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木材加工、造纸及纸制品业企业的平均利润增长率最快（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秦亚敏[2]（2021）在《轻工企业研发行为与市场结构、市场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轻工业作为传统产业,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其稳定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保障轻工业的繁荣发展对内具有满足内需、增加就业岗位、维护社会稳定、助力乡村振兴等重要意义,对外具有扩大出口、稳定外汇、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等重要作用。目前,就轻工产品的生产、出口或消费,中国已成为世界轻工业大国。但是,中国的大多数轻工业产品都位于产业链的下游,在国际市场中也属于较为低端的产品,一些行业的基本技术和设备仍需从国外进口。消费者需求的持续增长在供应体系落后的同时造成了“产能过剩”和“国内需求不足”的现象。未来,我国轻工业的发展必须从“轻工业大国”向“轻工业强国”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型升级,就必须重视科技创新。轻工产业的科技创新需要依赖行业内各轻工企业的研发行为来实现。产业组织理论中,何种类型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研发创新,有着不同的观点,关于研发行为如何影响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研究也很少。为了搞清这一问题,本文将以我国的轻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依托产业组织理论对轻工企业的研发行为与市场结构、市场绩效的作用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对相关理论的延续与深化,也对推动我国轻工行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围绕轻工业企业的研发行为与市场结构、市场绩效的作用关系,论文研究思路和主要方法是:首先,对核心要素研发行为、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进行界定和度量,基于研发投入强度和技术进步率分别度量了企业的研发行为,研发投入强度即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营业收入的占比,技术进步率是通过不仅适用于宏观数据、也适用于企业微观数据的非参数生产前沿面方法中应用最广泛的DEA-Malmquist方法进行测算,再通过加权汇总的方法获取行业技术进步率数据。市场结构的度量采用反映市场或者是行业之中所有企业规模的集中度指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也称HHI指数）,测算了我国轻工业2007～2018年的市场结构。市场绩效的度量,采用的是利润率指标,它在产业组织理论中指的是经济利润,即净利润与自有资本的比值。该利润率比值越高,市场绩效越差。其次,建立Tobit模型考察市场结构对企业研发行为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了市场结构作用于研发行为时多元化的中介作用机制和高管权力的调节作用机制。再者,考察了研发行为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不仅整体考察了研发行为产生的技术进步与市场结构的关系,还分行业分析了技术进步对市场结构的影响。最后,分析研发行为带来的技术进步对行业市场绩效的影响,用门限回归模型验证了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发现存在市场结构门限效应。论文的主要内容和创新如下所述:（1）将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纳入“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分析范式。我国轻工行业的市场结构的竞争程度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市场结构作用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多元化中介作用机制中,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会随着市场结构垄断性的增强而增加,研发投入强度随着企业多元化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市场结构作用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高管权力调节作用机制中,高管权力越大,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对研发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越大。（2）构建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完整分析框架。不仅分析了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中研发投入的影响,还分析了技术进步对市场结构、市场绩效的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会随着市场垄断程度的增强而降低。轻工行业技术进步率增加时,市场结构的垄断程度增加,但不排除行业差异。技术进步率提高会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占有率甚至垄断地位。市场结构的垄断程度较高时,技术进步率对市场绩效的作用是负向且显着的。通过构建非线性模型发现了单一市场结构门限值。当市场结构HHI指数大于0.146时,技术进步表征的研发行为使利润率表征的市场绩效较差。（3）全面衡量了轻工企业的市场结构、研发行为与市场绩效。轻工行业涉及广泛,论文采用18个细分行业2007～2018年轻工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全面的考察了轻工行业的市场结构、研发行为与市场绩效。对把握我国轻工业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轻工业研发投入强度不高,技术进步率对轻工业生产率变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轻工企业在现有技术的应用、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企业的管理水平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我国轻工业整体的HHI指数在统计年份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垄断性最高,其次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塑料制品业的竞争性最强,其次为专用设备制造业。轻工行业利润率水平存在差异,酒、饮料和精茶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领先,其市场绩效水平较低。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自行车、助动车及非公路休闲车制造业等行业利润率都低于轻工业平均利润率,有较高的市场绩效水平。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轻工企业研发行为与市场结构、市场绩效的完整分析框架。在三者的作用机制中,既存在相关变量的中介和调节机制,也存在由于行业、市场结构特点不同导致的相关作用机制的差异。最后,本文为中国轻工业的创新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政府要营造鼓励、支持企业自主研发创新的良好环境,妥善处理反垄断与保护创新的协同发展关系;轻工企业应通过研发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适度开展多元化经营、积极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助力中国轻工业创新驱动发展。
张鑫[3]（2020）在《集聚经济下的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制造业生产在地理上出现了由东向西的大范围转移。然而众多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过程中地区间的生产效率差距并未收敛,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理清中国产业空间调整与地区效率收敛相背离的原因,对深化供给侧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产业效率提升,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异质性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企业的空间决策。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一个显着结果是高生产率企业向中心地区集聚,低生产率企业向边缘地区扩散,而这很有可能是导致中国部分地区产出增长但效率持续低下的重要原因。有关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研究不仅弥补了集聚经济动力机制宏观与微观间的理论鸿沟,而且能够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新的决策参考。基于此背景,本文拓展了异质性企业理论分析框架,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集聚经济影响下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中的若干问题,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本部分回顾和梳理了集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重点介绍了异质性企业理和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方面的研究进展。新古典主义强调集聚经济的技术外部性;新经济地理理论关注集聚经济的内生性和货币外部性;异质性企业理论发现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引致差异化的企业空间决策,改变了地区经济空间分布和效率分布。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存在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选择效应表现为高生产率企业向中心地区集聚,分类效应表现为低生产率企业逃向边缘地区。产业政策、消费者偏好、运输成本以及市场一体化等是影响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重要外部因素。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特征和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现象分析。主要内容包括:（1）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数据,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总体空间重心演变,制造业各行业在三大经济地带的空间分布演化,基于修正E-G指数的产业空间集聚特征。（2）利用LP方法计算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基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分布特征,以及生产率分布与产业集聚的相关关系分析中国制造业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现象。研究发现:第一,产业空间转移趋势和产业集聚特征均表现出显着的产业间差异。第二,中国制造业存在显着的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和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现象,具体表现为: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和市场大小与中国制造业大部分行业的生产率水平与之间不存在一致的正相关关系,与生产率分布的峰度和偏度存在一致性相关关系;中国制造业的行业生产率分布普遍存在尖峰长尾的特征,其峰度与E-G指数负相关,偏度与E-G指数负相关;大市场地区低生产率企业占比小于小市场地区。集聚经济影响下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理论分析。本部分将行业异质性假设和集聚经济纳入到自由资本流动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中,建立了包含集聚经济因素的异质性企业资本流动模型。该模型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1）两地区集聚水平变化时的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2）不同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模式下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3）市场一体化和要素市场一体化对异质性行业以及产业内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影响。对以上三个问题的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由于固定成本边际投入存在产业间差异,随着两地区经济集聚水平的改变,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将打破典型的中心—边缘式经济结构。固定成本边际递减行业向中心地区集聚,而固定成本边际递增产业行业开始向边缘地区扩散。第二,在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的过程中,高生产率企业的迁移动力强于低生产率企业;高生产率企业的扩散并非是逃避竞争,而是异质性行业在集聚经济和比较优势影响下的“择优而栖”。第三,市场一体化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配置优化的先决条件,地方保护和贸易壁垒阻碍了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为“落后产能”提供了生存空间。集聚经济影响下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的实证检验。本部分的主要任务是对理论模型提出的命题一和命题二进行实证检验。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包含集聚经济的非线生产函数——成本份额函数方程组模型;构建要素集聚弹性指标和要素产出弹性指标。（2）采用似不相关估计法,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生产函数——成本份额函数方程组进行回归,并进行稳健型检验。（3）基于行业聚类的结果,计算不同类型行业的要素集聚弹性以检验行业异质性;利用要素产出弹性检验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利用回归残差作为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代理变量,采用分为数回归方法检验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研究发现:第一,技术密集型1行业具有资本边际投入随集聚水平递增的特征,而技术密集型2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资本边际投入随集聚水平递减。第二,对产出集聚弹性和生产率的分位数回归分析发现,对于技术密集型2和劳动密集型行业,集聚水平提高带来的产出增长是递增的,且经济集聚对高生产率企业的促进作用高于低生产率企业,高生产率企业表现出集聚趋势。第三,对于技术密集型1行业,集聚水平提高带来的产出增长是递减的,且在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为负,总产量出现下降,表现为扩散趋势。集聚经济、地方政府干预与异质性企业选址分析。该部分的主要任务是对理论模型提出的命题三进行实证检验。主要内容包括:（1）阐述主要研究思路和理论切入点,简要介绍企业选址的实证方法,以及实证研究中有关集聚经济对企业选址影响的结论。（2）建立包含个体异质性、集聚经济和政府干预因素的泊松回归模型。（3）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新建企业”为样本,简要分析不同产业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异质性企业选址特征。（4）利用泊松回归、滞后的面板负二项回归和两阶段负二项回归检验集聚经济和地方政府干预对企业选址的影响。（5）根据企业选址的行业、空间和效率特征,将企业划分为四个子样本,研究集聚经济和政府干预对异质性行业和异质性企业选址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化经济和本地市场效应是导致东部地区企业选址数量大于中西部地区的主要集聚经济因素,专业化经济有利于吸引高生产率企业进入。第二,地方政府竞争是导致东部地区企业选址数量大于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干预因素,而中西部地区企业数量增长主要依靠地方保护。第三,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过程中,东部地区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绝对优势与中西部地区地方保护行为相“配合”,造成东部地区集聚了大量低生产率企业。集聚经济影响下企业空间选择的效应分析。本部分的主要任务是识别集聚经济影响下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集聚效应和分类效应。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集聚经济下的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分析框架,构建集聚效应和分类效应的识别模型。（2）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采用改进的LP半参数生产率计算方法重新估计企业生产率。（3）采用面板固定效应、GMM和面板Tobit模型识别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集聚效应,采用CLAD分为数回归模型识别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分类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集聚经济影响下的企业生产率分布普遍表现出尖峰长尾的特征。在该分布影响下,集聚经济的集聚效应不显着,而分类效应显着。第二,在分类效应下,本地市场效应则是企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动力,表现为企业向大市场地区集聚。第三,专业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作用体现在不同行业不同效率水平的企业上:专业化经济影响下,劳动密集型行业低效率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效率企业表现出集聚的偏好;城市化经济影响下,高生产率企业普遍表现出逃避倾向,表明多样化经济地区不利于高生产率企业成长。
那振芳[4]（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杨明[5]（2019）在《FDI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已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加速器”,尤其是近10年来,FDI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数量最大、最稳定的外部资金来源。与此同时,FDI也是国际间技术溢出的一个重要渠道。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相信利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提升内资企业的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获得FDI技术溢出效应,发展中国家政府纷纷制定和出台各种有利于引进FDI的优惠政策。中国作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是否对中国的相关产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技术溢出的渠道和作用机制如何?一直是受到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利用2003-2016年制造业内资部门的行业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析了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变量——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的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变量的溢出渠道和传导机制,并选取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行业集中度、外资企业的市场导向和内资企业资本密集度四个指标对制造业内资部门整体样本进行分组,通过分组回归法来考察FDI技术溢出渠道及其传导机制的行业异质性。本文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第一,2004-2016年间,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不断提升的,样本期间内制造业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最大。具体而言,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7%;前沿技术进步平均每年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提高9.8%;企业相对前沿技术效率差距的拉大导致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平均每年下降0.53%;规模不经济性导致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平均每年下降2.09%;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导致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平均每年下降0.45%。第二,制造业内资部门整体样本回归结果表明:（1）FDI通过水平关联效应显着地促进了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后向关联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显着为负,前向关联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不显着。（2）从FDI技术溢出渠道的传导机制来看,水平关联效应主要通过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来促进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后向关联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但是后向关联对技术效率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的影响显着为负。前向关联效应主要通过规模效率变化来促进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第三,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异质性检验发现,FDI技术溢出渠道及其传导机制存在行业异质性:（1）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小的行业中,水平溢出渠道通过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大的行业中,水平溢出渠道通过规模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2）在集中度低的行业中,水平溢出渠道通过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集中度高的行业中,后向关联效应通过规模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前向关联效应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3）在内销导向型外资企业所在的行业中,水平溢出渠道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后向关联效应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前向关联效应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所在的行业中,水平溢出渠道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4）在内资企业资本密集度低的行业中,FDI没有对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显着的影响。在内资企业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中,水平溢出渠道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后向关联效应通过影响技术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前向关联效应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黄磊[6]（2019）在《税收政策对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有了较为快速的发展,该行业的发展壮大对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就业增收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1]。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可以促使农业产业链条延长,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并提高农民收入,促进该行业成长,是平衡农产品产能过剩,减少农业产后损失,提高农产品综合利用率的有效途径。初期投资少、产品周期短、投资回报快是农产品加工业的价值属性,这决定其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初、中期应被优先发展。我国高度重视农产品加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加快成长,但该行业在发展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低、农产品加工转化率特别是精深加工转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该行业存在库存压力较大,副产物综合利用不高,企业资金缺口、人才缺口较大,进口农产品冲击国内市场等一系列问题。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各项激励经济的政策当中,税收政策无疑是影响其发展的最直接动因之一。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在协调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基础产业建设等方面起到了有效的政策引导作用,任何产业发展与税收政策均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针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需要,加快研究制定促进该行业发展的税收新政策,为农产品加工业的税收政策进行量体裁衣,是支持这个行业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尚无系统地制定针对农产品加工业的税收政策,相关税收政策仅松散的限于部门规章和部分行政法规,且以减税惠税为主,税收的管控引领作用弱化。本文重点从税收政策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角度入手,在详细梳理我国目前支持农产品加工业政策发展历程和深入分析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找到税收、农产品加工业的相互关系,并测算农产品加工业财务指标的变化对其行业发展的影响以及税收通过对财务指标的作用进而影响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效应程度,分税种分行业讨论税收对行业收入的作用,同时通过借鉴国外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先进经验,设计税收政策对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促进机制,从而提出实现农产品加工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对策与建议。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第一,对农产品加工业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分析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税收影响行业发展的效应和税收影响行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等相关理论基础,为通过制定税收政策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对支持该行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以时间为线索,根据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将政策支持的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初始阶段、转型阶段、成熟阶段、完善阶段,每个阶段从国家宏观政策和具体税收政策两个维度进行梳理和特点总结,再着重分税种整理、评价现行促进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深入考察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时空特征,从总体发展、区域发展和子行业发展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对农产品行业总体现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性分析,通过计算区位熵来比较各子行业在我国七大区域的发展差异,通过计算各子行业的空间基尼系数来分析各行业的结构特征,从而掌握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趋势,为下文的进一步数理分析奠定了基础。第二,从宏观层面上研究了农产品加工业、税收、农业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发现这四个变量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析方法,具体观察四个变量的作用模式、影响效果,发现税收对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变化的贡献程度在是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减税政策在短期内会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但长期来看会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从微观层面上研究了税收、总资产贡献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关系,运用面板数据构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模型。测算出这几个因素对农产品加工业各行业的影响程度,并研究税收对财务指标的作用效果和税收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效应,找到了税收促进农产品加工各行业的传导模式;从微观层面上分税种、分行业研究了具体税种作用于不同农产品加工子行业的效应,从总量和增速两个角度分析了各行业的税收特性,用计算出的各行业税负来衡量各行业的实际纳税水平,通过比较各行业的各税种税负找到该行业的生产行为特点。应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计算各税种税负与子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相关系数和显着性,找到了各税种税收与行业发展的内在关系,为提出对各行业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建议提供依据。第三,研究部分发达国家在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方面的措施,通过对这些国家国情及农产品加工业实际情况的综合分析,了解国外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情况,借鉴这些国家的有效举措。对我国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进行优化设计和提出对策建议,通过之前实证分析的结果,建立税收政策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对影响农产品加工业的税制税种提出改良建议,最后提出完善农产品加工业税收政策的对策建议和确保政策有效执行的税收征管保障措施。
保永文[7]（2017）在《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与出口竞争力》文中指出本文在技术创新理论、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及产业竞争力理论的基础上,以我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从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考察制造业各行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及其历史变化,并分析影响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各项因素。另外,从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两个维度测度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分别以创新产出和投入指标衡量技术创新,分析其对我国制造业出口规模竞争力和出口质量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产业异质性,得出以下结论:从创新投入指标来看,我国制造业研发经费支出和研发人员投入数量均增长较快,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和研发人员投入比例均趋于上升,虽高于其他金砖国家,但仍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从创新产出的绝对规模来看,科技期刊论文发表数、专利申请数和商标申请数均居于世界前列,但专利密集度、人均科技论文数等相对水平仍然较低,且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在专利申请数中所占比例仍然较小,表明我国制造业创新产出的质量依然较低。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工业制成品已在出口总额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进一步下降,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商品所占比重均趋于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已在制造业出口商品总额中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出口额占比较高的行业分别为: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和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口占比较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出口额所占比重最高。我国制造业中,以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度量的出口规模竞争力计算结果表明,随着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凸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趋于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则趋于上升。其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上升尤为明显,从具有竞争劣势的产业逐渐变为具有平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从具体行业来看,我国制造业中具有很强竞争力的行业分别为纺织服装、鞋、帽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和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但其出口竞争力均趋于下降。资本密集型产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且其竞争力趋于上升。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仅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其他行业如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多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均存在统计幻象,缺乏竞争优势。以出口复杂度指标衡量的我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竞争力测算结果表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高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Hausman提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结果表明,2003—2014年,我国制造业中绝大多数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均趋于上升,总体来看,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相对较快,仅有个别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所下降。但基于Tacchella出口复杂度计算方法的测度结果表明,虽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复杂度最低,但趋于上升,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复杂度虽然较高,但其中许多高技术行业的出口复杂度趋于下降,其发展趋势令人担忧。行业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可专有收益性机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具有直接的正向激励效应。此外,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促进国外技术引进间接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之间既存在替代效应,也存在互补效应,由于吸收能力差异,导致国外技术引进与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之间呈非线性关系。技术后发优势的实现存在异质吸收能力门槛效应,只有以研发支出存量和人力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高于临界值,技术引进才能有效提高我国制造行业技术创新水平。技术创新通过成本竞争和产品差异化机制提高了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以专利申请量衡量的技术创新显着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但其影响存在产业异质性,其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显着为正,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并不显着。对异质创新成果影响的分析发现,技术含量较低的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设计显着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但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对其影响并不显着。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设计均有效提高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且其影响显着大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明专利显着提升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但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设计的影响并不显着。研发经费支出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对低分位点行业的影响较大,但对高分位点行业的影响较小。由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存在门槛特征,研发人力资本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具有显着的负向抑制效应,但在出口技术复杂度不同分位点的行业间存在差异,其对低分位点行业具有显着的抑制效应,但对高分位点行业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等外部知识因素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不稳定。
郑明证[8]（2016）在《环境管制下的污染产业布局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一些地区在受益于产业承接带来的高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为控制污染排放,中国的环境管制制度也在逐渐趋于严格和完善,而环境管制往往带来诸多方面的影响。除了被作为促成“污染天堂”的主要角色,环境管制与竞争力的关系也是当前学术界与政府当局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探讨污染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政策对地区经济与环境竞争力的影响,一方面是对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在涉及环境问题领域的理论解释力之扩展和经验验证,另一方面也是对以往产业布局的经济与环境双重效果的综合评价,从而为将来的产业布局策略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撑。论文通过文献回顾发现,现有关于环境管制、产业布局以及竞争力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侧重于考察经济目标或环境目标某一方面,且并未将环境政策、产业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纳入一个研究系统,从而很难发现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论文构建了环境管制下的污染产业布局效应的新结构经济学解释框架,提出了环境管制、污染产业布局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作用方式的研究假设并进行了详细的经验检验。理论推断结果显示,新结构经济学对于涉及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具备环境禀赋的欠发达地区经由污染产业布局承接部分污染产业,提高自身的污染产业浓度;不具备环境禀赋的发达地区释放部分污染产业,降低自身污染产业浓度,双方都能获益。环境管制在控制污染排放的同时,还能促成这一布局方式的实现。经验研究进一步支持了理论推断。首先,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构建含调节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探讨环境管制对EKC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存在EKC;环境管制对EKC存在显着的调节效应,较高的环境管制水平能大幅度提前EKC拐点的到来。此外,除环境管制这种制度因素外,还考察了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创新投入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但利于减少污染排放,能在EKC上升阶段抑制排放,在EKC下降阶段加速排放下降的趋势。研究还发现,高水平环境管制下,EKC出现了在上升阶段高于、下降阶段低于低水平管制时的情形。从而推断,严格的环境管制可能迫使高排放产业在地区间发生了重新布局。然后,检验环境管制对污染产业布局的具体影响—“污染天堂”效应。借助Stock-model,检验了命令控制型环境管制、公众参与型环境管制以及整体环境管制对于地区污染产业内企业单位数的影响,并进一步区分重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污染天堂”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环境管制对产业选址的影响具有“空间和产业上的双重异质性”。此外,不同类型污染产业的选址受不同类型环境管制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最后,在计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基础上,利用修改了绩效目标的EKC检验了环境管制、污染产业布局及其交互作用最终对于GTFP的影响。存在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通过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基于松弛向量（SBM）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得到了中国29个省区的GTFP。其中,投入要素为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产出要素包括期望产出GDP和非期望产出—SO2,COD,固体废物及CO2。结果显示,同采用传统C2R方法计算的TFP相比,考虑非期望产出的GTFP得分整体偏低,并且各地区两种生产率的得分排名也发生了变化。面板数据的Tobit回归结果显示,污染产业布局（PID）和环境管制对GTFP的影响显着。PID与GTFP在统计上呈显着的U型关系:在U型曲线拐点左侧的低PID区间,GTFP随着PID降低而增加;曲线右侧的高PID区间,GTFP随浓度的升高而增加。环境管制对GTFP的估计系数显着为正,同时环境管制和PID的交互项系数显着为负。将这一关系以图示发现,在PID水平的某区间内出现了一个管制的“盲区”:在这个区间内,宽松环境管制下的地区GTFP反而更高。除此管制盲区外,无论对于低PID的地区还是高PID的地区,严格环境管制下的GTFP相较宽松管制下均更高。论文阐释并验证了环境管制下的污染产业布局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是对这一新兴发展经济学理论应用范围的拓展。考虑环境要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可持续发展质量,在未来的产业布局以及环境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可能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王文翌[9]（2013）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R&D绩效研究 ——基于市场估值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技术创新是指将技术进步在市场上商业化以获取利润,或者应用于生产过程以提高效率的行为。技术进步是技术创新的源头,但不可或缺的是必须由企业将技术进步引入经济领域,才能够不同程度地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制造业企业是绝大多数技术创新的实施主体,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股市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在其中交易的上市公司则是我国企业当中的佼佼者。本文延续创新研究的传统,将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行为定义为R&D投入,试图测算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R&D绩效,并从产业组织、演化经济、行为金融和创新地理等视角研究制造业上市公司R&D绩效的制约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创新活动的特质（高风险性、收益跨期性、严重信息不对称性）使得如何衡量企业R&D绩效成为创新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一个难题。本文采用由Griliches（1981）开创的资产-价值方程来测算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R&D绩效,就作者目前所见的文献来看,国内尚无类似研究。在资产-价值方程中,企业价值由证券市场对企业所有权凭证的交易而确定,另一方面,企业被看作是一系列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组合,因R&D投入而得到的无形资产也是其中一种。因此可以根据特征价格（hedonic price）方程估计出企业知识资产相对于有形资产的隐含价格,即本文所界定的R&D绩效,这反映了投资者对知识资产将会给公司带来的利润折现后的估值。作者还通过合理计算股权分置前后的企业价值,并引入半年期动量指标来控制投资者情绪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尝试改进Griliches的资产-价值模型。随后,本文从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行业生命周期、地理集聚四个方面,研究其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R&D绩效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R&D投入将提高企业价值。在控制了投资者情绪、研发投入能力、公司本身的债务风险、市场对成功公司可能的高估值以及与R&D投资无关的长期获利能力之后,R&D绩效均为正且显着。即资本市场认同R&D投入将增加企业的知识存量,加强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获取超额利润,最终提升企业价值。虽然制造业上市公司R&D的相对价值高于其有形资产,但与国际相比处于较低水平。（2）源于对经典的熊彼特猜想的实证检验,选择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这两个角度。结果发现在样本覆盖的2003-2011年间,R&D绩效与上市公司规模显着相关,但并不是单调递增关系,而是随公司规模上下波动,大致呈倒U型。这体现了熊彼特提出的“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创新”,与熊彼特的反对者提出的“小企业有利于创新”这两方观点的融合。但R&D绩效与上市公司所在的行业市场结构之间不存在一致且稳健的关系。（3）引入行业生命周期是从产业演化的视角来看待企业创新。采用增长率产业分类法,并结合行业与历次技术革命之间的关系,本文将样本公司所处的制造业二级行业大致分为成长型、成熟型和衰退型。这三类行业R&D强度依次下降,成长型行业最高,其次是成熟型行业,最低的是衰退型行业。从R&D绩效来看,同样是成长型行业的R&D绩效最高,成熟型行业稍低,衰退型行业最低,说明按照产业演化视角对不同行业所属生命周期的分类确实反映了不同类型行业之间的现有技术水平与技术进步潜力差异。（4）通过计算上市公司经济活动和创新活动的集聚度,描述了上市公司产业和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与集聚情况,发现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分布极不均匀,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创新活动的分布与其相似,而且更加集中。随后估算上市公司的专业化知识溢出,分析随地理距离衰减的知识溢出对上市公司市值及R&D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同区域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的知识溢出将提升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地理邻近的同行业上市公司R&D绩效较高,而且这一效应的产生依赖于区域内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知识溢出。但多种常用的距离衰减模型与不随距离衰减的差别并不明显。这一系列发现拓展了从知识溢出角度对公司集聚的认识。
赵奚[10]（2013）在《制造业企业研发行为对市场结构与绩效的交互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上，工业化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经济现代化发展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制造业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要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吸引外商投资，改善国际收支，提高自身的知识技术资本和技术创新能力。近年来，世界区域经济的竞争也逐渐将重点转向为制造业的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比拼，制造业不仅在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促进研发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大力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进步。而制造业的研发和技术创新无论对国家还是企业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在制造业中的发展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都会不断促进产业生产力的提升。我国的制造业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制造工厂，在生产规模、财政收入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在技术创新的理论下考虑到微观企业的个体行为和市场结构关系的研究中，熊彼特Ⅱ型创新理论就强调大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程度，认为垄断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发生。在阿罗（1962）提出了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更有利的观点之后，关于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研究的焦点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根据行业不同，行业的制度环境不同，那么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的选择自然也不尽相同。而关于技术创新对市场结构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又比较少，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更加有限，因此结合我国制造业诸多细分行业的具体特点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来分析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也是对相关领域的一个必要补充，本文的研究具有延续并深化了产业组织理论中有关于企业行为与市场结构和绩效间关系的意义。在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制造业的状况，但我国经济的发展仍是依靠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本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因此技术的进步就成为了经济发展中质量改善的必经之路。无论对于一个行业还是微观到个体企业，研发策略的选择是实现技术进步的必要手段，因此加强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保证。本文对我国制造业研发行为带来的技术进步对行业内部结构和绩效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依据1996-2009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的数据，在产业组织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相应的模型，分析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研发行为对市场结构与绩效的交互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的方法及结果如下：1.研发行为作为最直接度量技术进步的指标，采用随机生产前沿函数模型对28个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度量后，发现1996-2009年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14年间，总体随着时间的增加变化趋势较为平稳，期间1998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其造成了影响。制造业各行业技术进步率的增长速度在逐渐下降，同时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1996-2009年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前沿技术进步是构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主要部分，是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我国制造行业28个行业从1996-2009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组成部分呈现不同关系，提升各类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途径也各不相同，一些行业在关注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应注重规模经济性问题。2.对市场结构的度量本文选取了基于Kalecki法和PCM法对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1996-2009年市场结构进行测度，发现多数行业的市场结构都有较为小波动但总体趋于上升趋势，我国的制造业集中程度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一些垄断性行业表现为行业集中度增长，一些市场集中程度较低，在伴随着市场技术的外溢，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行业的市场集中程度继续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对市场绩效的度量采用了单位资产利润率，根据测算结果发现我国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整体上比较均衡，年平均利润率保持4%以上，个别行业如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的利润率水平领先其他行业；而如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的年平均利润率低于制造业行业的平均水平。3.基于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与研发行为的关系研究，对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研发行为的作用的研究，利用1996-2009年我国制造业面板数据，采用增长率行业分类法对28个行业进行了分类，将制造业划分为发展型、成长型、成熟型和衰退型4类行业。通过建立非线性二次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发现市场结构对于企业的研发行为影响是非线性的，尤其是处于成熟型阶段的不同企业面对研发的态度不同造成成熟型估计结果均不显着。同时，1996-2009年间4类行业市场结构或垄断程度对研发行为的影响由于时间较短，若拉长考察年限有可能呈现符合行业发展的生命周期“M”型的轨迹。4.我国制造行业技术进步对市场结构反作用的分析中，对市场结构的度量采用基于PCM法，对技术进步的度量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方法，根据所得结果采用变截距变系数的Panel Data计量模型，对各行业中技术进步对其市场结构的影响进行估计。模型结果显示样本期间我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呈现出差异性，既有促进市场垄断的也有促进市场竞争的。在技术壁垒，规模以及产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之下，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对市场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差异性的影响。（1）若技术扩散容易时，技术进步的发生会导致市场结构趋向于竞争；反之，该行业的技术壁垒越高，技术进步发生时会导致其市场结构越趋于垄断。（2）若企业规模相对于市场容量较大，行业市场集中程度较高时，市场结构比较稳定，只有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规模的大小，当技术进步的发生可预见时，企业容易抓住这种稳定的机会，导致市场结构继续趋于垄断；当技术提升的机会不可预见时，新企业获得新技术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导致市场结构趋于竞争。（3）技术专利以及研发补贴的授予也会促进技术进步的发生，导致市场集中程度的提高。5.对企业的研发行为带来的技术进步对行业绩效的影响的分析，本文通过门限回归模型，发现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存在两个显着地临界值0.09和0.17，在临界值两侧，研发行为对于绩效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异。说明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在1996-2009年间的研发行为与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研发引起的技术进步对市场绩效的影响具有显着的市场结构的门限效应。高垄断市场的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进步会巩固其垄断地位，但导致行业绩效的下降；低垄断行业的技术进步会使其行业利润率趋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的零利润，绩效提高；处于两者中间的垄断程度的行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对于制造业要依据已有的市场结构特征鼓励创新及其研发的过程中应区别对待，对竞争性较强、利润率较低的行业，应对其自主创新应给予资金支持；对其已有创新采取一定的保护，保持其研发积极性；而对于垄断程度较高的厂商，应该采取相应政策，鼓励其创新，调动其研发的积极性，同时要防止垄断程度进一步扩大。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清晰的分析我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研发行为对市场结构与绩效的交互关系，从而为政府对不同行业的扶植及促进采用不同的激励制度。其中，对研发行为能带来较高的技术进步的行业，应增加对其研发行为的鼓励。而对于垄断程度较高、规模经济性较弱的行业，应防止垄断程度的扩大，调动起研发的积极性。最终，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我国把握产业现状，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以及有效维护产业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2003年木材加工、造纸及纸制品业企业的平均利润增长率最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木材加工、造纸及纸制品业企业的平均利润增长率最快（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2）轻工企业研发行为与市场结构、市场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市场结构对研发行为作用关系的研究动态 |
| 1.2.2 研发行为对市场结构作用关系的研究动态 |
| 1.2.3 研发行为对市场绩效作用关系的研究动态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思路 |
| 1.4 创新点 |
| 2 相关基础理论分析 |
| 2.1 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 |
| 2.1.1 “S-C-P”理论框架 |
| 2.1.2 企业策略性行为理论 |
| 2.2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的分析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技术创新理论 |
| 2.3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的分析 |
| 2.3.1 委托代理理论 |
| 2.3.2 公司治理理论 |
| 2.4 研发行为与市场结构、市场绩效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 轻工企业研发行为、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的测度 |
| 3.1 研发行为测度 |
| 3.1.1 研发行为测度方法 |
| 3.1.2 轻工企业研发行为测度 |
| 3.2 市场结构测度 |
| 3.2.1 市场结构测度方法 |
| 3.2.2 轻工行业市场结构测度 |
| 3.3 市场绩效测度 |
| 3.3.1 市场绩效测度方法 |
| 3.3.2 轻工行业市场绩效测度 |
| 3.4 本章小结 |
| 4 市场结构对企业研发投入作用的实证分析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假设 |
| 4.1.2 变量定义 |
| 4.1.3 模型设定 |
| 4.2 样本与数据说明 |
| 4.2.1 样本说明 |
| 4.2.2 数据来源 |
| 4.3 描述统计 |
| 4.3.1 变量描述统计 |
| 4.3.2 高管权利变量描述统计 |
| 4.4 相关性分析 |
| 4.5 回归结果分析 |
| 4.5.1 市场结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
| 4.5.2 多元化在市场结构与研发投入间的中介作用 |
| 4.5.3 高管权力在市场结构与研发投入间的调节作用 |
| 4.5.4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企业技术进步率对市场结构作用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研究假设 |
| 5.1.2 变量定义 |
| 5.1.3 模型设定 |
| 5.2 样本与数据说明 |
| 5.2.1 样本说明 |
| 5.2.2 数据说明 |
| 5.3 描述统计 |
| 5.3.1 变量描述统计 |
| 5.3.2 按是否为重污染行业对比分析 |
| 5.4 相关性分析 |
| 5.5 回归结果分析 |
| 5.5.1 技术进步率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
| 5.5.2 非重污染与重污染行业技术进步率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
| 5.5.3 不同行业技术进步率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
| 5.5.4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 市场结构门限特征下技术进步率对市场绩效作用的实证分析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研究假设 |
| 6.1.2 变量定义 |
| 6.1.3 模型设定 |
| 6.2 样本与数据说明 |
| 6.3 描述统计 |
| 6.4 相关分析 |
| 6.5 门限模型估计结果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课题与参编教材 |
（3）集聚经济下的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内容 |
| 1.2.1 内容安排 |
| 1.2.2 技术路线 |
| 1.3 主要创新 |
| 1.4 研究意义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集聚经济 |
| 2.1.2 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 |
| 2.1.3 新古典主义:集聚经济的外部性理论 |
| 2.1.4 新经济地理:集聚经济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
| 2.1.5 异质性企业理论的基本思路 |
| 2.2 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研究评述 |
| 2.2.1 企业异质性的界定与异质性企业理论的基本框架 |
| 2.2.2 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效应研究 |
| 2.2.3 选择效应、分类效应与集聚效应 |
| 2.2.4 影响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外生因素 |
| 2.3 小结 |
| 3 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与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现象分析 |
| 3.1 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 |
| 3.1.1 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空间重心演变 |
| 3.1.2 中国制造业在三大经济地带的空间分布 |
| 3.1.3 基于E-G指数的产业集聚演化 |
| 3.2 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现象 |
| 3.2.1 生产率测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
| 3.2.2 生产率分布特征与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现象 |
| 3.2.3 生产率空间差异与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现象 |
| 3.3 主要结论 |
| 4 集聚经济下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的理论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消费者行为 |
| 4.2.2 生产者行为 |
| 4.2.3 均衡分析 |
| 4.3 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 |
| 4.4 行业内的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 |
| 4.5 贸易自由度与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 |
| 4.6 主要结论 |
| 5 集聚经济下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的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模型 |
| 5.1.1 基础模型 |
| 5.1.2 行业异质性与异质性行业空间选择识别 |
| 5.2 数据处理与基础回归结果 |
| 5.2.1 数据处理与指标选择 |
| 5.2.2 基础回归结果与稳健性分析 |
| 5.3 异质性行业和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 |
| 5.3.1 集聚经济和行业异质性检验 |
| 5.3.2 异质性行业与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检验 |
| 5.4 主要结论 |
| 6 集聚经济和地方政府干预下的异质性企业选址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模型设定、变量设定与统计描述 |
| 6.2.1 企业选址的实证模型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变量设定与统计描述 |
| 6.3 主要回归结果 |
| 6.3.1 稳健性检验 |
| 6.3.2 主要回归结果分析 |
| 6.4 异质性企业选址分析 |
| 6.5 主要结论 |
| 7 集聚经济下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效应分析 |
| 7.1 引言 |
| 7.2 集聚经济与异质性企业选择分析框架 |
| 7.2.1 集聚经济与企业生产率模型 |
| 7.2.2 集聚效应与分类效应识别 |
| 7.3 集聚经济影响下的企业生产率估计 |
| 7.3.1 数据说明与指标描述 |
| 7.3.2 企业生产率估计结果与分布情况 |
| 7.4 集聚效应与分类效应识别 |
| 7.4.1 代表性行业生产率分布特征分析与企业选择识别模型 |
| 7.4.2 集聚经济影响下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集聚效应分析 |
| 7.4.3 集聚经济影响下企业空间选择的分类效应分析 |
| 7.5 主要结论 |
| 8 结论、政策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 2.1.2 贸易摩擦 |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 3.4 小结 |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5）FDI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的理论研究 |
| 一、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二、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界定与测算和分解方法 |
| 一、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演化 |
| 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定义 |
| 三、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和分解方法 |
| 第三节 有关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综述 |
| 一、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 |
| 二、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
| 三、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
| 二、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一、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的现状 |
| 二、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与分解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与数据处理 |
| 三、假设检验与计量分析 |
| 四、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变量的测算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FDI对东道国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微观机理 |
| 一、FDI技术溢出系统的构成 |
| 二、FDI技术溢出的产生前提及动力 |
| 第二节 FDI对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技术溢出渠道 |
| 一、示范-模仿效应 |
| 二、竞争效应 |
| 三、培训及人员流动效应 |
| 四、产业关联效应 |
| 第三节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FDI特征 |
| 二、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东道国特征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FDI对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 |
| 第三节 变量定义 |
| 一、被解释变量 |
| 二、解释变量 |
| 三、控制变量 |
| 第四节 模型估计与回归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FDI对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溢出效应的行业异质性检验 |
| 第一节 基于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的行业分组分析 |
| 一、基于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分组的标准及分组结果 |
| 二、基于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分组的检验结果 |
| 第二节 基于行业集中度的行业分组分析 |
| 一、基于行业集中度分组的标准及分组结果 |
| 二、基于行业集中度分组的检验结果 |
| 第三节 基于行业中外资企业的市场导向的分组分析 |
| 一、基于行业中外资企业的市场导向分组的标准及分组结果 |
| 二、基于行业中外资企业的市场导向分组的检验结果 |
| 第四节 基于内资企业资本密集度的分组分析 |
| 一、基于内资企业资本密集度分组的标准及分组结果 |
| 二、基于内资企业资本密集度分组的检验结果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优化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
| 二、优化制造业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互动关系的政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税收政策对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产品加工业 |
| 2.1.2 税收政策 |
| 2.1.3 税收效应 |
| 2.2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2.1 发展极理论 |
| 2.2.2 不平衡增长理论 |
| 2.2.3 经济起飞理论 |
| 2.2.4 产业布局理论 |
| 2.3 税收政策作用行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3.1 市场失灵理论 |
| 2.3.2 减税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先导理论 |
| 2.3.3 税收优惠的乘数理论 |
| 2.3.4 税收政策的供给理论 |
| 2.4 税收影响行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 |
| 2.4.1 税收影响单企业和单行业的作用机理 |
| 2.4.2 税收影响行业规模的作用机理 |
| 2.4.3 税收影响各行业要素分布的作用机理 |
| 2.5 本章小结 |
| 3 我国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发展进程 |
| 3.1 税收政策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初始阶段 |
| 3.1.1 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 |
| 3.1.2 税收方面的具体优惠政策 |
| 3.2 税收政策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转型阶段 |
| 3.2.1 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 |
| 3.2.2 税收方面的具体优惠政策 |
| 3.3 税收政策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成熟阶段 |
| 3.3.1 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 |
| 3.3.2 税收方面的具体优惠政策 |
| 3.4 税收政策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完善阶段 |
| 3.4.1 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 |
| 3.4.2 税收方面的具体优惠政策 |
| 3.5 支持农产品加工业的税收政策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3.5.1 增值税方面 |
| 3.5.2 企业所得税方面 |
| 3.5.3 其他税种方面 |
| 3.5.4 现行税收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
| 3.6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时空特征分析 |
| 4.1 行业总体发展的时序变迁特征 |
| 4.1.1 总产值和资产总额的变迁情况 |
| 4.1.2 主营业务收入的变迁情况 |
| 4.1.3 纳税额和从业人数的变迁情况 |
| 4.2 农产品加工各行业的空间聚集分布特征 |
| 4.2.1 测算方法 |
| 4.2.2 数据选取 |
| 4.2.3 农产品加工业各区域的区位熵分析 |
| 4.3 农产品加工业各行业的结构与特征分析 |
| 4.3.1 各行业的结构特征 |
| 4.3.2 测度方法和数据选取 |
| 4.3.3 农产品加工各行业的空间基尼系数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产品加工业、税收、农业、经济增长间互动影响效应实证分析 |
| 5.1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简介 |
| 5.1.1 VAR模型的构造 |
| 5.1.2 VAR模型最佳滞后期数的确定 |
| 5.1.3 协整检验 |
| 5.1.4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
| 5.1.5 方差分解 |
| 5.2 指标选取与数据预处理 |
| 5.2.1 变量的选取 |
| 5.2.2 模型的假设 |
| 5.2.3 数据的来源与预处理 |
| 5.3 数据的描述与检验 |
| 5.3.1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5.3.2 各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3.3 模型定阶 |
| 5.4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构建 |
| 5.4.1 Johansen协整检验 |
| 5.4.2 脉冲响应分析 |
| 5.4.3 方差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税收对农产品加工业整体发展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简介 |
| 6.1.1 面板数据模型的优势 |
| 6.1.2 面板数据混合回归模型 |
| 6.1.3 面板数据变截距模型 |
| 6.1.4 面板数据变系数模型 |
| 6.2 变量与数据 |
| 6.2.1 指标的选取 |
| 6.2.2 研究标的的确定与基础数据 |
| 6.3 面板数据描述与检验 |
| 6.3.1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6.3.2 单位根检验结果 |
| 6.3.3 协整检验结果 |
| 6.3.4 面板模型选择的Hausman检验结果 |
| 6.3.5 面板模型选择的F检验结果 |
| 6.4 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
| 6.4.1 模型的构建及回归结果分析 |
| 6.4.2 按行业分组三个因素对销售收入影响 |
| 6.4.3 按行业分组纳税额对三个因素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7 各税种对农产品加工各行业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1 农产品加工业总体纳税情况 |
| 7.1.1 选取数据说明 |
| 7.1.2 总体纳税情况 |
| 7.2 农产品加工业各子行业的分税种税负 |
| 7.2.1 流转税类税负 |
| 7.2.2 收益税类税负 |
| 7.2.3 财产和行为税类税负 |
| 7.2.4 资源税类和其他税税负 |
| 7.3 各税种税负对各子行业的影响 |
| 7.3.1 测算方法和数据选取 |
| 7.3.2 各税种税负对食品类工业影响 |
| 7.3.3 各税种税负对纺织类工业影响 |
| 7.3.4 各税种税负对木材类工业影响 |
| 7.3.5 各税种税负对纸品类工业影响 |
| 7.3.6 各税种税负对橡塑类工业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8 外国政府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 8.1 国外扶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实践 |
| 8.1.1 美国扶持农产品加工业的实践经验 |
| 8.1.2 欧盟扶持农产品加工业的实践经验 |
| 8.1.3 日本扶持农产品加工业的实践经验 |
| 8.2 国外农产品加工业税收政策经验分析 |
| 8.2.1 重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规划 |
| 8.2.2 采取多手段农产品保护政策 |
| 8.2.3 灵活科学的财政扶持政策 |
| 8.2.4 重视发展农业经济合作组织 |
| 8.2.5 注重农产品加工业现代化发展 |
| 8.3 国外农产品加工业税收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3.1 将税收支持法律化制度化 |
| 8.3.2 加快建立税收政策长效机制 |
| 8.3.3 着眼产业链条实施多元化支持政策 |
| 8.3.4 建立健全农产品加工业安全保障机制 |
| 8.3.5 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科技创新能力 |
| 8.3.6 遵守并充分利用国际贸易规则 |
| 8.4 本章小结 |
| 9 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设计和对策建议 |
| 9.1 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总体思路 |
| 9.1.1 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目标内涵 |
| 9.1.2 完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税收政策的基本原则 |
| 9.1.3 税收政策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机制设计 |
| 9.2 农产品加工业税制税种结构的改良改进 |
| 9.2.1 税制结构优化的原则与目标 |
| 9.2.2 农产品加工业的税种改良策略 |
| 9.2.3 针对农产品加工业各类税种的改进措施 |
| 9.3 推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发展的税收对策 |
| 9.3.1 税收扶持基础设施建设 |
| 9.3.2 税收优化产业布局,鼓励集群发展 |
| 9.3.3 税收加快科研创新和行业转型升级 |
| 9.3.4 税收推进先进业态发展 |
| 9.3.5 税收保障企业管理和食品安全 |
| 9.3.6 税收注重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 |
| 9.4 确保政策有效执行的税收征管保障措施 |
| 9.4.1 坚持税收法定原则 |
| 9.4.2 强化税收政策执法 |
| 9.4.3 完善税收监督体系 |
| 9.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7）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与出口竞争力（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可能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技术创新及其影响因素 |
| 1.2.2 动态比较优势及其影响因素 |
| 1.2.3 技术创新对动态比较优势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
| 1.3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度量指标 |
| 2.1 概念界定与辨析 |
| 2.1.1 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 |
| 2.1.2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技术创新理论与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 |
| 2.2.2 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的理论联系 |
| 2.3 技术创新与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度量指标 |
| 2.3.1 技术创新的度量 |
| 2.3.2 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度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与出口竞争力的特征化事实 |
| 3.1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特征事实 |
| 3.1.1 我国技术创新现状的横向比较 |
| 3.1.2 我国制造业部门技术创新状况的纵向比较 |
| 3.2 中国制造业出口的特征事实 |
| 3.2.1 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的纵向比较 |
| 3.2.2 制造业出口部门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动态演变 |
| 3.3 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竞争力: 基于要素密集度的划分 |
| 3.3.1 劳动密集型产业 |
| 3.3.2 资本密集型产业 |
| 3.3.3 技术密集型产业 |
| 3.3.4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与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测算结果比较 |
| 3.4 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竞争力 |
| 3.4.1 基于Hausmann方法测算的制造业各行业出口复杂度 |
| 3.4.2 基于Tacchella方法测算的制造业各行业出口复杂度 |
| 3.4.3 Hausmann方法与Tacchella方法出口复杂度测算结果比较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引进与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 |
| 4.2.2 国外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 |
| 4.3 模型设定、变量构建及数据说明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设计 |
| 4.3.3 数据来源及处理说明 |
| 4.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4.1 研究方法说明 |
| 4.4.2 回归结果分析 |
| 4.5 结论与建议 |
| 第5章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与出口规模竞争力 |
| 5.1 引言 |
| 5.2 技术创新对出口规模竞争力的影响机制 |
| 5.3 模型设定、变量构建及数据说明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设计 |
| 5.3.3 数据来源及处理说明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我国制造业出口规模竞争力计算结果 |
| 5.4.2 面板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5 本章结论 |
| 第6章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与出口质量竞争力 |
| 6.1 引言 |
| 6.2 模型设定、变量构建及数据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设计 |
| 6.2.3 数据来源及处理说明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测算结果 |
| 6.3.2 面板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1 全文结论 |
| 7.1.2 政策建议 |
| 7.2 不足及展望 |
| 7.2.1 不足之处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环境管制下的污染产业布局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产业布局面临的经济与环境矛盾 |
| 1.2 研究内容和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结构安排 |
| 1.6 本文创新 |
| 第2章 文献回顾 |
| 2.1 理论研究 |
| 2.1.1 外部性、产权和环境管制 |
| 2.1.2 一般产业布局理论 |
| 2.1.3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
| 2.2 经验研究 |
| 2.2.1 环境管制对产业布局、竞争力及经济与环境的影响 |
| 2.2.2 产业布局对经济与环境的影响 |
| 2.2.3 环境管制和产业布局的交互作用及对经济与环境的影响 |
| 2.3 现有理论解释力的不足 |
| 2.4 污染产业布局的新结构经济学解释 |
| 2.4.1 新结构经济学 |
| 2.4.2 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的污染产业布局 |
| 2.4.3 要素禀赋和产业选择 |
| 2.4.4 理论推断及数字依据 |
| 2.5 小结 |
| 第3章 污染产业布局现状及经验界定 |
| 3.1 污染产业的界定 |
| 3.2 污染产业分布变化的现状分析 |
| 3.2.1 行业统计变更 |
| 3.2.2 污染产业比重和区位商 |
| 3.2.3 污染产业转移 |
| 3.3 污染产业布局的界定 |
| 3.4 小结 |
| 第4章 环境管制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影响 |
| 4.1 环境目标的选择 |
| 4.2 环境与经济的相关假设 |
| 4.3 基于EKC的经验检验 |
| 4.3.1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4.3.2 经验估计 |
| 4.3.3 结果分析 |
| 4.3.4 显着性检验 |
| 4.4 小结 |
| 第5章 环境管制对污染产业布局的影响 |
| 5.1 环境管制下的产业选址 |
| 5.2“污染天堂”效应的检验 |
| 5.2.1 污染产业选址的Stock-model |
| 5.2.2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2.3 估计方法 |
| 5.3 检验结果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对布局与管制的响应 |
| 6.1 产业布局和环境管制对生产率影响的不确定性 |
| 6.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
| 6.2.1 SBM非期望产出模型 |
| 6.2.2 投入要素与产出要素 |
| 6.2.3 GTFP估算结果与分析 |
| 6.3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布局与管制响应 |
| 6.3.1 经验框架的构建 |
| 6.3.2 计量模型和数据—基于修改的EKC |
| 6.3.3 估计结果 |
| 6.3.4 结果分析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分省污染产业浓度计算结果 |
| 附录B 污染天堂效应检验结果（一） |
| 附录C 污染天堂效应检验结果（二） |
| 附录D 分省TFP和GTFP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R&D绩效研究 ——基于市场估值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 |
| 1.5 本文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和实证模型 |
| 2.1 引言 |
| 2.2 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与创新 |
| 2.3 行业生命周期与创新 |
| 2.4 地理集聚与创新:从知识溢出的角度 |
| 2.5 基于市场估值的R&D绩效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R&D绩效 |
| 3.1 实证模型 |
| 3.2 样本来源和数据搜集 |
| 3.3 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的基本情况 |
| 3.4 实证分析与结论 |
| 第4章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与R&D绩效 |
| 4.1 企业规模与R&D绩效 |
| 4.2 市场结构与R&D绩效 |
| 4.3 结论 |
| 第5章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行业生命周期与R&D绩效 |
| 5.1 对行业所属生命周期归类 |
| 5.2 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的行业间分布 |
| 5.3 行业生命周期与R&D绩效 |
| 5.4 结论 |
| 第6章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地理集聚与R&D绩效——基于知识溢出的视角 |
| 6.1 知识溢出的估算 |
| 6.2 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地理集聚:描述性统计 |
| 6.3 知识溢出与上市公司企业价值 |
| 6.4 知识溢出与上市公司R&D绩效 |
| 6.5 结论 |
| 第7章 结论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政府法规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研发费用的要求 |
| 附录B: 股权分置下的市值计算 |
| 附录C: 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结果 |
| 附录D: 各行业2003-2011年市场集中度排名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10）制造业企业研发行为对市场结构与绩效的交互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结构-行为-绩效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发展 |
| 1.2.2 基于SCP范式的各学派的主要观点 |
| 1.2.3 产业组织理论中基于 SCP 范式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发行为、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综述 |
| 1.3.1 研发与市场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综述 |
| 1.3.2 市场结构对研发作用的研究综述 |
| 1.3.3 研发对市场结构作用的研究综述 |
| 1.3.4 研发与市场绩效关系的研究综述 |
| 1.4 研究的目的及论文的结构 |
| 1.4.1 研究的目的 |
| 1.4.2 论文的结构 |
| 1.5 论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5.1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2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市场结构、研发策略性行为与市场绩效相关理论及经验研究方法 |
| 2.1 市场结构研究的理论及其经验研究方法 |
| 2.1.1 市场结构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市场结构的测算 |
| 2.1.3 本文市场结构的测算方法 |
| 2.2 研发策略性行为研究的理论及经验研究方法 |
| 2.2.1 企业策略性行为的理论发展 |
| 2.2.2 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策略性行为 |
| 2.2.3 基于研发的企业技术策略性行为选择 |
| 2.3 市场绩效的度量及其影响因素 |
| 2.3.1 市场绩效的涵义及评价 |
| 2.3.2 绩效的度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企业研发行为与市场绩效的测度与分析 |
| 3.1 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3.1.1 基于 Kalecki 法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测度 |
| 3.1.2 基于 PCM 法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测度 |
| 3.2 基于技术进步理论的企业研发行为的测度 |
| 3.2.1 企业研发行为与技术进步 |
| 3.2.2 技术进步的测度方法 |
| 3.3 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的测算 |
| 3.3.1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
| 3.3.2 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的测算结果及分析 |
| 3.3.3 我国制造业各行业技术进步率的统计描述及分析 |
| 3.4 我国制造业市场绩效的测算与分析 |
| 3.4.1 我国制造业市场绩效的测算 |
| 3.4.2 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绩效的统计描述及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研发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 |
| 4.1 市场结构对研发行为作用机制的相关理论 |
| 4.2 我国制造业行业分类 |
| 4.2.1 行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及市场结构特征 |
| 4.2.2 按增长率进行的行业分类 |
| 4.2.3 各类型行业的研发行为及市场结构特征的统计描述 |
| 4.3 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研发行为作用的实证研究 |
| 4.3.1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模型的设定 |
| 4.3.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制造业企业研发行为对市场结构的反作用机制研究 |
| 5.1 研发行为对市场结构作用相关理论 |
| 5.2 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 |
| 5.2.1 面板数据模型的建立 |
| 5.2.2 面板数据模型的分类 |
| 5.2.3 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
| 5.3 我国制造业企业研发行为对市场结构作用的实证研究103 |
| 5.3.1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3.2 模型的设定与计量结果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市场结构门限特征下我国制造业企业研发行为对其市场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基于市场结构的企业研发行为与其市场绩效的关系分析 |
| 6.2 门限回归模型 |
| 6.3 我国制造业研发行为对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3.2 我国制造业典型细分行业现状描述 |
| 6.3.3 面板双门限模型的构建 |
| 6.3.4 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四、2003年木材加工、造纸及纸制品业企业的平均利润增长率最快（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轻工企业研发行为与市场结构、市场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D]. 秦亚敏. 陕西科技大学, 2021(01)
- [3]集聚经济下的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研究[D]. 张鑫. 南京理工大学, 2020(01)
- [4]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
- [5]FDI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D]. 杨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6]税收政策对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D]. 黄磊. 东北林业大学, 2019(01)
- [7]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与出口竞争力[D]. 保永文. 武汉大学, 2017(06)
- [8]环境管制下的污染产业布局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D]. 郑明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06)
- [9]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R&D绩效研究 ——基于市场估值的视角[D]. 王文翌. 南京大学, 2013(05)
- [10]制造业企业研发行为对市场结构与绩效的交互作用机制研究[D]. 赵奚. 吉林大学,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