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产品出口须唱“国际歌”（论文文献综述）
钱成[1]（2021）在《习近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刘莉[2]（2017）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再研究 ——以原因、影响为重点的探索》文中认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制等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京汉铁路沿线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具有诱发集体行动的潜质。在近代社会转型期,铁路在中国的发展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博弈。京汉铁路显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非同一般的经济、政治及军事价值。京汉铁路沿途地区的地形地貌及气候特征一方面有利于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居住;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生态环境,容易造成自然灾害,形成重大灾荒,给沿途居民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对于京汉铁路而言,这种地理环境既给其运营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也容易使其沦为兵火集中之地。京汉铁路沿途的人文面貌也是诱发集体行动的潜在因素。长辛店、郑州及江岸三个区域中心地的形成及大量外来人口的聚集,为地域性帮口组织的形成和集体行动的爆发提供了条件。清末民初,国内政局纷扰不已,政权更迭频繁,军阀混战接连不断,土匪猖獗,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均极不安定。京汉铁路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其运营自然逃不离整个社会大环境。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和恶劣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引发了一系列的铁路危机。同时,铁路作为“洋人洋物”,常成为激怒中国工人罢工、激发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众矢之的,京汉铁路亦不例外。这些问题的长期叠加,增加了铁路工人集体行动的风险。京汉铁路工人自身的劳动条件和生存状态成为容易诱发工人集体行动的潜在因素。年龄结构、技术工人的集中、性别等劳动条件容易滋生群体性事件,而生活的单调及娱乐文化的缺失等因素又导致工人中普遍存在着消极、隐忍、怨恨而又好勇斗狠的社会心态。此外,京汉铁路工人群体在法制、工作及生活三个层面均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而工人又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自身的职业诉求及维护自身权益。因此,集体行动成为他们团结有力的反抗方式。就工人组织而言,京汉铁路上的职工组织呈现出明显的职业分层现象。不管是职业性组织、地缘性组织还是其他性质的组织,均成为工人们之间的壁垒。这些组织团体的出现,一方面成为团结壮大工人力量的重要媒介,另一方面也是引导工人走向分裂主义的桥梁。这些因素的叠加成为引导工人走向集体行动的暗流。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努力下,京汉路沿线各地工会组织相继建立。在工会的发动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开启了反抗斗争的模式,从“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在不断的反抗斗争中,京汉铁路工人逐渐成长为一支较为成熟的革命力量。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社会思潮、自然灾荒、中共的介入及北洋政府的恐慌与高压防范等是促发革命的助燃剂。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营造出强烈的革命氛围,这种社会环境对中国工人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其阶级意识开始形成,团结意识逐渐增强,反抗斗争从自在阶段开始向自为阶段转变。20年代初,京汉路沿线地带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荒,加之政府无力应对,导致了严重的物价上涨和社会恐慌,这是造成京汉及北方铁路工人频繁罢工的经济因素之一。中共介入京汉铁路以后,通过多种策略和方式,改造和利用了京汉铁路工人中固有的地域性帮口组织,在全路建立了统一的工会组织,为革命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面对逐渐风靡全国的“激进主义”和风起云涌的工潮,北洋政府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和高压政策。这一时期,工潮、政争及“过激主义”相互交织。由此可以预见,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的爆发并不是由单一因素促发的,更不是仅凭中共振臂一呼就能群起响应的,而是社会、自然、经济及政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罢工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各方力量对待此次罢工事件的态度及应对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大罢工发生后,工界、学界与商界之间的联盟关系瓦解。商界转而与军政当局结成同盟,共同抵制和破坏此次大罢工。工界与学界则相互支援,并积极联络商界,酝酿更大规模的反抗行动。最终,由于北京政府的严密防范,工界、学界筹划的总罢工及国民大运动未能实现。但经此一役,北京政府的残暴本质已暴露无遗,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打倒军阀”已成社会各界的共识。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民权意识的觉醒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大罢工爆发后,北京政府对京汉路罢工事件采取了恩威并施的处置原则,逐渐平息了这场大罢工事件及全国范围内的反抗暗潮,暂时化解了这场严重的统治危机。然而,从北京政府的应对来看,主要采用的是“灭火”式的被动应对。从现代国家角度来说,北京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手段无疑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的。二七惨案后,国共两党及国内外社会各界对被难的京汉路工人及其家属展开了积极的救济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救济效果。透过国共两党在救济工作中的合作与冲突,可以窥见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曲折性、复杂性及国共合作内部蕴含的分裂危机。此次大罢工的失败产生了双重社会效应:既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二七”惨案确实给京汉路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困苦,也使中共的工运工作遭到了严重的挫败。然而,这一事件也对中国革命进程和社会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一方面导致了北洋政府的政治声誉严重恶化,使“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进而引发了中国革命力量的重组和革命策略的调整。此外,此次大罢工事件还推动了中国劳动立法的进程。“以史为鉴”是历史学的基本社会功能,因此总结历史之得失十分必要。透过时人对于此次事件的认知,可以发现大罢工并不是一起简单的罢工事件,事件背后,蕴含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矛盾。它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多元因素相互作用、激烈碰撞的产物。同样,大罢工的失败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从这次失败中反映出年轻的中共及工人阶级这支革命力量还不够成熟,自身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改进。“二七”惨案后,在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的不断塑造下,“二七”成为蕴含着“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等多重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纵观整个民国时期,“二七”纪念不仅是国共关系的晴雨表,而且成为近代中国革命中一个有力的社会动员工具。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拥有和阐释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两党共同拥有,到互相争夺,再到中共独自掌控了“二七”符号的话语权。这种变化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中共的政治动员技术和话语操控能力渐趋成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共作为一支新生革命力量的渐趋壮大历程。
葛君[3]（2015）在《民主德国与中国关系史初探（19491965）》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49年至1965年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主要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统一社会党档案、民主德国外交部档案,以及各类已经出版的档案文献,试图梳理出1949-1965年间民主德国与中国关系发展的线索,提出并分析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最后将其视为研究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个案,进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结构再作一番探讨。第一章论述1949-1955年中德关系建立初期的情况。根据斯大林本人对于战后国际共运的分工设想,民主德国首先希望能够先同新中国建立起经贸上的合作关系,同时,统一社会党希望中国能够同意将自己与西德的贸易都通过东德进行,这一要求在1951年的中德贸易协定中得到了体现,但是由于西方的禁运政策,中德贸易协定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给民主德国造成了在对华贸易上的出口欠账。1953年“6·17事件”的爆发,为了援助民主德国,中国应其所求同东德签订了一项补充贸易协定,稳定东德国内的农产品供应。这一举动,被视为是对民主德国的巨大帮助,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到1955年底两国签订《中德友好合作条约》后,双方的合作关系从而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第二章论述1956-1958年的中德关系,在这一时期,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加强,中德关系也开始进入一个“蜜月期”。苏共二十大之后,乌布利希一方面与中共八大的精神不谋而合,提出了要走符合民主德国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另一方面对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则有所保留,这一口号被统一社会党内的改革派奉为圭臬,从而影响乌布利希在统一社会党内的地位。但是中共不久之后就开始了反右派运动,使得乌布利希感到中德两党的基本思想又走到了一起。进入1958年后,两国在国内经济建设上都出现需要“大跃进”的诉求,东德领导人更是“言必称中国”。在对外政策上,两国也基本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第三章论述1959-1960年的中德关系,这是中德关系开始发生转折的时期。1959年是中德关系最为紧密的一年,两国高层相互频繁访问,在年底签订了两国1960-1962年的长期贸易协定。但也就是在此同时,双方各自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开始变得更加明显,这反映在1959年初,两国在对待联邦德国的态度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而对于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民主德国由于在外交承认问题上有求于印度,不希望搞僵与印度的关系,所以从一开始倾向中国立场转变成公开表达中立的态度,这自然引起中方的不满。当进入1960年后,随着中苏分歧的公开化,东德与中国之间也爆发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第四章论述1961-1965年的中德关系,这是中德两党从相互论战直至最终决裂,两国关系发展陷于停滞的时期。由于中国错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直接影响到它的对外贸易出口,造成粮食出口上的欠账,于是中德两国领导人又围绕着贸易问题发生了面对面的争执。随着中苏论战的进一步地激化,1963年初召开的统一社会党六大,成为苏东集团的反华高峰。但同时,民主德国也希望能够在国家关系上与中国实现某种程度的缓和,中国则对民主德国采取具有统战意味的“区别对待”政策,根本目的是要分化苏德关系。于是中德关系的发展也将随着两党关系的交恶而陷于停滞。最后一章的结论部分在试图分析指出1949-1965年间民主德国对华关系中的一些具体特点的同时,也尝试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结构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本文认为,首先中苏关系仍然是影响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发展的关键要素,准确把握中苏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理解中德关系发展的一把钥匙。其次,德国问题在中德关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贯穿于两国关系发展的始终。最后,从对中德两国贸易关系发展的观察中,充分可以得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本质仍然是政治合作”的结论,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可以准确反映出两国政治关系的起伏。本文最后以中德关系作为个案,对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作进一步的反思。
高嘉懿[4]（2015）在《冷战格局中的现实主义外交—中法关系史新探（1949-1969）》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对于冷战时期中法关系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重点都置于1964年中法建交问题上,而对于长时间段的中法关系史的发展过程缺乏整体性的认识,这就导致普遍地过高评价了中法现实主义外交的意义和影响力。本文的目的则是想探讨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下,身处两大阵营中的次国家——中国和法国——在恢复双边关系中所做出的现实主义努力长期受到意识形态、集团利益和美苏政策的持续性影响。在对法国外交部档案、法国共产党档案、国民议会档案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等史料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将1949-1969年的中法关系分成四个部分来做具体介绍,有利于理清两国关系发展的脉络：第一部分是对立时期（1949-1953）,阐述了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因为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朝鲜战争问题,与法国处在了对立的地位。在此阶段,中法之间的政治往来中断,经济关系也因为对华禁运问题受到很大影响。不过,中法之间的往来并非完全断绝,法国共产党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主要桥梁。依托于莫斯科经济会议,法共所控的企业及外贸公司与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易货合同；法共所组织建立的法中友好协会则负责维系两国民间文化交流。面对法共在中法关系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法国政府一方面给予部分支持,体现了其对华政策中现实主义一面,但另一方面法国政府鼓励不受共产党控制的企业与中国开展贸易,反映了其政策中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一面。此外,通过中法两国各自的印度支那政策,可以了解到在亚洲地区两个阵营都有着明确的战略分工,同时也存在内部分歧。第二部分是缓和时期（1954-1958）,为了恢复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中法两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进行了磋商与合作,并且都试图利用对方阵营内的矛盾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日内瓦会议上的接触,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并建立了几个沟通渠道。但是受到美国政策以及台湾问题的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是有限的。法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既想与中国进行往来,解决搁置的政治问题,获得在华的经济文化等利益,又不愿公开违背美国制定的对华政策基调。另外,随着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地位的提高以及影响力的扩大,法共与中共的党际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法关系缓和的情况下,法国其他党派的政治人士也开始与中国接触,但中方明显更为信任和看重法共所提供的信息和建议。因此,无论法国还是中国,在调整两国关系的现实主义努力中,仍然受到意识形态和集团利益的很大影响。第三部分是建交时期（1959-1964）,戴高乐上台以后,中法之间并未马上建立外交关系。在与苏联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时候,中国的对外政策中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因素,积极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戴高乐政权打压法共,故而对戴高乐政府表示冷淡。法国国内也因为中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而淡化了承认中国的意愿,又因为在联合国大会中,台湾方面对法国阿尔及利亚政策表示支持,一些议员表示应该扩大与台湾方面的联系。这种情况下,中法两国文化交往活动大大减少,甚至引起了法共对中国对法政策的不满。但是到了1961-1962年,因为与苏联分歧加大,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对戴高乐的态度也发生转变,并借助讨论老挝问题的契机与法国政府进行接触。之后,中法两国政府在1963年开始不约而同地考虑建交问题。经过秘密谈判,中法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引发了国际和国内的热议。虽然国际上有不少舆论对中法建交表示支持,但是法国的盟友们仍然顾虑重重,并没有紧随法国的步伐。法国国内的报刊舆论和国民议会的辩论反映了法国社会虽然赞同中法建交,但对于戴高乐承认中国的形式和时机表示疑问。法共因为在中苏论战中支持苏联因而与中共关系恶化,对于中法建交表示了冷淡态度,并成为法国国内对中国国内外政策批评最为严厉的政党之一。第四部分是磨合时期（1964-1969）,介绍中法建交后两国政府在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但在双方交往中也存在着分歧和困难。特别是中国对外政策日益激进和强硬,引发了法国的不满。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法国的留学生和外交官分批被撤回国,两国文化关系中断。旅法留学生回国途中在莫斯科红场引发事端,法国驻华使馆受到此事件波及,中法关系受到影响。另外,法国“五月风暴”期间,由于中国报刊上为支援法国学生运动而对戴高乐政府严加批判,引发法国的不满,双方关系更为恶化。不过,两国政府仍然意识到维系中法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经过努力,双方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为70年代中法关系的友好发展奠定了基调。结论部分主要谈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分析了冷战格局下,中法两国的现实主义外交受到意识形态和美苏政策的长期影响和制约,强调了对于理想主义外交目标的追求应该以自身的实力为基础。其次,简要比较了冷战两大阵营的内部相处情况,分析中法两国脱离阵营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最后,对于中法关系中的人民外交的特点和作用做了小结。通过本文论述可以看到,中法建交的成果不是即时性的,并未动摇美苏两极格局,也未使得其他西方国家立刻紧随法国步伐承认中国,因而其意义是有限的。但是中法建交的影响是长远的,奠定了从蓬皮杜政府至今的中法友好合作互惠互利的基调。
刘洋[5]（2014）在《高密市优化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业的现状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把“三农”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其中种植业是三农工作中的重要方面。国家提出对种植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出台了多种促进种植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粮食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及农资补贴，实行种植作物保险补偿等，促进了农民对种植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国种植业正在朝着实现高效、多产、增收的良好态势发展。种植业是农业的基础，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根本，国家要想富强，人民要想富裕，必须要夯实这个基础，不断提高种植业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种植业发展正处于现代种植业的转型时期，传统种植业发展思路已经跟不上发展的新要求，因此，必须在种植业发展方式上求得转变，在产销研上求得创新，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形势，发展特色种植业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本文是立足高密市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地发展别具一格的高效特色种植业，提出了一系列在发展特色种植业上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转变种植思路，加大种植结构调整力度，创新种植方式，引进开发新品种，培育新的增长点，实行产学研带动，紧密联系市场和企业，提高专业化知识水准，走产业化、科技化、特色化发展等等，通过这些对策，依托本地资源优势，逐步建成独具特色的专业镇、专业村，实现村村有特色，镇镇有产业，走出一条带动当地政府和农民增收的特色种植业发展道路，对增加农民收入、振兴区域经济、促进种植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邓运山[6]（2012）在《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改造思想及实践研究（1921-1937）》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从而使中国前现代社会发生了整体性溃败,并消极被动地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从此,“现代化”就一直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时代主题而令人关注。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畸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从而使整个社会城乡二元化结构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致使广大乡村社会日益被现代社会边缘化了。尤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已经走向了极为崩溃的边缘,整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乡村危机。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不能有效地动员和整合全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农民,致使乡村社会日益疏离于国家政权之外,并最终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策源地。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及全国范围的乡村危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改造国家、复兴民族为己任,他们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大革命时期,敏锐地把革命的触角深入广大乡村社会,大力领导乡村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又及时进行革命战略大转移,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社会建立海陆丰、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等十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同时,对各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以苏维埃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政权建设、以普及大众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文化建设,以及一系列“除旧布新”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从而走上了一条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和乡村建设派开展的乡村改良运动完全不同路向的、体制外的另类乡村改造道路。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以彭湃、瞿秋白和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指导下,提出了极为丰富的关于乡村改造的思想和主张。在经济建设方面,主张开展土地革命,解放农村社会生产力；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充分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并不断改善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力促进工商业发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制定健全的财政制度,初步建立苏区金融体系。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主张大力开展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加强苏维埃政权制度建设,并不断完善苏维埃政权的职能建设。在教育文化建设方面,主张大力普及苏区民众教育,加强革命宣传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在社会建设方面,主张改造流民、土匪和反动会道门分子,维护正常社会秩序；提倡男女平等,实现妇女解放；破除封建陋习,提倡移风易俗；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救乡村弱势群体。总之,以彭湃、瞿秋白和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这些乡村改造思想和主张,对中共在大革命时期领导的乡村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时期开展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同时,也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和思想遗产。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潮流,把革命的触角伸向广大的乡村社会。在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广大乡村民众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农民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又成功地对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一场“改天换地”的特殊形式的乡村改造运动。从而,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候,让经过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大地站稳了脚跟,并最终通过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今天,在举国上下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反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那场特殊的乡村改造运动,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周湘智,周迎春[7]（2012）在《融入“地球村” 筑好“桥头堡”》文中指出我省如何加快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基础先行——栽好"梧桐树""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栖。"为吸引外地客商真心实意来湖南投资兴业,我省注重"软硬兼施",大力营造高效率、低成本、无障碍的发展环境。在硬环境上,以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为重点,切实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环保、信息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综合交通枢纽、通关服务等配套设施建设,构建便捷、高效的物流体系,切实降低物流成本。在软环境上,以法治湖南建设为统揽,大力
张前[8]（2012）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依附性、渗透性、扩散性的特点，它的发展将有力地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正因为如此，旅游业对现代服务业的贡献度和拉动作用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我国批准建立的首个国家级海洋经济区，拥有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海域面积广大，海洋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在调结构、带转型、带投资、带文化、促内需、促就业、促增长等方面发挥着其他产业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己经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因此，探索如何发挥旅游业的带动作用，促进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提升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本论文在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蓝色经济区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优势条件和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和有关部门制定旅游发展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也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和方向。第一部分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理论研究。从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内涵和特征切入，阐述了旅游业与现代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并对国内外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和相关理论进行全面分析。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基础和优势。在分析区位、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阐述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区位、旅游资源、海洋科技、旅游产业、政策和自然生态环境优势。第三部分主要分析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问题和制约因素。提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尚未树立服务经济和大旅游的发展观念；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关系不协调，资源优势未得到有效发挥；海洋文化内涵挖掘不足，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的质量不高；现代科技支撑旅游业发展的作用不明显，旅游产品科技含量较低；旅游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依然突出；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旅游业融合带动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的问题，并从旅游业管理制度、人才队伍建设、区域旅游交通设施、环境承载力四个方面分析了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第四部分提出要发挥区域旅游业优势，转变服务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观念，进一步提高对发展旅游业的认识；突出旅游资源特色，围绕国民休闲度假市场，建设海洋休闲度假连绵带；健全现代旅游产业体系，延长旅游产业链，形成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带动力；转变旅游发展方式，增强旅游业的融合带动能力；加强海洋文化旅游精品建设，促进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建设旅游特色经济园区，发挥旅游产业集群的带动作用；积极推进区域旅游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完善旅游服务体系；加快旅游政策体系建设，提高旅游业管理水平；重视海洋旅游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发展对策和建议。本论文将结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实际，抓住旅游业依附性、渗透性和扩散性的特征，围绕旅游业的现代服务业特征，把旅游业与现代服务业有机结合起来，深入系统分析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优势条件、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研究、提出了推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体现了创新性，可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服务业发展方式提供参考，为统筹推进“十二五”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现代服务业的全面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李庆华[9]（2011）在《高密市小城镇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小城镇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节点和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载体。高密市位于山东半岛与内陆结合部,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人口规模、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中等水平,其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对高密市小城镇建设进行研究,提出科学的对策和建议,不仅是高密市县域科学发展之需,而且也能为山东半岛乃至全国小城镇发展提供有益的决策依据和实例参考。目前,国内外小城镇发展理论成果丰硕,在实践中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具有较强的指导借鉴意义。国外的区位理论、城乡结构转换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和协调发展理论,国内的费孝通、温铁军等学者着述,以及国内外小城镇发展历史和美国等典型国家经验的有益启示是：加快小城镇建设、推进城镇化发展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小城镇成长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小城镇建设发展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速度结合起来,把提高投资环境、生活环境质量作为重点,根据自身区位条件培育发展支柱产业,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变革增强发展活力。高密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小城镇建设取得明显成就,城镇化率达到50.8%。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对于高密市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现代化中等城市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高密市小城镇建设的问题是：规划相对滞后,档次偏低,执行缺乏严肃性；产业发育不足,层次偏低,同构现象严重；建设资金匮乏,无法保证发展资金需求；环保问题突出,发展缺乏可持续性；户籍、土地流转、建设用地指标等方面政策障碍较多；小城镇建设发展机制不健全,等等。高密市发展的目标定位是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围绕这一目标定位,高密市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小城镇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化”互动,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协调推进,遵循规划引领、突出特色、产业支撑、政府主导、改革创新、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建管并重的原则,以科学规划为引领,构筑新型城镇化体系；以特色产业为支撑,打造城镇化发展的强大引擎；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重点,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以体制机制创新突破瓶颈制约,增强小城镇建设内生动力;以加强城镇管理为手段,提升城镇品位和档次,形成城乡融合、布局合理、特色鲜明、活力进发的城镇化发展新格局。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加大督查考核力度,保障小城镇建设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刘鑫渝[10]（2011）在《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文中指出本研究以建国后土地制度变迁为着眼点,探讨哈萨克牧区社会在土地变革中的土地实践。由于自然条件、生产资料的差异与技术手段选择的不同,中国游牧地区的土地实践与内地农村存在着较大差异。民主改革以前,牧区牧地公有,即为部落、氏族共有,但实质上草场所有权归部落贵族、头人所有。而牧业民主改革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公营,牲畜私有私营。新疆草原的民族公有制延续了大约6年（1952～1958）。这6年中,牧民对自己的草牧场可以全面地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牧业互助组和初级合作化阶段未触动草原集体所有和牲畜家庭经营的根基,符合哈萨克族游牧社会互帮互助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族侵略的传统,受到了牧民的普遍欢迎,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尽管牧业初级合作社是对互助组的替代,但在初期牧场集体所有,牲畜私有,牧民拥有比较充分的退出权,且退出的自由度与合作社的经营风险呈正相关。牧民不仅可以实施对合作社的监督,使管理者改善制度绩效,还可以参与对合作社的监督,对于社员来说,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意味着有完整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初级社既成功地分割了部分私有产权,又通过给予社员较完善的退出权,有效化解初级社解散的风险。人民公社化实行草原全民所有,牲畜集体所有。变牲畜家庭个体经营为集体统一经营,加上国家控制商业和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牧民没有退社自由,降低了劳动的机会成本以维持牲畜及畜产品生产的低成本,也迫使牧民放弃了可能的边际生产和可能取得的边际收益。牲畜及畜产品国家征购及诸如关闭集市、限制区域交换等一系列规则,剥夺了牧民对其产品——牧业剩余价值的支配权。草原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牲畜集体所有,牧民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单元。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权力全面侵入农村。对单个牧民来讲,草原和牲畜都是一种公共物品,他不拥有相对于其它成员的对土地和牲畜的排他性使用、转让、收益和处置权,牧民土地和牲畜产权都出现“残缺”。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牧业学大寨、牧民定居是与土地制度相伴生的国家自上而下理性设计的社会改造工程。这些体现了控制与改善逻辑的社会工程通过重新设计力图使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与清晰,以便更加有效地对公共和私人领域进行治理。这些项目始于官僚知识分子、革命精英作为“立法者”的远大抱负和无限雄心,他们不仅主张“人为自然立法”,而且主张通过行动来对自然界或整个社会秩序进行彻底和理性的改造;而在这种雄心的背后,则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知识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以及对自然甚至人类本性的控制能力的超强自信。“致命的自负”注定要走向失败。即使失败了的项目也并非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效。我们是各种现代化项目的受益者,改善的目的本意是良善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善。是把自然和社会改造为容易被国家识别和控制的清晰而又简单的对象,还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关心和改善人民的福祉。国家将建基于农耕社会的土地制度实施于牧区是国家强力推行下的简单化实践。在这一实践中牧民成了没有性别、传统和价值、特定个性的异常抽象的可以互换的个体。这种简单化设计因为忽视了牧民的生存传统、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而遭遇失败。草原生态恶化与牧民生计两难困境成为新项目实施的挚肘。为了避免仍然存活着的“国家乌托邦”,需要在牧区现代化现实路径选择的实施中,关注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注重项目谨慎推进、规划要有弹性,利用互助传统建设“新公共性”,建立完善的牧民参与机制。
二、农产品出口须唱“国际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产品出口须唱“国际歌”（论文提纲范文）
（2）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再研究 ——以原因、影响为重点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宏大背景的再考察：大罢工的舞台和环境 |
| 第一节 京汉铁路的自主化过程 |
| 一、筑路之倡议 |
| 二、筹款之波折 |
| 三、筑路与赎路 |
| 第二节 京汉铁路沿线地理环境 |
| 一、地形地貌与气候物产 |
| 二、区域中心地的形成 |
| 第三节 京汉铁路沿线社会环境 |
| 一、兵匪之患 |
| 二、铁路危机 |
| 三、洋人洋物 |
| 小结 |
| 第二章 内在动因的再审视：铁路工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力量成长 |
| 第一节 工作状况 |
| 一、基本样态 |
| 二、福利待遇 |
| 三、大众文化 |
| 第二节 生存困境 |
| 一、生活困境 |
| 二、工作困境 |
| 三、法制困境 |
| 第三节 分裂性因素与早期反抗 |
| 一、政治性分裂 |
| 二、地缘性分裂 |
| 三、早期反抗模式 |
| 第四节 力量成长 |
| 一、工人群体的觉醒 |
| 二、工人群体的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外在动因的再探讨：大罢工之各种触发因素的积聚 |
| 第一节 国内外罢工潮流的影响 |
| 一、国内罢工潮流兴起的历史条件 |
| 二、诱发罢工的因素 |
| 第二节 灾荒的影响 |
| 一、灾害与恐慌 |
| 二、政府的财政窘况及应对 |
| 三、灾荒与北方铁路工人罢工 |
| 第三节 中共的介入 |
| 一、早期中共对工运工作的探索 |
| 二、中共在京汉路开展工运工作的困难及对策 |
| 三、中共对工人帮口组织的利用与改造 |
| 第四节 北洋政府的防控 |
| 一、北京政府对“过激主义”的防范 |
| 二、北京政府对工潮的恐慌与压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即时反应的再分析：大罢工爆发后的各方反应与博弈 |
| 第一节 大罢工的爆发 |
| 第二节 社会各界对大罢工的反应 |
| 一、工界 |
| 二、学界 |
| 三、商界 |
| 四、政界（议员） |
| 五、列强 |
| 第三节 北洋政府的应对 |
| 一、军政当局对此次事件武力镇压的原因 |
| 二、北洋政府的应对措施 |
| 第四节 二七惨案后的救济工作 |
| 一、救济工作面临的困境 |
| 二、国共两党的救济活动 |
| 三、救济工作中的国共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后续效应的再思考：革命史视野下的罢工效应与符号流播 |
| 第一节 大罢工的社会效应 |
| 一、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的效应 |
| 二、关于效应的社会认知和反思 |
| 第二节“二七”符号的建构和传播 |
| 一、“二七”符号的初步建构 |
| 二、“二七”符号的强化和传播 |
| 第三节 政治符号与社会动员：“二七”纪念与近代中国革命 |
| 一、“二七”纪念与国民大革命 |
| 二、“二七”纪念与土地革命战争 |
| 三、“二七”纪念与抗日战争 |
| 四、“二七”纪念与解放战争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民主德国与中国关系史初探（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民主德国与中国关系史的文献与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目标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中德关系的初步建立(1949～1955) |
| 第一节 中德关系的历史渊源及其背景 |
| 第二节 中德1951年贸易协定的签订与执行 |
| 第三节 “6·17事件”与中国的对德援助 |
| 第四节 承认“两个德国”与《中德友好合作条约》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德关系进入“蜜月”期(1956～1958) |
| 第一节 中德两党在苏共二十大后的思想反应 |
| 第二节 “北京一潘科夫轴心”?：中德关系的“蜜月” |
| 第三节 中德在对外政策上的相互支持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德分歧的逐渐浮现(1959～1960) |
| 第一节 1959年的中德关系：成果与隐忧 |
| 第二节 中印边界冲突：民主德国的立场及其演变 |
| 第三节 中德之间分歧的公开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德关系的交恶与停滞(1961～1965) |
| 第一节 柏林墙与中德之间的冲突 |
| 第二节 统一社会党的反华与中共的回应 |
| 第三节 中德关系中的“斗争”与“缓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结论：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结构的再探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 |
（4）冷战格局中的现实主义外交—中法关系史新探（1949-196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研究史料及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和创新之处 |
| 五、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第一部分 对立：政治关系中断与民间的有限往来1949-1953 |
| 第一章 中法两国政治关系的中断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
| 第二节 法国对承认新中国的态度 |
| 第三节 法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认识 |
| 第二章 对抗时期的中法关系 |
| 第一节 中国的援越抗法斗争 |
| 第二节 法国政府的反应和对策 |
| 第三节 中法对立时期的有限往来 |
| 第四节 走向日内瓦 |
| 第一部分 小结 |
| 第二部分 缓和：政治关系难启与经贸文化关系先行1954-1958 |
| 第三章 中法关系初步改善 |
| 第一节 中法为停战做出的共同努力 |
| 第二节 中法政府间的非正式接触 |
| 第三节 中法民间及半官方交流的开展 |
| 第四章 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对中法关系的影响 |
| 第一节 试探发展政治关系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法共与中共党际关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法国政局变动下的中法关系 |
| 第二部分 小结 |
| 第三部分 建交：等待时机与确立中法新关系1959-1964 |
| 第五章 等待建交时机的到来 |
| 第一节 戴高乐上台初期两国关系冷淡 |
| 第二节 中法政府接触的契机 |
| 第三节 建交时机的到来 |
| 第六章 中法建交及其反响 |
| 第一节 中法建交谈判 |
| 第二节 国际对中法建交的反应 |
| 第三节 法国国内对中法建交的反应 |
| 第三部分 小结 |
| 第四部分 磨合：中法共处与受革命冲击的两国关系1964-1969 |
| 第七章 蜜月期——共识与合作 |
| 第一节 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 |
| 第二节 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法国亲华左派的发展与法共 |
| 第八章 “革命”浪潮中的两国关系 |
| 第一节 中国文革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
| 第二节 法国“五月风暴”对中法关系的影响 |
| 第三节 关系恢复与展望未来 |
| 第四部分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研究成果 |
（5）高密市优化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业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引言 |
| 0.1 研究背景 |
| 0.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0.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0.5 研究创新 |
| 1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1 现代种植业、特色种植业、高效种植业 |
| 1.2 现代农业、特色农业、有机农业、都市农业 |
| 1.3 种植业结构调整理论 |
| 1.4 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
| 1.5 农业系统理论 |
| 2 高密市特色种植业基础条件和发展现状 |
| 2.1 高密市优化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业的基础条件 |
| 2.1.1 自然优势 |
| 2.1.2 软环境优势 |
| 2.2 高密市特色种植业发展现状 |
| 2.2.1 粮食作物 |
| 2.2.2 经济作物 |
| 3 高密市优化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业实例分析 |
| 3.1 柏城镇特色种植业实例分析 |
| 3.1.1 发展现状 |
| 3.1.2 特色种植业模式分析 |
| 3.1.3 发展前景展望 |
| 3.2 夏庄镇特色种植业实例分析 |
| 3.2.1 发展现状 |
| 3.2.2 特色种植业模式分析 |
| 3.2.3 发展前景展望 |
| 3.3 密水街道特色种植业实例分析 |
| 3.3.1 发展现状 |
| 3.3.2 特色种植业模式分析 |
| 3.3.3 发展前景展望 |
| 3.4 柴沟特色种植业实例分析 |
| 3.4.1 发展现状 |
| 3.4.2 特色种植业模式分析 |
| 3.4.3 发展前景展望 |
| 4 高密市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业面临的问题 |
| 4.1 种植业基础设施薄弱 |
| 4.2 基层种植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够完善 |
| 4.2.1 种植业劳动力素质亟需提高 |
| 4.2.2 种植业技术推广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
| 4.2.3 种植业标准化程度有待提高 |
| 4.3 资金、技术、信息等市场要素发育不够健全 |
| 4.3.1 种植业龙头企业有待进一步壮大 |
| 4.3.2 种植业信贷亟需提高 |
| 4.3.3 种植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 |
| 4.4 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还需进一步规范完善 |
| 4.4.1 品牌宣传推介力度小，产品附加值低 |
| 4.4.2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强，基地、龙头连结不够紧密 |
| 4.4.3 现代种植业发展水平较低，土地产出效益不高 |
| 4.5 政府服务功能需进一步加强 |
| 5 国内外特色种植业发展背景、特点及启示 |
| 5.1 国外特色种植业的发展特点及启示 |
| 5.2 我国特色种植业的发展背景、特点及模式 |
| 6 高密市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业的对策研究 |
| 6.1 完善政策、金融等扶持力度，引导高效特色种植业优化发展 |
| 6.1.1 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 |
| 6.1.2 拓宽融资渠道，促进特色种植业上规模、上水平 |
| 6.1.3 落实国家各项惠农政策，促进特色种植业更好更快发展 |
| 6.2 扩大基地、示范园区和品牌竞争力，提高特色种植业市场化水平 |
| 6.2.1 以整合资源为基础，扩大特色种植业基地发展规模 |
| 6.2.2 进一步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 |
| 6.3 强化科学支撑能力，为特色种植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
| 6.3.1 培养农村实用科技人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
| 6.3.2 加大科技园区建设，促进农产品的科技成果转化 |
| 6.3.3 健全科技兴农机制，提高种植业生产水平 |
| 6.4 完善硬环境与软环境建设，为特色种植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
| 6.4.1 加强种植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种植业综合生产能力 |
| 6.4.2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特色种植业有力发展 |
| 6.4.3 加大推行种植业标准化的力度 |
| 6.4.4 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高密市种植业各镇街区基本数据统计表（1—7） |
| 攻读农业推广硕士期间所发表的文章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6）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改造思想及实践研究（192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部分 |
| 1.1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 1.2 学术研究现状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 研究方法与论文创新 |
| 1.5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改造思想产生的背景 |
| 2.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的乡村危机 |
| 2.1.1 经济衰败 |
| 2.1.2 政治混乱 |
| 2.1.3 文化失调 |
| 2.1.4 社会失序 |
| 2.2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推动及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逼迫 |
| 2.2.1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推动 |
| 2.2.2 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逼迫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改造思想的渊源 |
| 3.1 马列主义的农民观和社会革命思想 |
| 3.2 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民主思想和平等思想 |
| 3.2.1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民本民主思想 |
| 3.2.2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平等思想 |
| 3.3 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改造思想的形成过程 |
| 4.1 酝酿、萌芽阶段(1921年7月——1927年8月) |
| 4.2 激进、发展阶段(1927年8月——1931年11月) |
| 4.3 高涨、成熟阶段(1931年11月——1935年12月) |
| 4.4 理智、暂停阶段(1935年12月——1937年7月)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主要代表人物的乡村改造思想 |
| 5.1 彭湃的乡村改造思想 |
| 5.1.1 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阶级 |
| 5.1.2 关于开展减租减息和土地革命的思想 |
| 5.1.3 关于成立农民协会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思想 |
| 5.1.4 关于普及农民教育和改良乡风民俗的思想 |
| 5.2 瞿秋白的乡村改造思想 |
| 5.2.1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
| 5.2.2 关于土地革命和农民政权的思想 |
| 5.2.3 关于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的思想 |
| 5.3 毛泽东的乡村改造思想 |
| 5.3.1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及农民运动思想 |
| 5.3.2 关于革命根据地乡村经济建设的思想 |
| 5.3.3 关于革命根据地乡村政权建设的思想 |
| 5.3.4 关于根据地乡村教育文化建设的思想 |
| 5.3.5 关于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的思想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乡村改造实践 |
| 6.1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
| 6.1.1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
| 6.1.2 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经济建设 |
| 6.1.3 以苏维埃为标志的根据地政权建设 |
| 6.1.4 对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评价 |
| 6.2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
| 6.2.1 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建设 |
| 6.2.2 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
| 6.2.3 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 |
| 6.2.4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建设 |
| 6.3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
| 6.3.1 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建设 |
| 6.3.2 中央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
| 6.3.3 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建设 |
| 6.3.4 中央苏区的社会建设 |
| 第7章 与乡村建设派的乡村改造思想及实践之比较 |
| 7.1 两者的相同之处 |
| 7.1.1 都处于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时空背景下 |
| 7.1.2 都认为乡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关键问题 |
| 7.1.3 都重视依靠经济建设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
| 7.1.4 都注重通过发展乡村教育来改造乡村农民 |
| 7.1.5 都主张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社会改造 |
| 7.2 两者的不同之处 |
| 7.2.1 指导思想不同：一者信奉改良主义,一者信奉马列主义 |
| 7.2.2 切入点不同：一者从教育文化上切入,一者从政治经济上切入 |
| 7.2.3 领导力量不同：一者分散领导,一者集中领导 |
| 7.2.4 依靠力量不同：一者依靠少数“社会精英”,一者依靠广大民众 |
| 7.2.5 最后结果不同：一者无疾而终,一者前景光明 |
| 第8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改造思想及其实践的成败得失 |
| 8.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改造思想及其实践的成功之处 |
| 8.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改造思想及其实践的失误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录附 |
（7）融入“地球村” 筑好“桥头堡”（论文提纲范文）
| 湘南板块成为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带来哪些利好 |
（8）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对旅游业被定性为现代服务业的意义、特征和作用的认识 |
| 1.2.2 旅游业与现代服务业关系的研究 |
| 1.2.3 区域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2 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1 旅游业内涵及特征 |
| 2.1.1 旅游业内涵 |
| 2.1.2 旅游业的特征 |
| 2.2 现代服务业内涵及特征 |
| 2.2.1 现代服务业的内涵 |
| 2.2.2 现代服务业的特征 |
| 2.3 旅游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系 |
| 2.3.1 旅游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
| 2.3.2 旅游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系 |
| 2.4 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趋势 |
| 2.4.1 国外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趋势 |
| 2.4.2 国内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趋势 |
| 2.5 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相关理论 |
| 2.5.1 旅游学原理 |
| 2.5.2 服务经济理论 |
| 2.5.3 区域经济学理论 |
| 2.5.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优势 |
| 3.1 区域概况 |
| 3.2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业发展状况 |
| 3.3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状况 |
| 3.4 发展优势分析 |
| 3.4.1 区位优势 |
| 3.4.2 旅游资源优势 |
| 3.4.3 海洋科技优势 |
| 3.4.4 旅游产业优势 |
| 3.4.5 政策优势 |
| 3.4.6 生态环境优势 |
| 4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制约因素 |
| 4.1 主要问题 |
| 4.1.1 尚未树立服务经济和大旅游的发展观念 |
| 4.1.2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关系不协调，资源优势未得到有效发挥 |
| 4.1.3 海洋文化内涵挖掘不足，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不高 |
| 4.1.4 现代科技支撑旅游业发展的作用不明显，旅游产品科技含量较低 |
| 4.1.5 旅游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依然突出 |
| 4.1.6 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旅游业融合带动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
| 4.2 制约因素 |
| 4.2.1 旅游业发展受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制约 |
| 4.2.2 人才队伍建设不能完全适应旅游业快速发展要求 |
| 4.2.3 区域旅游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 |
| 4.2.4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环境承载力有限 |
| 5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5.1 转变观念，抢抓机遇，进一步提高对发展旅游业的认识 |
| 5.2 突出旅游资源特色，围绕国民休闲度假市场，建设海洋休闲度假连绵带 |
| 5.3 健全现代旅游产业体系，不断延长旅游产业链，形成对现代服务业发展 |
| 5.4 转变旅游发展方式，增强旅游业的融合带动能力 |
| 5.5 加强海洋文化旅游精品建设，促进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
| 5.6 建设旅游特色经济园区，发挥旅游产业集群的带动作用 |
| 5.7 积极推进区域旅游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完善旅游服务体系 |
| 5.8 加快旅游政策体系建设，提高旅游业管理水平 |
| 5.9 重视海洋旅游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
| 6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高密市小城镇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本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第2章 小城镇建设理论综述 |
| 2.1 城镇化与小城镇建设 |
| 2.2 小城镇建设的基础理论 |
| 2.3 国际小城镇建设发展概况、典型模式和启示 |
| 2.4 我国小城镇建设发展历史 |
| 2.5 我国小城镇建设发展趋势 |
| 第3章 高密市小城镇建设现状分析 |
| 3.1 高密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 3.2 高密市城镇化与小城镇建设情况 |
| 3.3 高密市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的意义 |
| 3.4 高密市小城镇建设中的制约因素及其问题 |
| 3.5 高密市小城镇建设中的制约因素及其问题原因分析 |
| 第4章 高密市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
| 4.1 高密市发展的长远目标和基本路径 |
| 4.2 高密市小城镇建设发展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 |
| 4.3 高密市小城镇建设发展的基本原则 |
| 4.4 高密市小城镇建设发展的具体任务 |
| 4.5 高密市小城镇建设发展的实施步骤 |
| 4.6 高密市小城镇建设发展的保障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2 牧区社会研究的知识谱系 |
| 1.2.1 关于游牧社会的研究 |
| 1.2.2 土地制度变迁与乡村社会的研究 |
| 1.2.3 研究的贡献与缺憾 |
| 1.3 典型个案、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3.1 个案简介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资料来源 |
| 第2章 本研究的理论资源、概念和分析框架 |
| 2.1 牧区社会：边缘社会研究的切入点 |
| 2.1.1 土地改革与牧区社会 |
| 2.1.2 土地制度变迁：牧区社会研究的新视角 |
| 2.2 相关理论资源 |
| 2.2.1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与“失败的逻辑” |
| 2.2.2 F·A·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与“限制国家权力” |
| 2.2.3 何·彼特的“空制度”理论 |
| 2.2.4 诺思的“制度及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 |
| 2.3 核心概念界定 |
| 2.3.1 土地制度 |
| 2.3.2 土地制度变迁 |
| 2.3.3 牧区社会 |
| 2.4 基本观点与基本思路 |
| 2.4.1 本研究的基本观点 |
| 2.4.2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 |
| 2.5 论文结构 |
| 第3章 哈萨克族群背景与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 |
| 3.1 哈萨克族群的历史演进 |
| 3.1.1 清代以降哈萨克族群的历史演进 |
| 3.1.2 牧区民主改革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 3.1.3 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 3.1.4 草原承包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 3.2 哈萨克牧区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 |
| 3.2.1 清代以降哈萨克族群的土地制度 |
| 3.2.2 民主改革时期的草原民族公有制 |
| 3.2.3 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哈萨克牧区的土地制度 |
| 3.2.4 草原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共存时期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民主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4.1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民主改革 |
| 4.1.1 新疆哈萨克牧区的民主改革 |
| 4.1.2 新源县哈萨克牧区民主改革 |
| 4.1.3 草原民族公有：关照地方性的土地实践 |
| 4.2 牧业合作化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4.2.1 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渊源 |
| 4.2.2 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性设计 |
| 4.2.3 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路 |
| 4.3 牧业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4.3.1 大跃进和牧业人民公社：激进现代主义的牧区实践 |
| 4.3.2 公共食堂：牧民生活方式的乌托邦实践 |
| 4.3.3 阶级斗争：历史与传统的决裂 |
| 4.3.4 牧业学大寨：激进现代化意识的表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土地承包责任制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5.1 牧业生产责任制下草原改革的时间序列 |
| 5.1.1 家庭承包牧区实践的开端（1978-1984 年） |
| 5.1.2 家庭承包牧区实践的深化（1985-1991 年） |
| 5.1.3 从国家战略出发的产业调整（1992-2001 年） |
| 5.1.4 草原制度改革的战略转型期（2002 年以后） |
| 5.2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草原产权制度及其变迁 |
| 5.2.1 《草原法》符号化背景下的草原产权 |
| 5.2.2 牧区草原产权制度 |
| 5.2.3 新疆哈萨克牧区草原产权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
| 5.2.4 草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与法律期望 |
| 5.3 牧民定居：强制村庄化运动 |
| 5.3.1 哈萨克游牧社会的终结 |
| 5.3.2 哈萨克牧民定居的运作逻辑 |
| 5.3.3 牧民定居模式的考量：以新源县为个案 |
| 5.3.4 游牧定居的生态后果 |
| 5.4 草原承包：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的两难 |
| 5.4.1 草原生态状况：忽略牧民生存逻辑的土地实践结果 |
| 5.4.2 草原承包：草原生态退化根本原因 |
| 5.4.3 草原管理制度对牧民生计的影响 |
| 5.4.4 兼顾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的相关措施 |
| 5.5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 |
| 5.5.1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结构分化 |
| 5.5.2 哈萨克牧区的社会整合 |
| 5.5.3 草原承包制后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变迁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现牧区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
| 6.1 牧区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
| 6.1.1 哈萨克牧区现代化现状 |
| 6.1.2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的现实路径 |
| 6.1.3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状况 |
| 6.1.4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2 牧区现代化与哈萨克牧民的现代化 |
| 6.2.1 新牧村建设与人的现代化 |
| 6.2.2 哈萨克牧民的综合素质状况 |
| 6.2.3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牧民 |
| 6.2.4 新牧村建设与农牧民权益保障 |
| 6.3 新牧村建设与草原生态保护 |
| 6.3.1 明晰草原产权与草原生态保护 |
| 6.3.2 新牧区建设中草原生态保护的措施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四、农产品出口须唱“国际歌”（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要论述研究[D]. 钱成.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21
- [2]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再研究 ——以原因、影响为重点的探索[D]. 刘莉. 苏州大学, 2017(06)
- [3]民主德国与中国关系史初探（19491965）[D]. 葛君. 华东师范大学, 2015(10)
- [4]冷战格局中的现实主义外交—中法关系史新探（1949-1969）[D]. 高嘉懿. 华东师范大学, 2015(11)
- [5]高密市优化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业的现状及对策研究[D]. 刘洋. 中国海洋大学, 2014(01)
- [6]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改造思想及实践研究（1921-1937）[D]. 邓运山. 湖南大学, 2012(05)
- [7]融入“地球村” 筑好“桥头堡”[J]. 周湘智,周迎春. 新湘评论, 2012(11)
- [8]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旅游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D]. 张前. 山东师范大学, 2012(08)
- [9]高密市小城镇建设研究[D]. 李庆华. 中国海洋大学, 2011(05)
- [10]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D]. 刘鑫渝. 吉林大学, 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