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期间就业制度将有重大创新

一、就业制度“十五”期间将有重大革新（论文文献综述）

鄂义强^[1]（2020）在《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实施扩招政策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由培育“精英”逐渐走向大众化,大学毕业生人数从扩招后第一届（2003年）的212万人次上升到2019年的834万人次,在就业市场化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已将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升到一个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高度加以重视,同时国家层面不断出台系列的就业政策引导和促进大学生就业。在此背景下,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的问题研究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本文选择了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进行研究,也就是把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大学生就业置于整体政府责任的建构逻辑中去考察,从而有助于厘清政府在大学生就业中要承担的有关责任,在此基础上展开问题研究,就可以明晰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构建的重点。厘清中国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是开展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对大学生就业与政府责任之间关系的省思,依据责任政府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本观、市场失灵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依据现实中政府维护公民基本生存和发展权的政府基本职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责,阐释政府对大学生就业履行责任的必要性,厘定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为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一般而言,研究社会现象和相关问题,都不能割裂历史的纵向联系,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不同就业制度时期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府责任履行状况进行考察,也就是于历史演进中去考察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的履行,阐释大学生就业中政府履行责任的合理性及存在的问题,凸显20世纪末大学生自主择业时期政府责任履行上存在的问题,确保当代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研究的历史承续性,为进行深层次的问题研究打下基础。呈现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履行的总体现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的问题研究。为提高研究的可信度与客观性,以网络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进行实证研究。编制《毕业年级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涵盖全国52所高校、20 197名大学毕业生,通过社会学统计软件SPSS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主要采用频率分析法和交叉分析法,分别得出频率分析结果和交叉分析结果。同时对部分用人单位负责人和政府官员进行个案访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政府服务责任、政府监督责任三个向度的问题研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调控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就业政策对大学生个人需求关注不够,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亟待提升。大学生就业中政府服务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高校以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主体意识不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促进大学生就业作用不明显。大学生就业中政府监督责任履行上的问题为:回应大学生就业状况的高等教育质量有效监督不足,大学生平等就业法治环境建设滞后,大学生就业政策监督机制不健全。深入研究英国、美国、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状况,从中得到有益启示。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履行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以及中国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构建必须坚持的中国道路。最后在现实的逻辑上回应理论逻辑中所厘定的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探索立足中国国情的大学生就业政府责任履行的建构性策略:在政府调控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树立以人为本的就业政策理念,提升就业政策的规划性与协同性;在政府服务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强化高校就业服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主体意识,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供给能力;在政府监督责任上的策略建议为,以政府监督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以法律制度保障大学生平等就业,以主体问责制提升就业政策执行实效性。从而在现实的逻辑上,形成中国大学生就业中的政府责任促进机制,力求逐步破解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侯燕^[2]（2019）在《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青年,既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影响社会问题的不定因素。青年群体的发展方向与各种政治力量的走势存在一定内在联系,青年与青年问题也因此始终受到社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世界的发展进步与青年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满腔热情地寄希望于青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把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由于曾从事共青团工作,胡锦涛对于青年和青年问题有着直观感受和深刻理解,他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青年思想的基础上,坚持从事关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高度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符合社会发展与青年变化时代特征的科学认识与判断,从而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但凡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内在规律性。任何科学思想形成和发展都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独特的实践历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胡锦涛青年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也有其内在根基,其产生、形成、发展和成熟都遵循社会历史基本规律。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厚积薄发的新篇章,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无限的智慧和热情投入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青年自身的特征与需求也呈现出相应的时代气息。随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胡锦涛青年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坚持科学发展,强调以人为本,把青年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注重以服务青年发展促进青年理想信念的形成与生力军作用的发挥,指引着当代青年与青年工作的发展方向。本研究通过对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以及形成发展过程进行回溯和梳理,阐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的总体脉络和逻辑体系,探讨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在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中国化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如何以胡锦涛青年思想为指导,坚持服务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高青年素质,更好地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提供人才保障进行了前瞻性分析。本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思想、列宁斯大林的青年思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青年思想以及中西方文化中的青年观点,是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和文化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党的青年工作面临的任务与挑战、胡锦涛自身成长和青年工作经历则构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现实依据。就其发展阶段来看,胡锦涛青年思想经历了由孕育到初步形成、再到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紧密相连。本研究也探讨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关于青年的地位和价值、青年的优势与不足、青年工作的旨归与要求等方面的基本观点,这些也恰恰构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立论基础。在总论其形成基础、发展阶段和基本出发点之后,本研究选取胡锦涛青年思想极具时代特征的政治视角、利益视角、人才视角、实践视角、全球视角等维度对其内容构成进行了分论。从坚持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突出价值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青年发展提供指引,实施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青年工作等方面论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政治视角;从为大局服务与为青年服务的一致性、寓引导教育于服务之中、着力服务青年的根本需求等方面讨论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利益视角;从人才强国与青年人才培养、科教兴国与青年教育、社会环境与青年成长、执政能力与干部选拔等方面剖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人才视角;从火热社会实践中的无悔青春、党和国家需要青春力量、伟大时代召唤创业者等方面分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实践视角;从青年要努力拓展世界眼光、青年是和谐世界的重要建设者、加强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等方面阐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全球视角。最后,提出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现实启示,即坚持党的领导,准确把握青年脉搏,积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青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激发青年的主体自觉,充分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搭建更为广阔的青年创新实践平台,引导青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续奋斗;坚持服务青年,注重青年的利益实现,增强服务青年的实效性,推进青年工作改革创新,牢牢把握青年工作的生命线。基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胡锦涛青年思想系统且全面地回答了关于青年的基本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既有理论范畴,又是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胡锦涛青年思想内容丰富、时代感强,不仅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对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及其科学品质,开拓青年工作的思路、方法、手段,增强青年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为了阐明胡锦涛青年思想对于开展青年工作的指导意义,本研究选取了多个案例,从某一角度或某一形式印证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实践价值。比如,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为例,简述了党和青年的特殊关系,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对于青年发展的重要意义,就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进行了论述;以大学青年教师为例,从剖析职业获得感生成入手,对于如何立足青年的基本特征、遵从青年成长的客观规律、正确分析青年的实际状况、在服务中赢得青年进行了探讨;以高校共青团发展路向为例,就共青团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凝聚青年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进行了分析;以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青年自组织为例,讨论了新时期青年社会实践主体的拓展形式,得到的基本结论是,自组织这一随着时代发展应运而生的组织形式对于青年参与社会、投身实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但也存在着局限性,需要在实践中贴近青年、创新思路,充分发挥青年群体的主体作用,积极引领青年成长发展;以孔子学院的形成发展为例,简析青年国际交流状况,以此说明青年拓展世界眼光的重大意义,并印证青年对于促进国际交流、树立国际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积极作用。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分析青年和青年工作,不难看到胡锦涛青年思想严谨而科学的理论品质及重大而深刻的时代价值。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青年争夺战愈演愈烈,党的青年工作也面临各种新情况与新挑战,但综观国际国内大势,中国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深刻指出,未来属于青年,未来取决于青年,未来更需要青年去创造。当代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与青年运动的主题,在根本上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完全一致,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从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出发,全面梳理、分析胡锦涛青年思想对青年工作的指导价值和实践成效,对于引领当代中国青年自觉担负起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责任,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征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与指导价值。

徐志平^[3]（2019）在《中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研究》文中认为我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是供给过剩还是不足?结构上又呈现何种特征?已有研究无论是从职业社会学,还是劳动经济学都未给出明确的结论。本文选择从结构的视角,基于学术职业特性、劳动力市场一般均衡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依据宏观的全国数据和中观的高校信息公开数据尝试解答此问题。狭义的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是由四年制本科高校专任教师群体构成的市场。依据高校教师进入和退出学术岗位的阶段,可将学术劳动力市场细分为入职市场、晋升市场、流动市场和退出市场四个部分。本文集中研究学术劳动力入职市场,主要分析我国公立本科高校新教师需求与博士毕业生学术职业供给的结构关系。学术劳动力市场具有需求与供给同为一体、院校与职称双重层级、薪酬与声望两维价格的特性。职业上的学术职业与非学术职业间内外部流动、地理上的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城市间流动、机构上的从顶尖向基层下移的院校间流动是学术劳动力市场实现供求平衡的核心机制。高校学术劳动力需求可以划分为扩张性、替换性和提升性需求三类。基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7-2019年公立本科高校教师招聘计划和2015-2016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专任教师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阶段,学术劳动力扩张性需求持续增长,替换性需求不断扩大,提升性需求持续稳定;在学科结构上,理学、工学、医科的专任教师数较多,哲学、史学的专任教师数较少,理学和工学对留学经历和博士后经历的要求更高;在层级结构上,高层的“985工程”高校倾向于招聘海归学者,中层的其他博士授权高校侧重于本土优秀博士的争夺,基层的非博士授权高校依然存在一定数量的硕士师资招聘计划;在区域结构上,依据公立高校数量和博士授权高校占比情况可以将不同省份划分为高标准强需求、高标准弱需求、低标准强需求和低标准弱需求四种类型。高校学术劳动力供给可以细分为脱产的本土供给、回流的海归供给和在职的隐性供给三类。基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公立本科高校2018年拟聘教师公示数据以及2017年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博士毕业生就业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在内涵式发展阶段,学术劳动力本土供给和海归供给都在上升,隐性供给正在缩减。在学科结构上,理学、工学和医学博士的授予资源较为丰富,其他学科资源相对较小;在层级结构上,海归博士优先占据着高层供给、“985工程”高校博士聚集在中层供给、其他博士授权高校博士构成了基层供给;在区域结构上,依据本省博士培养力和外省博士流入程度将不同省份划分为高自给高流入、高自给低流入、低自给高流入和低自给低流入四种类型。直接的供求数量比较和间接的基层高校准入标准判断是判定高校学术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基本方法。本文发现,我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供不应求。在学科结构上,我国不同学科供求状况差异明显,更高的本土博士供给和更充足的海归供给使得理工学科相对人文社会学科供给相对充足;在层级结构上,顶尖海归的回流不足和顶尖本土人才供给受限,导致我国高层市场人才供给不足。于此同时,中西部地方本科高校在声望和地域上双重边缘,难以吸引足够的博士毕业生,从而形成了中层均衡、高层和基层供给相对不足的层级结构;在区域结构上,我国博士学位授予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少数省份,博士毕业生就业选择又呈现向东部单向流动的特征,从而形成东部均衡、中西部供给相对不足的区域结构。本研究主要从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补助的角度,提出适度提高博士生培养规模,优化博士生招生学科布局,提升本土博士培养水平,均衡博士点区域布局和提升中西部地方高校吸引力的优化建议。本文从结构角度,创新性的利用公立本科高校信息公开的个案数据,分析了国内研究较少涉及的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供求问题。

刘海涛^[4]（2019）在《中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研究 ——以研究型大学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高等教育全力推进“双一流”建设和加快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关键阶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本科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而我国本科教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便开始进行以专业设置为核心的教学制度设计,并将专业始终视为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这直接决定了专业设置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但长期以来,受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等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我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始终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与盲目性,至今也没有得以有效解决。研究型大学作为大众化时代承担精英教育责任的主体,其本科专业设置对其他类型高校起着重要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对其本科专业设置进行研究,对于提高我国整体本科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本文以研究型大学为切入点,对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进行了系统研究。最终目的是为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的优化路径,及高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提供相应的论据和对策思考。为实现这一目标,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文本分析、数据分析、访谈调查等方法,基于实践与理论的双向建构,将论文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理性认识、实证研究及理论探讨。第一,在理性认识层面,通过问题提出、文献综述以及研究设计,剖析了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内涵,并将其概括为一个纵横交错的体系。就纵向而言,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包括过程与结果两个方面,即完整系统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包括从专业生成到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就横向而言,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又表现为客观属性与主观价值的统一体,即科学合理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具有“相关逻辑特性总和”与“各利益相关主体权力与需求适应性”的双重特征。而且,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行为主体权力与需求的适应性,与其多元逻辑的特性总和是相互影响、对应统一的,并分别通过本科专业设置的过程与结果得以反映。由此,本研究将对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理性认识概括为:高校本科专业设置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要遵循多元逻辑的协调统一;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要兼顾利益相关主体权力与需求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通过对专业设置各逻辑历史演变与基本诉求的分析,以及专业设置各利益主体权益的审视,对该理性认识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二,在实证研究层面,基于对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理性认识,主要从过程与结果两个方面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进行实践分析。就其过程而言,主要包括本科专业内容确定、专业设置模式设计,以及各主体权力划配,即设置什么专业、怎样设置专业和谁来设置专业三个基本方面。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主要表现为,基于“统一管理,分级备案或审批”的国家行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各高校在专业设置模式设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仍然无法超越政府的主导作用,而社会与学生主体更是处于被相对忽略的状态;就其结果而言,主要包括专业结构布局状态与专业内涵建设状态两个方面。研究发现,无论是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数量所呈现的静态与动态状况,还是本科专业布局所呈现的外部与内部结构,亦或是学生对各专业及其课程的认知状态,均表明各高校更为重视专业结构调整而忽视专业内涵建设。第三,在理论探讨层面,通过对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过程与结果的实践研究,本文将其基本特征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点:本科专业设置管理体制表现出明显的统一性与计划性特征;本科专业布局与结构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与趋同性特征;本科课程设置表现出较强的专业化与形式化特征。根据对其特征的分析,本文认为,相对于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的精英性目标而言,其本科专业设置的特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透过特征表面从学理层面,进一步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背后的问题本质进行理论反思。主要认为,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制度改革存在一定的历史惯性;本科专业设置多元逻辑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与冲突;本科专业设置中的利益关系存在一定的强制性割裂。基于此,本研究从专业作为一种课程组合来进行人才培养的本质内涵出发,基于“淡化专业、强化课程”的合理性,结合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的精英性目标,主要提出,研究型大学应该从明确人才培养理念、健全专业管理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三个方面来调整专业价值取向、淡化本科专业结构、强化本科课程设置。

王通^[5]（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6]（2019）在《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知识高度分化与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的整体背景下,我国教育管理学逐渐走向成熟与专业化。基于四十余年纷繁复杂的研究成果,对学科已有研究开展系统性、理论性的回顾与反思,既有助于厘清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又有助于准确掌握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是学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然而,现有对学科整体审视的研究,多为学者凭借自身知识积累所作的阶段性的回顾与展望,又或是囿于某一分支学科、具体研究领域当中。既有研究在视角上缺少全景维度与长时间段的系统检视,难以从海量繁杂信息中洞悉学科发展的真实样貌和客观动态规律,系统性的学科审思需引入新的研究范式加以完善。知识图谱作为反映科学知识发展进程以及结构关系的一种知识管理工具,能有效克服以上不足。通过对海量复杂信息开展缜密的数据挖掘与分析,可动态展现学科的演进特征,探究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现学科发展过程中的缺失与薄弱环节,对拓宽学科研究广度与挖掘研究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知识图谱方法运用于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当中,以学科归宗、学科渗透、学科价值为研究基点,以正视学科发展的复杂本质、顺应跨学科的发展态势为研究原则,通过构建三维矩阵（以学科给养、主题演化、知识流动、学术群体为目的维,以各类知识单元为对象维,以统计分析、引文分析、共引分析、聚类分析等科学计量分析为方法维）,将CNKI中1979-2018年我国教育管理学38162篇文献信息转化成一系列的知识图谱,以期更深层次地揭示学科结构的相似性与承接性,具体的研究过程及研究发现如下:（1）“学科给养”视角。分别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层面呈现学科演进与发展的动力来源与基础条件。总体来说,学科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学科发展的内部与外在条件整体较好,高等院校引领拉动学科发展,但机构之间“贫富”差距较大。此外,研究成果分布在829种不同的期刊上,涉及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14个学科,呈现学科交叉性强,领域广泛等特性。（2）“发展轨迹”视角。前述文献样本涉及到的50351个关键词之间存在强弱关系,通过对这些关键词开展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挖掘出学科知识结构之间的亲疏关联。整体来看,学科经4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明确的范畴体系,整体呈现“核心—衍生—边缘”的主题格局。阶段性分析表明,学科演进过程中新老话题的更替,存在明显的“政策依赖”特性,与繁荣的应用研究相比,基础性研究量少质低,纵向连贯性研究不足。（3）“知识关联”视角。通过探测突现词把握学科研究前沿。学科研究中具有时代特征“变”的研究域,是学科发展对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回应。综合“主题演化”的分析结果可知,关注度高的热点领域,容易聚集集体智慧创造新知识,引领学科的发展方向。对前述38162篇文献样本涉及到的144618篇参考文献开展引文分析,结果显示,滋养学科发展的奠基性文献在学科发展初期较为欠缺,这与学科发展初期学术研究规范性存在欠缺有关,因学科研究更注重现实性与实用性,学术积累在延续性和体系上较为薄弱。（4）“学术群体”视角,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别对作者合作与作者共被引形成的“显性网络”与“隐性网络”进行考察。整体而言,作者合作构成的“显性网络”密度低,“权威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不紧密,“师生型”、“同事型”是合作的主要方式,网络中派系林立的程度值不高,整体科研合作网络仍处于待优化的初级阶段。基于核心作者共被引构成的“隐性网络”按照研究领域可分为10个学术群体,研究跨领域特性明显,但不具备明显的学派效应。整体上来看网络连通性好,信息传递快,具有典型的“小世界”效应,存在“学术明星”现象。（5）综合上述分析,研究基于知识图谱视角,总结出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范式特征,并对学科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思。从建构均衡化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打造本土化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等层面提出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一系列建议。研究借由宏观概括、中观分析、微观扫描对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四十年进行回溯与总结,结合学科发展范式特征提出展望,客观呈现学科总体图景、发展态势与结构特征,为后续研究把握研究重点、捕捉研究前沿、规范学科布局奠定了研究基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未来还需进一步扩充基础数据,扩大文献样本的来源范围,将学术着作、学位论文吸纳进来,同时增加中外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横向对比,以客观评价我国教育管理学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优势与差距。此外,还需丰富研究内容,将学科研究成员的知识结构与研究取向纳入学科建设的重点考察范围,进一步完善本研究。

杨文杰^[7]（2019）在《改革开放40年我国技术工人公共政策研究 ——基于Nvivo11.0软件的分析》文中指出职业教育的使命是为各行各业培养生产劳动者和服务者,他们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实质性力量。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时代,技术工人作为职业教育所培养的重要群体,在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制造业强国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现实中,技术工人的薪资待遇、教育与培养、社会地位、考核与激励、聘用与管理、福利与权益等是衡量和决定他们发展状况的重要维度,并通过技术工人公共政策所体现。技术工人自身的素质水平和专业能力是决定其地位和发展状况的关键和核心因素,而职业教育则起着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制造业成为支柱产业,走通过技术进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发展道路,使得技术工人的历史地位得以凸显。职业教育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以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为使命,但是,职业教育提升人的劳动资本,最先是以潜在价值的方式存在,它的终极价值必须通过就业才能真正实现,而技术工人公共政策则是决定价值实现的关键。探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技术工人公共政策的发展变迁,有助于我们制定出更好地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特色和需要的技术工人公共政策,以确保实现职业教育为“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提供技术人才保障。本研究以文献法、文本分析法为主要方法,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颁发的120份技术工人公共政策文本进行系统分析,通过运用质性分析工具Nvivo11.0对文本内容进行编码,了解政策发展的总体状况,认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工人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和发展特点,探讨我国技术工人公共政策的现实追求及其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该研究包括以下内容:第1章,绪论部分主要对研究背景、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等相关内容进行了阐述,明确了研究的方法和思路。第2章,对研究文本的来源与选择、研究工具及可行性分析、研究问题、重点和步骤等进行了探讨,明确了资料搜集的基本原则,对1978—2018年我国政府各部门颁布的与技术工人密切相关的政策文件进行筛选与整理,并把它们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3章,主要对所搜集的120份政策文本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分别从发布主体、年份数量分布、文本类型等方面做重点分析,把握技术工人公共政策40年的总体发展状况。第4章,基于高相关性、高权威性的原则对政策文本进行二次筛选,并将最终选出的59份重要政策文本导入到Nvivo11.0软件中进行编码分析,以已划分的阶段为线索,着重对各个时期技术工人政策节点结构和具体内容进行剖析。第5章,基于对政策的总体情况和重要文本编码情况的综合分析,概括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不同发展阶段我国技术工人公共政策制定者的价值选择和政策发展的特点。第6章,在我国建设制造业强国的背景下,为确保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技术工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在技术工人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做到:在制定主体上,强化代表性与多元性;在政策环境中,进一步完善资格框架制度;在政策内容上,更加强调技术工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权利。在新的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发展更好地坚持能力本位的思想,按照行业任职资格和标准对学生进行培养;加大在职培训,统筹职前职后一体化;深化产教融合,密切与企业间的关系,确保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赵国营^[8]（2018）在《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打仗要布阵,下棋要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推进这一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更要做好总布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不断探索、形成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实现了从“四个现代化”到“五位一体”的深刻转变,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中,坚持走自己的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战略总规划和顶层设计,在其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内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内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中,内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中。因此,总布局的表现形态也必然是多样的,它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战略规划的理论认知和顶层设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布局和实践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展开和基本内容;还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规则系统和制度体系,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建立了一整套与中国实践相适应的具体制度和体制。因此,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在指导和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为三种形态,即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实践形态的总布局和制度形态的总布局。不同形态的总布局虽相对独立,有着不同的功能目标,但却彼此协调、相互嵌入、和谐共生,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共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着“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迈进。整篇论文共包括绪论和正文六章,其中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整体内容结构和理论创新点。第一章首先系统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概念的提出与发展演变历程,并科学界定并概括归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科学含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一个复杂开放巨系统,我们要用系统的思维、系统的视野去关注总布局,实现用“一体”统领“五位”,避免系统中“次优化”现象出现,保证系统最高目标的实现。继而又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内涵及总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相互关系,提出从不同的视角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分为三种表现形态,即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实践形态的总布局和制度形态的总布局。最后尝试归纳概括了三种形态的总布局的科学涵义。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具体考察和论述了理论形态的总布局、实践形态的总布局和制度形态的总布局在形成与演进过程中的发展依据、发展历程和发展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无论是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布局,还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乃至“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都有一个形成过程,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发展需要而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每一形态的总布局都有一个时间或长或短的形成过程,都是我们党在深入思考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明确的,并且体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特征。因此,我们必须以历史的观点认识每一形态的总布局,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具体形态的总布局看作最后的、不变的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应该把它们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第五章从理论上解析了理论、实践和制度三种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内在逻辑关系。这三种形态的总布局虽相对独立,功能不一,但又相互依存,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有机整体,是围绕着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在不同层次上的展开,构成“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其中,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指导,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途径,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第六章总结了理论、实践和制度三种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形成与发展的启示。首先要坚持科学发展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布局目标,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布局追求,以统筹兼顾为布局方法,以“五大发展”为布局理念。其次要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五“位”之间的一般关系,尤为注意的是五“位”之间的结构关系应随时空条件的变化而相应调整,把握其核心和关键是“一体”化和整体功能优化。再次,要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内在要求上升为思维习惯、工作自觉和制度机制,要使总布局成为新的思维范式、理论工具和实践模式,学会立足整体、总揽全局,把实现整体的功能和效益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童书玮^[9]（2018）在《新时代云南普洱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边疆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提出了更多、更新的发展要求。边疆民族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多元的民族特性,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无论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发展水平,边疆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有的地方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将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等方面带来诸多隐患和不利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重点难点在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重点难点也在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滞后,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短板。尽快补齐这个短板,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美好需求,解决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迫切。实践已充分证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仅就经济讲经济发展是不够的,也是难有出路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多年来经济发展滞后,带来教育投入不足;教育发展滞后,又直接影响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恶性循环”怪圈,闯出一条以教育优先发展带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子,必须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真正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放在突出位置,切实加以贯彻落实。这条发展新路径,顺应了新时代的新要求,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既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增强国家认同的重要举措,更是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对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增加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提振民族自信心、增强自豪感,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人民与周边国家民心相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展现大国良好形象,都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问题为导向,以普洱边疆民族地区的相关数据为主要支撑点进行分析,重点回答三个问题:即边疆民族地区“为什么”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解决必要性问题;优先发展教育事业重点要“做什么”,解决方向性问题;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要“怎么做”,解决可行性问题。研究视角上,努力把普洱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放到全省、全国甚至全球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和谋划,着力克服就普洱讲普洱、就经济讲经济、就教育讲教育的弊端,强调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力求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上有所突破。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来谋划发展,提出在局部区域、在特定阶段实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构想,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以此为突破口,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发展滞后老大难问题的有效举措,具有现实意义。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通过“教育优先”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论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战略选择的辩证关系,有利于帮助基层领导干部理清了理论的认识问题,也有助于解决现实工作中的操作问题。三是在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措施上,既有针对现有政策体制框架下解决当前具体问题的政策措施,也有如何调整和突破现有政策框架体系的措施建议,针对性较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可供教育研究和领导决策参考。四是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定量与定性结合,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践论证。案例和数据,都来源于实际工作,来源于现实生活。形成的主要观点,也是作者8年多在边疆民族地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真切感受和体会,是在深入调研和认真思考后的成果体现,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力图在对局部区域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一套理论体系和一系列实践经验,争取为其他边疆民族地区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借鉴。

韩毅^[10]（2017）在《增强现代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制度及政策研究》文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修订是让现代职业教育有法可依,实现依法治教的重要保障,其中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加强在制度层面增强现代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建立制度自信。形成保障现代职业教育吸引力持续增强的制度体系,是为制定我国教育整体战略规划提供参考依据,为直接对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经济价值建立法律依据,为即将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最大化的发挥社会效益并保持新态势发展模式提供保障体系,为现代职业教育在互联网时代实现智能生态体系中的新一轮大发展建立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撑。本研究以制度变迁理论、社会功能主义理论、终身教育理论为研究基础,综合运用历史法、文献法、比较研究、调查法等研究方法,首先对教育体系内部和社会环境外部现行的制度和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查找这些制度政策中不利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部分及影响因素;第二,借鉴国外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制度和政策,以及结合我国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出台并实施的许多利好政策;最后,提出增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制度和相关政策。本研究主要内容和成果主要包括:第一,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从变迁需求主要来源于外部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导致现代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外部环境因素;从变迁过程中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影响因素的角度,梳理自建国以来的制度和政策文本,分析了不同时期吸引力不足的内部因素。从外部和内部论证了制度及政策对吸引力的决定性作用。第二,基于社会功能理论和终身教育理论,从教育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状态出发,提出解决现代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制度路径选择。以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促进实现依法治教、拓宽职教经费多元投入渠道巩固稳定增长机制、共创智能化的现代职业教育精准供需平台的路径加快实现教育供给侧改革;以建构大众化的质量评价体系、建设网状合作模式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就业和创业制度政策环境的路径满足公众对现代职业教育的需求扩张。第三,根据终身教育理论,为学习者提供终身学习的教育资源供给环境成为必须。运用互联网时代的思维模式,建构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智能生态环境及保障机制。从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手段的时代,过渡到与互联网融为一体的教育平台发展新模式时代,形成互联网时代的现代职业教育思维。运用网络协同、效率提升的双螺旋运行模式,达到现代职业教育的精准驱动,无限接近于教育供求的平衡状态。以法制、赋能、监督、共享、预警保障机制,显示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万物互联、人人互通、实时互动的互联网时代特征。

二、就业制度“十五”期间将有重大革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就业制度“十五”期间将有重大革新（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研究 ——以研究型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40年我国技术工人公共政策研究 ——基于Nvivo11.0软件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代云南普洱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增强现代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制度及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就业制度“十五”期间将有重大革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大学生就业中政府责任研究[D]. 鄂义强.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D]. 侯燕. 扬州大学, 2019(06)
• [3]中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研究[D]. 徐志平.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4]中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研究 ——以研究型大学为例[D]. 刘海涛. 厦门大学, 2019(08)
• [5]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6]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D].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7]改革开放40年我国技术工人公共政策研究 ——基于Nvivo11.0软件的分析[D]. 杨文杰.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8]理论、实践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研究[D]. 赵国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
• [9]新时代云南普洱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研究[D]. 童书玮. 云南大学, 2018(01)
• [10]增强现代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制度及政策研究[D]. 韩毅. 天津大学,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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