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溪与鬼子“弱势群体”比较

一、东西与鬼子笔下的“弱势群体”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钟世华,张凯成^[1]（2021）在《学术视域下的多元批评与探究——东西创作研究述要（1988-202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西具有多重创作身份,为学界对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首先,以东西的几部重要小说为核心,再现了其小说的创作历程。其次,对东西小说创作的综论,建构出了作为小说家的东西。此外,通过运用比较视野,将东西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中的作家进行对比研究,阐释出其创作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可以看到,在东西创作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学界对其创作的研究呈现出了由单一视角到多维视域、从简单评介到深入探究的趋势。

山丹^[2]（2020）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童年书写是儿童文学艺术的核心内容,表现童年的现实生活与想象世界,是儿童文学对童年精神的审美创造与诗意追求。童年书写不只是一种文学的表达策略和创作形式,更是以文学形式构建人类对于自身、他者、社会及历史的一种独特思考方式。本论文以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为研究对象,并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划分为写实型童年书写、经验型童年书写和理想型童年书写,通过梳理三种童年书写范式在主题表现、创作技巧、文体形式、叙事结构、语言类型等方面所呈现的文学图景,归纳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及由此带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启示。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五章。具体章节内容概括如下:绪论主要对童年理论、童年观和童年书写的基本观点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童年书写的研究现状,阐明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的研究价值,并明确了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第一章“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对现实题材儿童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勾勒,通过探讨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阐释童年书写的艺术表达与审美意蕴。现实题材儿童小说演变轨迹,聚焦于1917至1999年间的儿童小说历史发展脉络,本论文将其归纳为:新生期、生长期、探索期及繁荣期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儿童小说的创作特征加以分析。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语境的革新和“解放儿童”儿童文学观的确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形成了新的创作格局。通过对儿童小说中童年书写转向的内外成因分析,阐释童年书写的叙事特征和艺术形式。第二章“写实型童年书写中的生命观照”,探讨写实型童年书写对当下童年个体生命的书写维度。本章从个体童年的身份认同、成长书写、性别书写、青春书写和边缘生命书写的不同维度,梳理了童年书写中的写实型童年书写的创作特征。展现成人作家在将现实儿童作为表现对象时,对童年的生活现状、情感真实和生命尊严的理解与尊重。对写实型童年书写创作范式的探究,能够丰富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童年生命书写的内涵和形式,并为儿童文学深入童年精神提供重要的参考。第三章“经验型童年书写中的情感再现”,对童年书写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了阐释。经验型童年书写,分为成人作家对自我童年生活书写的白描,及以文学书写方式再现自我童年的心理投射。在对儿童小说中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解读时,主要从童年回忆的诗意书写,童年乡土的多元书写,童年创伤的投射书写和童年缺失的补偿书写等不同维度加以讨论。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中,成人作家试图通过追寻自我童年生命的书写价值,来呈现儿童小说中的童年经验的艺术形态和审美表征。第四章“理想型童年书写中的童心想象”,探讨了儿童小说中的理想型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本特征和审美意蕴。理想型童年书写作为成人作家对于童年精神的追求与寄托,为当下儿童的成长提供了指引,并为人类童年提供了直达心底的精神滋养。本章从历史语境、战争语境、人类乡土语境和理想童年精神四个维度,建构了理想型童年的创作范式。理想型童年书写为成人作家提供走出个人化童年私语,面向集体童年精神的途径,其体现的是儿童文学创作对于人类童年精神的向往。第五章“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与创作反思”,主要讨论了童年书写所呈现的审美意旨,与其在创作中所面临的书写困境。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既体现为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在文本层面,以诗性内核把握童年精神品质和以童心力量坚守文学创作之魂,又体现为童年书写对儿童读者在审美体验中的心灵净化与情感共鸣。在探究新世纪儿童小说的童年书写所面临的困顿境遇时,本论文分别从童年书写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童年书写中成长体验的错位和童年书写中“生命本位”意识的缺失等方面,指出了当下儿童小说的创作困境。并重审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系列化”写作模式,桥梁书阅读模式,及“低龄化”写作现象,为童年文化变革中的童年书写提供突破和发展的新方向。结语部分对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进行了简单的回顾。通过肯定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美学意义,指出了随着“童年”元素作为儿童小说书写的日趋繁盛,追求童年审美的文学样式将丰富儿童小说的创作空间。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过度商业化的童年书写样式对儿童小说发展的阻碍。因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既要对抗符号文化的侵蚀性,又要保有文学审美的生命力。特别是,童年书写需要从儿童生活的真实感出发,表达儿童生命的深广度,展现童年精神的力量性和童年文化的审美力,为儿童文学阅读构建一个更为美好的审美空间。童年本身能够带给人类的精神力量,引导着儿童小说在立体而饱满的童年书写中,塑造中国童年的独特审美艺术。新世纪儿童小说正是通过不同维度的童年书写诠释着童年精神的生命、历史和文明之歌。

刘玄德^[3]（2020）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城乡书写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新世纪之初至今,中国社会结构在不断起伏中趋于稳定。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很大程度上依托城乡关系的变化,围绕着流动于城乡之间的不同群体形成多种城乡书写模式。本文对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中的城乡书写模式进行分类概括、分析,从不同的城乡书写模式中探求城乡关系的衍变在乡土小说中形成的影响。文章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首先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城乡关系书写模式的特征及意义。其次,简要分析不同时期乡土文学中对城乡关系的叙述方式,梳理现当代文学中城乡书写模式的发展脉络。最后,概括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不同城乡书写模式的特征,明确新世纪以来城乡书写模式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并引入有关城乡书写模式的研究综述,阐释本文的研究思路、目的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以“进城”模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一节主要分析作家在创作中选择“进城”模式的动因,并且根据作家笔下进城群体的不同动机进行分类,指出作家创作背后的文化意识和思想动态。根据叙述对象的群体性变化,指出进城群体的观念变化在文本中表现为:从“物质求生”到“精神入城”的意识转变。第二节从作家的创作观念入手,以城乡二元对立背景下的“城优乡劣”观念为主要分析方向。通过分析文本中城市人对进城者的态度以及进城者自我的认知定位,分析“城优乡劣”作为一种城乡意识形态在作家创作观念和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产生的影响。第三节就“进城”模式所形成的美学价值进行探讨。通过分析作家在“进城”模式下对进城者命运的呈现以及对城乡矛盾的挖掘与探究,提出在乡土小说中的“进城”模式中形成了悲剧性的美学特征。第二章以“返乡”模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一节针对“返乡”模式的形成以及作家的创作观念等问题进行分析,主要立足于返乡群体不同的价值选择,围绕“逃离城市”与“精神返乡”两种不同的返乡方式分析“返乡”模式背后的文学和社会因素。第二节从文本叙述方式的视角切入。根据“返乡”模式在城乡二元对立姿态下对乡土社会的侧重,指出作家对诗意乡土的叙述具有“理想化”的主观倾向。第三节针对“返乡”模式所体现的劳动美学的审美特征,指出作家在“返乡”模式下对诗意乡土的重现和对乡土传统劳作方式的重视等叙述方式,在文本中表现为艺术审美层面上对劳动美学的想象性建构。第三章以“漂泊于城乡”模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一节根据“漂泊于城乡”模式中群体性的往返,指出文本中形成了“进不去的城”和“回不去的乡”两种不同的叙述空间,并以此为基础呈现漂泊者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失根引起的情感波动和精神异变。第二节从作家叙述视角着手。指出作家自我身份确认的焦虑,在作品中表现为漂泊者对自身身份的寻找,并逐渐变为“城市里的乡下人”或“乡村中的城市人”这一尴尬身份。第三节从“漂泊于城乡”模式中抽象出双重困境下的“新乡愁”的审美概念。围绕漂泊者在城乡间的往返中表现出的“恋乡”与“弃乡”共存的矛盾状态,指出文本中形成的双重困境下的“新乡愁”这一美学特征。第四章以“城乡融合”模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一节根据作家创作倾向的转变和创作意识的显现,指出“城乡融合”作为新的城乡书写模式已经逐渐形成规模,并从现代化进程下的城乡关系出发,对乡土现代化过程中新的城乡关系在文本中形成的“城乡融合”模式进行概述与论证。第二节提出二元对立的城乡关系在“城乡融合”模式中已经逐渐为多元共存的城乡关系所替代。作家创作观念的转变在文本中表现为:对乡土现代化发展的叙述由表层的空间改造深入到城乡文化和人们意识的转型。第三节根据“城乡融合”模式对乡土传统的挖掘与再现,提出新的书写模式在艺术层面对以往表现城乡关系的乡土小说审美单一化、同质化等问题的纠偏,并在承接乡土小说传统美学的同时进行了新的探索与尝试,为乡土小说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结语部分总述文章研究主旨,再次表述文章核心观点,展示论证结果,指出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中不同城乡书写模式表现出的内在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乡土小说未来的发展提出设想和展望。

刘超越^[4]（2019）在《莫言笔下的侠义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莫言作为一位当代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数量多且研究呈现出爆炸态势,但是研究角度多集中在“乡土民间”、“魔幻现实”等角度,本文从侠义书写这一角度来研究莫言的文学创作,实为一种尝试。本文旨在结合莫言具体的文学文本,以此为基础来分析莫言作品中的侠义书写,由此本论文主要设置了绪论和四个章节来完成研究目标。绪论部分综述论文选题的理由及意义,对莫言作品中侠义书写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概括。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梳理了中国文学侠义书写的传统以及文学中赋予的侠义精神内涵,我们可以发现莫言笔下的侠义精神既有对传统侠义精神中自由、正义与公道的继承,同时由于自身的生平际遇,他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平民英雄观与批判性侠义观。论文的第二章是来分析莫言作品中侠义形象的类型,这一章分为三个小节,结合具体作品分别从敢爱敢恨、视死如归、颠覆主流叙述这三个视角来分析莫言作品中侠义形象的艺术特点。论文的第三章分析了莫言笔下的江湖世界,从江湖的定义出发,阐述了莫言作品中帮与帮之间以及帮派内部的义与利,合作与斗争。高密盛产高粱酒,莫言也爱酒,酒在他笔下的民间江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酒神歌》里他深情高喊着蓬勃的爱与自由,那呼之欲出的侠义精神足以让我们相信这是他有意而为之的安排,所以论文的最后一章是来分析莫言文学世界中侠义书写的美学意蕴与价值。首先是感同身受的悲悯精神与以公平正义为前提的复仇精神;其次是当侠义书写演变至今,这个社会不再需要除暴安良的现实之侠时,我们需要将侠拉下神坛,还原侠作为人的人性一面,我们应该意识到侠义精神不应该只有侠客来践行,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践行。通过以上对莫言笔下侠义书写的阐述与分析,希望展现出一个独特且全面的侠义世界,从侠义书写的角度进一步走进莫言的内心与文学世界,对莫言的创作艺术有更丰富的理解。

欧阳瑢^[5]（2019）在《桂西现当代民族作家空间意识研究 ——以陆地、鬼子、东西为考察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二十世纪以来,桂西当地作家逐渐结缘创作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其文学具有浓郁的苦难性基调。对于这一点,批评家的探讨多是就桂西作家的时间意识,而未注意到其苦难书写背后复杂的空间意识。笔者认为,后者正是桂西民族文学的独特性。桂西地域的少数民族生存环境偏狭贫瘠、生存历史苦难悲惨,这样的民族地域文化特征对当地人们空间观念的形成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生长于此的桂西现当代民族作家陆地、鬼子、东西三人,本身又都在不同时代环境中经历了外来文化与桂西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他们的文学创作体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空间意识与空间表现,既有一脉相承的民族性,又有个人独特的审美取向。选题以他们的空间意识及创作作为考察中心,试图发掘出二十世纪桂西民族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独特性。本论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详细分析陆地、鬼子、东西等三位作家的文本空间表现。他们在“赶儿进山林”的空间悲剧、消解时间的封闭困境中建构了乡与城二元对立同构的意象群体、空间方位与空间边界等多元空间:大山、河流、土地不再是乡村人情的代言词,城市他乡落寞荒芜、欲望异化;在身体与空间相互碰撞中个人处境逼迫困窘,门、窗、墙等隐喻着侵略隔绝人际关系。第二章为本论文的重点所在,旨在深刻探讨作家文本空间背后的空间意识。陆地、鬼子、东西的文学创作不仅在于承载了苦难悲惨的民族历史记忆,同时也在现代性的思考中有着深刻的空间寓言。永恒多样的苦难性、团结勇猛的族群性及精进奋发的自我探索,构成了他们空间意识的精神内涵。第三章,探源作家们空间意识的发生及民族文化自觉。从桂西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及作家个人经验体悟两方面探究其空间意识的发生,于无意识影响与民族文化自觉两方面来更为深度地综合性地分析作家独特的创作意识、创作特色及审美风貌。由此,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去透视桂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根源与变迁,对桂西现当代民族作家的空间意识进行了深刻探究。论文的创新点在于:以空间批评理论为指导,在陆地、鬼子、东西的文学创作与其民族、地域、文化之间建立起联系,深刻探讨了桂西民族地域文化、作家空间意识、文学创作生成与表现这三者间的关系。同时,在论述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三位作家富有民族性的苦难空间悲剧与湘西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感时伤世的时间悲剧作比较,细致分析二者背后民族文化、时空观念、生命意识的不同;探讨了桂西现当代民族文学中苦难与空间交织生成的独特美学风格。

王玲玲^[6]（2018）在《困境与追寻 ——论广西三剑客的小说创作》文中认为广西三剑客是成名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广西文学团体,包括东西、鬼子、李冯三位广西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深受自身所处的地域环境和时代背景影响,以现实主义手法来描绘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三剑客的小说以困境为共同的文学主题,而困境主要分为身份困境和归属困境。在身份困境中,个人的主体认知和自我定位陷入危机;归属困境中,家庭和故乡都未能成为最终的归宿。于是人们在困境中开始寻找自我和精神家园,以期能实现自救和突围。在困境书写中,三剑客对现实社会进行了反思,展示了作家的人文关怀与悲悯精神,他们的创作在文学桂军和晚生代作家群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成绩斐然的三剑客仍需要突破自身的创作局限,走向更长的文学之路。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探析三剑客小说创作的土壤和源泉,主要从地域背景和时代因素两大方面来论述。三个作家身处广西这一边缘地带,艰苦的童年生活和漂泊的青年经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他们日后创作的重要素材。他们成长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学创作起步于九十年代,文革的记忆与社会转型期的热点问题成为作家创作的一个新资源。三剑客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创作的小说呈现出独特的风貌。第二章和第三章从主题内容方面探析三剑客小说中两大困境的表现形态。第二章具体探究人的身份困境,而身份困境又以自我认同危机和社会认同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身体是身份认同的物质基础,紧密联系着“本体性安全”,从而影响着自我认同。证件符号越来越重要,甚至压制了人的主体性,人需要在丢失证件的困境中证明自己。而社会认同中,语言的巨大力量使人群分化出“我们”和“他们”,被放逐的边缘人难以走入主流群体,于是社会认同危机也由此产生。在危机中人如何自处、如何实现身份认同成为三剑客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第三章分析人的归属困境。三剑客小说中的人物通常处于一种崩坏的家庭关系中,婚姻破裂、父子离散,家庭成员无所归依。从个人家庭放大到故乡,不论乡下人还是城里人,他们都难以拥有自己的幸福家园,因此他们在城乡之间漂泊流浪,无家可归。在这样的处境之中,人们踏上了寻父、寻找家园的旅途。归属困境不仅是寻找栖身之所的难题,更是当代人精神迷失的一个隐喻。第四章论述广西三剑客的当代意义。三剑客笔下的困境书写是对现实生活的映射和概括,困境中的追寻即是作家对生活的思考,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作为文学桂军的领军人物,三剑客对广西文学的崛起有重要的贡献;和晚生代的成员相比,三剑客的小说创作展示出自己的独特性,因而他们的创作又有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然而三位作家还需要不断地调整和提升自己,克服自身的创作局限。

李晓燕^[7]（2016）在《莫言小说人物原型研究》文中指出人物是莫言小说的核心与灵魂之所在。莫言立足于高密东北乡创作出具有独特风格的人物谱系,在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莫言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在高密历史以及现实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其原型,研究这些原型与莫言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可以更为深入地把握莫言小说创作的规律、成功的奥秘以及人物形象的独特价值。本论文着重研究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抗日英雄余占鳌、民国县长曹梦九、《檀香刑》中的抗德英雄孙丙、《丰乳肥臀》中的母亲、马洛亚牧师、《蛙》中的姑姑以及莫言自身等七类典型人物系列的原型。对每个人物原型的研究,都是先分析莫言笔下的人物形象,再考查这些人物的生活原型,然后再分析从原型到小说人物的文学演变,最后分析莫言笔下人物形象的超越性价值。第一章从总体上分析莫言小说中的人物由生活原型到文学形象的演变规律。主要从莫言对故乡人物原型的充分运用、莫言小说人物原型演变的主要特征、超越现实原型的创作风格与艺术追求三个方面展开分析。莫言与故乡血肉相连,小说中的人物正是取材于故乡历史以及现实人物原型,同时,又充分把握、运用了故乡源远流传了数千年的文脉、武脉、民间艺术、民间传奇故事等文化资源进行小说人物创作,并注重通过其借鉴模仿与创新、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灵活多变的叙述视角、恢宏灵动的文学语言、感性与理性的有机融合、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等,从而创作出了一系列张扬着原始生命力,拥有追求自由、敢于抗争的精神、浪漫的情怀与丰富的人性内涵的小说人物。这些人物成就了莫言的作品,令其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在中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第二章对《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形象的创作原型进行了分析。在小说《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塑造了“我爷爷”余占鳌这一土匪英豪形象,开创了新时期英雄人物写作的新篇章。余占鳌形象取材于高密东北乡的土匪高润升、抗日英雄曹克明、曹直正以及北海道穴居人刘连仁等。他们的故事经莫言的创造性演绎,最终生成了凝聚着红高粱大地精神血性的经典文学形象,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和文学史价值。余占鳌代表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他是由齐文化孕育的民间英雄,他自由、豪爽,不受传统道德的规约束缚,他充满着勃勃的野性,“既英雄好汉又混帐王八蛋”,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意蕴丰厚的人物形象之一。第三章对《红高粱家族》中的民国县长曹梦九的创作原型进行了分析。《红高粱家族》中的曹梦九形象脱胎于高密真实的历史人物民国县长曹梦九,又在原型人物的基础进行了内容创新、情感丰富与内在精神价值的深化,体现着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烛照。正义刚健、幽默智慧、慈爱悲悯的曹梦九成为传递中华传统民族精神的典型艺术形象,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第四章对《檀香刑》中的孙丙的创作原型展开分析。抗德英雄孙丙是莫言发表于2001年的长篇小说《檀香刑》的主人公之一,其人物原型,来源于高密的抗德英雄孙文、高密的民间茂腔艺人,其中亦隐含着为赎人类之罪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身影。在这部小说中,莫言充分融合了历史与当代、民族与世界的多种历史文化元素,重塑了抗德英雄孙丙的形象,实现了悲剧英雄形象的艺术创新,张扬着超越性的宇宙情怀。第五章对《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形象的创作原型进行分析。《丰乳肥臀》中仁慈善良、胸襟博大,饱受苦难,最终皈依了西方基督信仰的母亲上官鲁氏形象,既反映了莫言对母亲的深情,对大地母亲的眷恋,又体现了对精神信仰的追寻。在展现生活中的母亲善良宽厚品质的同时,莫言亦将齐地女性的自由洒脱、坚韧顽强,以及东西方圣母原型的生殖繁衍、慈爱包容、无私奉献、救赎苦难的精神品格融入进“母亲”形象的塑造中,体现了人性与神性的完美融合。母亲形象的成功塑造,展现了莫言熔铸民间、历史、现实、宗教等质素进行小说人物创作的深厚功力。第六章对《丰乳肥臀》中的马洛亚牧师形象的创作原型进行分析。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中的马洛亚牧师,是一位人性化、中国化、莫言化了的牧师。莫言是依据童年耳闻的瑞典来华传教士原型以及在高密东关教堂见到的牧师形象,倾注进自己的人生感悟,塑造了马洛亚牧师这一文学形象的。马洛亚牧师形象的丰富内涵,增强了《丰乳肥臀》的思想厚重度与艺术感染力,体现了莫言小说历史与当代相融、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的重要特征。第七章对《蛙》中的姑姑形象的创作原型进行分析。莫言小说《蛙》以新中国60年来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以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万心的经历为主线,描绘了高密东北乡故土大地上苦痛的生存本相以及个人内心的挣扎。小说成功塑造了姑姑这一饱含着爱与忏悔、忧伤与悲悯内涵的人物形象,姑姑形象的原型来自于莫言生活中的小姑管贻兰。论文从身世经历、性格特征、心理状态等方面深入剖析了姑姑这一人物形象形成的渊源及其文学演变。莫言以超越原型的姑姑形象的成功塑造,深刻揭示了生命存在的苦痛以及灵魂向善的渴望,洋溢着博爱众生的诗性情怀,亦饱含着罪与忏悔的悲悯忧思。第八章主要针对莫言以自身为原型的人物展开分析。主要涉及黑孩、莫言、李一斗、上官金童、蓝解放、蝌蚪等人物形象。从《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身上,我们似乎可以找到童年莫言的身影;从《酒国》中的莫言、李一斗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文学艺术和生命价值执着追求的莫言;从上官金童身上,我们看到了莫言作为知识分子软弱的一面;从《生死疲劳》中的蓝解放与莫言身上,我们读到了经风沐雨却依然对生命执着热爱的莫言;从《蛙》中的蝌蚪身上,我们理解了莫言心中的苦痛与忏悔。莫言笔下的人物体现了莫言自身复杂的人格特质、生命经历以及火热的生命激情。莫言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反叛与对酒神精神的渴望,儒、释、道、基督精神、齐文化的化育皆融入到小说人物的创作中,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丰厚的精神文化内涵,他们与莫言本人一样具有蓬勃粗犷的生命力、坚韧的品格与博大的胸怀,他们亦具有莫言式的浪漫情怀以及勇敢追求生命自由、敢于抗争的精神。莫言在作品中,对这些以自身为原型的人物进行了立体塑造,既令小说小物更富有魅力,亦彰显了莫言的历史观、文学观、价值观以及对人的生命关怀。在结语部分,总结莫言立足原型,运用谱系化建构人物王国的创作特征,探讨了莫言小说人物创作的精神走向,分析了莫言小说原型研究的新的学术生长点等,从整体上指出,莫言在人物创作中汲取了生活的源泉以及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人物创作之精华,他将深厚的乡土情怀以及对人类永恒的爱恨、生死、善恶等主题的深刻揭示皆倾注在他的小说人物创作之中,使其小说人物既超越原型,又超越时代、超越故乡,成为世界文学殿堂中熠熠生辉的文学典型形象。莫言用生花妙笔构建起他的高密东北乡人物谱系,亦用最本真最质朴的方式重构原型人物,刻画出高密人物风骨,也写出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生命传奇。精彩独特的原型人物创作点亮了神奇丰饶的高密东北乡,也成就了世界的莫言。

王艳文^[8]（2016）在《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新变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新时期儿童小说,论文以20世纪50-70年代的儿童小说作为比较对象与参照物,主要从题材、形象、主题、创作原则与叙事模式五个角度来观察分析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特点,试图全面、具体地呈现出新时期儿童小说在创作上的变化与得失。从题材上来看,新时期以来的校园小说呈现出从50-70年代的“去校园化”到新时期“再校园化”的文学现象。家庭生活题材小说,表现为在50-70年代“去家庭化”的基础上实现“再家庭化”的描绘,甚至有“后家庭化”的特点。乡村题材小说中,乡村从50-70年代“政治化”的农村逐渐蜕变为“去政治化”的乡村。城市题材的小说中,则从“反现代性”的书写转变为对城市“现代性”的描摹。在革命题材上,一反50-70年代的“宏大叙事”,采用“微观叙事”的方式对革命进行别样讲述,补充与丰富以前的“宏大叙事”。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来看,新时期儿童小说中的理想儿童是适合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敢于质疑、勇于独立的“小小男子汉”形象。他们不再是50-70年代那种乖巧听话、低眉顺眼、唯老师与父母之命是从的“先进型典范”。新时期的红色儿童也开始褪尽光华,从出神入化的小英雄回归于平凡普通的小战士。新时期本色儿童的塑造是以新写实的手法还原当代大多数儿童本真的生存状态,他们再也不是50-70年代那种幸福快乐的小顽童,而是中间状态的读书郎。新时期小说中的“问题儿童”是需要教育与挽救的不良少年。不同于50-70年代的“问题儿童”,那时不是真正的“问题儿童”,而是成人把儿童天性中不符合成人要求的地方当成了“问题”,“问题儿童”其实不是儿童出“问题”而是成人出了“问题”。新时期的残障儿童是有明显的器官或组织残缺导致行为障碍的残疾儿童与有着轻微的器官损伤导致交往障碍的智障儿童。他们身体残疾,心地善良。50-70年代一般把反面儿童写成残障儿童,是一种刻意丑化的艺术行为,目的是突出神化小英雄,小说中几乎没有真实可信的有关残障儿童的描写,真正意义上的残障儿童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女童形象由50-70年代的“假小子”,“铁姑娘”演变成为新时期的“青春美少女”。从主题意蕴的角度看,新时期儿童小说中,情感主题由50-70年代“公共情感”的抒发转为“私人情感”的表达。人性的主题,不再“唯阶级论”,认为一切人性都非通过阶级性体现不可。不再把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有着丰富多样性情的人,简单地当作阶级性的化身,而是还原人性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写出了具体的真实可信甚至是感人的普遍人性来。新时期以来儿童小说的苦难主题相对于50-70年代群体性的“政治苦难”而言,主要抒写个体的“生命苦难”。新时期成长主题旨在描写少年儿童生命的成长过程,这种成长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规训下的“被动成长”,而是少年儿童生命的自然成长过程,是“主动成长”。从创作原则上来看,新时期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原则打破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条条框框,恢复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批判性。儿童小说发展到80年代中期,在外来思潮与寻根文学的影响下,被中断的浪漫主义思潮逐渐开始觉醒。新时期儿童小说家还挣脱了传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束缚,借鉴现代派的创作手法,对儿童小说艺术形式进行探索与革新,创作出一批带有现代主义特色的儿童小说,如意识流小说、象征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有些小说创作还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表现为结构的平面化与拼贴,内容的反深度与戏谑。从叙事模式上看,在人称与视角上,新时期儿童小说一改50-70年代视角的单一化特点,开始变得丰富而多样。在时间意识与叙事时间上与50-70年代也大为不同,体现为个体生命年龄时间对社会历法时间的取代,内在心理时间对外在客观时间线性顺序的打破。新时期小说的叙述重心从50-70年代注重外在的单一故事的讲述转移到关注人物心理情感的传达方面上来,于是小说的叙事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从原来的“故事—情节”模式的叙事结构转变为“心理—情绪”模式的叙事结构。新时期儿童小说在创作上相对于50-70年代的儿童小说来说,在题材、人物、主题、创作原则及叙事模式等五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新变的原因除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之外,再就是文学自身的发展。新时期儿童小说在修正50-70年代儿童小说的不足,继承现代文学优良传统,借鉴当代成人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并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在市场化的影响下,对经济利益的一味追求,也使儿童小说创作出现从重艺术追求到以读者为中心的转移趋向。

郭钰琼^[9]（2016）在《东西、鬼子城乡题材创作的文化地理学解读》文中研究表明广西是一个多民族集聚、极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区,随着汉民族文化因素的不断拓展和渗透逐步归入到一体化时代的进程当中,当代的广西文化发展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多元范式转移。置身广西边缘地带,独特的地区体验经历和敏锐观察力,使得东西和鬼子成为被忧患意识深深聚拢的苦难作家,去直面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都致力于对城乡题材的文学表达,但二人对同一问题的描述与阐释并不完全一致,迥异的文化特质致使二人在表现城乡关系时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复杂态度。尝试以文化地理学的视阈去同时静观二人的城乡题材文学创作,不单单是拘泥于作品本身的微观分析,更尝试进一步从地区意识、地域空间、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在不同文化场和心理场的交汇中去倾听多层的声音。阅读和分析东西、鬼子小说中文学地景的勾勒方式,探讨城乡小说的空间是如何被建构、现代人与现代世界关系是如何被呈现的,直击这两位作家隐藏于文本背后的深层隐喻:对现实逼仄生存空间的忧虑、对个体心理空间的开掘以及对精神家园的追寻。除此以外,二人的城乡书写放置于众多的城乡文学之中,亦为当下的城乡叙事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

李伟^[10]（2015）在《论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文中研究指明1990年代以来,中国西部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从事乡土小说创作,他们对社会发展变迁中农民生存状况和西部文化有着深层的思考,取得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从一定意义上说,西部乡土小说已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作家的创作与西部独特的地域文化与民俗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自然景观的融入,多元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浓厚的宗教背景依托,呈现出与东部作家创作不同的文学形态。尽管乡土小说的研究已经成学界争议和讨论的热点,但是关于西部乡土小说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整体研究,西部乡土小说发展的形态与变化,一些西部乡土作家的创作长期处于被遮蔽与边缘化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研究。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主要集中于家庭伦理、情爱伦理、正义伦理三个方面。家庭伦理书写涵盖乡村家庭中的父子、夫妻、兄弟姐妹、邻里关系等,展现出社会经济变革时期中人际关系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复杂变化。西部作家立足乡村社会发展与农民生存的变化,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的强烈对比中,弘扬乡村社会现代伦理的积极因素,家庭人际关系的新气象与乡村朴实、善良的民风人情。与此同时,西部作家揭露一些社会不良现象,批判传统血亲伦理的滞后性,乡村宗族伦理的劣根性,以及现代年轻一代颠覆传统长幼秩序的过激行为。西部作家表达出对现代新型伦理观的向往,但不排除对传统美德的回望,通过人物行为的复杂内涵和情感态度,表现出现代人因生存困境、经济利益等因素促使家庭伦理关系的异化。西部作家深切地关注乡村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又饱含着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与人道主义关怀。西部作家分别从情欲与伦理、生存与情爱、乱性与乱伦、爱情的理想与现实等关系的书写来展现农民选择爱情方式与爱情类型由保守压抑向开放多元的转变。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寻求情爱中面临着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观念冲突的两难困境：一是保全道德压抑情欲,另一是违背伦理追求爱情。针对生命与爱情的伦理问题,现代农民追求爱情的自主意识有所增强,但不免出现以舍弃生命为代价来获得爱情的悲剧。当前农民面临着维持生存与违背伦理的道德困境,尤其以乡村女性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为维持生存而自觉地走向道德异化。人们寻求情爱的错位现象——乱性与乱伦,乱性行为的无知与乱伦行为的恶劣引发西部作家对人性悲剧与宿命的深刻剖析,背弃道德必然受到惩罚,作家以此呼吁人们应遵循乱伦禁忌的道德文明原则。现代伦理视野下呈现出相异的爱情选择观,理想化爱情的唯美与道德和谐,现实性爱情的功利与物化。在过度追逐效率与利益的社会发展中,人们评判爱情价值的标准与选择爱情的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功利化倾向。因此,如何权衡外在物质因素与内在道德精神两者间的平衡成为现代人面临的道德难题。西部乡土小说中的正义伦理书写表现为人的正义、自然正义以及人的存在与异化等伦理问题。西部农民的正义观念呈现不同的变化,传统农民更为注重中国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现代农民身受现代文明观念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传统正义行为,而追求精神层面的民主平等、公平公正等现代伦理意识。西部作家特别地书写人们坚守正义原则,结局却受到谴责和攻击的道德悖论现象。针对官的正义与功利问题,西部作家以乡村干部三种形象类型书写来表现不同的道德体系,公正廉洁的清官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下的正义；以权欺民谋私,损害农民利益的庸官,呈现为受功利因素诱导下官的道德失范；受到民众认可却违背行政规范的乡村官员,暗含着官场体制与自我道德选择的两难困境。西部作家对自然正义的关注,更多源于西方生态文学的影响与对本土生态伦理观的继承,通过对人保护与损害自然不同形态的书写,传达人类敬畏自然和善待生命的正义精神,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针对现代人的生存审美形态与人的异化现象,西部作家对前者持颂扬与肯定,而对后者持质疑与批判的伦理姿态。西部乡土作家的伦理书写姿态和创作立场,与作家自身的生活环境和民族信仰有着密切的关联。西部作家的伦理书写姿态大致呈现为以下几种形态：一是作家持苦难情怀进行伦理书写。鬼子以平民立场书写底层小人物的“阳光苦难”,敢于直视社会的阴暗面与人性的卑微；冯积岐从乡村权力视角书写农民遭受权势压抑的苦难状态,由权力欲望引发乡村人性的复杂；罗伟章以底层伦理立场书写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面临着双重的病态苦难,进城与回乡都无法逃离物质的贫乏与精神的荒芜；冉正万和王华则从乡村留守者与边缘者的立场出发,书写工业化入驻乡村致使农民痛失乡村家园的苦难窘态,两位作家创作中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二是作家创作中以乡村浪漫情怀进行伦理书写。因西部地域生存背景的相似,雪漠、郭雪波、漠月、郭文斌四位作家以各自的文学视点支起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浪漫情调。雪漠、郭雪波、漠月对各自的生存之地大漠、戈壁、梁滩充满着敬仰之情,小说创作中融入西部地区特有的自然审美、宗教情感和民族情怀,表达出各自不视野中体悟的文学观与地域人伦品格。郭文斌则从关注乡村现实走向民间传统文化的写作立场,寻找乡村世界的温暖与诗意,建构一种诗性化的乡土伦理。三是作家以农家感恩的姿态进行乡土伦理书写。宁夏西海固作家群中的石舒清和马金莲对故土农家有着深厚的情感依恋,创作中自觉地以感恩的伦理姿态进行乡土叙事,了一容和李进祥创作中坚守为底层农家而写作,四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自身的民族信仰融入乡土小说创作,充满着崇高的宗教伦理情怀与强烈的民族尊严意识。四是贾平凹近年来乡土小说创作中仍然坚守平民立场写作,又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审视与批判着受现代文明影响下的乡村,由早期小说中对现代伦理充满期待转为当前的批判,因自身伦理思考的困惑促使伦理观念表达的含混。总体来说,西部乡土作家的伦理书写具有现实性,作家的社会责任明确,敏锐地洞察社会现实问题,又以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深刻地揭示伦理问题的严重性,引导社会与人们对于农村、农民伦理问题的关注与深思。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艺术表现,既有意向主流文学靠拢,又保有着它本有的地域文学风格。首先,创作手法上表现为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多重艺术借鉴。大部分西部乡土作家创作中坚守纯正的写实风格,作品充满强烈的社会现实感、现实批判精神和以时间叙事为主的写实手法。其中以红柯、东西、鬼子等为代表的西部个别作家深受中国先锋小说的影响,积极学习与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采取“元小说”叙述手法来消解传统小说的写作,热衷于时空跳跃和重复叙述的先锋叙事技巧。贾平凹和冯积岐在保留写实的基础上借用现代派手法,形成现实与现代手法融合并用的特征。少数民族作家阿来、郭雪波、石舒清因自身民族宗教背景的影响,小说创作中融入了民族的宗教仪式、神话和传说,营造出文本叙事的魔幻与超现实色彩。其次,在文体特征上,西部作家把诗歌艺术中的意境、意象、抒情等融入乡土小说创作,形成小说的诗性意境与情境审美。西部乡土小说主题叙事的日常琐碎化与自传性色彩,语言表达的细腻和情感化,文体篇幅相对短小,而呈现出散文化的文体特征。再次,一些西部作家把富有地方色彩的民俗、民歌与方言融入于小说创作,丰富了乡土小说的民间文化审美特质,也使作家能够更好地阐释西部地域化伦理书写的内涵。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文学审美批评、伦理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相关理论,在对西部主要文学期刊进行大量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发现和挖掘有关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原始资料,西部中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注重文本细读、感悟与伦理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把对个别作家和作品的解读放入西部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与西部乡土小说发展的整体形态中进行考量,阐释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多元内涵和发展趋向。选取伦理视角来研究西部乡土小说的创作,在一定意义上,延伸了文学的道德启蒙意识和社会现实价值。文学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研究西部乡土小说中呈现的伦理问题,有助于认识当前农村伦理的发展现状。西部乡土小说创作呈现日益繁荣,它已构成当前乡土文学发展中一种重要的文学形态,因此,试图在研究范围上拓宽了以往研究局限于西北地区的文学创作,把西南地区的乡土作家创作也融入其中,对西部十二省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性研究。以伦理视角为切入口,结合社会转型背景、地域文化和人伦风俗等因素,考察和发现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在视野上由人伦扩展为自然万物,作家姿态从批判传统到质疑现代,伦理评判标准趋向多元和开放的变化。

二、东西与鬼子笔下的“弱势群体”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西与鬼子笔下的“弱势群体”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城乡书写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莫言笔下的侠义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5）桂西现当代民族作家空间意识研究 ——以陆地、鬼子、东西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困境与追寻 ——论广西三剑客的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7）莫言小说人物原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东西、鬼子城乡题材创作的文化地理学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10）论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四、东西与鬼子笔下的“弱势群体”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学术视域下的多元批评与探究——东西创作研究述要（1988-2020）[J]. 钟世华,张凯成.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1(03)
• [2]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D]. 山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城乡书写模式研究[D]. 刘玄德.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莫言笔下的侠义书写[D]. 刘超越.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1)
• [5]桂西现当代民族作家空间意识研究 ——以陆地、鬼子、东西为考察中心[D]. 欧阳瑢.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6]困境与追寻 ——论广西三剑客的小说创作[D]. 王玲玲.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1)
• [7]莫言小说人物原型研究[D]. 李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16(12)
• [8]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新变研究[D]. 王艳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9]东西、鬼子城乡题材创作的文化地理学解读[D]. 郭钰琼. 广西民族大学, 2016(03)
• [10]论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D]. 李伟. 山东大学,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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