策略与教育方式上存在的问题 |
| 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策略的具体化逻辑 |
| (一)爱国主义教育主体的具体化 |
| (二)爱国主义教育策略的具体化 |
| 三、爱国主义教育方式的实践论原则 |
| (一)习近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及其指导意义 |
| (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方式的基本原则 |
| (三)爱国主义教育方式的具体化方向 |
| 结语走向新实践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理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公共考古视域下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公共考古学研究 |
| 二、文化遗产价值研究 |
| 三、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研究 |
|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阐释 |
| 一、相关概念 |
| 二、相关理论阐释 |
| 第五节 问题展开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作为沟通的公共考古:任重道远 |
| 第一节 公共考古兴起 |
| 一、何为公共考古 |
| 二、开展公共考古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公共考古现状与发展 |
| 一、国外公共考古发展趋势 |
| 二、中国公共考古发展现状 |
| 三、中国公共考古存在的问题 |
| 四、中国公共考古发展思考 |
| 第三章 保护与传承的起点:价值 |
| 第一节 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 |
| 一、“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概念缘起和发展 |
| 二、国际宪章关于文化遗产价值保护理念的发展解读 |
| 三、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转变 |
| 第二节 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价值危机 |
| 一、社会变迁下的价值危机 |
| 二、深刻原因 |
| 第三节 文化遗产价值重构 |
| 一、文化价值是本质核心价值 |
| 二、价值的时代建构性 |
| 三、价值与人的关系再建构 |
| 四、时空价值与精神价值 |
| 第四章 重返文化遗产地:文化意象和经典的产生 |
| 第一节 作为“文化意象”的物质文化遗产 |
| 一、文化意象 |
| 二、文化景观与符号表征 |
| 三、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 |
| 第二节 帝陵的“文化意象” |
| 一、空间意象 |
| 二、景观意象 |
| 三、文化意象 |
| 第三节 秦始皇帝陵:文化意象的发生 |
| 一、秦始皇帝陵的空间意象 |
| 二、秦始皇帝陵的景观意象 |
| 三、秦始皇帝陵的文化意象 |
| 四、秦始皇帝陵的审美意象 |
| 五、秦始皇帝陵的符号意象 |
| 六、秦始皇帝陵的文明交流意象 |
| 第四节 重返帝陵经典的发生 |
| 一、社会治理体系和制度 |
| 二、思想文化 |
| 第五章 文化记忆的发生: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与展示 |
| 第一节 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化遗产 |
| 一、文化遗产激发文化记忆 |
| 二、如何催动文化记忆的发生 |
| 第二节 文化记忆、公众沟通与文化遗产价值阐释 |
| 一、阐释与展示理论始源 |
| 二、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和展示 |
| 三、公共考古视域下阐释与展示模式转向 |
| 第三节 秦始皇帝陵园文化价值的阐释与展示 |
| 一、秦始皇帝陵园的价值阐释与展陈方式 |
|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三、秦始皇帝陵园的价值阐释与展示框架建构 |
| 第六章 公共考古遇上数字传播:文化遗产价值“复活”与“逆转” |
| 第一节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属性 |
| 一、作为媒介的文化遗产 |
| 二、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传播功能与价值 |
| 第二节 现代传播的变革趋势 |
| 一、传播变化趋势 |
| 二、互联网时代传播对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影响 |
| 三、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传播模式嬗变 |
| 第三节 文化遗产价值“复活”与“逆转” |
| 一、媒介与价值 |
| 二、虚拟现实与价值传播:以故宫博物院为例 |
| 三、新媒体时代的参与式文化 |
| 四、“微”传播与意义建构 |
| 五、数字传播视域下传统大众媒介与文化遗产价值“复活” |
| 第四节 新媒体视域下秦始皇帝陵的价值传播 |
| 一、秦始皇陵的媒介化与价值传播 |
| 二、秦始皇陵价值传播现状 |
| 三、数字化传播下秦始皇帝陵价值传播建议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公共考古强调“沟通”以及文化遗产和公众的“共在关系” |
| 二、发掘文化价值 激发文化意象 |
| 三、多元立体展开价值阐释 催生文化记忆 |
| 四、数字传播激发文化遗产价值“复活”与“逆转”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论以大文化观划分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历史类型（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研究[D]. 张宇飞. 西安石油大学, 2021(02)
- [2]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D]. 张锦花. 西藏大学, 2021(11)
- [3]“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4]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合浦海洋文化研究[D]. 王晶.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5]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6]文化自信培育研究[D]. 王南芳. 湖北大学, 2021(01)
- [7]马克思生态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王永.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8]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9]实践论思维方式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D]. 赵轩.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公共考古视域下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研究[D]. 高小燕. 西北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