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艺”七年

一、《山西文艺》七年（论文文献综述）

刘瑞^[1]（2021）在《山西“十七年”工业题材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始终占据着经济建设的主导地位。随着中央和地方投资力度的加大,山西也改造、扩建、新建了一大批工厂。工业生产建设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文学创作提出新的要求。据笔者调查来看,在以《山西文艺》《火花》《太原文艺》为载体的山西“十七年”文学中,工业题材文学作品数量颇多,且体裁多样。然而,当人们谈及山西这一时期的文学,总是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以写农村题材小说为主的“山药蛋派”。翻阅文学史着作,山西“十七年”工业题材文学也呈现出“空白”的评述状态。一面是不容忽视的作品数量,一面是近似“真空”的研究现状,这样的“失衡”状态为研究山西“十七年”工业题材文学留下了“广阔”的讨论空间。那么,如今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山西“十七年”工业题材文学?这些植根于三晋大地的文学作品有何特征?又究竟是何原因被文学史“略过”的呢?本文以上述问题为核心,将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同时参照原始史料,系统分析整理作品,分三章展开论述,力图全面地考察山西“十七年”工业题材文学。绪论简单介绍论题缘起、学界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意义。第一章着重分析工业题材文学中的工人形象。第一节分析在技术革新大背景下,专业知识深厚的技术员与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形象,探究谁为技术革新的主体。第二节讨论作家们是通过何种书写策略使女工摆脱“边缘化”位置,最终成为建设主体的。第三节探析“落后”工人与工人家属这两类人物形象,他们是生产主体的“另类”存在。第二章聚焦工业化社会的书写,分为三部分。首先结合小说与诗歌文本,从空间与时间叙述两个维度分析作品中的工业社会秩序。其次,探究国家工业伦理对传统伦理与“师徒式”伦理的冲击。最后,探讨话剧剧本、小说与诗歌中对“日常生活”的展现。工业化社会书写的“狂热”,最终消解了“日常性”。第三章探析山西“十七年”工业题材文学的地域价值与审美局限,分别从“工厂史”书写的紧迫、晋地的“乡土烙印”、艺术表达的局限三方面进行考察,既讨论其地域特色,也客观分析其艺术局限,找寻被文学史“忽略”的原因。

柏晓斐^[2]（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文中提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并未提出“军队形象”的概念,但其对八路军的形象给予了足够重视,为塑造八路军良好形象进行了持久努力。本研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党史学、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或运用传播学、形象学、宣传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解决中共为何形塑八路军、如何形塑八路军、最终达到了何种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的系列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前线。同时,中共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其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则是最重要一环。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华北民众对中共及其军队存在误解,这使刚出征的八路军在动员、组织群众以及作战、生活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这不仅关乎全面抗战路线的践行效果,更直接影响着八路军的生存与发展。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打破民众的既存认知,消除误解,就成为中共必须迫切开展的工作。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于对中共的戒备和敌视,国民党不断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并诬蔑八路军“袭击友军”“擅自行动”,“破坏抗战”。日伪也积极进行宣传战,诬称八路军不堪一击,欺压百姓,并附和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对日作战,袭击国民党军队。受国民党、日伪造谣和诬蔑的影响,民间舆论一度也质疑或批评八路军未尽力抗战,妨害抗战。这又要求中共形塑八路军的活动必须持久开展。军队形象的塑造,以军队形象的定位为前提。全面抗战初期,立足于全国对日抗战的要求,依据红军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敌强我弱之实际,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快速找准了八路军的形象定位。在政治上,保证并声明八路军仍旧是党领导的军队;同时指出八路军依旧是人的军队,将为人民而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作风纪律上,强调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即官兵一致、民主团结,战斗勇敢、主动灵活,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等;同时仍旧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军事上,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并向前发展的方面:一是八路军将执行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基于前,在地位和责任上,八路军将逐渐从战略支队转变为起决定作用和直接打垮日军的力量。军队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源像和媒介传播,但源像是媒介传播的依据。这就要求八路军在日常中必须有能获得外界认可的表现。对此,中共依据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使之逐渐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建设,巩固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严格了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进行了整军运动与有限度的正规化,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同时,面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新情况,始终不放弃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从而夯实了八路军坚决抗战、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乐于同国民党合作等形象的根本,为中共通过不同媒介和方法展示八路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八路军形象根本的同时,中共借助多种媒介和方法对八路军的形象信息进行传播扩散。文字方面,主要借助报刊或标语口号宣传八路军的战绩、战斗英雄、与民众良好的关系以及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对友军的帮助,并驳斥国民党的造谣等;语音方面,通过大量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阐释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力争并取得了军民团结、有着严格的纪律,并直接驳斥国民党诬蔑等,还利用广播电台宣传八路军的战绩等;文艺方面,积极利用歌、剧、图画、照片和电影等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爱护民众并赢得了民众支持、艰苦奋斗等等。同时,抗战时期诸多中外记者和观察家曾进入中共根据地观察和考察,中共借机向他们大力展示八路军,通过接受采访,进行座谈,作报告,带领到访者参观部队、医院和作战前线等方式宣传了八路军以有效的战略战术坚决作战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着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达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还积极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等。军队形象最终作为认知主体对军队的评价和言说而存在。在中共形塑八路军之“行”与“言”的影响下,不同认知主体对八路军都持有认可态度。根据地民众认为八路军能打、有办法、不怕死,而且纪律严明,与民一家。日伪在事实上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并认为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抵抗者,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且纪律极严,获得了民众支持。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也认为八路军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坚决抗战并乐于同国民党合作,还有着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国统区民间舆论的真实言说中,八路军同样也是积极抗战、战绩优良,且纪律严明,重视民众并获得了民众支持。良好的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感召力,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首先使八路军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八路军发展壮大和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次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根据地之外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共战时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的构建,也与中共形塑八路军有密切关系。

刘瑞^[3]（2020）在《论山西“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时间叙述》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的迅速开展,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应运而生。山西"十七年"文学不仅局限于农村题材,大量描写生产建设的工业题材文学也有一席之地。山西"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时间叙述并不是与社会无关的自然事实,它以特定的方式想象着工业生产图景,形成了某种独特的"时间叙述类型",凝聚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朱康^[4]（2019）在《《“锻炼锻炼”》与赵树理的小说文类学》文中指出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常被归于"短篇小说",但赵树理本人却鲜少赋予其这一来自西方文类学的名称。在写作长篇评书《灵泉洞》的间隙里完成的《"锻炼锻炼"》,呈现的是赵树理"自成特色的文体或体裁"。在赵树理那里,《"锻炼锻炼"》是对《李有才板话》的继承与接续,属"散韵结合,有说有唱"的"板话"这一赵树理自创的文类。与《李有才板话》不同的是,《"锻炼锻炼"》不仅说着"作快板的话",而且用其"话"确定了"快板"的表达限度。

叶蕾^[5]（2019）在《太行山鼓书队的曲艺表演与艺人活动（1949—1979）》文中研究指明太行山基层鼓书队的曲艺和艺人改造,一方面为适应政治需要,受国家意志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具有突出的政治宣传特点;另一方面,艺人们在政治宣传中充分发挥艺术的能动性,逐步明确自身的宣传立场与定位,其社会意义得到凸显。在不同的时期曲艺宣传表现出不同的趋向。抗战期间,民间曲艺为艺术媒介,促进政治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20世纪50年代太行山基层鼓书队发展的核心始终围绕民间曲艺如何进行政治性宣传;自由的说书艺人怎样被体制化,政治文艺宣传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乡村文化改造等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民间曲艺则表现为在开展政治宣传的同时,怎样满足个人生计的需求。因此“我们的鼓书为谁说?怎样说?说什么?”之间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深刻反映出曲艺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内在转换机制。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绪论部分作为本文研究内容的背景和基础。主要包括20世纪太行山区民间文艺研究的选题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第一章围绕20世纪30—40年代,革命宣传主导下的太行山鼓书改造运动展开。抗战初期,太行山鼓书作为乡村文化的主要形式,在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方面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因而引起根据地政府的关注,并逐步将其引入以动员民众宣传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抗战文艺范围内。随着太行山根据地政府的“戏曲改造”运动的不断深入,借助鼓书的沟通作用,政府与传统乡村社会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联系。本章从鼓书艺人、鼓书曲本、曲艺团体三个方面分析这种互动关系。第二章20世纪50年代,在“戏曲改革运动”的背景下,从“改人”“改戏”“改制”三个方面对鼓书进行改造,太行山鼓书的艺术形式发生了转变。国家开始将其纳入到政治宣传话语体系中,参加到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这里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太行山鼓书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在这一时期山西民间曲艺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乡村文化改造的。第三章20世纪中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鼓书高度政治化的时期,鼓书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以鼓书为代表的民间曲艺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主要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1978年以后,鼓书艺人在满足政治宣传和适应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寻求发展。鼓书队是怎样实现既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又与当代曲艺观众的审美情趣和习惯相吻合。本论文选取了20世纪30—40年代、50年代及80年代这三个有代表性意义时间段展开论述,2特别是乡村社会文化发生巨变的1949—1979年进行专题研究。通过梳理20世纪太行山区鼓书的发展脉络,试图把影响鼓书改革发展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对政治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做较系统的整体把握,将太行山曲艺在20世纪的改革发展过程作连续性和统一性的研究。

田瑾瑜^[6]（2019）在《“山药蛋派”电影剧作考察》文中指出“山药蛋派”作家于20世纪40年代登上文坛,在他们笔下诞生了多部被视为文学经典的小说作品。但除小说之外,他们还涉足电影创作领域,写出了《陕北牧歌》《扑不灭的火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新来的县委书记》（即《泪痕》）《咱们的退伍兵》等一系列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电影剧作。本文以“山药蛋派”电影剧作为研究对象,综合“山药蛋派”文艺观念、电影特性、剧作文本等多个方面,将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力图更全面地考察“山药蛋派”电影剧作中所表现出的“动员/青年”的特征。第一章主要侧重于对“动员”的考察,分为三部分。首先,电影在诞生、传播过程中具有亲民、广泛、快速等特性,这与动员的诉求相契合,电影也因此而具有了成为一种动员方式的可能。其次,“山药蛋派”创作中的动员并不始自电影。因此,探讨“动员的产生”这一问题,需要回到对该流派文艺观念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去。最后,本文从“山药蛋派”电影剧作普遍具有的“大团圆”结局看其与动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章以“青年”为主要切入点。按照“故事所讲述的时间”,可将“山药蛋派”电影剧作分为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作品。在此分类基础上,本章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对“山药蛋派”电影剧作进行了论述:第一、青年作家在革命历史书写中呈现出的创作特征以及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革命青年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表达。第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作品中青年模式化的行为、青年形象在“十七年”的发展以及新时期作者创作的“向心”变化。第三,青年的“爱情-婚姻”作为贯穿“山药蛋派”所有剧作的共有要素,当其成为与政治相关的叙述时,便不再是个体性的私人情感而具有了公共属性。第三章将“山药蛋派”电影剧作放入文学史、流派自身发展史以及山西电影的框架中,分别从:与文学史陈述的错位、“二代作家”创作的不同、在山西电影中的地位三个方面对“山药蛋派”电影剧作进行考察,试图从更宏观的角度把握“山药蛋派”电影剧作。

高瑞廷^[7]（2019）在《文学期刊与“十七年”儿童文学》文中提出“十七年”期间出现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因而是研究儿童文学所不可忽视的特定时间段。期间儿童文学的发展流变与时松时紧的社会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儿童文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具,在教育性和文学性之间左右摇摆,历经了兴起到嬗变的一系列坎坷发展过程。以重点推介“十七年”儿童文学的文学期刊为研究对象,借助儿童刊物《儿童时代》《红领巾》《儿童文学》与综合类刊物《人民文学》《文艺报》以及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类刊物,一定程度上能够触摸到那个时期的儿童文学,进而对“十七年”儿童文学流变做出具体解读。在“反右”运动扩大化之后,以1957年为主要分界点,“十七年”儿童文学的兴起、高峰、衰落阶段一目了然。在具体细化后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1949年-1955年不受重视、1955下半年-1957上半年逐渐兴起并达到创作高潮、1957下半年-1960年发展势头下降而曲折前进、1961年-1962年发展有所回温、1964年-1966年遭受严重打击并一蹶不振。其中195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曾对我国“十七年”儿童文学有着强势影响,其教育本位观也逐渐渗透其中,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具体的指引作用。除了社会政治因素与苏联外来文化的影响,“十七年”儿童文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期刊媒介的推动。而期刊中的实际运作者——编辑,更是在一系列的编辑活动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各个组织环节。无论是关于儿童文学的选题、组稿,还是在整个文学生产链条上连缀起儿童文学作家、读者等诸多要素,期刊编辑都担任主角和名副其实的“守门人”。因而编辑作为幕后推手,将期刊的传播载体作用发挥到最大时,也进而提升了儿童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反观“十七年”儿童文学,其针对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儿童,社会影响力也集中体现在对新一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教育培养上。回归到具体儿童文学作品上,通过细品原始期刊中的小说、诗歌、散文等,结合期刊设计的封面图和主题插画,可以直观感受到“十七年”儿童文学主要凸显的主题,如爱国主题、教育主题、苦难主题、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主题和其他主题等;重点塑造的儿童形象有“红色”小英雄、“蜕变”的顽童和生产线上的新生代等。究其本质,这些写作都具有教育意义,并作为教育工具直接影响着儿童读者。从文学期刊中细看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品总体写作都具有应时特色,并在社会主流话语影响下形成了“十七年”特有的儿童文学形态。联系文学期刊来发掘“十七年”儿童文学的原始形态,对当下研究“十七年”儿童文学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张柠^[8]（2018）在《五六十年代作家“下乡”考》文中研究指明作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贯穿着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重要问题,也是文学创造与现实生活和劳动实践这一古老问题的当代表现形式。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一问题,转化为作家与"工农兵"的关系,特别是作家与乡村生活和劳动实践的关系。作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一命题的实践,经历了从延安时期的"下乡入伍进厂",到五十年代初起的"脱裤子割尾巴"的洗澡运动,再到五六十年代的各种社会实践,包括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社教运动、五七干校,等等,显示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特殊风貌。

范冬壮^[9]（2018）在《“国家文化秩序”与晋域女性创作现象研究（1950-1970）》文中提出在当代中国文学史的谱系中,当人们说起三晋大地的文学时,总是会不约而同地提到着名的“山药蛋派”和“晋军”。这两代不同的文学群体以及他们的创作成就,常常被视为当代晋域文学版图内的两个高峰。但是颇为意外的是,在这两批作家队伍中很少能够看到女性作家的身影。如果说在“晋军崛起”后以及九十年代里,还有蒋韵、葛水平等女作家能够被广大读者以及文学史所留意,那么,对于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晋域女性创作研究,却呈现出一种近似于“空白”的评述状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五十至七十年代女性创作确实存在“真空”的现象,还是说史家们存在着某种“偏见”?如果说这一时期确实存在女性创作的话,那么这种“偏见”是由于女性创作自身的局限造成的,还是说有别的“隐情”?总之,这样的“留白”的确能够引起人们的种种遐想与质疑,同时也为研究五十至七十年代晋域女性创作留下了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据笔者的调查来看,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山西确实有一些女性在从事文学活动。像王樟生、彦颖、杏绵、郁波、李霞裳等人早在建国前就已经迈上文艺道路、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了。在五十年代中期,她们纷纷来到山西“文联”的《火花》杂志担任编辑,在几十年的编辑生涯里发表了大量的作品。这样说来,晋域女性创作似乎并不是预想的“集体哑火”的情况。那么究竟是何原因造成女性创作被“忽视”的呢?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审视五十至七十年代晋域女性创作呢?本文以上述问题为核心,将分四章从四个方面展开分析和论述。绪论部分:介绍本论题的缘起、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思路,梳理已往文学史中零星可见的有关五十至七十年代晋域女性文学研究,汲取其合理价值并提出研究空白和有待进一步讨论之处。第一章:特定时空中女性创作群体的生成。从女性创作群的形成入手,通过分析“五四”文化、战争环境、“国家文化秩序”、晋域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对晋域女性创作群的文化性格、审美意识的影响,找寻五十至七十年代晋域女性创作的文化根源。第二章:“红色叙述”与革命建设主题下的内蕴倾向。针对晋域女作家群创作的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女性题材、儿童题材等作品,从文本样态反映的内容倾向上入手,进一步探讨其创作现象与当时国家意识形态、政治-文学“一体化”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第三章:“报道性”追求与文体选择中的审美维度。通过分析晋域女性群体对报告文学、新闻特写、诗歌、小说等文体的选择,深入探察晋域女性创作现象在形式偏向背后与时代文体秩序、文学主张之间的相互影响。第四章:文学视野中的价值考量与问题反思。试图通过历史的、文化的视角来观察、思考五十至七十年代晋域女性创作现象,及其文学创作的文化意义和历史局限。以弥补山西文学史中存在的疏漏,进而在文学史中为其找寻合适的定位。余论:“新时期”群体的复活与审美个性的绽放。结合晋域女性在八十年代以后的创作经历,总览其创作生涯。通过她们在“新时期”创作上“女性意识”的进一步解放、审美空间与个人叙述的开拓,整体上对其文学生命与时代文运流变进行研究,以进一步论证特定文化秩序与相应文学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李旺^[10]（2017）在《“新时期”之初（1976—1979）文学刊物的历史过渡与改革》文中研究表明"十七年"时期创办的各级各类文学刊物在"文革"开始后陆续停刊。1971年3月15日至7月2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的《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于1971年8月13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达,该报告的第六条提到:"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恢复和创办一些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艺术研究、文教卫生、体育等期刊,首先要注意恢复和创办工农兵、青少年迫切需要的期刊。"①

二、《山西文艺》七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西文艺》七年（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十七年”工业题材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4）《“锻炼锻炼”》与赵树理的小说文类学（论文提纲范文）

（5）太行山鼓书队的曲艺表演与艺人活动（1949—1979）（论文提纲范文）

（6）“山药蛋派”电影剧作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文学期刊与“十七年”儿童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8）五六十年代作家“下乡”考（论文提纲范文）

（9）“国家文化秩序”与晋域女性创作现象研究（1950-1970）（论文提纲范文）

四、《山西文艺》七年（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十七年”工业题材文学研究[D]. 刘瑞. 山西大学, 2021
• [2]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D]. 柏晓斐. 湘潭大学, 2020(12)
• [3]论山西“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时间叙述[J]. 刘瑞. 今古文创, 2020(07)
• [4]《“锻炼锻炼”》与赵树理的小说文类学[J]. 朱康. 文学评论, 2019(05)
• [5]太行山鼓书队的曲艺表演与艺人活动（1949—1979）[D]. 叶蕾. 山西大学, 2019(02)
• [6]“山药蛋派”电影剧作考察[D]. 田瑾瑜. 山西大学, 2019(02)
• [7]文学期刊与“十七年”儿童文学[D]. 高瑞廷. 河南大学, 2019(01)
• [8]五六十年代作家“下乡”考[J]. 张柠. 东吴学术, 2018(05)
• [9]“国家文化秩序”与晋域女性创作现象研究（1950-1970）[D]. 范冬壮. 山西大学, 2018(04)
• [10]“新时期”之初（1976—1979）文学刊物的历史过渡与改革[J]. 李旺. 扬子江评论,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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