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收藏的粲然岁月（论文文献综述）
方颖[1]（2020）在《明代茶陵派文人着述考证》文中指出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是明代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学流派。茶陵派文人的着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丰富,目前学界有关的考订和整理的论着还比较少见。文献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全面而深入地考察茶陵派文人着述情况,有助于茶陵派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本文按照成员的流派地位和齿序,将茶陵派着述考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茶陵派宗主李东阳与早期成员谢铎;第二部分为茶陵派“李门六公”,即石珤、邵宝、顾清、罗玘、鲁铎、何孟春;第三部分为茶陵派其他成员,包括乔宇、林俊、张邦奇、孙承恩、吴俨、靳贵、储巏、汪俊、钱福、陆深。每一家的着述考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着述的总体情况,包括着述的内容、编纂、刊刻和流传情况;二是诗文集的具体情况,包括成书过程、刊刻情况、版本源流、体例和内容的特点,并指出现有研究论着存在的版本选择问题。茶陵派文人着述的全面考证,既是文献学的研究,同时也能为文学史层面的茶陵派研究提供一个考察的视角。茶陵派文人着述的编刊情况,表明这一文学流派的群体活动不仅在于他们的诗文唱酬与宴饮交游,还在于他们的着述从写作、修改到编纂、刊刻的过程中的互动。考证茶陵派文人的着述,可以为茶陵派的形成,提供文献学的视角。
李雅君[2]（2020）在《山西唐宋佛寺壁画研究》文中指出佛教自汉魏时期东传入晋地,从此展开绵延千年的山西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山西古代佛寺壁画遗存面积约11940平方米,是世界宗教物质与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时间上从唐迄至明清,代有留存;在年代分布上,有“远少近多”的特点,即金元明清的佛寺壁画数量达11300平方米,占总数量的95%,而唐、五代、辽宋时期的佛寺壁画遗存较少,总计约640平方米,本论文即以此部分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论文的研究主要以实地考察为基础,并依靠翔实确凿的文献资料,在查阅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和借鉴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佛寺壁画的图像所绘内容进行释读,继而从山西区域文化、自然地理、佛教义理、民族关系与艺术风格等不同角度、多个层面对山西唐宋时期佛寺壁画图像的形成、演变进行分析与阐释,进而挖掘其信仰内涵、思想观念等。在壁画图像的释读方面,笔者试图达到题材内容识读的准确、风格形式的多样化分析以及图像与文本的互证。本论文将以山西地区盛唐至北宋时期（8世纪下半叶——11世纪末）佛寺壁画的典型个案为主要研究内容,涵盖如下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壁画的探讨。主要考察大殿北次间拱眼壁佛说法图与主尊须弥座背面毗沙门天王变相图,通过对图像题材内容、风格样式、配置组合等因素的分析,结合八世纪下半叶佛光寺的具体历史文献的考察,从而勾勒出佛光寺壁画图像的渊源、流布与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五台山佛教部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第二部分,是对平顺大云院五代壁画的研究。首先对弥陀殿东壁维摩诘经变图像、扇面墙背面残存壁画图像的释读,并重点探究壁画中“南派山水”出现的缘由,接下来通过比较,推断出大云院维摩经变的图像风格样式的两种来源途径。根据扇面墙背后以及北壁残存的图像,推测两铺壁面所绘的题材内容,为接下来西壁壁画内容的重构与复原作铺垫。基于以上问题的探讨,并通过历史性的考察东壁维摩经变与其他经变的组合形式,进一步论证西壁壁画所绘内容;第三部分,主要围绕高平开化寺北宋壁画所表现题材内容展开相关探讨。首先,重新解读北壁东侧墙面“东扆壁”所绘图像内容,明确其为弥勒上生经变,并进一步揭示出晋东南地区流传已久的弥勒上生信仰的盛行原因,以及其与高昌回鹘的密切联系。其次,对目前存有疑议的西扆壁所绘题材内容的再探讨。本章最后对东壁壁画中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进行溯源及对比分析,揭示出这一题材图像的时代语意及图像意涵;第四部分,是对灵丘觉山寺舍利塔辽代壁画的研究。首先从佛塔作为佛教美术的起源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的探讨,以及辽代佛塔状况的考察,都直接反映了辽代社会佛教末法思想的流行。通过对壁画中白衣观音像与地藏菩萨像的识读,对壁画风格样式的探讨及溯源,阐明辽代佛教美术图像与高昌回鹘的密切联系,进一步阐释这种图像组合透射出的佛学义理及佛教部派的发展趋势,指出辽代造塔、刻经以及从图像上的“回归传统”,都是僧众祈求将佛法永传万世的愿景,是11世纪弥漫于整个佛教世界的末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本论文基于对山西境内唐宋时期佛寺壁画的实地考察与文献整理,在我国“一带一路”大的历史背景下,以区域文化的视角,对山西唐宋佛寺中的壁画艺术的题材内容、风格流变、图像演变以及图像意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试图挖掘山西古代美术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精神,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佛寺壁画艺术的思想性。
康主才让[3]（2020）在《明代洮河流域藏传佛教传播研究 ——以岷州地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岷州,是指今甘肃岷县一带,位于洮河中游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与黄土高原西北部的边缘地带。因在历史上处于战略要地,在此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有明一代,洮河中游岷州地区的藏传佛教盛极一时,寺院规模空前,高僧大德云集,讲经布道盛行,曾被誉为“第二卫地”。此况在洮河中游岷州地区藏传佛教传播历史进程中,可谓空前绝后,也在整个洮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影响深远。此地因位于汉藏边区,在汉藏民族高层往来与宗教文化交流史上曾发挥积极的作用,推动了藏传佛教在汉藏边缘以及中原内地的传播。因此,在藏传佛教向东传播历史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本文通过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盛况、传播途径、传播影响等内容进行分析,试图梳理与总结藏传佛教向东传播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与地方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分六章,其中,第一章主要从洮河流域的地理分布、历史沿革、民族文化等方面,对岷州地区的地理与社会历史概况作了简要介绍。第二章主要从藏传佛教初传、中兴、鼎盛、衰落等四个层面,对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与概述。第三章主要对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历史背景与发展盛况进行了深入分析:首先,通过对其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认为“因俗以治”与“多封众建”是该地区藏传佛教传播发展的政治保障,而朝贡贸易与茶马互市则成为藏传佛教在此传播兴盛的经济基础;其次,通过对明代的藏传佛教及其向东传播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认为明代的藏传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期,以及大规模向东传播的态势,在对岷州地区的藏传佛教传播兴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再者,基于上述两种因素,并结合相关文献与实地调查,从寺院、僧团和教法等层面,对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与发展盛况作了详细阐述与深入分析。第四章将明代岷州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藏传佛教寺院与高僧作为具体研究对象,主要以岷州大崇教寺和大智法王班丹扎释为例,对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盛况作了进一步深入分析,认为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岷州地区的个别着名寺院与高僧发挥了引领与主导作用,便成为藏传佛教在此地传播兴盛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为了旁证这一观点,还对岷州地区其他一些主要寺院与高僧作了补充分析。第五章主要从传播学的视角,对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传播的历史机遇,岷州藏传佛教高僧的前瞻意识与使命担当,以及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传播的途径与方式等进行了分析,认为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兴盛主要有这样三大原因:一是遇到了一个绝佳的传播时机;二是传播者精准把握与及时利用了这一时机;三是在传播途径方面采取了一种因地制宜的方式方法。而这三种原因可以归结为两大因素,分别是内因和外因,其中明朝中央在“因俗以治”的治藏方略中,对岷州地区的藏传佛教传播发展给予的政治保障;以及在朝贡贸易与茶马互市中获得的经济基础,是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传播兴盛的外因。其内因则是岷州地区藏传佛教人士积极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开辟因地制宜的传播途径,使岷州地区藏传佛教推向发展高峰。也就是说,明代岷州地区的藏传佛教传播,既得益于明朝中央的扶持,也离不开岷州藏传佛教人士的使命担当。因此,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得以传播兴盛,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六章主要从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兴盛,对周边地区、中原汉地、西藏腹地、后世社会等方面所形成的影响作了分析与研究,认为明代岷州地区的藏传佛教不仅对周边地区和岷州后世社会形成深远影响,还在藏传佛教向东传播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桥梁和推动作用。本文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多元共存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传播,除了宗教自身带有普世的价值与包容的思想外,还要选择适宜的传播时机。而作为传播者,在把握传播时机的同时,按照传播适应的原则,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社会稳定与文化整合的助推器,才会被社会接纳,甚至成为社会的引领。总之,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传播,要遵循与倡导对话、交流、交融的传播之道。
陈日红[4]（2020）在《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图案”一词,最早由日本人将其与英文“DESIGN（设计）”对译而成。自20世纪初作为“新学”从日本传入后,便正式拉开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序幕。从最初的“图案”,发展演变为当下的“艺术设计”,至今已走过百年风雨历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艺图案教育受日本影响较深。从大量史料研究来看,日本自1868年开始推行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目的的明治维新运动,积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他们通过推行新学制,以传统工艺为基础,融合西方近代设计思想,大力兴办工艺图案教育,并积极参加和举办国际国内博览会,来推动图案事业的发展。且在一批工艺图案教育家的大力倡导和深入研究下,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图案学和图案教育体系。从而具备了影响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条件。从“甲午”惨败中警醒的国人,不仅看了到新兴工业文明在传统农耕文明面前的优势,更看到了国民教育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成为近代中国主要的学习对象,包括其教育制度。为救亡图存,中国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赴日考察绘画和工艺图案教育,将日本近代《学制》中的工艺图案教育移植到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并兴办工艺学堂,在师范学堂中开办图画手工专业,从而催生我国近代正规工艺图案教育的较早萌芽。在“支那保全论”背景下,日本向中国派出百余位教习,深度参与中国新式学堂中手工、图画、工艺和图案等课程的教学。他们将日本较为成熟的图案学科体系、课程模式和教材范本带入中国,为萌芽时期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注入新的血液。自20世纪初至40年代,一批批中国青年学子在民族危亡时刻,为“实业救国”而东渡扶桑,在日本各学校学习绘画、工艺和图案等专业。尽管他们中只有少部分人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学业,但数百位留日美术生将日本近代各时期工艺图案教育的最新成果带回国内,并播散之。中国留日美术学生回国后,大部分进入国内正在兴办的各类公立或私立美（艺）术专门学校,有的成为学校创办者而积极倡导工艺图案教育,有的成为图案科教授或主任而躬耕工艺图案教育第一线,实现其“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美育救国”的理想。因有留日经历,故他们在办学模式、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均移植或模仿日本工艺图案教育体系。这些学校,既为发展中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培育了师资,也为社会工商业发展培养了急需的实用美术人才。近代各美（艺）术学校均设有工艺图案专业,其师资多为有留日背景者,经过二三十年发展,逐步构建起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在此期间,日文优秀原版工艺图案教材被引进,或被指定为学校教材由日本教习授课,或作为参考书目被一引再引。一些有留日背景或接受过日式图案教育的学者们,或是积极译介日本教材,或是借鉴日本文献编撰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教材。早期图案学家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并将中国传统艺术理念融入其中,来解析中国传统图案构成原理,并提出“美”与“实用”的图案设计原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图案学”理论雏形。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图案学思想,对中国新时期的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绵延至今。总体观之,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深度的影响,促成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和图案学的初步形成,为其后中国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因在“以日为师”的背景下,不顾国情一味地移植和模仿日本,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导致囫囵吞枣而消化不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迟滞和阻碍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全面发展。
刘潇[5]（2019）在《宋代官刻书籍研究》文中提出典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载体备受宋廷重视,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在选择刻印内容方面各有侧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由于经史类书籍是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用书,能有效地宣导官方思想,为宋廷培养所需人才,中央政府对其版本选取、校对及刻印较为审慎,出版质量较高。地方政府和民间也多选取国子监本经史作为刊刻的首选底板。宋代地方志不但数量浩繁,且名志屡出,各具特色,并为后世方志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方志编修自北宋至南宋经历了从中央组织全国性编修,到地方自主修编汇报的转变过程。方志内容从重地志转向重人文,除了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外,也反映出政府修志理念的变化。修志思想趋于成熟,修志体例也逐渐定型和完备。子类书籍涵盖内容庞杂而丰富,官刻书籍多选取与教育及科举考试相关的书籍进行刊刻,同时大量实用性书籍也得到重视被刻印出版,展现出官刻书籍与市场紧密结合的特性。宋人文集传世数量大大超越前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刻板印刷的发展,其中地方官刻起着重要的作用。集类着作中央刊刻较少,多为地方政府机构及学校所刊刻。地方政府刊刻当地名贤书籍宣扬地方文化,推行教化,官员在任期间也多用官帑刊刻与其相关之人着述,这些刊刻行为有利于文集传布和保存。此外,各级政府机构还对唐人文集进行了较为集中的刊刻。官刻书籍或是被收藏,或是颁赐,或是投入市场,通过各种渠道的流布,知识得到推广,为宋代各社会阶层整体素质提升奠定了基础。官刻书籍大部分成为学校和科举考试用书,也有不少种类书籍流入市场。官刻书籍质量较高,由于需求量大,价格相对适中,带动了书籍市场繁荣。宋廷不断充实馆藏,除了编制目录访求图籍外,还因校勘和刻印所需向地方政府及民间征收书籍和印板。由于制定和施行的征书政令较为合理,民间献书踊跃,中央图籍得到很好的补充,所征图籍经过整理入藏馆阁等机构。由于官刻书籍的出发点是为宋廷服务,首要目的是加强统一集权,树立皇权权威,巩固官方意识形态,弘扬以文治国的理念,因而中央官刻出版多集中在经史文献典籍,且对内容选取严格,并对私刻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地方政府和学校刊刻书籍相对宽泛,尤其公使库刻书多面向市场需求。刻印业成为政府经济收入新来源,拓宽了地方政府财政来源渠道。官方组织人力和物力具备明显优势,印刷质量较高。宋廷以官刻书籍为媒介,加强对政治舆论的控制,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及舆论影响力。官刻书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途径,颇具规模的产出能更加巩固和传播国家主导思想。官刻书籍普及了文化知识,促进了宋代文化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利于选拔人才,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智力资源。而随着刻印技术的普及,官刻书籍传播速度加快,范围扩大,促进了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婷[6]（2019）在《孙承泽的艺术鉴藏活动研究 ——以《庚子销夏记》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孙承泽,作为明末清初的政治家、鉴藏家,在经学、史学以及书画鉴藏方面都有广博的钻研与着述。尤其以书画鉴藏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其着述《庚子销夏记》八卷在沿用明代以来的绘画着述体系的基础上,更是详细记载了他在收藏方面的经验,其中隐含他在书画鉴藏中的审美旨趣、品鉴方式以及评定标准。作为十七世纪鉴藏家代表,其书画鉴藏思想上承明代晚期以董其昌为中心的艺术观念,下启清代至今的鉴藏理念,对我们研究同期的书画鉴藏家具有典型意义。与此同时其特殊的贰臣身份,对其鉴藏活动亦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鼎革之际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来自故内及流落市井的书画藏品;另一方面身份的压力又推动他于书画中寄托情感,并进一步加深其渴望通过着述留名的心态。贰臣的身份亦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评价,加之清初粗疏的着述风气,其鉴藏成就及着述价值一度被低估。因此,对孙承泽鉴藏活动及其着述价值的全面认识和研究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通过分析孙承泽的生平背景及交友的经历,解读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接触书画收藏的机缘和撰述着作的动机,从而进一步理解孙承泽鉴藏活动及理念形成的原因;其次,对其书画鉴藏着述《庚子销夏记》的版本、内容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的名家跋语,分析其在品鉴书画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品评方式及标准;最后对其思想及旨趣进行挖掘和归纳,以此还原出以孙承泽为典型的鉴藏家的兴趣、行为和结果,从而把握十七世纪鉴藏家孙承泽的鉴藏活动及其在画学上的历史意义。
罗文雄[7]（2019）在《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性保护研究》文中指出黎族传统织锦工艺,是黎族在长期开发、建设海南岛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一门手工技艺。黎族没有文字,依靠织锦图案来记录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一幅黎锦便是一幅黎族的历史画卷。黎族传统织锦技艺及其文化在黎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黎锦在秦汉时期就已闻名于内地,成为敬献历代朝廷的贡品。随着社会的发展,黎族织锦技艺不断得到发展与升华。宋末元初,着名的女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到崖州城（今海南省三亚市天崖区水南村）,跟当地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术,学成后返回故乡松江府（今上海市）乌泥径,传播和推广黎族的棉纺织技艺,推动了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发展。黎锦技艺对促进我国棉纺织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黎族传统的采棉、植棉、弹、纺、染、织、绣等技艺,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代代相传。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海南黎族地区受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冲击,社会变迁速度加快,传统的织锦技艺受到严重冲击,其生存空间不断缩小,生存环境恶化。随着织锦艺人的不断谢世,健在的织锦艺人中相当一部分年事已高,织锦技艺后继乏人,织锦技艺濒临绝境。黎锦技艺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为此,黎族织锦工艺及其文化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相关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2003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国家文化部列为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大保护试点项目之一,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10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黎锦技艺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时世之变迁及囿于自身的特殊性,在现实中对黎族传统织锦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仍然存在不少困难与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黎族及其传统织锦工艺概述,主要阐述海南岛与黎族概况、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历史梳理、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黎族文化中的地位、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现代价值、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中国纺织史上的地位、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等,阐明保护与传承的意义;二是黎族传统织锦工艺流程与变迁,阐述黎族传统的织锦原料、织锦工艺流程,同时阐明随着黎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演变与发展;三是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及其文化蕴涵,阐述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的呈现样态、艺术特色、解读织锦纹样与文化蕴涵;四是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状况,通过对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生存环境、织锦技艺传承状况、织锦原料的匮乏与危机、村民观念变迁、保护资金、专业人才、政府立法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分析,说明在现代大工业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织锦工艺的生存环境恶化,生存空间不断缩小,面对各种问题与挑战,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五是对黎族传统织锦工艺传承性保护的对策与建议,主要是针对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生存环境、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挑战,从保护原则、法律与政策、保护措施、传承机制、研究与开发利用等方面,寻求切合实际的保护与传承的方法与途径,给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及建议,力图使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为海南国际旅游岛、自由贸易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注入民族文化元素和内涵。
王皓潼[8]（2018）在《盛世寒音：高密诗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密诗派是清代中期具有浓郁传统精神与鲜明地域特色的诗歌流派。其在当时影响颇大,声名远在齐鲁之外,影响持续近二百年。然而,对高密诗派的研究明显不足。上个世纪60年代,有专文进行论述,90年代以来渐渐引起学界重视。这一时期对“高密诗派”整体研究不够系统全面,深入开掘不够。高密诗派研究存在几个不能不予以正视的问题,一是缺乏对高密诗派的专门研究;二是对高密诗派相关文献材料掌握不足;三是多数研究仍延续汪辟疆《论高密诗派》观点;四是个案研究对象仍局限在“二李”（李怀民、李宪乔）身上,对高密派其他重要诗人（如李秉礼、刘大观等）以及高密派前辈（如几位高密单氏诗人）、后辈（如“后四灵”、王新亭等）尚未进行深入研究。基于此,对高密诗派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是本选题的期待。论者依靠地缘优势、师长帮助,搜集到高密诗派相关诗人着作,以高密诗派各成员的诗文集为基础,借助史学着作、文学史着作、地方志、人物评传等文献,采用文史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的相关知识,综合人物的性情、学问、志向、经历等方面进行细微的文本分析。研究之目的,则是试图以各成员的创作为研究重心,通过细微的文本分析探究包括“高密三李”以及刘大观、李秉礼等人的异同,梳理其各自在高密诗派兴起、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发掘各成员诗歌的主题以及艺术手法的独特性,在个性比较中探索其共性,从而揭示出这个诗派的特性与价值。文章分九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分析高密诗派兴起的原因,从乾嘉诗坛的概况、地处山左的诗学传统、寒士生存状况三个方面分析高密诗派崛起的必然性。清代初中期诗坛,从王士禛到沈德潜,无不在以高官显贵的优越口吻称颂盛世春温之太平景象,力主“性灵”的袁枚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亦以调弄才华的方式展示着盛世文人的风貌,乾嘉诗坛已然为一种看似四海升平的春温气氛所笼罩。这种气氛与沉寂在士人阶级的底层的寒士诗人所感受到的截然不同,它促使寒士进行冷静的反思与批判,最终在乾嘉诗坛中发出另一种声音。另外,高密诗派深受地域文化影响,山左诗坛向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儒家诗学理念约束,因此高密派选择循规蹈矩地遵照中国传统诗学的“纠偏机制”匡正神韵派过失,利用古人已有的诗论对诗坛流弊进行补救。高密派的崛起意味着山左诗风的又一次转向,即渐由清远重回沉实冷静。地域文化的差异使其与同时期江南袁枚所鼓吹的“性灵说”大异其趣。第二章围绕“尊崇古意,发为真声”及“摒弃常熟,规避时俗”两方面分析高密诗派两位领袖的诗学思想。面对令人失望的社会风气,李怀民与李宪乔主张诗歌应发抒诗人之真性情,因此强调对诗人主体情性、气骨的修炼;同时倡导锤炼创作主体不合于众,不容于俗的独立品格,以及突破成法的创作手法,力求规避时俗,摒弃常熟。基于二人在诗学观点上的共性,接下来分别就李宪乔与袁枚双方对诗坛矛盾认识的差异以及李怀民对张籍诗歌评点特征进行分析,洞悉二人就分别所关注的诗学问题所持有的独到理解。第三章、第四章分析高密诗派领袖李宪乔的人格特点,师法渊源,以及诗歌主题和诗歌创作特点,先梳理李宪乔的清高自守的性情和仕隐两难的处境,然后分析李宪乔诗歌创作中兼取百家,尤重韩贾的师法渊源,并厘清师法渊源中的表层渊源与深层渊源问题。再分析李宪乔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羁旅思乡诗和游历山水诗,并对其诸如写景、阐理、动静、用典等诗歌创作特点进行分析,介绍其诗歌美学风貌。第五章分析高密诗派另一领袖李怀民的诗歌。从山水之乐、田园之趣、羁旅之愁三方面分析李怀民诗歌的自遣意识;并从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造以及景物对人事产生联系的机制等方面入手,考察李怀民诗作“诗中有人”的创作特点。第六章分析“高密三李”之李宪暠的性情与思想,诗歌思想,诗歌内容,以及以情入景,观物推理的创作机制,从而突出李宪暠儒者与诗人合一的特性。第七章、第八章主要分析“高密二李”南行时在粤西结识的两位重要诗人:李秉礼、刘大观的诗歌。他们二人与“二李”,尤其是李宪乔,交往甚密。虽然李秉礼与刘大观生活殷实,家境富裕,社会地位较高,迥异于其他高密派诗人,但其敬佩高密诗派领袖的人品与学识,并对高密派提倡的人格、诗学与诗风产生强烈的认同,因此受高密诗学影响颇深,诗作皆具清味。他们后来皆成为高密诗派的重要成员。第七章、第八章在分别论述二人与高密诗派渊源、联系及对其诗学认同的同时,着重对其诗作的个性特点进行阐述。其中,第七章主要对高密派李秉礼师法陶韦的表现进行考察。李秉礼诗作与韦应物诗作皆体现出创作主体纯任自然,融合冲淡的精神气质以及客观写实的书写倾向,而此与二人在精神上的高度契合有关。第八章分析高密诗派成员刘大观的诗歌。对其师古不泥古的诗学思想,清真雅健的诗歌风格,达于天人之际的玄思以及形象化的创作手法进行论述。还对其身为知州,心向寒士的身份与心态之间的悖反现象及原因进行详细分析与思考。第九章分析包括“高密三单”“后四灵”及王新亭在内的高密诗人诗歌。高密诗派由李怀民开创,由其弟李宪乔传播宣扬。但在他们之前,高密同里三单（即单楷、单宗元、单烺）中的单楷与单宗元已经为其开风气之先,打下基础。与“高密三李”同辈,且与两位单氏诗人并称“高密三单”的单烺,则在与高密派诗人的交往中,对高密诗学进行有选择的吸收与改变,并葆有自己的特色。而高密诗派的影响之所以能持续近二百年,也离不开后辈们的绍述。其中,“后四灵”在诗学与创作上,呈现出对高密诗派主张的绝对强调。而王新亭诗则显独具一格,诗风清超新妙,实现了对高密诗风的继承甚至突破。综合来看,高密诗派各成员的诗作中流露出浓厚的现实意识,因此,若以固有的“窘”“保守”作为其评价不符合事实。高密诗派的诗学主张虽未超越前人,仍属传统诗学范畴。但应当注意,其与诸如南宋末四灵、明末竟陵派以及清末陈衍代表的同光体之取法韩孟诗派的末世文学不同,高密派对于韩孟诗派的选择,不仅出于心态上的相近,更出于欲救清中期诗坛肤廓之诗风的意愿,几乎将韩孟诗学视作一种改革诗坛之弊的理论武器,希望借其之清冷瘦硬使清诗由清远重新回归到沉实的轨道上来。实际上,高密诗派的存在既悄然推动了清代诗歌由清远走向沉实之风的转变,同时也为后人了解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诗运与时运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参照。
王雅楠[9]（2018）在《希利斯·米勒述行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希利斯·米勒的述行理论和述行批评观为研究对象。述行理论是在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由塞尔、德里达和米勒等人不断发展和完善。述行理论强调语言行事的普遍力量,根源于语言学领域,后被广泛运用于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领域,并向政治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延伸。米勒在述行理论,尤其是文学述行理论的建构和延伸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通过对奥斯汀、德·曼和德里达等人述行观的述评,将述行的力量从词语本身拓展到作者的写作行为和读者的阅读行为,建构了自己的文学述行理论和以伦理为核心的阅读理论。除此之外,他还将述行理论运用到媒介批评和图像批评中,为理解媒介和阅读图像提供了新的视角。米勒进行述行批评的核心方法是修辞性阅读,通过寻找和发现阅读对象中的异述性,建构新的规则、范例和世界,并将这些规则和范例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实现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为述行性阅读的方法,修辞性阅读可以被广泛运用到文学、媒介和图像批评中,并最终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米勒的述行理论和述行批评以语言为核心,强调文学、媒介、图像等与现实世界的交互关系,关注读者的阅读和批评行为的建构性品格。因此该理论表现出宽广的理论包容性和极大的实践性,值得关注和研究。本文梳理了述行理论从语言学向文学以及政治社会生活领域拓展的历程,对该理论的深化和演变进行深入剖析。作为建构性理论,在分析作品与世界的关系时,述行理论不仅与反映论、模仿论等有着极大的差别,还将作者和读者纳入了理论体系中。因此,对于米勒的述行理论分析,本文也从作品、作者和读者三个层面展开,突出解析其理论的建构方法和意义。米勒的理论建构大多基于具体的文本批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所以本文在对其理论进行系统阐释和研究的同时,也将对其文本批评进行审视。在分析和阐发理论观点的同时,本文还将从方法论层面上对米勒的述行理论和述行批评进行研究,以期为文学研究、媒介批评甚至文化批评提供可资借鉴之处。全文共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绪论部分着重探讨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米勒的学术研究重心几经转移,但是无论从着作数量、研究时间还是影响程度来看,述行理论都是他理论体系和批评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米勒的述行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述行理论,也为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新的路径。在将国内外学者对米勒理论的研究和对述行理论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之后,我们发现,米勒的述行理论虽频繁出现在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中,其理论贡献和地位也被予以肯定,但是少有系统研究。因此,对于米勒的述行理论和述行批评的研究不仅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更是极为必要的。第一章梳理了述行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奥斯汀在日常语言的范围内发现语言行事的能力,并为其作用的发生设置了诸多规则。塞尔将说话者的意向性纳入研究范围,为述行理论从语言学向文学领域扩展提供了可能。德里达完成了文学述行理论的建构,强调述行语的重复特征。巴特勒、布尔迪厄和哈贝马斯将述行运用于性别研究和社会学领域。这些学者们的理论研究成为米勒述行理论的理论资源。一方面,塞尔、德里达等人的理论直接影响了米勒文学述行理论的建构;另一方面,作为研究范式的融合,述行理论的跨界运用被米勒用来反观文学事件和文学研究的理论危机,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其述行理论在媒介和图像批评中的运用。述行是言语行为理论的中心范畴,强调语言行事的能力以及言后行为。因此与言语行为理论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相比,述行理论有更广泛的研究对象。此外,作为述行理论的核心,文学述行从建构的角度构建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和世界的关系。第二章主要阐释了米勒的文学述行理论。米勒的文学述行理论包括三种不同形态的述行:一是作者的文学创作行为;二是文学作品本身作为整体具有述行性;三是读者通过阅读来述行。另外,文学语言的述行性特征是文学述行的基础。米勒认为具有异述性的文学语言通过重复、修辞等方法建构了虚构的文学世界,产生了未知的述行效果。文学作品不仅建构了虚构的世界,还建构了新的自我和他者。在述行行为发生的过程中,情感作为述行话语而存在,并对述行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学述行最终是通过阅读来实现的,修辞性阅读是米勒竭力倡导的述行性阅读方法。米勒关注阅读中的伦理时刻,他认为读者对作品的阅读、批评和传授并不是传递知识,而是用语言做事。因此阅读伦理观的建构也是米勒对述行观念的拓展。第三章探析米勒媒介批评的述行之维。米勒提出媒介就是制造者的论断,揭示了媒介从载体到述行主体的变化。他认为媒介不仅能传递信息,还会改变信息的内容。媒介发生述行作用的方式是心灵感应。心灵感应建构了人与人、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米勒强调文学作品的物化模式决定了它的述行性力量,而作为意识形态的物化模式,媒介同样决定着传播内容的述行性力量。本文认为基于媒介的述行之维,反观米勒在数字媒介兴起时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可以重新审视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米勒媒介批评的最终目的是建立高效、合理的媒介阅读路径。修辞性阅读不仅适用于媒介阅读,而且有助于辨别媒介信息的真伪、揭穿其真实目的。第四章阐释米勒图像阅读中的述行观念。除了将述行理论运用于媒介批评,米勒在图像阅读中也运用了述行理论。他的研究从小说和插图的关系开始,揭示了图像和文字之间相互作用的对话关系,建构了共生而异质的图文关系。米勒认为尽管图像和文字在表达方法和审美传达上有极大的不同,读者阅读图像时也可以像阅读文字一样关注细节及其重复的部分,通过对细节的关注建构新的意义。由此,米勒实现了修辞性阅读方法在图像阅读领域的运用,凸显了图像阅读的述行维度。在文化研究的转向中,米勒也开始关注文化现象,并提出用修辞性阅读的方法阅读一切文化现象。尽管米勒并没有建立图像述行理论,本文仍然认为无论是图像本身,还是图像阅读都具有述行特征。米勒将述行理论拓展到图像阅读之上,也为述行理论走向图像述行和文化述行提供了可能。第五章主要是将米勒的述行理论置于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进行审视。米勒认为述行理论最终的落脚点是阅读。在系统阐释其述行理论之后,本文回归米勒的文本阅读批评实践,一方面是对其述行理论的深化,另一方面是对述行理论内涵的回应。米勒认为批评家记录、发表或者传播自己的阅读心得是阅读对象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是对阅读对象述行效用的回应。《米德尔马契》和《押沙龙,押沙龙》是米勒运用文学述行理论分析的经典文本。揭示广告的虚伪内容和真相,则是米勒述行理论的拓展性运用。本文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展示了米勒如何运用修辞性阅读方法进行文本分析,以期建构修辞性阅读的方法论。在结语部分,回溯了整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再次对希利斯·米勒的述行理论和述行批评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行总结和升华。同时提出本研究的不足与局限,并对米勒述行理论未来的研究和运用进行展望。
李方[10]（2018）在《胡助诗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胡助以诗称名于元代,但是,目前学界对胡助的专题研究极少。本文分为胡助的生平、交游、着述,儒释道思想,文学观,诗歌创作,文章创作五部分进行研究。第一章对胡助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第一节将按时间将胡助生平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简述。第二节论述胡助的交游情况。第三节概述《纯白斋类稿》的版本、留存篇目,同时辑录部分佚文。第二章综合论述胡助的儒释道思想,探讨其思想对创作的影响。第一节梳理胡助的思想渊源,分为理学思想渊源和道教思想渊源两部分。第二节探讨胡助的儒道思想,他以儒道合一为理想,但实际上表现出外道内儒的特征。第三节考察胡助对佛教的态度。第四节论述胡助以儒为本、兼容佛道的思想特征。第三章研究胡助的文学观。胡助的创作体现出元代文坛的典型特征,即崇尚雅正与抒写性情。但胡助的雅正思想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更重要的是他个人审美追求、性格特征与人生经历的影响。此外,胡助以雅正思想为主导的同时,也能包容怪奇。第四章论述胡助的诗歌创作。第一节从题材和内容入手,对《纯白斋类稿》进行梳理,将胡助诗歌分为感怀抒情、酬唱赠别、写景纪行三类,他的诗歌展现出一位文人的责任感和一位盛世百姓的自豪感,同时也充满着诗人对雅致生活和自然风物的喜爱。第二节研究胡诗的艺术特色。胡助偏爱优美明丽的景物;在语言上浅近明快与华润雅致兼具;在风格上以平和冲淡为主,而以上京纪行诗为代表的部分诗歌也展现出英发俊爽的一面。第五章研究胡助散文创作,按文体分四部分探讨其辞赋,赞铭,传记,序、题、跋的特点:辞作注重摹拟,拟骚却不悲骚。其他文章也各具特色,但总体而言,在思想内容上,大多以赞誉劝诫为主;在艺术上,具有注重实录,语言简洁晓畅,结构清晰等特征。
二、被收藏的粲然岁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被收藏的粲然岁月（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茶陵派文人着述考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茶陵派成员的确定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意义 |
| 第一章 茶陵派宗主及早期成员 |
| 李东阳 |
| 谢铎 |
| 第二章 茶陵派“李门六公” |
| 罗玘 |
| 邵宝 |
| 顾清 |
| 鲁铎 |
| 石珤 |
| 何孟春 |
| 第三章 茶陵派其他成员 |
| 林俊 |
| 储巏 |
| 吴俨 |
| 钱福 |
| 靳贵 |
| 汪俊 |
| 陆深 |
| 孙承恩 |
| 张邦奇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茶陵派文人着述索引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2）山西唐宋佛寺壁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的重点与难点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条件 |
| 五、文中所涉基本及相关概念 |
| 第一章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唐代壁画 |
| 第一节 山西唐代佛寺壁画的相关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佛光寺东大殿北次间拱眼壁壁画——佛说法图 |
| 一、佛说法图的图像内容 |
| 二、佛说法图中主尊神格问题的再探讨 |
| 第三节 佛光寺主尊像须弥座壁画——毗沙门天王经变图 |
| 一、佛光寺毗沙门天王经变图的图像内容识读 |
| 二、佛光寺毗沙门天王图像的来源 |
| 第四节 佛光寺唐代壁画所反映的密教因素 |
| 一、唐代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密教化 |
| 二、佛光寺东大殿壁画塑像与密教的关系 |
| 第五节 佛光寺唐代塑像壁画的具体创制年代的问题探讨 |
| 一、佛光寺造像组合的年代考证 |
| 二、佛光寺壁画的具体年代考证 |
| 第二章 山西五代平顺大云院佛寺壁画 |
| 第一节 山西五代佛寺壁画的相关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关于大云院弥陀殿东壁壁画-维摩诘经变图像的探讨 |
| 一、弥陀殿东壁壁画维摩诘经变图像内容的释读 |
| 二、东壁壁画中山水图景的“南传北”的表现 |
| 三、大云院壁画维摩诘经变图像的来源 |
| 第三节 大云院弥陀殿西壁壁画的构思复原 |
| 一、大云院弥陀殿扇面墙背面与北壁壁画的题材内容的再认识 |
| 二、与东壁维摩诘经变相对置——西壁壁画的复原重构 |
| 第三章 山西北宋高平开化寺佛寺壁画 |
| 第一节 山西北宋佛寺壁画的相关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北宋高平开化寺大殿东扆壁壁画图像——弥勒上生经变 |
| 一、晋东南地区发现的关于弥勒上生信仰的新史料 |
| 二、北宋高平开化寺壁画弥勒上生经变图像分析 |
| 第三节 开化寺大殿西扆壁、东壁壁画图像的相关探讨 |
| 一、与弥勒上生经变相对置的——西扆壁图像内容的再商榷 |
| 二、东壁华严经变中卢舍那法界人中像的图像来源及意涵 |
| 第四章 山西辽代灵丘觉山寺舍利塔佛寺壁画 |
| 第一节 山西辽代佛寺壁画的相关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灵丘觉山寺辽代佛塔壁画的图像内容 |
| 一、觉山寺舍利塔的整体布局 |
| 二、觉山寺舍利塔壁画的图像内容释读 |
| 第三节 觉山寺舍利塔壁画中的白衣观音像 |
| 一、觉山寺舍利塔白衣观音像的特征 |
| 二、觉山寺舍利塔壁画白衣观音图像的来源及传播路线 |
| 第四节 觉山寺舍利塔壁画中的地藏菩萨像 |
| 一、地藏菩萨图像的演变 |
| 二、觉山寺舍利塔壁画地藏菩萨图像的分析 |
| 三、觉山寺舍利塔地藏菩萨与观音菩萨、阿弥陀佛的图像组合形式 |
| 第五节 觉山寺舍利塔壁画的艺术风格 |
| 一、觉山寺舍利塔壁画的风格特点 |
| 二、觉山寺舍利塔壁画风格溯源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3）明代洮河流域藏传佛教传播研究 ——以岷州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岷州地区社会历史概况 |
| 第一节 岷州地区的地界地貌 |
| 第二节 岷州地区的历史沿革 |
| 第三节 岷州地区的民族与宗教 |
| 第二章 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脉络 |
| 第一节 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初传 |
| 第二节 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中兴 |
| 第三节 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鼎盛 |
| 第四节 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衰落 |
| 第三章 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 |
| 第一节 明代岷州地区的社会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明代岷州地区的宗教文化背景 |
| 第三节 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的传播盛况 |
| 第四章 明代岷州地区藏传佛教名寺与名僧 |
| 第一节 传播藏传佛教的旗舰—大崇教寺 |
| 第二节 传播藏传佛教的引领者—大智法王 |
| 第三节 岷州地区其他主要寺院与高僧 |
| 第五章 明代藏传佛教在岷州地区传播兴盛的原因 |
| 第一节 藏传佛教传播的历史机遇 |
| 第二节 藏传佛教高僧的使命担当 |
| 第三节 藏传佛教传播的文化适应 |
| 第六章 明代岷州地区藏传佛教的社会影响 |
| 第一节 岷州藏传佛教对西藏腹地的影响 |
| 第二节 岷州藏传佛教对中原内地的影响 |
| 第三节 岷州藏传佛教对洮河流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岷州藏传佛教对后世社会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4）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1.6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2章 “文明开化”推动日本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发展 |
| 2.1 明治维新推动日本近代教育发展 |
| 2.1.1 学习欧美启动新学制建设 |
| 2.1.2 日本近代学制的颁布与完善 |
| 2.2 日本近代工艺图案教育 |
| 2.2.1 工部美术学校 |
| 2.2.2 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 |
| 2.2.3 东京美术学校 |
| 2.2.4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
| 2.2.5 京都高等工艺学校 |
| 2.2.6 东京高等工艺学校 |
| 2.3 日本积极参加和举办国际国内博览会 |
| 2.3.1 积极参加万国博览会 |
| 2.3.2 大力举办国内劝业博览会 |
| 2.4 日本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先驱 |
| 2.4.1 日本近代工艺教育之父——纳富介次郎 |
| 2.4.2 日本近代工业(工艺)教育开拓者——手岛精一 |
| 2.4.3 日本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家——松冈寿 |
| 2.4.4 日本工艺图案第一大家——岛田佳矣 |
| 2.5 日本近代工艺图案研究成果 |
| 2.5.1 日本第一部工艺通史《工艺志料》 |
| 2.5.2 日本第一部图案研究着作《一般图案法》 |
| 2.5.3 日本第一部工艺图案教材《工艺图案法讲义》 |
| 2.5.4 大日本图案协会与日本第一本工艺图案杂志《图案》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甲午战败”促使中国学习日本工艺图案教育 |
| 3.1 有识之士考察日本工艺图案教育 |
| 3.2 东京美术学校接待中国考察者 |
| 3.3 效仿日本的《癸卯学制》与工艺图案教育 |
| 3.3.1 《癸卯学制》制订中的日本因素 |
| 3.3.2 《癸卯学制》中工艺图案教育设置的日本化倾向 |
| 3.3.3 《癸卯学制》颁布之后的中国工艺图案教育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支那保全”催生来华日本教习 |
| 4.1 日本教习来华背景 |
| 4.1.1 “支那保全论”的产生 |
| 4.1.2 “支那保全论”使日本对中国输出教育 |
| 4.1.3 清政府对延聘日本教习的态度 |
| 4.2 日本教习在华教学活动及影响 |
| 4.2.1 在华日本教习基本概况 |
| 4.2.2 担任图画、手工和工艺图案等课程的日本教习 |
| 4.2.3 日本教习在华的相关活动 |
| 4.2.4 日本教习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 |
| 4.3 知名日本教习个案考析 |
| 4.3.1 最早来华的工艺教习盐田真 |
| 4.3.2 影响最大的来华图案教授斋藤佳三 |
| 4.3.3 其他日本教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业救国”掀起赴日留学热潮 |
| 5.1 留学日本的诸多因素 |
| 5.1.1 深重的民族灾难危机 |
| 5.1.2 便捷的地理文化因素 |
| 5.2 日本接收中国留学生的背景及准备 |
| 5.2.1 日本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的准备 |
| 5.2.2 以东京美术学校为代表的学校接收中国留学生 |
| 5.3 在日学习绘画与工艺图案的中国留学生 |
| 5.3.1 留日学生整体概况 |
| 5.3.2 留日绘画和工艺图案学生名录 |
| 5.4 工艺图案学生留日经历个案考析 |
| 5.4.1 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首位外国留学生陈之佛 |
| 5.4.2 申请助学金完成学业的王道平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以日为师”深度影响中国工艺图案教育 |
| 6.1 近代各校工艺图案教育均受日本不同程度影响 |
| 6.1.1 照搬日本体系的北平艺专工艺图案教育 |
| 6.1.2 仿效日本模式的上海美专工艺图案教育 |
| 6.1.3 融合东西所长的国立杭州艺专工艺图案教育 |
| 6.1.4 逐渐本土化的私立武昌艺专工艺图案教育 |
| 6.2 近代工艺图案教材中的日本因素 |
| 6.2.1 大量引进日本原版工艺图案教材 |
| 6.2.2 积极翻译日本工艺图案教材 |
| 6.2.3 借鉴参考日籍文献编写本土教材 |
| 6.3 图案学的中国化及后续影响 |
| 6.3.1 图案学的中国化 |
| 6.3.2 图案学思想的后续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促进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和图案学的初步形成 |
| 7.2 盲目借鉴迟滞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全面发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5）宋代官刻书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四、论文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宋代官刻书籍发展的因素 |
| 第一节 经济及技术的发展 |
| 一、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繁荣 |
| 二、造纸、印刷、制墨技术的提高 |
| 三、宋代雕版印刷中心的形成 |
| 四、官刻工匠群体的扩大 |
| 第二节 政治制度的推行 |
| 一、文官政治的推行 |
| 二、科举入仕 |
| 第三节 教育文化的发展 |
| 一、学校教育的兴盛及普及 |
| 二、文化的发展 |
| 第四节 官刻多层次机构的设置 |
| 一、中央官营刻印机构 |
| 二、地方刻印机构 |
| 第二章 官刻经部史部书籍(上) |
| 第一节 经部书籍 |
| 一、经类及注疏书籍刊刻 |
| 二、韵书、字类书籍的刊刻 |
| 第二节 史部书籍 |
| 一、史书的修订及编撰 |
| 二、政事、官制等类书籍的刻印 |
| 四、刑法及敕令类刻印 |
| 第三章 官刻经史类书籍（下） |
| 第一节 宋代地理类书籍大量出现的原因 |
| 第二节 两宋方志撰修汇总 |
| 一、总志和其他志书的编修 |
| 二、路州县地方志的编修 |
| 第三节 宋代编修方志的特点 |
| 一、以当地执政官员为主持编修者 |
| 二、以基层官员及学校教员为编修人员 |
| 三、广泛搜集各类编修材料,考订取舍 |
| 四、多方筹集编修资金 |
| 第四节 宋代方志的影响 |
| 第四章 官刻子部集部书籍 |
| 第一节 子部书籍 |
| 一、诸子、类书的刊刻 |
| 二、医学类书籍的刊印 |
| 三、历日及生产技术类书籍的刊印 |
| 四、释、道类书籍的刊刻 |
| 五、其它类书籍刊刻 |
| 第二节 集部书籍 |
| 一、总集类书籍刊刻 |
| 二、别集类书籍刊刻 |
| 第五章 官刻书籍的收藏与流通 |
| 第一节 官刻书籍的收藏 |
| 一、宋代的征书、献书 |
| 二、图书的收藏 |
| 第二节 官刻书籍的流通 |
| 一、中央颁赐 |
| 二、市场流通 |
| 三、官府藏书流失 |
| 第六章 宋代官刻书籍的影响 |
| 第一节 官刻书籍在政治方面的影响 |
| 第二节 官刻书籍在经济方面的影响 |
| 第三节 官刻书籍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影响 |
| 第四节 官刻书籍对刻印出版业的影响 |
| 结语 |
| 附表 |
| 附表一：刊刻机构刻工表 |
| 附表二：北宋时期地方志汇总 |
| 附表三：南宋时期地方志汇总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部分 |
| 二、今人着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6）孙承泽的艺术鉴藏活动研究 ——以《庚子销夏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研究目的与方法 |
| 第一章 孙承泽及其《庚子销夏记》背景概述 |
| 第一节 孙承泽的生平背景 |
| 一、孙承泽的身份与阶层 |
| 二、孙承泽交游与学术活动 |
| 第二节 孙承泽着述的社会环境 |
| 一、明末的着录鉴藏之风 |
| 二、孙承泽着书背景及动机 |
| 第二章 《庚子销夏记》版本流传与考释 |
| 第一节 鲍廷博知不足斋刊本 |
| 第二节 何义门点校本与风雨楼刊本 |
| 一、邓氏跋语 |
| 二、魏氏跋语 |
| 三、翁氏跋语 |
| 第三节 国图藏清抄本 |
| 一、丁小疋藏本 |
| 二、桂馥藏本 |
| 三、周寿昌与蒋寅昉藏本 |
| 第四节 更多版本梳理 |
| 第三章 《庚子销夏记》内容研究 |
| 第一节 《庚子销夏记》所着藏品及内容分析 |
| 第二节 编撰体例与品评方法 |
| 一、对明代鉴藏体例与方式的继承 |
| 二、文献参考及征引 |
| 三、品鉴方法及角度 |
| 四、书画混合编撰 |
| 第三节 《庚子销夏记》与相关书画目 |
| 一、《庚子销夏记》与《研山斋珍赏集览》 |
| 二、《庚子销夏记》与《元破临安所得故宋书画目》 |
| 三、《庚子销夏记》与《闲者轩帖考》 |
| 第四章 孙承泽的鉴藏趣味及思想研究 |
| 第一节 法书中的思想旨趣 |
| 第二节 画学中的思想旨趣 |
| 第三节 碑学中的思想旨趣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术研究成果 |
（7）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性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一)西周至清代黎族传统织锦文化史料记载与研究 |
| (二)民国时期黎族传统织锦文化研究 |
|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黎族传统织锦文化研究 |
|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
| (五)成绩与问题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田野调查法 |
| (二)文献分析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研究创新 |
| (一)对黎族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与内容拓展 |
| (二)点面结合的多维度观察与阐释 |
| 六、相关问题说明 |
| (一)主要概念 |
| (二)调查点概况 |
| 第一章 黎族及其传统织锦工艺概述 |
| 一、海南岛自然环境 |
| (一)位置与地貌 |
| (二)气候 |
| (三)自然资源 |
| 二、黎族概况 |
| (一)族称与族源 |
| (二)各支系分布概况 |
| (三)文化习俗 |
| (四)社会经济 |
| 三、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历史梳理 |
| (一)新石器时代的纺织技术 |
| (二)秦代至民国时期的黎族纺织技术 |
| 四、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黎族文化中的地位 |
| (一)织锦与妇女 |
| (二)民族精神家园 |
| (三)人定胜天的理念 |
| (四)人纹艺术化 |
| 五、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现代价值 |
| (一)历史价值 |
| (二)文化价值 |
| (三)艺术价值 |
| (四)科研价值 |
| (五)社会价值 |
| (六)精神价值 |
| (七)教育价值 |
| (八)文化交流价值 |
| (九)经济价值 |
| 六、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中国纺织史上的地位 |
| (一)黎锦织造技艺是我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 |
| (二)黎锦织造技艺推动江南棉纺织业发展 |
| (三)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 |
| (四)黎锦织造技艺弥补了我国棉织锦技艺的空白 |
| 第二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流程及其变迁 |
| 一、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原料 |
| (一)麻类纤维 |
| (二)棉纤维 |
| (三)动物纤维——蚕丝 |
| (四)其他原料 |
| 二、织造工具及其功能 |
| (一)腰织机构造及功能 |
| (二)脚踏坐式织机构造及功能 |
| 三、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流程 |
| (一)麻类纤维加工 |
| (二)棉类纤维加工 |
| (三)纺纱 |
| (四)导纱 |
| (五)上浆 |
| (六)染色(纱) |
| (七)上机 |
| (八)织造技艺 |
| (九)刺绣技艺 |
| 四、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变迁 |
| (一)黎锦织造原料变迁 |
| (二)黎锦织造技艺发展 |
| (三)黎锦图案变迁 |
| (四)黎锦功能变迁 |
| (五)黎锦织造技艺传承方式变迁 |
| 第三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及其文化蕴涵 |
| 一、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的呈现样态 |
| (一)服饰 |
| (二)锦被 |
| 二、黎锦的艺术文化特色 |
| (一)黎锦图案艺术特点 |
| (二)黎锦图案艺术风格 |
| 三、黎锦纹样与文化蕴涵 |
| (一)纹样种类 |
| (二)文化蕴涵 |
| 第四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传承的现实困境 |
| 一、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实践 |
| (一)传承所 |
| (二)黎锦合作社(公司) |
| 二、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困境 |
| (一)织锦艺人年事已高 |
| (二)年轻传承主体流失 |
| 三、黎族传统织锦原材料危机 |
| (一)纤维原料 |
| (二)染色原料 |
| 四、黎族村民及传统织锦艺人的观念变迁 |
| (一)55岁以上人群(女性)的观念 |
| (二)30～55 岁人群(女性)的观念 |
| (三)30岁以下人群(女性)的观念 |
| 五、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的生存困境 |
| (一)生存环境受到冲击、毁坏 |
| (二)收藏机构保存条件差、设备落后 |
| 六、保护与传承的资金及人才的匮乏 |
| (一)保护与传承资金的匮乏 |
| (二)缺乏专业人才 |
| 七、地方相关政策法规的滞后 |
| 第五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传承性保护的对策 |
| 一、传承性保护的基本原则 |
| (一)原真性保护 |
| (二)整体性保护 |
| (三)可持续性保护 |
| (四)可解读性保护 |
| 二、传承性保护的法律保障 |
| (一)立法保护 |
| (二)依法保护 |
| 三、出台传承性保护的具体措施 |
| (一)加强调查研究 |
| (二)保护黎锦织造技艺的生存环境 |
| (三)保护传承主体 |
| (四)数字化技术保护 |
| (五)原材料基地建设 |
| (六)保护物化的各类黎锦 |
| (七)加大保护资金投入 |
| (八)加强人才培养 |
| (九)加强黎锦织造技艺保护的宣传力度 |
| 四、构建传承性保护的有效机制 |
| (一)完善管理机构 |
| (二)建立织锦培训基地 |
| (三)建立传承人培养机制 |
| (四)黎锦织造技艺普及教育 |
| (五)传承性保护与开发利用 |
| (六)博物馆保护与展示 |
| (七)建立知识产权制度 |
| (八)加强与高校、科研单位的合作 |
| (九)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B 田野调查提纲 |
（8）盛世寒音：高密诗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重要问题的厘清 |
| 第一章 高密诗派的兴起 |
| 第一节 乾嘉诗坛概况 |
| 第二节 山左诗学传统 |
| 第三节 寒士生存状况与“高密三李” |
| 第二章 高密诗派的诗学思想——以“高密二李”为中心 |
| 第一节 尊崇古意,发为真声 |
| 第二节 摒弃常熟,规避时俗 |
| 第三节 李宪乔:与袁论诗,痛斥“格调” |
| 第四节 从《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说》看李怀民对张籍的评价 |
| 第三章 身负高才的诗人——“高密三李”之李宪乔(上) |
| 第一节 清高自守的性情和仕隐两难的处境 |
| 第二节 兼取百家,尤重韩贾的师法渊源 |
| 第四章 身负高才的诗人——“高密三李”之李宪乔(下) |
| 第一节 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
| 第二节 羁旅思乡诗 |
| 第三节 游历山水诗 |
| 第四节 写景·阐理·动静·用典——李宪乔诗歌的艺术手法 |
| 第五章 自写本色的诗人——“高密三李”之李怀民 |
| 第一节 李怀民诗歌的自遣意识 |
| 第二节 悼亡诗 |
| 第三节 诗中有人 |
| 第六章 儒者与诗人合一的典范——“高密三李”之李宪暠 |
| 第一节 坚奉儒学,性情傲岸 |
| 第二节 诗与人一,崇真尚实的诗学思想 |
| 第三节 儒者情怀,心系自然 |
| 第四节 以情入景,观物推理的创作机制 |
| 第七章 涵滈于陶韦之间的诗人—李秉礼 |
| 第一节 生平及与高密派的渊源 |
| 第二节 根坻于陶,涵滈于韦的师法渊源 |
| 第八章 身份与心态悖反的诗人——刘大观 |
| 第一节 师古不泥古的诗学思想 |
| 第二节 身为知州,心向寒士 |
| 第三节 达于天人之际的玄思 |
| 第四节 清真雅健的诗风 |
| 第九章 开其先续其后的高密诗群 |
| 第一节 开其先河的“高密三单” |
| 第二节 绍述高密诗派的“后四灵”与王新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附件 |
（9）希利斯·米勒述行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述行的概念及范畴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价值 |
| 第一章 述行理论的发展及演变 |
| 第一节 述行: 从语言到文学 |
| 一、文学述行: 从奥斯汀到德里达 |
| 二、跨越文学的述行理论 |
| 第二节 述行理论与其他理论 |
| 一、述行理论与言语行为理论 |
| 二、文学述行与文学本质论 |
| 第二章 米勒的文学述行理论 |
| 第一节 文学的三重述行 |
| 第二节 述行性文学语言 |
| 一、文学语言的述行性特征 |
| 二、文学述行中的自我与他者 |
| 三、述行性情感 |
| 第三节 述行性文学阅读 |
| 一、阅读的伦理 |
| 二、述行性阅读方法: 修辞性阅读 |
| 三、文学述行理论视域中的文学、人文学科与大学 |
| 第三章 米勒媒介批评的述行之维 |
| 第一节 作为制造者的媒介 |
| 一、媒介: 从载体到制造者 |
| 二、媒介的述行方式: 心灵感应 |
| 三、媒介就是意识形态 |
| 第二节 赛博空间的媒介与文学 |
| 一、媒介的述行视域中的“文学终结论” |
| 二、理解媒介: 媒介的修辞性阅读 |
| 第四章 米勒图像阅读的述行之维 |
| 第一节 图文关系的述行之维 |
| 一、语境: 从文本到图像 |
| 二、文本中的插图: 共生而异质 |
| 三、阅读特纳: 述行性图像阅读 |
| 第二节 数字复制时代的图像阅读与文化批评 |
| 一、米勒述行理论视域下的文化批评 |
| 二、米勒文化批评实践: 人类世偶像的黄昏 |
| 第三节 建立图像述行理论的可能 |
| 第五章 米勒的述行性阅读实践 |
| 第一节 修辞性阅读案例: 《押沙龙,押沙龙!》 |
| 第二节 修辞性媒介批评: 广告 |
| 第三节 展望: 米勒的述行理论与自媒体时代的文学 |
| 结语 |
| 附录一 希利斯·米勒学术年表 |
| 附录二 希利斯·米勒在中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胡助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胡助生平、交游与着述 |
| 第一节 生平 |
| 第二节 交游 |
| 第三节 着述 |
| 第二章 胡助的儒释道思想 |
| 第一节 思想渊源 |
| 第二节 尊儒与崇道 |
| 第三节 佛教观念 |
| 第四节 以儒为本、兼容佛道 |
| 第三章 胡助的文学思想 |
| 第一节 雅正观 |
| 第二节 性情观 |
| 第四章 胡助诗歌创作 |
| 第一节 思想内容 |
| 第二节 艺术特色 |
| 第五章 胡助的散文创作 |
| 第一节 辞赋 |
| 第二节 赞、铭 |
| 第三节 传、记 |
| 第四节 序、题、跋 |
| 结语 |
| 征引文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四、被收藏的粲然岁月（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茶陵派文人着述考证[D]. 方颖. 江南大学, 2020(01)
- [2]山西唐宋佛寺壁画研究[D]. 李雅君.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3]明代洮河流域藏传佛教传播研究 ——以岷州地区为例[D]. 康主才让.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4]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D]. 陈日红.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5]宋代官刻书籍研究[D]. 刘潇. 河北大学, 2019(08)
- [6]孙承泽的艺术鉴藏活动研究 ——以《庚子销夏记》为中心[D]. 吴婷. 东南大学, 2019(05)
- [7]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性保护研究[D]. 罗文雄.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8]盛世寒音：高密诗派研究[D]. 王皓潼. 山东大学, 2018(02)
- [9]希利斯·米勒述行理论研究[D]. 王雅楠. 山东大学, 2018(12)
- [10]胡助诗文研究[D]. 李方. 浙江师范大学,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