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实:农村贫困向城市转移问题值得关注（论文文献综述）
叶璐[1]（2021）在《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实施追赶战略的导向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巩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在经济发展的背后,不平等的问题逐渐凸显。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是这种不平等的集中体现。随着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城乡差距已逐步延伸至经济、社会等领域。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完全体现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多维”应该成为城乡差距相关研究的重要视角。在城乡关系的变迁过程中,城乡差距如何演变?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作用和影响程度如何?各个维度城乡差距之间存在怎么的关联性?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新时期,城乡差距的演变是否对高质量发展产生阻滞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在对中国70年城乡关系的全面梳理的基础上,采用全国30个省份1993-2017年的数据,对居民生活、产业发展、要素配置和社会民生四个维度的城乡差距进行测度;基于多维不平等的理念,构建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对各维度城乡差距成因以及维度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从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视角出发,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资本规模的影响作用,为城乡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提供实证检验,同时为后续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相关战略的部署和政策的实施提供丰富的经验支撑。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多维视角下测度的城乡综合差距以-0.45%的年均速度波动下降,并呈现“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分布特征。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缓慢下降,但差距水平依然保持高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逐渐凸显。产业发展和要素配置方面的差距呈“固化”特征,甚至出现加剧态势。（2）居民生活与社会民生维度的城乡差距存在“加剧”不平等的内在效应;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对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具有单向的“加剧”效应。城乡居民生活差距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存在互动的负向关系。（3）四类形成因素对不同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经济发展方面,人均GDP每增长一单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12,要推动地区,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市场化方面,非国有化程度每上升1%,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缩减0.33,要素配置、社会民生的城乡差距分别增加0.88、1.33,因此,要完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无形的手”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对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引导。城镇化方面,人口城镇化率每上升1%,居民生活、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缩减0.24、1.88,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增加0.77。城市规模结构每上升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扩增0.17,因此,要以户籍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升农民市民化的意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全民覆盖率。财政方面,涉农财政支出每增长1%,居民生活、产业发展的城乡差距分别扩增0.62、0.76,但从长期看,有助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缩减。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每增长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42,亟待改革和完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纠正财政政策“城镇导向”、“经济导向”效应。（4）城乡综合差距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影响。各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经济GDP受居民生活、产业发展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少0.03、0.01单位;经济TFP受到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小0.01、0.01单位。社会民生、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对实际消费规模的影响依次递减,差距每扩增1单位,消费规模分别缩减0.11、0.04单位。实际资本规模在受民生、要素配置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下降0.02、0.04单位。此外,城乡居民生活差距对消费规模具有“净正向效应”。城乡差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明显阻滞效应,缩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新时期,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论文创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从多维视角出发,构建城乡差距的指标体系;二是从多维不平等视角出发,将多维城乡差距纳入同一框架,在分析外部影响因素的作用同时,检验各个维度之间的关联性。三是从经济发展新格局出发,实证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投资规模的影响,探讨多维城乡差距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王永仓[2]（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刘丸源[3]（2021）在《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提出贫困是长期困扰人类的一个经济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它既是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足的结果,也与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性不平等,还和贫困人口自身能力缺失有关。某一国家地区或人口群体的贫困大都表现为有密切关系直观可见的物质匮乏或精神贫乏现象,有着复杂深刻的生产方式基础与经济社会根源,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受制于不同的结构性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升人类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研究,形成了大量关于贫困本质与根源等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学说和经验讨论。消除贫困是人类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发展主题,也是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亟需破解的时代课题。人类社会发展不断追求摆脱饥荒与贫困,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因此,贫困与反贫困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摆脱贫困的物质前提,贫困现象首先表现为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底层阶级贫困问题就进入经济学研究视野,20世纪中叶兴起的发展经济学更是将贫困视为研究的基本命题。但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大多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市场失灵等经济运行或个体性质层面,研究导致贫困发生的技术性成因,较少从生产方式层次或经济制度出发,对贫困发生的制度根源进行系统深入剖析,所得到的研究成果难以从根本上指导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制度选择与结构性减贫施策,从实践上来看也存在诸多局限。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可以科学地认识贫困的本质,深入剖析贫困发生与摆脱的运行规律、制度根源和影响因素,提出系统性消除贫困的生产力发展路径与方略、制度安排与减贫机制,以及区域与群体上的结构性减贫策略,最终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及脱贫成果巩固,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案设计,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反贫困研究的出发点。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就必须摆脱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启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伟大征程。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启动大规模减贫计划,推进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事业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摆脱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局面,实现了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集中体现,向全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反贫困研究的科学性。在小康社会即将全面建成同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决定性成就,但是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补齐扶贫短板弱项,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严把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真贫、真脱贫。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国家普查期,检验成效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只有做好脱贫攻坚质量的综合测度和评估,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提升脱贫质量,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质量成色才经能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关于贫困成因与表征及多维度量、减贫施策及成效的研究有着丰富的文献,但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较为匮乏;近年来,关于中国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成果大量涌现,但多为诸如“五个一批”等脱贫路径及政策成效的分析,缺乏聚焦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深入考察。一些涉及脱贫质量的研究,多是基于能力贫困或多维贫困方法的减贫成效测度,较少涉及脱贫质量的系统研究或高质量脱贫的制度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对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不只是脱贫目标的如期完成,还有贫困地区的高质量退出、贫困人口的高质量脱贫——不仅表现为贫困发生率等进度性或规模性脱贫指标的达成,还反映多维、稳定、可持续脱贫和返贫风险可控等质量指标的实现。这种全面而可持续的高质量脱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贫困治理效能的显着成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科学剖析贫困的经济性质与变化规律,结合中国贫困结构性分布国情和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构建脱贫质量和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出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界定与度量,审视与评估中国脱贫攻坚的成效与质量,从生产力全面发展和生产关系改善两个方面,研究提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与施策重点。本文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1）首先立足于中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从决定性成就走向全面胜利这一时代背景,提出如何理解脱贫质量、如何推动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这一研究核心主题;（2）围绕贫困研究与脱贫质量分析,进行学术史梳理与研究动态审视——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减贫事业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探索、西方经济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研究成果,评述了中国精准扶贫与提升脱贫质量的研究进展,引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学科视角;（3）进而,围绕本文核心主题——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针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提出一个全面、系统的解析框架,提出与之相适宜的多维度量标准,着重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多维涵义、本质特征与度量标准;（4）基于上述理论观点与测度方法,一方面,进行中国反贫困质量评价和成效分析,另一方面,采集典型区域的样本数据,对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开展经验实证分析;（5）综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探讨提出了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即夯实高质量脱贫的物质基础,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聚焦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以之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和贫困治理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政治经济学分析。现有文献大多围绕贫困成因与表征、贫困识别与测度、减贫路径及施策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较少有瞄准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中国面临全面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交汇点,研究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聚焦脱贫质量和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研究,既是中国特色反贫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尝试,也可以为中国夯实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启示。第二,尝试构建了一个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析框架。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吸收国际上诸如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等研究成果,高质量脱贫范畴即从全员脱贫、可持续脱贫、多维系统脱贫以及相对贫困解决等综合视角,对高质量脱贫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释,据此探讨高质量脱贫的特征、识别与测度等问题,针对中国高质量脱贫进程运用数据实证评估了脱贫质量短板,全面地界定了高质量脱贫的因素等问题,针对脱贫质量提升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对策。第三,对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丰富了高质量脱贫的经验。论文在对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分析,在提出一系列研究观点和论断基础上,选择以四川省阿坝州为典型区域样本,采集当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调查的第一手数据,综合运用了多种计量方法,考虑贫困人口的异质性,进行了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耿肖肖[4]（2020）在《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研究》文中提出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之年,也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现阶段,减贫脱贫成为党和国家人民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长期扶贫工作的开展,我国贫困人口不断减少,精准识贫、精准扶贫成为当下脱贫工作的重心。减贫脱贫的最终效果受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基于多个不同的视角对农村减贫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从经济、收入分配、财政支付等宏观层面以及教育、健康、工作经验等微观层面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贫困是由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不同因素导致,并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出动态变化的基本特征。实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需要做到准确、精准地识别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从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等多个不同的维度明确规定贫困户的退出标准。在新时期社会发展以及扶贫现状的背景下,本文基于多维贫困视角分析国内农村贫困现状,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多维减贫效应为主要研究内容,力求为我国全面脱贫尽绵薄之力。本文首先完成了多维贫困测试体系的全面构建,选择2012、2014、2016、2018年四期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实际微观数据,以外出务工作为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变量,基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权利五个层面完成了劳动转移减贫效应理论分析框架的全面框架,明确劳动力转移多维减贫的实际作用。通过研究发现,农村家庭在各指标上被剥夺的程度是不均衡的,而且每个年度指标的剥夺情况均有差异。此外,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收入减贫作用以及多维减贫作用,但在贫困维度高的情形之下,其边际贡献也会随之变弱。最后,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要对贫困人口进行有效识别,对贫困地区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提高村民参与社会共治的积极性,调动其主人翁责任感;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投入力度,令教育人力资本减贫绩效更好地体现出来;加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制定与完善,确保家庭可以拥有较高的健康水平;不仅要关注多维贫困,也不能忽视收入维度。
孙伯驰[5]（2020）在《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及减贫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发展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长期关注的焦点,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世界各国长期奋斗的目标。作为世界上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将扶贫开发作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帮扶政策,特别是在“精准扶贫”战略的牵引下,贫困人口大规模地减少,减贫事业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当然,减贫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静态贫困标准衡量的结果,而脱贫是一个动态过程,低收入群体脱贫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可能又重新返贫,甚至落入“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动态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其真正的贫根在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较高,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贫困脆弱性是衡量未来贫困状态的指标,具有前瞻性。传统的贫困指标仅以当前的福利水平作为界定贫困的标准,而贫困脆弱性兼具衡量当前贫困状态与预期未来福利状况的优良特征。传统贫困度量缺乏预见性和动态性,约束了扶贫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减贫措施的有效发挥,而以贫困脆弱性指标作为指导开展扶贫工作是打破这一约束的有效形式。因此,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评估精准扶贫措施的长期减贫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的农村数据,将非农就业、非认知能力和农村低保三项减贫措施与贫困脆弱性指标一并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综合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特征以及减贫措施的长期减贫效果。全文主要开展了四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借鉴Chaudhur et al.（2002）提出的VEP方法,利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在不同的贫困线标准和50%脆弱线下测度了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基于此,我们分析了贫困脆弱性的总体特征以及贫困脆弱性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按贫困脆弱性的成因对测度结果进行分解。二是系统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基于不同风险类型家庭和不同类型非农就业进行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地,从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视角探究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三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严谨性、外向性、顺同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五个方面构建非认知能力总指标,然后分别考察了非认知能力总指标和五个子指标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直接影响。并且,从社会资本,受教育程度和非农就业三个角度分析非认知能力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间接影响。四是探讨了农村低保是否有助于未来减贫,并针对不同风险类型家庭进行农村低保减贫效应的异质性分析;为了厘清农村低保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进一步探究了农村低保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中介效应。经过上述一系列的研究工作,本文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在面对风险事件时,中国农村家庭普遍难以从容地应对,容易产生“贫困—脱贫—返贫”的现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程度逐渐降低,这一结论在国家贫困线和国际贫困线标准下都是成立的。贫困脆弱性与贫困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越贫困的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且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的家庭在未来越容易陷入贫困。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多是由于收入不稳定所导致,因此相比于低均值型脆弱（LM）,高变动型脆弱（HV）在中国农村贫困脆弱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二,农村家庭参与非农就业可显着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这一结果是稳健可靠的。通过划分不同的贫困群体来看,这一作用对于暂时性贫困群体是有效的,对慢性贫困群体并无显着效果,这与慢性贫困群体的内在特征有关。此外,对于不同类型的非农就业而言,外出务工能够显着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而非农经营在降低贫困脆弱性方面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主要是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和弱化收入不确定性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第三,提高非认知能力是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有效手段,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认知能力五个维度下的严谨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对贫困脆弱性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随着脆弱性分位数的增加,非认知能力在缓解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方面的作用先提高后降低。此外,本文发现非认知能力可以通过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以及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间接影响。第四,现行的农村低保制度在长期减贫方面的效果不佳,反而会提高农村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且这一结论通过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将家庭依两期贫困状态划分,发现农村低保主要提高了报告期处于贫困状态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考察其背后机制,显示农村低保主要通过所引致的福利依赖效应、私人转移支付挤出效应以及家庭主观社会地位沉降效应从而对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着正向影响。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一是从事前贫困预测的视角出发,将非农就业、非认知能力、农村低保与贫困脆弱性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综合探讨三项精准扶贫措施的长期减贫效果。二是现有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侧重于关注传统人力资本领域,将社会适应性和动机等非认知能力排除在外,对人力资本的评估造成偏差,本文构建了非认知能力总指标,实证分析非认知能力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三是本文并非只关注精准脱贫措施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因果效应,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据此制定和完善的扶贫措施具有更高的正当性与合意性。总之,本文的研究由两大模块构成:一是对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总体特征;二是在测度的基础上评估三项精准扶贫措施的长期减贫效应。基于上述研究内容的分析,结合当前的贫困现状,分别从促进非农就业、提高非认知能力以及改善农村低保制度角度出发提出有效缓解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预示着当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时,我国扶贫工作的主要方向应由静态贫困转为动态贫困,以贫困脆弱性家庭作为反贫困工作关注的主要对象,从以解决基本需求困难转向提高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坚决遏制返贫现象的发生,巩固现有脱贫成果,以期为政府设计合意的“2020后”农村扶贫政策和制定提供定量依据。
周作昂[6]（2020）在《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区域性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精准扶贫战略和政策实践,在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突出成效,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抓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将精准扶贫与促进就业结合起来,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精准扶贫对就业促进的影响机理和实践效应;并基于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和劳动力市场、反贫困理论,充分利用统计调查数据资料,从宏观和微观多个层面开展四川省区域性实证研究,探讨如何通过精准扶贫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难题,实现贫困群众稳定脱贫致富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研究聚焦精准扶贫促进劳动力就业的主题,按照问题的提出——理论基础——现状分析——影响机理——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思路进行。在全面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反贫困、劳动力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支撑,构建本文的理论基础框架。然后,结合我国贫困、就业现状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深入分析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全国、县域、村级和农户四个层面,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以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为三个维度,全面分析精准扶贫特别是产业扶贫和转移就业扶贫对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的经济学影响和实践效应。再后,以四川省为例,利用农业普查、贫困调查、乡村振兴监测等微观数据和统计资料,开展精准扶贫对就业影响的区域性实证研究,深入分析和评估精准扶贫促进就业的影响逻辑和实施效果。最后,围绕精准扶贫促进就业提出解决我国贫困人口就业难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全文包括九个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论文研究背景和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创新点和可能存在的不足。本文既系统梳理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又进行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和创新研究,旨在为贫困、就业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研究范式,同时为各级党委政府建立城乡扶贫促进稳定就业的长效机制和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二章: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在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梳理本文的理论基础。一是全面梳理马克思、缪尔达尔、纳尔逊、阿马蒂亚·森等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准确把握精准扶贫实践研究的研究立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向,为分类对症施策、提升可行发展能力提供理论支撑;二是重点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人力资本、就业歧视、理性选择等关于劳动就业的理论,为研究我国精准扶贫实践下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问题提供分析思路;三是强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的关系,解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构建脱贫致富长效机制、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第三章:我国农村贫困、就业现状与精准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我国农村贫困和就业现状及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发展演进,重点分析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的贫困与就业状况,从时间、空间、结构上对农村贫困和就业进行比较分析,为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逻辑、影响效应及区域性实证研究打好基础。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深度贫困问题还比较严峻,农村贫困人口还有一半以上集中在西部地区和“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收入明显提升,但占比仅为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七成。我国农村就业人员占比下降但农村劳动力规模特别是农民工总量仍然较大,就地就近就业和省内就业人数增加、占比提升,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就业九成集中在二、三产业。产业扶贫和转移就业扶贫成效显现,西部地区是精准扶贫促进就业的重点地区;精准扶贫推动农村居民就近就地择业成为新的选择,对推动农村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就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第四章: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机理和实践效应。该部分主要从宏观视角和全国层面探讨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逻辑和实践效应。扶贫对就业的影响路径,沿着“贫困人口出现——贫困原因分析——实施扶贫开发——重点发展扶贫产业和转移就业——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稳定脱贫防止返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展开。扶贫是解决贫困人口就业难题的重要方式,就业促进是反映精准扶贫成效的战略举措,精准扶贫通过就业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主要通过加大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投入,提升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可行能力;通过发展特色扶贫产业、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规模;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城乡结构,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通过增加就业收入、提升就业福利、增强工作稳定性、创造发展机会,提升劳动力就业质量。研究发现,精准扶贫通过产业扶贫和转移就业扶贫系列举措,全国上千万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和稳定脱贫;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人口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就业结构逐步优化;精准扶贫对就业质量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对贫困群众的就业增收、福利水平提升、工作持续稳定、职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五章:四川省精准扶贫促进就业的政策实践。在全国精准扶贫对就业影响机理和效应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四川省作为区域实证研究的案例,对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进行总结梳理,重点分析四川省产业扶贫和转移就业扶贫政策实践对贫困人口就业促进的成效,为后文的微观实证分析打好基础。研究发现,四川省的精准扶贫开发政策体系比较完整,推出一系列产业和转移就业政策组合拳,累计通过发展特色扶贫产业和转移就业带动300多万人实现脱贫增收,累计减少贫困人口600多万。四川省坚持以产业扶贫引领脱贫攻坚,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特色扶贫产业,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重视农产品品牌打造,增强贫困地区产业扶贫支撑保障;通过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支持贫困劳动力自主创业、强化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实施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等具体举措,就业扶贫成效显着。第六-八章:四川省精准扶贫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这三个部分在前面宏观和区域视角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四川省农业普查、人口普查、乡村振兴监测、88个贫困县县域数据和历年统计年鉴资料,发挥数据资源优势,从县域、村级和农户三个层面,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工具变量模型,开展精准扶贫特别是产业和转移就业扶贫对四川省贫困地区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影响效应的区域性实证研究,探索精准扶贫特别是就业扶贫推动就业质量提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结果表明:精准扶贫对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具有显着影响;在农业经营主体吸纳就业方面,规模较大的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在促进贫困就业和贫困村退出方面的影响不明显,反而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显着提高了该村退出贫困的概率,农民专业合作社对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的影响都较为显着。本文提出针对不同的生产经营主体,制定差异化的就业扶贫政策,主要向类似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这样能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的主体倾斜,对贫困劳动力重点开展农业相关的培训,适当鼓励劳动力外出务工。第九章:结论、建议与展望。该部分是对全文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结论进行总结和提炼,依据精准扶贫对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总结研究结论,探讨对策建议,提出本文未尽之处和未来研究展望。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主题和视角创新。精准扶贫和就业促进都是我国重要的民生工程,本文将精准扶贫与就业促进结合起来分析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和作用机制,通过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从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质量三个维度着手,深入分析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逻辑、影响路径和实践效应,为贫困、就业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研究范式,在主题选择和研究视角方面具有一定创新性。二是研究资料分析创新。本文对精准扶贫与就业促进有关政策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所涉及,有关数据资料从宏观到微观都有所体现。通过详细梳理各类扶贫政策,充分利用各类调查统计数据,既对全国和区域层面的宏观数据进行描述,又从县域、村级、农户等中观和微观视角开展实证分析,特别是充分使用了四川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乡村振兴监测、贫困调查等丰富的微观调查数据资料,对精准扶贫促进就业的影响逻辑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验证。因此,在研究资料整理和使用方面来说,本文具有一定创新性。三是研究结论应用创新。不同于单独的措施建议,本文基于扶贫与就业协同推动的基本思路,融合扶贫脱贫、就业促进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提出坚持“三个围绕”即围绕精准推进扶贫,围绕就业稳定脱贫,围绕发展长效脱贫。认为既要从全国和宏观层面出台普适性的政策措施,又要分区分类分级出台针对性的促进就业措施;既要重视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又要适时扩大范围,实现城乡扶贫统筹推进;提出就业扶贫政策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能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的主体倾斜的对策建议。从研究结果的应用角度来看,本文具有一定创新性。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因资料不足和研究水平限制,对扶贫与就业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机理分析还不透,对就业质量的实证分析还不深,对相对贫困和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还不够,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
杨均华[7]（2020）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福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恢复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而退耕还林工程则是中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且,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又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影响到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和灾害频发的形势,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是一项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资金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政策性最强和农户参与程度最高的公共生态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原则分别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退耕还林投资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开展生态建设,具有转移支付功能,但其实施方案和原则又是以私人承包制为基础,农户是退耕还林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公共组织,是借助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户参与,有助于促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激励。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农户福利改善既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实施,政府赋予退耕还林的改善农户民生的福利目标更加突出,从生态优先,兼顾农户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再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农民收入目标,进一步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增强农业绿色生产发展能力和精准脱贫目标。可见,改善农户福利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目标。那么,在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退耕还林如何影响农户福利及其效果究竟如何?这是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更是优化和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际证据。因此,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20年有余,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果对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在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全面地和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面回顾退耕还林发展进程及其主要成效的基础上,利用长期大样本农户追踪调研数据,首先,分析退耕区农户福利动态变化现状;其次,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客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差分模型（PSM-DID）以及回归分解法探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退耕还林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农户福利状况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通过对退耕区农户福利现状分析,在主观福利方面,退耕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退耕户的生活满意的户数高于非退耕户的户数,分别为596户和402户;退耕还林与农户平均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0547,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散点图的趋势线的截距为1.5967,其斜度略微向右上方倾斜。在客观福利方面,首先,样本总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不断显着提高,收入来源和结构呈现多样化,农户获得的退耕补贴超过农业补贴,其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退耕补贴呈现倒“U”型状,农户获得的年均退耕补贴为360.73元,农业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为98.92元,退耕补贴是农业补贴的近4倍。其次,退耕区农户贫困程度变化受到国家贫困线标准变动的影响大,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农户贫困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在1999～2006年间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贫困广度下降幅度大;在2007～2014年间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了在波动中上升趋势。最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劳动力利用结构发生了显着调整。1999～2014年,退耕户外出打工投劳的均值为168天、林牧渔业投劳为均值为116天、种植业投劳均值为100天、非农经营投劳均值为36天,退耕户以土地为基础投劳为均值216天,非农就业投劳均值为204天。（2）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退耕还林工程能够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农户若参与退耕还林,能使其生活的“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3.9%和4.79%,并使农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高52.86%。就贫困户和非贫困不同群体看,退耕还林工程不仅能够促进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促进非农困户的生活满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受益,增进了两类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并且退耕还林提升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大于非贫困户。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影响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黄河流域。（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在控制诸多决定因素的条件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农户短期收入增长和长期收入增长,其幅度分别为175元和148元,在不考虑退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增收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能实现长期收入增长;将退耕还林参与变量分解为退耕年份变量后,由于政府为强化退耕还林成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农户增收存在着年份差异。在考察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来源和结构中,退耕还林促进了农户增收来源多样化,其工资增收为38元,本地增加20元,外地增加41元外地工资贡献大;退耕后,农户经营行为变化显着,其生产经营结构调整明显,农业经营增幅为15元,其中,种植业为31元、林牧渔业12元;二三产业（非农经营）收入增幅为21元。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都实现了增收,但存在显着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户增收幅度依次为106元、113元、120元、64元和76元。农户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耕地生产力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增收福利发挥了显着的中介作用。（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回归分解法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并建立退耕还林扶贫瞄准分析指标。结果显示,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瞄准效果不高,1999～2014年的退耕瞄准率为44%,且随着工程可持续推进,退耕瞄准率整体逐步上升,最高达到2008年的59%;相应的退耕漏出率整体上为56%,且随着工程推进,漏出率在下降;退耕有效覆盖率为8%。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总体农户扶贫效果显着,并且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效果是存在显着的年份差异和区域差异。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就退耕参与看,1999～2014年间,退耕还林扶贫效果的贡献率为1.18%。就退耕年份看,退耕第二至八年具有脱贫作用,同样地,其脱贫贡献小,脱贫效果不大;另一方面,退耕第一年、第九至十六年脱贫贡献呈反向状态。就退耕区域看,退耕参与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脱贫贡献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11.32%）、黄河流域（9.16%）、东部地区（6.41%）、长江流域（4.17%）和中部地区（1.23%）。（5）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约束得到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倾向较快,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就业参与的可能性显着提高。退耕还林促进了非农就业参与、外出务工参与和非农经营劳动参与,较未退耕户分别显着地提高了20.1%、15.7%和4.4%的可能性。退耕还林释放的部分农业劳动时间,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其中,外出务工劳动供给贡献大。退耕第2年至第7年对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在之后的退耕年份,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逐步降低,并逐步变得不显着。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不同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经营就业劳动时间,但存在显着区域差异。
曹仪[8]（2020）在《中国代际收入流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反映了居民经济收入对家庭背景和外部环境的依赖性,是衡量社会机会公平程度的重要因素,它关系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政府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劳动者个人因素、家庭环境与社会因素都可成为调节机会公平的关键性因素。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提升有助于代际收入流动的提升,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有助于减轻贫困群体的社会排斥,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发展。健康积极的家庭环境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子女不良生活习惯的概率,进一步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政府的公共支出规模在改善收入流动性方面也可以发挥关键性作用,如幼年时期的妇幼保健系统,人力资本累积阶段的公共教育系统,成年时期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结构和制度等,在公共支出的调节之下,劳动者的竞争环境可以变得更加平等。有关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水平,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中国经济水平的飞速发展有效推动了居民收入的向上流动,社会代际收入流动水平有所提高;二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刺激了经济阶层的持续固化,优势家庭子女保持原有经济地位的概率更高,社会代际收入流动的程度相对较低;三是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程度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加大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可以进一步提升社会流动性。因此,由于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尚未有定论,利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对代际收入流动程度进行准确的估算,并对其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测算中国代际收入的流动程度;探索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递机制;探讨在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水平。本文主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采用IV估计、分位数回归与转移矩阵分析法对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进行测算,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递机制进行分析,采用“反事实分析法”探讨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采用数值模拟法分析再分配政策对居民收入、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此外,本文基于代际流动全球数据库（GDIM）（2018）对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主要有五点:（1）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依然相对较低,以子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为工具变量的代际收入弹性IV估计为0.322,城市的流动性低于农村,父女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于父子。中位数附近的收入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程度最高。处于收入分布函数两端的家庭呈现出较大的收入继承性。（2）从家庭层面来看,子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产生显着的中介作用,贡献率达到40.92%。农村地区父亲经济收入对子女经济收入影响的直接效应更大。从性别差异来看,人力资本与财富资本在父子的收入传递过程中产生显着的中介效应,贡献率为19.72%,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在父女的收入传递过程中产生显着的中介效应,贡献率为15.22%。（3）从市场环境方面来看,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结构化的影响,机会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起到抑制作用,而努力不平等有助于代际收入流动的提升。（4）从公共政策的层面上来看,加大社会再分配比例,有助于社会资源的均衡分布,提升代际收入流动,但是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将会降低,经济的效率与公平无法同时达到最优。此外,适当提升税率,提高税收起征点,对低收入群体更为有利;降低税率,降低税收起征点,对高收入群体更为有利。（5）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发展中国家排名靠前,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居中,代际流动性依然需要进一步提升。虽然经济的效率与公平难以同时达到最优,但是中国社会目前仍然需要大力发展经济水平,加大公共支出规模。政策的制定要从有利于弱势群体提升经济收入的角度出发,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人力资本的市场回报率,从根本上带动收入的代际流动。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是,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是市场环境、劳动者自身资本因素与公共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提升代际收入流动需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本文可能的创新和贡献主要有三点:（1）基于信号理论,通过项目反应理论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的潜在特质进行估计,所估计的劳动者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包含多个方面,比以往研究者的估计值包含更加丰富的资本信息。（2）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收入的机会不平等与努力不平等,结构化的讨论了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为收入公平与收入流动之间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3）基于OLG模型构建劳动者经济收入的代际传递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对劳动者经济收入的代际传递进行分析,探讨了公共教育投入、家庭人力资本投入、个人禀赋、社会再分配比例对劳动者经济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社会再分配比例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周安华[9]（2020）在《环境污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是人类永恒关注的话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然而,伴随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却是生态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和经济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如何通过政府环境治理和个体环境保护来缩小收入不平等?要实现环境污染改善和收入不平等缩小的双赢目标,需要对环境污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系统分析与把握。事实上,环境污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更是如此。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缩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阻碍因素。那么,环境污染究竟对收入不平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环境污染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机制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符合绿色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要求,同时也对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环境污染为研究对象,在二元结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环境经济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揭示环境污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研究思路上,遵循“文献梳理-机制分析和理论建模-指数构建-实证分析-政策建议”的分析思路展开。在研究内容上,详细分析了环境污染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指数和理论模型分别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实证分析和机制分析,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首先,从理论上分别构建了宏观和微观环境污染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分析框架。在二元结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环境经济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污染导致城镇化进程受阻和人力资本受损,从而不利于我国收入不平等缩小的困境。环境污染还影响代际收入不平等,从而不利于我国收入不平等缩小。环境污染还对个体非认知能力积累产生不利影响,最终不利于居民收入不平等缩小。其次,从实证上分析环境污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宏观方面,基于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1998-2017年我国收入不平等的相关指标,结果显示,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变异系数以及城乡收入比随时间推移呈现倒“U”型趋势,而城乡收入差则处于上升状态。基于面板数据和熵值法测算了1998-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环境污染指数和收入不平等指标,结果显示,我国各省份环境污染呈现下降趋势,而收入不平等指标显示,绝大部分省份的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呈现倒“U”型趋势,只有一些省份则处于缓慢上升趋势,如河北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基尼回归、面板分位数回归、面板门限回归和空间回归模型等的分析结果显示,环境污染对缩小我国收入不平等产生阻碍作用,而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能够有效降低环境污染,从而对缩小我国收入不平等产生积极作用。影响效应存在显着非线性和空间效应,并且“高污染-高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普遍存在。解决内生性问题是本文计量建模的重点,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工具变量法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参数进行估计,发现环境污染对收入不平等的正向效应依然存在,而政府环境治理则可以改善环境污染从而缩小收入不平等,同时,异质性结果显示资源型省份环境污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大。第三,实证分析在宏观视角下环境污染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传导机制。本文以城镇化作为渠道变量研究环境污染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环境污染通过影响城镇化来影响收入不平等。城镇化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而环境污染对城镇化产生不利影响,抑制城镇化进程,进而阻碍了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的机会,最终,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环境污染影响城镇化进程,具体表现在:环境污染减少了人口城镇化和损害了经济城镇化,从而扩大城乡收入不平等。在人口城镇化方面,环境污染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城市环境污染的驱赶效应导致了贫困人口或农村人口迁入率下降,导致获取工作机会困难,最后,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在经济城镇化方面,环境污染降低了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减少了产出,损害了工资报酬,对缩小收入不平等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污染严重的地区降低了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时间,导致劳动力的单位劳动工资收入下降,进而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同时,环境污染会损害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具体表现在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而增加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长期将导致不同产业的工资报酬差异扩大,最终扩大收入不平等。而政府环境治理的调节作用弱化了环境污染对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效应。第四,实证分析在微观视角下环境污染对微观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CGSS2013年数据构建了环境污染指数,计量模型的结果显示,环境污染对微观个体收入不平等产生正向影响,而个体环保观念和环保行为的提高能够改善环境污染从而缩小收入不平等。具体表现在环境污染显着减少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而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则不显着,因此,环境污染扩大了居民收入不平等。此外,区域差异显着,表现为环境污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趋势。接着微观分析的内生性同样是分析的重点,扩展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的结果显示,环境污染对收入不平等的正向影响仍然显着存在。第五,本文还分析了环境污染对代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运用2000-2015年CHNS数据对中国代际收入不平等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中国代际收入不平等随时间呈现出扁平的“U”型分布,父代基尼系数呈现“N”型趋势,子代基尼系数则呈现波浪形变化趋势,父代泰尔指数和父代基尼系数变化趋势相似,而子代泰尔指数则呈现倒“N”型变化趋势。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环境污染对代际收入不平等产生正向显着效应,并且存在显着区域差异,环境污染对西部地区代际收入不平等产生不利效应,环境污染表现出“亲贫性”特点。第六,实证分析在微观视角下环境污染影响个体收入不平等的传导机制。本文以人力资本作为渠道变量研究环境污染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环境污染通过人力资本渠道影响收入不平等。人力资本是居民收入增加和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而环境污染对人力资本产生不利影响,从而环境污染通过损害人力资本进而扩大收入不平等。环境污染影响人力资本具体表现在,环境污染通过增加居民医疗健康支出、减少生命年数和受教育年限来扩大收入不平等。不仅如此,环境污染对非认知能力也产生负面效应,表现在高污染地区减少了居民人际交往频次以及减少了有用信息的获取。同时,污染还增加了个体精神上的抑郁和焦虑等不良症状,从而对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响,最终扩大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显示,受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对环境污染的敏感性更高,从而有效应对环境污染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而受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对环境污染的敏感性较低,从而忽视环境污染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最终因受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的差异性而导致个体收入不平等扩大。而个体环保的调节作用弱化了环境污染对个体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效应。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如下:在视角上初次探讨环境污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系统建立了环境污染与收入不平等的理论和机制分析框架;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构建宏观和微观的环境污染指数;创新性使用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和降雨量两个环境污染的宏观工具变量,以及个体环保观念和环保行为两个环境污染的微观工具变量;综合采用机器学习、基尼回归、面板分位数回归、面板门限回归、空间面板模型以及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等计量方法;从宏观分析到微观分析、从直接分析到渠道分析和从当代分析到代际分析,把横向分析、纵向分析和深度分析三者结合进行全面分析;以“环境污染--城镇化--收入不平等”和“环境污染--人力资本--收入不平等”两条渠道为依据展开研究。本文侧重于实证研究,在实证上获得较为新颖的结果,为研究环境污染与收入分配问题带来重要参考价值。
黄明超[10]（2020）在《乡村振兴下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出现新的重构和分化,原有的阶层结构不断打破,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由正三角形的“金字塔型”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过渡,即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断增大和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从中国发展的目标来看,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不仅包括城市,同时也应当包括农村。考虑到农村发展的现实情况,更应该关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培育,它直接关系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质量以及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和持续性。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要想在这样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三农”问题的解决必不可少。中国占人口40.42%的农民是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短板所在,相比于城市,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低、质量层次不齐,且区域差异明显。究其根源,是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导致城乡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不同步性,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比较还相对落后。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可以说是“三农”问题的不断解决,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第一离不开农村产业经济的发展,第二离不开农村社会环境的治理,脱离农村产业和社会治理,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就如空中楼阁。农民的生存及发展依赖于农业,而农村产业基础差,二三产业配套落后,导致农民收入增幅有限,一直落后于城市,并且城乡收入绝对差距的扩大尚未根本性扭转。此外,大量的农村家庭为增加收入,其精壮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出现农村社会“空心化”、“老弱化”现象屡见不鲜。同时,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由于技能水平等原因,与城市工人相比工资水平一直处于低位,并且以初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为主,虽然一段时间内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但由于市场风险、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健康等原因会使得这种收入变得不可持续,从而导致农村许多家庭一直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长期以往,则使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止步不前。直到今天,“三农”问题持续成为政府学者关注的重点,农民如何增收亦是重点。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亦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提供助力。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来看,这是由一揽子配套的系统工程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任何阻碍乡村振兴的因素都不可忽视。同样,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亦是如此。2018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长期乡村战略规划》、自十九大以来的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等都就农民增收提出相关政策措施,其中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各领域学者也相应从社会、经济、文化等角度提出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建议。因此,面对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现实条件以及国家对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定位,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为什么要培育、怎么培育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本文就是在乡村振兴这一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对于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问题进行论述,着重尝试分析其内部的培育机制,并提出具体的针对性政策建议。本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使相关理论研究与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借鉴相关国际经验教训,注重分析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内在逻辑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对存在的障碍性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追根溯源得益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涉及制度、人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影响,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框架,将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共六章,各章节内容概述如下:第1章:导论。首先,从介绍研究背景开始,之后从理论和现实方面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其次,对于国内外关于农村中等收入群体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整理,奠定本文研究的基础;第三,阐述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第四,论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五,对于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进行扼要论述。第2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首先,对中等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差距、社会分层及流动、乡村振兴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对于本文的相关理论基础进行论述,在这其中,一是,对涉及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相关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提炼阐述,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和西方收入分配理论有关的内容;二是,对于在分析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中扮演重要作用的人力资本理论加以概述;三是,对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及路径相关的制度变迁理论做出概要,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中有关的内容;四是,对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给予梳理,主要包括城乡二元经济理论、劳动力迁移理论、传统农业改造理论等;五是,概述与论文研究主题相关的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和社会流动理论,其中包括马克思的“中产阶级与中间阶级”理论以及西方学者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理论。第三,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并进行阐述。第3章:乡村振兴下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状况及国际经验比较。本章内容是对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现状的宏微观描述,属于论文的客观情况描述部分。主要体现在:第一,阐述乡村振兴与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的相互关系;第二,论述我国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状况,即从衡量标准、规模估算、结构分析、收入和消费特征、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阐述;第三,结合我国实际论述乡村振兴下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的障碍性因素,从农村居民家庭性收入结构优化的困难、土地产权制度与新型经营制度制约矛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限制、农村社会体制转型与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等四个方面阐述。最后,介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相关情况,并通过国际比较得出相关经验启示。第4章: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机制机理分析。本章是理论分析章节,基于前述章节的实况描述,综合运用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机制的探析。首先,论述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四大机制”的涵义和逻辑关联;其次,结合本文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分别论述动力机制、成长机制、保障机制和长效机制效应及传导;最后,论述“四大机制”的相互作用以及基于“四大机制”所凝练的理论命题。第5章: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机制的实证分析。首先,对于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变量选择等进行解释说明;其次,着手描述性统计和建立回归模型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最后,对于实证结果进行分析说明,以明确本文的理论命题是否成立。第6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首先,对于本文所论述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提出结论性观点;其次,针对我国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中的现实障碍问题,从土地制度、产权改革、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最后,阐述本文相关研究的未来展望。基于此,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本文选题上的新颖,将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丰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新的思路,有利于巩固当下的农村脱贫成果,有效防止返贫,降低农村相对贫困。第二,本文框架分析的创新,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即动力机制、成长机制、保障机制和长效机制四个方面建立起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的框架分析,不单是从某一个角度而是系统的分析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且用相应的计量工具对机制分析的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这有助于从全面、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的连贯性和持续性。
二、李实:农村贫困向城市转移问题值得关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实:农村贫困向城市转移问题值得关注（论文提纲范文）
（1）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城”和“乡”的概念 |
| 2.1.2 城乡差距的概念 |
| 2.1.3 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 |
| 2.1.4 城乡差距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城乡二元结构理论 |
| 2.2.2 城乡融合发展理论 |
| 2.2.3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理论 |
| 2.2.4 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轨迹 |
| 3.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与战略形成 |
| 3.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 |
| 3.1.2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战略的形成 |
| 3.2 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 |
| 3.2.1 改革开放前:立国战略下城乡二元体制形成和固化时期 |
| 3.2.2 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富民战略下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破冰 |
| 3.2.3 本世纪初到十八大前:城乡统筹发展阶段 |
| 3.2.4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国战略下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 |
| 3.3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问题 |
| 3.3.1 城乡收入消费差距下降,但依然保持高位 |
| 3.3.2 产业高级化与产业分化共存,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固存 |
| 3.3.3 制度壁垒和市场分割问题凸显,城乡要素配置差距扩大化 |
| 3.3.4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显着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乡差距的多维测度 |
| 4.1 城乡差距测度的维度选择 |
| 4.2 城乡差距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4.2.2 基础指标的选取 |
| 4.2.3 数据来源、指标处理方法 |
| 4.3 测度方法选择及权重的确定 |
| 4.3.1 测度方法的选择 |
| 4.3.2 基础指标和维度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4 城乡综合差距的测度结果 |
| 4.4.1 城乡综合差距时序演变分析 |
| 4.4.2 城乡综合差距空间格局分析 |
| 4.5 城乡差距的多维度分析 |
| 4.5.1 多维城乡差距的时序演变分析 |
| 4.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动态演进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成因及内在关联分析 |
| 5.1 多维城乡差距形成机制 |
| 5.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1.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形成机制实证分析 |
| 5.2.1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方法选择 |
| 5.2.2 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前检验 |
| 5.3 估计结果分析 |
| 5.3.1 基准估计结果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多维城乡差距内在关联性检验 |
| 5.3.4 不同区域的估计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1 城乡差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6.2 城乡差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
| 6.2.1 城乡差距通过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 6.2.2 城乡差距通过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 6.3 计量模型、变量和数据 |
| 6.3.1 计量模型 |
| 6.3.2 变量说明以及数据来源 |
| 6.3.3 内生性问题及处理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估计 |
| 6.4.2 城乡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估计 |
| 6.4.3 城乡差距对消费需求的机制讨论 |
| 6.4.4 城乡差距对经济资本的机制讨论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与研究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与研究现状 |
| 1.2.1 贫困 |
| 1.2.2 贫困人口 |
| 1.2.3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贫困、反贫困以及脱贫质量研究进展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思想 |
| 2.1.1 贫困研究的方法论 |
| 2.1.2 贫困的根源与本质 |
| 2.1.3 无产阶级贫困的消除路径 |
| 2.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减贫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
| 2.2.1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贫困探索 |
| 2.2.2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 |
| 2.2.3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 |
| 2.3 西方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观点 |
| 2.3.1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贫困本质及其解决的理论观点 |
| 2.3.2 发展经济学兴起之后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 |
| 2.3.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展 |
| 2.4 脱贫质量相关研究 |
| 2.4.1 脱贫质量理论分析 |
| 2.4.2 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进展 |
| 2.5 小结 |
| 3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内涵、测度和影响因素 |
| 3.1 高质量脱贫内涵 |
| 3.1.1 高质量脱贫是既定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人口的全员脱贫 |
| 3.1.2 高质量脱贫是绝对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脱贫 |
| 3.1.3 高质量脱贫是涉及收入、教育、医疗的多维度系统脱贫 |
| 3.1.4 高质量脱贫是消除绝对贫困且有助于解决相对贫困的全面脱贫 |
| 3.2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度量 |
| 3.2.1 脱贫质量的层次和内涵 |
| 3.2.2 高质量脱贫的稳定性和政策实效 |
| 3.2.3 高质量脱贫的多维识别与度量 |
| 3.2.4 边缘贫困人口识别 |
| 3.2.5 脱贫人口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度量 |
| 3.3 影响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因素分析 |
| 3.3.1 经济发展水平 |
| 3.3.2 制度政策因素 |
| 3.3.3 脱贫方式和机制设计 |
| 3.3.4 区域和个体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4 质量视角下的中国扶贫历程考察与质效评价 |
| 4.1 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的历史考察 |
| 4.1.1 广义扶贫阶段(1949-1977 年) |
| 4.1.2 体制扶贫阶段(1978-1985 年) |
| 4.1.3 开发扶贫阶段(1986-2007 年) |
| 4.1.4 双轨并行阶段(2008-2012 年) |
| 4.1.5 精准扶贫阶段(2013 年至今) |
| 4.2 中国扶贫开发脱贫质量和成效评价 |
| 4.2.1 关于中国脱贫质量的相关论述 |
| 4.2.2 中国扶贫开发的质量与成效 |
| 4.3 “数量与质量双导向”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 |
| 4.3.1 将宏观经济增长作为贫困治理的基本保障 |
| 4.3.2 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 |
| 4.3.3 构建开放式治理贫困体系 |
| 4.3.4 以政府为主导的渐进、多维度国家减贫战略 |
| 4.3.5 跨政府部门的减贫机构设置 |
| 4.3.6 实施益贫式增长、共享发展和多维度扶贫相结合的减贫政策体系 |
| 4.3.7 扶贫责任分级负责和精准扶贫机制 |
| 4.4 中国减贫经验的世界意义 |
| 4.4.1 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 |
| 4.4.2 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了中国经验 |
| 4.4.3 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
| 4.5 本章小结 |
| 5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证分析 |
| 5.1 贫困测量及分解 |
| 5.1.1 数据来源与维度指标选取 |
| 5.1.2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 |
| 5.1.3 多维贫困的测量 |
| 5.1.4 多维贫困的维度分解 |
| 5.2 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数据、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
| 5.2.2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 5.2.3 关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4 关于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 脱贫家庭高质量脱贫因素分析—以四川阿坝州为例 |
| 5.3.1 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
| 5.3.2 研究设计 |
| 5.3.3 关于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4 关于非转移性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5 收入脱贫家庭致贫原因的影响因素 |
| 5.4 本章小结 |
| 6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 |
| 6.1 夯实高质量脱贫的基础 |
| 6.1.1 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运行在合理区间 |
| 6.1.2 培育富民产业,增强产业支撑 |
| 6.1.3 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
| 6.1.4 关注贫困人口的益贫式增长 |
| 6.2 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 |
| 6.2.1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 6.2.2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 |
| 6.2.3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2.4 坚持和完善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 |
| 6.3 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 |
| 6.3.1 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政策的作用,提升反贫困效率 |
| 6.3.2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
| 6.3.3 大力引进社会力量,提高脱贫效能 |
| 6.3.4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类实现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的内涵 |
| 2.1.2 多维贫困 |
| 2.1.3 农村劳动力转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权利贫困理论 |
| 2.2.2 人力资本理论 |
| 2.2.3 斯塔克的新迁移经济学理论 |
| 2.2.4 二元经济模型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内文献综述 |
| 2.3.2 国外文献综述 |
| 2.3.3 文献述评 |
| 3 我国农村贫困状况概述 |
| 3.1 农村扶贫政策演进过程 |
| 3.2 农村贫困特点 |
| 3.3 农村减贫成效 |
| 4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路径分析 |
| 4.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分析 |
| 4.1.1 减少户籍等制度约束 |
| 4.1.2 缩小收入差距 |
| 4.1.3 追求更好的公共服务水平 |
| 4.1.4 寻求更加平等的机会 |
| 4.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路径分析 |
| 4.2.1 收入维度 |
| 4.2.2 教育维度 |
| 4.2.3 健康维度 |
| 4.2.4 生活水平维度 |
| 5 农村劳动力转移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农村多维贫困测算 |
| 5.1.1 测算方法 |
| 5.1.2 贫困维度计算 |
| 5.1.3 数据选取 |
| 5.1.4 维度选取 |
| 5.1.5 测度结果分析 |
| 5.2 劳动力转移对多维贫困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及减贫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贫困脆弱性成为贫困治理的关键所在 |
| 1.1.2 从贫困脆弱性视角考察减贫效应更具前瞻性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测度 |
| 1.3.2 非农就业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1.3.3 非认知能力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1.3.4 农村低保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1.3.5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及技术线路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贫困脆弱性相关理论 |
| 2.1.1 贫困相关理论 |
| 2.1.2 风险冲击理论 |
| 2.1.3 风险冲击与贫困 |
| 2.1.4 贫困脆弱性的内涵 |
| 2.2 非农就业理论 |
| 2.2.1 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
| 2.2.2 哈里森——托达罗(HT)模型 |
| 2.2.3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 |
| 2.3 新人力资本理论 |
| 2.3.1 认知能力 |
| 2.3.2 非认知能力 |
| 2.4 社会救助理论 |
| 2.4.1 福利经济学的社会救助理论 |
| 2.4.2 凯恩斯和新剑桥学派的社会救助理论 |
| 2.4.3 货币学派的社会救助理论 |
| 2.4.4 基于福利国家的社会救助理论 |
| 2.4.5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 2.5 理论分析框架 |
| 2.5.1 非农就业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2.5.2 非认知能力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 |
| 2.5.3 农村低保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 |
| 第3章 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与分解 |
| 3.1 脆弱性测度的基本准则 |
| 3.2 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方法 |
| 3.2.1 VEP测度方法 |
| 3.2.2 VEU测度方法 |
| 3.2.3 VER测度方法 |
| 3.3 贫困脆弱性的测度结果 |
| 3.3.1 数据来源 |
| 3.3.2 变量的选择和处理 |
| 3.3.3 贫困脆弱性测度结果 |
| 3.3.4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与贫困之间的关系 |
| 3.4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分解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非农就业的减贫效应评估 |
| 4.1 实证方法 |
| 4.1.1 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 |
| 4.1.2 模型设定 |
| 4.2 数据和变量选取 |
| 4.3 非农就业的减贫效应估计 |
| 4.3.1 倾向得分估计 |
| 4.3.2 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检验 |
| 4.3.3 平均处理效应(ATT)的估计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非农就业减贫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
| 4.4.1 基于不同贫困类型和非农就业方式的异质性分析 |
| 4.4.2 非农就业减贫效应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非认知能力的减贫效应评估 |
| 5.1 数据和方法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非认知能力的测度 |
| 5.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3 非认知能力减贫效应分析 |
| 5.3.1 基准回归分析 |
| 5.3.2 内生性问题 |
| 5.3.3 稳健性分析 |
| 5.3.4 异质性分析 |
| 5.4 非认知能力减贫效应的作用机制 |
| 5.4.1 通过提高社会资本产生减贫效应 |
| 5.4.2 通过提高教育的边际收益产生减贫效应 |
| 5.4.3 通过参与非农就业产生减贫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减贫效应评估 |
| 6.1 实证方法与模型设定 |
| 6.2 数据和变量选取 |
| 6.3 农村低保减贫效应估计 |
| 6.3.1 倾向得分估计 |
| 6.3.2 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检验 |
| 6.3.3 平均处理效应(ATT)的估计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农村低保减贫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
| 6.4.1 农村低保对不同贫困类型家庭的影响 |
| 6.4.2 农村低保减贫效应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区域性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2.1 主要研究内容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
| 2.1.2 关于劳动力就业的研究 |
| 2.1.3 关于扶贫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 |
| 2.1.4 关于扶贫、就业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
| 2.1.5 研究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贫困与反贫困理论 |
| 2.2.2 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我国农村贫困、就业现状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 |
| 3.1 我国农村贫困现状 |
| 3.1.1 全国农村贫困基本特征 |
| 3.1.2 贫困地区农村贫困状况 |
| 3.2 我国农村就业现状 |
| 3.2.1 农村就业总体特征 |
| 3.2.2 贫困地区农村就业状况 |
| 3.3 农村贫困与就业的时空比较分析 |
| 3.3.1 时间序列比较 |
| 3.3.2 区域比较 |
| 3.3.3 结构比较 |
| 3.4 反贫困实践:精准扶贫的实施 |
| 3.4.1 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与主要内容 |
| 3.4.2 产业扶贫与转移就业扶贫实践 |
| 3.5 本章小结 |
| 4.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机理和实践效应 |
| 4.1 扶贫与就业的理论与实践关系 |
| 4.1.1 扶贫是解决贫困人口就业难题的重要方式 |
| 4.1.2 就业促进是反映精准扶贫成效的战略举措 |
| 4.1.3 精准扶贫通过就业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
| 4.2 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逻辑 |
| 4.2.1 主要分析维度 |
| 4.2.2 对就业规模的影响逻辑 |
| 4.2.3 对就业结构的影响逻辑 |
| 4.2.4 对就业质量的影响逻辑 |
| 4.3 精准扶贫影响就业的实践效应 |
| 4.3.1 就业规模维度 |
| 4.3.2 就业结构维度 |
| 4.3.3 就业质量维度 |
| 4.4 本章小结 |
| 5.四川省精准扶贫促进就业的政策实践 |
| 5.1 四川省精准扶贫政策实践 |
| 5.1.1 主要政策梳理 |
| 5.1.2 实践成效 |
| 5.1.3 主要难点 |
| 5.2 四川省产业扶贫政策实践 |
| 5.2.1 政策梳理 |
| 5.2.2 实践成效 |
| 5.3 四川省就业扶贫政策实践 |
| 5.3.1 政策梳理 |
| 5.3.2 实践成效 |
| 5.4 本章小结 |
| 6.四川省精准扶贫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来自88 个贫困县的证据 |
| 6.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按照年份分类的样本描述 |
| 6.1.3 按照贫困程度分类的样本描述 |
| 6.1.4 按照贫困县退出时间分类的样本描述 |
| 6.2 实证分析 |
| 6.2.1 模型设定和描述统计 |
| 6.2.2 精准扶贫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分析 |
| 6.2.3 精准扶贫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
| 6.2.4 精准扶贫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就业扶贫及其效果的实证分析——来自四川省村级数据的证据 |
| 7.1 政策依据与主要载体 |
| 7.1.1 政策依据 |
| 7.1.2 重要载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7.2 数据来源、关键变量和模型设定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关键变量 |
| 7.2.3 模型设定 |
| 7.3 实证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8.就业扶贫及其效果的实证分析——来自四川省农业普查微观数据的证据 |
| 8.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统计 |
| 8.1.1 数据来源 |
| 8.1.2 样本描述统计 |
| 8.2 关键变量和模型设定 |
| 8.2.1 关键变量 |
| 8.2.2 模型设定 |
| 8.3 实证结果 |
| 8.4 本章小结 |
| 9.结论、建议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精准扶贫是解决就业难题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 |
| 9.1.2 精准扶贫对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
| 9.1.3 精准扶贫与就业促进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
| 9.2 对策建议 |
| 9.2.1 围绕精准推进扶贫 |
| 9.2.2 围绕就业稳定脱贫 |
| 9.2.3 围绕发展长效脱贫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退耕还林工程 |
| 2.1.2 农户、退耕户、非退耕户 |
| 2.1.3 福利、福利分类、福利度量方法、福利效应、农户福利 |
| 2.1.4 生活满意度、收入增长、扶贫 |
| 2.1.5 非农就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3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 |
| 2.3.1 研究视角的再诠释 |
| 2.3.2 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研究维度 |
| 2.3.3 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与农户福利现状分析 |
| 3.1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 |
| 3.1.1 启蒙与初创阶段 |
| 3.1.2 恢复与探索阶段 |
| 3.1.3 试点与示范阶段 |
| 3.1.4 启动与调整阶段 |
| 3.1.5 巩固与发展阶段 |
| 3.1.6 担当新任务与新使命阶段 |
| 3.2 退耕区农户福利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2.1 退耕区农户主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2.2 退耕区农户客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Ordered Probit模型 |
| 4.2.2 Binary Probit模型 |
| 4.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1 变量选择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2 退耕还林对样本总体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3 退耕还林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机理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方法说明 |
| 5.3 变量定义、样本匹配与描述统计 |
| 5.3.1 变量定义 |
| 5.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计量经验结果与分析 |
| 5.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2 退耕还林对农户分项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3 退耕年份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5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 6.2 计量模型构建 |
| 6.2.1 双差分模型(DID)的适应性分析 |
| 6.2.2 双差分(DID)模型的构建 |
| 6.2.3 回归分解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变量设置、样本匹配、贫困判定标准与描述性统计 |
| 6.3.1 变量设置 |
| 6.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6.3.3 贫困判定标准 |
| 6.3.4 退耕还林扶贫福利瞄准效率情况 |
| 6.3.5 描述性统计 |
| 6.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2 退耕年份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3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 |
| 6.4.4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贡献的影响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7.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7.2.1 变量设置 |
| 7.2.2 统计性描述 |
| 7.3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方法说明 |
| 7.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3.2 方法说明 |
| 7.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4.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参与福利的影响 |
| 7.4.2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3 退耕年份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4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创新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补偿机制,提高退耕补贴标准 |
| 8.2.2 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福利的还林生态补偿机制 |
| 8.2.3 促进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后续产业向新型农林经营模式转变 |
| 8.2.4 搭建和完善农户非农就业福利平台 |
| 8.2.5 提高退耕还林扶贫瞄准扶持机制 |
| 8.2.6 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的认知导向 |
| 8.3 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介绍 |
（8）中国代际收入流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6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7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2 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
| 2.3 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递机制研究 |
| 2.4 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2.5 公共政策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2.6 文献综述 |
| 3 代际收入流动性估计 |
| 3.1 引言 |
| 3.2 模型设定 |
| 3.3 数据与变量 |
| 3.4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 |
| 3.5 代际收入弹性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
| 3.6 代际收入流动的转移矩阵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4 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路径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假设 |
| 4.3 模型设定 |
| 4.4 代际收入流动影响机制分析 |
| 4.5 代际收入流动内在影响机制的城乡差异 |
| 4.6 代际收入流动内在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 |
| 4.7 章节小结 |
| 5 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假设 |
| 5.3 模型设定 |
| 5.4 基于参数估计的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5.5 基于非参数估计的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5.6 章节小结 |
| 6 公共政策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模型设定 |
| 6.3 参数设定 |
| 6.4 政策模拟 |
| 6.5 本章小结 |
| 7 代际收入流动研究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
| 7.1 代际收入流动的国际比较 |
| 7.2 代际收入流动影响因素的国际比较 |
| 7.3 机会不平等对代际流动影响的国际比较 |
| 7.4 公共政策对代际流动影响的国际比较 |
| 7.5 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维护社会公平,提升代际流动 |
| 8.1 完善社会制度,保障机会公平 |
| 8.2 优化财政支出,聚焦精准扶贫 |
| 8.3 深化市场改革,推动机制创新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和完成的论文 |
| 附录二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9）环境污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 |
| 1.2.2 环境污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
| 1.2.3 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的影响 |
| 1.2.4 环境污染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
| 1.2.5 环境污染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
| 1.2.6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及本文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环境污染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理论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环境污染 |
| 2.1.2 收入不平等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二元结构理论 |
| 2.2.2 人力资本理论 |
| 2.2.3 环境经济理论 |
| 2.2.4 收入分配理论 |
| 2.3 宏观视角下环境污染影响省际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机制 |
| 2.3.1 理论框架 |
| 2.3.2 研究假设 |
| 2.4 微观视角下环境污染影响个体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机制 |
| 2.4.1 理论框架 |
| 2.4.2 研究假设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环境污染与收入不平等的测度 |
| 3.1 环境污染与收入不平等的构建基础 |
| 3.1.1 环境污染测度的构建方法 |
| 3.1.2 收入不平等测度的构建方法 |
| 3.2 数据说明和指数测度 |
| 3.2.1 数据说明 |
| 3.2.2 环境污染的测度 |
| 3.2.3 收入不平等的时间序列测度 |
| 3.2.4 收入不平等的面板数据测度 |
| 3.2.5 代际收入不平等的测度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污染影响省际收入不平等的实证检验 |
| 4.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4.1.1 基准回归模型 |
| 4.1.2 基尼回归模型 |
| 4.1.3 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
| 4.1.4 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
| 4.1.5 空间面板回归模型 |
| 4.1.6 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
| 4.2 实证结果分析 |
| 4.2.1 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 |
| 4.2.2 环境污染影响省际收入不平等的线性分析 |
| 4.2.3 环境污染影响省际收入不平等的非线性分析 |
| 4.2.4 环境污染影响省际收入不平等的空间分析 |
| 4.2.5 内生性分析 |
| 4.3 稳健性分析 |
| 4.3.1 环境污染影响省际收入不平等的基准稳健性分析 |
| 4.3.2 环境污染影响省际收入不平等的机器学习分析 |
| 4.4 异质性分析 |
| 4.4.1 时间异质性 |
| 4.4.2 区域异质性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污染影响省际收入不平等的机制检验 |
| 5.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解释 |
| 5.1.3 数据来源 |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1 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
| 5.2.2 环境污染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人口城镇化渠道 |
| 5.2.3 环境污染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城镇化渠道 |
| 5.3 稳健性分析 |
| 5.3.1 人口城镇化渠道的稳健性分析 |
| 5.3.2 经济城镇化渠道的稳健性分析 |
| 5.4 异质性分析 |
| 5.4.1 时间异质性 |
| 5.4.2 区域异质性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污染影响微观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实证检验 |
| 6.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1.1 变量解释 |
| 6.1.2 数据来源 |
| 6.2 实证结果分析 |
| 6.2.1 环境污染对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
| 6.2.2 环境污染对代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
| 6.2.3 内生性分析 |
| 6.3 稳健性分析 |
| 6.3.1 环境污染影响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基准稳健性分析 |
| 6.3.2 环境污染影响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基尼回归分析 |
| 6.3.3 环境污染影响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回归分解分析 |
| 6.4 异质性分析 |
| 6.4.1 受教育水平异质性 |
| 6.4.2 经济地位异质性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环境污染影响个体收入不平等的机制检验 |
| 7.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1.1 模型构建 |
| 7.1.2 变量解释 |
| 7.1.3 数据来源 |
| 7.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1 环境污染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非认知能力渠道 |
| 7.2.2 环境污染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认知能力渠道 |
| 7.2.3 环境污染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人力资本渠道 |
| 7.3 稳健性分析 |
| 7.3.1 非认知能力渠道的稳健性分析 |
| 7.3.2 认知能力渠道的稳健性分析 |
| 7.3.3 人力资本渠道的稳健性分析 |
| 7.4 异质性分析 |
| 7.4.1 受教育水平异质性 |
| 7.4.2 经济地位异质性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宏观视角 |
| 8.1.2 微观视角 |
| 8.2 研究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乡村振兴下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3 研究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方法 |
| 1.5.2 规范与实证分析方法 |
| 1.5.3 逻辑演绎与归纳分析方法 |
| 1.5.4 国际比较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6.1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6.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中等收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 |
| 2.1.2 收入不平等及收入差距的概念 |
| 2.1.3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概念 |
| 2.1.4 乡村振兴战略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收入分配理论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人力资本理论 |
| 2.2.4 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2.5 社会学相关理论 |
| 2.3 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3 乡村振兴下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状况及国际经验比较 |
| 3.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培育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相互关系 |
| 3.1.1 乡村振兴为培育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提供战略蓝图 |
| 3.1.2 培育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是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 |
| 3.1.3 培育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是巩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果的必要之举 |
| 3.2 我国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状况描述 |
| 3.2.1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衡量标准 |
| 3.2.2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估算 |
| 3.2.3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结构分析 |
| 3.2.4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消费特征 |
| 3.2.5 新时代下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发展趋势展望 |
| 3.3 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
| 3.3.1 农民家庭性收入结构优化的困难 |
| 3.3.2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新型经营制度深化改革的制约性 |
| 3.3.3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限制性 |
| 3.3.4 农村社会体制转型与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
| 3.4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国际比较 |
| 3.4.1 发达国家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发展概况 |
| 3.4.2 发展中国家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发展概况 |
| 3.4.3 国际经验比较及启示 |
| 3.5 本章小结 |
| 4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机制机理分析 |
| 4.1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四大机制”的涵义及逻辑关联 |
| 4.1.1 “四大机制”的涵义解释 |
| 4.1.2 “四大机制”的逻辑关联 |
| 4.2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四大机制”的效应及传导分析 |
| 4.2.1 动力机制效应及传导 |
| 4.2.2 成长机制效应及传导 |
| 4.2.3 保障机制效应及传导 |
| 4.2.4 长效机制效应及传导 |
| 4.3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四大机制”的相互作用及理论命题 |
| 4.3.1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四大机制”的相互作用 |
| 4.3.2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四大机制”的理论命题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机制的实证分析 |
| 5.1 数据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1.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1.2 描述性统计 |
| 5.2 建立回归模型和实证分析 |
| 5.2.1 计量模型的选择 |
| 5.2.2 单位根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2.3 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
| 5.3 实证分析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优化农民家庭收入结构,保障农民持续增收 |
| 6.2.2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与新型经营制度,确立农民增收的制度基础 |
| 6.2.3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
| 6.2.4 建设农村金融保险服务体系,解决农户增收的融资难 |
| 6.2.5 推行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均衡发展,大力提升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 |
| 6.2.6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筑农村居民生活安全网 |
| 6.2.7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促进农村现代化 |
| 6.3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李实:农村贫困向城市转移问题值得关注（论文参考文献）
- [1]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D]. 叶璐.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3]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刘丸源. 四川大学, 2021(12)
- [4]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研究[D]. 耿肖肖.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5]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及减贫效应研究[D]. 孙伯驰.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6]精准扶贫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四川省的区域性实证分析[D]. 周作昂.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7]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D]. 杨均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8]中国代际收入流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D]. 曹仪.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环境污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D]. 周安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10]乡村振兴下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培育机制研究[D]. 黄明超.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