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求实创新——论闻一多的古代文学研究

一、严谨求实 勇于创新——闻一多古代文学研究略论（论文文献综述）

普瑞婷^[1]（2021）在《西南联大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南联大在国难中诞生,在艰难困苦中坚守,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经过80余年时间和岁月的洗礼,她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由于她诞生的特殊时代背景以及她的巨大贡献,其所具有的价值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教育意义,更逐渐沉淀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西南联大精神,研究西南联大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既能够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爱国情怀,又能够彰显中华民族的精神,对于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角度,审视西南联大的历史,分析西南联大精神内涵,构建西南联大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关系。第一部分,从历史、文化两方面探究西南联大精神的来源,分析西南联大精神的主要特征,通过具体事件分析挖掘西南联大精神的内涵,通过逐一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主体的需要和西南联大精神的属性,得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主体的需要与具有文化认同、情理交融、信仰建设和环境优化属性的西南联大精神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功能和任务、使命方面互相契合,证明了西南联大精神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第二部分,论述西南联大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形态,而价值形态是价值关系的外化,西南联大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形态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个体价值形态和社会价值形态,隐性价值形态和显性价值形态,导向价值、育人价值和激励价值等,本文主要从个体价值形态和社会价值形态论述,个体价值形态表现为稳固理想信念,塑造健全人格,厚植爱国情怀,提供经验借鉴;社会价值形态表现为推动社会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助力‘中国梦’,提高教育实效。第三部分,以西南联大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为落脚点。从个体维度和社会维度推动西南联大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个体层面主要通过时代新人培育、思政教师促进、领导干部推动、青年学生身体力行来实现,社会层面主要是通过社会力量的整合,从价值实现的环境、基础、关键、保障方面共同推动。

辛欣^[2]（2021）在《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汉代以来,历代诸家对于《楚辞·九歌》的研究从未止歇,无论是从义理、词章,还是考据,亦或文化思想方面,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通观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裹挟于《楚辞》学史之下不够深入或深讨细节于《九歌》的具体篇章而不够宏观,或仅仅呈现于某一个作家的《九歌》研究中较为局限,因此,针对《九歌》研究这一命题始终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术体系,更未能从宏观、微观、纵横性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沿着学术思潮发展的走向,以1644年即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为核心,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下编为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具体则以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晚期、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寻,对清以来三百年的《楚辞·九歌》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段研究之特征、变化,发现其内在规律。本论文除绪论外包括五章内容。其各章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的缘起与探究意义,并回顾综述了近40年学术界关于清初、清中期、清末的《九歌》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展望,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重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分为明末清初与康雍时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探讨。明末清初的遗民诸老如钱澄之、王夫之等人将故国之思寄托于论注《楚辞·九歌》之中,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且面对理学的空疏弊象,以考经证史之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研屈。康雍时期,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忠孝节义之观念与程朱理学的教义依然处于思想的正统地位,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林云铭等人,通过涉足楚辞研究,意欲以注骚来宣达性理、提倡儒学,发挥了性理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观念。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的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楚辞学术史上呈现出具有清初时代印记的鲜明特点。第二章清代中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以乾嘉考据学派研究为主,同时兼有文脉一派。乾嘉两朝,研屈学者如蒋骥、戴震、胡文英、王念孙父子等人凭借考据学训诂、考证的方法,以谦逊质朴、谨严务实的治学态度融汇于楚辞学研究中,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乾嘉朴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楚辞·九歌》研究新发展,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呈现鼎盛之态。此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文脉一脉的学者,如屈复、刘梦鹏、陈本礼,他们在研究中更加专注于文本自身的探究,从《楚辞》的章法入手,对文章的脉络进行梳理,从而避免了文气的割裂,能够更好地阐释篇旨文义。清代中期的楚辞研究善于运用乾嘉考据学理论和章句文脉之论进行治骚,对楚辞学发展进一步演绎,呈现出与清代前期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成就楚辞学史上辉煌鼎盛之时。第三章清代晚期的《楚辞·九歌》研究。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仍有一些学者用行动、思想和着述坚守古人之成规,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守住中国古典传统的血脉和精义。在对《楚辞·九歌》的注疏中,刘熙载用《艺概》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俞樾以《俞楼杂纂》承接并阐扬了乾嘉考据学、王闿运的《楚辞释》则秉持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主张。三人作为古典的士大夫,通过对楚辞学的探究使旧调重新演绎,共同奏响出传统楚辞学的嫋嫋余音,与近代中后期的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遥相呼应,使传统楚辞学继续前行,在中国楚辞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第四章清末民初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的楚辞学生发了巨大的历史性新变。随着“西学东渐”思想的不断传播,近代西方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等学术理论、学术主张被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学术浪潮中。支持新学的一派代表如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开阔的思维方式,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治骚视野,使楚辞学研究在近代后期至现代学术的背景下呈现出与时俱进、辉光日新的繁荣景象,更使《楚辞·九歌》在此时期展现出中西交融、新意迭起的全方位的新变特征,在中国楚辞史中大放异彩,奏鸣出时代焕化的嘹亮凯歌,并且承前而启后,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化楚辞学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境,是中国楚辞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关键一环。第五章“五四”以后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学术思想在延续着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主科学等进步理论。《楚辞·九歌》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硕的多元化局面。在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游国恩等人的努力下,它既有完全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风的研究内容,又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有充分吸收西学思想的《九歌》研究着作的出现。因此,此时期的楚辞学发展可谓是对近代楚辞学研究之余续与拓展。

刘畅^[3]（2020）在《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文中指出传记作为一种记载事件和人物以传后世的文体,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备思想和艺术价值,兼具史学性和文学性。正是因为传记兼具文史性,它一直隶属于史学或文学的范畴,是一种“给史家做史料,给文学开生路”的文体。好的传记作品它的价值在于有一定的补史作用或在创作中有值得被借鉴的艺术手法,或者可以为小说、戏曲等提供素材。中国的传记以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的诞生为标志登上了历史与文学的舞台。从《史记》诞生的西汉中期开始直到现在,我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传记作品。而关于传记的分类方法也有很多,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按照写作方式的不同分为史传、散传、杂传（类传）、专传、纪事等。清代是传记创作十分繁盛的一个时代。清代官修史书制度十分完善并设有国史馆,除了每位皇帝的本纪外,几乎每个重要的大臣、名士,甚至是列女都有传记。在官方修史的影响下,清代文人所写的传记也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范围更广,几乎包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市井细民、妇女、儿童都被纳入传记写作的范畴中。桐城派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最后一个大的古文流派,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古文流派,它的存在时间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桐城派也是作家人数最多的古文流派,有着集大成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学理论上,桐城派古文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思想上,对传统的学术思维有吸收有超越;在创作上,桐城作家几乎涉及了古文的每种文体类别,其中又以传记和游记最具特色。就桐城三祖而言,在传记文创作方面,方苞有传记文218篇、刘大櫆有93篇、姚鼐有169篇（共480篇）,涉及墓志、碑、传、行状、逸事等多个文体,有一定的数量;在质量上,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不仅具有史学的价值,还有思想内涵和文学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同时,在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的研究中也可以总结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写作的经验以及传记文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的情况。本文分为六章,以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清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探究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塑造、写作特点、承继情况及三祖之间传记文创作上的细微差别等,以期使其得到系统的审视和公允的评价,对以往的研究能有所补充。第一章主要探讨传记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这一部分总结概括了传记的三大特点,即记实性、意旨性和艺术性。梳理了我国封建社会传记发展的基本脉络:先秦时期诗文中出现了传记因素,西汉以《史记》为标志的传记正式诞生,魏晋六朝出现了与传记相关的理论,唐宋各体传记得到普遍发展繁荣,明代市民传记兴起,清代传记文再次迎来繁荣期,传记理论也趋于成熟。并对每个时期的传记创作情况都作了一个大致的总结概括。第二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进行提炼和概括。桐城三祖没有专门的和系统的传记理论。这一部分是从桐城三祖的古文理论、古文创作、读书札记以及传记文创作中总结、提炼出他们对传记文的认识和传记文创作观念。在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桐城三祖重视叙事。在对传记文的认识方面,他们强调记实性,肯定了传记文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传记文应发挥劝谏世人的作用。在传记文创作方面,他们要求创作要合乎体例和规范,要注意选材和剪裁以及笔法和行文。桐城三祖对传记文这一文体有明晰且较为系统的认识,在文体学意义上取得了新进展。第三章主要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类并分析其内涵。对人物形象进行分类的传统在我国出现的很早,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方法也是从史书中延用至各类传记文中的。这一部分主要选取桐城三祖传记文中最常见的四类人物形象（官吏、文人名士、市民和妇女）加以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出的是传记创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及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问题。对桐城三祖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有一定的补史价值。同时我们后人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人物形象和内涵的分析也应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从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出发进行辩证的分析。第四章主要从文学视域中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艺术特色。这一章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传记文兼具文史价值,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手法的运用上。本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记实性和意旨性以及创作中使用到的材料组织、下语用字、谋篇布局和文体新变等方法以及其风格特征,力图说明在散文逐渐工具化的趋势下,桐城三祖重视古文的文学性,同时在传记文的文学性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中,桐城三祖的创作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也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第五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进行内部比较。前几章是从整体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传记文人物形象塑造中反映出的思想内涵和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问题。这一部分将视角转向方苞、刘大櫆、姚鼐三祖内部之间在传记文创作上的差异问题,仍是选择从理论观念、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入手,比较方、刘、姚之间的传承与革新情况。方、刘、姚之间存在师承关系,但三人所处的时代氛围有一些差别,三人的出身和人生经历也不同,故而三人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继承性也有着明显的革新性。第六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的接受情况。清代是中国文学集大成的时代,各个领域中都存在着对之前传统的传承与批判情况,桐城派亦然。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都是桐城派各位作家十分推崇并着重学习的对象,但对它们的学习重点存在一些差异,故本章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史传文的接受情况。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桐城三祖的理论基石“义法”说来源于《史记》。桐城三祖在传记文的文体观、体貌特征以及语体特征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史传文的影响。从文学创作技法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唐宋八大家传记文创作方法的继承。唐宋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同时唐宋散文家的传记文创作也十分有特色。他们的传记文一方面纠正了六朝以来传记文过分歌功颂德导致的浮华夸饰的文风,另一方面他们独具特色的创作也使传记文逐渐摆脱了以往史学的附庸地位,为后世传记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两方面桐城三祖都多有向唐宋八大家学习与继承。从题材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归有光散文的学习情况。明代中后期真正关注平凡人物本身的传记文和散文正式形成,归有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桐城三祖向归有光学习,平凡人物在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最后,桐城三祖的传记文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桐城后学在写人叙事观念和创作实践方面的影响,是本文的余论部分。桐城三祖作为桐城派的奠基人,他们的传记文创作有意识地摆脱了墓志、碑传等传记文的应用特征,增强了传记文的文学性,顺应了传记文发展的趋势,并影响了后世传记文的发展。桐城三祖整合并传承了传统的传记文的创作理念及写作方法。桐城三祖通过传记文写作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民族性格。这些优秀的传统被传承下来,对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学之精华有积极意义,甚至对现代的传记文理论和写作都有着指导意义。桐城三祖传记文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应得到肯定。

张玉婷^[4]（2020）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离乱纷杂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一流的教育水准、自由的学术风气及坚毅的民族精神,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赞誉其“物质上得不了,精神上了不得”。作为民国研究院所的中坚力量,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此前就颇具名望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等学府的兴学传统,形成了研究生教育特色,培育出了众多闻名中外的专家学者,为中华民族储存了抗战建国的力量。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不仅成为民国高级人才培育的典范,也为当今的高等教育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案例参考。因此,本文以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其形成基础、管理体系及培养过程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探究其特色和教育价值。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回溯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体系形成的背景。通过对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在合校前各自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沿革和培养模式进行分析溯源,以对联大建校时研究生教育的背景有一个基础性的把握。第二,梳理西南联大研究生的管理体系。从组织结构、招考选拔、奖励资助体系、科研经费和留学交流等方面对西南联大的研究生管理情况作出系统的阐释,力求明晰研究生的组织管理情形。第三,剖析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在培养模式上,联大构成了联合一体下的院所独立培养体系,形成了以“教学科研型”为培养导向的学、教、研一体化培养模式;在课程与教学上,教师结合个人研究和前沿理论开设了数量不多但内容精深的课程,并将研究生参与学术报告、学术演讲及专题讨论作为主要教学方式,兼顾中、西学的研究方法;在学生的研究训练上,文、理、工、法、商各科结合着学科发展、国家需要和地域资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方向;在师生互动上,教师与研究生建立了民主平等的关系,并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学生热心真切的指导与关照。第四,阐述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成效与教育局限。从研究生的毕业去向看,学生大都进入大学或研究所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推动着学术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发展,并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秀的做人品质。虽然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成绩斐然,但战争的环境、西方移植的教学模式,以及西南联大以本科为人才培养重心的教育取向,也使得当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受到了许多限制。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对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分析其教育颇具成效的原因,以为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提供借鉴。

刘婷婷^[5]（2020）在《部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选文价值取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部编本语文教科书标志着我国语文教材建设进入“综合素养型”新阶段,它影响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选文作为语文教科书的核心主体,其价值取向不仅决定语文教科书的价值取向,而且将直接决定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研究初中语文教科书选文价值取向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对部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选文价值取向进行研究。本文一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对选题缘由、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核心概念、文献综述进行集中介绍,为后续分析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从选文外缘和主题两个方面构建选文价值取向分析框架。选文外缘价值取向的分析框架包括选文年代、国别、作者和体裁四个方面。选文主题分析框架包括“自我发展”“人际和谐”“社会参与”“自然关怀”四个维度。第三章分析选文外缘价值取向及其特点。发现选文年代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典范性;深刻反映时代变化,体现时代性。选文国别中本国作品数量占绝对优势,体现民族性;体现多元文化取向,但侧重于欧美文化。选文作者分布以人文作家作品为主,凸显人文性;作者社会身份类型多样,呈现多样性;以男性作家作品为主,女性作家作品比例有待提升。选文体裁以文艺类作品为主,非文艺类作品为辅;分布具有序列性。第四章分析选文主题价值取向及其特点。主要从频次规律和内容呈现方式两个方面对这四个维度价值取向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进行分析,并归纳总结每个维度的特点。第五章以第三、四章的分析为依据,得出研究结论并给出建议。研究表明语文教科书选文具有注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学教育与学生个性发展并重、兼顾典范性与时代性、选文主题价值取向呈现角度灵活多元等特点,但还存在人类现代价值观念和多元文化价值观体现不足以及选文主题价值取向分布不均的缺憾。最后本文就这两方面的不足与缺憾提出拓展选文价值取向内容和增强选文价值取向分布协调性的建议。

张承志^[6]（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段鑫鑫^[7]（2020）在《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新增选文及教学研究》文中提出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相较之前的人教版教材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选文系统的变化最为突出,准确把握新教材的变化,调整教学方式是教师必须面对的一项工作。本文以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的新增选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新增选文内容和编排的分析,把握新增选文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有效的教学策略。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对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的编撰理念及选文统计的研究。教材编撰理念指导着教材的编写。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的编撰理念包括立德树人、全面培养语文素养、重视语文阅读。选文统计是开展研究的基础,部编本教材比之前的人教版选文数量有所减少,但学习内容并未减少;在选文时代分布上,呈现出对中国古代文学重视程度的提高。第二章是对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新增选文内容和编排特点的分析。新增选文在内容上可分为传统文化类、革命文化类和当代文化类,不同的文化类别极大开阔了学生的文化视野。编排方式上,新增选文整体配合了教材双线贯穿的结构,既符合单元主题,又融入语文要素;新增选文在教材中以分编与合编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分布在多样主题下,篇目组合灵活。整体来看,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新增选文符合新课标对选文的要求,具有经典性、体现现代意识、注重文化教育、符合学生身心发展阶段性的特点。第三章针对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新增选文提出三点教学建议:重视知识体系建构,全面培养语文素养;构建“三位一体”体系,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挖掘选文文化内涵,加强文化传承。

韦婉明^[8]（2020）在《汉魏六朝宫廷女性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魏六朝宫廷女性作家是汉魏六朝文学发展史上的一股中坚力量,其创作主体为生活于宫廷之内的女性作家。汉魏六朝宫廷女性文学有着丰富的渊源与文化背景;文体形式多样,涉及诗歌、散文、辞赋等多种文体,作品内容丰富、感情真挚、艺术成就高,对后世文学发展有较大的影响。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绪论部分主要分时代、分角度,从中国古代女性群体研究到汉魏六朝女性文学研究,再到汉魏六朝宫廷女性研究,对汉魏六朝宫廷女性的研究背景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研究意义及研究思路。第二,汉魏六朝宫廷女性文学概述。汉魏六朝宫廷女性文学是汉魏六朝时期生活于宫廷之中的后妃、公主、宫女等女性,以第一人称的角度,以其所生活的宫廷为中心,创作的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其创作主体、作品内容均与汉魏六朝宫廷文学、男性作家笔下的汉魏六朝宫廷女性文学不同,具有特殊性与独立性。第三,汉魏六朝宫廷女性文学的渊源及文化背景。先秦文献中的宫廷女性文学对汉魏六朝宫廷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影响较深;汉魏六朝宫廷女性作家所接受的教育为其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不同地域的文化环境不同,使不同地区的宫廷女性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第四,汉魏六朝宫廷女性文学的内容。汉魏六朝宫廷女性文学作品文体丰富、内容多样,本章根据作品中所描写内容与表达情感的不同,对每一类文体进行归纳与总结,并做了详细的分析论述。其中诗歌内容多表现作者感情的抒发与对生活的感慨;散文内容既有表情达意之作,也有歌功颂德之作,还有观照现实之作;辞赋中,抒情赋表达真情,咏物赋述志抒怀。第五,汉魏六朝宫廷女性文学的艺术特色。汉魏六朝宫廷女性文学作品的句式突破了传统的形式,表现出自由与个性的创作风格,富于创造力;表达技巧体现出抒情方式的丰富性与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抒情方式既有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也有直接坦荡的感情抒发,表现手法有巧用典故、借古抒怀、托物言志等;创作风格蕴含着作家的性格特征与思想风格,体现出个性化特征;审美意象多为生活中寻常之物,却又新颖奇特,表现力丰富。第六,汉魏六朝宫廷女性文学的影响。本章主要以典型人物为范例,分析了汉魏六朝宫廷女性作家的身世命运主题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从典型意象着手,探讨了汉魏六朝宫廷女性文学作品中的意象在后世文学作品中的发展演变及影响。其影响不仅体现在诗、词、赋中,在戏曲、传奇、小说中也有重要的影响。

脱彩琴^[9]（2020）在《《诗经·国风》篇章诗旨新説辑考》文中认为《诗经》作爲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一直备受学界的关注,历代学者对《诗经》的研究都曾作出了不少努力和贡献。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对诗旨的解读都産生了一定的影响,加之出土文献资料如阜阳汉简、龙岗秦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出土简牍材料的公布,爲《诗经》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亟需对《诗经》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结合出土资料进行研究。《国风》部分前人评述资料较爲详实,且相关的出土材料也较多。故本文以《诗经·国风》的篇章诗旨爲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受到出土文献资料的启发而産生的《诗经·国风》篇章诗旨新説爲主进行汇辑与整理,并做相关问题的研究。《诗经·国风》的篇章诗旨新説,主要是对自《毛序》後的主要新説观点汇辑和对相关出土文献资料的研究。每个《国风》部分总述其包含诗篇、地理方位、国风特徵等内容,针对有较多争议和较多出土文献资料的诗篇进行详细的论证,并且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其余诗篇作简要论述处理,有较多资料者较爲详细论述。通过对《关雎》《葛覃》《卷耳》《柏舟》《木瓜》《采葛》《将仲子》《东方未明》《蟋蟀》《黄鸟》《隰有苌楚》《下泉》等十二篇诗歌的详细论述,尽可能探求诗经主旨,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关雎》教育世人,合乎礼法的感情才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规范。《葛覃》是讲“见其美必欲返其本”的人之共性。《卷耳》的诗旨问题还需更多出土文献资料来作爲旁证,解释爲“祭祀”或者“后妃之志”都是合乎情理的。《柏舟》篇可以参看上博简《孔子诗论》中相关的内容,孔子对此篇的评价可谓精准,仅仅一个“闷”字就表明了作者怀才不遇的心境和现状,从纷杂的説法中寻得真谛。孔子对於这种怀才不遇之人是感到怜惜的,是感同身受的。《木瓜》是讲礼尚往来是人际交往应有的礼节,是一种情谊的表达。《采葛》的“爱妇”思想鲜明,应是传达相思之情,相恋的人之间一日不见犹如隔三秋之长,表达出主人公对采葛女子的强烈思念之情。《将仲子》是女子因礼教而拒絶男子的爱情诗,因此成爲宣扬女子教化的典范。根据最新的研究结论,《东方未明》是对辛勤官吏的赞美,此诗一改往日的怨刺説,应作爲赞美诗而言。《蟋蟀》一诗的思想主旨应当是作者在叹息时光易逝,同时隐含着劝诫人们应珍惜当下时光并及时行乐的一种复杂情绪。《黄鸟》是对人殉制度的厌恶和对“三良”的惋惜之情,认爲高尚品德之人都应有羞耻之心,用以警示劝谏後人。《隰有苌楚》是庆幸自己“无家”、“无室”,表现出主人公可与心上人婚配的喜庆激动之情。《下泉》当是爲“美荀跞”而作。

李瑾轩^[10]（2019）在《现代八家“诗言志”阐释研究》文中指出对于中国古代诗论的研究而言,“诗言志”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朱自清语）是后代学者绕不开的话题。汉代以来,对“诗言志”的阐释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深化和拓展。二十世纪学术史对“诗言志”进行阐释是从二三十年代开始的,其中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陈中凡、郭绍虞、朱东润、方孝岳、罗根泽、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我们称之为现代八家,并根据他们的观点将其大致分为两派,即主情派和综合派。从整体上看,以陈中凡、郭绍虞、朱东润、方孝岳为代表的主情派,将“志”与“情”密切关联,认为诗歌是诗人心灵的真实外现或诗人生命的情感流露,四位学者对“诗言志”的阐发既有共性又有细微的区别。以罗根泽、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为代表的综合派,对“诗言志”均有多元的解释,闻一多将“志”释为记忆、记录和怀抱,朱自清认为“志”与政教相关,朱光潜既重情又重理,罗根泽则站在不带偏向性的中庸立场。对现代八家“诗言志”阐释的反思,我们既要看到“整理国故”运动推动了他们对“诗言志”的广泛探讨,也应关注现代八家各自的阐释特点与局限。而“志”的内涵,实际上是知、情、意三者的有机统一。对“知”而言,“诗言志”的含义是陈述知识;对“情”而言,“诗言志”的含义是抒发情感;对“意”而言,“诗言志”是表达理性的志意。总体来说,现代八家对“诗言志”的阐释均注入了全新的时代理念,将新的内涵赋予了“诗言志”这一古老诗学命题,不但激活它,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严谨求实 勇于创新——闻一多古代文学研究略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严谨求实 勇于创新——闻一多古代文学研究略论（论文提纲范文）

（1）西南联大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部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选文价值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7）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新增选文及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汉魏六朝宫廷女性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诗经·国风》篇章诗旨新説辑考（论文提纲范文）

（10）现代八家“诗言志”阐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严谨求实 勇于创新——闻一多古代文学研究略论（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南联大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D]. 普瑞婷.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D]. 辛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D]. 刘畅. 山东大学, 2020(01)
• [4]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D]. 张玉婷. 云南师范大学, 2020(12)
• [5]部编本初中语文教科书选文价值取向研究[D]. 刘婷婷.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7]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新增选文及教学研究[D]. 段鑫鑫.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汉魏六朝宫廷女性文学研究[D]. 韦婉明.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9]《诗经·国风》篇章诗旨新説辑考[D]. 脱彩琴.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10]现代八家“诗言志”阐释研究[D]. 李瑾轩. 湖南理工学院,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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