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区军需物资采购改革研究

一、战区推行军用物资采购改革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梁坤^[1]（2021）在《国民政府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石油市场完全被英美国家的石油公司所垄断。外国石油公司掌控着中国能源供给的命脉,给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带来了巨大风险。进入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危机,国民政府加紧经济备战,尝试统制以石油为代表的液体燃料资源。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口岸逐步被日本封锁,石油供应陷入危机之中。为应对危机,国民政府借鉴战前的统制经验,实施液体燃料统制制度,逐步建构液体燃料统制网络。其中,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是执掌统制事宜的核心机构,它经历了多次调整与变革。战时国民政府统制液体燃料的基本路径是由国家控制并配置这一战略资源,从开源与节流两个层面来增加资源供给与优化资源配置。统制网络的建构,推动了开源与节流工作的开展。从开源方面来看,国民政府首先是制定石油进口监管政策,从市场主导转向政府主导,在坚持商业性进口的同时积极争取政治性援助,“石油外交”成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以“自力更生”为价值取向,采取“寓扶植于统制”的策略,推动国内石油工业、酒精工业及植物油炼油工业的发展,围绕增产工作颁布了一系列管制章则。影响国内液体燃料生产的核心因素是价格问题,而价格统制是液体燃料统制的关键抓手。国民政府施行的限价政策与行业追求合理利润的诉求发生了矛盾,价格形成机制及定价话语权成为了行业与政府反复博弈的焦点。从节流方面来看,它的目的是优先满足军事需求,压缩民间消费。其一是统制分配,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统筹分配、调剂供需,坚持以军用为导向。其二是统制消费,以发动节约汽油运动来干预个人消费行为,动员社会力量监督浪费现象。其三是查缉私油,以打击黑市的形式防止资源无序流动。不过,各环节统制工作的推进面临着多重阻力,其间充斥着供应与需求、军用与民用、中央与地方或明或暗的竞争与矛盾。战时液体燃料统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统制制度日渐完善,范围逐步扩大。然而由于政府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因此统制的个人化色彩颇为浓厚,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作用反而有弱化的趋势。从液体燃料统制的绩效来看,它一方面对支持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缓解了战时液体燃料危机,增强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心,提升了战时工业化水平。另一方面,液体燃料统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与缺陷,引发了工业界、社会舆论甚至是外国专家的不满,同时由于管制机构的内在困境、腐败问题、统制链断裂等缺陷妨碍了统制效能的充分发挥。国家权力干预经济运行是统制经济的主要特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战时统制经济的运转并不是国家单向控制的结果,而是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所形塑的。国民政府与液体燃料行业之间既保持着合作关系,也存在博弈和“对抗”的现象。

刘瑞红^[2]（2020）在《生死线：铁路与抗日战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铁路自从诞生后,在近代战争中就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意义。铁路甚至成为近代战争中交战双方的“生死线”,战时对于铁路无论敌我,该利用时就必须利用,该毁弃时也必须尽可能毁弃,否则都意味着失败。是利用,还是毁弃,取决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如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果断决策,从战略战术上适时地利用或毁弃铁路,往往成为生死成败的关键因素。“生死线”是铁路战争中对铁路的精准战略定位,它有时表现为进攻线、有时表现为防御线和封锁线、有时意味着生命线、有时意味着死亡线。它究竟是一条什么意义上的“线”,取决于铁路掌握敌我之手和如何对待铁路。铁路在抗日战争中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生死线”作用。本文着眼于铁路和抗日战争的互动关系研究,相关探讨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内容展开。明治维新之后,铁路逐渐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战争武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利用铁路线推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利用铁路在沦陷区推行“囚笼政策”。日军为了争夺铁路控制权对中国铁路进行了破坏和摧残。为了保持其在华侵略的输血管道铁路的畅通,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对铁路实施殖民化管理,并采取了一些利于铁路维护和运营的措施,如修复旧路并修建新路、推行“爱路运动”、实行铁路联运等措施,以增强铁路的运输力。日本在沦陷区铁路运输以军运为主,同时肩负运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掠夺的资源和财富。但是由于中国军民的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铁路破袭战的开展,给予了日军铁路修复、新筑、营运以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始终未能保持铁路畅通。铁路为战争的交通利器,因而做好铁路战备十分必要和重要。国民政府铁路战备主要表现为将铁路纳入战时轨道,成立铁道运输司令部,完善铁路法规、规章及管理制度等。同时国民政府又改善和充实了一些铁路线路的铁路设备,如抽换重钢轨、枕木及加固桥梁,添购机车、车辆增强运输能力,增设电信设备,统一车辆调度,增筑和改进防空设备,增加站场设备提高运输效率,购储行车及紧急修理材料。另外国民政府还进行了一些战备铁路的修筑,如贯通粤汉铁路、修筑苏嘉铁路、修筑钱塘江铁路大桥等。最后国民政府还加强了铁路员工的战备动员,如增进铁路员工的联络合作、策动铁路员工的工作效率及储备铁路人才等。铁路建设与运输决定了战争的机动性。由于日本沿铁路线快速推进战争,致使抗日战争初期中国铁路大部分沦陷,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随之转移。为了保障大后方与战争前线及国际间的交通联络,国民政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新修筑了一些铁路线。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提高铁路的抗战运输力,又采取了一系列铁路建设和管理措施,如完善铁路设备、强化联合运输机制、铁路线段联合办工、人事策励、交通机关与军队协同作战等。战时铁路运输主要以军运为主,同时兼顾非军事客货运输。由于战火的摧残及战时铁路器材、燃料的短缺,严重影响了战时铁路的运输力,并致使铁路运输呈现不平衡性。虽然战时的环境制约了铁路运输效力,但是在铁路员工的奋勇斗争下,铁路还是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铁路由于其自身的运输优势,被视为本国国防的“国之重器”。战争时,铁路不仅是战争的战略后勤补给线,交战双方争夺的主要军事目标,交战双方的“生死线”,同时其本身也成为战争的直接武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发起的诸多战役,皆围绕破坏铁路的运营或争夺铁路干线的控制权而展开,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破击战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铁路争夺战。由于日军对中国铁路交通线的破坏和摧毁,致使中国的铁路随着国土的沦丧而不断地撤退和沦陷,而中国铁路员工在铁路撤退中奋勇抢拆、抢运,始终保持与军队共进退,以及在铁路沦陷后依然在沦陷区坚持与日军展开英勇斗争等行为,皆表现出了抗战期间铁路员工艰苦奋斗、英勇献身的民族精神。抗战14年,日本对中国铁路的破坏和摧残以及中国军队为时局所迫对铁路的自行破坏和拆除,直接和间接地造成了铁路的巨大损失,如铁路设施、产业设备、财产、营业以及铁路人员的损失等。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即将胜利前后,已经开始进行铁路复员的筹划与准备。但是由于国民政府铁路接收与复员目的是为了打内战的需要,这不仅暴露出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和反动的本质,而且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铁路军事斗争,最终致使国民政府接收铁路和恢复交通的企图破产。通过对铁路与抗日战争的互动关系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铁路诞生后,在近代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改变了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加大了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铁路事业在近代战争中得到了检验与考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战争的胜败决定了铁路的存亡;铁路在战争中不仅担负着重要的军运任务,也兼顾了非军事客货运输,但军事运输为其主要方面,但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的破坏致使铁路运输力未能得到充分地发挥;铁路是大国重器,铁路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近代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铁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胜负,但铁路本身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胡馨元^[3]（2020）在《徐州市军用饮食供应站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军用饮食供应站是我国政府为支援过往部队设在交通沿线的组织机构,是军队后勤保障的延伸和重要补充。军用饮食供应站伴随着部队输送途中饮食保障需要而产生,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军队体制的调整改革以及国家综合交通体系的快速发展,徐州市军用饮食供应站如何更好地做到平时服务、战时应战和急时应急值得重视与研究。本文基于公共产品理论、核心能力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徐州市军用饮食供应站的发展历程、建设目标和建设现状进行系统研究,发现其目前存在部队多元化和规模化保障需求难以有效满足、应急保障和持续保障能力有待提高、定点和区域性联动保障未能真正实现等突出问题,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军供法规体系建设,健全体制机制;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做强信息化建设;优化人才队伍建设,打造过硬的保障队伍;拓展保障职能,创新保障模式等对策建议,以期为徐州市军用饮食供应站的建设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刘才^[4]（2020）在《战后湖北省的粮食问题与政府的应对（1945-1949）》文中研究指明湖北省在抗日战争时期受损严重,然而战后的湖北并没有多少时间用于休养生息和恢复生产,接踵而至的国共内战使该省再度陷入困境。湖北省粮食产量向来不丰,再加上水灾、旱灾、虫灾等自然因素以及战争、田赋征实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导致了该省粮食供需的失衡,进而引发粮食危机。文章将用三章内容对战后湖北省的粮食危机及政府的应对措施进行分析:第一章主要介绍战后湖北粮食危机的概况。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存在的粮食危机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且战争不但破坏了该省的农业生产,同时也消耗了该省粮食存储量。除自然灾害的影响外,战争、田赋征实、日俘等人为因素对湖北省粮食危机的形成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人为因素是造成该省粮食危机的主要因素。战后湖北省粮食危机主要表现为粮食短缺及粮价上涨,进而引发其他方面的危机,对该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聚焦应对粮食危机的开源政策。一方面,湖北省政府不仅借鉴了国民政府在战时施行的增产计划,而且仿效了广东省粮食生产工作竞赛的举措,努力提高本省粮食产量。另一方面,湖北省政府从省内、省际及地方与中央三个维度来设法扩大粮食来源,首先打击囤积居奇,管理本省粮食市场;其次引进外省米粮,充裕本省粮源;最后请求配售美粮,为争取多方粮源而努力。第三章主要论述应对粮食危机的节流政策。宴会节约及粮食节约的硬性规定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除带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节约粮食外,也在社会中引领了节约风尚。诸多政令禁止本省粮食外流,以保障本省粮食供应本省消费。尽快遣送日俘归国及申请日俘改道他处等举措,减轻了本省供应俘粮的负担。研究战后湖北省的粮食危机,系统梳理政府应对粮食危机的各项政策,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国民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施政特点,揭示国民党统治所存在的问题,并且为探索国民党退出湖北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

梅阳^[5]（2019）在《军民融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权力结构、政策过程与国防工业治理》文中提出

张家豪^[6]（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认为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毕彩霞^[7]（2019）在《平凉地区抗战研究（1937-1945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民政府在中原大战后,不断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控。自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势力利用特务、汉奸,假借难民、学生等身份,不断向平凉地区渗透,从事间谍、离间民族关系等活动,企图分裂西北,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因此,防范日军特务,打击汉奸势力,始终是平凉地区抗战工作的重点。全面抗战期间（即1937—1945年）,平凉地区农业、手工业、工商业和金融业在民族存亡的时代困境下步履艰难地向前发展,一些新行业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随着新行业的出现、产品种类的不断丰富,政府对货物所征税目也是不断增多,税额与日俱增。此外,受战争影响通货膨胀问题不断严重,至1940年后经济日趋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平凉地区各族人民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懈努力:农工产品除供应军需物资外,亦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土特产品以供出口,换取外汇;为防范日军空袭和毒气战,平凉地区民众在地方政府指导下建设防空、防毒设施,学习防空、防毒常识;社会各界人士在平凉地区发动征兵宣传和募捐活动,平凉地区民众积极响应,参与民兵训练,参加献金运动;战时受经费所限,平凉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艰难,但全体师生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积极参与抗日,充分体现了当时全民抗日意识已深入人心。因此,平凉地区作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前沿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祥梅^[8]（2019）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棉纺织业管制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棉纺织业因其特殊地位备受国民政府重视,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即成立农产促进委员会对沦陷区棉花进行收购。1938年国民政府迁往大后方后,即开始了对棉纺织业的管制。依时局的变化,国民政府对花纱布的管制过程历经市场调剂、部分管制、全面管制三个阶段。1937-1940年主要靠农本局福生庄收购纱布,在供需较少,市价过高时投放到市场,起平抑调剂之效;1940-1941年,通过平价购销处对重庆棉纱市场进行行政管理,严格规范棉纱市场交易秩序、对纱价作出限制;1942年-1945年,国民政府把对棉纺织业的产供销纳入管制,至此进入到棉纺织业的全面管制阶段。棉业管制过程牵扯到复杂的人事矛盾、官商矛盾。其中因经济部和财政部对棉业管制事权的争夺,翁文灏和孔祥熙矛盾较大,隶属于二者势力范围的物资局局长何浩若和农本局总经理穆藕初在关于陕棉征购事中矛盾公开化,双方因陕棉征购日期、价格意见不合,不自觉地卷入孔祥熙和翁文灏的斗争中。人事纠纷的结果导致了农本局总经理的停职处分和物资局的被裁撤;此外,商人与政府管制行为亦有颇多互动,“四大纱厂”作为行业中的托拉斯企业,垄断市场,对花纱布市场有决定之影响力。他们表面上顺应政府命令,争取讨价还价的空间,暗地却联合同业进行囤积原棉、黑市交易的活动,助长了后方纱价的上涨。为了平衡生产和供应的关系,政府在实施部分管制行为时,对他们谨慎对待,积极考虑他们的诉求。当后方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政府全面收紧政策,从谋财政收入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需求和生存几乎不考虑,使得商人的利益受到很大影响。国民政府实行的棉业统制政策不自觉地受战争形势的影响,自国民政府迁都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方经济处于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在此阶段,国民政府对战时花纱布的管制类似于承平时期苏德经济的统制经济模式,对私营经济进行领导,一切以保障生产为前提,谋纺织业长久平稳之发展,民营纺织企业有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使得后方经济形势发生动荡,为集中资本服务于战事,国民政府统管花纱布产购销事宜,杜绝私人经济市场活动的空间。但是政府全面管制后,没有顺应市场规律,所定的价格、工缴、利润较低,严重影响了商人、农民的积极性,造成后方花纱布产量减产,棉纺织业衰败情形。

郭常顺^[9]（2018）在《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文中研究说明湖北位于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武汉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经济中心,国民党仅次于南京的第二大政治中心,也是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区域,其战略地位得以进一步凸显。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尤其是武汉,成为中日两军浴血奋战、重兵对峙的区域,历时7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展开对全国各地沦陷区的分区受降。依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湖北省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与重建。抗战期间,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国统区日渐萎缩。湖北省政府最终退守恩施,鄂西国统区开始形成,肩负起拱卫陪都、屏障西南的重任。在省主席陈诚的坚强领导与努力推动下,以“增加生产”、“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和“凭证分配”为主要内容的“新湖北建设运动”在鄂西全面展开,当地的工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及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闻名全国,鄂西国统区逐渐得以巩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共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在沦陷区站稳脚跟,开辟了鄂豫边区,成为鄂省境内与鄂西后方相比肩的两大抗日力量。在此期间,湖北沦陷区被战火覆盖,民众的生命与财产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惨重,鄂省经济元气大伤,已有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百废待兴”成为这一危局的真实写照。1944年后,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明朗化,国、共、日三方都开始积极布局,日军发动老河口、芷江战役,被国军所击败,中共则派出南下支队经略华中与华南。三方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这对于国民政府而言,鄂省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蒋介石出于阻止中共方面接收的目的,积极笼络鄂省境内的伪军头目。在其有力配合下,国军第五与第六战区的部队迅即向湖北沦陷区开进,相继挺进武汉、沙市、宜昌等地,很快便与各地日伪军完成换防。与此同时,湖北省党政军等机构陆续“还治”武汉,隆重举行受降仪式,各县市政府纷纷返回各自辖区,中统、军统也在鄂省积极扩张势力,国民政府在湖北的统治地位得以重新确立。随着“还治”过程接近尾声,湖北省政府开办日军官兵与侨民管理处,对在鄂日俘与日侨展开集中收容与教育,妥善安排其日常生活,并在中央政府与武汉行营的配合下,积极组织运力,顺利将在鄂日俘与日侨遣返回国。面对数量庞大的日伪财产与公产,第六战区相继成立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力求消解战后初期“四大金刚”等无序接收的乱象。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鄂省境内多数日伪财产与公产被省府所掌握,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提升。在此之后,省府对其进行了相关处理,分别予以标卖、发还和充实教育基金,总体过程还算顺利。但是,接收过程中弊案迭出、贪腐横行,财产损失不少,对政府形象与民众观感产生了较大影响。沦陷区经过敌伪7年的蹂躏,各种社会关系亟待调整。大批军民在战时迁往后方,许多日本战犯与汉奸在战后被捕,如何对上述迁返的军民加以妥善安置并给予优抚,对上述战犯与汉奸加以惩治与审判,就成为摆在省府面前的重要课题。省府通过修祠、立碑等方式,对阵亡将士予以褒扬;积极筹措物资,开展优抚活动,给予军烈属物资关怀;办理青年军等退伍军人的复员转业事宜,力求使其各得其所;对过境的外省军民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其顺利还乡;积极改善公教人员的待遇,意在使其安心工作。囿于财力短缺,上述行动未能持续下去。武汉行营设置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以治其罪,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在种种因素的干扰下,许多战犯得以逃避审判与惩处。与此同时,战时西迁的学校与企业纷纷返回原址,谋求复校与复业,这一过程较为顺利,但因财力与物力所限,难以正常运作。出于扩大统治基础、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省府采取措施,迅速恢复并发展一系列社团组织。面对战后社会风气的颓势,省府积极开展卫生与防疫工作,以安定人心,消除不稳定因素。在接收开展的同时,收复区的战后重建也陆续步入实施阶段。省府主要着眼于如下领域:（一）通过推进土地陈报复查工作、田赋与营业税划归地方、禁止摊派并举办捐献、合并机构与裁减冗员、市价征粮与禁征民夫、减购军粮与清发粮款等方式,谋求财粮问题的解决（二）积极推进工厂复工与农村复耕,聚焦重点工程,发展特色农业;着力于水利工程与水陆交通的恢复与发展,谋求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三）加快建设覆盖全省的邮政与通信网络,沟通各地的联系,以适应战后重建的客观需要（四）在万耀煌“教而后富”思想的引导下,大力发展各类教育事业,举办运动会及童子军运动,为鄂省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五）出台“大武汉”建设等一批市政规划,积极开展市政建设,谋求鄂省城市的复兴。上述这些领域受限于人、财、物力的短缺,虽然取得一定进展,对后世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但是最终都没能完全实现,着实令人扼腕。总而言之,经过战后四年的努力,湖北收复区的接收大体顺利完成,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统治得以重新确立,此后的战后重建虽然取得了部分成效,但其成效很不明显,逐渐无疾而终,未获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民政府而言,主观方面,一系列短板束缚其手脚,包括胜利突降,准备不足,手忙脚乱;贪腐横行,行政效率低下;时紧而事繁,短期内难以完成重建等原因;客观方面,则在于国共内战的持续扩大,与战后重建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换言之,即内战与重建矛盾重重,难以兼顾。就在国民政府举步维艰之际,中共实现了对湖北收复区的成功接管。

房源晟^[10]（2018）在《从道义援助到军事联盟：美国援华关系探析》文中指出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为获得战争援助对美国展开求援外交。美国出于道义角度对华提供财经借款援助,帮助中国缓解战时财政和金融危机,两国发展成为道义援助关系。1941年3月出台的《租借法案》将租借援助的概念引入中美关系中,美国在租借援助模式下对华提供财政、军事和其它援助,中美双方开展经济、交通、军事、情报等诸多领域的合作。中美建立起的租借援助关系又推动两国从道义援助关系演变为政治军事同盟。珍珠港事变后,中美正式结为军事同盟,两国关系在合作与冲突中发展,因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纠葛而出现裂隙,在美国政府及时调整对华政策并加强援助后,中美同盟才于战争末期得到巩固。中国在接受美援后以多种方式回惠美方并偿还债务,促进了中美租借援助关系的全面发展。本文在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官方档案梳理战时中美关系从道义援助走向军事结盟的演变轨迹,探究租借援助关系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分析两国产生矛盾的根源,以为新时期处理中美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二、战区推行军用物资采购改革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战区推行军用物资采购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国民政府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2）生死线：铁路与抗日战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徐州市军用饮食供应站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战后湖北省的粮食问题与政府的应对（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6）“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7）平凉地区抗战研究（1937-1945年）（论文提纲范文）

（8）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棉纺织业管制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10）从道义援助到军事联盟：美国援华关系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战区推行军用物资采购改革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民政府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研究（1937-1945）[D]. 梁坤.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生死线：铁路与抗日战争研究[D]. 刘瑞红. 苏州大学, 2020(09)
• [3]徐州市军用饮食供应站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胡馨元.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4]战后湖北省的粮食问题与政府的应对（1945-1949）[D]. 刘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军民融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权力结构、政策过程与国防工业治理[D]. 梅阳. 国防科技大学, 2019
• [6]“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7]平凉地区抗战研究（1937-1945年）[D]. 毕彩霞.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8]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棉纺织业管制政策研究[D]. 张祥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9]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D]. 郭常顺.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10]从道义援助到军事联盟：美国援华关系探析[D]. 房源晟. 苏州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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