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一、发展中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论文文献综述）

瞿连贵^[1]（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魏靖^[2]（2021）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个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职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国家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其持续发展需着力提高国际化发展水平,需要契合国际市场的需求,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国际化技术水平的技能型人才。云南边境民族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与接壤国交流合作历史悠久,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一带一路”建设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发展的前沿地带。中职教育作为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区域发展、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在国家相关政策指引下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职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此外,由于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处于西南边陲,经济社会发展与内陆发达城市相比较落后,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一方面要利用自身优势,抓住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要克服自身发展障碍,积极应对发展机遇背后的挑战,进一步推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本文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M县唯一一所职业高级中学为个案,对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展开研究。论文分为五章撰写,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研究的背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述评;第二章主要进行概念界定以及相关理论阐述分析,在概念界定以及相关理论分析基础上衡量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维度,制定具体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主要通过问卷、访谈及实地所收集的资料对个案学校国际化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按照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评价指标赋分统计了个案学校国际化的发展程度,绘制蛛网模型图,直观反映个案学校国际化发展现状,既肯定了该校在国际化发展中取得成效,也发现了个案学校该阶段在办学中存在着国际化发展层次与实际办学实力不足、组织结构不适应、师资队伍国际化不足等问题,同时在学生发展、课程体系设置上也存在一定问题。笔者主要从经济、社会、学校、学生四个层面进行原因分析,从经济层面分析,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地方经济落后,二是由于学校国际化发展经费有限。从社会层面分析,主要由于社会对中等职业教育认可度低,涵盖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不足;二是公众观念歧视;三是升学和就业歧视。从学校层面分析,首先是由于学校服务国家战略意识不强,其次是由于学校多边合作格局尚未形成,最后是由于学校师资严重不足。从学生层面分析,一方面是由于学生综合素质能力有待加强,另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国际化发展欲望较低;第四章以个案学校存在的问题为基点,从国际化理念的树立、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国际化师资的培养、国际化发展思路的拓宽、国际合作交流成效的提高以及立足实际,将民族特色与国际化发展相结合六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参考。

孙云志^[3]（2021）在《多元共治视域下我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是在完善的政策制度与合理规划保障下,产业、教育之间通过组织边界展开深层次合作,实现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良性互动。随着分权、授权以及民主管理成为多元治理主体追求的新组织人文观,我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以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促进就业的“稳定器”以及人才红利的“催化器”身份登上教育管理体制变革的舞台。对我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本研究基于多元共治视域,以交易成本理论、三重螺旋理论以及共同体理论为基础,借助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与比较研究法,从历史与比较、现状实证分析、存在问题、制度创新以及机制优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考察。本研究通过对我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计划经济运行、市场经济确立以及市场经济改革3个发展阶段的梳理,指出离合关系交替始终贯穿整个发展历程,并呈现对立统一关系。在剖析中外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在目标制定、法律体系、制度体系、政校企作用等方面差异的同时,探讨了发达国家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的成功经验与规律。此外,为全面解读我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现状,论文从学生受访者与教师受访者两个维度,分别选取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高职院校师生、行业企业兼职教师、政府代表等为调查对象,对产教融合发展现状进行了实证调查。通过对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认知情况的测量、具体操作情况的测量以及总体效果评价的测量,得出我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在制度层面存在制度设计、制度供给、非制度因素等缺陷,在机制层面存在多元治理主体、“精神共同体”以及创新情景等错位。面对我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的制度缺陷与机制错位,研究认为应通过制度创新搭建起我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的制度规约架构,发挥制度的救济功能,实现在制度、资源以及关系等方面深度融合,推动制度向成熟定型靠拢;在机制优化方面,研究认为应通过合理界定治理主体地位与功能,重塑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中治理结构,建构话语、技术及法律等维度赋权的舆论生态治理机制,保障多元治理主体间构建竞合并存的和谐共生关系。

程宇^[4]（2020）在《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培养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并发挥着持续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民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均为世界第一,初步搭建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职业教育仍长期存在着供需失衡、政策实践异化、结构不尽合理、布局亟需优化、政府市场职责不清、企业主体缺位、整体办学条件薄弱和体制机制不通畅等问题,滞后的职业教育发展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落实的重要瓶颈。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新的环境和动能,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互联网技术应用背景下,职业教育所面临的宏观环境、生产方式、需求结构、技术环境都面临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冲击,亟需我们对职业教育的趋势、矛盾、功能和发展路径进行重新认识。同时,更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做深入研究,以便为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和实践发展提供正确的改革思路。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从职业教育的属性特征出发,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对更加强调公益性属性的不同,职业教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围绕产业社会需求办专业等方针,使中国职业教育带有更强烈的“经济属性”。职业教育属性的界定为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奠定了基础,决定了职业教育在供给上应当主要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重视供给效率,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引导作用。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结合,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将是我国职业教育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其次,从职业教育的内涵出发,结合已有文献成果,坚持问题导向,对职业教育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就是指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双重作用下,能够确保合理配置职业教育的各种资源,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使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在与经济互动发展过程中形成职业教育自身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再次,从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出发,总结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变迁历程,借鉴国外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成熟模式和优秀经验,并结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将顶层设计和基层视野相结合,提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原则和切实对策,对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基于上述思路,本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理论基础。本部分为全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一方面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清晰界定职业教育、产业发展、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相关概念和内涵,是全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梳理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领域的基础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内涵,现代产权理论延展了职业教育研究的边界,教育经济学理论为职业教育战略规划提供了动力支持,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框定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本部分为全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现实问题。本部分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演进,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变迁逻辑和宏观发展特征,以及详细阐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并深入探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为后文的相关实证研究和政策建议提供问题导向和现实依据。第三部分,实证研究。本部分重点对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和现代职业教育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运用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对职业教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估算,并使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对职业教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的,运用灰色关联系统模、因子分析方法对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效应的综合评价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应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市场主体共治能力,增加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程度,缩小职业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方面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所得出实证结论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第四部分,国际经验。本部分首先对德国、美国、日本的职业教育市场发展的基本情况、运营模式和成功经验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对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模式都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总结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实践经验和不足之处。其次为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启示。第五部分,对策建议。结合国内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现实问题以及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在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原则应当遵循以人为本发展、公益性与经济性兼顾、本土化与国际化融通、权责明确与多元制衡等相关原则。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的职业教育运行模式,不断提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水平,增强行业组织指导的有效性,促进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再进一步强化学校具体实施的执行力,建立基于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人才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供给模式,并完善与之配套的职业教育保障体系。

刘跃婷^[5]（2020）在《我国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发展现状与策略研究 ——基于阿特巴赫高等教育思想》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用型人才需求大大增加,加快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成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的时代要求。职业技术师范院校虽为“小众”院校,但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新时代培养更多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重要使命,被称为职业教育的“工作母机”。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进程中,应把一流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建设纳入其中,助力我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由于我国职业技术师范教育起步较晚,其社会影响和地位相对较弱,职业教育及其师资培养仍然是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因此我国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以及职教师资培养亟待提高。阿特巴赫是世界知名的比较教育学家,在比较高等教育领域享有很高的声望,其高等教育思想对我国发展高等职业技术师范教育有着重要借鉴。本文以文献研究法系统地分析了阿特巴赫教育依附论、学术职业思想、高等教育国际化思想;并将其与我国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发展相结合,通过对我国较有影响部分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类院校的发展状况调查,以阿特巴赫高等教育思想为框架,分析了目前我国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我国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经过40多年发展,在职教师资培养方面取得较大成就,逐步探索创新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出大批职教师资和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院校规模逐步扩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1）在科研创新、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理论研究、人才培养与产教融和等方面存在对一流研究型院校和普通师范院校以及企业的依附;（2）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教师学术职业方面,存在教师归属感降低、教师聘任与晋升通道较窄、工作环境受到冲击等问题;（3）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国际化发展方面,存在国际化发展不平衡、国际化师资水准偏低、学生国际交流机会较少等问题。基于阿特巴赫教育思想的启示,结合当前我国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实际,提出以下发展策略:（1）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应在适度借鉴基础上“去依附化”,注重发展自身特色;（2）着力保障学术自由,完善具有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特色的“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通道;（3）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政府应制定出相关战略,在资金上予以支持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的国际化发展;学校要从加强校际交流、开展国际化课程、发展来华留学生、提升国际化师资水平等方面着手,逐步提升国际化发展能力。通过上述三点“三位一体”协调推进,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我国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由“边缘”逐步走向“中心”,面向世界。

方桐清^[6]（2020）在《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研究》文中认为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我国高职院校大都脱胎于职业大学、成人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办学历史只有四十年。高职教育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仍存在大学文化缺失、职业文化不强的客观现实,高等性、职业性都不够使得“类型”和“重要”双不显。文化育人弱化导致立德树人虚化,价值取向不明导致文化育人泛化。而现有研究成果零散,总体缺少基础框架,不足以指导高职院校文化育人实践活动。课题通过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以江苏省15所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为主要样本,对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进行了研究。高职教育要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必须实施文化育人,明确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高职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给予“5B定位”,蕴含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定位“基层职业性”;我国对高职给予“复姓定位”,蕴含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定位“高等职业性”。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具有“高等”文化共性,同时具有“职业性”个性价值追求。文化育人定位决定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性质,文化育人特性反映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面貌,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对文化育人定位、文化育人特性具有反作用。因此,文化育人定位和特性价值追求的向度即为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应然目标。从文化育人定位、文化育人特性的维度分析,其价值取向均有四个向度。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实现的应然路径是:以“职业性”特质人才为培养目标,走校企“双主体”文化育人之路,在合作中正视育人文化与企业文化价值目标的现实不融,规避企业文化中不利于人的道德、理性、真善美形成的文化因子,有效耦合育人文化与企业先进文化,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追求。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自此至改革开放前,我国职业教育及其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我国高职教育随经济建设中心的确立应运而生,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对技术精神的双压制、社会文化对育人文化的深融合、外来文化对高职文化的反思间性等影响,形成了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特质文化形态。以发展需要、发展规模、发展质量为评判标准,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具有递进式发展特征和递进式文化育人价值目标。从对文化育人的认识高度、重视程度和实践效度分析,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随递进式发展任务划分为随性、工具性、理性、特性四个发展阶段。四个阶段以经济与高职互动为演进动力,是“适应—调整—再适应”的演进过程。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虽然仍存在不少现实矛盾,但是从宏观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存在向度摇摆阻碍类型彰显之囧。从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实现的实践情况看,弱化并制约其彰显深度、广度和效度的主要问题包括:融入工业文化因素比较泛化、注入企业文化要素比较主观、培养优秀企业精神重视不够、关注文化间性存在盲目性碎片化。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多维因素复合的结果。影响其彰显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育人自觉性不强、职业文化理解得不深、校企文化交融性不足、文化传播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机制不健全。彰显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需要从内容、载体、路径、传播方式、文化环境等方面系统化推进。

张小梨^[7]（2020）在《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研究 ——基于深圳考察》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的追求与梦想,也是今天我们汲汲以求的奋斗目标和时代主题。职业教育现代化作为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与作用十分重大。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现代化走了一条不寻常的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道路,中国教育现代化裹挟在社会整体现代化浪潮中瞄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书写出浓墨重彩的篇章。职业教育因在教育整体系统中与经济社会直接而又紧密的关系,其现代化历程更具丰富、多彩与艰难,职业教育现代化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时代课题。研究职业教育现代化,有多种视角,多种核心议题,但是基于中国幅员广阔、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无疑是透视现代化发展的的重要观察点。可以说,没有区域的率先职业教育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全国的职业教育现代化。我国区域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深圳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已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辉煌成就的缩影和体现,对深圳这一研究对象的选择无疑最具典型性和可借鉴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圳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深圳的教育现代化任重道远,一个原本典型的农村教育在深圳实现现代化伟大历程中走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作为教育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又经历了怎样的一种变迁?本文在分析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城市特点,包括发展的动力、发展的速度、模式等发展道路、特色的基础上,以区域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为分析的理论基础框架,综合运用历史的、调查的、比较的等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首先,“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职业教育的作用和定位十分特殊。将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历程置于中国社会背景下分析,本研究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和区域化发展,研究分析职业教育在政策规范治理下的应然状态,分析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发展阶段水平和我国职业现代化区域化建设路径,从而为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实证研究提供支撑和依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重点对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总结概括出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回答了职业教育现代化与深圳经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从与区域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到适度超前发展、科学发展、自主发展、跨越发展再到国际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其次,经过40多年的探索,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探索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模式,本研究将之概括为:工学结合的“宝安模式”;职普衔接的“中职电大直通车”模式;协同治理的“职教集团”模式;产学研用的“校企合作”模式。第三,论文从人的现代化、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以及信息化、国际化等方面描绘了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尤其重要的是揭示出这些目标实现的路径,如通过深圳城市精神的形成促进人的现代化;通过制度的创新建设现代职业教育制度;通过产教深入融合全面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能力;通过学习借鉴促进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现代化、职业教育的信息化和国际化等。最后,论文在结语部分总结概括出深圳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特征、经验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刘亮亮^[8]（2020）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项目管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热门理念和模式,在当代教育管理中也被广泛采用,美国则是教育项目管理的最早策源地和当代应用最为普遍和成效显着的国家。在今日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几乎所有体现美国国家教育意志和导向需要的教育事务和相应资源,都是以一定的教育目标和相应的独立事项为基本单元,设计划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项目来加以推进和管理的。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完整性质和内涵是什么?何以如此之先地在美国土地上原创性生成并有序地发展成长为体现甚至代表当代教育管理走向的教育项目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协调和处理教育国家行政干预和社会市场运作的矛盾中有何优势和局限,能否为我国教育管理模式乃至体制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启示和借鉴?对这些当代教育项目管理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思考,自然也就使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笔者的考察研究视野,成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首选。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科学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以教育社会生态理念为基本研究范式,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纵向比较法,按着教育项目管理形态由单项到体系的演化的基本进程和轨迹,对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演进背景、现实实践、成效问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梳理考察,在简要把握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二战前萌芽成型奠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初）、系统整合（20世纪60年代中—80年代初）、体系优化（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和创新提升（21世纪初—今）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综合,力求揭示其逐步铺开、连续改进和不断优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是在二战前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萌芽成型所奠定的基础上起步的。现实教育的分散性发展条件、形态和格局,国家机器的天然教育使命、责任和权力,宪法的国会征税权与社会福利保障责任的明确规定,为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直接有力但有限的项目管理干预提供了历史的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战前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入了重点创设阶段,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会于1944年通过颁布了《退役军人权利法》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联邦政府创设了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和国防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及其管理模式,开始了运用教育项目管理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干预的重点探索。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力实施,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和质量提升,为事关全局的现实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法合规、切实适用的机制和抓手,也为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全面的教育直接干预提供了基本模式与良好示范。当然,这种直接动用联邦政府力量对眼前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直接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权宜性和局部性的局限或不足。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到系统发展阶段。经过二战后的迅速调整与强势拓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社会进入到空前繁荣时期,“民权运动”也应时而生、风起云涌。这不仅使联邦政府财力雄厚,成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也为联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全面干预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和需求。两法和随后国会一系列教育法案中陆续出台的大量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双语教育到少数民族教育,从移民教育到国际教育等,可谓遍及教育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直至1979年联邦教育部的设立。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的创设和实施与整个教育系统对应一致、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全层次、全类型的全员性发展,也为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性优化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基础和资源。随着联邦教育项目的系统化设置与实施,在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美国教育全面完整发展的同时,其固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露了出来,特别是随着联邦教育部对联邦教育项目直接干预的日渐加强,各个教育项目实施运行的孤立性、形式化、行政化、各自为政性和发展不平衡性日渐突出,促使和要求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协调配合,不断增强所有联邦教育项目的有机体系性,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由此进入体系优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石油危机,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教育项目的能力。80年代初期,里根总统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干预,开始了“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通过《1981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消减和整合联邦教育项目,减少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和干预措施,将联邦政府各部门分散化管理的项目转换为联邦教育部的集中化管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乔治·布什总统上台,联邦政府再次调整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结构优化,强化教育项目的相互衔接、体系性与弹性,制定了总揽全局、明确整体目标、优化和提升教育项目总体效能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和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联邦政府的教育职能也更加广泛,成为“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在1993年《政府绩效和成果法》的影响下,教育部开始注重业绩文化和问责文化的建立,加强联邦教育项目的绩效评估,促进联邦教育项目的结构改进和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缓和各类社会问题和提升教育质量,联邦政府在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育项目管理体系对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体现、支撑和合理合法化的作用,开始了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的创新提升新阶段。国会密集立法加大教育拨款力度,仅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就专门为教育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为536亿美元的州财政稳定基金项目,包括486亿美元的公式拨款项目和5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项目,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联邦教育项目财政管理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设置推行的体系化教育项目把社会全员发展作为国家责任和终极目标,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完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联邦政府创设实施的STEM系列科技教育项目,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覆盖的“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促进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是把美国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高科技、全球化和生态化高度融合在一起,绘就美国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项目管理蓝图。上述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进程表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成为美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既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特定的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之中,即早期教育分散化发展的起步及后续格局、相应的文化理念和现实教育实践,更得益于美国社会全员普遍具有的能动参与干预意识和行动力;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既不是行政部门拍脑门的忽发奇想、权力任性的结果,也不是墨守成规、固执经验的因因相袭,而是按照教育行动的完整结构和展开过程,立法先行,职能明确,权责对应,事财一体,科学设计,不断创新提升,最终形成健全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行政合理干预和社会市场积极运作有机一体的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由此启示借鉴,当会大有脾益。

莫凤玲^[9]（2019）在《重庆市高职院校发展中政府作用研究》文中提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对高职院校的发展寄予厚望。重庆设为直辖市以来,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如火如荼,发展迅速。要加快建设民生工程,实现内陆开放,建成西部教育文化高地,必须有大批既懂理论又会实操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支持。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是地方政府为主导,政府作为公办高职的投资者和举办者,在高职院校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高职院校在地方政府的扶持和推动下,为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为“中国制造2025”的实现提供人力保障。与此同时,我国高职教育仍存在滞后于社会需求的现象,面对机遇和挑战,弄清楚重庆市政府在高职院校发展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政府作用存在哪些主要的问题?引发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又该如何来加强重庆市政府在高职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较大的意义。本文以重庆市为例,利用文献研究、调查统计、比较分析、实地访谈等研究方法,研究提出重庆市政府应当如何发挥好职能作用,以促进地方高职院校的创新性改革和内涵式发展。论文主要包含了七个部分的内容,首先分析了论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通过对国内外高职院校发展中地方政府发挥作用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确定论文的大体框架。其次,阐述了论文相关概念,分析了本论文运用到的公共管理等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对我国高职院校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分析、教育体制的变革、两者之间的职能分工、政府的主要作用等几方面的分析,理顺政府和高职院校之间的关系。再有,着眼于重庆市高职院校发展现状,深刻剖析重庆市政府在高职院校发展中作用发挥不充分的原因。论文也对德国、英国和印度三国政府在促进职业院校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经验总结。实证分析表明:（1）政府对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引导不完善;（2）政府对高职院校质量把控不严;（3）政府对高职院校发展投入力度不足;（4）政府在师资力量提升上缺乏保障措施。基于上述结论,就重庆市政府完善政府职能,充分发挥作用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2）要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相关保障措施;（3）要加强统筹管理,切实提升办学质量;（4）要激发办学活力,促进高职院校内涵发展。

林婉媚^[10]（2019）在《贵港市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文中提出职业教育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各级政府都加强职业教育领导和支持力度,可见,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贵港市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良好时机,对职业教育需求旺盛,迫切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专业人才。由于历史发展等原因,当前贵港市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明显跟不上区域经济发展速度,逐步暴露出各种问题。除了自身发展原因限制,政府职能行使不到位,也是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贵港市政府如何有效推动职业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贵港市“人力资源强市”的十三五职业教育发展目标,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以贵港市职业教育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对贵港市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行为进行研究。首先,本研究将政府行为对职业教育的作用分为规划导向、立法规范、协调服务和监督指导四种职能。其次,对贵港市政府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表现进行分析,分析其在行使职业教育职能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出现了“政府失灵”的表现,主要是规划导向不科学、立法规范不完善、协调服务不到位、制度体系及监督指导滞后等,指出贵港市政府在推进职业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及原因根源。最后,对完善贵港市职业教育发展的政府行为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包括:加强组织领导,科学规划导向职业教育发展;加强立法规划,完善法制及制度建设;加强职能转变,提高统筹协调服务效率;加强制度体系建设,改进监督指导滞后性。

二、发展中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展中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1）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多元共治视域下我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发展现状与策略研究 ——基于阿特巴赫高等教育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6）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研究 ——基于深圳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8）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重庆市高职院校发展中政府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贵港市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发展中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 [1]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2]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个案研究[D]. 魏靖.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3]多元共治视域下我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研究[D]. 孙云志.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D]. 程宇. 吉林大学, 2020(03)
• [5]我国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发展现状与策略研究 ——基于阿特巴赫高等教育思想[D]. 刘跃婷.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2020(06)
• [6]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研究[D]. 方桐清.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7]区域职业教育现代化研究 ——基于深圳考察[D]. 张小梨. 天津大学, 2020(01)
• [8]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D]. 刘亮亮. 河北大学, 2020(08)
• [9]重庆市高职院校发展中政府作用研究[D]. 莫凤玲. 重庆大学, 2019(05)
• [10]贵港市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 林婉媚. 广西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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