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饲料工业统计员培训会在重庆市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李攀[1]（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认为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卫平光[2]（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大量难民自战区逃出,汇聚后方各大城市和交通线,不仅给脆弱的战时经济造成巨大压力,也给本已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难民在逃亡过程中,因战争、饥饿、疾病等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战争导致中国工农业生产下滑,军糈民食发生严重困难。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是收拢人心,鼓舞士气,共同抗敌的需要。国民政府迅速对难民实施救济,协助其撤退到后方安全区域,逐步确立“寓救济于生产”的方针,安排难民从事各种生产事业,以促使难民尽快自给自足,减少消耗。在众多救济难民的措施中,难民移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战时中国工业不甚发达,荒地比比皆是。比较而言,垦荒无需特殊技能,能容纳大量人口,且农耕生活也更加稳定持久。国民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生活问题,确定以垦荒为配置难民的中心工作。1938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战时难民移垦事业正式启动。行政院指定中央振济委员会、经济部、内政部、财政部组成“中央主管垦务机关”,负责移送难民垦荒。“中央主管垦务机关”一方面制订政策法规,直接筹设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垦荒;另一方面督导各省政府和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国营垦区制度是国民政府为救济难民,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屯垦制度基础上,参考苏联集体农场的做法,创立的新型垦殖经营模式。为了协助难民发展生产,国民政府给予移垦难民许多特殊的优待政策,比如提供大量生产和生活资金。其中,生活费为无息贷款,生产费为长期的低息贷款;移垦难民免除3年兵役;垦民将所分配荒地开垦后,取得永久耕作权,免交土地税5-8年,等等。在国民政府的鼓励和督促下,难民移垦事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国营、省营和民营三种经营模式。国营垦场由国民政府主办,省营垦场由各省政府主办,两者统称公营垦场,资金由政府统筹。民营垦场由难民组织、慈善团体或者农业公司等主办,资金主要靠自筹解决。江西难民移垦起步较早,组织有序,成效显着。1938年7月,江西省政府成立垦务处,负责江西难民移垦工作。省垦务处主要在荒地面积较大区域筹设垦场（省营垦场）,以便集中安置难民,实施规模经营。省营垦场采取集团农场制经营,其特征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合作经营、共同分配。集团农场制是一种集体生产和合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目的在于发挥大规模集团化生产的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集团农场制有合耕制和分耕制两种模式,省垦务处初期采用集团合耕制,后因弊端较多而改为集团分耕制。在督促垦区生产的同时,省垦务处还在各垦场设立诊所,筹办垦民学校,训练垦民壮丁,建立垦区防卫武装。省垦务处通过改变垦民落后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激发垦民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抗日情绪,提高垦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垦民的生活环境。江西有大量零星荒地因不适合筹设垦场而闲置,省垦务处也无力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难民全部组织垦荒。为此,省振济会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难民,移送各县开垦零星荒地。省振济会所举办难民移垦以分散垦殖为原则,不集中设立垦场,不成立专门管理机关,难民编入各区乡镇保甲管理。江西难民零块垦殖主要由省振济会负责实施,省垦务处负责技术指导,各县政府负责荒地勘查、划拨、垦民管理和给养筹措。与此同时,各难民组织和民间慈善团体也陆续组织难民垦荒自救。民间团体移送难民垦荒,须向省垦务处登记,接受省垦务处的管理和指导。自1942年起,垦务被列为江西地方自治要政,垦殖事业的发展开始同地方行政系统相扣合,运用行政力量普遍推动。省营垦场从初期的快速扩张,逐渐进入到巩固发展阶段,不再大规模招收难民,垦务转而以利用民间资本普遍推行为原则,民营垦殖事业发展迅速。这其中,由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发起成立的战区难民移殖协会,移送了数千难民到江西垦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是战时江西最大的民营垦殖团体。民营垦殖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规模狭小。由于得不到政府的经费和技术支持,加上自身管理不善,民营垦殖场大多困难重重。国营垦务方面,“中央主管垦务机关”是一个多部门联合的协调议事机构,因事权不专,成立两年多仅在陕西设立国营垦区两处,安置难民2万人左右。鉴于农业对于抗战建国至关重要,国民政府于1940年成立农林部,以发展农业生产。1941年初,农林部设立垦务总局,负责战时垦务行政,全国难民移垦事业自此划归垦务总局办理,国营垦务自此得到快速推进。垦务总局首先在江西安福县设立国营垦区一处,招收难民垦荒。此外,垦务总局还陆续在四川、甘肃、西康、河南、福建等省设立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开垦荒地。国营垦区有固定的经费预算和较好的人才、技术力量,大多发展较快,多数垦民在经过一两年耕作后,陆续自给自足,实现预定救济的目标。随着战局趋稳,难民潮开始回落,难民移垦不再是政府垦务工作的重心。1945年初,国民政府为节省经费,支持抗战,将农林部垦务总局及所属各国营垦区全部裁撤,垦务移交地方政府办理。抗战胜利后,政府不再给予移垦难民特殊优待,难民垦场与普通垦场并无二致,垦民见家乡收复,大多弃垦返乡。省垦务处只得对各垦场进行归并调整,以图维持,难民移垦事业无形结束。总计抗战时期,省垦务处共设立垦场61个,招收难民1.6万余人,开垦荒地7万余亩,生产稻谷80余万石。省垦务处督导、协助成立民营垦殖团体125个,移垦难民1.9万余人,开垦荒地11万余亩。农林部在江西安福垦区设立垦场9个,招收垦民4 400余人,开垦荒地1.8万余亩。难民移垦兼具救济难民和发展生产的双重目的,是一项十分积极有效的政策。但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好相关方的权力和利益划分,遭到了基层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对垦务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地方政府强令垦民编入地方保甲组织,遭到垦民和垦务机关的一致反对。地方政府和垦务机关为此展开的持久争论,实质上是对垦区管辖权的争夺。垦民编入地方保甲后,优待措施不能执行,利益受到损害,阻碍垦务发展。垦民与土着人民之间因土地、水权、林权等问题产生的矛盾,加深了土客之间的猜忌与对抗,地方势力阻垦排外之风不断。在垦场内部,各垦场管理员掌管经济大权,部分垦场管理员经常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侵犯垦民权利,造成垦务管理人员与垦民关系的紧张。省垦务处对此既缺乏有效监督,又处置不力,导致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如此种种,恶化了垦区的社会生态,垦民因谋生不易,陆续退垦或潜逃。在国民政府“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抗战建国”宏大目标下,移垦各方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差异,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而垦务机关和垦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在这场博弈中的不利结局。难民移垦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屡遭基层社会的抵制和曲解,造成了政策的扭曲和变形,显示了民国基层政治与社会的混乱。国民政府为实施难民移垦,建立了科层化的垦务管理体系,首创公营垦区制度（国营和省营垦区）,并在垦区实行集团耕作制和贷款制,在土地政策、兵役政策、租税政策和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公营垦区制度的创立,是国民政府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重要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政府难民移垦的组织、实施和管理仍能恪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值得肯定。当然,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垦荒所能救济的难民数量有限。在实现从“难民——垦民——居民”转化的过程中,受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制约,垦务政策的推行遭遇诸多障碍,移垦难民屡屡弃垦他去,江西省政府力图通过难民移垦调节人口分布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总之,战时难民移垦政策的推行,救济了部分难民,推动了垦殖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救济探索了一条积极可行的道路,更为争取抗战胜利贡献了积极力量。
周晓瑾[3]（2018）在《《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文中提出《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是党的政治宣传的具体方式之一,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贡献了巨大力量。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宣传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思想宝库。但是,时代的发展却暴露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的局限性,民众主体意识的高涨、价值观的多元化、新媒体的勃兴、使《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面临巨大挑战,于此,非改进其报道无以阻止《人民日报》“英模报道”之颓势。本文在绪论部分梳理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研究的历史和界定了相关核心概念。第一章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并介绍了《人民日报》创刊和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其“英模报道”的历史起源与报道栏目变化。第二章分析了英模报道中的“英模”构成情况。通过结合不同时期《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数量和类型的变化统计表,分析了变化的整体趋势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态势。在第三章中,论文分时期呈现了英模报道数量变化和英模报道类型变化、分析了报道英模的形象变化和形象变化的原因,最后阐述了《人民日报》“英模报道”形象变化造成的社会效应。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人民日报》“英模报道”构成的挑战和改进英模报道的建议。具体而言,《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面临宣传理论更新的挑战、社会价值多元和英模精神单一的挑战以及政治宣传效应衰退的挑战。应对挑战,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理论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其次,要坚持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再次,要改进报道方式、技巧和风格,最后,要运用新媒体技术提升英模报道的实效性。
陈帆[4]（2018）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经济行动者与台州肥药市场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对台州肥药经销市场形成与发展形态的研究来探索国家和经济行动者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为了解答这一中心研究问题,本文基于对主流经济学、发展型国家理论、新制度主义研究和文化视角分析等文献的回顾,建立了一个多阶段-多机制的以行动者及其结构性行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基于对台州、嘉兴和宁波三地的肥药经销商,台州、嘉兴市、宁波市和浙江省农业部门人员,台州供销社人员以及台州农民的访谈,和台州供销社、台州市农业局和浙江省植保局及个别肥药经销企业等单位所提供的档案等一手材料,及各类公开的政府文件等二手材料,本文分析了台州肥药经销市场的发展形态及其背后机理。在回答了两个实证研究问题——中国肥药经销行业为什么在中央政府反对之下仍成功实现市场化和台州肥药市场为什么在缺乏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仍成功走向全国——的基础之上,本文的研究还涉及了四个理论问题:（1）虽然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如既有研究所以为的无非不能,中国政府制定的规范常常是对经济发展的被动反应,而且其政策会被经济行动者的逐利行动所突破,产生制度漏洞甚至产生重要的非期然后果;（2）本文揭示了经济行动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超出既有研究所认定的贡献,他们会利用甚至扭曲价格机制打破自由主义经济学许下的“市场有效运转必定带来经济发展”的承诺,也会突破国家的政策预期,同时还是推动市场发展阶段更迭和区域市场形成的重要力量;（3）本文从既有研究对嵌入对象理解的单一性和嵌入型概念缺乏权力视角这一观点切入,分析了为什么阶段分期在既有研究中或是缺失或是存在具有高度同质化的问题,并阐释了阶段分期更迭的动力;（4）本文认为既有研究对区域市场形成的解释可归结为不同视角的竞争优势理论,本文案例揭示了在缺乏竞争优势的条件下,经济行动者的逐利行动能够积累他们手中的逐利筹码并改善区域市场的逐利条件,从而推动区域市场发展壮大。
左凤荣,冯筱才,王绍光,吕新雨,曹树基,刘诗古,刘民权,孙经先,老田,单世联,刘骥,林深靖,李若建,李公明[5]（2014）在《统计与政治(上)》文中认为第十一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3年11月2日至3日在上海郊区的江南水乡金泽古镇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统计与政治"。本届论坛旨在聚焦中外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如特定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等）,探讨统计与政治的关系,以及统计在政治中的具体应用——在某些颇具争议的统计数据的获得上,作为"政治算术"的"统计"究竟如何扮演了别样的政治工具的角色。也许历史罕有真相显现,"统计"亦难摆脱"政治"之纠缠。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从探讨"统计"与"政治"的关系入手,撬动被"政治"密闭发酵的封缸中的历史事件,以"去政治化"的"统计",促进历史共识的凝聚。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并经所有发言者校订与补充。评论及讨论部分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所拟。因为篇幅所限,部分内容未能一并刊出。
胡小璞[6]（2013）在《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提供家庭保健服务的可行性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描述项目县2012年为儿童、青少年、育龄人群和中老年人群提供健康教育、健康检查、健康咨询的家庭保健活动全貌,为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的拓展转型提供发展思路；为探索农民健康权益保障,推动农村健康促进工作的开展整理出可行的方式方法。方法：以继续加强家庭保健服务并发挥其在传染病预防健康教育中的作用项目（以下简称“家保项目”）的中部两省的5个项目县（A-E）作为研究平台,对其提供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家庭保健服务的过程进行观察。首先,综合运用深入访谈法、专题小组讨论法、现场自填法、观察法等方法,在保健服务开展的不同阶段,了解项目县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开展家庭保健的思路、体会、愿望和要求。其次,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利益集团理论、健康相关行为改变理论、管理者才干等理论研究保健服务过程中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最后,应用家庭保健的评价框架来评估观察期满后的工作成效。结果：（1）项目县家庭保健服务活动的效果。5个项目县开展家庭保健的制度变迁过程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CD）、强制性制度变迁（AE）和制度阻滞（B）三种类型。CD两县立足需求,结合现有的服务能力,开展了针对性的保健服务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服务效果,是“差异化”运营模式的代表；AE两县秉承以往的保健服务的运作方式,运动式的将“健康教育、健康检查和健康咨询”覆盖到试点乡镇,是“一刀切”管理：而B县在服务过程中面临系统内外和体制上的诸多障碍,还处于“脱困”的阶段,其制度化的进程是“停滞状”的。（2）人口计生系统提供家庭保健的可行性评估。2012年5个县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家庭保健服务活动,但离整体、多维、针对性的家庭保健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依据可行性分析框架,人口计生系统提供家庭保健服务需要在诸如国家政策缺位、服务队伍的绩效管理手段欠缺、管理/服务能力不足和保健成效与制度初衷有差异等主客观方面进行提升。（3）农村健康促进工程的理论探索。“大部制”为家庭保健的资源整合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未来应从服务对象的需求出发,构建家庭保健的服务整合框架。在此框架下,政府根据责任和能力提供家庭保健的公共产品和一部分必要的准公共产品,做好评价、政策研究和保障三方面的工作。其主要职责是构建有益于健康的制度环境,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装置引导家庭和个人关注健康、促进社会力量发展健康事业。结论:项目县对家庭保健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管理者才干”实质性的推动了家保项目,项目和人口计生系统的常规工作相结合也实实在在的为辖区居民“关爱健康”添砖加瓦,尽管在现有体制内人口计生系统提供家庭保健还存在方方面面的障碍。未来家庭保健的发展,应坚持以服务整合为基础的顶层制度设计,真正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导向,而不是服务提供者的需求,这样才能把好事儿落实,把实事儿办好。
柳浩[7]（2013）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治蒙机构研究》文中认为蒙古一直都是历届中央政权十分重视的地区,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它与中央的关系愈发变得紧密,中央政府也是以设置专管机构等方式来确立其对蒙古地区的管理,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蒙古地区的管理机构已不仅仅限于在中央设置单一机构,而是呈现多元化,中央与地方并存,上级与下级共事,专管与分管合作,从而形成了管理蒙古地区的多机构模式。在中央,对蒙古地区进行管理的当属蒙藏委员会,它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便已作为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行使职权,成为这一时期专管蒙古地区事务的最高机构,并下辖诸多专门机构共同管理,而蒙藏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也成为南京政府时期治蒙机构的核心。在地方,许多领域均有专门的治蒙机构对蒙地负有管理职责,这类机构多直接对中央负责,作为中央治蒙在地方的延伸,成为管理蒙地机构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上述专司蒙地管理的诸多机构之外,还存在日常事务中涉及治蒙内容的中央与地方机构,在中央以行政院及下辖各部门为代表,在地方则以统辖蒙古地区各盟旗的省政府为主,此类机构为国家行政机关,在其相关管理工作中时常含有治蒙事务,或是独立处理,或是与其他部门共同协商,以多种方式参与到治蒙事务之中,在治蒙机构中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各机构在治蒙事务中通过颁布政策法令、设立办事机构等方式履行其组织建制时所订立的职责,以求促进蒙地的发展,使之与中央关系趋于紧密,也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就,不过终有部分法令法规未能完全落实,成为此类机构运作过程中的遗憾。
王智才[8]（2013）在《全力推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现代畜牧业建设取得新成效2012年,畜牧行业攻坚克难,实现稳中有进。一年来,各级畜牧兽医部门着力化解矛盾,有效应对挑战,全面完成了"保供给、保安全、保生态"任务,现代畜牧业建设取得新成效,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新贡献。—畜牧业生产稳定发展。预计全年肉、蛋、奶总产量分别为8220万吨、2835万吨和3870万吨,同比分别增长3.3%、0.8%和1.5%,再创历史新高;工业饲料产量达到1.9亿吨,增长5%,稳
杨娜[9]（2012）在《中国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政府宏观决策、社会各界对农业统计数据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现有的农业统计体制设置与运行机制表现出很大程度的滞后性与不适应性。现有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的不完善突出表现在：农业统计信息内容不能够全面反映农业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整体状况；农业统计信息的时效性与质量不足以为市场各主体的有效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农业统计信息服务功能未能满足各类统计用户的多层次统计需求等方面。为全面提升农业统计服务水平，着力推进农业统计信息的公开透明，我国的农业统计体制与运行机制亟需改革与完善。因此，从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出发，开展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的相关研究，为我国农业统计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提出科学的政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研究首先探讨了农业统计体制与运行机制的相关理论，界定了相关概念的基本内涵，概括了农业统计的基本特征，提出农业统计体制与运行机制设计的原则和目标；从横向角度归纳了目前世界各国的4种主要农业统计体制，包括“专业集中、地方集中”、“专业分散、地方分散”、“专业集中、地方分散”、“专业分散、地方集中”等，并对代表性的几个发达国家的农业统计体制与运行机制现状、特点、优点与不足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国际农业统计制度的共性与未来的发展趋势；从纵向角度分析了我国农业统计体制的现行架构及其历史变迁，提出目前我国农业统计体制在运行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权责不清、缺乏权威性与独立性、统计监督管理不善等；然后，采用非对称信息博弈理论对制约我国农业统计水平发展的制度性因素进行了具体的探讨，通过构建现有制度下的统计产品与服务生产过程的多阶段博弈模型，对信息采集、数据上报、地方干预、产品使用等过程的非对称信息博弈过程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我国现行农业统计体制机制在运行过程中造成的非合作博弈的均衡结果，论证了制度农业统计的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取向，认为厘清权责、建立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等是进一步发展我国农业统计水平的有效措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型农业统计制度设计框架。借鉴国外制度，基于我国国情，构建我国农业统计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框架，依照农业统计信息采集、信息汇总加工、信息质量评估、信息共享发布等流程，创新机构设置，完善统计服务，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新型农业统计体制与运行机制。
彭英[10]（2012）在《重庆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建筑业在重庆市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建筑安全形势却依然严峻，并成为重庆市建筑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十二五”期间，重庆市建筑业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各种建设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发展动力依然强劲。从这两方面来讲，重庆市更应加强建筑安全管理。在此背景下，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提出加快“重庆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工作的要求。通过此标准的实施，首先，以该标准为导向，督促、指导和规范施工企业科学合理地进行现场施工从业人员的配备，同时为政府监管部门提供工作依据；然后，推动建筑行业加强教育培训工作，促进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高，提升建筑业质量安全水平；最后，引导和推动建立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体制和薪酬体系，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公平与和社会谐。该文由此出发，采用文献研究、调查、对比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来进行课题研究。首先，在阅读和研究大量国内外有关建筑安全管理方面的文献之后了解了建筑安全的有关影响因素，究其深层原因，管理缺陷是其根本原因所在。而高效的管理基于完善的组织结构，完善的组织结构又取决于合理的人员配备，因此，研究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问题对于施工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其次，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对建筑工地从业人员的配备要求以及国内其他省市在施工现场从业人员配备方面的经验做法，为该课题研究提供借鉴参考。然后，经过广泛调研，了解了重庆市建筑工地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存在的问题并获取了大量有关建筑工地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方面的资料，为该课题的研究提供实践依据。最后，在以上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结合相关理论，从工程类别、工程规模、管理组织结构、从业人员类型、从业人员资格要求、从业人员数量配备等方面制定重庆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标准，并提出该标准实施的保障措施。
二、全国饲料工业统计员培训会在重庆市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饲料工业统计员培训会在重庆市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论述思路与分析框架 |
| 四、主要学术创新与不足 |
| 五、资料述评 |
| 六、概念界定及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战时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的形成 |
| 一、战前中国的垦殖政策与实践 |
| 二、积极救济方针的确立 |
| 三、难民移垦的决策过程 |
| 第二节 江西垦务的发展背景 |
| 一、江西的垦殖环境 |
| 二、战时江西的难民救济 |
| 第三节 江西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一、垦务的规划与设计 |
| 二、垦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三、“委员制”和“处长制”之比较 |
| 第二章 寓赈于垦——难民移垦事业的发轫 |
| 第一节 身份的转变:从难民到垦民 |
| 一、垦民的选收 |
| 二、垦民的人口学分析 |
| 三、垦民的给养 |
| 第二节 垦殖资金的筹措与使用 |
| 一、垦殖资金的筹措 |
| 二、垦殖资金贷放与监管 |
| 第三节 垦场的生产与经营 |
| 一、荒地调查与地权清理 |
| 二、集团合耕制的实施 |
| 三、从合耕制到分耕制——垦殖经营制度的变革 |
| 四、省营垦场的生产绩效 |
| 第四节 垦区社会事业 |
| 一、垦民教育 |
| 二、医疗与卫生 |
| 三、垦区安全建设 |
| 第三章 多头并举——难民移垦的普遍推行 |
| 第一节 战时各县垦务的实施 |
| 一、地方自治与各县垦务的推动 |
| 二、各县难民零块垦殖 |
| 第二节 救济粤东难民运动 |
| 一、赣粤合作,共济难民 |
| 二、移民垦荒,救扶并举 |
| 三、从难民到居民:庄义刊的难民生活 |
| 第三节 战时江西的民营垦殖 |
| 一、江西民营垦殖概况 |
| 二、战区难民移殖协会 |
| 三、民营垦殖之困 |
| 四、江西公私营垦殖绩效 |
| 第四节 垦务管理之弊 |
| 一、南丰康都场:营私舞弊,贻误生产 |
| 二、吉安大白垦殖场:亏空公款,卷款潜逃 |
| 三、管理员张一帆:以权谋私,垦务废弛 |
| 四、泰和沿溪渡垦殖场:挪用公款,冒名顶替 |
| 五、管理员王壮飞:假公济私,杀人灭口 |
| 第四章 国营垦务的实施及其政策调整 |
| 第一节 国营垦务的实施 |
| 一、农林部垦务总局的成立 |
| 二、战时国营垦务的推行 |
| 第二节 江西安福垦区的筹设与发展 |
| 一、安福垦区的筹设 |
| 二、垦民选收及其困境 |
| 三、垦民生活重建 |
| 四、垦区生产与经营 |
| 第三节 归于沉寂——难民移垦事业的结束 |
| 一、战时垦务重心的转移 |
| 二、安福垦区接收困局 |
| 三、农林部垦务总局的裁撤 |
| 四、江西难民移垦事业的归并与调整 |
| 第五章 战时的国家、社会与垦民 |
| 第一节 保甲制度的强行移植 |
| 一、民国江西保甲制度的实施 |
| 二、难民入垦与地方保甲的矛盾 |
| 三、垦民“特编保甲”的实施 |
| 四、尘埃落定——垦民保甲问题的终结 |
| 第二节 土客关系及其调适 |
| 一、土客矛盾的产生 |
| 二、土客冲突下的垦民与地方社会 |
| 三、土客关系的调适 |
| 第三节 垦民弃垦及其应对 |
| 一、垦民弃垦原因分析 |
| 二、垦务机关的应对 |
| 结语: 战时江西难民移垦的作用、特点及其困境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3）《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政治宣传与《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概述 |
|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在苏联的实践 |
|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理论的中国化 |
| 第二节《人民日报》的创刊 |
| 一、创刊及发展 |
| 二、功能地位 |
| 第三节《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英模报道的历史起源 |
| 二、“英模报道”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栏目变化 |
| 第二章 英模报道中的“英模”构成 |
| 第一节 历年英模报道总量统计 |
| 一、报道统计概述 |
| 二、报道数量与分布 |
| 第二节 英模构成的类型分布 |
| 一、英模行业结构分布 |
| 二、英模性别结构分析 |
| 三、英模的政治面貌结构统计 |
| 第三节 英模报道的品质结构分析 |
| 一、政治品质 |
| 二、劳动品质 |
| 三、道德品质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演变 |
| 第一节 建国头十七年《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数量变化 |
| 二、英模形象 |
| 三、形象变化之原因 |
| 四、社会效应 |
| 第二节 极“左”时期《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数量变化 |
| 二、英模形象 |
| 三、变化原因分析 |
| 四、社会效应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 |
| 一、报道数量变化 |
| 二、形象分析 |
| 三、形象变化之原因 |
| 四、社会效应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英模报道的挑战及其应对 |
| 第一节 英模报道的挑战 |
| 一、新时代需要新宣传理论 |
| 二、社会价值观多元，英模精神单一 |
| 三、政治宣传的效应衰退 |
| 第二节 改进英模报道的建议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理论的基本原则、立场、方法 |
| 二、群众路线理论的实践与坚持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 |
| 三、改进报道方式、技巧、风格 |
| 四、新媒体技术运用与提升英模报道实效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1950 年—1965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 附录二：1966 年—1976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 附录三：1977 年—2002 年《人民日报》英模报道题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国家与市场之间：经济行动者与台州肥药市场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解释 |
| 1.2.2 发展型国家理论 |
| 1.2.3 新制度主义理论对经济发展的解释 |
| 1.2.4 文化等其他视角的启示 |
| 1.2.5 多阶段-多机制的行动者分析框架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案例研究 |
| 1.3.2 研究方法与数据 |
| 1.4 阶段分期 |
| 1.4.1 阶段分期的缘由 |
| 1.4.2 中国肥药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
| 1.4.3 台州肥药市场的兴起 |
| 1.5 章节安排 |
| 2 国家立规范 |
| 2.1 计划独营阶段(1956-1977年) |
| 2.1.1 人民公社与计划经济体制 |
| 2.1.2 人民公社体制下的肥药购销体系 |
| 2.1.3 计划独营体制稳步发展的根源 |
| 2.2 市场化萌芽阶段(1978-1981年) |
| 2.2.1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
| 2.2.2 生产责任制改革带来的冲击 |
| 2.2.3 局部调整和重点突破的互动过程 |
| 2.2.4 局部调整治标不治本 |
| 2.3 双轨竞争阶段(1982-1997年) |
| 2.3.1 双轨竞争过程的宏观与中观背景 |
| 2.3.2 国家行动者对肥药行业市场化的应对 |
| 2.3.3 中央政府维持计划独营的预期落空 |
| 2.4 市场化改革阶段(1998-2002年) |
| 2.4.1 市场化改革阶段的宏观背景 |
| 2.4.2 台州肥药市场的形成 |
| 2.4.3 国家行动者主导角色交棒农业部门 |
| 2.5 规范化阶段(2003-2010年) |
| 2.5.1 药市场初立时的混乱 |
| 2.5.2 农业部门制定正式规范 |
| 2.5.3 农业执法带来市场规范化 |
| 2.6 “升级”新市场阶段(2011-2016) |
| 2.6.1 中央政府加强对农业调控 |
| 2.6.2 各级政府定义正式规范 |
| 2.6.3 “升级”新市场 |
| 2.7 小结 |
| 2.7.1 肥药经销行业实现市场化的根源 |
| 2.7.2 国家行动者的角色 |
| 3 市场破预期 |
| 3.1 肥药市场萌芽阶段(1978-1981年) |
| 3.1.1 生产责任制带来制度裂缝 |
| 3.1.2 逐利活动兴起 |
| 3.1.3 肥药行业已形成市场萌芽 |
| 3.2 寡头垄断竞争阶段(1982-1997年) |
| 3.2.1 肥药供求矛盾奠定市场化基石 |
| 3.2.2 寡头垄断竞争 |
| 3.2.3 计划独营体制的崩溃 |
| 3.3 肥药市场形成阶段(1998-2002年) |
| 3.3.1 全国肥药行业市场化改革 |
| 3.3.2 肥药市场形成过程 |
| 3.3.3 肥药市场正式形成 |
| 3.4 台州肥药市场大发展阶段(2001-2010年) |
| 3.4.1 台州农业行政执法的启动 |
| 3.4.2 台州肥药市场走向全国 |
| 3.4.3 肥药市场脱颖而出 |
| 3.5 利基窄化阶段(2011-2016年) |
| 3.5.1 中央政府加强调控 |
| 3.5.2 利基瓶颈的形成和突破 |
| 3.5.3 会有新一轮大发展吗? |
| 3.6 小结 |
| 3.6.1 经济行动者在市场化中的角色 |
| 3.6.2 台州肥药市场兴起的根源 |
|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4.1 研究结论 |
| 4.1.1 国家行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
| 4.1.2 经济行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
| 4.1.3 阶段分期形成的动力 |
| 4.1.4 区域市场形成的动力 |
| 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5）统计与政治(上)（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统计中的浮夸 |
| 左凤荣:斯大林的数据政治 |
| 冯筱才:浮夸与打折——统计政治中的两种策略 |
| 王绍光:对前朝的数据与后来公布的所谓“真相”, 我们都应抱着怀疑态度来使用 |
| 王绍光:玩弄档案与玩弄数据其实没有多大差别 |
| 孙经先:反“浮夸”中的“浮夸” |
| 老田:把机会主义行为的缺陷视为难于避免的“常识” |
| 单世联:不能把“浮夸”抽象为人类社会的积习 |
| 刘骥:“浮夸”与表演 |
| 林深靖:越内部、越机密的材料就越权威吗 |
| 冯筱才:不搞档案虚无主义, 也不搞档案迷信主义 |
| 左凤荣:关键要找数字背后的那些体制性原因 |
| 二、统计中的“正常”与“非正常” |
| 王绍光:“正常”与“非正常死亡”——从历史和比较视角看“大饥荒” |
| 冯筱才:揭穿统计的“诡计” |
| 刘骥:价值判断之外, 还应做人口学上的实证评估 |
| 孙经先:平均死亡率的计算 |
| 曹树基:小心比坏的想法 |
| 李若建:零岁人口死亡问题 |
| 林深靖:不同的追寻、比对 |
| 王绍光:统计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统计与政府的关系 |
| 三、苏联“大饥荒”的发生 |
| 吕新雨:究竟如何理解“大饥荒”的发生 |
| 单世联:数字是政治但不只是政治 |
| 左凤荣:把农民当成了工人阶级的异类 |
| 冯筱才:“背景性因素”的解释比较容易用来建构合法性 |
| 吕新雨:只有在比较的视野中才能看到问题所在 |
| 四、中国“大饥荒”的发生机制 |
| 曹树基:产量、征购与口粮 |
| 刘诗古:水陆交通线与无为县的“大饥荒” (1959~1961) |
| 刘民权:微观机制研究的重要性 |
| 王绍光:是谁在修改数据 |
| 冯筱才:“压力”比“素质”更重要 |
| 老田:逃荒与人口减少问题 |
| 刘民权:外部压力固然非常重要, 但是干部的素质也非常重要 |
| 王绍光:边缘情况下的压力 |
| 曹树基:数据是怎么修改出来的 |
| 曹树基:逃荒与户口 |
| 刘诗古:干部素质与饥荒发生 |
| 五、中国“大饥荒”中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统计 |
| 刘民权:中国60年代饥荒的规模 |
| 孙经先: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与非正常死亡问题 |
| 曹树基:谁是谣言的制造者 |
| 冯筱才:临时户口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
| 老田:不能假定户籍管理制度是完美执行的 |
| 李公明:口粮难得 |
| 冯筱才:户口与口粮 |
| 李若建:最好的数据是1982 年1‰的生育率调查 |
| 单世联:营养性死亡问题 |
| 孙经先:迁移漏报户籍不应该算入非正常死亡 |
| 刘民权:平心和气来讨论这个大问题 |
| 王绍光:关于生育率调查的可信度 |
（6）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提供家庭保健服务的可行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题目界定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的问题 |
| (四）相关理论介绍 |
| (五）调查研究 |
| (六）案例研究 |
| (七）计划生育系统提供家庭保健服务的系统评估 |
| (八）研究框架 |
| 第一部分 开展家庭保健的背景 |
| (一)健康及健康发展战略 |
| (二）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简介 |
| (四）人口计生系统的演变与发展 |
| (五）经济发达国家的保健服务成效及启示 |
| 第二部分 项目县开展家庭保健服务的过程 |
| (一）项目县的服务资源 |
| (二）服务对象的需求分析 |
| (三）年度保健计划的形成 |
| (四）年度保健计划的实施 |
| 第三部分 项目县提供家庭保健服务的动力和策略 |
| (一）提供家庭保健服务的动力 |
| (二）提供家庭保健服务的策略 |
| 第四部分 开展家庭保健的评估 |
| (一）年度保健计划的完成情况 |
| (二）开展家庭保健服务以来的变化 |
| (三）开展家庭保健的产出和效果 |
| 第五部分 开展家庭保健的总结和思考 |
| (一）家庭保健工作的总结 |
| (二）家庭保健工作的探索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综述 |
| 一、计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发展及争议 |
| 二、家庭保健及其功能定位 |
| 三、家庭保健服务幵展情况 |
| 四、基层技术服务机构亟待加强服务能力建设 |
| 五、国内研究现状及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治蒙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设置治蒙机构的背景 |
| 第二章 蒙藏委员会及其直属机构 |
| 第一节 蒙藏委员会 |
| 第二节 蒙藏委员会直属机构 |
| 第三章 地方治蒙机构 |
| 第四章 其他涉蒙事务机构 |
| 第一节 其他中央部门的治蒙职责 |
| 第二节 周边各省的涉蒙事务及其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全力推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现代畜牧业建设取得新成效 |
| 1. 着力强化政策扶持和落实。 |
| 2. 着力提升综合生产能力。 |
| 3. 着力强化监测预警和调控。 |
| 4. 着力强化质量安全监管。 |
| 5. 着力强化草原生态保护建设。 |
| 6. 着力强化依法治牧。 |
| 7. 着力强化科技支撑。 |
| 二、努力开创现代畜牧业建设新局面 |
| 1. 围绕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 |
| 2. 围绕防止生产剧烈波动,强化信息监测预警。 |
| 3. 围绕夯实畜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加快建设现代饲料工业。 |
| 4. 围绕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要求,大力推进草原保护建设。 |
| 5. 围绕高效生产和质量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奶业。 |
| 6. 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提升畜牧业科技水平。 |
（9）中国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服务功能扩展，暴露现有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的不足 |
| 1.1.2 农业统计信息内容更趋复杂，对现有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提出更高要求 |
| 1.1.3 不同需求主体对农业统计信息的时效性和质量要求不断提高 |
| 1.1.4 进一步完善农业统计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符合当前推进现代和新农村建设要求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2.3 研究进展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意义 |
| 1.3.4 技术路线 |
| 1.3.5 论文结构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5 本研究的假设 |
| 第二章 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及特征分析 |
| 2.1.1 统计的内涵及分类 |
| 2.1.2 农业统计的内涵及特征 |
| 2.1.3 农业统计体制的内涵及类型划分 |
| 2.1.4 农业统计运行机制 |
| 2.2 农业统计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关系分析 |
| 2.2.1 农业统计体制是运行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与载体 |
| 2.2.2 农业统计运行机制是农业统计体制顺利构建的保障 |
| 2.2.3 体制改革与机制建设是农业统计体系的密不可分的主体构成 |
| 2.3 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3.1 新公关管理理论 |
| 2.3.2 制度变迁理论 |
| 2.3.3 博弈论 |
| 第三章 我国现行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分析 |
| 3.1 我国农业统计发展历程 |
| 3.1.1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农业统计 |
| 3.1.2 我国农业统计体制的发展历程 |
| 3.1.3 我国农业运行机制的发展历程 |
| 3.1.4 我国统计法律制度的完善过程 |
| 3.2 我国农业统计体制分析 |
| 3.2.1 我国现行农业统计体制的特点 |
| 3.2.2 我国的农业统计机构设置 |
| 3.2.3 我国农业统计相关法律法规 |
| 3.2.4 农业统计经费来源 |
| 3.2.5 农业统计人员组成 |
| 3.3 我国农业统计运行机制分析 |
| 3.3.1 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统计调查技术规范 |
| 3.3.2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 |
| 3.3.3 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统计从业人员和项目管理制度 |
| 3.3.4 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统计数据发布体系 |
| 3.4 我国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面临的挑战 |
| 3.4.1 农业统计机构运行效率有待提高 |
| 3.4.2 不同渠道间的数据兼容与共享有待改善 |
| 3.4.3 统计数据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有待增强 |
| 3.4.4 农业统计工作计划管理有待加强 |
| 第四章 国外不同类型农业统计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比较与借鉴 |
| 4.1 高度分散型的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以美国为例 |
| 4.1.1 美国农业统计发展历程 |
| 4.1.2 美国农业统计体制分析 |
| 4.1.3 美国农业统计运行机制分析 |
| 4.1.4 美国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的优势与挑战 |
| 4.2 高度集中型的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以加拿大为例 |
| 4.2.1 加拿大农业统计机构设置与职能定位 |
| 4.2.2 加拿大农业统计机构运行机制 |
| 4.2.3 加拿大农业统计的优势与挑战 |
| 4.3 专业集中、地方分散的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以德国为例 |
| 4.3.1 德国农业统计机构设置与职能定位 |
| 4.3.2 德国农业统计机构运行机制 |
| 4.3.3 德国农业统计的优势与挑战 |
| 4.4 专业分散、地方集中的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以法国为例 |
| 4.4.1 法国农业统计机构设置与职能定位 |
| 4.4.2 法国农业统计运行机制 |
| 4.4.3 法国农业统计的优势与挑战 |
| 4.5 国外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共性及发展趋势 |
| 4.5.1 国外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共性 |
| 4.5.2 国外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发展趋势 |
| 4.6 国外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
| 4.6.1 提高农业统计工作的独立性、中立性和透明性 |
| 4.6.2 强化农业统计工作的计划管理 |
| 4.6.3 强化依法开展农业统计工作 |
| 4.6.4 统一农业统计指标，加强统计项目审查 |
| 4.6.5 农业统计服务的多样性与广泛性 |
| 第五章 利益博弈视角下中国农业统计体制的运行及其改进 |
| 5.1 农业统计体制运行的非合作博弈 |
| 5.1.1 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
| 5.1.2 农业统计体制运行过程中的博弈过程 |
| 5.2 基层农业统计部门与农户、农业企业等填报部门之间的博弈 |
| 5.2.1 不完全信息下的道德风险问题 |
| 5.2.2 基层填报部门的道德风险模型 |
| 5.2.3 博弈结果分析 |
| 5.3 地方政府对所属农业统计部门的干预 |
| 5.3.1 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 |
| 5.3.2 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的动态博弈模型 |
| 5.3.3 动态博弈结果 |
| 5.4 下级农业统计部门与上级农业统计部门的博弈 |
| 5.4.1 监督博弈与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
| 5.4.2 上级统计部门对下级统计部门的监督博弈模型 |
| 5.4.3 监督博弈的结果 |
| 5.5 农业统计部门与政府预算决策部门间的博弈 |
| 5.5.1 逆向选择与信号传递 |
| 5.5.2 农业统计信息市场的逆向选择模型 |
| 5.5.3 逆向选择博弈结果 |
| 5.6 基于均衡观点的农业统计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帕累托改进 |
| 5.6.1 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困境 |
| 5.6.2 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取向 |
| 第六章 我国新型农业统计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构建 |
| 6.1 推进我国农业统计体制与运行机制调整的基本思路与原则 |
| 6.1.1 总体目标 |
| 6.1.2 整体思路 |
| 6.1.3 基本原则 |
| 6.2 我国新型农业统计体制的构建 |
| 6.2.1 管理体系 |
| 6.2.2 经费管理 |
| 6.2.3 人员管理 |
| 6.2.4 统计法律法规建设 |
| 6.3 我国农业统计运行机制的优化设计 |
| 6.3.1 农业统计数据质量控制机制 |
| 6.3.2 农业统计数据共享机制 |
| 6.3.3 农业统计运行保障机制 |
| 第七章 完善我国农业统计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政策建议 |
| 7.1 建立健全农业统计法律体系 |
| 7.2 改进农业统计调查制度 |
| 7.3 加强农业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和评估 |
| 7.4 促进农业统计信息化 |
| 7.5 扩大农业统计信息服务范围 |
| 7.6 增强农业统计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
| 7.7 加强农业统计国际交流与合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10）重庆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从业人员与安全生产关系的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4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路线 |
| 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事故致因理论 |
| 2.2 组织理论 |
| 3 国内外建筑工地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现状分析 |
| 3.1 国外建筑工地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办法 |
| 3.2 国内建筑工地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办法 |
| 3.2.1 我国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要求 |
| 3.2.2 国内其他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要求 |
| 3.3 建筑工地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的调查研究 |
| 3.3.1 调查问卷的设计 |
| 3.3.2 调查对象的选择 |
| 3.3.3 调查的实施 |
| 3.3.4 调查研究总结分析 |
| 4 建筑工地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的基础分析 |
| 4.1 影响因素分析 |
| 4.2 工程类别的划分 |
| 4.3 工程规模的划分 |
| 4.4 从业人员类型分析 |
| 4.5 从业人员数量配备分析 |
| 5 建筑工地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标准的制定 |
| 5.1 标准的编制依据 |
| 5.2 标准的结构设计 |
| 5.3 标准制定结果 |
| 5.3.1 施工项目的管理组织结构 |
| 5.3.2 部门和岗位的管理职能 |
| 5.3.3 从业人员的任职资格要求 |
| 5.3.4 从业人员配备标准表 |
| 5.4 标准的适用条件 |
| 5.5 标准的实施原则 |
| 6 建筑工地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标准实施的保障措施 |
| 6.1 组织保障措施 |
| 6.2 制度保障措施 |
| 6.3 经济保障措施 |
| 6.4 技术保障措施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全国饲料工业统计员培训会在重庆市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D]. 卫平光. 南京大学, 2019(01)
- [3]《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D]. 周晓瑾. 兰州交通大学, 2018(01)
- [4]国家与市场之间：经济行动者与台州肥药市场的发展[D]. 陈帆. 浙江大学, 2018(12)
- [5]统计与政治(上)[J]. 左凤荣,冯筱才,王绍光,吕新雨,曹树基,刘诗古,刘民权,孙经先,老田,单世联,刘骥,林深靖,李若建,李公明. 开放时代, 2014(01)
- [6]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提供家庭保健服务的可行性分析[D]. 胡小璞. 武汉大学, 2013(07)
- [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治蒙机构研究[D]. 柳浩. 湖南师范大学, 2013(S1)
- [8]全力推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J]. 王智才. 中国畜牧业, 2013(04)
- [9]中国农业统计体制及运行机制研究[D]. 杨娜.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2(08)
- [10]重庆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现场施工从业人员配备研究[D]. 彭英. 重庆大学, 2012(05)