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修订研讨会在武汉召开

一、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修订研讨会在武汉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赵建达,吴昊^[1]（2021）在《中国小水电大事记（1904—2019年）（之五）》文中研究说明2010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发[2010]1号）要求推进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县建设。1月8日,水利部《关于切实加强四川省农村水电工作的意见》（水电[2010]7号）要求四川省水利厅认真总结农村水电工作经验,进一步健全机构,完善职能,提出强化管理的对策措施,尽快报水利部。四川是农村水电大省,在水电农村电气化建设的带动下,全省农村水能资源开发取得较大成绩,农村水电装

刘子龙^[2]（2020）在《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的法律规制》文中研究指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战略定位,要求针对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应秉持系统性、整体性思维,要求针对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保育等不同诉求之间的关系进行统筹协调、综合平衡。进而逐步形成契合于“三律”（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要求、和谐有序、绿色可持续的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格局。然而,受制于传统的,呈现出离散化、割裂化特征的权利（力）理论,并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快速推进的大趋势、大背景,以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为核心内容的各类权利（力）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和几率正不断增大,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冲突也由此而不断加剧和凸显。鉴于此,本文研究试图从方法论的视角切入,在充分揭示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之间冲突现状的基础上,提炼出法学问题——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进而深入剖析冲突产生的方法论根源——还原主义方法论。在此基础上,针对性的提出、论证整体主义方法论的优越性及法学意蕴,并引入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价值排序理论。在整体主义方法论、价值排序理论的指引下,探索实现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新路径。本研究的行文架构主要由五章构成,各章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揭示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的现状图景及问题。首先,廓清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范畴,明确研究的边界,着重阐明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缘起、内涵、类型及意义。其次,基于“冲突——权利冲突——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这一逻辑思路,一步步聚焦于涉水权利冲突。并根据功能维度、价值维度、资源维度（流域典型性）对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进行类型化梳理。第三,从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构造、涉水权利的配置、涉水权利间关系这三个维度揭示出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产生的法律原因,即涉水权利构造的不完备、涉水权利配置的离散性、涉水权利关系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冲突产生的方法论根源——还原主义方法论。最后,从法律理性、生态理性、风险理性三个维度揭示出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基本诉求。第二章探究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理论基础。首先,在前章已揭示出还原主义方法论是造成涉水权利冲突的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还原主义方法论的合理性及局限性。针对还原主义方法论局限性之克服,提出整体主义方法论。并对整体主义方法论的优越性及法学内涵进行阐释。其次,阐释价值排序的理论内涵,通过分析价值排序理论与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契合性,以论证引入价值排序理论的正当性、合理性。并基于价值排序理论,明晰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新价值排序,凸显生态价值的重要性。最后,基于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价值排序理论,在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构造中融入和谐价值与安全价值,以破解涉水权利构造的不完备和割裂性;在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配置中确立综合模式,以破解涉水权利配置的离散性;在对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关系属性的理解中引入环境法律关系理论,以破解涉水权利关系的局限性。第三、四、五章则是分别针对极具长江流域典型性的三个冲突: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权与排污权冲突、长江流域航运开发利用权与水能开发利用权冲突、长江流域渔业养殖权与生态用水权冲突,所进行的类型化、流域典型性、冲突产生机理的分析,以及对因应的冲突规制路径所进行的探析。具体内容如下:第三章从类型化的角度将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权与排污权冲突界定为长江流域涉水生存权与长江流域涉水发展权冲突、生命支撑功能型长江流域涉水权利与经济功能型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而就该冲突的流域典型性而言,则从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冲突、冲突所为围绕的核心客体——流域水环境容量的重要性这两个维度进行了论证和阐释。就该冲突产生的机理而言,则揭示出流域水污染防治与区域排污权在制度设计、运行过程中存在明显断裂,未形成有效的协调与衔接,进而导致流域水污染防治无法有效约束、控制区域的排污行为。由此揭示出冲突化解的核心制度需求。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理论基础,提出生存安全价值优先的冲突化解理念,并针对冲突产生的机理和冲突化解的制度需求,提出因应的制度设计——长江流域省界断面水质监测制度。最后,通过对长江流域省界断面水质监测制度进行实证分析,以发现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以完善改进该制度。第四章从类型化的角度将长江流域航运开发利用权与水能开发利用权冲突界定为长江流域涉水发展权之间的冲突、经济功能型长江流域涉水权利之间的冲突。而就该冲突的流域典型性而言,则从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行业冲突、冲突所围绕的核心客体——流域水量的重要性这两个维度进行了论证和阐释。就该冲突产生的机理而言,则揭示出不同行业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对流域控制性水库进行离散化、割裂化的调度,从而导致对流域水量的割裂化利用,结果导致冲突的产生。由此揭示出冲突化解的核心制度需求。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理论基础,提出统筹协调的冲突化解理念,并针对冲突产生的机理和冲突化解的制度需求,提出因应的制度设计——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库联合调度制度。最后通过对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库联合调度制度进行实证分析,以发现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以完善改进该制度。第五章从类型化的角度将长江流域渔业养殖权与生态用水权冲突界定为长江流域涉水发展权与长江流域涉水环境权冲突、经济功能型长江流域涉水权利与生态功能型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而就该冲突的流域典型性而言,则从长江流域涉水权利的空间冲突、冲突所围绕的核心客体——流域水域空间的重要性这两个维度进行了论证和阐释。就该冲突产生的机理而言,则揭示出伴随着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确立,水生态空间的恢复和拓展诉求日益凸显,由此对传统渔业养殖空间产生了明显的挤压和侵蚀,结果引发冲突的产生。由此揭示出冲突化解的核心制度需求。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规制的理论基础,提出生态优先的冲突化解理念,并针对冲突产生的机理和冲突化解的制度需求,提出因应的制度设计——长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最后,通过对长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发现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以完善改进该制度。

段晓伟^[3]（2019）在《姚汉源与京杭运河史研究探析》文中指出姚汉源（1913—2009）是我国着名的水利史研究专家、教育家,新中国水利史研究事业的先驱者和探索者,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水利史研究事业,独树一帜,笔耕不辍,尤其在京杭运河史的研究中,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在国内外都产生广泛的影响。本文拟在充分搜集文献史料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兼用历史地理学、水利工程学、历史文献学和考据学等学科的综合理论,由概述姚汉源从事中国水利史研究事业及致力于京杭运河史研究的历程为切入点,着重分析、探讨姚汉源在京杭运河史研究中,对京杭运河史研究基本理论、京杭运河工程技术史、明清时期黄运关系史和其问鼎巨着《京杭运河史》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由此展示出姚汉源在京杭运河史研究中的学术风格和取得卓越成就的成功之道,以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史研究事业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和水利史研究工作者无私奉献的卓着贡献。

亓军红^[4]（2019）在《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文中认为在全球气温上升,海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沿海防护林多重功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其综合效益的研究愈加深入,构建科学有效、永续发展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更是临海国家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苏北沿海拥有长为953.9公里的标准岸线,面积6520.6平方公里的海涂,是其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潜在资源。受地域位置、海陆交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常遭遇海洋灾害,加快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根据江苏省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的发展情况,大体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分为探索准备阶段（1949年初至1956年）、初步成型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迟滞发育（1966年至1978年）三个阶段。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提升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原因,最初,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战争中,苏北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倾力支援,农村木材及林木消耗极大,有必要迅速恢复发展苏北林业。其次,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海洋经济亦得到加强发展,为大力发展苏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即按照全国总体部署,以盐碱地改良、选育造林树种、进行植树造林为重点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有:完善行政体系,建立科研机构,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调整教育体系,号召植树造林。1952年到1965年,有计划营造沿海海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建设与苏北农田水利建设、围垦兴农、盐土治理等相结合。以造林为主线,重点对盐土改良进展、气象资料收集整编、健全造林工作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等。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直是以国营农场为主力军、先锋队,国营农场的相继建立、发展,以及围垦区人口的迁移和造林活动,对沿海植树造林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文革”时期,沿海防护林建设亦遭受严重挫折,工作机构被撤销,工作人员下放,削弱科研力量,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部分防护林被砍伐,苗圃被改种粮食作物,极大地影响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亦可分为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提高阶段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展第二次海岸带综合调查、“908”专项调查,形成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印了系统性专着,有力地促进防护林建设。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在建设技术上,积极开展造林种苗繁殖技术研究、开展造林实证研究、引进优良造林树种,开展湿地保护与沿海气候效应研究,极大促进苏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发展。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在长期造林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即: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绿”同步,注重沿海造林与“多林”同建,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网”同构,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种”搭配,注重沿海造林与“多能”并进等。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科技进步和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是沿海造林面积显着增加、防护林体系快速构建的动力因素。多年来的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在改善生态环境,防害减灾方面功效明显,并产生了规模经济集成效应。但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林总量有待提增,防护效果有待提升;缺乏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评价机制不健全;造林用地不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滞后等。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几项对策建议:一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科学定位防护林建设公益性质;二是认真查漏补缺,形成高质量的规划制度;三是设立建设引导基金,建立各项奖补机制;四是加大研发力度、强化科技支撑;五是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综合开发;六是协调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七是强化动态监测、定期发布公告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苏北防护林体系,造福一方百姓。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背景,目前的苏北海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苏北沿海基本具备植树造林的立地条件和环境,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造林树种选择及林分模式,苏北沿海造林具有许多“江苏特色”和多重动因,沿海防护林体系在改善区域气候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秦尊文^[5]（2018）在《长江经济带形成中的部门推动》文中提出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前,国家负责长江流域相关管理工作的水利部门、交通部门为"黄金水道"的形成和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职能作用,气象、旅游、文化等部门也高度重视长江流域的发展,也为国家长江经济带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刘兴勇^[6]（2018）在《域外力量参与湄公河跨境水资源治理研究》文中提出澜沧江从中国出境后被称为湄公河,湄公河是中南半岛重要的国际河流,是连接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的重要纽带,对流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在航运、渔业、水电、农业、环境、减贫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湄公河水资源开发利用事关流域国家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利益,围绕湄公河跨境水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流域国家间具有潜在的利益冲突及其开展合作的愿望。冷战结束后,域外力量加强了对湄公河跨境水资源的治理,致使湄公河跨境水资源治理日趋复杂化。中国作为域外力量中的参与主体,湄公河流域是中国周边外交、“一带一路”倡议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重要区域,加强域外力量参与的分析,对中国开展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域外力量参与湄公河跨境水资源治理的视角入手,分析湄公河跨境水资源治理的现状,深入探讨域外力量的构成以及参与的动因、领域、方式、特点和影响,回顾和总结中国参与湄公河跨境水资源的治理,并对今后中国的继续参与提出建议。第一章主要介绍当前湄公河跨境水资源治理的现状,发现了湄公河跨境水资源利用具有结构性的矛盾,跨境水资源治理机制有效性不足,而且跨境水资源治理还面临着诸多环境和社会问题;第二章从域外力量的构成、参与动因、参与领域和方式展开叙事,总结域外力量参与具有主体多样性、领域全方位性、途径多样性、参与持久性、网络协作性等特点;第三章探讨域外力量参与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积极影响方面是促进湄公河跨境水资源治理知识的增长和提高国家跨境水资源治理的能力,消极影响方面是干扰湄公河流域内自发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第四章分析中国参与湄公河跨境水资源治理的现状,识别中国与其他域外力量参与的不同,提出未来中国在湄公河跨境水资源治理中应采取的策略。通过本文的梳理,发现域外力量参与加剧了湄公河跨境水资源治理的网络化。域外力量参与的领域、方式和特点并不同,有各自的治理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域外力量“各自为政”,这反而加强了域外力量间的联系和互动,形成了网络化治理格局。中国是域外力量中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与湄公河流域五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同时澜沧江和湄公河是同一生态实体,通过加深域外力量参与的认识,为中国深化澜沧江-湄公河全流域跨境水资源合作治理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卫筱筱^[7]（2018）在《林秉南与长江治理论探》文中研究表明林秉南是我国着名的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我国水利工程学研究及治水工程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林秉南在长江治理的实践中与水利结缘,为学习先进水工技术而留美深造,1956年1月冲破重重阻碍回国,积极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水电建设。他提出明渠不恒定流的解法与计算,首创宽尾墩新型消能技术,为长江治理作出重要的理论创新。在泥沙治理方面,林秉南在长江三峡工程重新论证阶段临危受命,担任泥沙论证专家组组长,主持与协调三峡工程泥沙研究与论证工作。林秉南的治水实践与理论创新始于长江治理,且长期应用于治理长江。本文基于翔实的史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由概述林秉南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水事业的历史进程切入,着重论述林秉南在长江治理中的理论与实践成就,总结林秉南在长江治理中取得卓越成就的成功之道,以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理长江波澜壮阔的历史及水利工程科技精英的卓越历史贡献。

王光艳^[8]（2016）在《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种独特的影像形式,纪录片担负着诸多重要功能：第一,它真实记录人类社会的历史,用直观的影像为社会的变迁留存一份珍贵的档案；第二,它通过影像传递某种思想,进而影响受众；第三,它通过文化传播,促进不同地域人们的相互了解；第四,它属于文化产业,可以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第五,纪录历史与现实,最终目的是启迪未来。作为地方纪录片的代表,湖北纪录片创作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标本”价值。一、起步较早。早在1905年,湖北人谭鑫培就参与了中国第一部舞台纪录片《定军山》的拍摄。1911年,朱连奎在武汉拍摄了辛亥革命。二、水平较高。湖北创作的纪录片屡屡斩获国内、国际大奖。三、思想活跃。湖北纪录片导演的创作思想十分活跃,既有坚持传统的一面,也有部分思想引起诸多的争议。四、产业待兴。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部分,湖北纪录片的振兴尚待时日。因此,研究湖北当代纪录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认识湖北地区在纪录片创作中的成就,也有利于我们“解剖麻雀”,充分认识地方纪录片创作中的巨大能量。本文着力研究的是湖北当代纪录片,力图通过纵、横两条脉络来揭示湖北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和创作特点。整篇论文分为“绪论”、“上篇”、“下篇”、“结语”等四个部分,主干是“上篇”和“下篇”。绪论部分是全文的总体说明,也是全文逻辑思路的集中表述,说明了选题的由来、研究现状、研究方案与学术创新、有关概念的界定等问题。论文的“上篇”是湖北纪录片发展史研究,分为五章。第一章是湖北当代纪录片创作的“前史”,介绍从纪录电影的传入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湖北纪录片创作的情况。第二章到第五章分别是“十七年”、“文革”期间、新时期、多元化时期的湖北纪录片创作。按照拉斯韦尔的5w模式,在研究过程中,注重纪录片的“谁拍摄／放映”、“放映／拍摄什么”、“通过什么渠道”、“谁观看”、“产生什么效果”的考察和研究,结合世界及中国影视的发展状况横向比较,构建基于传播学视野下的湖北纪录片发展史。这是历史纵向的湖北纪录片梳理。论文的“下篇”是湖北纪录片创作研究,也分为五章。依据纪录片的主题、内容倾向等把纪录片分成五大类,即：新闻纪录片、历史文化纪录片、文献纪录片、自然科学纪录片、人文社会纪录片等,从第六章到第十章按照纪录片的类型分别论述。在具体每章论述中,分成本类型纪录片创作概貌、创作特点、个案研究、本章小结等几个方面,力图建构一个从历史到现实、从面到点的研究模式。从整体来看,“下篇”是横向的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结语部分是对湖北纪录片的若干思考,包括纪录片影像介入历史的意义、地域影像纪录与社会发展、湖北纪录片创作的启迪、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关于后续研究的思考等。需要说明的是,本人竭尽所能地将有代表性的、主流的湖北纪录片基本上都搜集在文中。但是,由于湖北纪录片在不同的年代,由不同的机构和个人拍摄,数量很大,不计其数,很难收全。因此,难免有遗漏,后续的研究可弥补其不足。此外,在文末,还附录了《湖北纪录片发展大事记》和《湖北纪录片获奖作品名录（部分）》。通过这种的形式,期望读者可以很便捷地了解各个不同时期湖北纪录片的发展状况。

于晓磊^[9]（2015）在《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7、18世纪,工业革命使英国为首的一批西方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率先进入了现代化社会,从此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技术的进步与动力的改革带来了生产的工业化和文化的工业化,机器生产成为社会新兴的产业类型,随之兴起的工业建筑,也成为最具时代性的建筑类型之一。19世纪40年代,中国开埠,外资开始在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经商办厂,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成为最先接受西方文化的区域之一,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也在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中国在近代工业时期建设的工厂建筑汇聚了西方传入的新样式、新材料、新技术、新结构,它的发展与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紧密相连,成为同时期采用西方风格建筑类型的率先之作。正是在这些工业建筑中,在机器大生产的轰鸣声中,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的运行体制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人们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生活方式也受到颠覆,不仅如此,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面临改革,在这一历史剧烈变革、新旧交替的时期,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表现得尤为激烈,其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和现象也就更值得探讨,故论文正是选取了 1840年至1949年这一时间节点中的工业建筑遗产进行研究。首先,论文选择长三角地区进行区域工业建筑遗产的研究主要有两点考虑,即它的历史背景和地理区位。近代中国长三角地区成为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地方,与这两点因素密不可分。从地理区位来看,长三角地区东临黄海与东海,西与安徽、江西接壤,北临山东,南邻福建。淮河、长江、钱塘江等大型河流穿越于此,如此通江达海、南北东西进退裕如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这片区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有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从历史背景来看,长三角地区自六朝伊始,便是历史上的文化富集区,中华民族的精英文化在这里积淀,久远的文化血脉在这里得以保存和延续,传统棉纺织业、丝绸业、陶瓷业、漆木业等工商业堪称发达。到了中国近代,良好的地理优势、厚重的文化基础和工商传统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有“五口通商”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工业经济中心和工业科技中心,又有以南京为主的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约地、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政治中心,也有作为民族工业发源地的无锡、南通、宁波等一批重要城市。故得益于这两点因素,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地方,现代中国正面临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变革期,该地区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保护方面仍走在时代的前沿,对这一区域的工业建筑遗产进行研究,可以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案例。其次,从文化遗产学的视角来看,近代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工业建筑是直接受西方工业革命影响而诞生的一种物质形态。近代工业生产力的诞生,改变了厂房建筑、生产设施,甚至社会的生产方式,这种工业化的改变成为近代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诞生的逻辑起点,所以工业建筑作为近代社会生活方式的物质载体,可以直观的反映当时的社会变化。但是现实情况是工业建筑遗产这种具有珍贵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迄今并没有受到很好的重视和保护。近些年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及社会有识之士在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总体上对工业建筑遗产的科学调查和认知上仍存在不足,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手工业生产不重视的历史渊源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受“雅”“俗”文化之制约,人们对与礼制、政治与宗庙相关的建筑特别重视,而对与生产性相关的手工业建筑相当忽视,导致从历史到今天,对于保存了中国农业社会生产方式的手工业建筑记载和保存数量都很少。即使在今天,与生产相关的遗产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大量近代工业建筑被拆毁,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状况,本文重新梳理近代社会工业建筑遗产,既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同时也力求重塑公平公正的文化遗产观。综上,论文以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这类物质遗存作为研究对象,这些遗产实际具有全国范围内的典型性。一方面,近代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如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都曾在此从事过工业活动,他们与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建筑设计师等共同为中国近代工业创造了一批最早的军事类和“官督商办”类的工业,由此使长三角地区诞生了中国近代最多的工业门类、开创了很多近代工业类型,并且还影响了全国的近代工业建设,这是中国其他城市和区域所不具备的。在此过程中创建的工业建筑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时全国工业建筑的风格、特点和成就。另一方面,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在近代聚集有大量建筑师、建筑设计事务所,不管是西方的、留学归来还是本土培养的建筑师,皆在此从事设计工作,所以在工业建筑的设计方面,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建筑代表了近代中国全国范围内工业建筑的典型特征,最能体现东方与西方思想的结合以及当时的建筑设计理念、设计风格和最高水平。中国长三角区域内的近代工业建筑,率先吸收了西方工业建筑的诸多特征,并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建造技艺和审美思想,成为一种在中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的新兴建筑。长三角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不仅蕴含着自身发展和演变的历程,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更展示出中国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国家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及这一过程中所代表的工业文明成就,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这一国家及文明转型特殊时代,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中国人社会文化、精神特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生存智慧在新生的工业文明形态中的某种表现。本篇论文共分为十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内容,对论文的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做了界定,并梳理了中国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研究发展脉络。第二章主要对西方工业革命的原点——英国工业建筑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英国的工业建筑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文化及审美变革。中国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主要受此影响,拉开了中国近代社会工业化的变革序幕。第三章至第七章,主要反映了笔者的田野调查成果,展现了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中的一大批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现状,系统梳理了 1840——1949年间,中国受西方工业革命影响下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的发展和演变,分析了不同城市的工业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工业建筑文化。第八章主要使用文化遗产学的方法理论,对长三角地区的近代工业遗产的建筑元素进行结构,分析了其时、空演变整个过程。本文在第九章认为中国近代工业建筑发展存在“移植”与“重塑”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的工业建筑在长三角区域内的互相碰撞、融合、不断创新,发展出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近代工业建筑类型,通过对这两大系统出现和演变过程的原因解析,分析了隐藏其中的近代变革期的社会文化。同时,本文还主张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应是其核心价值。文化遗产学的研究意义在于它不仅关注过去的文化,更立足于当代、为社会未来发展服务,所以论文在第十章尝试以“文化遗产学”的视角,对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模式进行多角度的探索。通过前文对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价值的研究,近代工业建筑遗产在保护与利用上,应与体现工业遗产核心价值的物质元素一起,如生产设备、生产环境、生产系统、档案资料和企业文化等,共同得到原真性的保护与利用。

陈寅雅^[10]（2013）在《我国西江流域经济开发及体制改革研究》文中提出流域是地表水的集水区域,是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系统。流域包括流域内水文网络、水流、土地、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等基本自然要素,同时还包括生活在流域范围内的人口、文化、经济、决策等各种综合要素。自古以来,经济的开拓与江河流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和华夏文明,分别发源于世界几大着名的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岸。流域经济尤其是大河流域经济,逐渐发展成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重要的经济区域,这个包含了流域内自然要素及相关人类活动的特殊区域,是一个集“资源交换、物质共享、信息传递”为一体的,且流域内各域段相关要素及利益主体之间互相影响、相互牵制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从世界范围的国家、地区发展历史及现状来看,经济发展较为靠前的国家,均对流域及河流的综合治理、资源开发利用给予很高的重视。流域在经济学中属于“公共池塘资源”,所谓“公共池塘资源”是指那些在使用中具有不可排他性和竞争性,即难以排他但可共同享用的物品。由于这类资源在消费中容易产生“拥挤效应”和“资源退化”等不良现象,因此,在这种资源利用中的制度安排就必须尽可能合理,否则外部性难以避免。流域资源因具有公共池塘资源的特性,尤其是流域水资源在利用中更容易因拥挤效应而导致水资源浪费突显、水污染问题频发。而水资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及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流域水资源短缺及水污染问题已逐渐发展成为当前影响自然环境和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大阻碍,流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尤其是在二战后,人口的激增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资源被大量消耗、水资源污染严重事件频发。目前,全球有上千万人由于饮用了受污染的水源而死亡,水危机已经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河流众多的国家,因此,合理利用和对流域资源进行综合开发是我们合理布局生产力、实现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做好的重要工作。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目前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中,中国既面临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性任务,又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等各方面问题带来的巨大压力。现如今,中国依旧十分庞大的人口基数,致使我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这些人口、资源、经济、生态之间的矛盾还在随着我们人口的增加和资源的消耗继续表现得更加显着。一些地区和行业至今仍然沿袭着较为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开发模式,这种对自然资源无限制地利用、以粗放经营为特征,并通过牺牲环境为代价来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很难承受。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需要转变粗放型生产方式和高消耗、低产出模式,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更重要的是这条道路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之路。珠江是我国水流量仅次于长江,跨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香港、澳门8省区以及越南的国际性大河。西江为珠江的干流,横跨我国五个省区：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澳门。这条位于我国南方的大河,流域面积较广,其域内生态环境的好坏、资源消耗的大小、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等等,既事关当地的发展大计,同时也是我国重大战略安全保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西江流域为例对我国流域经济开发进行探讨,研究中主要涉及的区域为西江流域流经的内陆四省区云南、贵州、广西和广东。在研究中借鉴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刘树坤教授从水利建设角度提出的流域安全度、舒适度及富裕度的这一观点,从这三个角度来考察我国西江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状况。1994年9月,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在埃及开罗召开,会议中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1995年3月,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召开于丹麦哥本哈根,会上又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其中提出了同样的议题,再次明确“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将“提升和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这些都充分肯定和强调了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一切发展和物质利益的追求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这样的需求包括物质层面的需求和精神层面的需求。我们不能“先发展、后保护”,而是应该“边发展、边保护”,即开发与保护同时进行。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基于流域水资源、周边其他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维持流域生态系统整体均衡基础之上的发展,是一种既能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需要,又是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通过对西江流域资源的现存状况和消费结构即安全度、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质量即舒适度、西江流域经济发展水平即富裕度三个维度多项指标的综合考察与分析,能够清晰地知道当前西江流域各域段经济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再结合该流域的特点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本文认为西江流域开发中诸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观念上过度重视产业价值和经济增长,忽略生态保护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在开发利用流域资源的过程中,人们更多以工业生产为核心、更多注重物质收益的发展理念,这种发展理念有一定的现实根源——使用最广泛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考核指标GDP。 GDP考核指标使得各地在发展中产生一种唯GDP至上的观念,却忽视了经济持续发展和资源持续利用的基础——生态环境,抛弃了本应最为值得重视的环境和资源保护环节。GDP考核存在一些缺陷,如不容易准确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人们实际享有的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国民生活的真实质量等。其次,制度上的割据状行政区行政模式不利于流域的综合开发。通常情况下,一个完整的流域会跨越几个不同的行政区域,不同行政区域又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当前割据行政区行政这一制度模式容易导致各行政主体为谋求本区域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其它地区利益。即流域区内不同的行政管理者为最大化自身及其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利用权威等方式自上而下对流域资源进行不符合整体利益与综合发展的规划与开发。“分割管理”和“各自为政”的流域管理局面使得各区域管理中利益协调与流域整体规划不能有效契合,即使有些流域管理中成立流域管理局和相应流域管理机构,然而区域管理部门在资源、信息等方面无法与这类流域管理机构实现共享。即使制定相关管理协议,还是会因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区域过分考虑区域利益而受到阻碍。开发理念存在的误区和旧观念未彻底扭转,是制约西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称为“观念约束力”或“观念瓶颈”,如果说西江流域经济开发中存在诸问题有体制方面的原因,是“正式制度”短缺；那么开发理念的短板则是“非正式制度”短缺,两种短缺交织在一起,成了阻碍西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铜墙铁壁。再次,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用经济学手段从另一个侧面分析了西江流域经济发展与西江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文章对国外几个典型的流域管理及水污染防治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结合我国的国情及西江流域具体的特征,提出促进西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可采取的措施。将流域流经的几个不同行政区域联接起来,充分发挥各个地方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促进流域内不同区域间相互协调发展,通过这种整体联动效应可有效拉动流域周边区域获得更大范围的发展。提出促进西江流域资源综合开发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首先,提出发展生态也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使得人们的生活环境得到良好改善,即提高人们生活的舒适度,而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不能仅仅局限在保护环境而不发展经济上,两者的同步进行需要找到一个契合点,结合西江流域本身的资源及环境特征,可通过建立适宜人居的西江流域生态城市带,来拉动该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其次,对西江流域各域段综合开发进行具体规划和设计。流域区内自然要素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之间关系密切、相互作用、互相影响,上、下游之间、干、支流之间、相邻的区域之间活动都牵连密切,流域区常被视为是一个具有极强整体性、极高关联度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体。因此,要在尊重流域资源自然统一性的基础上统筹推进流域综合开发,对各域段进行具体针对性的规划。最后,提出通过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对西江流域区进行统筹管理的“流域省”。新制度经济学中强调：制度变迁中主要存在两种方式——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通常为人们在对那些因为制度的不均衡效应而引致的获利机会进行追求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这种变迁方式具有内生性；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通常表现为类似政府这样的权威机构和组织予以推动的变迁方式,具有外生性。西江流域省的建立是管理体制的制度变迁,是两类变迁方式混合作用的结果。诱致性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和自然因素,经济诱因表现为经济基础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流域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同时,流域管理体制变革收益超过变革成本；而自然因素则是由于流域资源本身的规律性引起的,进而对流域管理体制的变革提出新的要求。建立西江流域省,对积极有效进行行政干预及流域整体功能规划等方面的实施带来便利。从交易费用理论中我们可知,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任何一项契约的达成以及任何一桩交易都需要交易费用,即交易费用为正,而我们制定和完善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有效降低交易费用,进行合理的行政体制改革能够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一定程度地降低交易费用。行政干预措施的有效实施,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市场失灵或外部性的问题。从长远的发展来看,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水平的提升是相互促进的、互为前提的关系。对生态环境实施有效保护有益于经济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同时,经济水平的提升,又能够为环保事业的有效开展提供资金、人力、技术等方面的保障和支撑。人类的社会福利主要体现在社会文明程度与人们生活质量两方面,有效规划和管理流域经济,可将流域资源的多功能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如水力发电、抗洪减灾、农业灌溉、水运事业以及旅游业,从而达到生态保护与生活质量提升并举、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的目的。生态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根基,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暖的重大举措。科学发展观以及国外发达工业国家的实践经验也告诉我们,西江流域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从现在开始,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绿色发展,这将促进我国西南地区和粤、港、澳区域的合作,有利于泛珠区域合作的深度推进,并推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需要,同时也不能对后代人的需求带来损害,要依据流域现有的及可预见的自然资源状况,以流域现有资源状况为基础进行合理规划；对生活在流域周围的人们与流域水资源、其它自然要素的关系进行有效协调,注重生态保护,改善流域内居民的生活环境,即提高舒适度；最后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进步,即富裕度的提升。

二、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修订研讨会在武汉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修订研讨会在武汉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小水电大事记（1904—2019年）（之五）（论文提纲范文）

（2）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3）姚汉源与京杭运河史研究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4）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5）长江经济带形成中的部门推动（论文提纲范文）

（6）域外力量参与湄公河跨境水资源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林秉南与长江治理论探（论文提纲范文）

（8）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西江流域经济开发及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修订研讨会在武汉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小水电大事记（1904—2019年）（之五）[J]. 赵建达,吴昊. 小水电, 2021(04)
• [2]长江流域涉水权利冲突的法律规制[D]. 刘子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3]姚汉源与京杭运河史研究探析[D]. 段晓伟.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4]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D]. 亓军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5]长江经济带形成中的部门推动[J]. 秦尊文.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5)
• [6]域外力量参与湄公河跨境水资源治理研究[D]. 刘兴勇. 云南大学, 2018(01)
• [7]林秉南与长江治理论探[D]. 卫筱筱.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8]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D]. 王光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9]长三角地区近代工业建筑遗产文化研究[D]. 于晓磊. 南京大学, 2015(01)
• [10]我国西江流域经济开发及体制改革研究[D]. 陈寅雅. 武汉大学,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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