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佩孚在武汉的参谋处（论文文献综述）
张生[1]（2021）在《论国民革命的起源（1920—1925）》文中研究说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是二十多年后的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漫长的历程,得出的结论。（1）俄国人的路,是俄国人先走出来的。如何被中国人接受,成为中国人的路?这是一个极为宏大、极为长期、极为复杂、极为精细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人"走俄国人的路"的主体。她的诞生、发展和壮大,是实践俄国之路的关键。其过程,已经有非常多的论述。其中,她几乎一诞生,就被设定要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以完成革命的第一步。
宋红玉[2]（2019）在《田桐研究》文中指出田桐（1879-1930）,字梓琴,笔名恨海,别号玄玄居士,晚年署江介散人,湖北蕲春人,中国同盟会发起人之一、辛亥元勋、国民党元老、杰出报人、南社早期社员。睹晚清山河破碎,列强猖厥,民族危难,田桐始与同窗宋教仁等倡言排满,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左右,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兼任要职,鞍前马后,锲而不舍,成为其得力助手。田桐胆识过人,才略出众,是着名的“水牛将军”、阳夏保卫战中的功臣、反袁淮军中的重要幕僚、中华革命军湖北地区的领导者、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中重要的党务工作者。田桐参与创办、主编多种报刊杂志,早期以“恨海”之名撰文呼号,鼓舞启蒙,与保皇党、立宪派针锋相对,不遗余力揭露清政府立宪骗局。他还积极译编着述,高度肯定青年的价值,深切呼唤时代英雄,追慕伟人大业;他援引社会心理学,剖析革命党徒的心理,生成权威的革命首领,拱卫孙中山的绝对领导地位;他参详哲学精义,兼重道德伦理,追溯社会文明的发生与发展,强调人格精神与人生理想的巨大助推作用,倡行社会改良。田桐晚年寓居上海,主笔《太平杂志》,畅抒抱负,追忆革命,凝聚他半生心血的太平策倾囊以出,涵括国家制度建设、民生问题和思想劝讽,全面而深入;《革命闲话》随忆随录,所历所闻娓娓道来,一代民主革命精英的事迹得以保存,颇具史料价值;《扶桑诗话》是田桐两次旅日经历的宝贵结晶,以中国传统的“诗话”形式,辑录了大量幕末、明治时期着名政治家、学者名儒、维新志士的汉诗,以及部分华人旅日的经历与诗歌、中日诗歌交流的事例、日本的风物民俗等,是窥见日本政治、文化风貌的重要窗口,更是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田桐本身也成为两国文学、文化交流的载体,一方面,他对日本汉诗家及汉诗的择取是他某种思想与要求的委婉表达;另一方面,他有意无意地对这些诗歌的简评反映出他主“气味”“意致”的诗学观。田桐在大半生的奔波辗转中留下了为数不少的行役游历、送别怀人、感事抒怀、题赠唱和之作,呈现了风雨兼程的革命生涯,沿途风物的壮美多姿和志友亲朋间的真挚情感是他重要的心理慰藉,因而不时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矢志不渝的革命追求。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活动于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张力的历史时期,作为南社早期社员,田桐参加活动和出席雅集的次数有限,虽然不处于核心位置,但他在南社后期的唐宋诗争事件中力斥内讧行为,坚决支持和维护柳亚子的领导地位,表现出社员应有的责任担当和大局观。
杨辰[3]（2017）在《王占元督鄂研究》文中指出王占元督鄂长达七年之久,最终因湘鄂战争的失败离开湖北。本文通过分析王占元督鄂期间所经历的种种风潮,探讨了王占元维持自身地盘的策略,进而对北洋时期,地方军阀权力的得失原因进行剖析。王占元所在的湖北省,在分裂的南北格局之下地位尤为重要。一方面湖北省是南北行军要道,维持湖北省的稳定成为了鄂督的紧要任务。护法战争中,王占元游离在“主战”与“主和”之间,借助直、皖两系的实力,维护自身地盘。另一方面,湖北毗邻西南各省,王占元积极联系西南,劝诸省北归。西南联络人的身份,成为了王占元的政治资本,颇为中央重视,进而受邀参加了商讨时局问题的“三使会议”,一时齐名“曹、张”。然而之后日益激烈的“驱王运动”使得王占元的地位发生了动摇。“驱王运动”体现了 “北人”王占元与湖北当地民众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之后,“驱王运动”发展为“武力逐王”,湘鄂战争随之爆发。王占元所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北洋第二师,在武宜兵变之后失去了战斗力,不能应战,王占元被迫下台。对于像王占元一样的诸多地方军阀而言,军事实力至关重要,但派系的力量也十分强大。王占元最初之所以能够获得湖北督军的位置,一方面是有可以依靠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是源自袁世凯的提携。后袁世凯称帝,王占元暗中投靠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冯国璋。凭借冯国璋的支持,在长江流域与李纯、陈光远并称“长江三督”,与段祺瑞为首的皖系相对抗。但当曹锟成为直系首领之后,曹、王二人因湖北省省长问题产生矛盾。王占元也逐渐与直系疏离,认为张作霖与皖系多联络,皖系卷土归来指日可待,于是与张作霖签订密约,结为联盟。然张作霖的势力无法延伸到长江流域,虽然在驱王运动和武宜兵变的风浪中,张作霖的维护对于北京政府暂时保留王占元的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直系吴佩孚与赵恒惕暗中联合发动的湘鄂战争,用武力实现了对王占元的驱逐。可见地方军阀为维护自身的势力,在派系斗争之中,审时度势显得颇为关键。
刘莉[4]（2017）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再研究 ——以原因、影响为重点的探索》文中提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制等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京汉铁路沿线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具有诱发集体行动的潜质。在近代社会转型期,铁路在中国的发展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博弈。京汉铁路显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非同一般的经济、政治及军事价值。京汉铁路沿途地区的地形地貌及气候特征一方面有利于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居住;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生态环境,容易造成自然灾害,形成重大灾荒,给沿途居民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对于京汉铁路而言,这种地理环境既给其运营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也容易使其沦为兵火集中之地。京汉铁路沿途的人文面貌也是诱发集体行动的潜在因素。长辛店、郑州及江岸三个区域中心地的形成及大量外来人口的聚集,为地域性帮口组织的形成和集体行动的爆发提供了条件。清末民初,国内政局纷扰不已,政权更迭频繁,军阀混战接连不断,土匪猖獗,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均极不安定。京汉铁路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其运营自然逃不离整个社会大环境。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和恶劣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引发了一系列的铁路危机。同时,铁路作为“洋人洋物”,常成为激怒中国工人罢工、激发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众矢之的,京汉铁路亦不例外。这些问题的长期叠加,增加了铁路工人集体行动的风险。京汉铁路工人自身的劳动条件和生存状态成为容易诱发工人集体行动的潜在因素。年龄结构、技术工人的集中、性别等劳动条件容易滋生群体性事件,而生活的单调及娱乐文化的缺失等因素又导致工人中普遍存在着消极、隐忍、怨恨而又好勇斗狠的社会心态。此外,京汉铁路工人群体在法制、工作及生活三个层面均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而工人又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自身的职业诉求及维护自身权益。因此,集体行动成为他们团结有力的反抗方式。就工人组织而言,京汉铁路上的职工组织呈现出明显的职业分层现象。不管是职业性组织、地缘性组织还是其他性质的组织,均成为工人们之间的壁垒。这些组织团体的出现,一方面成为团结壮大工人力量的重要媒介,另一方面也是引导工人走向分裂主义的桥梁。这些因素的叠加成为引导工人走向集体行动的暗流。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努力下,京汉路沿线各地工会组织相继建立。在工会的发动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开启了反抗斗争的模式,从“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在不断的反抗斗争中,京汉铁路工人逐渐成长为一支较为成熟的革命力量。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社会思潮、自然灾荒、中共的介入及北洋政府的恐慌与高压防范等是促发革命的助燃剂。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营造出强烈的革命氛围,这种社会环境对中国工人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其阶级意识开始形成,团结意识逐渐增强,反抗斗争从自在阶段开始向自为阶段转变。20年代初,京汉路沿线地带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荒,加之政府无力应对,导致了严重的物价上涨和社会恐慌,这是造成京汉及北方铁路工人频繁罢工的经济因素之一。中共介入京汉铁路以后,通过多种策略和方式,改造和利用了京汉铁路工人中固有的地域性帮口组织,在全路建立了统一的工会组织,为革命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面对逐渐风靡全国的“激进主义”和风起云涌的工潮,北洋政府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和高压政策。这一时期,工潮、政争及“过激主义”相互交织。由此可以预见,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的爆发并不是由单一因素促发的,更不是仅凭中共振臂一呼就能群起响应的,而是社会、自然、经济及政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罢工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各方力量对待此次罢工事件的态度及应对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大罢工发生后,工界、学界与商界之间的联盟关系瓦解。商界转而与军政当局结成同盟,共同抵制和破坏此次大罢工。工界与学界则相互支援,并积极联络商界,酝酿更大规模的反抗行动。最终,由于北京政府的严密防范,工界、学界筹划的总罢工及国民大运动未能实现。但经此一役,北京政府的残暴本质已暴露无遗,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打倒军阀”已成社会各界的共识。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民权意识的觉醒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大罢工爆发后,北京政府对京汉路罢工事件采取了恩威并施的处置原则,逐渐平息了这场大罢工事件及全国范围内的反抗暗潮,暂时化解了这场严重的统治危机。然而,从北京政府的应对来看,主要采用的是“灭火”式的被动应对。从现代国家角度来说,北京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手段无疑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的。二七惨案后,国共两党及国内外社会各界对被难的京汉路工人及其家属展开了积极的救济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救济效果。透过国共两党在救济工作中的合作与冲突,可以窥见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曲折性、复杂性及国共合作内部蕴含的分裂危机。此次大罢工的失败产生了双重社会效应:既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二七”惨案确实给京汉路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困苦,也使中共的工运工作遭到了严重的挫败。然而,这一事件也对中国革命进程和社会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一方面导致了北洋政府的政治声誉严重恶化,使“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进而引发了中国革命力量的重组和革命策略的调整。此外,此次大罢工事件还推动了中国劳动立法的进程。“以史为鉴”是历史学的基本社会功能,因此总结历史之得失十分必要。透过时人对于此次事件的认知,可以发现大罢工并不是一起简单的罢工事件,事件背后,蕴含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矛盾。它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多元因素相互作用、激烈碰撞的产物。同样,大罢工的失败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从这次失败中反映出年轻的中共及工人阶级这支革命力量还不够成熟,自身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改进。“二七”惨案后,在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的不断塑造下,“二七”成为蕴含着“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等多重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纵观整个民国时期,“二七”纪念不仅是国共关系的晴雨表,而且成为近代中国革命中一个有力的社会动员工具。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拥有和阐释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两党共同拥有,到互相争夺,再到中共独自掌控了“二七”符号的话语权。这种变化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中共的政治动员技术和话语操控能力渐趋成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共作为一支新生革命力量的渐趋壮大历程。
曹心宝[5]（2014）在《徐树铮与皖系兴亡研究》文中指出1901年,徐树铮到山东投奔袁世凯不成,巧遇段祺瑞,并深得其赏识,成为段的“军师”,“灵魂”,从此开始了徐、段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密切交往。深受儒家忠孝节义思想熏陶的徐树铮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态,忠心耿耿极力辅佐段祺瑞,段祺瑞则怀抱“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对徐几乎言听计从,给徐树铮以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这就决定了徐树铮在段派即皖系的兴衰成败中必然起决定性作用。辛亥革命中,徐树铮替段出谋划策暗杀了吴禄贞,稳定了北方局势,为袁世凯安心对付清廷和南方革命党提供了前提条件。接着徐“运筹帷幄,促成段氏领衔之北洋军人共和请愿,”迫使清廷乖乖和平交权,为段赢得“一造共和”的美誉,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为皖系崛起奠基。面对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徐树铮极力鼓动段祺瑞不附和,不支持,进行抵制,段遂照此计行事。及至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死后,由于段祺瑞对帝制的抵制,为其赢得了“二造共和”的美誉,成为国内各方可以接受的人物。段也由此得以组阁,成为国务总理,并掌握实权,皖系统治得以建立。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展开了争权夺利的府院之争,徐树铮代表段祺瑞冲锋在前,替段排挤北京政府中的非北洋派,为段揽权。最终黎段双方在是否对德参战问题上,矛盾激化。黎元洪不但和国会中的国民党势力联手阻挠段祺瑞的参战案通过,而且悍然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之职。为复段职,徐树铮在张勋主持召开的徐州会议上设圈套替段策动了利用张勋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的“张勋复辟”事件。接着又策划了讨伐张勋的“讨逆军”行动。不但为段赢得了“三造共和”的美誉,而且使段得以重回权力舞台,又任国务总理。张勋复辟后,直系首领冯国璋继任总统。总统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之间围绕怎样对付孙中山和西南军阀在南方的另立政权,又出现了第二次府院之争。段祺瑞、徐树铮极力主张武力统一,冯国璋为了利用南方对付皖系,主张和平统一。由于直系的阻挠,导致皖系推行的武力统一政策失利,段祺瑞被迫辞职。为了恢复段祺瑞内阁,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皖系在徐树铮的策划奔波下对直系主和派进行了一系列反击,其中重大事件主要有二：一是徐树铮通过召开天津会议鼓动督军团反冯；一是徐树铮引张作霖的奉军入关反直。最终迫使直系主和派屈服,段祺瑞得以东山再起,再任国务总理,皖系的武力统一政策复活。由于在地盘和权力分配等方面的复杂尖锐矛盾,虽然徐树铮风尘仆仆,筹划对南战事,但负责对南作战的直系曹锟、吴佩孚并不配合,曹锟从前线返回天津,吴佩孚在湘南和南方签订停战协定。入关的奉军也不肯冲到前线,充当炮灰。皖系的武力统一政策推行不下去。徐树铮认识到为了推行皖系武力统一政策,实现皖系的一统天下,总统冯国璋、直军和奉军是靠不住的,只有积极加强皖系自身政治、军事实力才是上策。为此,徐树铮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并取得巨大成效。政治上,徐树铮组织起皖系自己的政党-安福系,并通过安福系包办国会选举,建立起安福系占多数的安福国会,继而通过安福国会不但把主和派总统直系首领冯国璋赶下台,而且操纵国务院的内阁人事安排；军事上,在徐树铮建议下,皖系练成了自己的嫡系部队参战军三个师,徐树铮自己亲自编练起皖系的另一支嫡系部队-西北边防军,后来两支部队合并为西北边防军,徐树铮任总司令。地盘上,徐树铮收复了外蒙,控制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内外蒙等广大地区,为皖系开辟了一块根据地。由此以来,皖系在徐树铮的努力之下,势力空前强大,进入鼎盛时期。由于皖系的独大,其它各派系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它们以直系为首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皖系。这样,直皖战争爆发。结果以反皖同盟的胜利,皖系的失败而告终。徐树铮苦心经营的西北边防军灰飞烟灭,安福系也被解散。这样,皖系衰落,沦为配角,再也无力与直、奉两系抗衡。虽然遭此重大挫折,但徐树铮并不甘心失败,积极为复兴皖系而努力。徐树铮和孙中山方面联合,在福建延平,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企图以福建作为皖系的复兴基地,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面对直皖战争后,直奉矛盾的恶化,为了打倒直系,徐树铮建议结成段祺瑞、孙中山、张作霖反直“三角同盟”,并在推动孙、段同盟建立中,徐树铮起了关键性作用。在反直“三角同盟”的联合打击下,加上直系内部冯玉祥的倒戈,第二直奉战争以直系失败反直“三角同盟”的胜利而告终。皖系首领段祺瑞被推戴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徐树铮认为段祺瑞在冯玉祥、张作霖两大势力的钳制下,有名无实,根本不可能真正执政。因此,他以“全权特使”的名义考察欧美日本,以争取西方列强对段祺瑞政府的支持。同时,徐树铮开始谋划北洋派大联合,反冯玉祥国民军,拥戴段祺瑞为总统的计划。于是,徐考察回国后,到杭州联络直系后起之秀孙传芳。徐树铮的计划如果得逞,对冯玉祥来说,毫无疑问,将是沉重打击。冯玉祥当然心知肚明,于是命令自己部下将皖系“灵魂”徐树铮枪杀于廊坊。徐树铮的死,对皖系首领段祺瑞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由于没有徐树铮的辅佐,段祺瑞寸步难行,于是“决定引退”,皖系灭亡。总之,由于徐树铮的重要作用,皖系得以兴起、强大,并进入鼎盛时期。由于皖系的强大,其它派系感到严重威胁,它们结成同盟共同倒皖,最终导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皖系衰落。由此可见,传统的所谓皖系“成也徐树铮,败也徐树铮”的观点,在很大程度是不成立的。不但如此,我还要说,假如没有徐树铮的忠心辅佐,皖系首领段祺瑞很难占据民初政坛中心位置十数年。
叶铭[6]（2013）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令部研究（1938-1945）》文中研究表明参谋系统的出现在西方近现代军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参谋系统的出现,军事活动从军事家个人的决断演变为集体的、科学的决策。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引入了参谋系统的概念与机构。晚清以降,参谋机构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状况的影响,中国军队的参谋机构并没有取得其西方同行那样的地位,因而,在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然而,建立参谋系统毕竟是军事发展的趋势。所以,国民政府时期军事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就是试图建立参谋系统以统一指挥,但是抗战前无论是政治条件还是军事条件都不能保证国民政府建立参谋系统。不过抗战前国民政府与德国——参谋系统的创始国之间密切的关系为国民政府建立参谋系统提供了帮助。同时,全民族抗战为国民政府军事变革创造了条件。参谋系统具有网状机构,拥有专门人才,能够实现协调指挥。这样可以使军事指挥真正做到科学化、协调化,适应战争发展需要。参谋机构系统化意味着在结构上形成横向多元性以及纵向层次性,在运作上具有协调性,从而发挥参谋系统在作战指挥方面的作用。抗战时期承担建立参谋系统任务的主要是军令部,军令部为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与参谋本部合并组成,是抗战时期军事委员会主要部门之一。虽然军事委员会机构众多,承担军事指挥任务的机构有侍从室,担任参谋总长的为何应钦,但战时军事委员会中真正担当作战指挥职能的是军令部,国民政府作战指导、作战计划均为军令部制定,并通过军令部统辖的参谋机构付诸实施。军令部战时建立参谋系统,首先建设军令部及各级参谋机构。军令部仿照德国总参谋部的经验进行相应机构的建设,其业务范围亦完全听从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并结合抗战实际划定。除此之外,军令部在指挥系统各环节加强了参谋机构的建设。单纯机构建设并不意味着参谋系统的建立,建立参谋系统必须使参谋机构立体化,即参谋机构在横向与纵向结构上信息畅通、协调一致、运转顺畅。军令部为了使参谋系统有效运转,必须使各级参谋机构真正围绕既定的制度与规范运作。军令部所做的尝试就是在参谋系统网络中建立一整套的运作模式,并坚持在既定模式下开展日常工作。这套模式,在军令部本部就是部务会报、业务研讨会—学术研究会—校阅,在军令部统辖的参谋机构就是参谋长会议—联络参谋—参谋视察。这种运作模式保障国军各参谋机构在建设与运作方面的协调一致,使国军各参谋机构日益向系统化迈进。军令部规范了参谋教育机构体系,加强对参谋教育机构的监督与领导,并对陆军大学教育方式进行改革。军令部加强参谋人事管理的主要措施为督促其统辖各级参谋教育机构加强参谋教育力度,以求多培养参谋人才。规范参谋任用资格与程序,力行参谋考绩。实行参谋调职、改革参谋晋升制度提升参谋人员地位,保障参谋人员利益,增加参谋人员服务的热情与信心,并规范参谋人事。完成建设机构的同时,军令部遵循参谋系统原则进行作战指导,服从军事战略总要求,拟定作战计划,指导会战,保障战时作战指导的完成,从而彰显军令部的战时能效。军令部建立参谋系统的尝试,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军事现代化发展与中国旧有体制之间的矛盾。军令部尽管建立起一个现代的筋骨,但整个大环境的思维方式却仍然保持传统的模式。军令部主要存在的问题有社会大环境不利于参谋系统的建立,缺乏合格的参谋人才,以及执行力低下等等。这体现中国传统势力与现代化进程中环境对制度的影响,如果环境中存在强势的人物,则制度的运行只能以惨淡经营告终。军令部在战时并没有完成建立参谋系统的任务,这一任务直到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终结也没有实现。
袁岿然[7]（2013）在《河南红枪会研究（1913-1953）》文中指出红枪会起源于河南。它在民初经历产生和初步发展,二十年代中期以后迅速成长,“中外驰名”。①红枪会的活动对河南乃至整个华北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民国初年社会秩序动荡,尤其是地处中原的河南政权迭次更替,“战事频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天灾水旱,无年无之,一般民众,既苦军阀之重敛,又遭土匪之骚扰,彼等于无可如何中,不得不设法自卫”,②加上“文化闭塞,风气卑陋,无教育无实业”,③尚武的乡风习俗等原因,红枪会因之产生。红枪会的组织制度具有指导性、约束性和程序性。内容大体包含成员构成、组织结构、暗语誓词、禁忌会规、仪式派别等方面。从职能上,红枪会组织分文、武两团部。其信仰在各地不一,总的来说信仰多神。其宗旨随着时势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卫、防御再到进攻、索取,继而叛乱的演化过程。大革命时期的河南红枪会迅速崛起,出现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河南民众遭受天灾人祸,受打击力度尤其沉重,其中军费庞大、苛捐杂税是直接原因,官绅支持是间接原因。组织类型有民众自发组织、地主豪绅组织和受政党影响组织三种,集中分布于豫西和豫南。河南红枪会传教抗官御匪,名声“大噪于一时”,④与各派政治势力的重关系纷繁复杂,尤其是和北洋军阀之间的关系更是忽敌忽友,不断穿插变化。在国民政府及中共的积极策动下,河南红枪会在北伐和农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中共最终没有能够通过“拿得住”红枪会这个群众势力,⑤来实现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农民运动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残酷镇压之下最终失败,红枪会走向沉寂。土地革命时期的河南“兵灾迭成,灾役频降,创钜痛深”,致使民众“水深火热之孑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⑥因为前期的巨大影响,散居各地的红枪会仍然有不断的活动。中共河南党组织在开辟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时,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红枪会这个最大的民间革命势力采取了积极灵活的策略原则,争取了其中最大多数来支持革命。这样不仅壮大了革命阵营,而且积累了很多工作经验,最终形成了正确的枪会工作策略总方针,成功发动豫南信阳一带红枪会参与地方暴动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抗战时期的河南半壁江山沦入敌手,河南民众在水深火热中倍受蹂躏。同时,“年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使河南成为“无灾不备”、“集合了各种灾难的大成”的省份。①面对天灾人祸,河南当局节节败退,留下来的也只知贪污腐败,加重盘剥,造成各地政权“真空”,土匪横行。这一切使得红枪会不仅迅速“复活”,发展迅猛,而且由于国民党、共产党及日本侵略军三方政治势力的介入,出现了大分化、大组合。抗战初期的河南红枪会战绩显着。由于没有进步的思想指导,加上武器窳败,在敌人的军事压迫、政治引诱和收买下,抗战中期以后,除根据地的红枪会被成功改造,瓦解消亡以外,敌占区红枪会（除却浚县天门会）在日军的策动下逐渐失去抗日革命性,大都发展成为反动组织。同时期,冀鲁豫边区党委的枪会工作理论和实践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河南党组织枪会工作日益成熟。抗战胜利以后,红枪会的生存空间变小,自身势力日益削弱,加上国民党大肆收编地方武装,并沿习前期对红枪会的庇护和利用政策,勾结河南红枪会进一步特务化、匪化,扮演反共反人民的角色,红枪会最终沦落为“反动会道门”甚至“土匪”的代名词,在河南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全面取缔。综观河南红枪会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因为动荡的社会背景,及红枪会众自身无智识,领导权多被地主豪绅或国民党顽固派窃取,会众自身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不能明辨去从,一直改变不了被人利用的命运。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除却解放战争时期）,河南红枪会也起过一些进步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红枪会在两个发展高峰期——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一直面临来自国共两党的争取。和国民党不能与之展开有效的“合作”相比,中共枪会工作实践成就巨大,其实践经验的不断提升与枪会政策的日益成熟相辅相成,两者经历了一个交替互动的上升过程。一方面出台了相当多的策略细则,为最大范围内争取红枪会众,促进其组织的最终消亡作了很好的铺垫；另一方面,中共河南党的枪会工作实践也经历了从主动争取会首到发动会众再到组建革命性枪会的过程。另外,日本侵略军对河南红枪会的拉拢,建立在对华北农村的大量调查之上,通过对中共的策略分析,把中共视之为真正的对手,不惜与中共展开争取红枪会的拉锯战,争取民心的持久战。对日本侵略军的枪会政策及其实践演变,需要全面考察,科学分析。红枪会的发展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贺永田[8]（2012）在《谭延闿三主湘政与清末民初政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初年,谭延闿曾三次主政湖南。谭氏湘政权对民初湖南及全国政局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是湖南光复后政权内部立宪派、军官集团派与革命派矛盾不断激化和相互斗争的结果。在这次斗争中,立宪派和军官集团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而革命派丧失了对湖南的最高控制权。在焦、陈任湖南都督期间,湖南的政局比较混乱。谭延闿继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了湖南政局,从而扞卫了湖南的革命果实,使湖南成为湖北革命政府的坚强后盾；并且在军事力量和物资上大力支援武汉前线,为延缓阳夏之战的失败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还大力策动和帮助他省反正。可以说,谭延闿政权对于中华民国的成立是有重大贡献的.中华民国成立后,谭延闿继任湖南都督。在任内,他推行“开明专制”,在湖南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同时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有力地促进了民初湖南的近代化进程。“宋案”发生后,谭延闿在真相未明之前主张彻查真相；在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之后,他先是主张法律解决,后又响应国民党发起的“二次革命”,率领湖南军民独立讨袁。当反袁败局已现时,谭延闿宣布湖南取消独立。湖南在“二次革命”中先是迟迟宣布独立,后又迅速取消独立,这固然是在谭延闿的主持下进行的。但谭延闿之所以这样做是有苦衷的。“二次革命”缺乏社会基础以及湖南军事力量的薄弱决定了谭延闿在湖南独立讨袁上的谨慎态度。“二次革命”失败后,谭延闿被袁世凯赶出了湖南,结束了第一次督湘。袁世凯称帝,护国军起。湖南的护国战争是与驱汤运动结合在一起展开的。通过驱汤,谭延闿再次主政湖南。谭延阎再主湘政是袁世凯死后新的北洋政权与南方革命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谭延闿出任湘督起到了一个暂时平衡南北的作用。谭延闿二主湘政期间,恰逢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为此,谭延闿积极布置湖南讨逆事宜,并组织“讨逆军”北上讨逆。尽管湖南的“讨逆军”还未及与张勋的“逆军”遭遇,张勋就已经败逃。但由此体现出来的他对民主共和的追求与向往则是值得肯定的。谭延闿第二次督湘只是段氏北洋政权的权宜之计。因此,当段氏作好了发动内战的准备之后,就下令罢免了谭延闿湘督之位。谭延闿在联合南方势力抵制无效的情况下,将省长之位与都督一并辞掉,以示对段氏政权的抗议和不为所用。在离任之前,谭延闿将湘军刘建藩部和林修梅部调至湘南一带,从而集中和保存了湖南的反段势力。稍后的护法战争就是刘、林在湘南最先打响的。护法战争初期,谭延闿寓居上海,静观局势。当护法军面临生死攸关之际,谭延闿返回湘南,促成了北军与护法军在湘南的停战,将护法湘军从全面覆亡的危局中解救出来。接着,谭又致力推动南北议和。在议和中,谭延闿虽是居中联络,实则是南方阵营的代表。尽管此时的南方军政府已经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排挤出去,其所欲达成的南北议和与护法的初衷亦相距甚远,但南方阵营打的仍是护法的旗号,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的作用,并最终导致了段祺瑞北京政权的倒台。护法战争爆发后,代表段氏政权利益的张敬尧仍占据湖南政权。谭延闿完全依靠湖南的力量将张敬尧驱逐出了湖南,并实现了三主湘政。在“驱张”运动中,谭延闿采取了联吴驱张（联直制皖）的策略。这种策略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不但皖系的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直系的吴佩孚也自湖南退出,以至于在驱张成功后,湖南自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境内无北军驻防。不可否认,谭延闿驱张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是重获湘政权。但驱张客观上符合了湖南人民的利益,结束了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谭延闿三主湘政后,在湖南推行地方自治。从“驱张”到推行地方自治,谭氏所为固然是为了“拒南抗北”,以实现其在湖南的统治。但在客观上却为革命党人领导的粤军发动对桂系军阀的讨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纵观谭延闿的三次督湘,具有四个特点：其一,在清末民初专制与共和的较量中,谭氏湘政权始终坚持民主共和；其二,在民初南北对峙的局面中,谭氏湘政权属于或倾向于南方阵营,在南方阵营对抗北方阵营的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三,在民初武人政治横行的时代,谭氏湘政权推行文治主义。其四,谭氏湘政权始终坚持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胡锋[9]（2010）在《黎元洪与民初政局》文中指出黎元洪是辛亥革命至民初时期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武昌首义一声枪响,他从清王朝的旧营垒中脱离出来,成功领导了反清武装斗争,尔后又亲自参与缔造中华民国,并在民初政治舞台上摇旗呐喊,折冲樽俎,跌宕起伏,对民初政局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辛亥革命时期主要领袖人物的研究大部分都比较透彻,特别是对孙中山、黄兴、袁世凯等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着述颇丰。但同为“民初四巨头”之一的黎元洪研究却较为薄弱,不及其余三位的冰山一角,殊为可惜。有鉴于此,开展这一课题研究,是可以彰显黎元洪在民初政局中的重要地位,剖析其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二是可以改变学术界对黎元洪研究的现状,推动辛亥革命史和民国史研究的深入；三是可以重塑黎元洪的历史形象,避免对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作超时代超阶级的苛求,改变长期以来社会大众乃至学术界对黎元洪认识的误区。所以,黎元洪与民初政局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尤其是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演进的特点和规律,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有益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是在广泛收集黎元洪生前重要函电、时人记述、报刊报道、历史档案等第一手素材、同时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时间和事件为经,以同期人物为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史料并重原则,采用整体考察和个案研究相结合、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历史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尺度,客观系统地探讨黎元洪在民初政治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以及政治形势的风云突变对黎元洪个体政治行为的影响,同时分考析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问题,以史料为基础作出作者的客观评述,还黎元洪以本真,窥民初政治之真相。全文包括引论、正文和余论三大部分。引论介绍了研究缘起、学术界对黎元洪的研究现状、研究中的突破和创新论要,以为正文铺垫。正文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叙述武昌首义前后黎元洪的历史活动并检寻其思想形成的基础,介绍他早期思想和经历及其思想的成因,由此窥见早期黎元洪特别是湖北治军时期他在新军中的重要地位、在基层士兵和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从而得出黎元洪是一位具有一定爱国思想的、带有民主革命思想萌芽的旧式开明军官的结论；在此基础上,论述黎元洪是如何实现从旧军官到首义都督的角色转换,以及他走马上任后开展的军政施策,尤其是南北和议中他与革命党、立宪派、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满清集团等进行的合作和斗争。第二章分析在民初前十二年中,也就是政治领袖人物黎元洪在政治舞台上或是息隐津门时期,是如何在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中阐述观点、表明立场、发生作用、改良政治、促进社会发展的。第三章则是从外交政治的角度切入,剖析民初黎元洪主政时期他以及他所在的政府是如何处理对德、日、俄、美等国外交关系以及临城外交危机的。在日趋西化的近代中国,内政外交两方面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前章分析的是处理内政事务,与之衔接这章所论述的就是外交政治。第四章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民族、治国、政党、宪政、共和等五个突出的思想层面来爬梳黎元洪的政治思想。从历史活动的述论上升到思想意识的分析,可更加凸显历史人物丰满的轮廓形象和时代立体感。这里既有他民初理想王国中的愿景,也有他付诸实践的具体思想行为；既有民初政治社会现实在其头脑中的鲜活反映,也有他为此竭力奋斗以期改进政治局面的思想主张。第五章采取比较分析的方法,将同时代一些重要的、与黎元洪过从甚密的、且有代表性的军政人物如袁世凯、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段祺瑞等与黎进行横向比较研究,从而得出黎元洪千丝万缕的人脉关系是其活跃于民初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支撑。余论述议黎元洪晚年政治生活情景,以及他为何弃政从商,专心于实业救国,奉劝子女“毋问政治”的原因；进一步盖棺论定黎元洪一生的功过是非,特别是他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中国社会政治转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黎元洪与民初政局研究,探索性地捋清了在民初政治演进过程黎元洪所扮演的角色、发挥过的作用,开拓性地论述了黎元洪与民国外交、黎元洪的政治思想,尝试性地进行了他与民初重要政治人物的比较研究。分析得出,民初社会上流传的黎元洪为“民初四巨头”之一,又是“中华民国第一伟人”等这些誉赞与黎本身的确名副其实。研究也使得黎元洪的历史形象从根本上得到了一定的改观,纠正了一些传统的认识误区。从本文的历史分析和逻辑推理来看,黎元洪应该是民国的“功臣”,而不是个别学者所言的“罪臣”；民初政局是因为有了黎元洪等人的“纵横捭阖”或者说是“珠圆玉润”,才使得民国这位襁褓中的婴儿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所以说,黎元洪参与造就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成长也离不开黎元洪活动其间,这也是为何黎元洪两番三次上任正副总统的原因所在。
房政[10]（2008）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型构1842～1953》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将“资本匮乏的超大规模社会如何型构现代国家”作为核心问题,将在中国传统国家由于遭遇外部冲击而趋于解体的背景下试图推进国家型构的五个主要政治集团——满汉官僚集团、拜上帝会（或者说太平天国）集团、北洋集团、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作为研究对象,依次分析了这些集团内部的支配结构对其型构国家的组织行为——物资提取、内部控制和消除竞争者——的制约作用。研究表明:前四个集团由于采用以庇护制为特征的支配结构,必须耗费大量资本才可以维持自身的运转,因而导致可用于国家型构的资本严重不足,故无力建成统一的国家,其中有的政权虽在制度上采用了西方现代国家所使用的形式,但其能力仍和晚期的中国传统国家在同一水平线上;而中国共产党采用了以群层制为特征的支配结构——民主集中制,以大量的人力投入和最低限度的资本投入即可以保证集团自身的高效运转,从而在资本匮乏的条件下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型构,它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能力方面不仅达到了西方国家型构时期的水平,而且还有所超越。
二、吴佩孚在武汉的参谋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吴佩孚在武汉的参谋处（论文提纲范文）
（2）田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生平与时代 |
| 第一节 田桐的青少年时代(1897-1903) |
| 第二节 田桐的革命时代(1904-1927) |
| 第三节 田桐的晚年时代(1928-1930) |
| 第二章 田桐的政论文 |
| 第一节 揭发立宪骗局 |
| 第二节 取资模范的英雄观 |
| 第三节 革命首领的生成论 |
| 第四节 安邦定国的太平策 |
| 第五节 政论文的特点 |
| 第三章 田桐的诗 |
| 第一节 少年游仙诗 |
| 第二节 行佚游历诗 |
| 第三节 送别怀人诗 |
| 第四节 题赠唱和诗 |
| 第四章 田桐的话体文 |
| 第一节 《扶桑诗话》与诗学观 |
| 第二节 《革命闲话》的文献价值 |
| 第五章 田桐的译编作品 |
| 第一节 《亡国惨记》 |
| 第二节 《亡国泪》与《南国记》 |
| 第三节 《伦理通论》 |
| 第四节 《人生问题》 |
| 结语 |
| 附录一 《田桐集》补遗 |
| 附录二 田桐身后评 |
| 附录三 田桐年谱简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王占元督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缘起 |
| 二、学术前史回顾 |
| (一) 北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二) 督军个案研究 |
| (三) 有关王占元的研究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护国运动中的鄂省风潮 |
| 一、暗投冯国璋 |
| 二、南湖暴动 |
| 三、解散民党风潮 |
| 第二章 南北分裂,力主和平 |
| 一、府院之争 |
| 二、积极备战,力主调和 |
| 三、荆襄独立 |
| 第三章 鄂省危急,竭力维持 |
| 一、“主战”与“主和”的纠葛 |
| 二、直系的“明战暗和” |
| 三、鄂西与鄂北战事 |
| 第四章 联络西南,齐名曹张 |
| 一、联合西南 |
| (一) 联湘即以救鄂 |
| (二) 六省联防 |
| 二、三使会议 |
| (一) 天津会议 |
| (二) 北京会议 |
| (三) 三使滞京 |
| 第五章 督军末路 |
| 一、省长风潮 |
| (一) 省长的拒与迎 |
| (二) 省长缓到任 |
| (三) 虽到任终离任 |
| 二、武宜兵变 |
| (一) 兵变爆发 |
| (二) 倒王运动日益激烈 |
| 三、湘鄂战争 |
| (一) 战事初起 |
| (二) 直军援鄂不援王 |
| (三) 鄂军败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再研究 ——以原因、影响为重点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宏大背景的再考察：大罢工的舞台和环境 |
| 第一节 京汉铁路的自主化过程 |
| 一、筑路之倡议 |
| 二、筹款之波折 |
| 三、筑路与赎路 |
| 第二节 京汉铁路沿线地理环境 |
| 一、地形地貌与气候物产 |
| 二、区域中心地的形成 |
| 第三节 京汉铁路沿线社会环境 |
| 一、兵匪之患 |
| 二、铁路危机 |
| 三、洋人洋物 |
| 小结 |
| 第二章 内在动因的再审视：铁路工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力量成长 |
| 第一节 工作状况 |
| 一、基本样态 |
| 二、福利待遇 |
| 三、大众文化 |
| 第二节 生存困境 |
| 一、生活困境 |
| 二、工作困境 |
| 三、法制困境 |
| 第三节 分裂性因素与早期反抗 |
| 一、政治性分裂 |
| 二、地缘性分裂 |
| 三、早期反抗模式 |
| 第四节 力量成长 |
| 一、工人群体的觉醒 |
| 二、工人群体的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外在动因的再探讨：大罢工之各种触发因素的积聚 |
| 第一节 国内外罢工潮流的影响 |
| 一、国内罢工潮流兴起的历史条件 |
| 二、诱发罢工的因素 |
| 第二节 灾荒的影响 |
| 一、灾害与恐慌 |
| 二、政府的财政窘况及应对 |
| 三、灾荒与北方铁路工人罢工 |
| 第三节 中共的介入 |
| 一、早期中共对工运工作的探索 |
| 二、中共在京汉路开展工运工作的困难及对策 |
| 三、中共对工人帮口组织的利用与改造 |
| 第四节 北洋政府的防控 |
| 一、北京政府对“过激主义”的防范 |
| 二、北京政府对工潮的恐慌与压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即时反应的再分析：大罢工爆发后的各方反应与博弈 |
| 第一节 大罢工的爆发 |
| 第二节 社会各界对大罢工的反应 |
| 一、工界 |
| 二、学界 |
| 三、商界 |
| 四、政界（议员） |
| 五、列强 |
| 第三节 北洋政府的应对 |
| 一、军政当局对此次事件武力镇压的原因 |
| 二、北洋政府的应对措施 |
| 第四节 二七惨案后的救济工作 |
| 一、救济工作面临的困境 |
| 二、国共两党的救济活动 |
| 三、救济工作中的国共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后续效应的再思考：革命史视野下的罢工效应与符号流播 |
| 第一节 大罢工的社会效应 |
| 一、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的效应 |
| 二、关于效应的社会认知和反思 |
| 第二节“二七”符号的建构和传播 |
| 一、“二七”符号的初步建构 |
| 二、“二七”符号的强化和传播 |
| 第三节 政治符号与社会动员：“二七”纪念与近代中国革命 |
| 一、“二七”纪念与国民大革命 |
| 二、“二七”纪念与土地革命战争 |
| 三、“二七”纪念与抗日战争 |
| 四、“二七”纪念与解放战争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徐树铮与皖系兴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1949年前徐树铮的研究情况 |
| 1.2.2 1949-1980年徐树铮的研究情况 |
| 1.2.3 1980年至今徐树铮的研究情况 |
| 1.3 研究意义、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创新之处 |
| 1.3.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青少年时代与投袁遇段 |
| 2.1 家世与早年时代 |
| 2.2 投袁遇段得赏识 |
| 2.2.1 投袁遇段 |
| 2.2.2 随段军中辅佐 |
| 2.2.3 得段支持留学东瀛 |
| 第3章 徐树铮与皖系的崛起 |
| 3.1 辛亥革命中徐树铮助段一造共和,为皖系崛起奠基 |
| 3.1.1 暗杀吴禄贞,稳定北方局势 |
| 3.1.2 助段一造共和,为皖系崛起奠基 |
| 3.2 反袁称帝助段二造共和,皖系统治建立 |
| 3.2.1 供职陆军部与袁、段矛盾的开始 |
| 3.2.2 反袁称帝,助段二造共和及皖系统治建立 |
| 第4章 徐树铮与黎、段府院之争 |
| 4.1 徐树铮与府院权限之争 |
| 4.2 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助段三造共和 |
| 4.2.1 徐树铮与参战问题之争 |
| 4.2.2 徐树铮与张勋复辟,助段三造共和 |
| 第5章 徐树铮与皖系武力统一政策 |
| 5.1 冯国璋就任总统与皖系武力统一政策的推行与受挫 |
| 5.2 徐树铮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进行打击主和派的努力 |
| 5.2.1 徐树铮与天津督军团会议 |
| 5.2.2 徐树铮与奉军入关 |
| 5.3 武力统一政策继续进行与失败 |
| 5.3.1 干段组阁,安顿后院 |
| 5.3.2 武力统一的继续和失败 |
| 第6章 徐树铮与皖系政治、军事势力的扩张 |
| 6.1 徐树铮排斥研究系与新国会的成立 |
| 6.1.1 徐树铮排斥研究系入阁 |
| 6.1.2 徐树铮与临时参议院的成立 |
| 6.1.3 徐树铮与安福系的组建 |
| 6.1.4 徐树铮与新国会选举 |
| 6.1.5 徐树铮与总统、副总统选举 |
| 6.2 徐树铮与皖系嫡系军队西北边防军的编练 |
| 6.2.1 西北边防军的来历 |
| 6.2.2 西北边防军之训练及对军纪、公文形式的改革 |
| 6.3 徐树铮收复和治理外蒙,为皖系开辟地盘 |
| 6.3.1 徐树铮主张西北筹边的历史考察 |
| 6.3.2 陈毅的撤治交涉及失败 |
| 6.3.3 徐树铮成功实现外蒙撤治 |
| 6.3.4 徐树铮治蒙 |
| 第7章 徐树铮与直皖战争,皖系衰落 |
| 7.1 直皖战争的酝酿 |
| 7.1.1 全国范围内反皖同盟形成 |
| 7.1.2 吴佩孚衡阳撤防北归与徐树铮倒靳云鹏内阁 |
| 7.1.3 张作霖之虚伪调停和徐树铮、吴佩孚先后被免职 |
| 7.2 直皖战争爆发与直胜皖败,皖系衰落 |
| 7.2.1 直皖战争经过与直胜皖败 |
| 7.2.2 直胜皖败的原因 |
| 第8章 徐树铮为皖系东山再起而奋斗与皖系灭亡 |
| 8.1 徐树铮与建国军政制置府的建立 |
| 8.1.1 徐树铮建立建国军政制置府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
| 8.1.2 建国军政制置府的建立及失败 |
| 8.2 徐树铮与孙、段联盟的建立 |
| 8.2.1 直皖战争前与孙中山的联系 |
| 8.2.2 直皖战争后与孙中山的联络 |
| 8.3 谋划孙传芳、张作霖、段祺瑞反冯联盟和皖系灭亡 |
| 8.3.1 海外活动和谋划 |
| 8.3.2 联络孙传芳及张謇 |
| 8.3.3 廊坊被害与皖系灭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令部研究（1938-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国近现代参谋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参谋系统与军事现代化 |
| 第二节 战前中国参谋机构的发展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前中国参谋机构发展存在问题 |
| 第二章 军令部与战时指挥系统 |
| 第一节 军令部与军事委员会 |
| 第二节 军令部与行营、战区关系 |
| 第三节 战时蒋介石与徐永昌关系分析 |
| 第三章 军令部机构设置与运作研究 |
| 第一节 军令部机构设置与特点 |
| 第二节 军令部机构运作与效果 |
| 第四章 战时军令部人事管理 |
| 第一节 战时国军参谋人事存在问题 |
| 第二节 军令部与战时参谋教育 |
| 第三节 第三节战时军令部人事管理制度与效果 |
| 第五章 军令部与战时作战指导 |
| 第一节 军令部战时情报工作与效果 |
| 第二节 军令部与战时作战指导实施 |
| 第三节 军令部作战指导绩效评析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河南红枪会研究（1913-195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河南红枪会的产生背景 |
| 一、政权更迭 |
| 二、吏治腐败 |
| 三、落后的农耕经济 |
| 四、封建的地方文化 |
| 五、频发的自然灾害 |
| 六、肆虐的匪患 |
| 第二章 河南红枪会的组织制度和信仰宗旨 |
| 一、组织制度 |
| 二、信仰宗旨 |
| 第三章 大革命时期的河南红枪会(1924——1927) |
| 一、崛起背景 |
| 二、崛起概况 |
| 三、社会政治活动 |
| 第四章 土地革命时期的河南红枪会(1927——1937) |
| 一、发展背景及概况 |
| 二、社会政治活动 |
| 三、中共枪会工作实践和策略探索 |
|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红枪会(1937——1945) |
| 一、“复活”背景 |
| 二、“复活”概况 |
| 三、社会政治活动 |
| 第六章 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初期的河南红枪会(1945——1953) |
| 一、沦落背景 |
| 二、活动概况 |
| 三、走向消亡 |
| 余论 |
| 参考书目 |
| 附录 |
| 致谢 |
| 论文目录 |
（8）谭延闿三主湘政与清末民初政局（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家世源流与辛亥以前的人生经历 |
| 第一节 家世源流 |
| 第二节 科场之路 |
| 第三节 致力于湖南新式教育 |
| 第四节 出任湖南咨议局议长 |
| 第二章 初主湘政与政局变迁 |
| 第一节 焦、陈被杀与谭延闿的上台 |
| 第二节 谭氏新政权的革命措施及其对政局的影响 |
| 第三节 谭延闿与南北议和及唐内阁等问题 |
| 第四节 谭氏新政权的内政建设 |
| 第五节 谭延闿与民初湖南的裁军 |
| 第六节 谭延闿与“二次革命” |
| 第七节 谭延阎第一次督湘的结束 |
| 第三章 二主湘政与政局变迁 |
| 第一节 谭延闿与护国运动及“讨逆”战争 |
| 第二节 谭延闿二主湘政期间的内政建设 |
| 第三节 谭延闿第二次督湘的结束 |
| 第四章 三主湘政与政局变迁 |
| 第一节 谭延闿与湘南停战议和 |
| 第二节 谭延闿与上海和会 |
| 第三节 谭延闿联吴驱张与三主湘政 |
| 第四节 谭延闿与湖南地方自治 |
| 第五节 谭延闿第三次督湘的结束 |
| 第五章 清末民初政局中的谭氏政权评析 |
| 第一节 在专制与共和的较量中坚持共和 |
| 第二节 在南北对峙中属于或倾向于南方阵营 |
| 第三节 在武人政治中推行文治 |
| 第四节 坚持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后记 |
（9）黎元洪与民初政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CONTENTS |
| 引论 |
| 第一章 武昌首义前后黎元洪的思想与实践 |
| 第一节 早期经历 |
| 第二节 早期思想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的地位 |
| 第四节 从旧军官到首义都督的角色转换 |
| 第五节 军政施策与南北和议 |
| 第二章 黎元洪与民初政争 |
| 第一节 "倒黎"运动与镇压党人 |
| 第二节 调和南北政争 |
| 第三节 共和与帝制龃龉 |
| 第四节 约法与国会之辨 |
| 第五节 复辟与引退相生 |
| 第六节 权力斗争中的法统重光 |
| 第三章 黎元洪与民国外交 |
| 第一节 黎元洪与中德关系 |
| 第二节 黎元洪与中日关系 |
| 第三节 黎元洪与中俄关系 |
| 第四节 黎元洪与中美关系 |
| 第五节 临城劫车案中的黎元洪 |
| 第四章 黎元洪的政治思想 |
| 第一节 民族思想 |
| 第二节 治国思想 |
| 第三节 政党思想 |
| 第四节 宪政思想 |
| 第五节 共和思想 |
| 第五章 黎元洪与军政要人 |
| 第一节 黎元洪与袁世凯 |
| 第二节 黎元洪与孙中山 |
| 第三节 黎元洪与黄兴 |
| 第四节 黎元洪与章太炎 |
| 第五节 黎元洪与段祺瑞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10）中国现代国家的型构1842～195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结构、组织与绩效——国家型构的制度解释 |
| 论题与文献:资本匮乏的超大规模社会如何型构现代国家?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 |
| 一、国家:形式与本质 |
| 二、现代国家:判据与特点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的型构 |
| 一、国家型构的性质 |
| 二、国家型构的约束条件 |
| 三、现代国家型构的绩效 |
| 第三节 政治集团的制度安排 |
| 一、支配结构(dominative structure) |
| 二、组织行动(organizational action)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篇章结构 |
| 一、合约分析与制度政治学 |
| 二、历史政治学 |
| 三、篇章安排 |
| 第一章 庇护制旧官僚:满汉官僚集团 |
| 第一节 支配结构分析 |
| 一、决策层 |
| 二、管理层 |
| 三、执行层 |
| 第二节 组织行动分析 |
| 一、资源提取 |
| 二、内部控制 |
| 三、消除竞争者 |
| 第三节 型构绩效分析 |
| 一、控制区域 |
| 二、武装力量 |
| 三、物资提取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庇护制造反者:拜上帝会 |
| 第一节 支配结构分析 |
| 一、决策层 |
| 二、管理层 |
| 三、执行层 |
| 第二节 组织行动分析 |
| 一、物资提取 |
| 二、内部控制 |
| 三、消除竞争者 |
| 第三节 型构绩效分析 |
| 一、控制区域 |
| 二、武装力量 |
| 三、物资提取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庇护制新官僚:北洋集团 |
| 第一节 支配结构分析 |
| 一、决策层 |
| 二、管理层 |
| 三、执行层 |
| 四、伦理关系的功能 |
| 第二节 组织行动分析 |
| 一、物资提取 |
| 二、内部控制 |
| 三、消除竞争者 |
| 第三节 型构绩效分析 |
| 一、控制区域 |
| 二、武装力量 |
| 三、物资提取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庇护制政党:国民党 |
| 第一节 支配结构分析 |
| 一、决策层 |
| 二、管理层 |
| 三、执行层 |
| 第二节 组织行动分析 |
| 一、物资提取 |
| 二、内部控制 |
| 三、消除竞争者 |
| 第三节 型构绩效分析 |
| 一、控制区域 |
| 二、武装力量 |
| 三、物资提取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主集中制政党:共产党 |
| 第一节 支配结构分析 |
| 一、决策层 |
| 二、管理层 |
| 三、执行层 |
| 第二节 组织行动分析 |
| 一、物资提取 |
| 二、内部控制 |
| 三、消除竞争者 |
| 第三节 型构绩效分析 |
| 一、控制区域 |
| 二、武装力量 |
| 三、物资提取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现代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
| 第一节 支配结构从政党向国家的扩展 |
| 一、决策层 |
| 二、管理层 |
| 三、执行层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型构的实现 |
| 一、暴力垄断的实现 |
| 二、财政统一 |
| 第三节 型构绩效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吴佩孚在武汉的参谋处（论文参考文献）
- [1]论国民革命的起源（1920—1925）[J]. 张生. 团结, 2021(04)
- [2]田桐研究[D]. 宋红玉. 山东大学, 2019(09)
- [3]王占元督鄂研究[D]. 杨辰.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2)
- [4]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再研究 ——以原因、影响为重点的探索[D]. 刘莉. 苏州大学, 2017(06)
- [5]徐树铮与皖系兴亡研究[D]. 曹心宝. 陕西师范大学, 2014(12)
- [6]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令部研究（1938-1945）[D]. 叶铭. 南京大学, 2013(02)
- [7]河南红枪会研究（1913-1953）[D]. 袁岿然. 扬州大学, 2013(04)
- [8]谭延闿三主湘政与清末民初政局[D]. 贺永田. 湖南师范大学, 2012(12)
- [9]黎元洪与民初政局[D]. 胡锋.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8)
- [10]中国现代国家的型构1842～1953[D]. 房政. 复旦大学, 20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