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十届国际海事盛会在上海隆重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王庆阳[1]（2020）在《新世纪以来中国高校校园戏剧的接受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高校校园戏剧的演出接受。无论就研究视角的选取还是时间范围的选择而言,涉足这个领域内的研究都比较少。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机遇与挑战。绪论部分厘清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及相关研究概况,并对本文研究思路、方法以及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和价值进行必要的说明和阐述。第一章研究新世纪以来校园戏剧的接受轨迹。本文将新世纪校园戏剧的接受轨迹划分为两个阶段。1、2000—2007年为第一阶段,借助新的平台——中国大学生戏剧节,逐步扩大接受面和影响力。同时,校园戏剧也走出象牙塔,尝试社会商演。本阶段,实验类校园戏剧与校园题材类校园戏剧最受人们的关注,但接受相对单一。2、2008年—2019年为第二阶段,走向广泛、多元和深入的接受新阶段。本阶段校园戏剧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有了飞跃式地发展,其标志是中国校园戏剧节的成立和推广,校园戏剧的社会商演出现“现象级”作品,官方组织的校园戏剧巡演成为高校新的风景。本阶段,校园戏剧不再局限于实验类校园戏剧与校园题材类校园戏剧,经典、教育、娱乐等类型的校园戏剧也纷至沓来,好戏连台。第二章研究新世纪以来不同类型校园戏剧的接受。笔者按照校园戏剧的题材与风格,将之分类为实验类校园戏剧、经典类校园戏剧、教育类校园戏剧、原创类校园戏剧与娱乐类校园戏剧,依托于每一类校园戏剧中的现象级作品,分析其接受的情形,阐述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旨在对不同类型的校园戏剧进行“深描”。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这部分对校园戏剧的分类并不严密,部分类型之间可能有重叠和交叉,为的是突出特点,大体反映校园戏剧的概貌。第三章在前两章基础上概括新世纪校园戏剧受众的构成特点与审美心理。校园戏剧的受众除了大学生观众,也可以是专家学者与一般社会观众,但考虑到校园戏剧观演双方的文化层次与年龄特征,以大学生观众为主,其受众构成特征呈现为为小众化、年轻化、单纯化、多地域、不稳定以及见识广等特点。而大学生观众的审美心理因之也表现出叛逆化、求异性、多元化等特点,需要我们客观对待。通过对新世纪以来校园戏剧演出接受的考察,可以发现新世纪以来校园戏剧创作和接受均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结语部分对校园戏剧接受与时代语境、观众构成以及戏剧教育的关系进行反思。
杨安文[2]（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苏王飞[3]（2018）在《《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研究（1958-2017年）》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文化传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武术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发展问题日益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武术的报道也不尽相同。因此,对武术报道的历时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中,报纸的武术报道现场表现力不如电视,速度快不过网络,但也拥有自身独特的报道优势和特色,报纸内容繁多丰富,选择性和针对性较强,能将武术报道做深、做全、做透,有利于受众深度了解武术事件本身。在众多大众媒体中,根据办报历史、综合全面、权威主流的筛查标准。《中国体育报》（原名为《体育报》）作为我国第一份专业体育类报纸,也是第一份体育类党报。它信息量大,权威性强,无论从体育界还是报纸业或是体育的大众传播领域,都是首屈一指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见证了中国体育报纸发展的所有阶段,能够提供完整详实的文本资料,并具有代表性,而且其内容安排除了在竞技体育新闻报道上大做文章之外,更重视体育报纸的宣传功能,传统体育也被囊括其中,而武术报道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本文选择《中国体育报》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其对武术的报道作为研究样本。本文选定1958年至2017年作为研究时间区域。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内容分析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结合《中国体育报》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我国武术的发展情况,对《中国体育报》创刊60年武术报道的发展历程以及特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武术报道探索起步阶段（1958-1966年）;武术报道恢复发展阶段（1973-1987年）;武术报道繁荣发展阶段（1988-2007年）;武术报道深化改革阶段（2008-2017年）。本论文还从报道内容、报道形式、报道特征等几个方面分别对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分析与归纳,以探讨《中国体育报》历年来武术报道的变化趋势、呈现出的特点及其报道的整体特征。《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在其6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其内容与形式可以说一直都在发生变化,影响这种变化的因素很多,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有来自体育事业和新闻事业本身的影响。从武术报道的规模上来看,《中国体育报》成立之初,其对武术的重视程度不够,其武术报道一直是时而增加时而减少,并未形成稳定、成熟的报道模式。从恢复发展阶段到繁荣发展阶段,其武术报道量虽有所起伏,但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深化改革阶段,报道量更是大幅度上升;从武术报道的内容上来看,由最初的国内武术新闻报道逐渐拓展到国际武术新闻报道比重不断增大,成为该报的报道重点;从武术报道的体裁上来看,由起步阶段以数量较小字数较少的消息类为主发展到通讯类、评论类等各体裁相辅相成;从武术报道的手段来看,由最初单纯的黑白版面和文字类新闻到色彩和图片不断地运用到武术报道中,版面也越来越丰富多彩。武术报道在体裁上主要是消息和通讯,还有一部分单纯的图片报道和少量的评论。初期其稿件多来自本报记者和新华社,随着报道团队不断发展壮大,派出记者釆访各种国际武术赛事,逐渐形成了以本报作者自釆稿件为主。研究60年《中国体育报》的武术报道,不仅仅是为了描述和概括武术报道的特征和内容变化等,还是为了寻找《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对于当今武术新闻传播的现实意义。作为我国第一份专业体育类报纸,《中国体育报》的武术报道无论是报道理念还是报道业务,对于当今的武术报道、传播和发展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程永俊[4]（2018）在《《大理日报》有关三月街报道的媒体人类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三月街历史悠久,传承千年。作为白族传统的民族节日,它不仅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最大的物资交流市场,更是大理州人民一年一度的欢聚盛会。饱含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三月街,一直延续着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联络白族与其他各民族情感的纽带作用。经过多年的历史积淀,大理三月街已经从最初带有宗教色彩的地方庙会发展成如今的集商贸、文体活动为一体的综合性民族节日。近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三月街在新时期得到更广泛的流传。作为白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月街长期存在于报纸的“记忆”中。如今,为了扩大三月街影响力,传承优秀的白族文化,需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历史记忆”功能,理清三月街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变迁与发展,从而得到该时期有关三月街发展变化的民族志,达到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弘扬白族优秀文化的作用。本文第一部分是选题背景、意义、研究方法、相关研究综述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全文共有四个章节。第一章通过对搜集到的43年（由于客观原因导致仅有43年的报纸资料）的《大理日报》报道的三月街的版面数量、版面比重、报道的时长、三月街开幕前后报道数量、报道内容做了全面的分类统计,并从时域上得到反映《大理日报》报道三月街情况的曲线。通过对各项报道数据的变化情况,结合社会发展和三月街本身的变化节点,将三月街的变迁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二章从报道主题、官方色彩、报道广度和报道深度四个方面对《大理日报》有关三月街的报道做全方位多视角的分析和解读。第三章结合《大理日报》有关三月街报道的大事记和《大理日报》对三月街报道的三个历史性转折点（1982年报纸复刊并开始正常发行,1991年三月街被政府定为“大理白族自治州三月街民族节”,2008年三月街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大理日报》开始出现电子版）,将三月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进行研究:第一时期（1960—1981年）,第二时期（1982—1990年）,第三时期（1991—2007年）,第四时期（2008—2017年）。第四章以赛马、药材市场、物资交易、文化活动为例并结合对《大理日报》报社记者的访谈探讨三月街的发展与变化。综上,本文以搜集到的1959—2017年《大理日报》有关三月街的报道为研究对象,尝试从媒体人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全文围绕着《大理日报》三月街报道的三个历史转折点和四个时期展开分析。通过研究,试图梳理《大理日报》对三月街报道的历史变迁过程,并为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传承与保护提供借鉴。
周志,田君,赵毅平,徐璐[5]（2016）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十年要闻回顾（2006-2016）》文中指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自建院以来已历六十载风雨,与清华大学合并亦已度过了十七个年头。这些年来,学院在教学、科研等领域都取得了许多突出的成就,师生获奖更是不计其数。鉴于本刊曾在十年前的院庆五十周年之际推出过纪念增刊,较为全面地回顾、梳理了前五十年学院的光辉历程。因此,值此六十周年院庆之际,本刊推出近十年来的学院要闻回顾,希望能全面、严谨地记录下这十年来学院的重要信息材料。本文的资料整理主要来自学院十年来的年鉴,并参考以其他信息资料来源。虽然意在求全,但因时间仓促、水平不足,难免挂一漏万,希望读者谅解。
孟德楷[6]（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指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邢丽凤[7]（2013）在《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二〇〇一-二〇〇四）》文中研究说明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迈进光辉灿烂的新世纪——人民日报元旦献辞》,迎接新世纪,倡议"以新的奋斗、新的创造、新的成就迈进新的世纪,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六日作家西戎因病在太原逝世,终年七十九岁。西戎原名席诚正,与马烽合作所着的《吕梁英雄传》是解放区第一部长篇小说,曾长期担任《火花》和《汾水》文学杂志的主编。十五日至二月十五日图书文化网站www.book321.com与台海出版社联手举办"孤篇自荐"网上竞猜活动,从五十名候选的当代作家
富琼英,陈佳佳,雷雪芳,田健[8]（2011）在《协会发展大事记（2009～2010）》文中研究表明2009年1月5日协会和宁夏民政厅联合主办的"爱心2008——走进宁夏"大型公益活动表彰会在银川举行。会议对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心脏中心、贺兰县民政局等9个先进集体和23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爱心2008——走进宁夏"公益活动自2005年9月启动,截至2008年年底,共救助贫困家庭病残儿童956名。1月6日协会儿童社会救助工作委员会四川社工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带着保暖内衣、外套、鞋子等物资前往北川任家坪安置点开展慰问活动,将过冬物品送到"灾区爱心助养"的孩子手上。
赵琨[9]（2011）在《地产年度风云榜 N大魅力看点 再启品牌大典》文中研究表明魅力看点之一:"风云榜品牌体系"出炉魅力看点之二:风云榜不得不说的故事魅力看点之三:风云榜"牛人"都有谁?魅力看点之四:"大会堂对话",再发"爆破性"观点?魅力看点之五:风云榜将引导何种新趋势?魅力看点之六:风云榜"快乐"片段都有"神马"?魅力看点之七:年度事件榜都有啥大事?百大事件回顾魅力看点之八:……魅力看点之九:……魅力看点之十:Caver Stary
董赤[10]（2010）在《新时期30年室内设计艺术历程研究》文中认为“新时期30年室内设计艺术历程研究”是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室内设计艺术发展历程、主要思潮与对人们审美价值取向进行系统性探究的史论性命题。对于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室内设计艺术的发展演变,室内设计文化的形成规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索,重点考察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室内设计艺术的文化特征、艺术规律和文化特征,并对我国室内设计艺术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在我国设计艺术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设计艺术的价值追求经历了由功能至上到功能与审美大体均衡,再到审美逐渐压倒功能的发展阶段。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和行业,在步入21世纪时,设计艺术在社会经济和大众生活中的支撑发展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我国设计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应当说成就卓着,尤其在室内设计方面。但从学界的研究来看,整体上仍停留在总体的历史性框架内,重复性研究较多,亟需立足于发展的视角,对新时期室内设计艺术进行历史性反思。本课题正是在这一视角和背景下对新时期室内设计艺术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反思,它是一种对过去30年来室内设计艺术发展的把脉,既是一种建设性的批判,也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探讨。本文在开篇对所选题题目的有关概念、现实记忆、史学思考进行了系统性分析与介绍。并从八个方面深入研究室内设计艺术的本质规律。第一章,重点阐述了室内设计自觉意识于新时期初始,其室内设计参与我国对外开放需要和设计师们的思考,也包括作为工艺美术概念下的设计艺术在经济建设中得到的确认。第二章,从中国室内设计教育内容入手,以改革开放的设计理念,分析室内设计教育较早适应社会所需专门人才的培养模式,并在改革发展的背景下,以“走出去、请进来”为理念,研究确立专业概念,调整艺术教育结构,加强与国际设计教育交流,向社会输送设计人才,传播设计文化,完善室内设计教育模式。第三章,分析了西方艺术思潮的传入,传播的主要途径和对对我国室内设计的影响与冲击,以及国内设计界精英们的思考与行动。第四章,主要阐述新时期以来,设计艺术的室内设计在学术上的种种努力,介绍其研究成果,“人的主题”作为设计的本质提出,营建“室内设计”并发展到“室内环境设计”,及竞赛和评价机制的导入对专业发展的影响。使我国新时期以来,室内设计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呈现出清晰的思路。第五章,介绍了作为艺术设计中的室内设计艺术在市场运作中,行业组织、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并深入分析了多年来这一行业所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第六章,就室内设计中行业与其它行业之间的联系、影响以及室内设计本身技术层面的支持所带来的产业化进行把脉,以便于我们从中了解室内设计作为“艺术设计”传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所呈现的引领力量和自身的现代性特征。第七章,重点阐释室内设计由为少数人来享用的艺术走向民间生活,成为大众消费的一种方式。专业的室内设计推动了设计文化,从而影响了大众审美取向。政府与行业组织也积极地指导室内设计,充分体现出的人文关怀,也使得设计与消费、健康与审美,规范与标准等方面健康有序地发展。第八章,着重探讨了新时期中国室内设计专业进入成熟期后的种种反思和营建的努力。在立足于现实的背景下,拓展新的本土化的思考基础和室内设计发展途径,迎接新的世纪“中国设计”、“中国智造”的到来。第九章,着重探讨了新时期中国室内设计专业进入发展期后的种种反思和营建的努力。在立足于现实的背景下,拓展新的本土化的思考基础和室内设计发展途径,迎接新的世纪“中国设计”、“中国智造”的到来。论文的最后结论部分,对我国室内设计学科发展进行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温故而知新”,正是因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从中可以获得不少的历史的经验和启示,为推动中国的室内实际进一步发展而追求和探索新的方向。
二、第十届国际海事盛会在上海隆重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十届国际海事盛会在上海隆重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世纪以来中国高校校园戏剧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新世纪以来校园戏剧的接受轨迹 |
| 第一节: (2000—2007)借助新平台,逐步扩大接受面和影响力 |
| 第二节: (2008—2019)走向广泛、多元和深入的接受新阶段 |
| 第二章 新世纪以来不同类型校园戏剧的接受 |
| 第一节 实验类校园戏剧的接受 |
| 第二节 经典类校园戏剧的接受 |
| 第三节 教育类校园戏剧的接受 |
| 第四节 原创类校园戏剧的接受 |
| 第五节 娱乐类校园戏剧的接受 |
| 第三章 新世纪以来校园戏剧观众的构成特点和审美心理 |
| 第一节 校园戏剧观众的构成特点 |
| 第二节 校园戏剧观众的审美心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新世纪以来国内校园戏剧的演出报道 |
| 附录二: 新世纪以来部分校园戏剧剧目展示 |
| 附录三: 扬州大学校园戏剧现状的问卷调查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 2.1 柏桦生平 |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 2.4.1 香港 |
| 2.4.2 台湾 |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 3.1 译介概况 |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2 译介主体 |
| 3.2.1 译者背景 |
| 3.2.2 译者类型 |
| 3.2.3 翻译模式 |
| 3.3 文本选择 |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 3.4 传播媒介 |
| 3.4.1 出版机构 |
| 3.4.2 网络媒介 |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 3.5.1 早期:1988-2007 |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1.1 接受概况 |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 4.4.3 海外评价 |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 5.1.1 文本概述 |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3）《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研究（1958-2017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体育报道的相关研究 |
| 1.2.2 有关武术报道的相关研究 |
| 1.2.3 有关《中国体育报》的相关研究 |
| 2 研究方法与对象 |
| 2.1 研究方法 |
| 2.1.1 文献资料法 |
| 2.1.2 内容分析法 |
| 2.1.3 数理统计法 |
| 2.1.4 逻辑分析法 |
| 2.2 研究对象 |
| 3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发展历程 |
| 3.1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探索起步阶段 |
| 3.2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恢复发展阶段 |
| 3.3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繁荣发展阶段 |
| 3.4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深化改革阶段 |
| 4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阶段分析 |
| 4.1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探索起步阶段 |
| 4.1.1 武术报道内容分析 |
| 4.1.2 武术报道形式分析 |
| 4.1.3 武术报道特征分析 |
| 4.2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恢复发展阶段 |
| 4.2.1 武术报道内容分析 |
| 4.2.2 武术报道形式分析 |
| 4.2.3 武术报道特征分析 |
| 4.3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繁荣发展阶段 |
| 4.3.1 武术报道内容分析 |
| 4.3.2 武术报道形式分析 |
| 4.3.3 武术报道特征分析 |
| 4.4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深化改革阶段 |
| 4.4.1 武术报道内容分析 |
| 4.4.2 武术报道形式分析 |
| 4.4.3 武术报道特征分析 |
| 5 《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总体分析 |
| 5.1 武术报道内容分析 |
| 5.2 武术报道形式分析 |
| 5.2.1 报道数量 |
| 5.2.2 报道版面 |
| 5.2.3 报道来源 |
| 5.2.4 报道体裁 |
| 5.3 武术报道特征分析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6.2.1 增多报道形式、加强深度报道 |
| 6.2.2 采取独家报道 |
| 6.2.3 推崇大众武术报道 |
| 6.2.4 加强媒介融合与创新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表1：1958-1966年《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标题 |
| 附表2：1973-1987年《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标题 |
| 附表3：1988-2007年《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标题 |
| 附表4：2008-2017年《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标题 |
| 致谢 |
（4）《大理日报》有关三月街报道的媒体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媒体人类学研究的概述 |
| (二)关于报刊资料对民族节日的研究概述 |
| (三)关于三月街的研究概述 |
| 三、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重点难点 |
| (四)基本观点 |
| (五)创新点 |
| 四、相关概念界定与说明 |
| (一)媒体人类学 |
| (二)《大理日报》 |
| (三)三月街 |
| 第一章 《大理日报》三月街报道统计分析 |
| 一、三月街报道规模分析 |
| (一)版面数量分析 |
| (二)版面比重分析 |
| (三)报道时长分析 |
| 二、三月街报道形式分析 |
| (一)开幕前后报道数量分析 |
| (二)开幕前后报道内容变化分析 |
| 三、三月街报道内容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大理日报》三月街报道内容的多视角解读 |
| 一、三月街报道主题分类 |
| 二、三月街报道内容的官方色彩 |
| 三、三月街报道内容的广度 |
| 四、三月街报道内容的深度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理日报》三月街报道的四个时期 |
| 一、第一时期(1960—1981年) |
| 二、第二时期(1982—1990年) |
| 三、第三时期(1991—2007年) |
| 四、第四时期(2008—2017年)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大理日报》报道内容看三月街的发展与变化 |
| 一、赛马的演变与发展 |
| 二、药材市场的演变与发展 |
| 三、物资交易的演变与发展 |
| 四、文化活动的演变与发展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5）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十年要闻回顾（2006-2016）（论文提纲范文）
| 2006.11——2007.12 |
| 人才培养与基础建设 |
| 科研成果与重大项目 |
| 获奖荣誉 |
| 展览与学术活动 |
| 国际交流 |
| 2008.1——2008.12 |
| 人才培养与基础建设 |
| 科研成果与重大项目 |
| 1.与奥运相关的设计项目 |
| 2.其他重要科研项目 |
| 获奖荣誉 |
| 展览与学术活动 |
| 国际交流 |
| 2009.1——2009.12 |
| 人才培养与基础建设 |
| 科研成果与重大项目 |
| 获奖荣誉 |
| 展览与学术活动 |
| 国际交流 |
| 2010.1——2010.12 |
| 人才培养与基础建设 |
| 科研成果与重大项目 |
| 获奖荣誉 |
| 展览与学术活动 |
| 国际交流 |
| 2011.1——2011.12 |
| 人才培养与基础建设 |
| 科研成果与重大项目 |
| 获奖荣誉 |
| 展览与学术活动 |
| 国际交流 |
| 2012.1——2012.12 |
| 人才培养与基础建设 |
| 科研成果与重大项目 |
| 获奖荣誉 |
| 展览与学术活动 |
| 国际交流 |
| 2013.1——2013.12 |
| 人才培养与基础建设 |
| 科研成果与重大项目 |
| 获奖荣誉 |
| 展览与学术活动 |
| 国际交流 |
| 2014.1——2014.12 |
| 人才培养与基础建设 |
| 科研成果与重大项目 |
| 1.为APEC设计 |
| 2.其他设计项目 |
| 获奖荣誉 |
| 展览与学术活动 |
| 国际交流 |
| 2015.1——2015.12 |
| 人才培养与基础建设 |
| 科研成果与重大项目 |
| 1.2015米兰世博会中国馆项目 |
| 2.其他重大项目 |
| 获奖荣誉 |
| 展览与学术活动 |
| 国际交流 |
| 2016.1——2016.10 |
| 人才培养与基础建设 |
| 科研成果与重大项目 |
| 获奖荣誉 |
| 展览与学术活动 |
| 国际交流 |
（6）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二〇〇一-二〇〇四）（论文提纲范文）
| 二〇〇一年 |
| 一月 |
| 二月 |
| 三月 |
| 四月 |
| 五月 |
| 六月 |
| 七月 |
| 八月 |
| 九月 |
| 十月 |
| 十一月 |
| 十二月 |
| 二〇〇二年 |
| 一月 |
| 二月 |
| 三月 |
| 四月 |
| 五月 |
| 六月 |
| 七月 |
| 八月 |
| 九月 |
| 十月 |
| 十一月 |
| 十二月 |
| 二〇〇三年 |
| 一月 |
| 二月 |
| 三月 |
| 四月 |
| 五月 |
| 六月 |
| 七月 |
| 八月 |
| 九月 |
| 十月 |
| 十一月 |
| 十二月 |
| 二〇〇四年 |
| 一月 |
| 二月 |
| 三月 |
| 四月 |
| 五月 |
| 六月 |
| 七月 |
| 八月 |
| 九月 |
| 十月 |
| 十一月 |
| 十二月 |
（10）新时期30年室内设计艺术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概念话语 |
| （二） 现实记忆 |
| （三） 史学思考 |
| 一、室内设计的自觉意识 |
| （一） “十大建筑”与室内装饰艺术的初生 |
| （二） “国际机场壁画”与绘画装饰艺术的发展 |
| （三） “广告”对“工艺美术”设计意识的催生 |
| 二、室内设计业的市场化崛起 |
| （一） 思想解放与理性回归 |
| （二） 建筑设计的发展与室内设计理念的生成 |
| （三） 室内设计行业的生成与市场化 |
| 三、探索中前进的室内设计教育 |
| （一） 从工艺美术到艺术设计教育 |
| （二） 设计教育的实践与创新 |
| （三） 设计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
| 四、设计艺术的“西学东渐” |
| （一） 渐行渐近的国外设计思潮 |
| （二） 室内设计的现实走向 |
| （三） 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化反思 |
| 五、设计艺术的学术拓展与反思 |
| （一） 概念的确立与演变 |
| （二） 在交流中日渐成熟的艺术设计 |
| （三） 实践与理论的互促——室内设计的创作与竞赛 |
| （四） 室内设计与人的主题 |
| 六、走向规范化的室内设计业 |
| （一） 发展中的行业组织 |
| （二） 室内设计业的市场化 |
| （三） 走向规范的必然选择 |
| 七、室内设计的硬件与软件 |
| （一） 各类相关行业间的互动与实践 |
| （二） 设计表现与设计艺术的重构 |
| 八、室内设计与大众消费 |
| （一） 室内设计走向民众生活 |
| （二） 室内设计与大众消费 |
| （三） “发烧”、反思与务实 |
| 九、发展期的设计艺术 |
| （一） 外来经验的本土转换 |
| （二） 生存的欲求与应对 |
| （三） 消费时代的室内设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第十届国际海事盛会在上海隆重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世纪以来中国高校校园戏剧的接受研究[D]. 王庆阳. 扬州大学, 2020(06)
- [2]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3]《中国体育报》武术报道研究（1958-2017年）[D]. 苏王飞. 上海体育学院, 2018(01)
- [4]《大理日报》有关三月街报道的媒体人类学研究[D]. 程永俊. 大理大学, 2018(12)
- [5]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十年要闻回顾（2006-2016）[J]. 周志,田君,赵毅平,徐璐. 装饰, 2016(10)
- [6]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7]新世纪文学编年纪事（二〇〇一-二〇〇四）[J]. 邢丽凤. 东吴学术, 2013(04)
- [8]协会发展大事记（2009～2010）[A]. 富琼英,陈佳佳,雷雪芳,田健.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发展蓝皮书（2009-2010）, 2011
- [9]地产年度风云榜 N大魅力看点 再启品牌大典[J]. 赵琨. 安家, 2011(01)
- [10]新时期30年室内设计艺术历程研究[D]. 董赤. 东北师范大学, 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